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09-28 11:26:14)
两年前，南怀瑾先生在回答《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时说，我们这一百年来教育没有方向，没有目的，基本的都是错误的。
所谓基本的，正是关乎人的基本教养、常识、风度、健康、道德、品格等的一般性教育，或曰通识教育、博雅教育等等。
过去的中国，似乎从来没有面临根基教育的危机。圣贤的教诲，落实在乡规民约里，书写在碑亭牌廊上。最近热映的大片《白鹿原》，其小说原著清晰地展现了中国人的教养在日常生活中被怎样的陶冶。
人与人的关系止于礼、止于至善，人们言必称鄙人、尊上，强调谦卑、灵修、慎微和慎独„„
在西方贵族的眼里，教养和风度是一个人所有财富中最为昂贵的一种。而在现代中国，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谦卑被视为懦弱，忠厚被讥为愚笨，粗鄙被当成了豪情，无知被称之为率真。在一些媒体上，我 们称颂着蠢人的智慧，赞扬俗人的修养。而在网络上，“炫富”与“卖荫”已是很多年轻人的常态„„
成为一个有教养的中国人并不难，教养与独立、自由、正义、诚信一样，是人类社会的普世标准，应当成为培养现代世界公民的核心价值。
但“新文化运动”一百年来，中国人的根基教育经历了三个方面的剧烈扫荡：一是政治正确的大节代替了个人修养的小节。*时期的电影里，如《霓虹灯下的哨兵》中的排长挥手告别的姿式，被定性 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从而成为反面教材。即使上世纪80年代提出“五讲四美”的口号也难以修正。
二是西方的工具理性全面覆盖了东方式的直觉和体悟。倡言自由启蒙的公知群体，正急切地与中华传统 文化儒释道的“封建糟粕”划清界限。其三，改革开放之后，应试教育以及随之而生的教育产业化，已完全颠覆“有教无类”和“因材施教”。考试所形成的冗长链条，消耗着国民大量的精力和财力，让学子们疲于奔命。
据统计，在西方国家，1970年以后，知识增长以每三年翻一番的速度在增长。在知识爆炸的时代，通识（核心的、普世的）知识教育尤为紧要。如扬雄云：人病以多知为杂。
然而，中国学子的通识教育在基础教育领域举步维艰，应试压力相对较小的高校则不得不承担起这一济世之举。
比较巧合的是，今年九月，大学校长们的开学致辞中，校长们几乎不约而同地从常识和经典谈起，与学子们谈论“大学之道”。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在开学典礼上表示，社会更应关注大学具有的“永恒 的属性”，在他看来，带有永恒性的东西恰就是一些简单的常识，“对这个问题我们不需要用很多新的现代的语言来解释。”上海交通大学的开学礼上，校长张杰同样用经典对这个问题做出了解答：“蔡元培先生说，‘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在此基础上，他认为：“大学不仅仅是知识的传承者和创造者，更是人类思想、精神和道德的制高点，是社会公平、正义和良心的最后堡垒。”
中国大学的通识教育之路仍在探索中，也同时有很多教师在基础教育的夹缝中坚守着人文教育。今年初秋的北京，钱理群教授与一群来自基层的教师们座谈，相互交流，砥砺（参见本期《业》），他意味深长地说：“实际上，中学生的潜力是不可想像的。”
本刊主编：文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