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乡村去
如今投身乡村建设的人都戏称自己为“风口上的猪”——站在风口，猪都能飞起来。这股风来自后工业化时代对乡土价值的重新寻找，或许会成为撬动乡村复兴的支点。 到农村去：反思现代性的“新乡村主义”从更长的历史时期来看，到农村去，并不是突如其来的一阵风。北京大学教授钱理群总结，中国知识分子“到农村去”的运动伴随着整个20世纪的中国历史，有一个代代相传的精神谱系——“五四运动”先驱们的“新村运动”是第一代，30年代共产党人的土地改革与梁漱溟、晏阳初的“乡村建设运动”是第二代，40年代延安的知识分子与工农兵相结合的下乡运动是第三代，五六十年代“到农村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是第四代，“*”时期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第五代。与此关联的一个现象是，尽管每一次到农村去，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但是这些影响大都是“雨过地皮湿”。于是，几乎每一代人的下乡，都要面对与前一代人几乎相同的问题，即中国农村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落后与贫穷状况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 追溯这一精神谱系的源头，要回到20世纪初。日本思想家子安宣邦认为，自1850年始，东亚是“被拖到世界和世界史中去的”，而这一“世界”，是以西方和西方文明为中心的世界。作家梁鸿认为，20世纪初的中国知识分子是在接受这一世界史的过程中开始了对本国现代性的思考，“乡土中国”也是在此视野下诞生的。当中国和西方被置于同一空间时，“农业的、儒家的、专制的、技术落后的”中国自然落后于“工业的、宗教的、民主的、技术发达的”西方。于是，自鲁迅开始，“乡土中国”一直是愚昧、落后、“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形象，而它所拥有的“乡土文化特征、道德礼俗、儒家思想”则是停滞的根源。因此，在拥有了新思维的“五四”知识分子“现代化”的视野中，乡土中国始终是异质性的，是与工业文明二元对立的。社会学家王铭铭也认为，知识分子“乡村即为中国的缩影”的观念，其政治影响力远比我们想象的要深远得多，至少可以说是对于20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变迁起到关键影响的思想之一。而将传统中国预设为乡村，既可能使国人在处理国家事务时总是关注乡村，又可能使我们将乡村简单地当作现代社会的前身与“敌人”，使我们总是青睐于“乡村都市化”。在“被改造”的过程中，“乡土”一直与“现代性”融合、排斥、纠缠，但也在逐渐深入的渗透过程中，它们各自顽固地呈现出自己的根性。以此为起点，也可以反思为什么近百年来“到农村去”成为一代代知识分子“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道德心结，又为什么每一次对于乡村的想象与构建都失效了。20世纪30年代是“乡村建设运动”最为风起云涌的时期，其中尤以梁漱溟为代表。他主张“从农业引发工业”的乡村建设道路，具体来说，是以中国传统的乡约形式重建中国新的礼俗，并在农村大办村学和乡学，使之不仅成为地方教育机构，而且从中分化出乡村基层政权组织与民间团体。同时，建立生产、销售、运输合作社，农民银行等生产、金融组织，推动农村技术进步。他将这一思想付诸实践，带领一批青年开辟了邹平、菏泽、济宁等实验区。但在各地乡村实验如火如荼开展之际，就有人放出了悲观的论调：“在这种农村运动已经成为一种时髦的时候，我愿意诚恳地指出，就是中国农民的生计问题，不是现在各地的农村运动所能解决的。假如现在还有人迷信农村运动可以解决中国农民的生计问题，将来一定会失望，会悲观。”这个不合时宜的人是社会学家吴景超，他在当时关于“中国的现代化道路”的争论中站在了梁漱溟的对立面：梁漱溟主张“农业立国”“从农业引发工业”，吴景超则主张“工业立国”，他认为中国农村的问题是人口密度大，耕地面积少，应该优先工业化，“发展都市以救济农村”。显然，此后被纳入“现代化”路径中的乡村无奈地服从了工业化和城市化。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的变迁加剧，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主要流动方向是从农村向城市，延续了几代的“到农村去”运动也就此中断了。梁鸿指出，此前即使经历了将近100年的“批判”和“质疑”，乡土内部的道德结构和文化原型仍然保持着一种均衡性和神圣化的意味，但在最近30年的经济驱动力下，整个乡村都被摧枯拉朽般地摧毁，这种摧毁不只是乡土中国经济方式、生活方式和政治方式的改变，而是一举摧毁了整个民族原有的心理结构和道德基础。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古老文明的创造力，中国乡村和传统文明所具有的容纳力和包容性，它对美的感受，它的宽阔，因为与政治、与天地之间复杂混合而产生的思想哲学观和世界观都被抛弃掉了。