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02008 新闻学 宫玉
媒介文化产品的混杂化-----以国际影片为例
“混杂化”是全球化背景下近年来国外文化研究的新理论概念，与当代全球化进程联系紧密。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和传播科技的发展，极大地促进了全球各民族国家和地区 文化间的互动交融，作为反映这种文化现象的概念，混杂化指的是两种或多种文化杂糅而产生的具有混杂性的中间形态的过程。混杂性概念是有后殖民理论家霍米·巴巴率先成功引入文化研究之中的。巴巴对于混杂性一词的界定建立在拉康的“模拟”和德里达“带有差异的重复”概念基础之上。他认为模拟是一种复杂的表现形式，目的并不是追求与背景相和谐，而是依照外界环境的需要改变自身，以产生某种介于与原体和不相似之间的“他体”。通过“带有差异的重复”的模拟，话语变得不再纯粹。巴巴认为混杂性是开启“我”与“他”之外的“第三度空间”的钥匙，这个空间消除了之前本真、本质的权威，开启了创造新意义的可能。[1] 大众传媒作为文化产品的主要载体和通道，在文化的混杂性问题探讨中成为关注的焦点。本文所指的媒介文化产品的混杂化，既指不同文化内涵的文化产品通过大众传媒的全球传播的过程，又指代不同社会和文化元素在单个媒介文化产品内容上的结合的过程。可是，这种混杂化，在提升媒介及其文化产品在跨文化市场上魅力的同时，也日益成为令人担忧的话题。西方影视剧、流行音乐及其他节目形式的大量涌入并受到追捧、模仿令很多人担忧其对中国本土文化的消解。同时，《花木兰》《卧虎藏龙》等影片在西方市场大受欢迎，却招来不少来自国内观众的批评，究其源流，很多人认为正是这些影片为了迎合西方受众的口味而牺牲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西方文化将传统的中国文化合目的性地纳入了其全球文化体系。暂且可以认为，在媒介全球化的推动下，一种西方主导的、单一的、同质化的全球文化即将应运而生，在某种意义上，这实质上就是“西方化”的代名词。也有一种与此形成对照的思路：媒介文化产品的混杂化消除了中心与边陲的界限，排除了以往两极化的思考，预示着文化帝国主义理论的式微，因此，一种非东方、又非西方的的“第三种文化”即将浮出睡眠，代表着全球文化的未来走向。[2] 媒介文化产品的混杂化及其对全球文化的影响在争论中让人无所适从，将目光转向实际的传播过程与语境更有意义。本文试图在媒介文化产品传播的具体语境下，以影视节目为例，揭示全球化背景下媒介文化产品混杂化的的复杂面向。
一、全球化市场下媒介文化产品的混杂化途径
传播技术的迅猛发展使媒介文化产品间的相互借用、模仿成为可能，而资本扩张的冲动使其成为现实需要。媒介文化产品的混杂化主要是通过媒介文化产品的直接输出输入、文化解构和文化重构等途径得以实现。媒介文化产品的直接输出输入的形式指媒介文化产品的进出口，这种形式为大家所熟知，在此不作具体分析。文化的解构和重构实际上是对文化元素进行合目的性的取舍过程。全球化背景下，媒介文化产品的在很多情况下都是以全球市场或区域市场为目标的：好莱坞多年来都遵循一套固定模式，以使他们的文化产品通行全球；区域市场上，韩日通过文化元素的取舍与重组，也已形成较为成熟的产制模式。
（一） 文化解构
