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大众传媒对农民政治社会化的思考
“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人们的政治意识增强了，对世事、对国事日益关注。我们党敏锐地觉察到并高瞻远瞩地提出了“政治文明”建设，将其提到与精神文明建设、物质文明建设同一高度。无疑，这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政治文明所要达到的一个重要目
标就是使我国公民顺利进行政治社会化。我国农村人口在总人口占了绝大部分，农民的政治社会化进行得如何，关系到农村社区的稳定与发展。研究农民的政治社会化，对促进农村社区经济、政治民主的发展有着重大意义。
一、大众传媒对农民政治社会化的意义
政治社会化是社会化的一个重要内容。所谓政治社会化，“指的是政治文化的社会化过程，也即一个社会中的政治文化通过某种方式得以传播、普及和延续的过程。”具体讲，政治社会化过程是政治系统“凭借各种手段有计划、有目的地向公民灌输政治信息，使公民逐步形成政治思维和行为基本模式的过程与公民逐步学习和接受被现存的政治体系所肯定和推行的政治信念和规范，获得政治信仰、政治知识和政治情感，形成特定的政治思维和政治行为模式的过程，是这两个过程的统一。”从定义中我们可以看出政治社会化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传播过程，它贯穿于人的整个一生，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政治社会化的途径虽然有很多种，如家庭、学校、同辈群体和大众传媒等。在现代信息社会，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广大农村地区大众传媒发展迅速，它在农民的生活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位置，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成为影响社会和人们生活的重要力量，对于农民而言，这种力量更是显而易见，是农民政治社会化的主导力量。据着关调查，有73％的农民经常收听广播，阅读报刊杂志；有64 ％农民经常看电影。在大众传媒的冲击下，当代中国农民正经受着瞬息万变的信息革命的洗礼，其社会参与意识日益增强。他们的价值观、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和心理特征等方面较之以前已有很大的变化，越来越趋向于多样性和不稳定性。如何发挥大众传媒在农民政治社会化中的积极作用，努力消除其不利影响，是我国现阶段维护农村社会稳定，推进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发展，推进我国政治文明建设，进而促进农业现代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要予以高度重视的一个现实问题。
二、大众传媒对农民政治社会化影响的主要表现
(一)大众传媒对农民政治社会化的积极影响
在信息时代，农民接触得最多的是大众传媒，主要是通过大众传媒来了解外面世界，获取信息。不断进行自我的社会化。大众传媒在农民政治社会化过程中是其他途径不可比拟的，直接而强有力的影响着他们的政治社会化。其正面影响主要表现有：
1、大众传媒是农民获取政治知识、政治技能的重要渠道。大众传媒主要指电视、报纸、广播、杂志等。尽管有的农村地区已有了较大的进步，但大多数农村仍然处于信息闭塞的状态，与大众传媒接触得最多的是电视，大部分农民农闲时期是在电视机前度过的，农民主要是通过电视的新闻联播、晚间新闻和地方新闻等频道来了解、获取政治知识、关心国家大事。在现代社会，大众传媒与人们的生活如影随形，可见，农民的政治知识、政治技能及政治生活方式基本上是通过大众传媒获取的。
2．大众传媒向农民传播政治观念，影响他们的政治态度。传播学的有关实证研究表明，传媒可以影响和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尤其是对正处于成长期的青年来说，大众传媒的影响力更大。美国传播学者桑德拉·波·罗基奇和她的丈夫，社会学家密尔顿·罗基奇就传媒的内容对人们的价值观的影响做了专门的研究，发现电视媒介具有影响人们价值观的潜力，后进一步总结发现传媒接触会导致价值观的变化。
在我国，大众传媒是我们政府的喉舌，是社会舆论的控制机关，是政策的“传声筒”。大众传媒传播政治信息的同时是带有强烈的政治倾向的，它总是引导人们向国家倡导的价值观靠拢。农民的综合素质总体上还是不容乐观的，但正是这样，他们对大众传媒的信任度较高，认为政府宣传的大多是对的。因此，根据涵化理论，大众传媒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农民的政治观念，从而使他们形成大致与社会趋同的政治价值观。
3．大众传媒是农民政治表达的渠道之一。随着农民文化程度的提高，自身素质增强，他们的法律意识、自我保护意识也有所增强。近年来，不时见到报上刊登有关农民写信给报社反映农村不正之风或“假药坑农”事件，也有的向地方电视台反映。可见，农民的寻求保护意识增强，政治技能提高了。这本身就是一种政治表达、政治参与的一种形式，是农民凭借大众传媒而发挥的部分舆论监督功能。农民通过大众传媒来表达自己的政治愿望，是一种政治经历，是一种政治实践过程。经过实践，便会巩固自己原有的政治观，内化为社会认同的政治规范。
由此可见，大众传媒不仅传授农民政治知识、政治技能，还宣传我们党的政治价值观，使农民接受政治教化，实现从自然人向政治人过渡。
