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中国健康产业高峰论坛: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委员会主席Alfredo Pastor教授演讲
大家下午好，感谢Pedro的帮助，把他的时间让给了我。对我来说是好事，对你们大家说可不见得，因为他的发言也许会比我更有意思。我也非常感谢大家耐心地听到现在。我发言的题目是“理想的医疗卫生体系”。我其实对这个有一个定义，但是我到最后才会告诉大家这个定义，我会试图在这个发言当中回答四个问题，有几个问题在今天发言当中已经讲到，有的讲的比我讲的还要更具体。
第一个问题，为什么医疗体系那么重要？特别是在中国那么重要。第二个问题，最近在西方过去25年来对医疗体系讨论当中，中国可以学到什么有用的东西？第三个问题，在中国这样的国家建立一个好的医疗体系应该从哪里起步？最后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是一个特别的国家。
第一个问题，为什么医疗体系这么重要？当然有很多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很显然的，但是我们经常忘记，我的暑假花了很多时间准备这次会议，我发现我对医疗体系不能说一无所知，我发现有一些非常明显的想法，有的时候是人们经常忽视的。为什么医疗体系那么重要呢？第一个原因就是健康是决定人的生活质量最重要的因素，也许应该和生物一样重要，但是这两者是相关的。而健康又受医疗体系的影响，不是说健康完全得靠医疗体系，但是非常大的受到后者的影响。如果要是生病的话，有一个好的医疗体系可能就看好了，所以医疗体系对于健康的影响很大。第三个原因是医疗服务现在越来越昂贵了，这有两个后果，一个就是很多人看不起病了，买不起药，除非有别人来帮他付。第二个是在医疗体系里面的浪费可能越来越大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好的医疗体系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在一个发展中国家需要一个好的医疗体系。为什么在中国特别重要呢？我是一个旁观者，如果我们看中国中西前景的话，由于近期的发展，不平等加剧了，有的人甚至会说这个不平等现象在最近一段时间加剧的非常厉害，就是从98年到05年期间，有人会说收入的差距加剧了，我觉得这也是很容易观察到的。这种收入差距不能让它继续下去，不平等主要存在两方面，一个是在地理上的，比如说城市、农村职业上的不平等。另外还有沿海地区跟内陆地区，医疗有可能是作为一个实现更高平等的手段，但是同时在一些农村地区尽可能加剧了现有的不平等和不公正。我觉得后面这个判断可能更加准确的描述了当前中国医疗制度的情况。
当然今天好几位发言者都提到了这点，我原先就已经把这点写出来了，并不是照搬今天发言者的发言。我觉得在设计一个好的医疗体系的时候，必须要考虑到如何解决效率的问题，如何解决公平、公正的问题。就我来看公正的问题是更加主要的问题。我们从一些发达国家里面，他们对于健康医疗服务方面的争论可以从中什么样的教益呢？他们主要的论点是医疗服务变得越来越昂贵了，而且保险公司也在抱怨这点，他们说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到头。而其中一大半都是由供应问题造成的，而不是由需求问题造成的。我们怎么样去提高这个系统的效率，同时也保证它的公平性呢？在讨论效率的时候，大家基本上就会求助于市场，因为大家都觉得如果通过市场解决的话，基本上可以达到合理的效率。但是同时又有一个公平、公正性的问题。把这些道理用到医疗业上去的话，我们就发现市场不见得是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为什么这个市场连有效率的解决方法都不能提供呢？我们当然讲到很多像公共物品或者说是外部性等等，但是问题是一个信息的问题。因为那些病人不知道自己的病情，也不知道该去选择什么样的医院，选择什么样的产品医药治疗他，保险公司也没有这方面具体信息，病人也不知道该怎么样选择。因此，如果纯粹去依靠市场配置的话，未必能够达到最优化的状态。如果所有的一切都通过公共保险或者私人保险来提供医疗服务的话，可能就会造成医疗服务供给的过剩。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我们去纠正公平性的问题的出路，也不能去解决在医疗领域中所遇到的问题。这主要就是因为在医疗市场上各方都是缺乏足够的信息，这就是由于信息的问题所造成的困扰。
