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丹式幸福”的启示
瓜田推荐辞：这篇文章值得一读。瓜田长期以来对“不丹的幸福”存在误解，以为这种与世隔绝的小国寡民，活得很封闭，很容易获得一种井底之蛙式的满足。看了文章方知道，人家并不封闭，观念也不落后，被评为全世界“幸福指数最高的国家”之一（幸福指数亚洲排名第一，世界排名第十三），也不是浪得虚名。人家的“国民幸福总值”是从9大类72个子项的综合统计中得出的。GDP只是其中的一项，也就是说，只占1/72！人家认识到：一个衡量人类幸福和生活美满的新指标应包含这些维度：工作和收入有保障、衣食住行无忧、教育和医疗公平有保障、居住环境宜人、拥有充分的安全感和人权保障、享有亲情友情爱情“人类三情”所带来的愉悦和美好，等等。中国人距离这样清醒的认识差得还很远。国民时时被创制拆迁所困扰，被有毒食物所毒害，怎么幸福的起来？幸福的标准不正确，就算GDP遥遥领先于美国，国民也是痛苦的。
人口不过70万的不丹是一个地处喜马拉雅山南麓的佛国，经济不很发达，却因国民拥有很高的幸福指数而蜚声全球。2006年之后，不丹引起了世人的广泛关注，因为它被评为全世界“幸福指数最高的国家”之一：幸福指数亚洲排名第一，世界排名第十三。
人类的笑容是不会骗人的，我看到过好几张展现不丹魅力的笑脸，只能说这是真正幸福的笑。其中一张是不丹年轻英俊的国王与民同乐的照片，那是一种灿若朝阳、艳若夏花、发乎真心、极具感染力的表情。我想也许可用专用名词来命名幸福的笑，即“不丹笑”。不丹招牌式的笑也许是地球上最美的“花”，纯净无邪、灿烂于心、美好亲切。看到这种笑，我们能感受到人性的亲、人类的爱、生活的甜和地球的美。在我看来，“不丹之笑”就是“人类之爱”。不丹古今相通的追求精神价值的发展模式解密了不丹幸福之道。如果说1972年之前，不丹的幸福之道是文化意义的，那么在四世国王推动之后就变成了政府和文化共同哺育的复合模式，变得更加自觉自在，也更加可持续和强持续。
农民占全国人口80%的不丹人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不丹绝大多数人口都是农民，他们收入不多，刚刚解决温饱问题，但他们都很满足、都很快乐。这是为什么？难道中国古代圣人所讲的“安贫乐道”真有其事？不丹告诉我们：佛国佛心，笑中有道。
国民生产总值GDP向来是发展的目标，但不丹早在1972年就别具一格地提出了“国民幸福总值”GNH（GroNationalHappine）的发展目标。不丹四世国王吉格梅·辛格格旺楚克意识到单一强调经济的发展，并不能尽如人意地为百姓创造美满的生活，比如会出现家庭成员分散居住不利于亲密关系的维系、工作时间延长使得父母没有足够的时间陪伴孩子等情况。特别对于不丹这样一个人口稀少、劳动和生活环境艰辛而生态又很脆弱的国家来说，不计代价地一味发展经济而无视全体国民的心理满足感，也就是幸福感，最终将导致国家衰落。
不丹的国民幸福总值体现了以人为本、以民为贵的理念。“国民幸福总值”以9个大类来衡量生活，包括教育、心理幸福感、健康、时间支配、文化多样性和恢复力、善治、社区活力、生态多样性和恢复力、生活水平，每个大类里有8个子项，共72项，这些数据每三年修订一次。值得注意的是，GDP只是幸福的1/72。不丹提出的国民幸福指数＝生产总值指数×a%+社会健康指数×b%+社会福利指数×c%+社会文明指数×d%+生态环境指数×e%，其中a、b、c、d、e分别表示生产总值指数、社会健康指数、社会福利指数、社会文明指数和生态环境指数所占的权数，具体权重的大小取决于各政府所要实现的经济和社会目标。从中可见，不丹国民幸福指数高的秘诀是坚持生态效益、人文效益和社会效益高于经济效益，这是
不丹一以贯之的平衡、有序、有机的幸福发展观所包含的核心价值。生态效益是指优良的生态环境、美好的居住环境、和谐的工作环境所带来的效益；人文效益是人作为文化的生物，需要“家根文化”的滋养，人类在一方文化的哺育下找到归属感和幸福感，所以促进心灵成长的人文传统应该被尊崇；社会效益是指提高国民的健康程度、就业水平、生活满意度和文明程度所体现的社会进步；经济效益则是指在其他条件的限定下追求国内生产总值的提高。
