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骥才谈\"福\"字：包含民族生活情感与追求的全部
别小看这小小的红纸上简简单单一个墨写的福字，它竟然包含着我们民族生活情感与追求的全部和极致。它称得上是我们一种深切的春节符号。因而，每每春节到来，不论陕北的山村还是江南水乡，不论声光化电的都会还是地远人稀的边城，大大小小耀眼的福字随处可见。一年一度，它总是伴随着繁纷的雪花，光鲜地来到人间，来到我们的生活和生活的希望里。冯骥才
每年最冷的日子里，当那种用墨笔写在菱形的红纸上的大大小小的福字愈来愈多地映入眼帘，不用问，自然是春节来了。福字带来的是人们心中熟稔的年的信息和气息，唤起我们特有的年的情感，也一年一度彰显出年的深意。
福字在民间可不是一般的字，这一个字——意含深远。
它包含了很多很多，几乎囊括了一切好事。既是丰衣足食，富贵兴旺，又是健康平安，和谐美满，更是国泰民安，天下太平。可是生活永远不会十全十美，也不会事事如愿，此中有机遇也有意外，乃至旦夕祸福，这便加重了人们心中对福字的心理依赖。福是好事情，也是好运气。再没有一个字能像福字纠结着中国人对幸福生活强烈的渴望与心怀的梦想。它是广大民间最理想化的一个汉字。平时，人们把这些美好的期望揣在心里，待到新的一年——新的一轮空白的日子来临的时候，禁不住把心中这些期待一股脑儿掏出来，化为一个福字，端端正正、浓笔重墨写在大红纸上，贴在门板、照壁和屋里屋外最显眼的地方。这叫我们知道，人们年时最重要的不是吃喝穿戴，而是对生活的盛情与企盼。
节日是人们的精神生活。
关于贴福字的起源传说很多，但我相信的还是民俗学的原理，它是数千年来代代相传、约定俗成、集体认同的结果，它作为一种心灵方式，深切和无形地潜藏在所有中国人的血液里，每到春节，不用招呼，一定出现。它不是谁强加的，谁也不可能改变它，谁也不会拒绝它。于是，福字包括贴福字的民俗就成了我们一种根性的文化。
近年来，不断有人想设计春节符号。显然，持这种好心的人还不明白，节日的符号更是要约定俗成的。它原本就在节日里。比如西方圣诞节的圣诞树，万圣节的南瓜灯，中国春节的福字，端午的龙舟，中秋的玉兔，元宵的灯笼等等，早已经是人们喜闻乐见、深具节日内涵的象征性的符号。节日的符号不是谁设计的，是从节日生活及其需要自然而然地产生出来的。只要人们需要它，它就不会消失，还会不断被创造。记得多年前中央电视台一位记者在天津天后宫前面年货市场上釆访我，他想了解此地老百姓怎么过年。我顺手从一个剪纸摊上拿一个小福字给他看，这福字比大拇指指甲大一点儿。这记者问我这么小的福字贴在哪儿，我说贴在电脑上。平日电脑屏幕是黑的，过年时将这小福字往上一贴，年意顿时来了。这种微型的福字先前是没有的，但人们对它的再创造还是缘自节日的情感，顺由着传统。
再有，民俗都是可参与的，就像写在红纸上的这个福字，真草隶篆怎么好看怎么写，任由人们表达着各自的心愿。因为福字是自己写给自己的，是一种自我的慰藉，自我的支持与勉励，也为了把自己这种生活的兴致传递给别人。
中国人对生活是敬畏的，对福字更是郑重不阿。我曾写过一篇文章《大门上的福字不宜倒贴》，是讲中国人对生活的态度。还有一个小故事，我小时候见一位长者写福字，他写好了看了看，摇摇头不大满意，但他并不像写一般字——写坏了就把纸扯掉，而是好好地压在一摞纸下边。他说福字是不能撕掉的。这种对生活的敬重与虔诚、对文化的虔诚，一直记在我心里。这是多美的生活情感，多美的民俗，多美的文化方式与心灵方式。中华民族不就凭着这种执着不灭的生活精神与追求，在东方大地上生生不息了五千年吗？ 别小看这小小的红纸上简简单单一个墨写的福字，它竟然包含着我们民族生活情感与追求的全部和极致。它称得上是我们一种深切的春节符号。因而，每每春节到来，不论陕北的山村还是江南水乡，不论声光化电的都会还是地远人稀的边城，大大小小耀眼的福字随处可见。一年一度，它总是伴随着繁纷的雪花，光鲜地来到人间，来到我们的生活和生活的希望里。
