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讲谈物化
公元一八四〇年左右，西方世界出现一种新的思想，我们笼统称之为左派思想，也就是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于平衡资本主义。如果不从政治的角度来看，社会主义其实是一种哲学，马克思、恩格斯等人至今在哲学史上仍有地位。此外，无政府主义（安那其主义，Anarchism）者如法国的普鲁东（Pierre-Joseph Proudhon）、俄国的克鲁鲍特金（Peter Kropotkin）这一群人，也都提出一个问题：如何制衡人的物化？
在他们的哲学中，最重要的一个检查能力是：人不可以物化。意思是说，物质要发展没有错，可是人还是要做主人，不可以为物所役。你买车子、买房子都没有错，可是不要到最后变成车奴、房奴，变成你在养他，而不是他让你幸福。
中国的春秋时代，已经有这样的思想。春秋战国时代是生产经济很蓬勃的时期，因为最早发现铁的人，犁田的速度加快许多，自然生产量暴增，所以就出现大的商户，如吕不韦，他可以把《吕氏春秋》公告在城墙上说“一字千金”，谁能更动一个字，就给他一千两的黄金，这种气派，到今天也很少有。
就在物化的环境中，刺激了哲学家的出现，如老子、庄子、孔子，他们面对社会物化的现象，提出很多不同的看法。譬如老子说过：“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太多声音，耳朵就会“聋掉”。
又譬如墨子提出“兼爱”，要求如果想要拥有某样东西，要问别人是不是也有，不要一个人很富有，其他人却是“勤苦冻馁，转死沟壑中”。
在春秋战国那样一个物化的环境中，刺激了诸子百家许多优秀的哲学家出现，形成一种思想的分裂，而这种分裂是有好处的，像墨子、孔子周游列国，因为他们要到一个他们可以讲话的地方去讲，商鞅也不是秦国人，他们跑去秦国讲他们可以被接纳的哲学系统。
我们可以说，那是一个好的时代，因为可以产生一个好的思想上的制衡。现在呢？
我想，我并不担心我们要面对台湾这么一个高度物化的现象，我担心的是没有一个力量出来制衡？
或者是说，为了刺激商业、财团、企业或者商人在进行物化的工作，那么教育界、学术界是不是应该要扮演一股清流，出现像老子、庄子这样的人？
当我们打开报纸，看到那些应该产生老子、庄子的知识殿堂也被物化时，才是最恐怖的事。
在法国，学术界在社会物化的过程中一直是扮演清流的角色。法国印象派大师莫奈在一八七〇年左右曾经逃亡到伦敦，因为它支持的社会主义党巴黎公社，遭到法国政府的镇压。这是社会精英分子以一个比较平衡的观点去对抗资本主义的例子。但在台湾，我真的很怀疑，所谓的“知识分子”、所谓的“精英”，是不是也一起在物化中？
知识分子应把持的价值
我们的文化有这么深厚的哲学底子，仍难逃被物化的命运，我想，也许是商业太厉害了，厉害到已经渗入校园。我在大学里面，看到教授讲的话，学生办的活动，其实都是非常商业化的。
第一讲曾经提到，我帮朋友代课三个星期，课后和学生聊天，学生告诉我一个刚从美国拿了硕士回来的老师，上课时两只手机轮流响。我听到这样的话，对照那位为了买手机而抢劫的学生，真的一点都不意外。 在大学教书的老师，难道不会在上课时请学生关机吗？为什么自己却是两只手机轮流响，还被学生当做笑话在校园里流传。老师很忙，忙什么？忙赚钱，这个时候你还能够教学生吗？
如果我们觉得大学生抢钱去买手机令人错愕的话，那么更该错愕为什么会有在课堂上讲手机的老师。 我自己在上课时，即使只是代课，都会跟学生说：如果你们的手机响了，我就不要代课了。这是一种最基本的道德，尤其是追求知识时更应该共同遵守。当老师在课堂上讲手机，而且是两只手机轮流讲，并被学生传为笑谈时，这个教育系统一定是有问题了。
