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风》与《氓》的区别
《诗经》中的《谷风》和《氓》两篇诗歌都是描写女子被男子抛弃后女子对男子的控诉，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封建社会夫权制度的不公平，揭示了妇女在当时男女不平等的社会制度下的惨痛处境和遭遇。但是这两首诗在很多方面也有不同之处，我们不能将其混为一谈。以下，我将从思想意义、人物性格、表现手法来进行分析区别。
一、思想意义的比较。《谷风》中的女子虽被丈夫抛弃，但是却仍对丈夫抱有幻想、有所牵挂，她希望丈夫能够顾及往日的情分。她的诉苦，只是停留在个人情感上，而不能深及整个社会，达到剖析社会的真实情况的目的，因而人们只能对她报以深切的同情。《氓》也是一首弃妇诗。但它的思想意义不仅仅只是抒发个人怨恨，而是通过女主人公的哭诉直接地批判了封建夫权制度的罪恶。诗中，女子用“三岁为妇，靡室劳矣。夙兴夜寐，靡有朝矣”等诗句来说明自己嫁给氓后，就一直苦心操持家务。但是，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她操持的仅仅是家务，在谋取生活资料的社会生产领域中，她没有立锥之地，她只能依附于她的夫婿。这种经济地位的不平等，决定了男女在婚姻关系上的不平等，对文章后面氓抛弃女子埋下伏笔。另外，《氓》对夫权制度的批判，还表现在对男尊女卑观念的揭露上。做为男子，氓可以随意休弃自己的妻子，而女子却必须从一而终，这是何道理？甚至当女子被休回到娘家后，“兄弟不知，咥其笑矣”，作为兄弟，他们不但没有丝毫的同情，反而尖刻地嘲笑她，而女子只有“躬自悼矣”，这是多么残酷的事实。《氓》更难能可贵的是体现了女子对封建制度的反叛。这主要表现在两方面：第一，诗中大胆地写了女子大胆子追求自己的婚姻，不受父母的限制，并自作主张地把婚期订了下来，反映了女子向包办婚姻制度发出了战书。第
二、诗中进一步地表现女子遭弃后的觉醒。“反是不思，亦已焉哉”，经历了这么多事，她已经看清了氓的丑陋的嘴脸，看透了他背叛誓言的虚伪卑劣，她没有像《谷风》中的女主人公那样，苦苦乞求，甚至还担心着自己走后的事情。她走的彻底，悲伤之余流露最多的是对氓的鄙视和激愤。“反是不思”，从此一刀两断，刚强决绝。甚至到文章的最后，她通过自身的血泪教训，觉悟到当时不公平的婚姻关系，对自己同命运的许多妇女发出“无与士耽”的警告，深刻地认识到夫权制度是产生社会悲剧的社会根源，使她的思想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达到了应有的高度。
二、人物性格的比较。从全文来看，《谷风》中的女主人公是一个温顺柔弱、逆来顺受的人。她默默地忍受，苦苦地煎熬，用自己辛勤的劳动幻想感动丈夫、套牢丈夫。因此，当丈夫不要她时，她首先想到的是在自己身上找原因，问丈夫自己有哪些地方做的不好，而不是认为丈夫三心二意，抛弃糟糠之妻。甚至当丈夫把她赶出家门时，她还在为家中的琐屑所担忧，如“毋逝我梁，毋发我笱”，她压根都没想过造成她这种下场的根源是什么。在她身上我们更多看到的是妇女遭封建夫权禁锢压迫下的奴性。《氓》中女子的性格是变化多端的。她性格刚强，有胆识；她纯真热情，敢于私定终身，渴望追求自由幸福的爱情生活，公开反叛“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信条，弃世俗于不顾。和氓结婚后，她起早摸黑，一心为家里操守；她忍受着“三岁食贫”的艰苦生活而无怨无悔，依旧跟随氓，她是一位贤能淑德的好妻子；但氓因她“桑之落矣，其黄而陨”的容貌的衰老而“二三其德”时，她受打击了，她逐渐地变得深沉而刚毅了。她把她的愤怒和谴责变成回忆——追忆婚前氓对她的虚情假意，更强烈地反映了她对氓负义的激愤。最后，她虽对丈夫有所怨恨，但这怨恨并不像《谷风》中的女主人公那样，只停留在个人情感上，她由己及人，想到了社会上同她命运一样的妇女。从一个纯真痴情的少女，到忍辱负重的妻子，再到刚强决绝的弃妇，这是《氓》中女子性格变化三个阶段，她的形象也随之不断地丰富起来。
