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资源
一、齐玉苓案
1、案情
据国内多家媒体报道，齐玉苓与陈晓琪均系滕州八中1990届应届初中毕业生，陈晓琪在1990年中专预选考试时成绩不合格，失去了升学考试资格。齐玉苓则通过了预选考试，在统考中成绩为441分，超过了委培录取的分数线。后来济宁商校发出了录取“齐玉玲”为该校1990级财会专业委培生的通知书，陈晓琪在其父陈克政的操纵下，从滕州八中领取了该通知后即以“齐玉玲”的名义入济宁商校就读。陈晓琪从济宁商校毕业后，以“齐玉玲”的姓名在中国银行滕州支行工作。齐玉苓经过复读，后就读于邹城劳动技校，1996年8月被分配到山东鲁南铁合金总厂工作，自1998年7月，有相当一段时间下岗待业。1999年齐玉苓在得知陈晓琪冒用其姓名上学并就业这一情况后，以陈晓琪及有关学校和单位侵害其姓名权和受教育权为由诉至法院，要求被告停止侵害，并赔偿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失。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陈晓琪侵害了齐玉苓的姓名权，判决陈晓琪停止侵害，陈晓琪、陈克政、济宁商校、滕州八中、滕州教委向齐玉苓赔礼道歉并赔偿其精神损失费35，000元。齐玉苓不服，提出上诉，要求陈晓琪等赔偿各种损失56万元。该案二审期间，最高人民法院于8月13日专门就该案作出了《关于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宪法保护的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权利是否应承担民事责任的批复》（法释【２００１】２５号），明确指出：根据本案事实，陈晓琪等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了齐玉苓依据宪法规定所享有的受教育的基本权利，并造成了具体的损害后果，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山东高院8月23日作出了终审判决，判决陈晓琪停止对齐玉苓姓名权的侵害；陈晓琪、陈克政、济宁商校、滕州八中、滕州教委向齐玉苓赔礼道歉；齐玉苓因受教育的权利被侵犯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7，000元由陈晓琪和陈克政赔偿，济宁商校、滕州八中、滕州教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齐玉苓因受教育的权利被侵犯造成的间接经济损失由陈晓琪、陈克政赔偿，济宁商校、滕州八中、滕州教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陈晓琪、陈克政、济宁商校、滕州八中、滕州教委赔偿齐玉苓精神损害赔偿费50，000元。
2、思考与分析
齐玉苓案件曾经被媒体称为“中国宪法诉讼第一案”，然而，这个案件究竟是否属于宪法案件？是否一定要援引宪法才能进行判决？以及进一步地，宪法条款能否直接在民事案件中得到司法适用？等。
二、“荷花女案”
1、案情：节选自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荷花女》名誉权纠纷案的请示报告（津高法[1988]第47号）。 最高人民法院：
去年六月，我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了天津已故艺人吉文贞(艺名“荷花女”)之母陈秀琴诉小说《荷花女》(天津(今晚报)连载刊登)作者魏锡林和《今晚报》侵犯名誉权纠纷一案。经过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年多的深入调查，开庭审理，案件事实已基本查清，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将处理意见上报我院，我们原则同意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分析认定和处理意见，但认为对有些问题的处理缺乏具体明确的法律依据，为慎重起见，经我院审判委员会研究决定，特作如下请示报告。
一、案件的基本情况
原告：陈秀琴，女80岁，汉族，上海人，无职业，住天津市和平区南京路华胜村七栋107号。
委托代理人：魏树林，女，40岁，天津电表厂干部，住和平区南京路华胜村三栋608号，系原告之外孙女。
