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问题跨越“三农”时空
赵凌云(湖北省社会科学院 院长，教授，博导，研究员)
时下，人们关于中国农村问题的标准提法是农村、农民、农业“三农”问题。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也旨在通过解决“三农”问题推进农村的建设。总之，在老百姓、学界、决策层心目中，“三农”问题是中国农村问题的基本表现，解决中国农村发展的问题集中体现为解决“三农”问题。作为一个约定俗成的提法，“三农”问题的提法未尝不可，从表象上看，农民工问题属于“三农”问题。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农民工问题是一个相对独立的问题，而且，这一问题超出了农村的空间范围，超出了解决“三农”问题的时间区间，超出了经济发展的社会领域，应该当作一个独立的问题加以重视和研究。
遮蔽“农民工”问题独立性的，除了人们对于“农民工”本人的偏见以外，还有“农民工”这一提法。“农民工”这一提法，指向“从事工人或职工工作的农民”，或者“进城务工农民”。这一理解带有极大的偏见成分。查遍西方历史，在西方工业革命时代，大部分工厂劳动者来自农民，但没有“农民工”的提法，当今世界，也没有那个国家的公民在进城当了工人和职员以后仍然被冠以“农民”称呼的。在中国，“农民工”的提法，是传统二元户籍制度下歧视的产物。而且，在中国的语境中，凡是带有“农民”字样的，往往都带有歧视的含义。
迈向现代化的中国，应该在学理上，在政策上，在文化上，打破这种歧视和偏见，不要继续用出身命名人的身份，而是用工作的功能来命名人的身份。我们不能再向本来已经因为从事简单、繁重体力劳动而自感卑贱的农民施加这种偏见和歧视了。所谓“农民工”是不存在的，他们实际上是工人、是职员，因为他们从事的工作，是工人和职员的工作，他们负责的岗位，是工人和职员的岗位，他们具备的功能，是工人和职员的功能。在这些方面，他们与城里人毫无二致。与城里人不同的是，他们来自农村，工人和职员的职业不固定。严格来讲，这方面的差别也不大，因为，当今大多数城里工人和职员即便本人不是直接来源于农民，他们的父辈或祖辈也是来源于农民，城里人的职业也逐渐开始具有流动性。
如果这样来看，“农民工”问题具有了独立性，不是“三农”问题所能涵盖的，也不是通过解决了“三农”问题就能解决的。
首先，“农民工”问题越来越成为一个城市问题。我们把农民工问题界定为“三农”问题，实际上是在传统户籍制度框架下，用身份思维方式思考问题的产物。“农民工”既然在城里务工和创造财富，那么，“农民工”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城市问题。试想，除了农民工的计划生育、子女教育等家庭事项以外，农民工的维权、医疗、就业、培训、失业、工伤、文化娱乐、政治权利、等公共问题，哪个不是城市问题？可见，不能因为带上“农民”二字，就将“农民工”问题单纯归结为“三农”问题。否则，城市不管这些问题，今后还得依靠总理帮助民工讨工资，总理帮农民找医生，搞培训。
其次，“农民工”问题成为超越“三农”时空的问题。这一问题超出农村的空间范围，超出解决“三农”问题的时间区间。既然“农民工”问题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是城市问题，因此，“农民工”问题超出了“三农”问题的空间范围和时间范围。“农民工”问题超越“三农”问题的空间，是指解决“农民工”问题的重心越来越移向城市，“农民工”问题中越来越多的方面需要城市解决。“农民工”问题超越“三农”问题的时间，是指“三农”问题的解决并不能解决中国的“农民工”问题。这是因为，作为一个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初期阶段的国家，中国的农民还是要持续不断地向城市转移，即便是“三农”问题解决了，依然存在这一过程。相反，“三农”问题的解决，取决于城市真正吸纳农村的剩余劳动力，从这个意义上说，“三农”问题的解决，依赖于“农民工”问题的解决，而不是相反。
第三，“农民工”问题超出经济发展，成为社会领域的问题。“农民工”问题不仅超越农村的时空，而且超越经济问题的空间，成为社会领域的问题。从经济上看，“农民工”问题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伴随工业化和信息化而出现的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和非农产业转移的持续过程。从社会上看，“农民工”问题是农村和整个国家社会分层的过程、社会流动的过程和社会整合过程。从政治上看，“农民工”问题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以及整个阶级关系的重构过程。从社会管理角度看，“农民工”问题是社会公共管理体系的重构过程。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农民工”问题的解决，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各项问题解决的枢纽。这一问题的解决程度，将决定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各种问题的解决的合理和顺利程度。
第四，“农民工”问题的解决需要整体思考和整体社会体制改革。正是因为“农民工”问题的整体性与长期性，我们没有理由将这一问题的解决仅仅局限于农村领域，而是要从整体上考虑，从整个社会体制改革领域谋划这一问题的解决。例如，当前，要以户籍制度改革为契机，进行涉及城乡的平等权利制度变革，将导致城乡之间分割的二元教育制度、二元医疗制度、二元社会保障制度、二元就业制度、二元政府制度、二元财政制度、二元税费制度、二元金融制度、二元公共投入制度、二元电力制度、二元燃料制度、二元住房制度、二元土地制度、二元粮油供给制度、二元劳动人事制度、二元组织制度等，逐步实现一元化。从这个意义上说，“农民工”问题的解决，将是中国社会的一场深刻变革。
“农民工”问题的时代性、宏大性决定了理论研究以及政策设计视角转换的必要性。首先，有必要将“农民工”从“三农”问题中独立出来，确立“农民工”问题研究的独立的、新的视角，建立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农民工”理论研究的理论分析框架。其次，由于“农民工”问题的综合性，对“农民工”问题进行多学科包括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文化学等学科的交叉研究和分析。在此基础上，建立中国特色的“农民工”理论体系。第三，在公共政策设计中纳入“农民工”因素，或者，以“农民工”问题为重要基点之一，调整和重构公共政策与政策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