三、表现手法的比较。《氓》中叙事较多，有完整的故事情节，从婚前写到了婚后，从氓的殷勤奉献写到了他的二三其德、薄情寡义。在结构上符合事件的发展、环环相扣。文章开篇用细腻的工笔写了氓对女子的追求以及女子的答复，为女子的性格打下基础，也为她的惆怅进行铺垫。第三段是是全诗女子情感转折的段落。诗末尾是感情发展高峰，这时的女子既看透了丈夫的卑劣，又感到了社会现实的冷酷，在极度痛苦之中发出了呼吁。而《谷风》则偏重于抒情和议论，内容较平常，以遭休弃女子痛苦的感情为主线贯穿全文，哀伤悲痛是全文的感情基调。另外，特别要指出的是，《氓》中塑造了鲜明的人物形象。把氓结婚前后判若两人的虚伪揭露得淋漓尽致，让读者对之恨之入骨，同时也把作者的褒贬观念反映了出来。
综上所述，《氓》和《谷风》虽都是弃妇诗，但《氓》比《谷风》在艺术写法上略胜一筹，可堪称为弃妇诗中的代表之作。
在传统封建思想的桎梏之下，《氓》与《谷风》中的女主人公都是受害者。在当时的封建社会中，女子的地位尤为低微，嫁个善好之人不易，想在家庭中占一席之地亦不易，能在社会中立足更为不易。古时的男子能拥有三妻四妾，似乎是意见正常不过的事，因为早已形成了一种社会风气，所以无可非议；而女子却要从一而终，坚守三从四德，否则，就会被社会排挤，被世人唾弃。她们同样身为女人，同在一个男尊女卑的社会，同样被丈夫抛弃，同是悲哀的女人！而当时的社会现实，更是倍增了她们的悲哀。《氓》中的女主人公最后呼吁：“于嗟女兮，无与士耽!士之耽兮，犹可说也；女之耽兮，不可说也！”她把自己的悲哀归咎在自己的身上，认为是自己认人不清才会收到这样的恶果，其实不然。当时社会，夫字当头的男女不平等，很大程度上助长了男子见异思迁，随意休妻的风气。男子把女人当做一件物品，呼之即来，挥 之即去，是社会上一种普遍的现象。传统的封建思想，女子在家从夫出嫁从夫夫死从子还有什么三从四德的精神烙印牢牢地束缚在每一个人的思想上，把人性的弱点无限地放大，就这样，造就了女性几千年来的悲哀。 换个角度，站在爱情的方向上看《氓》与《谷风》中的女子，不难发现她们其实跟现代人一样。一个爱得轰轰烈烈，一个爱得缠绵悱恻。问世间情为何物，直叫人生死相许。爱情，不愧是人类永恒的主题。忽略社会背景造成的悲哀，单纯从爱情的角度上去看这两位女子，她们的形象也迥然不同。
《氓》中的女子，爱得轰轰烈烈。爱他时，“送子涉淇，至于顿丘。匪我愆期，子无良媒。将子无怒，秋以为期。”在古代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常规下，一位女子居然有胆与相爱之人私定终身，足见她爱得多有主见，多有勇气！与“氓”结婚后，她真诚地把幸福的希望寄托在“氓”身上。然而婚后丈夫对她日甚一日的暴虐和欺侮，使她“及尔偕老”的愿望完全破灭了，她由爱生恨，发出痛楚的呼喊。“淇水汤汤，渐车帷裳”，既然不爱了，那就转身离开。我很欣赏她，在爱情上，她做得很潇洒。虽被丈夫抛弃，却仍保留自我尊严，勇敢地拨开眼前的迷雾，对自己的情感历程进行反思，虽然也有无奈，虽然也有伤心，却也走得坚定，走得坦然。
不过，在爱情上，能做到这样的，其实也不多吧！在没有尝试过爱情之时，我以为自己也可以做到《氓》中女子那样决然，同时也很看不惯《谷风》中那位女子死缠烂打的作风。不爱就是不爱了，你怎么挽留也是枉然。可是，喜欢过人之后，才知道，原来爱情有很多的不由自主。《谷风》中的女子与丈夫之间曾经情意绵绵，女子那么爱她的丈夫，有曾经拥有过那么美好的经历，心里自然难以割舍。她温柔善良而又软弱的性格，导致了她在爱情上的盲目。她看不到丈夫的冷酷残忍，她记得的只有当初他给她的情给她的爱。所以，被丈夫抛弃后，她仍然执迷不悔，心中依然坚守一份爱意，期待着丈夫的回心转意。这是一种悲哀，明明痛苦却仍不回头的悲哀！
两种对待爱情的态度，我想应该不会有谁能说谁是谁非吧！都是自己的选择而已。《氓》中女子爱得轰烈，爱得果断，爱得睿智。《谷风》中的女子爱了痴心，爱得缠绵，爱得海枯石烂，爱得无怨无悔„„
一、对象审视
楚辞的出现，是中国文化史上的特殊现象。
楚辞是以屈原及其作品为主体的，所以，研究楚辞，必须首先研究屈原。
郭沫若说过：\"它的时代的确是群星丽天的时代，而他在这个时代中尤其是有异彩的一等明星。\"（《屈原研究》）
屈原，作为战国时代诞生于楚国的\"一等明星\"，他的迅速升起与陨落，就如一颗明亮的彗星，一闪而过，稍纵即逝，只不过在广袤的天空中留下一道渐渐淡褪、又永恒难灭的痕迹；他来无影，去无踪，我们既无法寻找他那源远流长、极为显赫的家族背景，又找不到子孙绵延、世代相继的家庭线索，家族的精华似乎正如代代蓄积的能量，在他短暂的一生中作了\"一次性释放\"－－从而也多少带有一种伟人的生命神秘色彩。
