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建刚
韩德培，《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卷》中载有传记条目的中国十大法学家之一，其传记条目也曾被收入英国剑桥国际传记中心出版的《国际有成就名人录》中，这在外人看来已经是功成名就，然而，他的儿子韩铁却在为父亲写的传记中说：“我懂得我父亲的心。他清楚地知道，在20世纪中国政治风云的变幻中他失去了太多宝贵的年华，他在法学领域的建树还未能达到他青年时代对自己的期望。”
的确如此，从中央大学的年代开始，韩德培就立志要做一个伟大的法学家，写出传世之作，成为中国的奥本海、庞德。以1949年为界，青少年时期的韩德培，通过个人奋斗一步步接近自己的个人梦想。而1949年之后，受环境与时代的限制，他的个人梦想则渐行渐远，最终成为其晚年的最大遗憾。
他的奋斗和遗憾让我们感到，作为法学家，韩德培的人生历程就像他挚爱的法学一样，在20世纪的中国历经熬煎，让人有种断裂的痛感。
民国时期，要想成为第一流的学者，首先要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底子。其次要学会几种外语，要有国际视野。除此之外，个人性格上要有一股永远向前力求完美的力量，而这些，韩德培都具备了。
童年时期的韩德培，在私塾里熟读经史子集，奠定了深厚的传统文化基础。他的儿子韩铁在《风雨伴鸡鸣——我的父亲韩德培传记》中写道：“他六岁入私塾，读《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及《千家诗》等，打下了旧学的基础。”
高中时期，韩德培就读于南通中学。通过每天大声诵读，不仅熟练掌握了英语，而且还选修了法语。民国时期的高中就开设了法语选修课，这在我们这个时代也是不多见的。后来，韩德培又学了俄语。这种语言优势为他汲取西方文化的精髓奠定了基础。后来韩德培曾多次强调外语学习的重要，他常说，“多懂一门外语，就像多长了一只眼睛。”
不仅如此，韩德培也不缺乏积极进取精神。韩德培出生于江苏如皋，这一地域有“金如皋，银泰兴”的说法，因为这里的人们生活舒适，所以多数人都胸无大志，贪图安逸的乡土观念特别重。而韩德培却恰恰相反，他以从江苏泰兴走出的地质学家丁文江为榜样，在青年时代他最喜欢丁文江的一首诗，诗中写道：
男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
埋骨岂须桑梓地，人生何处不青山。
旧学的基础、外语的优势及进取的精神，这些都为他成为伟大法学家的梦想打好了基础。而机遇总是青睐于有所准备的人。1931年教育部决定将浙大史政系合并到中央大学，随之转入中央大学的韩德培，因为中央大学法律系系主任谢冠生的几堂课，深深迷恋上了法学。于是他改变了专业方向，改学法律。中央大学成了他梦想起航的地方。
有了名师及中央大学图书馆丰富的藏书，再加上自身打好的基础，韩德培在这里如鱼得水，很快就出类拔萃。这引起了中央大学罗家伦校长的注意。因此当韩德培大学毕业后，罗家伦将其留校，并协助他一起编辑刊物《新民族》。而这一时期的韩德培，因为阅读马克思的著作，思想左倾，但罗家伦却不以为意，当陈诚需要一位贴身秘书的时候，罗家伦还竭力推荐他。再后来，经过艰苦努力，他终于考取中英庚款留英公费生，并且是第一名。当时国际法的阅卷人是周鲠生，他对第一名的试卷非常满意，因此对韩德培印象深刻。后来当周鲠生任武汉大学校长时，就聘请韩德培担任武汉大学法学系教授。
考取中英庚款留英公费生的韩德培，最终留学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求学于汉考克教授，最终完成毕业论文《国际私法中的实质与程序问题》。汉考克教授看完这篇论文对韩德培说：“你写的论文很好，我简直不用改一个字。”
拿到硕士学位的韩德培，紧接着去哈佛法学院学习。不同于许多人“为学位而学位”的方式，韩德培此次去哈佛则是“为学问而学问”。韩铁写道：“早在加拿大时，他就对某些留学生专为学位而读学位的做法不以为然。在他看来，学位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要学到能为国家的发展和民族的兴旺作出贡献的真本事。”在这一点上，韩德培颇类似求学时期的陈寅恪。
也正是在哈佛，在第一流的学术氛围中，韩德培决心写一部具有原创性的国际法著作，并为此收集了大量资料，积累了几十万字的笔记。才华横溢的韩德培被当时的中国留学生誉为“哈佛三剑客”之一。另两位分别是发展经济学的奠基人张培刚与世界史权威吴于廑。倘使学术环境不变，韩德培很可能完成他这部法学名著，进而成为国际知名的法学家。但1949年之后，一切都变了。