(二)大众传媒在农民政治社会化过程中的不利因素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报纸、广播和电视以及继它们以后被称为“第四媒体”的因特网扩大化，已经成为当今世界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且越来越具有不可抗拒性，不可控制性。正如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一样，大众传媒在引导农民政治社会化的方面并不是全能的，它本身存在着很多不利于农民政治社会化的方面。
大从传媒作为农民政治社会化主要渠道的作用未能较好地发挥，农民的政治信息获取困难。农民政治社会化的主渠道是大众传媒，但这方面的状况不容乐观。据CSM媒介研究2007年调查显示，农村仅有12%左右的人家拥有收音机，收听设备的普及率及收听率非常低，被调查对象中90%以上的人表示在半年内没有接触过广播媒体，虽然CSM媒体研究调查资料显示农村家庭电视机的拥有量是96.36%。2006年全国农村实施有线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后，也暴露出一定的问题，在某些地方，虽然拥有了电视机，但入户安装费、收视费的收取会限制部分农民对电视信息的需求，政治信息闭塞问题仍难以在短期内解决。政治社会化程度高的基本前提是社会成员政治知识的丰富和政治信息的通畅，在此基础上才会产生政治系统传输的政治情感、政治价值取向和政治行为模式选择。
1、大众传媒的商业性信息的传递往往会使农民的道德意识扭曲，使他们的价值观念发生偏差。在商业利益的驱使下，有些传媒不顾职业道德，不顾某些广告的夸张性，极力报道一些吃喝享乐性质的广告。农民的生活原本就比较单调、淳朴，他们的辨别力、自控力较差，容易形成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的价值观；大众传媒精芜混杂的信息，有些宣传封建、迷信的信息会造成农民自我迷失、社会不适等状态；西方思潮的涌进，也使农民的价值观偏离我国所倡导的价值观方向；带有暴力、色情的影视媒体和网站的泛滥，使农民无所适从，他们的可塑性、模仿性强，近年来农村青年犯罪率呈明显上升的趋势，大众传媒的负面影响在其中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2、新闻媒体并不仅仅针对农民而设，要求受众的文化层次较高。虽然我国农村教育有了很大改进，但农村地区文盲、半文盲仍然很多，尤其是近年来“读书无用论”的回流，大学生就业难的困境，“考上大学也没用”的思想在当前农村较突出。2000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统计，在全国12.95亿人口中，农村人口中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仅占总人口的39.1%，小学文化程度的为42.8%，15岁以上的文盲率达到8.3%，中国有文盲8507万，90%在农村。农村文化素质偏低的结果是，农民根本不看或看不懂报纸、电视新闻，对于互联网更是接触不多，对于电视新闻和国家政策法规一知半解，在较少受到社会专门教育机构政治灌输的前提下，政治认知匮乏，政治情感和政治心理揣摩感性化。可见，农民青年的素质低下是接受大众传媒政治信息传播的极大障碍。
3、大众传媒报道的多是离农民日常生活遥远的政治事件，关于农民日常生活方面的报道太少。“只有在人们生活所在地区发生的事情才会引起他们的兴趣，才有新闻价值”(麦道格尔)，农民关心的是自己身边发生或熟悉的事件，并会投入感情关注。对与自己无关或太遥远的事件往往不会有多大的热情。可见，新闻内容与农民生活联系不紧密也是造成农民疏离新闻的原因。
4、目前假新闻的泛滥使农民对媒体产生了不信任感。无论是中央台还是地方台，权威性的报纸还是地方报纸，有时都会或多或少夸大事实，假新闻时有出现。笔者所熟悉的广西某村一个村民养了几只鹅，该地方政府为了表现政绩，在地方报纸上过分夸大事实，宣传该村已经形成了养鹅规模，要如何学习该村的养鹅技术等等。该村的村民看到了之后啼笑皆非，至今，青年们仍在把此事当成一个笑话来谈论。也许有人认为这是小事，但正所谓“千里之堤，溃于蚁穴”，试想，农民们在经历了一系列的小小事之后，还有多少人会相信电台、报纸所报道的国家大政方针、思想路线?新闻本身最大的特性就是真实性，一旦偏离了这个特性，新闻也就不成其为新闻了。不但会误导正处于成长期的青年农民，更会伤害农民的政治心理，使农民产生政治冷漠感。
三、对策和建议
基于上述大众传媒对农民政治社会化的重大影响和其本身的不利方面，我们拟提出如下对策：
（一）政府要扶持大众传媒进入农村市场，进一步开通农民的信息获取渠道。为了有效地遏制大众传媒与农村经济发展不协调的恶性循环，政府不仅需要扶持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也必须对大众传媒进行适当的扶持。在竞争中，大众传媒为了求生存、图发展，不得不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吸引巨额的广告是最便捷有效的途径。由于农村的贫穷，以农民为对象的媒体广告来源远不如以城市为对象的媒体。因此，为了鼓励传媒多关注农村、农民，方便传媒向农村市场进军，政府就必须出面对以农村、农民为对象的媒体进行必要的扶持，利于他们享有与以城市为对象的媒体同样的发展条件，使他们在拓展了自身发展空间的同时让农民在获取信息方面得到实惠。
