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行动的逻辑》与《货币战争》读后感
————利益集团存在的分析
下面是感受最深的话：
当一个政府依赖银行家的金钱时，掌握着局势的便是银行家，而不是政府的领导人，因为给钱的手始终高于拿钱的手。金钱没有祖国，金融家不知道何谓爱国和高尚，他们的唯一目的就是获利。-----宋鸿宾.《货币战争Ⅰ+Ⅱ》.中华工商联和出版社，2001：第17页.毫无疑问，金融和政治从来是手拉手的。-----罗斯柴尔德 爱国主义可能是当代忠于某一组织的最强烈的非经济动机。-------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第12页. 对大多数国家来说，慈善捐款甚至不是岁入的一个值得一提的来源。它需要的是税款，对税款的需要就像死亡一样不可避免。-----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第12页. 如果国家，尽管掌握着所有的感情资源，也就是所谓的爱国情结之类，还不得不靠强制手段来资助其最基本和最重要的活动的话，那看来大型的私人组织要想使其个体成员自愿捐款将是十分困难的，尽管它试图增加的正是个体成员的利益。------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第12页.社会的共同生活是由个人通过诸如教会、行会、各种组织等各种社会关系维系的，社会的宗教、科学、经济生活也是借助于此而得以发展的。每一种生活均有其各自的发展，其中存在一种自动、自主和自由的领域。该领域不能被国家通过强制机制而占据。------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第139页.随着专业化程度的提高，以及由于相关技术变化迅速使已有的期望接连受挫，社会的激增势不可避免，实际上，这些发展接踵而来，以致可以将社会形成率用作社会稳定指数，将社会数用作社会复杂性指数。简单社会没有社团，当其变得较复杂，即当组织结构差异很大的集团数目增大时，社会就会衍生出较大数量的社团。-------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第147页. 毫无疑问，从经济制度中产生出大量社团的原因很多，„„试图建立完全自我调节的市场体系的空想导致了着重干扰和障碍。这种尝试主要是将虚构的土地、劳动、资本要素当作真实情况来处理的政策，忽略了这些要素代表着人类对人们的福利有密切关系这一事实。这种政策的施行必定意味着痛苦和混乱——失业、价格急剧波动、浪费等等。这种干扰不可避免的产生出各种社团——业主、工人、农民社团，促使政府通过关税、补贴、工资担保、社会保险等手段来减轻和控制体系的创伤。----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第148页
从18世纪开始，美国一些政治学家就注意到了美国有组织集团的倾向以及这些利益集团在美国的政治和社会中的作用，并开始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工作。詹姆斯·麦迪逊为利益集团下了这样一个定义：“为某种共同的利益的冲动的驱使而联合起来的一些公民，不管他们占全部公民的多数或者少数，而他们的利益是损害公民的权利或社会的永久的加总的利益的。”在杜鲁门看来，“利益集团是一个持有共同态度、向社会其他集团提出要求的集团。如果它通过和向政府的任何机构提出其要求，它就变成了一个政治性的利益集团。”而阿尔蒙德、小鲍威尔认为所谓利益集团，就是具有特定共同利益要求的人们构成的、并试图通过影响政府的政策和行为来实现和维护自己利益的社会团体，它既包括具有一定规则和组织结构的利益团体，也包括大量松散的、缺少组织形态的利益团体类型。如建立在种族、语言、宗教、地区和职业利益基础之上，或可能建立在家族关系和血统基础之上的利益集团。
由上界定可以看出，利益集团具有以下几个特征：首先是一个有组织的集团，一个宣称自己代表着具有共同利益或理想的人们的组织。它是由众多当事者组成的一个群体，是一定属性相同或相似的人们的集合体，对其成员具有一定的吸引力。其次，集团成员具有共同的利益或目标，战略明确。一般促使利益集团形成的基础有：共同的收入来源、相同的收入水平、相同的行业、同一地区，以及相同的人口统计学上的特征，如同年龄，同性别等。最后，它为了共同利益向政府机构提出要求或施加压力，使政策符合它的需要。它具有影响政府决策的能力，并为影响政府内外政策不遗余力的采取各种方式进行活动。利益集团可以由普通公民、非营利性的组织、公共部门组成，也可以由寻租的厂商组成。不同的利益集团在其规模、资源、权力和政治倾向等方面存在明显的区别。
