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政文化建设----廉洁小故事30则
一、周总理廉洁从政小故事
“我作为国务院总理，工作是失职的，对不起那里的人民。” 周总理的廉洁从政深入人心，不是表面的，是实实在在的。70年代初，素有“苦甲天下”的甘肃定西连续20多个月没有下过一场透雨，许多群众不仅缺衣少食，连饮水都十分困难。在中央召开的工作会议上，来自甘肃的宋平同志汇报了定西的灾情。周总理听完汇报，神色十分严峻。他说，要想尽一切办法把群众组织起来，发展生产，增加收入，改变面貌。后来，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全体会议，周总理在大会上心情沉重地说：“我听到了甘肃中部地区群众生活困难的情况，心里难过，很不安。解放20多年了，那里的群众生活还这样困难，我作为国务院总理，工作是失职的，对不起那里的人民。”会后不久，总理便派工作组到甘肃，带去粮食、棉衣、棉被等
救灾物资。若干年后，当人们看到定西群众仍穿着当年总理亲自布置发放的棉军衣时，无不感慨万千。
“只要我当总理，会议厅就不准装修。”
周总理的廉洁是无比的威严，他的影响力是当今无人能比的。当年在国务院会议厅入口处，有一块镌刻着“艰苦朴素”四个大字的木屏风，这是总理身体力行的工作作风的写照。在国务院的会上，人们不止一次地听到总理拒绝装修会议厅的建议，总理说：“只要我当总理，会议厅就不准装修。”1959年，在大跃进的气氛下，水利部未经报告请示，在密云水库附近兴建一座水利建设成就展览馆。有一天，在西花厅开会，总理突然转过头向水利部副部长钱正英说：“钱正英，贺老总告诉我，你们在密云水库那里修建一个相当高级的楼，有没有这回事？”钱答：“有，是一座水利展览馆。”总理沉默了一会儿，摇摇头，轻声地说了一句：“没有想到你们也会办这种事。”钱听了羞愧得无地自容，心里像刀割一样难受。如果按现在某些干部的想法，总理既未严厉批评，又未责成处理，既无纪委处分的威慑，更无丢官的危险，完全可以蒙混过关。但在周总理伟大人格的感召下，钱回部后，立即在党组会上作了传达。水利部党组随即决定：将这座价值400多万元的建筑，无偿转让给第一机械工业部一个研究所，并向中央写了一个深刻检查的报告。
“对被减人员一定要负责到底。”
1960年，中央根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成立了精减领导小组，精减多余职工。为了安排好被精减职工的生活，周总理绞尽了脑汁。在一篇关于精减的文件草稿中，总理在“对被精减人员一定要负责到底”一句话前边，亲笔加上“党政领导机关”几个字，重点强调领导机关的责任。在文件草稿中讲到精减职工的安置办法时，他又加了一段话，强调“对于一切精减下来的职工，都要采取各种补助和帮助的办法妥善安置”。在他的关怀督促下，全国2000多万精减人员的安置和生活问题大都得到了妥善解决，没有发生大的问题。
“你们说假话当然不对，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压你们。” 1962年初，中央召开扩大会议（又称七千人大会）。大会期间，周总理参加福建省的小组讨论会。当听到下边的同志反映强迫命令、浮夸、讲假话等坏作风给工作和党群关系造成的危害时，他心情十分沉重地说了一段切中时蔽、感人肺腑的话。他说：“这几年来，党风不纯，产生了浮夸和说假话现象。我们要提倡说真话。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要大家讲真话，首先要领导喜欢听真话，反对说假话。大家都说假话，看领导的颜色说话，那不就同旧社会的官场习气一样了吗？„„你们说假话当然不对，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压你们。”接着，总理又强调指出，要提倡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他说：“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这四句归纳起来就是实是求是。”
“这比人民群众吃得好多了！”
周总理的饮食清淡，每餐一荤一素，吃剩的饭菜，要留到下餐再吃，从不浪费一米，一片菜叶。国务院经常召开国务会议，会议过午还不能结束，食堂便做出工作餐。总理规定工作餐标准是“四菜一汤”，饭后每人交钱交饭菜票，谁也不准例外。总理吃完饭，总会夹起一片菜叶把碗底一抹，把饭汤吃干净，最后才把菜叶吃掉。吃饭时，偶尔掉在桌上一颗饭粒，马上拾起来吃掉。有人对他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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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节俭感到不解，总理说：“这比人民群众吃得好多了！”三年困难时期，总理和全国人民同甘共苦，带头不吃猪肉、鸡蛋，不吃稻米饭。一次，炊事员对他说：“你这么大年纪了，工作起来没黑天白日的，又吃不多，不要吃粗粮了！”总理说：“不，一定要吃，吃着它，就不会忘记过去，就不会忘记人民哪！”
“家乡的事应由当地党政部门管。”
周总理出生在淮安，童年时代都是在淮安度过的，因此他对淮安怀有深厚的感情。他爱淮安，但他更爱伟大的祖国，从不因为淮安是他的家乡而给予额外的照顾。1960年，淮安县委负责同志到北京时，见到了周总理，在汇报了淮安县10万亩棉花喜获丰收的情况后，提出想办一座纱厂。按理，这对总理来说确实不是什么大事，但当时正值困难时期，周总理一方面鼓励他们，一方面又引导他们说：你们种棉花，就要办纱厂，那上海的纱厂就吃不饱了。最终没有同意。1962年，总理的家乡淮安遭受了特大洪水，苏北大片农田被淹。江苏省政府给总理写信，请求支援。总理看完信后，心里沉甸甸的。调拨人力物力支援灾区是完全应该的，只要总理一句话就可以了。但总理说：我家乡的事应由当地党政部门管，该怎么办由他们拿主意。总理对家乡怀有深厚感情，但在涉及家乡的问题上从不偏私，一概秉公办事。
二、刘少奇的廉洁故事
1942年麦熟的时候，大树村熊老爹家隔壁住下了一个高个子、约莫三十来岁的干部。这干部到村后，每天晌午，拿张报纸到熊老爹菜园里去看。逢着熊老爹没事，他就唠家常，还帮着熊老爹薅草。日子久啦，比一家人还亲。熊老爹心里可乐呵呵的，逢人就夸，说他懂穷人们的心思。
一天，这干部到熊老爹菜园里来买菜。熊老爹正在摘黄瓜、刨小葱，忙得团团转。这干部二话没说，就帮着熊老爹一起摘，一起刨。待把菜弄好了，才从袋里摸出一卷票子递给熊老爹，说是菜钱。熊老爹一看，就动了气，两手一推，说：“同志啊！你这就见外啦。自己种的，还能说要钱？你三天两头地帮俺弄地，别说你来拿，俺送也得送给你呀！”这干部见老爹高低不肯要，就坐下和老爹磨蹭了一会儿，只好拿着莱走了。
到了傍晚，熊老爹想吸袋烟，摸着烟袋里有卷东西，不像烟丝。掏出一看，嗨，还不是那票子！熊老爹气又来了，冲着他老伴说：“这个人，他高低给钱，我高低不收，他又把钱放在我的烟袋里啦！” 说着，就要给送回去。大娘说：“别啦！天不早啦！再去抹黑碰门的，惊动人家。明儿待他来看报，再给他不得啦？”这老爹才把票子叠了又叠，放进贴肉的小口袋里。可巧，打从这天起，熊老爹在家等了一天、两天、三天，但再也不见那干部来看报了。到了第四天，熊老爹等不及了，就出门找去。才出门，就见村上三个一堆儿、五个一圈儿地谈得正欢。老爹上去一打听，都说那干部就是刘少奇同志。三天前就走啦！
这一下，可把个熊老爹乐坏了。他一口气奔回家，捏着那一卷票子，对老伴说：
“你晓得这卷票子是谁的？——刘少奇同志的！” 当下，熊老爹就叫老伴给他小褂上缝个口袋，缝在左襟靠胸口的地方。他把票子装在小口袋里，袋口又别了根儿别针。
