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有九篇文章从未发表
“九月会议”检讨了中共历史上和延安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初步统一了中央领导层的思想，为1942年的全党整风解决了认识上的前提，提供了可行的组织形式，即通过学习组的形式。
会议决定，组织清算过去历史委员会，由毛泽东、王稼祥、任弼时、康生、彭真组成，以毛泽东为首，由王稼祥起草文件；组织审查过去被打击干部的委员会，以陈云为首。
毛泽东感到，必须冷静地做下来做一些研究，写一批文章，从理论上驳倒党内的“左”倾教条主义。
9月会议以后，毛泽东结合编辑《六大以来》，写了两个很重要的材料：一是为会议起草“结论草案”，即《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结论草案》；二是一篇长达5万多字的批判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9个文件的文章。后者论及的9个文件都是六届四中全会以后的中央发出的，时间从1931年9月到1932年5月。
毛泽东写这9篇文章时，情绪异常激动，这一直印在胡乔木的脑海里。毛对这些文章作了多次修改。根据胡乔木记忆，仅标题就修改了3次。初始稿的题目是“关于博古路线有关的主要文件”，又先后改为“关于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有关的一些主要文件”、“关于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期间中央路线的批判”。
毛泽东花了很大的气力写出了这9篇文章，原准备发给中央委员讨论，但考虑到文章写得很尖锐，不仅点了几位政治局委员的名，而且语气咄咄逼人、锋芒毕露，与当时倡导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针不协调。因此，后来只送给了刘少奇、任弼时两位看。
毛一直很看重这9篇文章，1965年1月，他在一封征求意见的信中不无遗憾地写道：“此文过去没有发表，将来（九十年后）是否发表，由将来的同志们去作决定。”同年5月，他让胡乔木帮助，再次修改了这9篇文章，将标题改为《驳第三次左倾路线（关于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期间中央路线的批判）》。这次修改带有定稿性质。毛还将改好的稿子送给了当时几位领导传阅过，但后来既没有公开发表，也没有在内部发表。 1974年6月，毛泽东又找出“九篇文章”仔细地看了一遍，打算印发给中央委员，但后来只发给了部分政治局委员。直到逝世前的一个月，即1976年8月，毛泽东还请人读过一遍。
花费了如此巨大心血写成的文章而不能发表，在毛泽东的著述中是少有的，这大概也是毛泽东感慨尤深的原因。这段情节，党史研究中一直讳莫如深，胡乔木晚年怀着复杂的心情追忆了这段情节。事实上，由于知道的人太少，如果不是胡乔木将其披露出来，也许将是一段历史的憾事。
胡乔木认为，“九篇文章”标志着毛泽东对于“左”倾路线认识的巨大飞跃，是里程碑性文献。文章在“九月会议”对苏维埃后期错误所作批判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苏维埃运动后期错误是路线错误，其实质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其理论的理论，脱离群众四字尽之矣”；其代表人物是王明（创始者与支持者）和博古、洛甫（继承者与发展者）；其特征是比立三路线形态更完备、危害时间更长久、造成损失更惨重；其形成标志是王明中央1931年9月20日发表的《由于工农红军冲破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
“九篇文章”还阐明了解决中国革命一些基本问题的原则、策略和方法。文章尖锐地指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不懂得从改造世界中去认识世界，又从认识世界中去改造世界，就不是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不懂得从改造中国中去认识中国，又从认识中国中去改造中国，就不是一个好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们的老爷们之所以是主观主义者，就是因为他们的一切革命图样，不论大的和小的，总的和分的，都不根据客观实际和不符合于客观实际。他们只有一个改造世界或改造中国或改造华北或改造城市的主观愿望，而没有一个像样的图样，他们的图样不是科学的，而是主观随意的，是一塌糊涂的。老爷们既然完全不认识这个世界，又妄欲改造这个世界，结果不但碰破了自己的脑壳，并引导一群人也碰破了脑壳。”
毛泽东的这些思想，固然得益于他的长期思考以及与王明等人长期的思想交锋，但直接的启发来自他对于六大以来历史文献的清理审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