当今之世，已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GDP的增长不等于幸福的成长。如何看待GDP及其和人类幸福的关系？经验表明，如果不给经济发展加以条件的约束，那么GDP的增长往往是以环境污染、贫富分化和人类痛苦为代价的。GDP顶天了，也只是经济增长的数值，正如有钱人不一定幸福，GDP上去了，幸福指数也不一定就提高了。富裕不等于幸福，贫困更不等于幸福。相对说，富裕创造了能够带来幸福的更好物质条件，所以，错误不在于对GDP的追求。GDP是至今在国际通用、能够衡量经济成就的有效指标，不丹也在使用它。错误如果有的话，应该在于GDP的增长与实现方式以及GDP增量的分配方式上。试想，如果GDP的增长和分配是以人民的痛苦和不幸为代价，岂不是与以人民幸福为宗旨的发展背道而驰？例如，我国不少地方强制拆迁的做法导致政府和群众尖锐冲突甚至屡出命案的报道很多，就是典型例证。再如，如果经济发展了，贫困人口的境遇反而得不到缓解，富得撑死、穷得饿死，这样的发展也走向了我们愿望的反面、走上了与“公正发展”相悖的歧路，与人类社会公平、正义、幸福的理想南辕北辙。发展与幸福的距离是近了还是远了，可以看发展是建设性的还是破坏性的，是人民支持的还是人民反对的，是改善了民生还是恶化了民生，是稳定了社会还是动摇了社会。
此外，非常重要的一点是，GDP既不是唯一重要、也不是最为重要的指标，经济发展只是全面、和谐、可持续发展的一个方面，无论多么重要，也不能破坏平衡发展、和谐发展、统筹发展、持续发展、人本发展、幸福发展的大原则。进一步讲，我们不能满足于“要发展”的提法，而是要明了为谁发展、为何发展、如何发展三大哲学问题。发展到底为了什么？人本主义发展观认为，发展就是为了实现全体人类的自由、尊严和价值。这个答案早在上个世纪发展经济学家古雷德等的经典诠释中就能得到。
当下，国人普遍感到苦恼的是在忙碌中丢失了生活的意义。找不到意义的生活是没有精神寄托的，不可能真正幸福。GDP看起来在快速增长，国家统计局发布2011年上半年经济数据，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GDP为204459亿元，同比增长9.6%，但很多人的安全感、平衡感和幸福感并没有同步增长，相反，问题依旧、压力上升、挑战更大。一个衡量人类幸福和生活美满的新指标应包含这些维度：工作和收入有保障、衣食住行无忧、教育和医疗公平有保障、居住环境宜人、拥有充分的安全感和人权保障、享有亲情友情爱情“人类三情”所带来的愉悦和美好，等等。
没有心灵的满足和宁静，不可能有真正的幸福。不丹的“幸福指数”标准包括了精神上的幸福、健康、教育、时间的使用和平衡、文化的多样性和弹性、生态的多样性和弹性等290多个问题，反映影响个人和社会幸福感的各个方面，覆盖人类生活的最广泛领域。有人这么描述所看到的不丹：不丹就像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孩子，纯净清澈，质朴天然，有信仰，有自由，复杂和世俗顿时能在不丹的空气里净化为简单，最后回归平静。不丹坚持了正确的发展之道，所以成就了一个幸福的“伊甸园”：生态自然，心态满足，物质简单，精神幸福，天地人物，和谐共生。
不丹的发展之道告诉我们：第一，不贪是避免极端、维系平衡的前提。人生以不贪为宝，生命以平衡为好；国家以不贪为贵，发展以平衡为上。第二，“国民幸福总值”是一组经实践证明指向明确、为幸福加油的好指标。考核是指挥棒，GNH是考量经济成绩、刺激幸福生产的好指标。第三，幸福需要信仰和安宁。物质越是丰裕，沉溺于享受的人性越容易沉沦，人类离幸福就越远。人性单纯，生活简单，知足常乐，幸福之道不远人。市场经济对人性的最大挑战可能是泯灭良知善性、激发机心狼性，那么幸福在哪里？幸福就在美好的人性、人心和人情之中，幸福的人一定不可或缺善良的人性、知足的人心和亲密的人情。人类幸福的不二法门是都需要灵魂的导师、信仰的指引、心灵的升华和价值的创造。第四，问道不丹，正确的发展应该以生态发展为前提，以人口发展为主体，以经济发展为基础，以社会发展为轴心，以人文发展为灵魂，以平衡发展为指向。