打从这天起，熊老爹那件褂子再也不离身了。干活热了，别人对他说：“老爹，热啦，把褂子脱了吧。” 熊老爹说：“我不热，我褂子上有宝贝。”累了，别人对他说：“老爹，累啦，歇会儿干吧。” 熊老爹说：“我不累，我褂子上有宝贝。”这卷票子就一直靠在熊老爹的心上，从没离开过。
三、共和国三位总理的廉洁小故事
据《光明日报》2005年1月29日报道文章介绍，1958年7月，周恩来总理到广东省新会县视察，风尘仆仆，日夜操劳，确实辛苦。时任该县的县委书记党向民同志看到眼里，急在心里，感到实在过意不去，就在周总理离开新会的前夕，悄悄地安排为总理设宴送行。宴会地点，就安排在县委院内的一间小屋里；厨师，就是县委伙房的灶事员，而且没什么美酒佳肴，只是些瓜菜而已。尽管这样，在吃喝将近结束时，周总理语重心长地说：“党向民同志，你一月有多少收入，我清清楚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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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顿饭，你请不起，还是让我出钱，算我请客吧！”周总理随即示意他的秘书，把300元人民币交给了县委的司务长。
朱镕基总理“罢宴”——不离开宴会厅，单独吃工作餐。
据媒体报道说，一次朱镕基总理开完会，被主人带到宴会大厅，他穿过摆满了美酒佳肴的不下百桌的酒宴大厅，先是来到他所应坐的首席座位，但他没有就坐，而是又走到宴会大厅的一个角落，要设宴人就在这个大宴会厅的一个角落里另摆一桌，由他和他的秘书，吃工作餐。由于朱总理不肯就坐大雅之处，而就坐在众人的一边吃工作餐，致使上千宾客都不再吃酒宴了。
温家宝总理“罢宴”——提前打招呼，谢绝摆宴自个吃。 据2004年7月21日《人民日报》网报道介绍，“十六大”之后，温家宝总理的第一站到了贵州。在吃饭的问题上，他对自己和随行人员要求特别的严格，谢绝基层同志的宴请。他对个人吃饭有“三条标准”，即：第一，不让任何人陪吃，自己默默地进食；第二，要求饭菜够吃即可，不得剩下；第三，关于饭菜的质量提出十二个字：“清清淡淡，汤汤水水，热热乎乎
四、孔繁森廉洁小故事
新时期共产党员的楷模孔繁森，更是一位一尘不染两袖清风的好干部。这位模范干部收留了三个震灾中认识的孤儿。由于生活拮据，他到血库要求献血。在外人眼里，一个共产党的中高级干部生活如此清贫真难以想像。1993年，妻子到西藏探亲，去的路费由自己筹措。由于看病，妻子将返程的路费花光，只好向孔繁森要钱，他东挪西借才勉强凑了500元，而回程机票当时是每个人800元。妻子不忍心让丈夫为难，就自己找熟人借了一些。回到济南后，他妻子去看上大学的女儿，女儿一见面就对妈妈说：“学校让交学杂费，我写信给爸爸，爸爸让我跟您要。”他妻子一听，眼泪刷刷地流了下来———自己身上剩下的钱，连回家乡聊城的车票还不够，哪里还有钱给女儿交学费！孔繁森把工资中的相当大一部分用于帮助有困难的群众，平时根本就没有攒下几个钱。他给群众买药，扶贫济困时出手大方，少则百十元钱，多则上千元。他因车祸牺牲后，人们在他的遗体上找到的现金只有8元6角，在场的每个人都流了泪。
五、毛泽东的廉洁故事
据主席身边的警卫员回忆，1929年1月，红四军下井冈山，迂回于赣南、闽西之间，毛主席行军，战士们沿途没见他骑马，可部队中的伤兵、病号、掉队的战士们都骑过他的马。虽说毛主席是前委书记，但他同战士们同吃一锅饭，同吃一盆菜，没有丝毫区别。
1932年，红军打到漳州，警卫员住在毛主席那里。一眼看见他脚上穿的黑线袜子，已经洗成又薄又稀的灰色袜子了，主席发现他盯着他的袜子看，就把脚一伸，说：“这双袜子还是1929年下井冈山后你替我买的，已经换过两次袜底了，你看还是好的。不过再不能换袜底子了，袜面也太稀薄，经不起洗了。”主席说着，还有些舍不得的样子。毛主席行军中惟一御寒的一条毯子，也不知用了多少年，上面的毛已基本上掉光，差不多是一个麻袋片了。部队并不是没有像样的毛毯，但是他硬是不要。
现在想想，那时的毛主席已是红军的领导核心，毛主席的廉洁，在当时是少有的。
六、包公无私 流芳百世
为了父母辞官职
包公即包拯（公元999-1062年），字希仁，庐州合肥（今安徽合肥市）人，父亲包仪，曾任朝散大夫，死后追赠刑部侍郎。包公少年时便以孝而闻名，性直敦厚。在宋仁宗天圣五年，即公元1027年中了进士，当时28岁。先任大理寺评事，后来出任建昌（今江西永修）知县，因为父母年老不愿随他到他乡去，包公便马上辞去了官职，回家照顾父母。他的孝心受到了官吏们的叫口称颂。
几年后，父母相继辞世，包公这才重新踏入仕途。这也是在乡亲们的苦苦劝说下才去的。在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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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社会，如果父母只有一个儿子，那么这个儿子不能扔下父母不管，只顾自己去外地做官。这是违背封建法律规定的。一般情况下，父母为了儿子的前程，都会跟随去的。或者儿子和本家族的其他人规劝。父母不愿意随儿子去做官的地方养老，这在封建时代是很少见的，因为这意味着儿子要遵守封建礼教的约束--辞去官职照料自己。历史书上并没有说明具体原因，可能是父母有病，无法承受路上的颠簸，包公这才辞去了官职。
不管情况如何，包公能主动地辞去官职，还是说明他并不是那种迷恋官场的人。对父母的孝敬也堪为当今一些素质底下的人的表率。以前的故事讲的最多的是包公的铁面无私，把包公孝敬父母的事情给忽视了。
七、唐朝宰相卢怀慎
唐朝的宰相卢怀慎清正廉洁，不搜刮钱财，他的住宅和家里的陈设用具都非常简陋。他当官以后，身份高贵，妻子和儿女仍免不了经常挨饿受冻，但是他对待亲戚朋友却非常大方。
他在东都（洛阳）担当负责选拔官吏的重要公务，可是随身的行李只是一只布口袋。他担任黄门监兼吏部尚书期间，病了很长时间。宋璟和卢从愿经常去探望他。卢怀慎躺在一张薄薄的破竹席上，门上连个门帘也没有，遇到刮风下雨，只好用席子遮挡。卢怀慎平素很器重宋璟和卢从愿，看到他们俩来了，心里非常高兴，留他们呆了很长时间，并叫家里人准备饭菜，端上来的只有两瓦盆蒸豆和几根青菜，此外什么也没有。卢怀慎握着宋璟和卢从愿两个人的手说：“你们两个人一定会当官治理国家，皇帝寻求人才和治理国家的策略很急迫。但是统治的时间长了，皇帝身边的大臣就会有所懈怠，这时就会有小人乘机接近讨好皇帝，你们两个人一定要记住。”过了没几天，卢怀慎就死了，他在病危的时候，曾经写了一个报告，向皇帝推荐宋璟、卢从愿、李杰和李朝隐。皇帝看了报告，对他更加惋惜。
安葬卢怀慎的时候，因为他平时没有积蓄，所以只好叫一个老仆人做了一锅粥给帮助办理丧事的人吃。玄宗皇帝到城南打猎，来到一片破旧的房舍之间，有一户人家简陋的院子里，似乎正在举行什么仪式，便派人骑马去询问，那人回来报告说：“那里在举行卢怀慎死亡两周年的祭礼，正在吃斋饭。”玄宗于是赏赐细绢帛，并因此停止了打猎。
另外人们传说：卢怀慎去世时，他的夫人崔氏不让女儿哭喊，对他说：“你们的父亲没死，我知道。你父亲清正廉洁，不争名利，谦虚退让，各地赠送的东西，他一点也不肯接受。他与张说同时当宰相，如今张说收受的钱物堆积如山，人还活着，而奢侈和勤俭的报应怎么会是虚假的呢？”到了夜间，卢怀慎又活了，左右的人将夫人的话告诉了他，卢怀慎说：“道理不一样，阴间冥司有三十座火炉，日夜用烧烤的酷刑来惩罚发不义横财的人，而没有一座是为我准备的，我在阴间的罪过已经免除了。”说完又死了。
于谦的《石灰吟》
“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诗中体现的是刚烈之气。于谦自幼聪敏，读书过目成诵，仰慕古代正气凛然的仁人志士。1421年，于谦考中进士。在出按江西期间，3年时间就昭雪冤狱数百人，黎民百姓称之为“于青天”。后又出巡河南、山西等地，体恤民间疾苦，变革害民弊政，远近称颂。离职之时，山西、河南吏民上书请留于谦者以千数。
