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汽车大规模进入普通家庭，部分大城市的车路矛盾成交通拥堵已表现得比较尖锐。截止2002年底我国50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含特大城市）已发展到450个，其中100万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已达171个，200万人以上的特大城市大33个，400万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有10个。随着城市化的加速推进，今后大城市数量还将大量增加。与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相比，大城市由于人口密度高，居民收入水平较高，人均汽车拥有量较多，致使“车路矛盾”更为尖锐。
我国大部分城市越来越尖锐车路矛盾或交通拥堵，引起了对汽车产业发展和交通发展关系的争论。一种观点认为，主要是由于汽车增长过快和汽车太多造成的，主张限制汽车产业的发展；另一种观点认为，车路矛盾或交通拥堵主要是由于城市结构不合理以及交通模式不合理.交通管理制度不健全造成的，没有必要限制汽车产业的发展和私人轿车的增长。
显然，车路矛盾不是由某种单一因素造成的，而是由多种因素共同造成的。从逻辑上看，缓解车路矛盾的出路无非有三个：一是相对减少车；二是相对增加路；三是调整车和路的结构。
从某个角度来说，限制汽车产业的发展会严重损害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现代化进程。汽车产业具有附加值较高、投资规模较大、投资周期较长、需求潜力较大、消费升级周期较长、产业链较长、中间产品比重高、产业带动力强等重工业的显著特点，对国民经济的增长贡献力度大，持续时间长，对实现我国到2020年经济再翻两番的宏伟目标意义重大。如果我们将缓解车路矛盾的主要出路引向限制汽车产业发展这条路上，很可能会延缓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再者，限制汽车的消费不利于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拥有自己的轿车以方便地出“行”，是很多人的梦想，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主要内容。当今的发达国家都是汽车非常普及的国家。汽车的快速发展不可避免地会带来交通问题、能源问题和污染问题等，正确的态度应是在经济发展中足步解决这些问题，而不是因噎废食。
从上面可以看出，限制汽车不是出路，那么增加路会是出路吗？答案是，不是！仅靠增加路难以缓解交通拥堵，北京就是一个特例。它路虽越修越多、越修越宽，但开车却感觉越来越堵。我国大城市车均道路已达到了较高水平，在一定区域范围内，道路所占的面积也是有限的，政府也不可能有那么多的紫荆用于修路。就算大规模修路，也必须在合理的城市结构下才能有效。
限制车虽然可以缓解车路矛盾，但这是以牺牲汽车产业发展为代价，不符现代化的方向。增加路虽然可以缓解车路矛盾，但增加路受城市土地和空间的限制，受资金的约束，而且在城市结构不合理的情况下，增加路往往达不到预期的效果。因此，解决城市车路矛盾或交通拥堵的主要出路，不是限制车和没有规划地增加路，而是改善交通模式，健全交通管理制度，特别是优化城市结构。
首先，优化城市结构是解决城市出路矛盾或交通拥堵的主要出路。优化城市结构可以有多种途径，如：单中心城市改为多中心城市，合理进行城市功能分区，市区与郊区两种不同的体制改为同一种体制。所有这些途径都对解决交通拥堵问题有重要意义。
其次，改善交通模式对缓解城市交通拥堵意义重大。改善交通模式的主要途径是：合理配置私人交通和公共交通的比例，大力发展公共交通；适当限制出租车数量；解决混行交通问题等。与私人交通相比，公共交通运量大、人均占路少。而且常规公共交通与小汽车相比，以相同的速度、运送相同数量的乘客，可节省75%的土地资源、80%的材料、83%的投资，并可减少90%的空气污染和99%的交通事故。
再次，健全交通管理制度在缓解城市矛盾上具有巨大的潜力。交通管理制度内容极为丰富，每一项合理的交通管理制度都对缓解交通拥堵具有不同程度的作用。其中，特别值得强调的是，价格机制对缓解交通拥堵作用比较大。
许多发达国家在城市化过程中都经历过交通拥堵的困扰。虽然我们现在还不能说发达国家的大城市都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但给了我们许多成功经验。通过了解他们的解决方案，我们在不限车，不过度造路来找到适合自己的解决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