更令人遗憾的是，他那敏感多愁、忧郁孤独而又富于狂飙式暴发、雷电式抒发的转换极快的个人气质，加之几分狂态、几分醉意、几分痴迷，几分迂阔，使他与同时代的人造成了巨大的隔膜，他说：\"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而别的人则对他不屑一顾，只给予了一点点与其历史价值极不相称的关注，乃至于当时的历史、文化著作对他没有作出片言只字的记载－－这是他的不幸，也是他的幸运，有人称之为\"伟人宇宙孤独感\"的表现。
不过，人们对于这样一个事实：即战国史籍、先秦文献只字未提屈原，从感情到理智双方面都难以接受。当然也可以圆通，如《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quot;完壁归赵、渑池之会\"二事，亦不见于先秦典籍，而且情节离奇，耸人耳目，虽然亦有人怀疑，但是成不了气候。赵逵夫于心不甘，从《战国策》中发掘了两条有关屈原的史料：《齐策三》所写设计让孟尝君拒绝楚国象床之赠的人，《楚策一》\"张仪相秦谓昭雎章\"中要求使齐恢复齐楚邦交的人，就是屈原[1]。当然这样的发掘还有待于学术界的接受与认同。
关于屈原的生平资料，最早而且权威的是司马迁《史记》，有《屈原贾生列传》专篇，并载录《渔父》、《怀沙》两篇，遗憾的?quot;议论太多，事实仍少\"（梁启超），\"通篇多用虚笔，以抑郁难遏之气，写怀才不遇之感[2]\"，抒情、议论多于叙事。另有《太史公自序》、《报任少卿书》亦分别提到屈原，但与本传所叙说法不一。以致屈原的生卒年代、放逐次数和时地、作品篇数及作年等，均没有明确记载或说明。
《史记》之外，研究屈原的资料还有：１、王逸《楚辞章句》，王氏在注释中涉及到屈原的生平情况，如任三闾大夫、《天问》作因、《九歌》创作等。
2、刘向《新序〃节士篇》，如叙及屈原\"为楚东使于齐，以结强党\"，又如屈原在顷襄王时被放的原因?quot;怀王子顷襄王亦知群臣谄误怀王，不察其罪，反听群谗之口，复放屈原\"。又云顷襄王时代的政治是\"暗王乱俗，汶汶嘿嘿，以是为非，以清为浊\"。
3、民间传说，如卒日为五月初
五、赛龙舟的由来、端午节的内涵等，比较全面的有唐代沈亚之的《屈原外传》。只是这些材料均出于汉魏之后。
4、从屈原自身的作品中去发掘，主要是指带有自传性的《离骚》、《九章》，如《惜诵》\"思君其莫我忠兮，忽忘身之贱贫\"，可证其没落贵族的身份。《悲回风》\"孤子吟而泪兮，放子逐而不还。\"蒋天枢以为古谓死国事者之子为孤子，推断屈原其父殉国战死[3]。又如，屈原在流放地究竟干什么呢？《卜居》有\"宁诛锄草茅以力耕乎？\"之句，虽然是选择语气，亦透露出某些信息。
5、汉人楚辞作品。汉人楚辞为拟骚之作，往往代屈原立言，如《七谏》、《九怀》、《九叹》、《九思》等。东方朔《七谏〃初放》云：\"平生于国兮，长于原野\"，《吕氏春秋〃明理》高诱注：\"国，都也。\"可见屈原生于都城郢都，长于秭归一带\"原野\"。此说可纠\"生于秭归\"之传说（如袁山松《宜都山川记》）。
由于屈原生平史料的匮乏与歧异，造成后人研究的巨大困难，有以\"传说\"为信史者，如云\"屈原生于秭归\"、\"卒于五月初五\"；有从屈原作品中发掘其生平事迹而过火者，如蒋天枢、谭介甫、张中一；也有怀疑屈原其有无者，如廖平、胡适、朱东润等，如朱东润引用荀悦《后汉纪》，申述《楚辞》的作者是刘安[4],因而引起了五十年代初期的一场论辩,郭沫若还专门写过两篇驳斥文章[5]。于是造成了这样一种局面：从屈原的生平到作品，从宏观到微观，到处充满着争议，初学者往往在各种观点中比较、抉择、认同、申述。如屈原的生卒年，梁启超说：\"我们最抱歉的，是不能知道屈原生卒年岁和他所享年寿\"。（《屈原研究》）但人们仍然不甘心这一状况，各自研究，\"自说自话\"，林庚说屈原活了四十一岁，蒋天枢说屈原活了七十八岁，前后相差37年。凡是惨淡经营\"屈原年表\"、\"屈原年谱\"的，总会\"捉襟见肘\"，吃力不讨好。
正是这样，以屈原生平及其作品为主体的楚辞，留下了许多令人神往而又望而却步的谜团：
1、先秦史籍为何不载屈原其人？