1448年，蒙古族瓦剌部南侵中原，英宗轻率迎战，结果发生了“土木堡之变”，全军覆没，英宗被俘，蒙古军进逼北京。国难当头，于谦挺身而出，拥立英宗之弟朱祁钰为帝，并击溃蒙古军，保住了明朝的江山社稷。没成想后来英宗重登皇位，十分怨恨于谦，以“意欲谋反”为由，将于谦判处死刑。行刑那天，几万市民沿途泣立，与这位忠良诀别。于谦遇害后，遗体由子女运回杭州葬于三台山麓，于谦遂与岳飞天天相向而望。
就当时来看，于谦对“土木堡之变”的态度确实是冒着很大风险的。全国精锐之师葬送在土木堡，京师守御力量极为薄弱，如果保卫京城失败，整个皇室被俘，于谦将成为千古罪人，但为了国家和民族，他甘愿冒这个风险。朱祁钰监国，权力受限，为了取得抗敌胜利，他不得不拥立朱祁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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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帝。旧帝尚在，拥立新君，而宫廷矛盾早已很深，这些于谦当然也很清楚，但为了国家和民族，他也甘愿冒这个天大的风险。国难当头，于谦没有临难退缩、明哲保身，他的所作所为不是为了自己的一己之私，而是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只要是国家和民族的需要，哪怕“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
“土木堡之变”，如果没有于谦力挽狂澜，英勇反击，也许大明江山将丧失大半；如果没有于谦“社稷为重，君为轻”的严正宣言，蒙古人也不会轻易将英宗放回。但是，在矛盾复杂的封建朝廷，于谦的挺身而出与一腔耿直，却将他卷入了一场皇室争夺权位的你死我活的争斗之中。所以，于谦保住了大明王朝的江山社稷，却没有保得住自己的身家性命。
铁骨铮铮、忠心赤胆的于谦尽管以悲剧告终，但于谦“甘洒热血写春秋”的爱国爱民情怀，却给后世树立了一个楷模和丰碑，给我们铸造了一个伟大的民族之魂。
八、白居易怒打行贿人
唐朝贞元年间，著名诗人白居易考中进士后，被派往陕西周至当县令。
他刚上任，城西的赵乡绅和李财主就为争夺一块地跑到县衙打官司。为了能打赢官司，赵乡绅差人买了一条大鲤鱼，在鱼肚中塞满银子送到县衙。而李财主则命长工从田里挑了个大西瓜，掏出瓜瓤，也塞满银子送了来。收到两份“重礼”后，白居易吩咐手下贴出告示，明天公开审案。
第2天，县衙门外挤满了看热闹的百姓。白居易升堂后问道：“你们哪个先讲？”赵乡绅抢着说：“大人，我的理（鲤）长，我先讲。”李财主也不甘示弱说：“我的理（瓜）大，该我先讲。”白居易沉下脸说：“什么理长理大？成何体统！”赵乡绅以为县太爷忘了自己送的礼，连忙说：“大人息怒，小人是个愚（鱼）民啊！”白居易微微一笑说：“本官耳聪目明，用不着你们旁敲侧击，更不喜欢有人暗通关节。来人，把贿赂之物取来示众。”
衙役取来鲤鱼和西瓜，当众抖出银子，听审者一片哗然。白居易厉声喝道：“大胆刁民，胆敢公然贿赂本官，按大唐律法各打40大板！”众百姓无不拍手称快。至于这些行贿的银子，白居易就用来救济贫苦百姓了。
九、父子清廉
三国时,胡质在魏国任州郡长官近三年,死后家无余财,只有朝廷赏赐的衣服和数箱书籍而已。对他的廉洁操守,人人称道。胡质在荆州任刺史时,其家眷都在京都。一次他的儿子胡威到住所去看望他，等回家时,胡质拿出一匹绢给他,让他路上做盘缠。胡威跪在父亲面前说:“爹爹为官一向清正,不知此绢从何而来?”胡质说：“吾儿不必怀疑，此绢是我的俸禄所余。”胡威谢过父亲的赏赐，遂骑驴上路。一路上，他在打尖住店时都是自己放驴，自己砍柴做饭。
后来胡威也官任刺史，政绩卓著，清名遐迩。入晋以后，晋武帝接见了他。晋武帝谈起当年胡质的生平事迹赞叹不已，遂向胡威道：“你的清廉和你的父亲比起来怎样？”胡威答道：“不如吾父。”晋武帝问：“为什么呢？”胡威说：“臣父清廉惟恐人家知道，臣清廉惟恐人家不知道，所以臣和家父相差甚远。”
十、常恩多
常恩多原任国民党百十一师师长,后于重病中率部起义,•病逝前一天将部队交给了党和人民。他一生廉洁清苦,家庭陈设就象一家普通老百姓。在南通驻防时,•居室只有一床一桌,每天吃的是高梁米饭、菠罗叶饼、小豆腐等东北乡土饭食。在他病危嘱托后事时,不提妻子和孩子,•却关切地询问遭国民党顽固派逮捕后越狱逃走的三三三旅旅长、中共地下党员万毅什么时候回部队。他把仅有的60•元钱送给了服待他一年多的徐文斌,又把一套呢军装送给跟随他19年的副官刘唱凯。除去伴随他多年戎马生涯的一条旧军用被和一条旧军毯,他没有给妻子和孩子留下任何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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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焦守云自述：父亲焦裕禄的生前身后事
提及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同志，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一定会记起他那张双手叉腰笑盈盈地站在泡桐树下的照片。他虽然已经去世多年，但他的形象在人们的心目中依然清晰而伟大。
今年是焦裕禄同志诞辰８０周年。在此之际，笔者采访了曾得到过毛主席、周总理、江泽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亲切接见的焦裕禄同志的女儿焦守云。谈及父亲的生前身后事，焦守云是那样的动情，以下是她的深情自述。
父亲焦裕禄去世已经39年了。他老人家去世的时候，我才11岁，父亲留给我的印象在岁月的流逝中也时而清晰，时而朦胧。如今的我已是近天命之年的人了，每每回想起童年记忆中的父亲以及他和母亲之间的那种挚爱深情，总会在内心深处涌起一股浓浓的思念之情，那种对父亲的追思常常使我泪湿襟衫。
生活中的父亲是个多才多艺的人
父亲是山东淄博人，他身高1８０米，皮肤黝黑，说话幽默风趣。父亲虽然工作起来不要命，但却是个富有生活情趣的人。生前他对生活的无限热爱，曾强烈地感染着他身边的每一个人。当年，母亲就是循着父亲那悠扬的二胡声来到他身边的。就是现在，当我们兄弟姐妹们聚在一起的时候，母亲还常对我们讲：“就从多才多艺这个角度来说，你们哪个也比不上老焦。”
父亲喜欢拉二胡，闲下来的时候，他拉二胡，母亲伴唱，其乐融融。父亲嗓音不错，又喜欢唱歌，解放初期搞土改的时候，父亲在歌剧《血泪仇》里扮演的男主角把十里八乡的乡亲们感动得泪水涟涟。1955年，父亲曾在大连起重机厂实习过一段时间，那时，每逢周末厂里经常举办舞会，父亲陪同苏联专家跳舞，父亲娴熟的舞技让外国专家们都赞叹不已。父亲的文笔很好，时常在报上发表文章赚些稿费来改善生活。就是后来他在兰考做县委书记时，许多文件也是他亲自撰写，并且他还经常指导通讯员写稿。
父亲的乐观、幽默是出了名的，即使在除“三害”最艰苦的时候，他依然的谈笑风生。他还善于编顺口溜来鼓舞大家，经常是不假思索就溜出一段令人发笑又让人奋进的段子来。至今，和父亲当年一起在兰考战天斗地治风沙的同事们，一提起父亲的幽默开朗，就让他们怀想不已。
也许是父亲留给母亲的印象太美好了。当初，饰演父亲的演员李雪健一走进家门，我母亲连连说：“不像，不像，这哪里是老焦的样子，他个子太矮，人也长得太胖，皮肤又太白了。”
听了母亲的话，李雪健急了：减肥！大白菜梆子一吃就是三个月，功夫不负有心人，没想到，李雪健很快就把自己减掉了二三十斤，化妆时化妆师又把他的皮肤给抹黑，摄像时也尽量把李雪健拍得个头显高一些。
李雪健也真不容易。当时的他曾对我母亲说：“我外形不像，就用心来演。”后来，他成功了，把一个焦裕禄演得感天动地，母亲也被感动了，直说：“雪健这孩子，也真难为他了。”李雪健也很激动，在“金鸡奖”、“百花奖”的颁奖仪式上，他动情地说出了一句大实话：“‘苦’和‘累’都让大好人焦裕禄受了，‘名’和‘利’都让傻小子李雪健得了。”