委托代理人：王宗华，男，54岁，天津市第六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魏锡林，男，52岁，汉族，河北省人，任中国民主促进会天津市委员会宣传部副部长，中国作家协会天津分会会员，住天津市南开区西康路49号。
委托代理人：白松林，天津市第二法律顾问处律师。 委托代理人：刘思训，天津市和平区法律顾问处律师。
被告：《今晚报》社，地址天津市和平区鞍山道54号。
„„ 原告陈秀琴系天津解放前已故艺人吉文贞之母。吉文贞1925年6月出生在上海的一个曲艺之家，自幼就随其父吉评三(当时的曲艺演员)学艺演唱，后辗转来津。1940年左右，吉文贞参加了天津“庆云”戏院成立的“兄弟剧团”演出，从此便以“荷花女”之艺名在天津曾红极一时，1944年病故，年仅19岁。 被告魏锡林在翻阅解放前天津地区的旧报刊收集资料时，看到了有关“荷花女”的一些报道，即拟以其为主人公写小说。1986年2月至6月间，魏锡林曾先后三次找到原告陈秀琴家了解有关“荷花女”的生平以及从艺情况，同时又给在青岛工作的“荷花女”之弟吉文利去信询问有关吉文贞的情况及索要照片。随后魏锡林自行创作完成了名为《荷花女》的小说。该小说约有11万多字并配有数十幅插图，自1987年4月18日开始在《今晚报》副刊上每日登出一篇，截至同年6月12日刊登完毕，共计连载56篇。小说在连载过程中，原告陈秀琴及其亲属以小说插图及虚构的事实有损名誉为由曾先后两次去《今晚报》社要求停载。《今晚报》副刊部负责人在接待中告知原告可找作者协商，并答应如亲属写出“荷花女”的生平文章后给予刊登，最后以报纸要对读者负责为由而未停刊。原告起诉后，《今晚报》社还于同年8月召开小说笔会，授予魏锡林创作小说《荷花女》荣誉奖。 原告陈秀琴于1987年6月向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认为魏锡林未经原告同意在其创作发表的小说《荷花女》中故意歪曲并捏造事实，侵害了已故艺人古文贞和原告的名誉。《今晚报》未经审查刊登该小说，当原告要求其停上刊载时遭到拒绝；报社所作《荷花女》小说的插图也有损吉文贞形象，其肖像权也受到侵害，故要求被告魏锡林及《今晚报》社赔礼道歉并负责赔偿因此而受到的经济损失。
被告魏锡林辩称：小说《荷花女》主要情节虽属虚构，但并没有因此降低反而美化、提高了“荷花女”本人的形象；另“荷花女”本人已死，陈秀琴不是正当原告，无权起诉。应当驳回起诉并向法院提出反诉，要求追究原告的“诬告罪”。
被告《今晚报》社答辩称：报社按照“文责自负”的原则，不负有核实文学作品内容是否真实的义务，按照法律规定，公民的民事权利能力始于出生，终于死亡（《民法通则》第九条：公民从出生时起到死亡时止，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依法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因“荷花女”早已死亡，保护死人的名誉权不符合民法通则的规定，原告诉讼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
„„ 案经审理查明，被告魏锡林所著小说《荷花女》使用了原告之女吉文贞的真实姓名及其艺名，在有些章节中仅根据一些传闻及当时旧报上的消息进行了虚构，主要集中在以下三处：一是小说虚构了“荷花女”先后同许扬、小麒麟、于仁杰三个男人谈过婚事并表示愿做于仁杰的姨太太以及其母陈秀琴曾收过聘礼；二是小说中写了“荷花女”曾分别到过当时天津有名的流氓恶霸袁文全、刘广海的家中唱堂会，并被袁、刘二人强奸污辱过；三是小说以暗示的手法告诉读者“荷花女”是因患性病致死。
对以上三点，陈秀琴认为是对吉文贞及自己的污辱侵权，而且也确无证据证明被告魏锡林所写上述内容属实。
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小说情节是允许虚构的，但是以真人真名来随意加以虚构并涉及个人隐私则是法律、道德所不允许的。《荷花女》中的虚构之处，有的涉及了吉文贞的个人品质、生活作风等个人隐私，在社会上造成了不好影响，同时陈秀琴的名誉因此也受到了损害。对此，被告魏锡林应承担其侵权的民事责任。至于吉文贞已死亡，对死人名誉权是否给予保护，目前我国尚无法律明确规定。但我们认为，公民死亡只是丧失了民事权利能力，其在生前已经取得的具体民事权利仍应受到法律保护。比如我们对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遭受迫害致死的人，通过适当方式为死者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即是对死者名誉权的保护；而被处决的死刑罪犯，刑法明确规定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公民死亡后其生前的民事权利受法律保护。