又譬如台湾的建筑系，会鼓励学生到建筑事务所打工，工作到没日没夜，学校的功课可以不做，因为这些老师本身就是建筑事务所来的。这个时候学生已经加入社会的赚钱行列中来，他没有一个制衡的力量。你可以去看看法国建筑系的学生，他很可能在思考五十年后法国会出现什么样的建筑物，他不是关心当前商业的消费，他关心的是我能不能在建筑史上有所突破。
同样是欲望，法国建筑系的学生要的是一种名誉的、清高的渴望，而我们学生却是想着如何在毕业以前就把钱赚饱。建筑系学生如此，信息系的学生也是，他应该思考的是如何设计出一个程序，引导一场计算机革命，而不是赶快发展一种软件在光华商场里卖钱，或是毕业后要进入哪一家大公司当工程师。
如果我们的思维是困在消费形态中，整个大学体制就会垮掉。
我很幸运，教导我的老师都非常优秀，如俞大纲先生、陈映真先生，他们的道德人品非常高尚，让我受益很多；他们没有被物化，他们对社会有自己的良心，他们把知识分子应该把持到最后关口的价值留在身上。 祭祀繁荣经济的动物
另一方面，我们的工商界也非常需要人文的东西，今天很多有见识的大企业家都已经后悔当初提出“科技导航”的观念，他们认为过分强调科技发展，让台湾因此变成没有伦理、没有道德的科技岛，变成一个„„怪物！
就像多年前就有人检讨新竹这个地方，因为高度发展科技，所以这里的大学和科学园区的形态，均变成一个非常冰冷、没有人际关系的环境。
当时我去科学园区演讲，对象都是高薪的科技新贵，他们让新竹县市的居民所获得的仅次于台北市。他们对我说，我们不是机器啊，我们不能整天高科技，我们也要看电影，也要书店，也要有画廊，可是这些新竹都没有。
这就表示在城市设计之初，这些人就被当做机器，不是当做人。才有后来急速地需要画廊、书店，安排大量的演讲带动人文的建设。我们在一个很狭窄的“经济起飞”的观念中，把人整个牺牲掉了。
所以后来我辞掉大学工作，在民间上课，我的学生都是科技领域或是企业界主管级的人物。我开始觉得要挽救的是这一批在商业系统当中物化的最严重的人。他们极不快乐，因为问题已经发生了，使他们的精神苦闷，也因为不快乐，所以我说的话，比较容易听得进去，他们比较愿意做一些挽救的工作，而他们对社会的影响力也许是比大学更大的。
走上极端的另一边
我要强调的是，经济文明不是不好，不好的是没有平衡的力量。
物质与人文是两个极端，我不想从两全其美的角度去思考，我认为人精神上的快乐与物质上的快乐，需要平衡；没有绝对精神上的快乐，也没有绝对物质上的快乐，走向极端的任何一边，都可能导引出一种不健康的生活。
我的意思是说，当你拥有一个物质的时候，你要能清楚且不断地问自己：我是不是真的拥有这个物质？ 譬如说你有一栋房子，住在这这栋房子里会让你感觉到快乐，因为房子提供你生活的安全感，或是提供你视觉上的享乐，你可以看到山、看到水，感觉周遭环境带给你精神上的满足。这个时候你就是拥有物质。 相反的，你买一栋房子的原因，只是因为这个地区要覆盖捷运（城市轨道交通系统），房价要涨了，或是这边的房子值得投资，钱途看好，这就是一种物化。房屋的价值不是由你主控，你是被物质所拥有的。 如果你读过《小王子》，就会很清楚孩子在形容房子的美，和一个功利的商人形容房子的美，是截然不同的。如果对于自己要坐卧起居的地方，只是关心价格，我们就不会得到拥有那栋房子真正的快乐。 就好像有钱的人不一定快乐，如果他只是拥有空洞和数字，他的精神是匮乏的。
话说回来，人文与物质的两难自古皆然。
