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志之学，源远流长。相传初造书契的仑颉、沮诵是黄帝的左右史（宋衷《世本注》刘知几《史通》）。其后，夏有太史终古，商有太史向挚（《吕氏春秋先识》）。其实较完善的始于《周礼春官》，发于《春秋》，成于两汉。《周礼》设五史、小史、外史以掌邦国之志和四方之志，迄今两千余年历史。
《春秋》首创断代史编年体例。正名份，定礼义，隐寓褒贬，明决是非以人物传记为中心的《史记，》又独树一帜，穹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奠定了中国传记文学的基础，实为千古杰作。《汉书》、《后汉书》、《三国志》，仿春秋断代，续记传史体和另创别国史自成体系，堪称国之瑰宝。其后，代有新作，可谓史不绝书。
《春秋》成于公元前481年，由孔子据鲁史旧文而成。故司马迁说“约其词文，去其烦重，笔则笔，削则削而成春秋”《史记十二诸侯年表》„„
根据《左传》、《周礼》、《墨子》、《孟子》所引的古史名称：或称《典》、称《志》、称《法》、称《乘》、称《春秋》，不下数十种。春秋也为周代史书之通称，《墨子明鬼篇》所引的“周之春秋，燕之春秋，齐之春秋，鲁国史书也名春秋”。墨子还说，“吾见百国春秋”。韦昭注：“春秋记人事之善恶而目以天时，谓之春秋，国史之法也”《春秋左传诂》孟子也说，“春秋天子之事也。及孔子修成一部春秋后，《春秋》才变为专名”。
春秋时代（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403年三家分晋）。因此，较权威的编年史《春秋》一书而得名。战国（公元前403年至公元前221年）至秦始皇统一中国为止。春秋和战国，是在平王东迁（公元前771年）以后，史称东周的两个历史阶段。
孔子作《春秋》，以分年纪事。以鲁国为背景记录了从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至鲁哀公十六年（公元前479年）。《公羊传》、《谷梁传》记到鲁哀公十四年间，十二位国君共二百四十四年的各国大事，共一万七千言。。（《说东周，话权谋》第2页）。据鲁史不完全记载；“将近三百年时间里，就有过四百八十三次军事行动，故征伐占春秋百分之四十，与战争有关盟会占百分之廿，朝聘占百分之廿其他如星历、灾异、祭祀、婚丧等占百分之廿，”。《中国历史要籍介绍45页》。
“春秋之中弑军三十六小，亡国五十二。，诸侯失国逃奔者不可胜数”（《史记》太史公自序。）由此可见，春秋，实为各国在一年中之大事记，抑或称为一部政治简史。唯其时，吞并征伐迭起连绵，无时或己，正所谓“春秋无义战”是也。
司马迁引壶遂曰：“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孟轲也说：世道衰微，邪说暴行又作，臣轼君者有之，子弑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司马迁甚赞春秋之功。他说，“春秋辨是非，长于冶人„„”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正之”。莫近于春秋„„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史记》太史公自序）。
“其实，春秋原意是想维持奴隶制度社会秩序„所谓，‘存亡国，继绝世’，王道之大者也”。“创史书笔法，‘隐寓褒贬’借以打击乱臣贼子犯上作乱行为”。（《中国历史要籍介绍》43页。）
春秋、战国之际，是战国的封建制度取代奴隶制度的大变动、大革命时期，因此，春秋、战国之交也就成为中国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一个界标。然而，新旧两种社会的交替，是通过阶级社会的最高形式—战争实现的。（《说东周，话权谋》3页。）
公元前707年，周桓王号召蔡、卫、陈三国一同伐郑，在蠕葛（今河南长葛县东北）战役中，王师大败，从此，打掉了周天子“受天有大命”的牌子，揭开了列国争雄的序幕。通过战争和变法运动，新兴的地主阶级剥夺了奴隶主贵族特权，登上了政治舞台。由于战争的需要，在楚国己发明了冶铁，制出了锐矛利剑，改造了农具，发展了生产，为新兴的地主阶级夺权创造了条件。“新兴的地主阶级为夺取政权的斗争，华夏诸国的争霸与夷狄异族的战争，交帜在一起，连绵不断，打破了过去诸侯并列，王室独尊的局面。己由周初一千八百国到《春秋》只剩下一百多国较大的秦、晋、齐、楚、鲁、郑、吴、越等十四国了。（《古代著名战役》25负）。其后“战国七雄”时期，又以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为特点，代替了春秋诸侯割据争霸局面。秦国先以商鞅变法为基础而强盛，旋以张仪“连横”、“远交近攻”策略的胜利，统一了中国。这期间，曾出现了诸子学说，“百家争鸣”的局面，尤其是法家、纵横家、杰出的军事家，展现出了我国文学史上的“黄金时代”，也推动了社会改革和统一战争的完成。
其实正是通过战争和变法运动，新的生产关系代替了旧的生产关系，政治上由乱到治的统一格局。正如恩格思所说：“新的军事科学是新的社会关系的必然产物”。（《恩格思全集》第七卷562页）。这里，封建社会代替奴隶制社会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从史学观点来看，孔子首先保存了二百四十四年史实又创立了编年体史书道路，更创“春秋笔法，”这是他的重大贡献。
韩愈曾说：“春秋严谨”。“真正有系统古史现存者，当以《春秋》为首。”（《中国史学史》李宗侗）。的确，春秋无论在考证著述上，体例书法上，都是严谨的，可以从以下方面索证。
第一，孔子花了很大功夫考证著述，若《公羊传》所引：“昔孔子受端门之命，使子夏求周史记，得百二十国宝书”。他说：他的态度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意思是说，叙述旧事，而不另作。又说，“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箸明矣”。《春秋》原实著当时行事，非空言垂训。可见经文无不因时依事据理而作。孔子原意想编纂一部通史。他说：“夏礼吾能言之，杞（夏后封国）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殷后封国）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论语八佾》。文献不足，无可奈何，只得就鲁史修了一部二百四十二年的断代史《春秋》，开辟了中国编年体史书的道路。
第二，《春秋》为编年体纪事，以事系时，且辨物正名，书法精义。如经文：“隐公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日食事也，就是以事系日、月、年。把事系于年月，时间就成了历史的科学考正，这就可考可鉴，成为信史。再如僖公十六年。经曰：“春王正月戊申朔，陨石于宋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