2、楚辞是如何从战国传至汉代的？
3、屈原作品不涉及家庭情况而有爱情婚姻的深刻体验。梁启超说：\"最奇怪的一件事，屈原家庭状况如何，在本传和他的作品中，连影子也看不出[6]\"。
4、屈原作品从不直接涉及当时的国家大事，而将视野投向遥远的神话、传说。
5、《天问》不问炎、黄二帝，不问颛顼、不问伏羲，屈原作品从来没有点到先秦诸子，如孔子、老子、墨子等。
6、屈原作品的艺术水平之高，如异峰突起，且衣被俅?quot;上源\"、其\"发展线索\"极难描述。
7、如何对楚辞与楚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关系作出纵横交叉的双向描述？
8、如何把握屈原作品与苗族文化、古傩、民间文学作品的关系？
9、如何把握屈原作品中抒情主人公\"我\"与屈原本人的关系？
10、如何看待从楚辞中发掘或比附屈原生平事迹这一特殊现象？
的确，要走进\"屈原世界\"，仍然颇费斟酌，从屈原、屈平、左徒、三闾大夫到正则、灵均、美人，从湘累[7]、楚狂、狂人、独醒客到爱祖国、爱人民的典范，从诗人、诗祖、东方诗魂到政治家、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世界文化名人，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侧面，都折射出不同的内涵与外延。
朦胧、复杂、多元，如隐在云雾中的山峰，既令人神往，又无法回避：因为屈原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实在太大了，想想曹植、陶渊明、李白、杜甫、李贺、李商隐、刘禹锡、柳宗元、苏轼、陆游、辛弃疾、曹雪芹、鲁迅、沈从文，我们无法摆脱\"屈原模式\"的潜在牵引。所以，林庚先生说，唐代诗人都读过楚辞[8]；姜亮夫先生说，整个中国文学都\"楚\"化了[9]；陆侃如说，他的作品几乎含有宗教的魔力，变成神圣不可侵犯的著作[10]；郭沫若说：\"由楚所产生出的屈原，由屈原所产生的《楚辞》，无形之中在精神上是把中国统一着的[11]\"。
历史是无情的，也是公平的。一个当时不被人们重视、理解的历史人物，特殊的遭遇与归宿，使他独\"享\"一个节日（端午节）；独具个性的创作，使他独\"成\"一门学科（楚辞学或屈学）－－这就是屈原、屈原模式、屈原现象所独有的永恒魅力！
二、历史回顾
鸟瞰楚辞研究的百年盛况，必须从学科的历史谈起。早在1978年，香港学者饶宗颐就提议建立\"楚辞学[12]\"；1986年，大陆学者薛威霆、王季深又提议建?quot;屈原学\"[13]。其实，学科的历史应追溯到西汉初年。\"楚辞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应包括：
1、《楚辞》作者生平、思想研究；
2、《楚辞》作品的诠释与研究；
3、骚体文学发展状况研究；
4、《楚辞》研究史的研究，等等。但漫长的古代研究史，基本上局限于1至2项，即楚辞作者与作品研究
古代楚辞学史，肇源于汉初的贾谊与刘安，奠基于司马迁。贾谊与屈原相距不过\"百有余年\"，加之仕途不顺，\"及渡湘水，为赋以吊屈原\"，伤屈亦自伤。贾谊的《吊屈原赋》，开创了拟骚诗风，亦开启了汉代学者、诗人对屈原既敬佩又有所不理解的评论倾向，多少表现出隔代跨度后的神往与隔膜。贾谊凭吊屈原，亦是后代批?quot;屈原否定论\"的一个坚实证据。
据班固《汉书〃淮南王传》与《离骚序》，淮南王刘安奉汉武帝之命作《离骚传》。《离骚传》为楚辞学史上第一个注本，分为总体评论与文字训释两部分，但大部分已佚，今仅存51字，即见于班固《离骚序》中一段文字：
《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蝉蜕浊秽之中，浮游尘埃之外，皎然泥而不滓；推此志，虽与日月争光可也。[14]
刘安留给我们的文字虽然不多，但形成了整个封建社会评论屈原的基本倾向：即对屈原人格精神的推崇与向往。