当然这样的特征也不是固定的，因为并非所有宣称代表某一利益的利益集团都被看成是真正代表了那一利益，利益集体所宣称和追求的利益是很难界定和很难预测的，甚至一些利益集团追求的政策目标似乎与其会员的明显利益背道而驰。
看完《货币战争》这本书后，深深地被罗斯柴尔德家族在金融乃至政治方面的势力所折服。无疑地，罗斯柴尔德家族及其所控制的金融力量构成了一个强大的利益集团。从英国、法国、奥地利、德国到意大利，甚至再到美国，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势力在逐步地从金融领域渗透到政治领域，而且在相当程度上说，他们控制了欧洲大部分国家的经济命脉甚至政治制度。诺斯曾经说过：“如果说制度是游戏规则，那么利益集团是玩家。”更具体地，新制度学派还认为，从静态上， 制度演进的方向是由社会中处于强势地位的利益集团决定的。而强势集团之所以能够决定制度演进的方向，又主要是通过一定的方式获取国家政权的支持，或者通过赎买，或者通过强制。
罗斯柴尔德家族创建的银行体系时世界上第一个国际银行集团。早在一战前，罗斯柴尔德家族就已经建立了自己的战略情报收集和快递系统，他们构建起强大的秘密代理人网络。这些人被派驻到欧洲所有的首都、各大城市、重要的交易中心和商业中心，各种商业、政治和其他情报在伦敦、巴黎、法兰克福、维也纳和那不勒斯之间往来穿梭。1815年6月18日，在比利时卢森堡布鲁塞尔附近展开的滑铁卢战役，不仅是拿破仑和威灵顿两支大军之间的生死决斗，也是成千上万投资者的巨大赌博。如果英国败了，英国公债的价格将跌进深渊；如果英国胜了，英国公债的价格将直冲云霄。殊不知，此时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间谍门也在紧张地从两军内部搜集着尽可能准确的各种战况进展的情报。就是利用这些情报，内森·罗斯柴尔德使得英国公债完全被他的家族掌握了。滑铁卢一战使内森一举成为英国政府最大的债权人，从而主导了英国日后的公债发行，英格兰银行被内森所控制。当内森手里拽着具有压倒性优势数量的英国公债的时候，他实际上操控着公债的价格，左右着整个英国的货币供应量，英国的经济命脉被仅仅的捏在了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手中。
内森毫不掩饰他征服了大英帝国的骄傲：
我不在乎什么样的英格兰傀儡被放在王位上来统治这个庞大的日不落帝国。谁控制着大英帝国的货币供应，谁就控制了大英帝国，而这个人就是我。-----宋鸿宾.《货币战争Ⅰ+Ⅱ》.中华工商联和出版社，2001.从这本书中，明白了一个道理，那就是利益集团与政党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利益集团具有政党的许多功能。如提供政治候选人基金以及宣传等。但政党所追求的目标是组成政府，利益集团则仅仅是影响政府。而且利益集团并不推举自己的政府公职候选人。而是在选举活动中，通过组织政治行政委员会、募集捐款、筹措资金，积极为自己支持的政党候选人进行活动，为使能更好的维护自己的利益。利益集团通常有着比政党更为严密的组织和充足的经费。可以说，利益集团在一定程度上是政党的后盾，政党是利益集团的政治代表。
利益集团是政治主体或政治共同体的一个重要因素，在西方国家的立法行政过程中产生了重要影响，特别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益集团对政府的影响不断加强。在立法行政过程中，他们采取不同的有效方式作用于立法行政过程，以达到制定有利于集团的法律的目的。
利益集团的目的是向国家公共权力机构施加影响以维护自身利益。当一个集团确定了自己的要求后，就要把这种特殊的要求传达到政策中心，对公共政策的立法过程施加影响。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益集团影响立法过程的主要对象是议会。利益集团采取的活动方式有游说、公开运动、和平示威、影响选举、停止合作、甚至恐怖活动等。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活动方式中，最明显的应该是威胁、行贿甚至恐怖活动。
威胁是与议会有密切合作关系的利益集团经常采用的一种手段。他们通过停止提供议会所需要的合作或是暗示可能打算停止提供合作向议会施加压力，就可以影响某一领域的立法。这有点罢工的味道，会使议会在某一方面的只能陷入困境或瘫痪状态，因而往往十分见效。这也使各国议会在决定这些领域内的立法时格外小心谨慎，为空依照出错，全盘被动。
当合法途径对议会立法产生影响没有指望的时候，利益集团会采取极端手段迫使议会改变主意，行贿是一种常用的手段，而恐怖活动在万不得已的时候也会被某些利益集团所利用。