如果辛弃疾活着 一定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诺贝尔文学奖是北欧几个小国的18个评委评出来的一个奖项，它不是世界冠军，没那么重要。”3月3日，瑞典文学院院士、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委员马悦然教授现身香港中文大学举办讲座《略谈唐代的通俗诗歌》，并发表对诺奖的看法。
“诺贝尔文学奖是北欧几个小国的18个评委评出来的一个奖项，它不是世界冠军，没那么重要。”“如果我有权力推荐中国古代诗人参评诺贝尔文学奖，我会选择辛弃疾。”3月3日，瑞典文学院院士、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委员马悦然教授现身香港中文大学举办讲座《略谈唐代的通俗诗歌》，并发表对诺奖的看法。
遗憾《唐诗三百首》中无六言诗
在当天的讲座中，90岁的马悦然教授精神矍铄，操着一口流利的普通话，以抑扬顿挫的语调，用中英双文为现场观众朗诵了多首唐代通俗诗歌。
“有人认为六言诗的节奏显得太单调，太呆板，也认为六言诗缺乏音乐美，是不适合朗诵的诗体。我自己完全不同意这个看法，我认为六言诗具有五言诗与七言诗很少有的一种绘画美与建筑美。”正因为如此，马悦然教授称，《唐诗三百首》一首六言诗都未选入，这非常遗憾。
马悦然教授谈到1969年发现的《十二月三台词》的唐代抄本，并称其可能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首六言律诗。马悦然也谈到唐代非主流诗人的《十二月歌》与唐代所谓《三台诗》的不同格律和六言绝句的发展。饶宗颐教授曾在《敦煌曲》的引论里谈及唐代的诗与词的界限尚未分明，马教授亦在演讲中提出资料证明这个看法的正确性。
希望“推荐”辛弃疾参评诺奖
在讲座之后的访问环节，现场一位古代文学研究者提出了一个有意思的问题：“假如诺贝尔文学奖对中国古代诗人开放提名，您会推荐中国的通俗诗歌作者还是其他诗人？”对此，马悦然教授坦言：“如果我有权力推荐中国古代诗人参评诺贝尔文学奖，我会选择辛弃疾。”
马悦然教授指出，辛弃疾是南宋最大的词人，他运用语言的技巧“好得不得了”。他说：“我非常喜欢他的《沁园春》，他总共写了13首《沁园春》，每一首都非常好。如果辛弃疾活在我们这个时代，他一定会得诺贝尔文学奖。”马悦然坦言，虽然很喜欢李白和杜甫，但并不是因为他们全部的诗作有多优秀，而是因为他们的一些句子已经达到最好诗人的水平。
不过，马教授指出，文学欣赏是很主观的事情，并没有太多的客观标准。此前曾有人问过他，什么是好的中国文学，他说：“我喜欢的中国文学，就是好的中国文学。”
拒答村上落选诺奖原因 2013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出炉之前，日本著名作家村上春树获奖的呼声非常高，但最终被加拿大的著名作家门罗夺得，村上春树与诺奖擦肩而过，被媒体笑称“酱油王”与“陪跑王”。记者就此问马悦然教授有关村上落选的原因以及村上与诺奖的距离有多远的问题，马教授的回答非常审慎，他说：“这个问题你可以问，但我不能回答。”引得现场一片会心的笑声。
当记者问马教授，在当代中国的作家中，哪一位作家最具“诺奖相”时，马悦然笑言：“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不是世界冠军，它只是北欧几个小国的18个评委中，多数人认为这个获奖的作家的作品是好的。所以，这只是18个人的判断，不要把它看得太重要。”对马教授的态度，现场观众用热烈的掌声表示赞同。
毕飞宇：我不痛恨社会 一个人永远不要与时代过不去
“他们确实比我们高多了，甚至我的收入只是他们的一个零头。不过我并不会因为这个去嫉妒别人，痛恨社会，这个是时代的产物，一个人永远不要与时代过不去。”
昨天，由《散文选刊》主办的2013年度华文最佳散文奖颁奖典礼在省文学院举行，《苏北少年“唐吉诃德”》(毕飞宇)、《我们的存在感》(王小妮)、《盛年》(周晓枫)、《新疆无传奇》(刘亮程)等十篇散文获奖。在颁奖典礼后，毕飞宇(左图)接受了大河报记者的专访，他表示，虽然自己获得了该散文奖项，但自己特别害怕写散文，“因为散文容易暴露自己的内心，当初也没把《苏北少年“唐吉诃德”》当作散文来写，而是‘非虚构’”。