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将屈原、贾谊合传，写怀才不遇之悲，\"岂独屈贾二人合传，直作屈、贾、司马三人合传读可也[15]\"。据汤炳正先生考证，刘安《离骚传》被后人窜入司马迁的《屈贾列传》，导致了《屈原列传》的前后矛盾、阅读困难[16]。又由于荀悦《汉纪》、高诱《淮南子〃叙》称刘安作《离骚赋》，以致后代有人认为《离骚》为刘安所作，成为\"屈原否定论\"的一个证据。好在阜阳汉简中有《离骚》、《涉江》残句，而墓主为汝阴夏侯灶（卒于前165年），从而否定了刘安作《离骚》的可能性[17]。
历史的发展是不可思议的，漫长的楚辞学史就是在贾谊、刘安、司马迁三者的纠葛中逐步形成、奠基的。自此之后，古代楚辞学史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以章句训释为特征的汉唐阶段，以义理探求为特征的宋元阶段，以各逞新说为特征的明清阶段。第一阶段以汉代为主，代表著作为王逸的《楚辞章句》。王氏训释，多有所本，或本于经书故训，或本于方言楚语，又注?quot;因形以得其音，因音以得其义\"（段玉裁《广雅疏证〃序》），颇得正解。现当代的许多新注、今注，往往源于王氏。又，王逸注文有成例，即\"正文之字，于《注》文中必出现之[18]\"，若对照屈赋用韵体例，则可校勘今本楚辞或异文。第二阶段以宋代为主，代表著作为洪兴祖《楚辞补注》、朱熹《楚辞集注》。洪氏校订原文，载录异文，补释诗意，阐扬义理，如云屈?quot;同姓无可去之义，有死而已\"、\"生不得力争而强谏，死犹冀其感发而改行\"、\"非死为难，处死为难。屈原虽死，犹不死也\"、\"《离骚》二十五篇，多忧世之语\"。释《怀沙》云：\"知死之不可让，则舍生而取义可也。所恶有甚于死者，岂复爱七尺之躯哉？\"凡此诸说，皆为后世忠君爱国、忧国忧民之\"放大\"张本，又为后人探寻屈原之生命意识、生死观、死亡意识而起步，如著名美学家李泽厚认为，死亡构成屈原作品和思想最?quot;惊采绝?quot;的头号主题。把屈原的艺术提升到无比深邃程度的正是这个死亡－－自杀的人性主题，他的选择绝非一时的冲动或某种迷信的盲从，而是自我意识的充分呈露，是一种理性的情感抉择[19]。朱熹的《楚辞集注》被后人称之为\"里程碑\"式的著作，\"祛前注之蔽陋，而明屈子微意于千载之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他说：
原之为人，其志行虽或过于中庸而不可以为法，然皆出于忠君爱国之诚心。原之为书，其辞旨虽或流于跌宕怪神、怨怼激发而不可以为训，然皆生于缱绻恻怛、不能自已之至意。
朱子在对屈原批评的掩护下，发掘屈原忠君爱国、缱绻恻怛的个性与思想，颇为中肯。朱熹也是最早彻底以文学眼光来看待、诠释楚辞的，如他释《离骚上征\"一节，\"望舒、飞廉、鸾凤、雷师、飘风、云霓，但言神灵为之拥护服役，以见其仗卫威仪之盛耳，初无善恶之分也。旧注曲为之说，以月为清白之臣、风为号令之象、鸾凤为明智之士、而雷师独以震惊百里之故为诸侯，皆无义理\"。（《楚辞集注〃辩证上》）朱熹还注意从作品整体去把握意象、探求艺术方法，如说：\"《离骚》以灵修、美人目君，盖托为男女之辞而寓意于君，非以是直指而名之也。\"说明他已发现了《离骚》\"男女君臣之喻\"的意象结构与象征体系。凡此，都使《楚辞集注》成为楚辞学史上承前启后的伟大著作，成为后人治骚?quot;必读书\"。所以它的翻刻次最多，计宋有四次，元有四次，明有十次，清有四次，在日本刊印了一次，朝鲜四次[20]。即使在当代，亦有上海古籍出版社本（1979年）、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本（1990年）、中国人事出版社本（1996年），同时流行。1972年中日恢复邦交，毛泽东送给日本首相田中角荣的礼物，就是朱熹的《楚辞集注》，并由此在日本引发了一次高层次、高水平的专题讨论会，在日本受到极大的关注[21]。
古代楚辞学史的第三个阶段为明清阶段，从章句训诂、发明意旨到各逞臆说、言人人殊，呈现一?quot;百花齐放\"、良莠混杂的局面，代表著作有汪瑗《楚辞集解》、王夫之《楚辞通释》、蒋骥《山带阁注楚辞》、戴震《屈原赋注》。
