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闲着》的策划案 导演：张伟杰（有节选）
一、选题概述和主题
近些年在上海街头出现了不少许多靠卖艺为生的人，他们有的是辗转各地的流浪艺人，有的是乞讨者，还有一些是市民艺术爱好者，下岗或者退休后因生活困难，靠卖唱来补贴生活„„为了摆脱心里的沉闷，他们每天都会加入公园里一支支由退休职工成的歌队，教歌唱歌，用虔诚的心灵和表情讴歌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的成就。在那些激昂振奋的歌谣里，在一种集体催眠的氛围里，他们穿越时空回到了过去，陶醉在昔日的辉煌中，寻找着那些失落的尊严。入夜，他们空着肚子，来到繁华市区，大胆穿行在霓虹灯的辉光下，小心翼翼地避开城管队员和警察，打开乐器、清清嗓子，对着行人自顾自地唱起来。那些歌跟白天的没什么两样，唯一不同的是面前多了一个投钱的盒子——这个盒子里，通常都有一块书写着博取人们同情文字的招牌，装载着一些希望，这而盒子里的些硬币能够维持他们的生活，甚至可以成就一个个望子成龙的梦想。在繁华的街头，他们就这样用歌声表述着历史和现实，宣泄着快乐和忧愁，祈祷着不可预知的明天。
这种生活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他们卖唱的事情传到虹口公园里，很多歌友在一种优越感的支配下，渐渐疏远了他们；而他们中间一些人也会因为这种压力而退出卖唱的行列。吵吵闹闹，分分合合，热闹纷繁。在上海迈向国际大都市的进程中，城市面貌日新月异，气象万千，但是一些不起眼的小人物就这样被遮蔽在城市公共符号的光辉下。尽管如此生活在社会的边缘，但他们用那一代人特有的坚韧意志和生活态度，顽强地生活着，诗意地栖居着，以证实自己没有被巨大的城市浪潮所淹没。
他们的确不是这座城市的精英，但是他们的确在这座城市存在过，是这座城市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当下的社会边缘寻找人生的尊严——可以算作这个片子的主题，或者说，是我本人想要表达的主题。
二、人物形象构建
房留生
58岁的房留生自幼家贫，后来做了上门女婿，一直觉得抬不起头来。为此，老房在工厂里干得很卖力，多年被评为“先进生产者”，靠着一张张奖状，老房才觉得挽回了一些脸面。其实老房真正喜欢的还是音乐，他背着手风琴加入了上海爱乐业余合唱团，只要凳上舞台，一切自卑都无影无踪了。然而，这个爱好也耗费他不少时间，从而惹恼了工厂和家庭。十年前他被宣布下岗，接着妻子和两个儿也子弃他而去。老房只有两百多下岗收入，却还得负担儿子们三百多元的抚养费，无奈之下，只得拖着一条残腿，背起手风琴走上街头，开始了卖艺的生涯。
好不容易熬到退休，终于有了每月一千元退休金，老房可以歇一歇了，可是中专毕业早已工作的小儿子忽然考上了夜大学，据说学费高达一个月两千五百元。望子成龙的房留生把彭浦的工房租了出去，自己在虹口溧阳路老街租了一间小屋，退休金和租房差价都给了儿子，老房自己的生活费也就只能继续指望那架红得破旧不堪的手风琴了。老房告诉我，儿子真的不错，每年都来看自己一次，真希望他能够成才。
老房的卖唱箱子上有一块牌子，开始是“下岗残疾人员卖艺”，后来又改成“下岗卖艺”，最后干脆改成“新年快乐”。老房说，本来靠同情挣钱，现在街头卖唱竞争越来越激烈，我们要靠艺术挣钱。
老房这些年靠着街头卖唱积攒了一些钱，破旧的家里那个崭新的保险箱里也越来越满，但是身体却是一天不如一天，“不知道能活多久”成了他的
口头禅。新年里，老房决定捐出一万元，做一件善事，给虹口公园唱歌的老人搭一个棚子，让大家在雨天和冬天都能欢唱。
分别介绍片中的其他人物石静、丁仁华、赵红民、陈亨、老钱（省略）
三、片名、叙事、结构、风格
片名：在我们这个符号化的社会里，历来把没有“正当”职业的人被称作“社会闲杂人员”，本片片名《闲着》其实就是取自于这个意思。
主线：这支街头卖唱乐队的存在状态，由街头卖唱引起的与城管、保安的合理冲突，与公园里那些为休闲而唱歌的老人之间的冲突——这些矛盾的缘起、发展与解决的起承转合过程，将构成本片主线。
副线：房留生、石静、陈亨、赵红民各自对历史的回忆，以及各自的生活现实中发生的矛盾冲突。
结构：将街头卖唱、公园练唱、各自历史和现实生活、甚至上海正在同步发生的一些公众事件（比如气温、节能、物价、交通）平行剪辑，从这种交叉中，或印证某种观念的内在联系，或表现某种不协调的无奈，在不断的建立和消解中表达、深化主题。
风格：这是一部典型的城市题材的纪录片。城市的光怪陆离的景色以及特大城市象征超级规则的视觉符号，同这些小人物生活的游离状态以及被遮蔽的内心欲望之间将构成巨大的反差。对于前者我会以十分工整的画面和严肃的态度去表现，如同新闻和专题的风格；而对于后者，我将把摄影机尽可能逼进拍摄对象，用足特写甚至大特写，以此去捕捉他们内心的挣扎（当然DV设备的某些限制也迫使我必须采用这种风格）。
声音也是这个片子重要的元素，电视广播庄严的的声音、城市杂乱巨大的喧嚣，小人物家中的安宁沉寂，以及歌声表达出的激昂虔诚，都是本片重要的符号，它们将在情绪的渲染和意义的相互消解方面起到重大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