父亲在世的时候很爱整洁。衣服虽旧，但清清爽爽。胡子虽然很浓但每日却刮得干干净净。但是当初李雪健塑造的焦裕禄，却给大家留下了一个又憨又粗的印象：一袭破棉袄、一条破围布、胡子拉碴。母亲对此看不下去了，说：“老焦不是这样子。”剧组就赶快让李雪健换上一套干净的黑呢子制服，就连李雪健自己也觉得舒服一些了。
父亲生前爱吸烟，而且练就了一个绝活：就是讲话的时候，他可以让烟嘴在唇边自由滑动，这样可以抽烟、讲话、双手翻记录本三不误。后来有几位饰演我父亲的演员刻意模仿这个高难动作，都是欲学不能，只好作罢。
父亲去世很多年了，但他留给人们的印象却是鲜活的。他热爱生活却少有时间享受生活，他的生命如此灿烂却又如此短暂。他孝敬老人、爱妻子、爱女儿，却又给我们留下了多少遗憾，现在，我们家里甚至连张全家福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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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恶的病魔选择了父亲后，父亲同病魔进行了坚强的斗争，他放不下兰考人民的“除三害”大业，病中的他仍坚持工作。他办公的时候，用一把刷子一头顶着肝部，一头顶着藤椅，时间长了，藤椅上顶出了个大窟窿！这把让千人万人落泪的藤椅，这把让江总书记都热泪盈眶的藤椅，至今仍保留在父亲的纪念馆里。
父亲去世前，向组织上提出的惟一要求是：“把我运回兰考，埋在兰考河岸上，我要看着兰考人民改变面貌。”由于种种原因，父亲的遗愿没有实现，他的灵柩安放在郑州烈士陵园。
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的发表，帮父亲实现了这一遗愿，父亲终于回到了他战斗过的兰考。迁坟这天，兰考县城万人空巷，人们扶老携幼从四面八方涌向父亲的墓地，悲痛的人们呼喊着：“老焦，你回来了。”
江总书记握住母亲的手，动情地说：“这些年你不容易，不容易啊！”
父亲去世后，留下的那是一个怎样的家啊！年迈的奶奶老年丧子，憔悴的母亲中年丧夫，我们姊妹6个幼年丧父，好像全世界的灾难都压在了我们的头上，而这些，全由母亲一个人咬牙挺了过来。为了父亲生前那份沉甸甸的重托，母亲付出了一生的代价！
母亲徐俊雅性格内向，沉默少语，做事从来不事张扬。但母亲有文化，有能力，任过兰考县副县长、县人大主任等职。她1950年与父亲结婚，两人共同生活了不到14年，父亲去世时，母亲刚刚33岁。
父亲的去世，使母亲的精神支柱一下子轰然倒塌。埋葬父亲的时候，她肝胆欲碎，几次往父亲的棺木上撞击，被身边的人死死拉住，我们姊妹几个连惊带吓，一个个围在母亲身边嚎啕大哭。过后，母亲常对我们说：“要不是为了老焦临终嘱托，我就随他去了。”
父母的感情很好，父亲工作起来不知疲倦，母亲心疼父亲，就把家务活全包了下来，在家里，她连一双袜子也没让父亲洗过。冬天天冷，为了让父亲多睡一会儿，母亲就把他的衣服一件一件地套起来，放在两层被子的中间焐热了再让父亲穿。父亲患病后期被病折磨得痛苦异常，母亲常常一个人躲到走廊上偷偷哭泣。父亲去世后的头几年，我们的日子是在母亲的泪水浸泡中度过的。
我们姊妹多，各自之间相差两岁，像阶梯一样紧挨着。当时最小的弟弟才3岁多，加上奶奶、姥姥两个老人，一家9口全靠母亲每月50多元的工资和上级给我们每个月13元的抚恤金艰难度日，生活的拮据可想而知。
我清楚地记得，有一次母亲为了给我们改善生活，到街上去买鸡蛋，鸡蛋贩子接过母亲递来的10元钱，说一下子找不开钱，你能不能在这里等一下，我换开钱就回来找给你，母亲信了鸡蛋贩子的话，就在原地等他回来，哪知，等了好久，却不见那小贩的踪影，母亲这时才知道上了当。回到家来，她伤心地哭了好几次，十元钱，在当时可是一大家人一星期的生活费啊！
那个时候，我们最怕过春节、也最怕清明节。父亲去世后，我们过了一个又一个没有鞭炮没有欢笑的春节。那几年，每年的除夕夜，母亲都是流着泪包一整夜的饺子。大年初一给我们下完饺子后，她却不吃不喝地躺上一整天。我们心里清楚，母亲是在想念父亲啊！每到清明节，母亲手把着我们的小手给父亲扫墓的时候，她有几次哭得昏倒在父亲的墓前，不得不让人搀着她回家，那情景让每一个人都心痛。有时，哥哥没衣服穿了，母亲就流着泪把父亲穿过的旧衣服找出来，然后再用剪刀、针线把衣服改小，母亲边做活边流泪，有几次竟泪眼模糊得被针刺破了手指。在我的记忆里，自从父亲去世后，母亲连一件像样的衣服都没穿过。她始终牢记着父亲临终前的嘱托：“我死后，你会很难，但日子再苦再难也不要伸手向组织上要补助，要救济。”
母亲还有一个习惯。就是多年来，无论她住在哪里，她总是把父亲的遗像搬到那里，每日里总是看了又看，擦了又擦，就这样苦守着父亲。我们家离父亲的墓地很近，只要她在家里，一早一晚她总是到父亲的墓地上走一走，在我们做儿女的看来，她和父亲有很多的话要说，要倾诉。
母亲对我们要求很严格。每逢父亲去世周年纪念日时，儿女们会天南海北地聚到一起纪念父亲。母亲每逢此时，都要开一个家庭会议，她经常给我们说：“你们要是做错了事，别人不会说你们是我徐俊雅的孩子，而会说你们是焦裕禄的孩子，所以，在外边你们一定要时时记住你们是焦裕禄的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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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更不要打着父亲的名号来为自己谋私，那样会糟蹋了你们父亲的一世英名。”“焦裕禄的孩子”这句话，在生活中像一把尺子，度量着我们的日常行为。这么多年来，我们这一大家人没有一个人在人生的道路上被别人说三道四。1991年，江泽民总书记到兰考视察时，听了我对母亲这么多年来的情况介绍后，他紧紧地握住母亲的手，动情地说：“这些年你不容易，不容易啊！”总书记的话，使得母亲泪如雨下。
母亲今年72岁了，身体也渐渐地衰弱了，但她仍在为宣传父亲奔走忙碌，为教育下一代尽心尽力。她说，让更多的人了解父亲、学习父亲是她终身的工作。而我的父亲，长眠在兰考已经39年了，39年来，他的墓前有春天的桐花，夏天的麦穗，秋天的瓜果，冬天的苍翠，纯朴的兰考人民及慕名而来的人们用各种各样的方式纪念父亲，看着兰考翻天覆地的变化，我想父亲在九泉之下也应该安息了。
我们兄弟姐妹6人，三男三女，如今最小的也人到中年了。身为焦裕禄的子女，我们有着英雄人物后人的光荣，但也有着不为人知的难处。
英雄模范人物的后人，站在一个人人看得到的光环之下，我们的一举一动别人都能看得很清楚，但各种各样的目光有时也让我们很不自在。在父亲去世这么多年来，我们经历了风风雨雨，变得越来越成熟了。那些年，各种政治运动风起云涌，我们仍踏实地生活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在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今天，“焦裕禄精神过时了”的议论，也没有动摇过我们的信仰，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越来越理解了我们的父亲，越来越感受到父亲的伟大。
过了不惑之年的我们，同样也是食人间烟火的普通人。像其他人一样，我们也面临着“票子”、“房子”、“孩子”等种种生活中的难题。家中一样有人下岗，有人待业。虽然也有人当上了“七品”县官，但大多数都在普通的工作岗位上踏踏实实地工作着。但是，生活中的我们无论过得好与不好，我们都不会挖掘父亲这座“金山”。
当年被父亲送进又脏又累酱菜厂工作的大姐守凤，早些年为了给孩子一个“机会”，提前退休，现在她的儿子、儿媳都已下岗，至今一家三代仍在一起吃老两口的“大锅饭”，大姐夫是复旦大学的老毕业生，但经受过生活磨练的大姐平静地面对着这一切，从来没什么怨言。