中国人有一种世界上很少有的、特别的观念：特别压抑商人。我们讲士农工商，把商人摆在四个阶级里面的最后一位，整个社会也充满了一种，几乎是度过的，对商业的羞耻感，一直到清朝以前都是这样的状况。即使商人想尽办法，为他的儿子买一个举人、秀才，附庸风雅，到最后还是被觉得庸俗。
而为什么说“附庸风雅”？就是以人为为价值的最高标准。所以在大部分的朝代，商人很有钱但不敢太过嚣张，管理阶层对于商人也有很多限制，例如不能穿士大夫的衣服、不能参加科举。我们看到这样的法律时，会觉得好像有一点不公平，可是事实上，这条法规有其政治上的考虑，是为了防范官商勾结。
中国人很早就意识到官与商这两种人在一起的严重性。在春秋战国时代，吕不韦以其强势的经济力量控制秦朝的政权，让后人引以为鉴，所以汉朝以后，主政者对商人的压抑就非常明显，读书人的地方提升到最高，其次是农人、工人，到最后才是商人。
这种社会阶级，就像印度的种姓制度，有优点也有缺点。抑商主义的缺点就是让中国近代的石油贸易和资本主义很难发达，我们没有办法培养出大企业家，因为构成资本主义的弱势，落后于西方。
可今天在台湾，抑商主义不复存在，反而是空前“重商”。整个社会主义对于价值的判断只有一种标准：有没有商机？讲的更难听一点，不管哪一个党派的背后，都是财团。
当土地的划分、开发、建造是为了便利财团，就会发生滥砍滥伐、过度开发、土地破坏的结果，让许多无
辜的人受害。而若是放任重商主义继续发展，我想最后受害的会是全部的人，不只是一般老百姓，连财团本身也要受害，他们的子女也无法逃避这种奇怪的因果循环，在冤冤相报的过程中，自尝恶果。
我很敬佩社会上有一些人从很“宗教”的角度去做制衡，也有一些人从哲学的角度出发，虽然他们的声音很微弱，可是我觉得这种制衡是了不起的，它会慢慢提醒我们，在你想方设法要获利的过程中，是否思考下一代，你的下一代会变成什么样的一代？
这个因果不是神秘的，相反的，显而易见。当你没有花费很多时间在培育人文与精神的美，没有传承做人做基本的道德时，你的股票增值、房价大涨、企业营收数字越来越高，但是你的下一代可能为了解不开的三角感情而谋杀、为买手机而抢劫、为了一场口角杀死双亲。
全世界大概没有一个地方像台湾一样，这么不限制商业发展，其他国家和地区对于商业或多或少都有制衡的规定，可是我觉得台湾在制度上、社会道德上，都没做这件事，所以我们要付出的代价会特别大。 社会的物化在不知不觉中
在欧洲，如德国、法国很早就发展出联合执政的制度，密特朗当选总统时是社会党执政，但他请其他右派的人来担任总理，这就是我要说的“平衡”。可是在台湾，不管是第一大党、第二大党，都只有一种声音。我们的左派力量在哪里？
偶尔我们会看到一点点希望，在大学里面一个有良心的大学教授会为弱势族群讲一些话，为原住民、为劳工阶层、为老兵、为公娼发出一些声音，可是在整个“立法”系统中几乎没有——除了选举造势时被提出来讨论，但我们都知道，此时弱势族群扮演的不过是花瓶的角色，没有真正的声音。这是台湾政治最大的问题，我们根本没有左派利益的呼声。
甚至在选举中，我们偶然看到一个清流的人物，但很悲惨的，没有人注意他，没有人在意他的名字。仔细听他谈的东西，不是政见，是一个人最基本要坚持的道德、良心，但那个声音让人觉得好无力。当你对别人说“我觉得那个人形象很好”，立即会被反驳：“别讲了，他根本不可能选上。”
为什么我们觉得这个人一定没有机会选上？
没有大家都知道他太正直了。但难道正直不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吗？
好像连我自己也要检讨了，为什么我不支持这个人？我们知道他不跟财团结合，多年来在街头做劳工运动，可是最后我们说：他是不可能当选的。
问题真的要回到我们自己。
社会的物化是不知不觉的，真的是不知不觉的„„我们可能都在其中。