在工业化和城市化急剧扩张之后，再一次“到农村去”显得尤为迫切。而这轮乡村建设热潮，也在很大程度上开始抛弃以往对现代性的追求，形成一种后现代语境下的“新乡村主义”——重新思考乡土，思考农业文明，它们不再只是被启蒙、被改造的对象，而是亟待被寻回的精神根源。“第三空间”的可能性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罗德胤是从传统村落研究开始，“被动地”投身乡建的。他从事了十几年传统聚落与乡土建筑理论和测绘，最近几年却发现，迫在眉睫的已经不是理论问题了。“90年代，农村是在缓慢地衰败，很多村落还是比较完整的，研究可以不断深入。到了2000年以后，真的是翻天覆地的变化。村里的年轻人都进城打工，田撂荒了没人种，‘空心化’严重，谁还会在乎古村落和老房子呢？眼看就都没了，能保一个算一个。”在某种程度上，乡村凋敝似乎是后发国家的一个魔咒。罗德胤认为，从世界范围看，城市化是一个成本不断摊薄的过程，必然会导致特大城市化。比如北京有2000多万人，摊在每个人头上的成本特别小，就能干大事，进而会聚拢更多的人。北京是这样，首尔、东京也是这样。唯独欧洲没走这条路，100万人以上的城市非常少，大多数城市维持在10万人左右，部分原因是欧洲大多是先发国家，获得了技术红利，人均产值高，从而可以投入高成本的基础设施，维持良好的生态环境。中小城市聚集的一大好处是乡村得以保留，因为相距不远，一个小城市可以辐射一片乡村。但是后发国家要追赶，只能发挥人口优势，发展大城市。大城市周边一两百公里之外的农村就辐射不到了，乡村必然会衰败。“日本就是典型，人口95%都集中在以东京为主的大城市，只剩5%的农民，养活那么大片农村很困难。他们也尝试从城市抽出一部分资源给农村，但这是一个很窄的渠道。像越后妻有那样通过大地艺术节来激活乡村，只是一个标本，不可能有100个越后妻有。”这一轮乡村建设的背景是中国“城市化”增速放缓。罗德胤说：“将近60%人口进入城市，意味着还剩下40%在农村。这对农村来说是好事，有很多人留下来，就能维持这个村子，不至于彻底衰败掉。但同时也是考验，那么庞大的人口基数，怎么能保证他们基本的生活水平、医疗、教育？成本谁来付？”他说，政府每年都从整个大盘子里头切出来一块来扶贫，把底线慢慢地往上抬。但因为基数特别大，所以每抬一点点，负担都会特别重。剩下的怎么办呢？就是通过市场化手段。当以市场的眼光重新审视乡村的时候，古村落和老房子被遮蔽的价值就开始显现出来。这也是罗德胤推动古村落保护的一个机遇。他发现，传统的静态保护思路有一个迈不过去的鸿沟，就是村民的观念问题——人人都想盖新房子，不愿意住老房子。“保护是一套机制，你想保护，但是政府不给钱，保不了；村民不支持，也保不了。不把整个产业链打通，是保不成的。努把力呼吁呼吁，让政府拿出一笔钱把房子修好，有可能做到。但之后如果没人住，没人维护，怎么办呢？政府只好再掏一笔钱，请个管理员看门，再请个清洁工搞保洁，时不时还得修修，哪儿漏雨了，哪儿掉瓦了，就成一个负担了。这种负担一多的时候，政府就管不了，就干脆不管了。”他认为，某种程度上，2005年开始大面积铺开的“新农村建设”也是一个让保护失效的助推器。“‘新农村建设’在客观上消耗了城市过剩的产能，也提高了村民的生活水平，但问题是到了执行层面，很大程度上变成了‘一刀切’地建新房。村民为了拿政策补贴，各处凑钱，把老房子拆了，改成新房子。这个杠杆撬动作用是特别强大的，原本是慢慢加速的变化过程，在这之后突然提速。比如说这个村子一共100个老房子，不干预的情况下，村民每年拆5个，可能20年拆完，但是‘新农村建设’补贴拆房子，一平方米补贴200块钱，那一年就全拆光了。”怎么办呢？罗德胤选择了“先给利益，再转观念”：“要想让村民把资金流向修老房子，只有一个方法——让古村和老房子能挣更多的钱。”今年6月，我曾去河南省新县西河村采访，惊讶于这个位于大别山深处的小村庄因罗德胤推动的乡村改造吸引来络绎不绝的游人，很多人从信阳、武汉等周边城市开车两三个小时赶来。其实西河的资源禀赋并不突出，但罗德胤看中了这里典型的河道景观——三面环山，一面临河，沿河有古树，有祠堂，还有明清时代的古民居群——与城市生活有沟通。看上去，他所做的也很简单，只是把河道景观整理出来，沿岸的一些老房子做了改建，又找来老同学何崴把原来的村粮库改成博物馆，但切中了目前的一个巨大需求——城市中产阶层对乡村“第三空间”的需求。罗德胤说，工业化、城市化伴随着城市中产阶层的兴起，这些人对于暂时逃离到家和办公室之外的“第三空间”的需求越来越大。而乡村显然是更贴近自然的，更贴近人文的，更贴近情感的，而且可以彻底摆脱掉绑定其精神的物质空间。他告诉我，这样的“第三空间”，其实是要在乡村里找到与城市生活的结合点。对所在距离也有要求，大城市出发3个小时以内是刚需。不过中国大城市很多，在每个大城市周围都画一个3小时半径，就基本上把整个中国都包括进去了，所以这个市场是很大的。谁能够认识到这种市场需求，将乡村打造成第三空间，谁就能抢先一步。他认为，乡村只有在后工业社会里找到与现代人生活的联系，先存活下来，才能回头去寻找农业文明的精神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