大哥国庆，现在税务部门工作，他不但工作作风严谨，而且颇具大哥风度，他在部队时曾多次立功受奖。中央电视台曾报道过他的事迹。他做什么事都非常认真，是我们的表率。有一次记者采访他，问他为什么叫焦国庆，他说：“我就叫焦国庆，一直都叫焦国庆”，其实他只要说一句自己是国庆节出生的就行了，但他就这么认真。现在他惟一的女儿还待业在家。
我在兄弟姐妹中排行老三，但应该说我最幸运。我曾受到过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江泽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我的儿子余音喜欢音乐，得到过吴雁泽等老一辈歌唱家的指点，现在的他已经是中国音乐学院的大三学生了。他说，他要把外公的艺术特长发扬光大。
从小深受父亲宠爱的妹妹玲玲，因为想甩掉“娇气”，把自己的名字改为守军，她1972年入伍，至今仍在部队里“锻炼”。从小就胆小的她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还立过功呢！她的儿子去年考进了西南政法学院，成为焦家的第二位大学生。
老五跃进是开封杞县的县长，人们都亲切地叫他“小焦书记”。他是我们家“官”做得最大的一个。其实他也是一步步干出来的，他干过生产队长、村团支部书记、乡长等职务。他思想新潮，敢想敢干，前年在北京王府井卖大蒜卖出了名气，后来又将大蒜卖到了国外，去年又把杞县的产品卖到了上海。
最小的弟弟也是从农村基层一步步走出来的。他下过乡，做过副乡长，凭着基层工作多年经验丰富和踏实肯干的品质，2000年被调进了省公安厅。他长相酷似父亲，父亲去世的时候，他还不到4岁，后来有位导演想让他演我父亲，因我母亲不同意只好作罢。他当过几年刑警队长，有勇有谋，曾让一些犯罪分子闻风丧胆。我们姊妹6人都是共产党员，我们都可以无愧地对父亲说，我们都是您的好儿女。
如今的焦家已经四世同堂，是一个27人的大家庭，这个家庭温暖幸福。父亲要是还健在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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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该是80岁了！父亲啊！您知不知道，这么多年，您的儿女们是多么的想念您啊！
二十六、包公的千古魅力
到合肥和开封的人都会去拜谒包公祠。合肥是包公的故乡。开封的包公祠也十分庄严肃穆，游人不断。开封不仅因为它是北宋国都和中国七大古都之一而闻名于世，也因为包公曾任开封府尹（相当于今首都市长）而辉映日月。
包公名拯，历任县、州、府地方长官和监察御史、天章阁侍制、龙图阁直学士、三司使（相当于财政部长）等朝中官，官至枢密副使（副宰相级大臣）。历代此类官宦经历和官级的人不计其数，官至宰相和身为帝王者也成千上万，但象包公那样家喻户晓，老少皆知，光照千古的“青天”却是十分稀少。近千年间，包公的知名度一直居高不下，从史书诗文、小说戏曲、民间故事直到影响电视，包公的形象随处可见，就连欧美和日本也有译制、改编上演的包公戏，足见包公也是一位风靡全球的“国际名人”，长期为祖国争光，为同胞争气。在开封有一块石碑，上面刻着上百个人的名字，只有包公的名字被游人摸得竟然看不清了。自古以来大官不少，但真正在人民心中留下位置的，包公是第一位的。
世世代代的中外游人，为什么硬要摸一摸“包拯”二字？当然是因为他们对包公太崇敬太怀念了。
那么，包公的千古魅力究竟何在呢？
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包拯雅号“黑包公”，其实历史上的包拯长得并不黑，只因为他做人不随波动逐波，坚持原则；做官不巧言令色，刚直不阿，横眉冷对一切明里暗里干坏事的大小官吏，嫉恶如仇，除恶务尽，所以人称“黑包公”，意指他执法如山，敢唱“黑脸”。
包公是封建官僚，未必能象书上说的“爱民如子”，但他对劳动人民即有很强的同情心，忧国忧民，以“兴利除害，济世益民”为己任。按旧制，百姓告状不得直入开封府大门，而要通过府吏转达，府吏便乘机勒索，看钱说话，造成一些冤假错案。包公调往开封任府尹后，马上命令大开正门，让老百姓直接到大堂申诉。从此。府吏便不敢再欺上瞒下，包公亲倾听申诉，快速取证，“秉公办案”。旧衙门“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积弊当即扫除一空，官吏敲诈勒索，徇私舞弊的恶风立即被煞住，原先多年的冤假错案统统被纠正。百姓高呼“包青天”，贪官痛骂“包黑子”。
京城的官宦富豪依仗权势，在惠民河两岸霸地筑堤，大造豪宅园林，甚至圈占水面，搞得河水受阴，严重威胁市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惠民河变成了“害民河”。包公上任后，迅速发动百姓把那些“违章建筑”全部拆除，又疏通河道，广种花木，惠民河焕然一新。老百姓对“包青天”感恩戴德，可是那些权贵却对“包黑子”恨得咬牙切齿。
包公在京在朝期间，到处流传着一句民谣：“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一是说穷苦小民打官司，无钱无人给通关节不用怕，自我阎罗王包老大人为你做主；二是说大官富豪足然有钱有人通关节，但什么关节也通不到包公那里。“阎罗王”是佛教说的地狱之神，铁面无私，阳间任何请托关节也休想通到他主管的“阴曹地府”。
据史书记载，包公做官二十余年，历任二十余职，不管是升是降是平调，都不改初衷，一生正大光明，铁面无私，所以政绩突出，官声极好，赢得了千古清名，万民颂扬。
黑脸一沉，皇帝也怕他三分。包公唱黑脸，只看事不看人，即使面对皇帝身边的宦官、靠山铁硬的皇亲、手操生杀予夺大权的“真龙天子”，他也“照黑不误”。宋仁宗皇帝因宠爱张贵妃而提拔其伯父张尧佐为三司使，包公就带头上奏：“张尧佐是个凡庸之辈，靠贵妃得宠这层特殊关系才一步登天。这不知遭到多少人背后讥骂，可陛下为什么非要护着一个张尧佐而违天意、逆人心、自酿危机呢！”又说：“历代外戚，即使有才者，明君也不肯轻易给他实权，何况无才者！„„请陛下撤掉张尧佐，另求贤才！”宋仁宗无奈，只好照办，但又抵抗不了枕头风，不久又授予张尧佐宣徽使之职。宣徽使是皇帝近侍高官，与副宰相级的枢密使同列，所以张贵妃特别看重此职，曾再三叮嘱宋仁宗一定咬住不放，宋仁宗满口答应。包公寸步不让，立即率同僚七人入奏。宋仁宗一见这阵势，不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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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颜大怒”，与七位谏官舌战朝堂，吓得胆小朝臣直打哆嗦。张尧佐见众怒难犯，慌忙声明辞去宣徽使之职，宋仁宗也怕为此丧失人心，赶紧顺水推舟以示“虚心纳谏”，并且下诏，以后皇亲国戚不得担任任何有实权的高官。
张贵妃眼巴巴地盼望佳音，一见宋仁宗回宫便急问道：“宣徽使„„”宋仁宗埋怨她说：“宣徽使，宣徽使，你就知道个宣徽史，咋就不知道包拯是个御史！”
诸如此类，不胜枚举。一个人在皇帝面前都敢唱“黑脸”，其他场合可想而知。自古以来，只有那些不怕丢官、不怕坐牢、不怕杀头、只怕国家受害百姓遭殃的人，才敢唱“黑脸”。幸运的是包公生逢比较开明的宋仁宗，加之具有高明的斗争策略，才得以安居高位，享其天年。假如碰上听不得一点反面意见的皇上，早就被杀头了。
外甥打舅舅，认法不认亲
包公首次响亮地喊出了“有法必依，执法必严”八个大字，流传至今。要做到这八个字，只能先从自身做起。他平时办案执法没有私人请托条子，没有亲朋好友因私事打扰，为秉公执法而“六亲不认”。
他调任庐州（含合肥）知州时，家乡亲友个人笑逐颜开，以为可以大沾其光，纷纷跑去拜望，不料全都吃了闭门羹。他娘舅觉得外甥来当官，自己犯点事也总会得点照顾，但包公照例开庭审讯，按律责打七十大板。从此以后亲戚朋友都格外小心，谁不敢仗势胡来。“外甥打舅舅──不认老娘亲”，此事轰传四方，老百姓拍手叫好，亲友们有的骂包公六亲不认，不近人情，成心沽名钓誉。包公坦然自若，挥毫赋诗一首：