而那些少数坚守自己的岗位，抗拒被物化的人，他们保留住自己一个最低最低程度的坚持，和公娼站在一起，和劳工站在一起，和老兵们站在一起，真的是让我觉得非常感动。我很愿意向他们致敬，也衷心希望这样的人可以更多一点。
七〇年代我在法国读书的时候，曾经亲眼看到萨特（Jean Paul Sartre，1905——1980），站在阿拉伯工人前面去游行。那个时候瑞典文学院已经授予萨特诺贝尔文学奖（当他谢绝领奖），同时他也是世界闻名的大哲学家，我见到他，年纪很大，双目失明，却仍然站在阿拉伯工人面前，为他们争取权力。他说，这些阿拉伯工人，是我们在经济不不景气时，用低等的价钱请来的，在他们帮助我们经济繁荣后，怎么能忽然说不要他们了？他主张应该让这些工人拥有法国籍。
他就站在这一群人当中。
我很感动。这真是一个知识分子啊！
然而，这个时候紧急煞车也很危险的。要在极短的时间内去扭转价值观，很容易就走向另一个极端。 维持社会的多元性
欧洲在整个工业革命之后，是靠一群非常有良心、有觉醒力的知识分子在踩煞车。当右派资本主义要往前冲时，左派的社会主义就踩煞车，一个成熟的社会其实就是两股力量互相制衡。只有左派也不对，因为没有办法生产、没有办法消费，所以我们看到很多社会主义的国家最后还是要接受资本主义的挑战，中国大陆就很明显，它一直用煞车的方式，最后发生问题，它无法前进。后来的改革开放，就是踩油门，刺激生产和消费，让人民的生活更富足——可是同时间“左派”的力量还在。
德国前总理施密特到台湾演讲时，说过一句很重要的话：二〇二五年时，欧洲的货币和人民币将会是世界两大强势货币。
这句话不会是无缘无故的推测，施密特长期待在德国财政部，所以能敏锐的观察到，欧洲和中国大陆同时存在两股制衡力量，不像美国的一面倒：他认为美国迟早会衰退，就好像你拼命踩油门，终会将油耗尽，车子只能停在那边，动不了。
相对于美国，台湾本身的资源非常少，我们是靠廉价的劳动力富有的，如果我们不节制，发展出制衡的力量，有一天我们也会停摆，动都不能动。我在谈的不只是政治，包括企业内部都应该有这样的力量，才能够谈永续经营。企业不是个人的，他是一个共同体，即使你有足够的的资本垄断经营权，还是必须有一个“共同”的观念，就是左派思想，就是“利益均沾”的概念。企业一定会面临从“独享”走向“共享”的转型过程，因为将来工人也会自觉，他与企业共生，当然有权利要求共享。
如果我们的社会最终目标是永续，也应该要发展出共生共享的观念。
欧洲在十九世纪就已经高度资本化，生产消费从良性循环变成恶性循环，从需要而购买变成大量的消费与浪费。所以在一八四〇年以后，马克思、恩格斯他们就从不同的角度提出“节制”的观念，其实孙中山的思想也是，他也是在讲节制，因为他刚好在欧洲受到这股思潮的影响，他提出的民生主义是左派思想，不是右派思想，他同样认为资本不应该放任，而是要节制，三民主义本身就是倾向“节制”的概念，而不是不断地刺激生产消费。
我想他们都已经预见了，资本主义不断地刺激生产消费，最后是个人发财，大家一起贫穷，最终就是杀鸡取卵的结果。今日的台湾正处于此一危机之中，但又有多少人意识到？
关于经济颓势的挽救应该请教专业的经济专家，我们无从置喙，但是发展出制衡的力量，却是知识分子可以做的。我们谈论资本主义的问题、物化的问题，不是希望最后大家都奉行严格的禁欲主义，放弃所有的物质生活。我有一些朋友的确这么做，他们离开台北到东部去，过着非常简朴的生活，穿棉布的衣服，每天到菜市场去捡人家卖剩下来的菜叶和水果。我很感动，也对他们有很大的敬重，可是我觉得那是一种很高的宗教修养，对一般大众并不适合。