文化解构是一种文化转移的过程，它将那些被认为不能为全球受众所理解和欣赏的特殊，文化元素置换或抹去，帮助媒介文化产品跨越文化樊篱。以电影《花木兰》为例，为了适应世界文化市场的需要，中国花木兰的故事被西方化：个人主义取代了集体主义，女性主义取代了爱国主义，中国核心道德价值理念也被取代。除此之外，电影中出现的西方早餐组合、西方歌剧等等，也在不断得提示着观众这是一部西方电影。可以思考好莱坞电影和美国电视打入全球市场的标准模式，恰恰就是把产品中含有本国特色的内容剔除，将文化产品的吸引力定位在人类共同的诉求与追逐，比如对爱情的追求、对丑恶的回避以及转换时空等等。仔细观察不难发现，即使很多影片都被去除了文化特色，但还是逃离不了好莱坞模式。[3]比如好莱坞屡试不爽的励志模式：浑身缺点的小人物执着地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最终也能得到好结果。丑陋且貌似毫无是处的史瑞克通过努力娶到了公主，功夫熊猫中的懒惰熊猫苦练武功战胜了邪恶……
（二） 文化重构
文化重构是伴随文化解构而生的，两者相辅相成。文化重构出现在解构之后，融入在本地话因素的重新置入的过程之中。《花木兰》当中，迪尼斯公司在去情景化之后又在电影中加入了中国龙的形象，将故事放置在一个由长城、佛洞、山水风景等文化符号所构成的情境中，通过再度情境化的手法保留了中国韵味以吸引国外受众。台湾热播的偶像剧《流星花园》改编自日本漫画，但在情节设置和人物对话中都融入了本地特色，使故事情节和观众生活更加得贴近，倍感亲切。《功夫熊猫》中除了片头外，影片中的传统手推车、四人轿的影像，针灸等传统国粹的出现无一不显示了影片在去特色后又重新植入了传统中国文化的影子。此外，影片中还有很多中文发音的原样保留，比如“shifu 师傅”“wugui 乌龟”等，都表现出制片方文化重构时所花费的一番心思。
二、媒介文化产品混杂化：走向“文化同质化”还是“第三种文化”？
（一）走向“文化同质化”？
上述的媒介文化产品的解构过程，实际上在文化的传播过程中，文化产品主动与目标受众的文化市场混杂的过程；而文化的重构，是尽力保存或寻求适应本土文化特色的过程。在这两种过程中，其实很难用简单的“同质化”或“异质化”来界定全球文化的发展趋势，因为这里存在一种观察视角不同的问题。[4]从全球的角度来看，西方影视节目所包含的流行文化或消费文化的传播证明了文化同质化的趋势；但就本地立场来看，外来节目的节目形式和节目内容的引入，促进了本地节目的异质化。因而，文化解构和文化重构的共生过程显著得呈现出巴巴所描述的“模拟”和“带有差异的重复”的特征，文化的统一性和差异性处于长期持续的斗争之中，混杂化后的文化产品和原型相比显示出一种“像与不像”之间，使全球文化呈现出不确定的景象。[5] 在全球资本扩张的压力下，市场逻辑主导着文化产品的混杂化过程。目的市场决定着文化产品的面貌，因此文化产品的混杂化肯定是有偏向的。市场的复杂化、多层面和持续变化的性质，决定着文化产品混杂化形式的多样性。可以假设，如果非洲国家是电影《花木兰》《功夫熊猫》的主要目标市场， 那么制作方对这两部影片的诠释肯定又会有所不同。这种环境下，文化的同质化又如何出现呢？但这显然并不意味着文化帝国主义范式的终结呢，仅仅仅是暗示我们，媒介文化产品的混杂化过程中，各个混杂成分并不均等，其中的权力关系值得关注。
然而，众所周知，大众传媒的实力决定着其影响力。当前，全球的媒介文化产品呈现出显著的单向流动模式。大多是由第一世界流向第三世界，而第三世界的逆向流动很少。因此可见，市场规模和消费者的购买力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媒介文化产品混杂化过程中各成分的权重。强势文化总是主导着文化混杂化的方向，弱势文化若想跻身于主流媒体中，必然采用主流的话语模式。因而，媒介文化产品的混杂化又必然会带来一定程度的“文化同质化”，文化帝国主义范式仍具有理论立场。正如约翰·汤姆森指出的那样，“哪里有非领土扩张，哪里也就会有新领土扩张化······非领土扩张不可能意味着地方性的终结，而是发生了转型，进入到了一个更为复杂的文化空间之中”。正是人类对于自身文化认同、精神家园的不懈追求让我们看到了“去文化同质化”的驱动力。[6]
（二）“第三种文化”的来临？