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
秀干终成栋，精钢不做钩。
仓充鼠雀喜，草尽狐兔愁。
史册有遗训，无贻来者羞！
末两句意思是：史书中记载着圣贤的教诲，我要身体力行，决不违背，免得给后人留下耻辱。这是包公一生做人做官的真实写照。
包公对子女管教严格。他的长子官居通州（州府官员之一种），政声亦好，英年早逝；幼子在包公去世时年仅５岁，包公留下的家训是：“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者，不得放归本家，死不得葬大茔中。”意思是说，后世包家子孙在外做官，如果有违反家法规定而受贿、贪污者，生不得让他回到包氏宗族来，死不得葬在包氏祖坟中。据说包子孙都能严守祖训，无一贪官。
历代清官廉吏无不淡泊利禄、清心明志，包公尤其如此。包公年轻时中进士，即被任为朝官和知县，却为侍养年老双亲而推辞。父母去世后很久，他已四十来岁了，经乡里父老苦劝才出去做官。他苦读经史，修身养志，数十年如一日，做官后身体力行，即使贵为大臣也不改平民生活和平民作风，衣食同百姓时一样，从不搞特殊。当时端州（今广东省肇庆市）盛产名贵的“端砚”，制度规定每年必须进贡一定数量给朝廷，历任知州大都另征数十倍于定额的“端砚”献给各类权贵，以求升官发财，搞得端州百姓叫苦连天。包公做端州知州后，下令只按定额征收，不得多征一方，百姓奔走相告，一片欢呼。他离任时，吏民精制一方最好的“端砚”相赠，公包婉言坚辞。“不持一砚归”，当时就传遍端州内外。
二十七、林则徐拒贿拾遗
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林则徐被任命为江南监察御史，巡视江南各地。他到澎湖群岛寓所刚歇下，有个自称“花农”的人献上一盆玫瑰花，还说是要请林大人换个大盆栽花。林则徐心知有异，一脚踢翻花盆，盆里现出一个红包。包里是一只足有半斤重的金老鼠和一纸信笺，笺上写着：“林大人亲收，张保敬献。”林则徐当场将张保行贿的金老鼠没收，上缴国库。
道光十九年（1839年），林则徐赴广州查禁鸦片。5月间，英国商务代表义律请林则徐到他的私邸参加宴会，并将一只精致方盒捧送给林则徐：“请大人笑纳我们的小小见面礼。”林则徐接过来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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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一看，大红软缎衬垫上放着一套鸦片烟具：白金烟管，秋鱼骨烟嘴，钻石烟斗，旁边是一盏巧雅孔明灯和一把金簪，光彩夺目，起码值10万英镑。林则徐道：“义律先生，本部堂奉皇上旨意，到广州肃清烟毒。这套烟具属于违禁品，本当没收，但两国交往，友谊为重，请阁下将烟具带回贵国，存入皇家博物馆当展品吧！”义律被讽刺得无地自容，只好将礼品收回。
林则徐1820年赴湖北接任时，由襄阳发出《传牌》，云：“伙食一切，亦已自行买备，沿途无须致送下程酒食等物。所属官员，只在本境码头接见，毋庸远迎。”1830年他离京赴粤查禁鸦片，行前，从良乡县向广东省发出《传牌》，云：“此行并无随带官员供事书吏”，“并无前站后站之人”，“所有尖宿公馆，只用家常饭菜，不必备办整桌酒席，尤不得用燕窝烧烤，以节糜费。此非客气，切勿故违。至随身丁弁人夫，不许暗受分毫站规、门包等项。需索者即需扭禀，私送者定行特参。言出法随，各宜懔遵毋违。”
从《传牌》令可看出，林则徐升任出差途中，一不准下属远迎：二不准摆酒席；三不准索贿受贿。林则徐这种廉洁正派的作风，确实值得称道。他是一位鸦片战争时期的民族英雄，而他那种堂堂正正做人的品格和廉洁正派的作风，更值得后人久久怀念。
二十八、一只“胖信封”的故事
转眼到了岁末，民政局的潘科长听说县里又要提拔一批年轻的科级干部到局级领导岗位上去，顿觉烦躁不安。这些年，好多与他年岁相仿的局机关办公室主任、科长都提了副局长、局长或是镇乡机关的头头，可他在民政局里当了五六年的接待科长，却一直不见动静，实在是太丢人现眼啦！俗话说，健身靠运动，提拔靠活动，干坐在原来的位子上一动不动，这仕途怎能生动？他决定甩出去动一动！怎么动？这不是明摆着么，抱只小狗也得扔个饭团呢，何况是升迁这样的大事，他从银行里取出了一万元钱，塞进一只印有民政局落款的信封里。
准备了炮弹，接下来是寻找进攻目标。他舅舅贺旭去年升了县委常委、纪委书记，应该是个人选，可他发现舅舅自从正局提升为县纪委书记后仿佛变了个人，开口说“勤政”、闭口讲“廉洁”，没了一点人情味，跟他开口怕是凶多吉少难成大事。有了，他忽然想到，组织部上半年新任命的武红蕾副部长跟舅舅的关系不错，从舅舅口中，他隐约听说武红蕾的提升跟舅舅的竭力推荐不无关系。嘿，这不是明摆着的联络图么？
当天晚上，他怀揣着那只胖鼓鼓的大信封，蹑手蹑脚地摸进了武部长家。没料，刚吃完晚饭正在收拾碗筷的武部长不认识他，干瞪着眼问他“你是„„有什么事吗？”他只得尴尬地自报家门，说是个人有点儿小事，想打扰你一下。
这几天，为着提拔新干部的事，武部长家里的访客一拨接着一拨，今日这晚饭弄到六点多才吃正是来人络绎不绝之故，所以，这小科长一开口，武部长心里已经明白了八九分。可她不能不分青红皂白地将来人推出门外，只得耐着性子请他有话直说。
潘科长说，“武部长，我在接待科的位子上已干了五六个年头，对民政局的工作已了如指掌，熟悉透了，想换个岗位干干。”
武部长对潘科长开门见山讨官做十分反感，说，“你们科长换岗的事，得先跟局领导反映，局里有了打算，组织部门一般是尊重局里意见的。”她这样回答，等于把潘科长钉死在换科室上，回避并且堵住了提升之路。
潘科长见武部长有意回避提职之事，灵机一动，忙扛出一面大旗来，说，“这事我自己倒无所谓，就是我舅舅在那里烦，说我正年轻，让我使把劲呢！”
“你舅舅？你舅舅是谁？”武部长很快意识到这小科长的舅舅不会是个捏锄头或榔头的平头百姓，准是个有头有脸的人物。
“贺旭，贺书记呀！”
“哦„„”武部长闻声暗自一惊：果然不出所料，原来是纪委的贺书记！使她困惑的是，很正气的贺书记怎么会鼓动亲属跑官要官呢？她觉得这事有点儿棘手，便不想与来人细谈，打算与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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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交换意见后再作道理。
潘科长见武部长沉思了好一阵子，以为自己扛出的大旗把对方镇住了，便悄悄地将那只胖信封塞进沙发的软垫下，欣喜地起身道：“那好，武部长，我这就走了，我的事就拜托武部长了。”说完便喜孜孜地告别而去。
潘科长算是顺利地完成了“发送”胖信封的任务，当然，他没有想到，这只胖信封日后会引发一场轩然大波。这是因为，这些天刮起的跑官歪风早就引起了县纪委的注意，就在潘科长向武部长发送胖信封的那晚，纪委贺书记跟县委常委的领导们商议了迅速制止这股歪风的两个措施，一是试行运用公开选拔的办法替代以前的暗箱操作，二是教育那些掌实权的领导干部严格管住自己，严禁利用任用干部的机会结党营私或是私发横财。贺书记对新提拔上来的年轻副部长武红蕾关爱有加，他殷切地希望武红蕾这批新干部能经受住歪风邪气的考验。出于这个考虑，跟常委们商议完后，他想跟武红蕾提个醒。
进了武红蕾的家门，贺书记直截了当地问：“红蕾啊，这几天，一些领导的门坎大有被踏塌之势，你这里还清净么？”
