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兰书法与李柏文书
李青 张勇
【英文标题】Loulan Calligraphy and Li Bo Document 【保留字段】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项目“丝绸之路与西北民族美术史研究”，编号为07EF80。
【作者简介】李青，历史学博士，广东工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西安美术学院博士生导师；张勇，广东工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广州 510090）
【关 键 词】楼兰/书法/李柏文书
Loulan/Chinese Calligraphy/\'Li Bo Documentation\'
20世纪以来，在新疆楼兰发现了700余件上迄3世纪中叶，下至4世纪30年代的汉文文书。这些文书填补了中国书法艺术史中的诸多缺环，尤其是《李柏文书》等一大批文书的发现，为揭示晋人书法的真实面貌，建立中国书法艺术的风格标尺，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实证材料。
Since the 20[th] century，about 700 documents with Chinese calligraphy, dating back to the middle of 3[rd] century till 30\'s of the 4[th] century, were discovered from Loulan, Xinjiang.These large numbers of findings filled a gap in the research of art history in Chinese calligraphy, especially the discovering of \'Li Bo Document\', provided authentic rare evidence to reveal the real features of Chinese calligraphy in Jin dynasty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Chinese calligraphy style. 中图分类号：J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577(2009)01-0001-07
百年以来，中外考古学家和探险家们在楼兰发现了以《李柏文书》为代表的一大批魏晋时期的纸本书法墨迹，这些书法墨迹不仅具有重大的历史文献价值，同时，对正确认识中国书法艺术的发展历程，以及建立中国书法艺术的类型学和年代学标尺，具有不可低估的价值。本文仅以魏晋时期楼兰LA遗址为中心，对楼兰书法与《李柏文书》等问题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再作讨论，仍望学人不吝指正。
一
楼兰魏晋时期的汉文简纸文书主要出土于楼兰LA等遗址中。1900年斯文•赫定第二次中亚考察中在楼兰发现汉文简纸文书277件。1901年至1907年斯坦因在第三次中亚考察中，在楼兰发现汉文简纸文书349件。1908-1909年日本大谷考察队橘瑞超在楼兰发现汉文简纸文书40余件。1979-1980年新疆文物考古所在楼兰获汉文木简63件、汉文纸文书2件(其中一件为正背书)。据以上资料统计，迄今为止，大约在楼兰地区共发现魏晋时期汉字简纸文书730余件。其文书的年代主要集中在3世纪中叶至4世纪中叶。以楼兰LA古城所出土的汉文简纸文书为例，其上迄曹魏时期的嘉平四年(252)，下至前凉建兴十八年(330)。