作者魏锡林以虚构事实、散布隐私等方式毁损死者吉文贞的人格，构成侵犯名誉权，故应承担民事责任。当死人名誉权受到侵犯时，可参照文化部颁发的《图书、期刊版权保护试行条例》第十一条关于作者死亡后，其署名等权利受到侵犯时，由作者的合法继承人保护其不受侵犯的规定精神，“荷花女”之母陈秀琴有权提起诉讼。《今晚报》社在原告两次要求停刊时而未予理睬仍继续刊登，且又向被告魏锡林授予创作奖，致使损害的影响进一步扩大，故与作者魏锡林构成共同侵权，魏锡林应承担主要责任，《今晚报》也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二、对本案的处理意见
经合议庭评议并报院审判委员会讨论研究，拟对《荷花女》名誉权纠纷案作如下处理：(一)判令被告魏锡林在《今晚报》或其他报刊连续三天发表声明，为死者吉文贞恢复名誉，向原告陈秀琴赔礼道歉；判令被告《今晚报》刊登原告所写介绍吉文贞的生平文章，并在文前加编者按，对原告赔礼道歉。如二被告拒绝执行，由人民法院在其他报刊刊登与上述内容相同或判决书主要内容的公告，其费用由二被告分担。(二)判令被告赔偿原告陈秀琴因治病等受到的实际损失170余元。至于因名誉权受到侵害而要求经济赔偿的数额，按照我院第四次民事业务研讨会纪要提出的标准确定400元，总计约600元，由二被告按其责任大小分担。(三)判令被告魏锡林所著《荷花女》一书今后不得再以任何形式复印、出版发行。(四)《今晚报》社在1987年8月授予魏锡林创作《荷花女》一书所得的荣誉奖证书由人民法院予以收缴。(五)关于作者魏锡林所得稿酬，一种意见是应按非法所得予以收缴；另一种意见认为可以不管。我们倾向于后一种意见。(六)诉讼费20元由二被告各负担10元。 以上报告妥否，请批示。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死亡人的名誉权应依法保护的复函 （[1988]民他字第52号 1989年4月12日） 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津高法[1988]第47号关于处理《荷花女》名誉权纠纷案的请示报告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
一、吉文贞(艺名荷花女)死后，其名誉权应依法保护，其母陈秀琴亦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二、《荷花女》一文中的插图无明显侵权情况，插图作者可不列为本案的诉讼当事人。
三、本案被告是否承担或如何承担民事责任，由你院根据本案具体情况确定。 以上意见供参考。
2、思考与分析
这是国内第一起引起广泛关注的关于死者名誉权的案子。当时我国《民法通则》中关于人身权益的规定并没有涉及死者名誉的问题，但法院最终判决却表明对死者名誉是予以保护的。那么，法院为什么有权突破立法之法而作这样的判决？又，法院如果需要突破既有的立法之法应当如何进行才容易为人们所接受？
三、台湾诽韩案
1、案情：
1976年10月间，有一郭寿华者以笔名“干城”，在“潮州文献”第2卷第4期，发表“韩文公、苏东坡给与潮州后人的观感”一文，指称：“韩愈为人尚不脱古人风流才子的怪习气，妻妾之外，不免消磨于风花雪月，曾在潮州染风流病，以致体力过度消耗，及后误信方士硫磺下补剂，离潮州不久，果卒于硫磺中毒”等语，引起韩愈第39代直系血亲韩思道不满，向“台北地方法院”自诉郭寿华“诽谤死人罪”。
附录一：“对已死之人，犯诽谤罪者，处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00元以下罚金”，“本章之罪，须告诉乃论”（时台湾《刑法》第312第2项、314条）；
附录二：“刑法第312条之„„罪，已死者之配偶、直系血亲、三亲等内之旁系血亲、二亲等内之姻亲或家长、家属，得为告诉”（时台湾《刑事诉讼法》第234条第5项）；
附录三：“直系血亲者，谓己身所从出，或从己身所出之血亲”（时台湾《民法》967条第1项）。
2、思考与分析
本案在台湾曾引起广泛而深入地探讨。其根本问题涉及的是：形式合法性与实质合理性之间的冲突，以及法官运用法律、解释法律如何兼顾两者。对于本案来讲，法官欲作出一个有说服力的判决，显然需要兼顾各种涉案因素，而不能机械地适用立法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