汪瑗《楚辞集解》曾受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严厉批评，说该书：\"以臆测之见，务为新说，以排诋诸家\"，\"疑所不当疑，信所不当信\"，所以清代乾隆以后一度沉寂，日见其微。至近世经游国恩、金开诚、崔富章等学者的研究，终于恢复了它的地位。如关于《离骚》\"三后\"之释，先后为王夫之、戴震、马其昶、刘永济、姜亮夫等所承[22]。又，关于《哀郢》的创作背景发掘，为王夫之、郭沫若等所承；关于《礼魂》为前十篇之乱辞，亦为王夫之及后世学者所采[23]。又如，论述《九歌》思想云：\"《九歌》之词固不可以为无意也，亦不可以为有意也。\"这种体悟，亦颇得体。缘此，熊良智有专题系列论文，北京古籍出版社出了董洪利的点校本（1994年）。
王夫之《楚辞通释》则是另一种情况，他说自己与屈原\"时地相疑，孤心尚相仿佛\"，注屈以寄托他的民族感情。如说：\"原之沉湘，虽在顷襄之世、迁窜之后，而知几自审，当怀王之时，矢志已夙密，于此见之。君子之进退生死，因时以决，若其要终自靖，则非一朝一夕之树立，唯极于死以为志，故可任性孤行，无所疑惧也?quot;正因?quot;思想性?quot;的原因，大陆十年\"*\"*期间出版的唯一的一本古人楚辞著作，竟是该书[24]。因此，真正代表楚辞学史第三阶段学术成就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则是蒋骥的《山带阁注楚辞》。蒋氏自序中称自己\"独于离骚，功力颇深\"，又云：\"以余穷愁之身，而沉没于骚，岂不然乎！\"他\"考订楚辞地理，与屈子两朝迁谪行踪\"，绘成地图五幅：即楚辞地理总图．抽思思美人路图、哀郢路图、涉江路图、渔父怀沙路图。其次，蒋氏对屈原作品创作时地的考索，亦具说服力。如关于《九章》写作时地，一般以为作于江南、作于沅湘之野，蒋氏考证的结果是\"《九章》杂于怀、襄之?quot;，其中《惜诵》、《抽思》、《思美人》皆作于怀王时，与《离骚》是同一时期的作品；《涉江》、《哀郢》以下六篇，作于顷襄王时，写作地点在江南。蒋氏此论，为后人判断《离骚》作时提供了充分的理由，现当代学者詹安泰、金开诚、马茂元、胡念贻、浦江清、逯钦立、孙作云、戴志钧等学者，或直采其说，予以引申、发挥、补充；或者殊途同归，其结论与蒋氏相同或相近。[25]。最后，蒋氏对篇章结构的分析、内在意蕴的阐发，亦精辟中肯，令人击节。如云《离骚》\"以好修为纲领，以彭咸为结穴\"，此说为当代学者毛庆采纳并有发展，称彭咸为《离骚》象征体系的中心[26]。又释\"闺中既以邃远兮，哲王又不悟\"两句在结构上的作用，上句收反顾游目以下半篇，下句收怨灵修之浩荡以前半篇。用笔一俯一仰，旋乾转坤，千里来龙，至此方合。至于蒋氏对《离骚》两次神游天界时，在行动上、心理上微妙细腻的差别的发掘，更是洞幽察微，令人叫绝。
当我们对漫长而古老、窄深而热烈的楚辞研究作一匆匆\"巡礼\"之后，我们就不得不承认：楚辞研究已经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究其原因，主要有：
一、文学上两种力量的碰撞。一是屈原抒情模式本身的传承魅力；二是司马迁、曹植、李白、杜甫、辛弃疾、曹雪芹等作家对屈赋传统的自觉再现和积极扩张。后人从他们身上得到多重的沾溉与熏陶。
二、学术上两种类型的交叉。历代注骚者往往拟骚。楚辞，不仅是开展研究的对象，也是再现研究成果的载体。能进入境界?quot;拟骚\"，往往掌握了屈原的精神与风格。
三、民俗上两种内涵的渗透。端午佳节，龙舟竞渡，本为驱邪避灾，而与纪念屈原叠合，则使后者具有了超越时代、地域的广泛性、久远性。
四、再现上两种方式的张扬。以屈原生平事迹或楚辞作品为题材的戏剧、音乐、绘画作品的大量涌现，也常常阶段性地刺缴、加强了人们对楚辞本体的回眸、体悟与把握。
当然，以上四方面的传承特点又归结于屈原本身与旧式制度。这是因为：屈原追求的存君兴国、独立不迁、上下求索、好修为常四?quot;全能\"，从而构成了中国古代文人的人格典范、民族精神的完美象征。而另一方面，封闭的封建社会给文人提供了与屈原相类的生活环境、风云际遇和价值取向、追求方式。他们易与屈原的行为和思维相契合，从而采用屈原的进取模式与消释模式。
同时，漫长的古代楚辞学史也为我们的\"百年观照\"提供了很好的前提与渊源：历史是发展的，历史同时也是再现的。二千年的历史给我们贡献出许多启示：
一、研究层次、研究方法总是不断提高、发展。从王逸的名物训诂到朱熹的义理阐释，再到蒋骥的艺术分析，离文化的研究只有一步之遥，同时又自始至终贯穿?quot;文化研究\"的因子、因素。因此，晚清以来，注意文化的研究，则是理所当然的发展趋势。