楼兰出土的文书残纸，其纸质粗精不一，但从墨迹渗透的情况看，大都适宜于毛笔书写。1933年黄文弼先生在罗布泊以北土垠遗址发掘到一张古纸，“质甚粗糙，不匀净，纸面尚存麻筋。盖为初造纸时所作，故不精细也。按此纸出罗布淖尔古烽燧亭中，同时出土者有黄龙元年之木简，为汉宣帝年号，则此纸亦当为汉故物也。”①黄龙元年为公元前49年，可见此纸比史载所谓“蔡伦造纸”要早百余年。黄文弼先生所发现的麻纸被学界称之为“罗布淖尔纸”，中国最早的麻纸标本之一，也证明了西汉之时麻纸已传入楼兰地区。此外，诸多出土实物证明西汉时麻纸已在西北地区流通，并且成为人们的书写材料之一。其次，汉代武威磨咀子东汉中期墓葬中所出土的笔杆上刻有“白马作”的毛笔，其制作尤为考究，证明了东汉时期西北地区毛笔制作已达到了一定水准并且具有相应规模。
书写材料的进步和技术文化的传播是艺术发展的基础之一。楼兰的汉字书法艺术之发展亦是如此。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楼兰地区纸张的应用与木简的使用应有一个较长的并行期，其中木简多用于诏令、籍帐类(图1)，而纸则常用于信函、书札之类。其次，纸文书中已有楷书出现，而木简中则少见。从中原的情况来看，3～4世纪，纸已经基本取代了帛、简而成为主要的书写材料。楼兰地区的情况则略有不同，其简纸共用的时代至少要延续到4世纪中叶以后。
图1 楼兰出土《泰始五年》木简
魏晋时代，中国书法的各种书体已趋于成熟阶段，而风格流派各异，在中国书法史中形成了一个艺术高潮期。从楼兰出土的简纸文书的书体类型来看，基本反映出了中国魏晋时期书法类型的变化样式，在这些不同类型的书法中，不仅鲜明地呈现着中国内地书法艺术的主流样式，同时也渗透着楼兰地区特有的地域化风格特征。如上所述，楼兰书法的年代主要集中在3～4世纪，而在西北地区吐鲁番出土的文书其年代主要集中在5～8世纪，敦煌出土的文书其年代则集中在9～10世纪。这三处遗址所出土的汉文文书，较为系统地构成了3～10世纪中国书法发展的一个年代学链条，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相对于敦煌、吐鲁番文书来说，楼兰文书其年代较早，艺术水平较高，因而，无论从年代学和艺术学上看，将楼兰书法称作是一个区域性的艺术流派或风格样式，都是符合其客观实际的。
二 两汉以后，书写规范而美观的汉字逐已成为一种社会的风尚。书法艺术与人们的社会生活产生了密切的关系。楼兰虽处西域边陲，然自汉武帝之后，丝绸之路正式开通，大批汉人西迁至此，自然将汉文化传播于该地区，其中亦包括中国书法艺术。前述黄文弼在土垠遗址所发现之西汉简牍即是物证。
文献所载汉晋时期曾在敦煌和楼兰地区活动过的书法家或善书者有傅介子、陈汤、班超、徐干、班固、张芝、张昶、赵袭、索靖等，而敦煌与楼兰无论行政隶属关系或交通之联系都是极为密切的，敦煌地区聚集了一批书法家，并形成了风格鲜明的书法流派，敦煌书法曾影响了内地书法的发展，它也必然会直接对楼兰书法产生影响，而楼兰佛教艺术亦有可能影响了敦煌佛教艺术的发展，从考古发现来看，这种文化上的互动关系应该是存在的。
楼兰的书法遗存皆为墨书真迹，并出现了如李柏、张济、马厉、宋政(图2)等一批造诣极高的书法家，其书法风格纷呈，形式多样，但整体上却蕴含着一种鲜明而统一的地域特征。楼兰书法与西北地区所发现的同时期的书法，如敦煌书法、吐鲁番书法以及北凉书法等形成了一个既有联系又有差异的艺术流派，它传承着中国书法的基本规范，但又绝少刻板、因袭的程式化桎梏，并洋溢着率真、恣肆和写意的神韵，体现了楼兰书法独特的地域性和民族性特质。
图2 楼兰出土《八月十日》残纸
