和谐与谦让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人们的思想观念、心理状态和行为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也变得复杂化了。社会差异的日益明显，各种矛盾的不断产生，严重影响了人们的正常状态，形成了不同程度的内耗现象。因此，在社会转型时期构建和谐的人际关系，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任务之一。
那么，什么是和谐呢？首先，和谐是一个重要的哲学范畴。在中外哲学史上，许多著名哲学家都曾对这已范畴做出过自己的解释。亚里士多德认为和谐是整体的统一性和完美性，是多样性的统一；黑格尔认为和谐是事物本质中差异面的统一。中国儒家文化特别强调和谐，讲求“和为贵”。孔子认为和谐是适中、适度；老子认为和谐是阴阳二气的统一；董仲舒认为和谐是善与美的最高境界；王船山认为和谐是宇宙存在的本来状态，是事物运动的最终归宿，等等，视和谐为人际关系中的理想状态。其次，和谐是指不同的东西结合而达到的平衡，意味着允许不同个性和对立面的共同存在。孔子就认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并不等于放弃自己的独立人格和见解。如果放弃了独立的人格和见解，就等于失去了矛盾的一方，谈不上对立的统一，更谈不上和谐二字。
那么怎么样才能实现人际关系的和谐呢？其中一个重要办法就是谦让。具体解释为虚心不自满，最终别人的平等人格，荣立不争，享乐居后。在对谦让内涵的理解上要把握两点：首先，谦让是一种博大胸怀。我们中华民族历来以宽宏大度的美德著称。唐代名相魏征在《群书治要〃老子》中曾说：“地洼之，水流之；人谦之，德归之。”宋代苏洵则认为：“一忍可以支百勇，一静可以支百动。林逋在《省心录》中也说：“何以处众，宽以对下，怒以待人，君子人也。”在这里，谦让的变现方式就是忍和静，宽和怒。于是，便有了“招殃之端，莫很于气性；避祸之法，莫过于忍让“的至理名言，也有了“水流任急境常静，花落虽频意自闲”的思想境界。其次，谦让又是一种思想方法。清代金缨在《格言联壁〃接物》中说：“人好刚，我以揉胜之；人用术，我以诚感之；人使气，我以理屈之。”这种思想方法古往今来被人看重，并收到了良好效果。古代有个“让他三尺又何妨”的故事，读来让人寻味。说的是有个邻居家因三尺宅地而争吵不休，彼此伤了和气。为了争赢这三尺宅地，其中一户给外地做官的家人写信求助。那位官员在回书中写道：“争吵不休为建房，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何处可寻秦始皇。”家人读罢此书，茅塞顿开，照此训去做，结果使两家重修于好，尽弃前嫌。由此，不禁让人想起战国时期发生在赵国的“将相和”故事和三国时期发生在吴国的周瑜让程普故事。在这些故事中，谦让不仅仅是宽宏大度和开阔胸怀，而且是一个重要的思想方法。假如上述那位官员的家书不那么写，而是以权压人，帮住家人争夺那三尺宅地；假如周瑜以斗狠的姿态对待轻慢自己的老臣程普，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其结果必然是激化矛盾，两败俱伤，造成严重后果，哪里还谈得上人际关系的和谐？
以谦让求得人际关系的和谐不失为一种有效方法，但这种方法只适用于君子之间，有个限定范围。如果抛开这个范围，对敌人、对恶人、对坏人、对小人一味的谦让，就是扬恶怂邪，放弃正义和原则，就会物极必反，破坏和谐，造成人际关系的失衡。在人际关系上，出了年龄差异、职务高低和专长不一之外，人格都是平等的，谁也不怕谁，谁也不用瞧不起谁。那种以年长压人，以官大欺人，以个人所长攻他人之弱的人，其实是一种无能和浅薄的表现。至于那些被压、被欺、被攻之人不予计较，并非无能之辈，而是一种谦谦君子的气度和风范。如果把一些高文化素质之士的谦让误认为是软弱可欺，而且欺人太甚，超过了限度，事情就会走向反面，欺人者反被人欺。君子对待伪君子的应对策略一贯是“先礼后兵”，自己主动退避三舍而他人仍在穷追不放，只好被迫反击，兵戎相见，公开矛盾，破坏和谐。
“恭可平人怒，让可息人争”。在日常生活中学会尊重别人、谦让他人，是构建良好人际关系的良策妙计。特别是做领导工作的，只有做到“功高而居之以让，势尊而守之以卑”，才能密切联系群众，融洽干群关系，促进安定团结局面的巩固和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