二、许多研究者的独到之见，又逐步为历代学者所接受，成为不刊之论。如刘安的人格推崇、司马迁的不平之气、王逸的方言诠释、朱熹的男女君臣之喻、蒋骥的时地考索，都成为近百年来研究的热点课题。
三、一代代的研究者都在反驳、纠正或补充前人的说法；而他们自己又受到后代或同时代人的反驳、纠正或补充，从而不断推进研究的深入，寻找\"近真的屈原\"。而后者在反驳、纠正、补充前人之说的同时，也在方法上留下前人难以磨灭的痕迹。如研屈、绍屈并举，从刘向《九叹》，王逸《九思》，到王夫之《九昭》，进而发展为闻一多《〈九歌〉古歌舞剧悬解》、李大明《九歌歌舞剧新编》，以及郭沫若《屈原》（话剧）、胡鸿延《屈原诗传》（大型神话传奇史诗）、陈书良《屈原与婵媛》（电影文学剧本），楚辞学者的创作热情，可谓方兴未艾。
四、每一种学术派别、研究方法的出现，总是与当时的文化学术思潮分不开的。任何摆脱时代制约的努力，往往正是时代思潮的反映，从汉代的经学、宋代的理学到清代的乾嘉之学，从晚清的求新求变、抗战时期对爱国主义的呼唤到建国初?quot;人民性\"的弘扬，总会间接或直接地影响到楚辞研究。
五、近现代研究中出现的许多困惑，完全可以在古代研究史中找到原因和答案。如楚辞研究的各家往往各言其是，虽然有一些证据，但合起来则相互龃龉。论文发表虽然很多，而能被广泛接受的结论甚少。每个个体总是虔诚地认为自己最了解屈原及其作品，而排斥甚至嘲弄他人成果，但同时代的人或后人对他的\"独得之秘\"往往不买帐，不以为然。-－－-目前研究中的这一困惑正是清代各逞臆说、言人人殊的延续，又可追溯到宋代义理探求在方法论上的不足。义理探索虽然高于章句训释层次，但仍然是平面的、局限的、单一的，不能从根本上解释《楚辞》的复杂、丰富与多元现象。
鉴此，我们审视本世纪的楚辞研究，正是以两千年楚辞学史为逻辑起点与历史参照的。
《1》凡是对中国文学史稍有了解的人都会知道，《诗经》在中国文学中的地位非同小可。在中国文化的浩瀚天空中，美丽、动人的诗歌灿若群星，可是这些作品中没有任何一部的地位能够比得上《诗经》。《诗经》是春秋时期的一部民歌集成，相传由王官采编汇集，《史记》中认为孔子根据是否合乎礼义编选而成。
《诗经》收录了西周初至春秋中叶或稍后大约五六百年间的305篇诗歌。其产生地域涉及现在的陕西、山西、河北、河南、湖北等省。作者中有农夫、牧人、士兵，也有贵族和士大夫。
《诗经》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是中国文学史的光辉起点标志和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源头。
《诗经》思想内容健康高尚，其成就的影响是巨大的。
今天我们读到的《诗经》仅仅只是文字组成的一首首诗作，可是在春秋战国时代，它们都拥有自己的乐谱，可以和乐歌唱，只不过后来随着时间的流逝，乐谱慢慢地散失了，后代人对于诗经就只能吟诵，无法歌唱了，这实在是一种遗憾，国为没有音乐的配合，就难以充分体验这些诗歌中蕴含的情感。
《诗经》中的风雅颂其实就是按音乐特色来划分的，风就是地方乐调，国风即各国土乐的意思，类似于今天的“河南调”，“山西调”等。《诗经》中共有15国风。雅是正的意思，雅乐即正声，正如周人的官话叫作雅言。颂则是用于宗庙祭祀的乐歌，声音较舒缓。孔子认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可见《诗经》通过音乐教化人心在当时是何等的重要。
《诗经》所表现的“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现实主义精神对后人影响最大。其赋比兴的世术表现手法直到今天还有其强大生命力。历代民歌都是《诗经》的嫡传，历代文人都对《诗经》中的“四始六义”推崇备至，历代诗人都得益于《诗经》的滋养。《诗经》影响了中国社会的层层面面，不仅是我国最早的文学宝库之一，在世界文学晚上也是独树一帜，它已被世界人民视为中国文化的象征，被译成多达几十种国家的语言广泛流传，并作为送给外星系生命的礼物之一而飞向了太空。《诗经》在我国青少年中流传广泛，许多少年儿童非常喜爱《诗经》经常能信手拈来，吐句成诗，古老的《诗经》今天仍在焕发其隽的魅力。