一般大众还是会有一些小小的物质贪念，一些小小的情爱生活，这是很基本的，无可避免的。可是，我们都可以做点什么，让自己不要那么轻易“服输”，如果说物化是一台巨大的绞肉机器，我们可以选择不要被卷进去。这个体制一旦运作起来了，整个自然环境都会被绞进去，土地被开发、林木被砍伐，然后变成物质买卖，甚至是人文的东西，例如教育、道德、伦理也都可能绞得支离破碎。
我们不是要责备谁喜欢一件漂亮的衣服，谁买了一双漂亮的鞋子，而是如何面对这巨大的机器体制，当他一直运转时，我们要怎么让孩子有力量去思考、去判断，进而去对抗。
今天在台湾，我会佩服一些宗教界的人、哲学界的人、环保与从事社会运动的人，他们很努力想让这部机器停下来，或至少不要转得那么快，把无辜的人都绞进去。因为这部机器非常厉害，若让它毫无节制地运转，恐怕你我都无所遁逃于天地之间。商业买通政治、买通学术都已经不是新闻了。
知识分子也该尽一份力。所以我想呼吁知识分子不要那么入世，入世就可能更快进入绞肉机中，要保持一点点出世的思想，要保持一种冷静，如此才能看得更清楚。譬如选举的时候，一个政治学的教授不要去为候选人站台或变成助选员，要保有在政治学术上的清流角度。如果变成站台和助选员，就很难客观，也许对手有你政治学上赞同的东西，而你站台的这个人有政治学上不赞同的东西，你也不敢讲出来，学术地位就被干扰了。我要强调的是，知识分子应该保有一种客观性，独立思考，不要站在任何一个利益团体中，为其主张做解说。
我特别说是知识分子、读书人，不是普罗大众，因为他是比较有思考能力的人。譬如在学校里教书的老师，他要思考如何让自己的专业不要轻易地被体制所利用。简单地说，就是孟子讲过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三句话其实就是在讲权力和财富会如何污染知识分子，应该尽量保持距离，靠的太近，角色立场很难清明了。
知识分子也可以聚成一个力量，尤其是在“得天下英才而教之”的时候，我相信这是一种富裕。 为什么我们知识分子不以这个方法互相靠近，而要走向利益集团？
我相信还是有很多有为有守的人，在他们的岗位上，努力平衡社会的物化趋势，即使他们不完全成功，也是让人敬佩的。他们就是所谓的先知、先觉，在一个社会里面，这批人所做的事情非常重要。
要注意的是，弱势也有可能变成拥有权力和财富的强势。譬如过去被政党团员压抑的社会，一些有良心的知识分子理所当然地为弱势政党挺身而出，但这个弱势政党与财团的时候，或是这个政党执政的时候，他
就不再是弱势，知识分子就要非常小心地保持自己的中立性和客观性。如果这时候你不能抽离那个帮助他的角色，就很危险了。
当然，我们要提防的是体制，不是针对个人。如果你所帮助的对象已经进入体制中，拥有权力与财富，不光是自愿的或是因为职业的关系，他就是操纵绞肉机的人，绝对要保持距离，否则你也变成推动绞肉机的一员。
这个意思不是要与所有的商人为敌，实际上，商人也是资本主义绞肉机的受害者，很多第一代白手起家的父母，勤勤恳恳，过朴素生活，第二代却问题百出，他自己没有在绞肉机中，第二代却被卷进去了。 我们没有办法期待操纵绞肉机的人，让绞肉机停止运转，这太一厢情愿了，商人有商人的立场，譬如说他手下有五万个工人要养，它能够不生产、不想办法刺激消费吗？而知识分子与权力和财富隔离，也不是自命清高，就像我前面说的，我不赞成用禁欲主义来抵制物化，知识分子要从一个充分了解社会、了解人性的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
资本主义的单一化最后就是发展为一部巨大的绞肉机，把每一个人都绞进去，而我们要做的，就是形成一股制衡的力量，以共生共享的概念，去阻挡绞肉机的运作，并维持社会的多元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