楼兰书法艺术的风格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书法艺术产生的一般因素外，不排除该地区特殊的自然与人文环境对汉字书法艺术发展的影响。从一些残纸墨迹的书写形式与署名情况来看，我们可以得知，楼兰书法除了汉人所书之外，当地少数民族亦学习汉字书法，有些作品或为当地民族所书就。在与楼兰相邻的于阗地区，曾发现有《汉语—于阗语词汇》及于阗文文献中掺用汉文或汉文与于阗文混用的文书，[1](P.295)说明了在塔里木盆地南缘汉文和其他民族文字相互联系的状况。从另一方面来说，楼兰书法亦包含着多元的文化因素。
从楼兰简纸书法的内容来看，除个别习字残纸外，基本上都是日常生活中的实用性书法，因而这些墨迹大都呈现出了书写者真实的个性特质(图3)。魏晋墨迹世传绝少，除《平复贴》外，几乎尽为后人摹本，其可靠性往往成为书学争议的焦点。楼兰等地的简纸文书则用实物展示了魏晋时期中国书法的真实面貌。
楼兰简纸书法有的粗犷豪放，有的细腻典雅，有的密不透风，也有的空灵潇洒，千姿百态，非刻意求工而意趣万端(图4)。我们仅从其“楼兰”两字的十余种墨迹中即可窥见其不同的艺术风采(图5)。楼兰书法作品的创作者有着不同的艺术谐趣和文化背景，从目前的研究情况来看，这些文书的书写地(即书写者所在地)，除了楼兰以外，还包括楼兰周边的一些地区，并有可能包括敦煌和凉州地区。这些不同而相邻区域的书写者们在西北丝绸之路这样一个特殊的人文与自然环境下，共同造就出了一个崭新的书法艺术面貌，在中国书法艺术史中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并具有极高的学术研究价值。
三
《李柏文书》是指1909年橘瑞超在罗布泊考察时，在楼兰发现的前凉西域长史李柏写给焉耆王龙熙的两封内容大致相同的书信草稿，以及与这两件草稿同时出土且文字多有近似的40余枚文书残纸。从内容和书体来看，在40余枚残纸中，至少包括着两封与上述信件内容一致的部分书信残纸。这也就是说《李柏文书》至少书写了4个草稿。这些实物发现时已揉成团块，多数残纸似在书写完后不久即撕成碎片。1914年日本国华社出版的《西域考古图谱》史料图版(2)——史料图版(8)刊布了《李柏文书》的全部资料。1962年日本法藏馆出版的《西域文化研究》第五卷卷头图版第13至19刊布了李柏两封书信稿及39件残片，但内容不及《西域考古图谱》所载资料完整。由于对于《西域考古图谱》所载资料的残纸件数的划分目前学界尚未有一个统一的认定(即有些残纸有学者认定是一件，而另一些学者却认为应是两件)，因而也就很难确定《李柏文书》残纸的全部件数。一般所谓《李柏文书》主要指两件完整的书信草稿及部分内容相近的书信残片(图
6、7)。②
《李柏文书》是目前所发现的年代最早的中国纸本书信实物标本。《李柏文书》中所出现的李柏其人是在楼兰所发现的全部文书中唯一一位史籍有载的人物。由于《李柏文书》在历史、文化、艺术等方面都具有极为珍贵的学术价值，因而国内外学界对此文书十分重视。同时，围绕着《李柏文书》的发现地、书写年代等问题，学术界也产生了较大的争议和分歧，许多问题众说纷纭至今尚无定论。
出土地问题是李柏文书研究的关键问题。1909年3～4月间，橘瑞超由焉耆、库尔勒南下，穿过孔雀河与塔里木河的汇合点，于3月上旬进入罗布泊荒原，并在楼兰一带进行了挖掘，获得了《李柏文书》。当时橘瑞超还是个不满20岁的青年，并未受过考古训练，他所获得包括《李柏文书》在内的许多文物当时并未做详细记录，而其本人的日记又失于火灾，因而《李柏文书》出于何处遗址，即成为历史悬案。1909年4月13日，橘瑞超离开罗布泊之后，他将《李柏文书》等文物交由同行者野村荣三郎运回日本，自己则赴英国伦敦。在伦敦橘瑞超会见了斯坦因，并向斯坦因出示了《李柏文书》的照片。他们两人都认为此组文书应出自楼兰LA古城。