大学生村官“八问”如何破题
从2005年起，北京、四川、江西、福建、青海、辽宁、贵州、陕西、山西、安徽、上海、吉林、湖南、甘肃、宁夏、内蒙古、云南等省市区先后启动大学生“村官”计划。从2008年开始全国各地的大学生村官热持续升温，这些村官各有其特长，因为他们毕竟是通过“凡进必考”才有幸迈入了这道门槛。他们之中有汉语言文学专业、城乡统筹、村镇规划以及农牧专业等，可以说书本知识已经具备，他们现在渴望的就是如何把所学到的书本知识融入到社会实践中去，然而现实确给了他们许多无奈和困惑。
一、经济待遇低，部分地区无“三金”保障
目前，绝大部分地区的大学生村官待遇维持在800元/月左右的水平，普遍低于当地平均工资水平，远远低于中组部提出的按照当地乡镇新录用公务员水平确定的补贴标准，相当于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最低工资标准。有些地区的大学生村官反映，其所在地区的大学生村官没有“三金”待遇，并没有按照当初考取村官时出台的政策给予兑现。经济待遇过低，对许多已成家育子的大学生村官来说，随着当今物价水平的上涨，加上吃穿住用行等方面的额外花销，早已不能保障他们最基本的生活。在离职的大学生村官中，因待遇过低而辞职的占九成，通过网络、媒体和电话投诉等各种渠道反映大学生村官待遇问题的占到100%。
大学生村官是新时期的一个特殊群体，对比还流浪在社会上的大学生而言，他们算“幸运儿”，至少他们道路是曲折的，前途也是光明的，他们有盼头、有奔头、有想头。但笔者认为他们的待遇还是很差，因为现实中他们的工作都已经延伸到乡镇了，他们比很多公务员还累，然而他们所得到的也就是财政拨款给村官应得的那点基本生活费，乡镇有良知的领导还能考虑到这个问题，但我看有很多就没有把他们“捡到篮子里”，总认为年轻人应该吃苦，人生都是这么走过来的。而村官呢，他们敢怒不敢言！只因为以后的推荐、考核、考察、评比都还要靠乡镇“父母官”帮忙美言几句！
二、出路政策≠实际就业，自主就业成摆设
据2011年最新出版的《中国大学生村官发展报告》调查得出的数据表明：2011年中国将有6万名大学生村官面临分流，2012年这个数字将增加到7万。《报告》显示，目前全国共有
1.95万名大学生村官有了创业项目，其中独立创业的5916人，合作创业的1.36万人。面对期满的大学生村官，许多省市开始出台期满政策，但实际意义并不理想，待遇低，成为许多大学生村官不愿意续聘的重要原因。考公务员成为绝大多数人员的选择，但是公务员队伍吸纳能力毕竟是有限，公务人员也趋于饱和，吸纳比重将逐渐下降，考取难度非常大，很多大学生村官最终不得不放弃。对大学生村官的专升本、考研政策，不具备多大的吸引力，因为毕业后又要面临找工作的竞争压力。大部分村官还要走自主就业的路，许多大学生村官乐意在农村创业，但是因缺乏创业资金而不得不面临再次失业，重新流入社会踏上寻找工作的漫漫长路。最终，大学生村官再次陷入尴尬的创业难和就业难的两难境地。
三、77%的村官称曾被借调到乡镇，甚至1/3大学生村官存在不在岗现象
据最新出版的2011《中国大学生村官发展报告》2008年至2010年的调查数据显示，西部地
区有1/3左右的大学生村官基本不在岗，中部地区有超过1/3的大学生村官每周到岗时间不到5天。2010年9月进行的调查再次显示，有77%的大学生村官有被乡镇借调的经历，其中23%的人被长期截留到乡镇而不在村里工作，甚至部分地区村官表示该地区有三分之一的村官存在长期在外务工，不在岗的情况，并且补贴一直在领取，每年年终考核均合格，甚至被评上优秀。这些不在岗的村官，在社会上从事着各行各业的工作，仅在年底考评时才出现一次，乡镇村委两级干部迫于其所持有的“后台”关系对不在岗的情况视而不见，甚至包容纵容。
不知什么原因，近年来不管是公务员还是事业单位人员流动的随意性相当大，“借调风”盛行，“借用”一词成了时尚，县属部门差人，找乡镇借、大镇差人找小乡借、条件好的乡镇差人找边远地区借„„如此种种。凡借之人没一个还回原单位的，因此乡镇都显得人手紧缺。于是大学生村官也成了“借用品”，据调查了解有99%的村官没有专用，美其名曰把他们安排在一个村，其实质就在负责乡政府某个部门或某个方面的工作。因为大学生听使唤，他们刚步入社会，又有激情又听话，电脑也熟，只要给事做，待遇也不谈。有的村官一年就很少有时间去做自己所在村里的工作了，一年两年以后，也许没多少村民能认识他们。