散文会将你是什么样的人全部暴露出来
谈到散文和小说的区别，毕飞宇认为主要是与作者的距离，“小说是离作者比较远的文体，在小说里可以虚构、可以想象。散文不是这样，它主要靠你和生活的关系，要去感受和判断，但散文离作者特别近，所以你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它会将你全部暴露出来。我比较害怕这个，所以散文在我眼里是比较可怕的东西”。
为什么会害怕暴露呢？毕飞宇思考了一会儿，摊开双手答道：“也许人都有保护自己的愿望吧！”
在创作《苏北少年“唐吉诃德”》时，毕飞宇提出了“非虚构”的概念，他详细解释了这个概念，“非虚构最早是由《人民文学》倡导的，当时我和李敬泽老师(注：《人民文学》副主编)讨论有关中国想像的问题，因为当今中国现实太丰富了，现代作家往往又很难把握这种丰富的现状，所以李老师就提出了一个‘非虚构’的概念去直面当今的中国。就是在这样一个非虚构的大潮里，我才写出了《苏北少年“唐吉诃德”》”。
毕飞宇表示，《苏北少年“唐吉诃德”》写得非常城市，“因为‘非虚构’不允许虚构，让一个习惯于虚构的人去放弃虚构，来完全面对事件本身，就给我提出了一个诚实的要求。我认为的这个诚实不仅是面对事情本身的诚实，也是情感方式的诚实，你不能在情绪推动下去写这个事情，这是要避免的。对我来讲，控制情绪是最重要的。”
《推拿》改编成影视剧让人们关注残疾人
当导演娄烨把《推拿》搬上大银幕后，这部小说就有了电视剧、话剧和电影版。在原作者毕飞宇眼里，无论是哪种艺术改编，无论是谁来改编，自己都不会提出任何意见，“创作是自由的，你既然把本子给了别人，就应该允许别人改动。”电影《推拿》刚刚从柏林电影节归来，虽然在最佳影片的角逐上败给了同为国产片的《白日焰火》，但毕飞宇坦言：“我只能说非常感谢娄烨，他拍了一部很棒的电影，不管得不得奖，《推拿》都是一部很棒的电影。”
毕飞宇认为，《推拿》各种影视版本的出现是有意义的，“《推拿》有一个特殊性，它是关注残疾人的，作为一个小说家，我非常渴望推动社会去关注残疾人。现如今文学和作家的力量做不到，但由于电视、电影的推动做到让人们关注残疾人，这是让我特别欣慰的。”
网上有评价称毕飞宇是“最善于把握女性心理”的作家，对此毕飞宇并不完全认同，“我不认为我是一个特别了解女性的人，我是一个可以塑造人物的作家，而不是一个懂得女性的男人。也许这段时间我描写的女性多一些，但如果是描写男性，我同样可以把握得非常好”。
一个人永远不要与时代过不去
网络文学如今相当火爆，毕飞宇认为这是大势所趋，“人类已经从农业文明进入到IT文明，所以网络文学一定是未来”。但很多传统作家认为网络文学很多都不能登大雅之堂，毕飞宇说：“人类的文化大多都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东西支撑起来的，小说刚出现的时候也不能登大雅之堂，白话文也是。”不过他还说：“不能说网络文学是未来就说明它现在达到了一个极高的水准，我只是说它的未来会更好。”
当提到很多网络作家虽然年纪轻轻，但稿酬、版税收入都纷纷跻身“作家富豪榜”时，毕飞宇说：“他们确实比我们高多了，甚至我的收入只是他们的一个零头。不过我并不会因为这个去嫉妒别人，痛恨社会，这个是时代的产物，一个人永远不要与时代过不去。”
采访临近尾声，记者突然想起网络流传“毕飞宇不用手机”，便试探着问是否现在还不用？毕飞宇很认真地说：“不用，我天天都在家，有事往家里打电话就可以了。如果出差，我会跟家里联系。”难道写作也不用电脑吗？毕飞宇笑道：“这个我用，我有E-Mail，我与现代社会没有距离。”
“那究竟为什么不用手机呢？难道是妨碍写作？”记者依然试图得到一个答案，毕飞宇轻轻敲击着静静摆放在他面前的正在录音的手机，说：“我不相信不用手机会对我的生活影响有多大，这跟写作没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