武红蕾因为潘科长那几句话对贺书记心存疑虑，冷冷地道，“清净？也不那么清净吧！” 贺书记急于把情况摸个一清二楚，问，“有没有跑官要官的？” 武红蕾终于沉不住气，脱口道，“贺书记，我很想知道，你这是在说心里话呢，还是走什么形式？” 贺书记动了肝火，反问道，“什么什么？你是说我是在跟你装模作样地说废话？” 武红蕾平静地说，“贺书记你别激动，你听我说么，今晚上，民政局有个姓潘的接待科长找上门来，他看准了局里的副局长位子，吞吞吐吐地要官帽子，我婉言拒绝了他。可他说他自己倒无所谓，是他的舅舅贺旭书记让他使劲的，或者说是你指使他上我这儿来的，因而，我觉得你刚才所说的那番话似乎不那么真实。”
贺旭闻言气得脸色铁青，半天才说，“这家伙，怪不得对中央和省部级领导干部的经历、升迁动态这么感兴趣，说起来如数家珍头头是道，活像个中央组织部的首长，原来他也有野心啊！他确实跟我提起过换岗的事，我让他在提高办事效率上加把劲，别那么暮气沉沉的，他却把劲使到这儿来啦！”
武红蕾听贺书记这么一解释，忙表示歉意，“贺书记，我错怪你喽！” 贺旭补充道，“武部长，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他是不具备提拔任用资格的，我当然不会纵容、支持他跑官，更不会指使他来找你！”
武红蕾深感自己刚才的态度有些过火，忙表态道，“贺书记，我全明白了，我没话可说了。” 武部长表示没话可说了，可贺旭书记仍有话要说，可他又觉得下面的话很难表述，想了半天，他还是说了，“武部长，这家伙上你这儿来，不知有没有„„”说了半句，他又缩了回去，刚才两人已闹了误会，他真害怕再次闹僵。
武红蕾见贺书记欲言又止，劝道，“贺书记，你有话尽管说，吞吞吐吐干吗？” 贺书记这才说，“说出来，你不要有顾虑，我是想问问，这家伙有没有像过去毛主席说过的那样，向你施放用糖衣裹着的炮弹？我这样刨根究底可全是为你着想。”
武红蕾闻言不假思索地道，“没有，绝对没有的事。”
听说没有，贺书记也放心了，他想，要是这外甥干了这等坏事的话，他决不饶恕他！
几天后，县委经再次研究，正式拿出民政局、广电局、计生局等几个副局级职务试行公开选拔。潘科长得到消息，觉得这只不过是走个形式，蒙蒙老百姓的眼睛。春节前夕，他顺利地通过了书面考试和面试。春节那几天，人们纷纷祝贺他起了官运，他也兴致勃勃，乐不可支。可节后一上班，组织部派人到民政局征求群众对潘科长提职的意见，人们的反映十分冷淡，都说他懒得出奇，不会做实际工作，是个只善于泛泛空谈的口头革命家。这样的人怎么能提升呢，他的名字很快从候选名单中刷了下来。
不久，经过严格的考试、调查和审核，全县首批公开选拔的领导干部名单在县电视台新闻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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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县政府大院同时公布出来。落了榜的潘科长傻了！在困惑、愤慨之后，他便心痛起那只发送给了武红蕾的胖信封来。第二天晚上，他给武红蕾拨了个电话，向她索要那一万元钱。武红蕾反问他是不是因为落选脑子出了毛病？他在电话里吼道，“武红蕾，你不把钱交出来，老子跟你没完！”
这下轮到武红蕾副部长傻了！她确实没拿过他一分钱哪！这小子的话从何说起呀！情急之下，她跑到贺旭书记办公室商讨对策。
贺书记说他外甥小潘刚才也找过他，事情他已经知道了。他对武红蕾说，“红蕾呀，小潘那边，我已经明确告诉他了，他的行为是要接受行政和纪律处分的。你呢，你现在是个从事党的组织工作的正局级领导干部，你可要实事求是哦！”
武红蕾烦躁不安地说，“贺书记，你说到哪儿去啦？你要是对我有怀疑，那我可冤枉死了！” “照你这么说，小潘那边有问题了？他信口胡编了这个事件？” 武红蕾说，“我根本没收过他一分钱，我可以用党性用人格做保证！”
见武红蕾的态度如此坚决，贺书记迷惑起来，他觉得小潘诬陷武红蕾的可能性不大，他没被提职也不敢编造这么大的谎言哪！那是要犯诬陷罪的呀！这武红蕾呢，也不像做了亏心事的样子，这里边会不会还隐藏着其他的蹊跷过程？他迅速冷静下来，他不想制造一个新的冤假错案。他以平静的口气问道，“红蕾呀，你说过这些天你这里也不那么清净，你好好想想，这天晚上，还有谁来过这里？”
武红蕾想了想道，“那天晚上，他走了之后你来过，你怎么忘啦？” 贺书记说，“红蕾啊，你这话也太过分了点，难道我把这只胖信封拿走了？” 武红蕾忙说，“贺书记，我不是这个意思。”贺书记的话让武红蕾想起了那晚进进出出的几个人，其中有个名叫黄河升的影剧院经理简直是个无赖，这人原是县杂技团翻跟头的角色，因乱搞两性关系受过处分，杂技团解散后，凭着他与前任县领导的私交当上了县影剧院的经理。按理，像他这样的人能在这样的位子上混已经很不错了，可他竟也蠢蠢欲动，跑来要官，说是我县非党领导干部比较薄弱，可不可对他作些适当考虑？听了这话，她正想当头给他浇一盆凉水，不想此时潘科长闯了进来，黄河升害怕撞见外人，迅即端起茶水跑到阳台上躲了起来。现在武红蕾清楚地记起，潘科长走后，黄河升从阳台返回，就坐在潘科长落座的沙发上。
这事很快被调查清楚，那晚黄河升坐落沙发后就发现屁股下有个硬绑绑的东西，并且估计到是先前的客人偷偷留下的红包。幸好那一万元钱黄河升没舍得花，老老实实地存进了银行里。缴出钱后，他被开除公职，留影剧院做临时工。潘科长追回了钱却丢掉了科长的位子。
这事让武红蕾和贺书记感慨不已，武红蕾对贺书记说，“我没伸手，却差点闹得满城风雨，要是真有点不干不净的事，那还不闹翻了天啊！”
贺书记说，“是啊，当前这环境，做个勤政廉洁的好官不容易，因此，我们务必在加强廉政建设方面多下点功夫啊！”
二十九、中国古代十大清官
在封建社会中，民间对好官称为清官。在正式的典章史籍中，对好官一般不称清官，而叫“循吏”、“良吏”、“廉吏”等等。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官僚机构的国家，从司马迁的《史记》开始，就出现了对官僚的类型化评价。好官的标准是什么？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侧重点。司马迁的标准是：行教、清廉、守法。在崇尚法家政治的战国、秦及汉初，守法是最主要的好官标准。到了\"独尊儒术\"时期，推行教化又成为好官的标准。但因教化的成效很难考核，从三国未年开始，根据司马懿的思想，清、慎、勤成为正式的为官标准化，清官也就逐渐成为好官的代名词。
封建社会的清官，其实都是统治阶级的代表，都是为维护封建统治服务的。只是，比之于贪官而言，他们毕竟对人民有益，为人民做过一些好事，对社会历史起过一定的作用，也更为人民所称道；他们廉洁奉公、公正执法的一面，对今天的法治建设与廉政建设，仍不乏学习、借鉴意义。因此，我们从中国古代的清官中，选取了其中最具代表意义的十人作一简要介绍。
廉政文化建设----廉洁小故事30则
西门豹，春秋战国时期魏国人。当时邺地是魏都的重要门户，且是战略要地，但天灾人祸不断，民不聊生。魏王特派西门豹担任邺县令，治理邺地。西门豹到邺地后，微服私访，询查百姓疾苦，利用“河伯娶媳妇”事件，智惩三老、廷椽和巫婆，用事实教育百姓，破除迷信。同时，修建漳河十二渠，治理漳河水患，发展农业生产，使邺地百姓逐步富庶起来。西门豹为官一生，清正廉明，造福百姓，死后，邺地百姓专门为他在漳水边建造了祠堂，四季供奉。
赵广汉，字子都，西汉时期涿郡蠡吾县人。曾任守京兆尹、颍川郡太守、京兆尹。在颍川郡任太守期间，是赵广汉前期治理的最佳阶段，他不畏强权，精明强干，刚到任的几个月时间，就做了两件大事：一是打击豪门大族的势力，缓和社会矛盾；二是加强地方管理，转变当地的不良风气。其威名由此流传，《汉书》本传中就把擅长处理政务说成是他的天性。赵广汉在担任京兆尹时，表现出高度的责任心，处理各项公务，往往通宵达旦。并且善于思考，讲究办事效率。在其治理期间，京兆地区政治清明，官属和百姓无不交口称赞。但京兆尹的职责在于管理京城，因在天子脚下，日常处理政务容易得罪皇亲国戚和当朝显贵，所以，虽然赵广汉算得上是一位京城行政官中的佼佼者，也仍然落得被腰斩的下场。赵广汉任京兆尹期间，为官廉洁清明，威制豪强，深得百姓赞颂。
