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与道德
很多观众对于结局是很满意的。虽然有不少感情丰富的人会为王薄煽情的死法而流泪，这并不代表他们不认同导演的观念。冯小刚很聪明，这种聪明可以用票房计算出来。原著作者赵本夫也 承认，冯小刚很聪明，把一个原本皆大欢喜的结局（王薄只受轻伤，夫妻俩双双把家还）改成有点灰色的光明尾巴，用黎叔狼狈的下场、王薄的死亡、王丽的身怀六甲和警察的法网柔情赚足了观众的感情。法律和道德在最后的冲突中以后者“道高一尺”体面地收场了，观众们在感情得到宣泄的同时，灵魂也得到了升华，的确是一场很划算的电影。
冯导的聪明也仅限于此。在大部分时间里，他小心翼翼地避开两者的冲突，不惜让警察渎职做一个全知全能的看客，只在最后关头出来收拾残局。因为他知道，法律和道德的内在紧张会消耗观众不少的精力，促使他们思考。而一部成功的商业片痛恨会思考的观众，最好人人都能像傻根那样，跟着感觉走，服服帖帖被电影摆布，时哭时笑，乖乖把钱包交出来。《天下无贼》在刻画人性方面本来可以做得更好，可惜一个商业化甚至庸俗化的结局使它无法获得更深刻的意义。
法律和道德是一个宏大的命题，不能面面俱到。在此只能拣一两个方面来分析。很明显，在价值体系中，道德高于法律。法律只要求人们不要做坏人，而道德要求人民要做好人。在大部分时候，法律是道德的最后一道防线，违反法律就意味着背叛道德。然而，正因为好人和坏人的界限不是那么清楚，法律和道德才常常纠缠不清。《水浒传》就是很好的例子，里面多少无法无天的强盗、小偷、杀人魔王在人民心中却享有崇高的道德威望和人格魅力，而遵纪守法的贪官污吏却被恨之入骨。这种离奇的效果常被归咎于法律缺少“人性”，法律不公平，因此，人民在必要的时候享有“法律豁免权”，可以根据道德制定另外一种法律规则，比如“劫富济贫、替天行道”，比如“法外施恩”，以此来调和两者的矛盾。
法律有没有人性？需不需要人性？法律和道德如何协调？从汉谟拉比法典开始，这个问题困扰了人类两千多年。如果把《圣经》当成历史，那还要上溯到亚伯拉罕和上帝的约定和“摩西十诫”。柏拉图最早做出系统的回答。在《理想国》之中，道德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黄金一代的人类不需要法律。晚年碰了不少钉子，开始重视法律，可依旧认为法律所能达到的，只是“二等好的理想国”（《法律篇》）。亚里士多德比他的老师务实，强调法律至上，用法律来规范人性，因为“人在达到完美境界的时候，是最优秀的动物。然而一旦离开法律和正义，他就是最恶劣的动物。”（《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9页）。西塞罗大体上沿袭了亚里士多德的思路，认为法律就是道德、正义的具体化，又超越道德本身。自然法是“统治全宇宙的理性秩序在人类社会中的投影”，根植于人的本性，“法律是最高的理性”。
可是到了马基雅弗利那里，道德成了无用的累赘，无情的法律才是成熟的政治权术。（《君主论》）。霍布斯则完全抛弃了“人之初，性本善”的假设，把“性恶说”发展到登峰造极。在他看来，只有法律才是最可信赖的朋友，把人类从“人对人是狼”的可怕的自然状态中拯救出来。英美的哲学家大体上走在“性恶说”这条路上，如洛克，休谟，直至现代的波普尔，哈耶克，只是不把人性说得如此不堪。卢梭，这个从道德理想国走出的平民思想家，以其激进的革命激情重新把道德置于理性之上，建立起以道德、情感为核心和归宿的自然法论。他把理性出现之前的自然情感归纳为“自爱”和“怜悯”两个基本原理，由此演绎出一个道德基础上的法律体系，法律是“公意的宣告”和“正式表达”，服从法律就是服从最高的道德。
鉴于法律和道德在哲学史上千丝万缕的关系，剪不断，理还乱，连冯导这么聪明的人都唯恐避之不及，最后还是屈就于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法律礼貌地给道德让路，让“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似乎完满平息了法律和道德的纠纷。然而，法律是无处不在的，正如道德的影子同样是没法摆脱的。整个故事，就是在法律和道德的冲突中一步步达到高潮的。耐人寻味的是，这时候，法律以道德的面目出现，它有另外一个名字，叫职业道德。
于是，我们可以循着法律和道德的恩怨情仇，去寻找更为重要的事实和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