这就造成了两点后果。第一点，很可能造成成本的上升，如果说通过市场去解决问题，不见得能够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如果说只不过是支离破碎地实现私有化的话，反而会导致效率的下降和成本的上升。像欧洲的一些医疗制度，他们是从公平的角度出发建立起来的，而不是从效率角度出发建立起来的。但是实际上最后发挥的效果倒是不错的，如果说你去问欧洲人，他们一般的反映基本上觉得可以接受，比较满意。因此，从西方社会这些关于医疗制度的争论中，我们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我们不能纯粹依靠市场去解决问题，而且我们在私有化的这条路上也必须十分谨慎。还有一个经验教训，是今天上午Clarke教授提到的，你们不能期待同时解决医疗中所有问题，必须要在这几者中作出一个选择首先去解决哪个问题。在中国的情况下，必须要告诉大家，要以哪个为目标，为什么要把这个作为目标，这是我们从西方医疗体制争论当中得出的经验。如果比较西方社会医疗体系的话，不能简单说这种医疗制度比另外一种医疗制度更好，只能说这种医疗制度可能更多的重点是放在这个要素上，比如说是在效率上，或者是在公正性上，或者是在行政的可行性上。而另外一个医疗制度可能是把重点放在另一点上，所以我们还是要问，中国到底是什么样的医疗制度才是更好的。我们现在欧洲大部分的医疗制度都是由公共财政来支撑的，它有四点基本原则。第一个治疗手段是由大夫来决定，不是由你来决定，也不是由保险公司来决定，也不是由政府来决定，就是由大夫来决定该采取什么样的治疗措施，这样就可以解决病人无知的问题。第二条原则就是大部分的医疗都是免费的，而且都是由公共财政来负担的，每个人都可以免费看病。还有不是说完全依赖于保险，如果说你依赖保险的话，必须要面临一个无法保险的风险，这些风险不是说由保险公司就可以承担覆盖掉的，所以我们基本上还是依靠公共财政来负担。第三个原则，基本上那些大夫依靠工资来生活，我们不能给大夫一个激励措施，让他们开出更大的处方或者更多的药来。医疗当然要受到预算的限制，同时也要受到行政力量方面的限制。医院或者是大夫都必须考虑到这方面预算的限制。
今天上午九点的时候，我就想着我们如果在中国建这么一个医疗体制的话，这应该是一个合理的起点。但是我这一天已经听了那么多的发言，所以我又想再增加两点。我们知道在西欧社会里面这个系统基本上是低成本的，但是也是有大量病人排队的问题，这是一个现实。但是如果哪怕你有私人的一些医疗照样还是有排队等候的现象。这里并不是说是非白即黑，非黑即白的问题，实际上哪怕你有了私人医疗，也有很多问题是难以避免的。今天上午陈教授讲的时候，我也听到了的基本医疗体制，她讲到了一个基本公共体系还有私人体系，另外她也提到了公共医疗体制中的一些问题。那么我问自己，在这样一个体系里面，我想不想成为一个大夫呢？在欧洲大陆我有一个印象，我们已经把这个大夫降到了一般健康工作者的水平上了，如果看20年以后的情况，我们可能在欧洲有比较好的医疗，同时在美国可能有非常发达的医疗制度。我还想总结出另外一点教训，我们在医疗方面必须要同时有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的合作，单靠一个是不够的。第二点，就是处理好公共部门跟私营部门的关系，总归是非常困难的，如果说这个政府是比较保守的话，可能他就会更加倾向于这一方，如果是一个更加激进的政府的话就会更加倾向于另一方，所以这两者的关系一直会在变动之间，不见得会非常容易找到一个均衡的状态。
我觉得还有一点学到的教训，为什么我们没有一个良好的医疗体制？我们要看过去的历史，讲到欧洲模式的时候，他们也是有一个发展的历史，在150年之前，他们是从私营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可能是由一些私人的诊所、医疗机构，或者是由一些慈善机构，大夫在私人诊所里收很高的费用，然后可能再到慈善机构里面去为一些穷人提供免费服务，然后再逐渐发生这些演变。目前欧洲的情况就跟150年前的情况发生很多的变化，变成基本上都是由国家控制的医疗体制。人们可能会对现在的这个制度也提出种种的问题，但是现在这个制度很难完全跟过去历史隔离开来的。如果说我们不把这些历史现实跟未来的情况联系起来考虑的话，我们就很难作出一个关于医疗制度是好还是不好的评判，我们必须要把这种现实的状况综合考虑进去。
为什么中国是一个特别的情况呢？这是我要讲的最后一点了。中国是一个大国，中国人口众多，各地的情况差异很大，但是还有一些其它的情况，中国还有自己的中医中药。我们可能自己想着要把我们的特别的文化带给其他的国家，而中国是有自己的深厚文化历史渊源，它的中医中药已经存在了那么长时间了，也许中国医疗制度必须同时考虑到中医，也要考虑到西医的变化。比如说中国的食疗，就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东西，它更加的健康，而且选择也非常多，成本也很低。中国人经常会说吃这个东西对什么东西有用，这个可以补肾，这个可以补什么，但是在西方这正好相反，西方人吃的东西常常会说这个是伤肝的，那个是伤肾的，我觉得中国的药膳都是非常好的资源。怎么样把中国跟其他的国家整合起来，让中国跟整个世界接轨，在医疗方面我想其实也是一个双向的过程，我觉得西方社会完全可以向中国学习。我希望在不远的将来，在一些西方的国家里，我们就可以邀请一些中国的朋友们跟我们谈谈，分享一下医疗制度该怎么样改革。
最后说一下一个理想的医疗制度是什么样的？一个理想的医疗制度应该是由大家来为健康的人去做的一个制度，这就是大家希望的实现的最终的梦想，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