《诗经》是我国文学的光辉开端，它以丰富而深刻的思想内容，精湛而杰出的艺术成就把我国诗歌发展推向了第一个高峰， 其影响巨大而深远。
《诗经》，先秦称《诗》或《诗三百》，汉朝时儒家将其奉为经典，称为《诗经》，沿用至今，《诗经》收入了305篇诗；另有6篇只存题目而无内容 ，叫做“笙诗”。它由风、雅、颂三部分组成，都因音乐得名。“风”是地方乐调，共有15“国风”，有诗160篇，绝大部分是各国民间歌谣；“雅”分大、小雅，有诗105篇，是周代贵族所作的乐章：“大雅”多朝会燕享之作，“小雅”多个人抒情之作；“颂”分“周颂”、“鲁颂”、“商颂”，有诗40篇，是用于宗庙祭祀而兼有舞容的乐歌。它们代表了2500年前大约500年间的诗歌创作。其中最早的诗产生时间约在西周初期，最晚则在春秋中叶。《诗经》中内容丰富，包罗万象。
从内容上来看，《诗经》可分成“祭祀”、“颂赞”、“怨刺”、“婚恋”与“征役”五种。祭祀诗全部收在“周颂”、“鲁颂”、和“商颂“之中，文学价值不高；颂赞诗数量较多，大部分集中在大、小雅中，其中最优秀的篇章是《出车》、《六月》、《采芑》，怨刺诗多是揭露时、感叹时艰、讽谕朝政的诗歌。《小弁》、《伐檀》、《硕鼠》、《黍离》等是其中的优秀作品，它们对后代的影响深远；婚恋诗多见于“国风”中，《关雎》、《汉广》、《蒹葭》、《月出》、《风雨》、《子衿》、《大车》、《桃夭》、《鸡鸣》、《氓》等都是历来为人所称道的优秀诗散见于“风”、“雅”之中，反映徭役问题的有《式微》、《鸨羽》、《何草不黄》等，反映战争问题的有《击鼓》、《载驰》、《陟岵》、《乐山》、《采薇》等。
《诗经》最大的成就是在诗歌创作上建立了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面向生活，反映现实，显现出鲜明的现实主义创作特色；其所采用的赋、比、兴的表现手法，对后代文学影响较大；在形式上，《诗经》多是四言一句的四言体诗，多采用复沓方法，创造出浓郁郁的诗意。
《诗经》是我们的祖先在两千余年前的黄河两岸用挚朴的声音吟唱着的一首首优美动听的歌曲。这中间有追求爱情时的欢乐，如：《国风·关睢》、《郑风·出其东门》等，有失恋的痛苦如《卫风·氓》等，有劳动的愉悦如《秦风·蒹葭》，有生活的磨难如《豳风·七月》、《伐檀》、《硕鼠》等。
人们将他们在生活中的喜怒哀乐直诉出来，使我们今天仿佛还能闻到田野中的清香、听到春风拂动的树叶声，看到蓝天绿水之间一派悠闲的农作场面。有关恋爱和婚姻的诗在国风中数量最多。 朱熹说过：“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这些情诗产生于不同时代、在域，但大致可以看出当时的人们男女恋爱生活是比较自由的。这些诗大多数是当事者率真大胆的表白，感情真挚、强烈、质朴、健康。虽然同属爱情题材，内容却很少重复，凡属恋爱生活里所有的忧喜得失，离合变化都有所表现。《诗经》中的情诗大多反映了劳动人民热烈健康的感情和严肃认真的态度。过去的道学家斥这些诗为“淫奔之诗”，甚至有人主张全部删除，这是毫无道理的。除爱情诗外，《诗经》对统治者的压迫与战争徭役所带来的苦难都有所揭露。除直斥统治者的丑恶外，人们还表达了劳动生活中的快乐。表现了热爱和平与坚决抵抗外辱的爱国主义情还。
《诗经》中在赞美爱情，歌颂生活，嘲讽黑暗，揭露暴政的同时，大量地巧妙地运用赋比兴的手法，寄物寓人，咏诗言志，其白描、写实的艺术风格，令人赞不绝口，许多名句千古传唱，今天的少年儿童大多耳熟能详。
（2）：“风雅比兴”是中国古典文学源远流长的优良传统，“风”、“雅”二义早就连用，用以指称诗文之事。我们从中国诗史可以清楚地看到“风雅比兴”传统与诗歌文学兴衰的密切关系，凡继承和发扬这个传统，诗歌文学就发展进步，取得辉煌的成绩；凡背弃这个传统，诗歌文学就衰颓而蹈入迷途，一些萎靡颓废的、无思想性的、有害的以及形形色色的形式主义文艺就会泛滥；当进步的文学界重新标举“风雅比兴”，文学就健康前进，并在新的时代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这个传统。今天的诗歌毕竟是从昨天的诗歌发展而来，因此，我们应该重视历史的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