黄霸（？-公元前51），字次公，西汉时期淮阳阳夏（今河南太康）人。史学家班固评论说：“自从汉朝建立以来，要讲治理百姓的官吏还是数黄霸第一。”黄霸还在年少时，就立下了做一名好官吏的志向。由于汉时并无科举制度，汉武帝为缓解财政困难，发布诏令，凡是向国家贡献财产的给官做。黄霸便用粮食换了一个卒史。从政后，奉公守法，以廉为本；体察民情，以劝课农桑为重。特别是黄霸断案，崇尚仁政，反对酷刑；对疑案坚持从轻处理；主张对犯罪实行外宽内明，教化为先，把重点放在防患于未然上，所以，黄霸为官，百姓拥护，朝廷满意，属下悦服。黄霸也因此从一年俸二百石的小史，一直升到了朝廷的丞相。其中，以在当时的大郡--颍川郡任太守的政绩最为突出。此前，颍川郡是一个豪强地主称霸一方，百姓流离失所的地方，他到任后，大刀阔斧，布施恩德，安置流民，重视农桑，施行教化，经过几年的精心治理，颍川出现了太平安定，吏治清明，生产发展，“田者让畔、道不拾遗”的太平景象，皇帝因此下诏称颂黄霸是良吏中的最优秀者。
徐有功（？-702），本名徐弘敏，唐朝长安人，是唐代最著名的专司审案的官吏。在古代，大多数官职都是行政司法混一的，只有在朝廷才有专门的审案官，但在官僚体系中地位极低，也难有作为。徐有功虽长期担任专职审案官，却因敢于严格守法，犯颜直谏，执正、平反成百上千冤案，救活人命多达万人以上而名留青史。徐有功先后任过蒲州司法参军、司刑寺（即大理寺）司刑丞、秋官（即刑部）员外郎、郎中侍御史司刑少卿等职。徐有功为官之时，正值武周时期，上有武后作乱，下有酷吏网罗，执法守正彼为不易。由于徐有功前后执正大案六七百件，救活人命数以万计，因而难免得罪酷吏、奸臣，频遭弹劾、推审，但最终皆因找不出他贪赃或徇私枉法的证据，使他三次被控死罪，三次被赦，两次被罢官又两次复出，尽管如此，他仍持志不渝，不阿谀奉承，一心执法守正。也正因如此，使徐有功能成为历史上罕见的一位名留青史的专职\"法官\"，被当时人誉为\"自古无有\"的好官。
狄仁杰（公元607-700），字怀英，唐朝并州太原（今山西太原市西南）人，应试明经科（唐代科举制度中科目之一），从而步入仕途。从政后，经历了唐高宗与武则天两个时代。初任并州都督府法曹，转大理丞，改任侍御史，历任宁州、豫州刺史、地官侍郎等职。狄仁杰为官，如老子所言\"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为了拯救无辜，敢于拂逆君主之意，始终保持体恤百姓、不畏权势的本色，始终是居届堂之上，以民为忧，后人称之为\"唐室砥柱\"。他任掌管刑法的大理丞，到任一年，便处理了前任遗留下来的17000多件案子，其中没有一人再上诉伸冤，其处事公正可见一斑，后人据此编出了许多精彩的传奇故事，连荷兰也有人以此为题材，编了一本《大唐狄仁杰断案传奇》。
陈希亮，字公弼，北宋时期眉州青神（今属四川）人，原籍京兆（今陕西西安市）。他从进士及第开始，为官30余年，先后任过知县、知州、知府、转运史等地方官，也曾到首都开封府及朝廷任职，不论是在地方还是京城为官，陈希亮嫉恶如仇，不考虑个人的祸福进退，为平民百姓称颂，使王公贵人害怕。后因辛劳过度而逝世，享年64岁。著名文学家苏轼，自称平生不为人作行状墓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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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十分敬佩陈希亮的为人，担心陈希亮的事迹失传于后世，而破例写下了《陈公弼传》。
包拯（公元999-1062），字希仁，庐州合肥（今安徽合肥）人，是历史上最有名的清官。他从青少年时代起，就开始立志要为国家出力，“竭忠死义”。包拯仕途的起点是知县，后历任知府、转运使等地方行政长官；担任过监察御史等监察大臣、户部副史等掌理国家财政的高级官员、都部署等军事要职；当过外交使节出使辽邦；最有名的是做过天章阁待制、龙图阁直学士，所以后人称他为包待制、包龙图、包学士。他在开封任知府虽仅一年多的时间，但死后，开封百姓却在开封府署旁边建了一座包公祠，以纪念和供奉他。包拯一生清廉简朴，从不讲究排场，即使做了大官，穿着仍与布衣时一样；对贪污深恶痛绝，在给仁宗的奏疏《乞不用赃吏》中说“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 他一生严于律己，身体力行，他在端州任知州，整顿吏治，打击贪污，深受百姓欢迎，离任时当地精制一好砚相送，他都婉言谢绝，“不持一砚归”；他一生铁面无私，不避权贵，执法如山。对皇亲国戚、宦官权贵的不法行为，一律极力主张绳之以法。大力平反冤狱，是包拯生前与死后深为百姓所赞扬和称颂的主要内容。
包拯在当时和后世都享有盛名，特别在死后，作为清官的典型形象，被不同体裁的文艺作品大肆渲染，使之带有神奇色彩。随着国际上文化交流的进展，包拯这个历史人物和艺术形象还赢得了世界的声誉。虽然史料中的包拯与艺术作品中的形象相差悬殊，但包拯的一生，既能得到封建最高统治者的赏识，也受到处于水深火热中的下层人民的拥护和爱戴，作为清官确实是非常典型的。
况钟（公元1383-1442），字伯律，号如愚，明朝江西靖安县龙冈州人。况钟一生出色政绩在苏州知府任上，他直接减轻官粮，实行折征的办法减轻百姓负担，稳定和发展经济。同时，整肃吏治、端正风气，注意清理冤狱，为民伸冤。他排了一个日程表，每天勘问一个县的案，周而复始，从不间断。在刚到任的八个月中，就清理了1500多件案子。经他审理过的案子，无论大小，都能基本做到百姓不叫冤枉，土豪不敢再为非作歹。现在，只要一提起况钟，人们立即就会想到《十五贯》故事里那位甘冒风险、敢于伸张正义、为民伸冤的清官。除此之外，他还做了兴修水利、举办学校、推荐贤才等造福一方的好事。况钟任职十三年间，三次离任三次留任，替苏州百姓办了不少实事，最后积劳成疾，病逝于苏州任上。当地百姓为纪念况钟，在他死后，苏州和七个县都建立了祠堂。
海瑞（公元1514-1587），字汝贤，海南琼山县人。他生活的年代，正是明王朝由盛及衰的转折时期。表面一片升平，其时危机四伏。海瑞年青时，便对社会问题表现了极大的关注。在户部供职时，出于对国家财力的忧虑，为进谏迷信道教、一心求仙而纵容各地大兴土木修建庙坛道观的嘉靖帝，以六品小官身份抱着必死决心毅然上疏。这次他呈上的奏疏便是有名的“直言天下第一事疏”，后人称为《治安疏》。奏疏递上后，海瑞即被入狱，好在不久嘉靖病逝、新帝在丞相徐阶的劝说之下，才得以获赦，官复原职，并逐步升至应天十府巡抚等职。之后，他为匡正时弊，严肃法纪，主持制定了贪污满“八十贯绞”等严刑。他铁面无私，对一直有恩于他的老丞相徐阶也毫不留情，将徐家仗势多占的40万亩良田退还原主，将欺压良民的徐阶的两个儿子及20多个家人依律问罪。纵观海瑞为官，历经嘉靖、隆庆、万历三朝，多次冒死进谏，虽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的根本利益，但他严于执法，除暴安良，生活清廉，同情百姓，招抚流亡，注意发展生产，兴修水利，限制大地主无止境的盘剥，改革落后的风俗习惯，等，得到了百姓的广泛拥护，其行为具有不可否认的历史进步作用。
汤斌（公元1627-1687），字孔伯，别号荆岘，晚又号潜庵，祖籍保南睢州（今睢县）。主要政绩在康熙朝，官至内阁学士、江宁巡抚、礼部尚书等。汤斌为官一生，除著书立说，发展理学学说外，几乎所有精力都集中在河务和漕运的治理上，并注意为百姓减轻负担、赈灾救施、兴利除害，从而始终躬身实践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民本”思想，为变“满目榛荒，人丁稀少”为“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做出了一定贡献，其为官清廉,,,，至死仅遗,,,俸银八两，连买棺材的钱都不够，真正可谓是一代清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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