1949年之后，韩德培虽然依旧受到新政权的信任，但所做的工作大多是行政工作，这极大浪费了他读书做学问的时间。时代迫使他开始远离学者的工作，与此同时也发生了一些让他困惑失望的事。
首先是对武汉大学校长周鲠生的态度。根据王世杰日记，在风雨仓皇之际，周鲠生原本打算去台湾。王世杰在1973年的日记中写道：鲠生原已决定于政府撤离武汉时离开武大及武汉，并已嘱其长公子离武汉来台。但白崇禧（当时武汉最高官长）撤离时未通知鲠生，彼遂陷于武大。此事为白健生最不负责任至大过失。余甚以为憾。
而留在大陆的周鲠生，在当时并没有受到当时领导的重视。当时的武汉大学军代表朱凡在《武汉大学接管工作总结》中写道：“×××在思想上是保守与落后，他虽以国际法见著，但与其说他是一个学者，不如说是一个政客。他政治手腕厉害，灵机应变，饱有经验，非那些书呆子可比。所以我们不把他做学者看，而作为政客来看。”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里写到的人就是周鲠生。对周鲠生，韩德培是极为尊敬的。他不明白为什么有这么好的国际法学者却让其赋闲在家，不仅如此，竟还有一些人向党代表说周鲠生的闲言碎语。于是韩德培干脆邀请周鲠生给武大法律系学生讲课，而这也引起了许多当权派的指责。
不仅如此，让他困惑的还有他的同事燕树棠的被解聘。燕树棠也是民国时期知名的法学家，仅仅因为他在跟民主人士辩论中声称自己不相信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就遭到解聘。而遭到解聘的燕树棠，竟然不能在其他高校立足，只能被迫去开饺子铺，幸而这事在韩德培的建议下有了转圜的余地，武汉军代表最终收回成命，燕树棠继续在武大法律系任教。
紧接着是各个高校的院系调整。在院系调整中，许多大学的法学院被取消，教会学校与私立学校被取消，各个高校之间的教师再也不能自由流动了。
由于韩德培的努力，武大法律系总算没有被取消。但各个高校取消法学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因为法学这个专业从本质上来讲主要就是研究如何限制政府公权力的入侵的。而法学、政治学等专业的取消导致了人们常识感的丧失。晚年的韩德培在反思这一时期时曾说：“那个时候我们中国最糟糕的就是实行一种有罪推理，认定你有罪，叫你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先是你是承认你有罪，外国不是这样，叫做无罪推理，怎么样呢，每个人假设是没有罪，只有证明你有罪以后才认为你有罪，这才是正确的。”
没有了法治，民主自然也成问题，民主成为暴民专制，成为在群众狂欢状态下任意施展暴力的自由，面对这一情形，韩德培则说道：“批评英美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是形式，不能说没有一定道理。不过，如果我们连形式上的民主都没有，那还谈什么事实上的民主？”
在院系调整中，私立大学取消了，全国所有的学校都成为公办学校，政府垄断了高校。这样的后果，托洛斯基说得最清楚不过了，他写道：“在一个政府成为惟一雇佣者的国度里，反抗意味着慢慢饿死。有一句古老的格言：不劳动，不得食。现在已被修改为：不服从，不得食。”
而在这样的环境中，韩德培成为了执行上级政策的人，不论他理解还是不理解，他都得执行。而在执行的过程中，因为他还坚持一个法学家的良心，由此得罪了一些武大的当权人物。韩德培也感受到了危险，他想离开这个是非之地，但此时不比昔日，没有领导的批准，他很难离开武汉大学。没有了自由流动的权利，等待韩德培的是“右派”这顶帽子。韩德培想离开武大却总是离不开，这让我想起贾植芳在其回忆录中的一件事。贾植芳在回忆录中写道：在1957年鸣放之际，贾植芳的复旦同事林同济说了句“解放前人是动物，可以跑来跑去，解放后我们倒成了植物，不准动了”。被打成右派，罪名是“恶毒攻击社会主义户籍制度”。在这里，1954年宪法中明确规定的公民的“迁徙自由权”已经名存实亡了。
成为右派的韩德培被送往沙洋农场进行劳动改造，在那里生存已属不易，更不用说从事学术研究了。
从反右到“*”结束，时光一掷就是二十年，这段时光就这样白白浪费了，等到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百废待兴之际，韩德培更加忙碌了，因而那部他心目中的伟大著作再也没有写出来。这不仅是韩德培自己的遗憾，也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悲剧。
晚年的韩德培壮心不已，寄希望于后来者，在九十岁高龄时还关心着武汉大学法学院及中国的法学教育，正如其儿子韩铁所说，“是因为他还有一个未能实现的梦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