19世纪大量关于林肯被刺杀事件的历史研究，对福特歌剧院的悲剧描述更像是在展示一部大型歌剧„„只有少数人将其作为一个谋杀事件来看待：林肯死于一个鲁莽的罪犯的手中„„罪犯得到了经典的法律惩罚；阴谋论被扼杀了；美德最终获得了胜利，林肯也“属于过去”了。
但是，刺杀事件的解释既不能使人满意也难以令人信服。事实表明，林肯之死的罪犯一直逍遥法外。
从总我们可以猜测出一点，那就是恐怖活动在这次事件中存在的可能性。 再来看看罗斯柴尔德家族及其代表的银行家们对于行贿手段的利用。 南北战争爆发后，林肯拒绝了罗斯柴尔德及其美国代理人银行家们利息高达24%-26%的金融绞索，转而授权财政部发行自己的“美国政府券”，又称绿币。林肯绿币的发行就像捅了国际银行业的马蜂窝，银行家们对此深恶痛绝，相反，普通人民和其他工业部门则对绿币持非常欢迎的态度，林肯绿币在美国货币系统中一直流通到1994年。在战争进行到紧要关头，林肯为了争取第三次发行绿币的权力，不得不向国会的银行家势力低头，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妥协，签署了1863年《国家银行法》。该法案授权政府批准银行家发行统一标准的银行券，这些银行实际上将发行美国的国际货币。至关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些银行是以美国的政府债券作为发行银行券的储备金，实际上将美国的货币发行和政府债务死锁在一起，政府将永不可能还清债务。因此，也为后来发生的事情埋下了伏笔。 林肯一直都明白《国家银行法》是个永久的威胁。林肯本来打算在1865年获得连任之后废除该法案，但是结果他在大选之后仅41天就被刺杀。银行家们在国会的势力乘胜追击，必除掉林肯的绿币而后快。1866年4月12日，美国国会通过了《紧缩法案》，试图找回所有流通中的绿币，兑换成金币，然后把绿币踢出货币流通领域，恢复国际银行家占绝对优势的金本位地位。
1872年冬，国际银行家们派出欧内斯特·赛德带着大笔金钱从英国来到美国，通过贿赂促成了1873年的《硬币法案》，史称“1873年恶法”，该法案把银币从货币流通中踢了出去，金币成为了货币中唯一的主宰。事实上，废除银币在国际货币流通领域的作用，是为了确保国际银行家们对世界货币供应量的绝对控制力。当然，他们的利益也顺利的实现了。
当然并不是利益集团的每一次行动都能得到很好的结果的，各个利益集团对政策或者自己的利益的把握还取决于他们的影响力和实力。
虽然说，利益集团费尽人力、物力、财力对立法过程进行一系列影响，本质上都是为了实现和维护本集团的利益，但客观上也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一是利益集团可以弥补政策制定和立法方面的不足之处，利益集团的存在和与政党的相互制衡实际上能起到了有效的纠偏作用。以美国为例，议员是由地理区域产生的，这汇总方式产生的议员在代表地区利益方面比较称职，但在代表功能和行业的利益上较不理想。而近日社会中，功能与行业的利益和地区利益同样重要。利益集团可以弥补议会之不足。
二是利益集团的存在和发展也是民主意识进步的一个体现。利益集团的存在加大了不同阶级、阶层集团、派别等对于政治权力和政府决策的影响，也使政治决策过程中更加关注各个方面的利益。
三是利益集团对团体成员的利益有增进的功能。利益集团是团体成员利益的综合体现，集团利益的实现同时也使团体成员利益要求的完成。可以说，利益集团的立法功能已成为不同利益要求的人们争取参政、维护自身权益的重要渠道。
当然，利益集团的发展壮大也呈现出了消极的一面：
一是误导决策，阻碍正常的立法行政活动，造成政府工作效率低下。利益集团为了私利，提供给决策者的资讯难免会有偏见，易对决策者起误导作用，同时，利益集团政治常常使决策程序过分分割，缺乏统一性、系统性，而使决策者无法充分顾及整个目标。
二是损害公共利益。利益集团政治无形中使真正的自由主义政治程序无以为继。由于少数集团过分强大，它们成员众多、资金雄厚、与决策者关系密切，其他集团无法与之相比，这使平等竞争子虚乌有。而且利益集团所反映的民情仅仅为团体成员或集团领导阶层的意见，有时甚至与公众意见相悖。公共利益受到损害。
三是利益集团直接导致金钱政治。通过行贿等手段，利益集团有时与政客勾结危害政治民主，使利益集团退化为仅为了少许既得利益分子向政府人员传达旨意的工具。
四是增加了社会的不平等。低收入的人与较富裕的人相比，在集团中缺少强有力的代表，富人团体可以通过金钱实现他们的目标，而不必遭到体制的阻碍。
但是为什么利益集团的弊端这么的明显，甚至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有摧毁一国原有政治基础的力量，利益集团仍然存在，并且在不断的发展壮大着。