媒介文化产品的混杂化能带来文化间的协商和融合吗？既非东方又非西方的“第三种文化”是否会逐渐成型，并代表全球文化的走向？这个问题要从不同的角度来考量。
在全球化的北京背景下，媒介文化产品的产制过程中，各个不同的文化因素被仓促地、任意地拼凑起来，文化融合很难发生。比如综艺节目换上了本土的主持人，其本质上还是属于来源国文化的。[7]还有一个讨论的热点，像外来影视节目这类通过一系列文化解构和重构过程而形成的新的文化形式以及直接输入的媒介文化产品是否会促成文化的融合？催生出“第三种文化”？
上文提到，《花木兰》等影片在西方市场大受欢迎，却招致国内的不少批评。在国外票房过亿的影片在国内却遭遇惨淡。香港中文大学的李少南以香港观众为对象，随机抽访了一部分市民发现，香港人并不怎么收看欧美的节目，而是更倾向于收看本地制作的节目，本地节目因文化的相近性而拥有先天的吸引力。[8] 但是，这并不排除所谓的“第三种文化”在一定人群中的传播。比如，西方流行音乐以不同方式在全球青年阶层中扩散，黑人的hip-pop与当地文化混杂化后以J-POP、K-POP形式流转于日本和韩国；西方消费主义文化以不同形态在全世界城市中产阶级中蔓延。美国语言哲学家奎因认为，“在整个知识或信念的体系中，各种命题构成一个圆圈，居于中心的是内容玄远的命题，其普遍性最强；距离中心最远的感性命题普遍性最弱。它同经验的接触、冲突和适应引起距离经验最近的命题的调整和改变，最后才引起居于中心的命题的调整和改变，就是说，距离中心越远和距边界越近的东西，其改变的速度越快；越靠近中心的东西，其改变的速度越慢，而中心则不轻易因周边的改变而等速改变，但也不是不改变。”[9]上述研究表明，媒介文化产品的混杂化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现代人的文化体验，但据此断言“第三种文化”的来临还为时尚早。
结语
全球化背景下媒介文化产品的混杂化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文化同质化”或形成“第三种文化”的过程，它包含着各种对立的偏向和原则，呈现出复杂多样的博弈状态。对于这种文化变迁态势，任何静止的分析方法都难以对现实作出解释，动态的情境分析才是把握文化样貌的有效出路。
注释：
【1】 陆薇，混杂性，国外理论动态2006（5）
【2】 何平，全球化时代文化研究若干新概念简析-----“文化杂交”和“杂交文化”概念的理论内涵，山东社会科学，2005（10）
【3】 约翰·汤姆林森著，郭英剑译：全球化与文化，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 【4】 迈克·费瑟斯通著，刘精明译：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译林出版社，2000 【5】 汪琪，叶月瑜，文化产品的混杂化与全球化：以迪斯奈版《花木兰》与《卧虎藏龙》为例，传播与社会学刊，2008（3）
【6】 塞谬尔·廷顿，彼得·伯杰主编，康敬贻，林振熙，柯雄译，全球化的文化动力，新华出版社，2004 【7】 约翰·汤姆林森著，郭英剑译，全球化与文化，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 【8】 李少南，“全球化”论述下香港人如何看待外来电视，郭镇之编，全球化与文化间传播，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4 【9】 陈韬文，电视全球化与文化认同：亚洲背景下的理论思考，郭镇之编，全球化与文化间传播，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4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