政府一方面必须对以农村、农民为对象的媒体进行大量的资金投入，通过注入大量的资金及使用其他经济手段，对传媒企业进行直接资助。对于传媒存在的一些薄弱环节，如采、编、发行等及时注入资金，使传媒的运作畅通，使在自身得到巨大发展的同时，也使农民得到实惠，享受到与城市居民同等质量的信息服务，从而有效地解决农民的信息贫困。另外，政府也可以直接出面办一些媒体,增设专门面向农村的农业频道。另一方面在制定经济政策尤其是税收政策时,对这些传媒企业加以间接资助。众所周知,媒体的发行环节是极其薄弱的,因而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经常面临资金不足等问题，仅仅依靠政府的直接投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对以农村、农民为对象的媒体更是如此。所以，政府可以出面为这些媒体的发行销售部门创造优惠条件，对其进行间接的资金资助。比如,减少贷款的各种烦琐的手续程序，降低贷款的进入门槛，适当降低贷款利率，从税收政策方面给其优惠政策等，在为他们创造了一个更好的发展空间的同时，吸引更多的媒体转入到为农民提供信息服务的行列中，使其得到快速、健康发展。
（二）加大农民教育改革的力度，坚决贯彻实施九年义务教育。文化程度的高低决定其综合素质的高低，受教育程度越高，其综合素质越高。有研究证明，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政治素质普遍也较高。国内外许多关于政治文化、政治素质的研究也表明人的受教育程度跟他参与政治的积极性和能力是成正比的。不但如此，受教育程度与信息的接受能力也是成正比的，教育程度越高，对新闻就越关注，对政策的理解就更透彻。可见，提高农民的教育水平是使他们政治社会化得以实现的最重要的途径，是利用大众传媒引导农民政治社会化的前提条件。
（三）加快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民收入水平。“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经济发展水平越高，人们的社会参与意识会越强。当今时代，人们越来越注重个人利益，涉及到自身利益的问题时，人们往往会特别关注，尤其是有着几千年“小农思想”传统的农民。而农村政治社会化过程，首先是政治信息的传递过程，这种政治信息多大部分能为农民内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的经济收入水平，或者这种政治信息的传播能否给他们带来经济效益。当前农民的收入仍然不高，城乡差距越来越大，农民已有所怨言，尤其是农村青年，他们与外界接触得多些，思想开放些，渴望过现代化的生活，更愿意参与社会生活。经济发达农村地区的农民的社会参与意识更强。据有关调查，农村青年对政治愈来愈关注，经济发达的农村地区青年的政治参与意识、参与知识和技能都要比欠发达地区的青年高得多。因此，国家应加大对农村资金的投入力度，加快我国农村农业产业化，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以提高农民的政治参与意识、参与知识和技能。
（四）新闻媒体自身也应有所改革。应在真实性、贴近性和针对性上做文章，新闻报道地方化，注意报道当地发生的事件和人物。当前“三农”问题比较突出，国家高级决策层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并提出了许多实质性的政策、方针，各行各业也都对“三农”问题表现出关注，农民更是投以热切的期待，他们对当前广大农村发生的一系列变革诸如基层民主改革、村民自治制度的确立、税费改革、农资补贴等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希望能早日过上小康生活。因此，大众传媒应在宣传党的政策、方针、路线时，与发生在农民们身边的实结合起来，与解决农民的实际困难相结合，与切实减轻农民的负担相结合，使农民能切实感受到我们党的政策是“急人民所急，想人民所想”。例如宣传“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时，将其与农民的日常生活结合起来，表现出“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真正利益”究竟是怎么在平常小事中来体现的。只有把报道贴近农村生活、贴近普通民众，在受众的心理感受和生活经历上有很大的接近性，才会吸引农民朋友的注意，激发他们的兴趣，主动走入“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政治境界，跳出小农“事不关已，高高挂起”的思想怪圈。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发挥大众传媒的舆论监督功能和传授农民政治知识、技能，内化他们政治价值观的功能，为他们提供政治参与的渠道。
大众传媒越来越深入人们的生活，是政治社会化的非同寻常的手段，费雷德·雷格斯蒂这样说：一个人对大众传媒长期注意的结果，可能会不自觉地逐渐形成关于政治体系基本原理的意识。一些研究大众传播效果的学者还探讨了大众传播对人的心理的长期积累性影响，认为大众传播对人们的心理的影响通过行为表现出来，而且这种效果不是突然之间发生的，而是一个由浅到深，由弱到强的累积过程。总之，大众传媒对政治社会化的作用是潜移默化的长期过程，在农民的政治社会化过程中担当着重要的角色。但农村政治社会化是一项系统工程，我们也应看到，在当前农民的综合素质不高的情况下，单独通过大众传媒来加强其政治社会化是不现实的，只有将家庭、学校和大众传媒等几种途径结合起来，才会很好地实现政治社会化的效果。可我们也应清楚地认识到，大众传媒在农民的政治社会化中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