四、考核合格均享受加分政策，在岗村官称“不公平”
在各省地市级和县级事业单位招考考试中，基本上每个地区对符合一定工作年限考核合格的大学生村官均享有地市级加5分，县级加10分的加分政策。这一政策遭到大部分在岗的大学生村官的反对，尤其是优秀的大学生村官。许多长期不在岗且一直在领取补贴的大学生村官在享有同样的照顾政策，这无疑对一直在岗的大学生村官形成竞争压力，造成非常不公平的待遇。“干与不干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这样的大锅饭政策对在岗的大学生村官来说显然是非常不公平的。
五、评选先进村官，存在靠关系，走路子现象
部分地区大学生村官反映，当地政府评选的“优秀村官”“先进村官”“十佳大学生村官”等优秀村官评选活动，完全是再暗箱操作。有村官爆料，其地区评选的优秀村官活动，因长期请假不在岗的大学生村官却榜上有名，受到重奖，而长期在岗的工作成绩杰出的大学生村官却得不到表彰。这种暗箱操作方式从某种程度上严重挫伤了在农村基层工作优秀村官的积极性，甚至造成一部分村官辞职，人才大量流失。评选优秀村官活动，靠关系，走路子，这种做法是危险的，是不公平的，更是万万不可取的。
六、创业资金缺乏，优惠政策不够
一部分出身农村的大学生村官愿意在农村创业，但是某些地区乡镇并未真正落实政策帮助其在农村创业，而是假借大学生村官的名义申请国家帮扶资金，投资在乡镇企业，大搞形象工程建设，国家的优惠政策并未真正落实到大学生村官身上，造成他们创业激情受挫，进而造成他们对自主创业的迷茫。当地乡镇这种做法不但没有对大学生村官创业起到积极的帮扶作用，反而引起当地大学生村官的反感情绪，大学生创业优惠政策也变成一纸空文。
七、地方政府重视不够，把大学生村官当“临时工”用
绝大部分经济欠发达地区政府对大学生村官重视度不够，不注重后续培养，只管“拿来”用。有些乡镇把大学生村官借调到乡镇当“临时工”使用，只要大学生村官能做的工作，尽量压倒他们身上，美其名曰“免费的临时工”，乡镇财政也无需负担他们的补贴。许多被借调的大学生村官称大都任务繁重，事情繁琐，有的大学生村官除干村里的工作外，还承担乡镇的打字员、通讯员、计生员、农保信息员和人口普查员等多种职务，身兼数职，一个人干多个人的工作量，沉重的工作压得他们透不过气，许多大学生村官自嘲自己的工作是“牛马工作”，甚至有的大学生村官被累得身体健康受到严重影响。而相比某些乡镇干部，整日清闲得忙于觥筹交错的腐朽生活中。这种“临时工”的用法，对大学生村官来说，既不能实现其个人价值，又违背中央政策的初衷，对大学生村官来说是一种损伤。
八、现实条件导致难以长久立足
我没到外面的世界去调研，我只知道我们工作和生活的贫困山区有这些现象，大学生在所分配的村难以立足，也难以插手，无所适从，究其原因在于：一是缺乏吃苦精神，难以适应现实条件。我们有很多村办公条件还相当差，即使有办公用房的，也形同虚设。大学生村官多是外地人，吃住行都没基本的保障，加之初来咋到，一看条件就给了他们当头一棒，村里的办公条件与农民的小康步伐都相隔太远了，再一想，两年啊，怎么熬出头？二是“老村官”要保名保位，把“新村官”当“叫小口”的使唤。很多村书记或主任本身就是当地德高望重的“土皇帝”，工作几十年了，他们害怕丢掉手中的“杵路棍”（权利），我了解还有七八十岁的老年人在位的啊！他们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于是就把大学生村官安排做一些业务工作，填填表、跑跑腿，像对待驻村干部一样，不给他们能发挥作用的机会，更不给他们有展示才华的平台。三是人生地不熟，难以融入村民当中去。两年的锻炼时间一晃就过去了，外地大学生要能把自己融入村民大家庭，确实谈何容易？不管是风土人情、语言交流和感情融洽，那都有一个过程。因此他们感到无所适从，对“三农”问题的迷惘、彷徨、惊恐，应该是对他们的真实写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