现代社会的国家，无论是利益集团的总数，还是加入利益集团的总人数，都显著增加了，甚至可以说大部分人都与利益集团有关。 为什么会存在利益集团？
传统的利益集团理论认为集团的存在是为了增进其成员的利益，有共同利益的个人或企业组成的集团通常总是具有进一步增进这种共同利益的倾向，个人可以通过代表其利益的集团来实现或增进他的利益。工会的目的是为了给工会会员争取更高的工资和更好的工作条件，农场主协会谋求的是对农产品价格进行保护的法律和政策，卡特尔被认为是为其成员企业争取更高的价格，股份公司的存在是为了增进股东的利益，国家则被认为是为了增进全体国民的共同利益。
从这种有共同利益的个人所组成的集团谋求的是集团的共同利益的理论看来，理性的经济人可以通过纯粹个人的、没有组织的行动来有效地增进他的个人利益；但是，如果仅仅依靠没有组织的人的行动，要么根本无法增进共同利益，要么不能有效地增进共同利益。尤其当社会变得更复杂和当政府经常干预经济时，更提高了人们对集体行动的需要。于是，理性的经济人便通过结成利益集团来追求和实现他的共同利益要求。集团或组织的存在是为了谋求个人不能通过他的纯粹的个人行动来增进的那一部分利益。
美国马里兰大学的教授奥尔森在他1965年出版的《集体行动的逻辑》中指出，认为从理性和寻求自身利益的这一前提可以逻辑地推出集团会从自身利益出发采取行动，这种观念事实上是不正确的。如果一个集团中的所有个人在实现了集团目标后都能获利，由此也不能推论出他们会采取行动来实现这一目标，即便他们都是有理性和寻求自身利益的。
在一个集团范围内，集团收益是公共性的，即集团中的每一个成员都能共同且均等的分享它，而不管他是否付出了成本。集团收益的这种性质促使利益集团的每个成员想“搭便车”而坐享其成。集团越是大，分享收益的人越多，为实现集体利益而进行活动的个人分享份额就越少。所以，在坚持经济学关于人及其行为的假定条件下，经济人或理性人都不会为集团的共同利益采取行动。
对于现实中客观存在的利益集团和集体行动，奥尔森认为主要有三个因素影响集体行动的形成，从而规避了集团成员“搭便车”行为的普遍产生。
首先，集体行动的结果可能对个人有着重大的价值，这种收益超过了组织集体行动所花费的所有成本。
第二，集团会采用“选择性激励”手段，即集团有权根据其成员有无贡献来决定是否向其提供集体收益。
根据奥尔森的上述分析，在一个多元社会里往往存在几类压力集团操纵国家权力的局面；尤其是会出现代表狭隘的特殊利益的压力集团，而代表“公共利益”的压力集团要么是力量弱小，要么就根本不可能存在。
组织的一个最重要的类型——国家。爱国主义可能是当代忠于某一组织的最强烈的非经济动机。许多国家从某一具有强大号召力的意识形态，如民主或共产主义，或者还通过一个共同的宗教、语言或文化来赢得更多的力量和团结。国家不光有这么多有力的支持的源泉，同时在经济上也是十分重要的。几乎任一政府都能为其公民带来经济上的利益，因为它的法律和规定使所有文明经济活动的前提。但是除了爱国主义的力量，意识形态的号召，共同文化的维系和法律规定的制度的不可或缺，现代史中没有哪个大国能够靠自愿的集资或捐款来养活自己。对大多数国家来说，慈善捐款甚至不是岁入的一个值得一提的来源。它需要的是税款，对税款的需要就像死亡一样不可避免。
如果国家，尽管掌握着所有的感情资源，也就是所谓的爱国情结之类，还不得不靠强制手段来资助其最基本和最重要的活动的话，那看来大型的私人组织要想使其个体成员自愿捐款将是十分困难的，尽管它试图增加的正是个体成员的利益。
国家不能够靠自愿的集资或捐款而生存下去，其原因是一个国家提供的最根本的服务，从一个重要的方面来讲，就如同一个竞争市场中较高的价格：只要有人能够得到它，那实际上每个人都能得到它。政府提供的最基本的物品和服务，如国防和治安，以及法律和规则系统，实际上是服务于国家中的每个人的。要想剥夺那些没有自愿承担政府开支的人民军队、警察和法庭保护的权力，即便可能，也是不可行的，因此需要收税。
社会的共同生活是由个人通过诸如教会、行会、各种组织等各种社会关系维系的，社会的宗教、科学、经济生活也是借助于此而得以发展的。每一种生活均有其各自的发展，其中存在一种自动、自主和自由的领域。该领域不能被国家通过强制机制而占据。
我认为，对于利益集团的存在，特别是当该利益集团与政府的活动密切相关时，政府不要妄图去加以消灭，只能够加以引导或者领导，使该利益集团的集体行动是建立在国家的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基础之上的。国家应该尽力做到对利益集团因势利导，充分利用利益集团的团结性、一致性为国家建设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