1914年日本刊行的《西域考古图谱》及1937年刊行的《新西域记》都以野村荣三郎所说《李柏文书》出自孔雀河岸的一个废墟中的说法加以解说。对此，身在日本的橘瑞超并未发表不同意见。1914年王国维在编著《流沙坠简》时又针对《李柏文书》中出现的“海头”地名进行了考释，他认为《李柏文书》的出土地在楼兰“海头”城，因而指出楼兰与海头是两个不同的古城。LA城应为海头而不是楼兰古城。[2](P.8)1959年5月当《李柏文书》出土50周年纪念之际，日本学者森鹿三会见了橘瑞超，询问了斯坦因所说《李柏文书》出土于LA城的由来，橘瑞超提供了一张他记忆中当时出土文书地点的照片。森鹿三根据橘瑞超提供的照片资料与斯坦因1914年2月在罗布泊荒原发现的LK城图片相对照，认为两者是一致的，由此认为《李柏文书》出土于LK古城。森鹿三的论文《李柏文书的出土地》发表在《龙谷史坛》第45期，并在同年出版的《书道全集》第三卷《西域出土的文书》一文中再次提出了他的观点并附有橘瑞超提供的出土地实景图片。[3](PP.12-18)由此，引发了关于《李柏文书》出土地以及楼兰城的位置等问题的争议，诸多学者如一雄和片山章雄等都发表了自己的看法。然而，1968年橘瑞超又清楚地告诉金子民雄，谓《李柏文书》是在楼兰佛塔附近发现的。[4](PP.15-16)《李柏文书》究竟是在何地发现的？目前国内外一些学者认为应在LK古城，③孟凡人和余太山等先生则认为应出自楼兰古城，也就是LA古城。④同时孟凡人先生还引征冯承钧先生在《鄯善事辑》一文的观点认为楼兰LA古城即为海头城。
上述诸家研究主要是从历史、考古、地理方面进行论证的，而笔者认为，对文书的书法风格之图像比较亦应是断定文书出土地的不可忽视的证据之一。从书法风格的比较结果来看，《李柏文书》书体形式和书写风格与楼兰LA古城出土的残纸文书书法多有近似之处，而且出土地点亦与斯坦因所记《李柏文书》出自LA.Ⅱ.iv的小房间(三间房之一)为同一地点。其次，被认为有可能出自LK古城的简纸文书除《李柏文书》外，其他仅存5件木简，而这5件木简之书风亦与楼兰LA所出之木简书法近似。就连认为《李柏文书》出自LK古城的学者侯灿先生也指出： 我们将4件文书(指与李柏文书共出的残纸)与楼兰古城和楼兰其他遗址出土简纸文书进行比较，注意到它们与LA.Ⅱ.ii出土的一些纸文书有关联或相似之处。如“已呼”中的“烧奴”其人，在孔纸25.1中就有出现，孔纸33.1中连续出现3次，成为重要人物，而且字体写法极为相似；又如“已呼”、“何奈”中的“何”字，与孔纸
7、孔纸
8、孔纸9中的“何”字十分酷似，且“奈何”字句在孔纸
7、孔纸8中也反复出现。因此，我们认为此4件文书，当与LA.Ⅱ.ii组点中的某些简纸文书有联系，似应出自LA.Ⅱ组点。[5](P.550) 由此可推测，如果认为《李柏文书》出自LK古城，那么LK古城所发现的汉文简纸文书就仅有《李柏文书》残纸及其他5枚汉字木简。[5](PP.521-550)这种状况岂不是有太大的遇然性和孤立性吗？何况《李柏文书》出自LK说的最关键证据，即是橘瑞超所提供的出土地照片。橘瑞超在《李柏文书》发现50年之后拿出一张并无特殊标志的照片来证明文书之出土地，这是极不可靠的。橘瑞超所提供的照片的确与斯坦因所摄LK遗址地貌相似，问题是这个无任何人工痕迹的雅丹地貌在罗布泊随处可见，事隔50年，橘瑞超尚能有惊人的记忆指出文书出土于此，而在50年间却始终对此缄默，值得怀疑。何况在1968年橘瑞超又说文书出自楼兰佛塔附近。[6](P.277)看来橘瑞超的话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
结合上述有关学术争议观点，并从书法艺术风格上进行比较推断，笔者认为孟凡人等先生所持《李柏文书》应出自LA古城是有一定根据的，而楼兰LA古城亦别称“海头”，这已得到冯承钧和孟凡人等先生的充分论证，此不赘述。
四
李柏之名出现在《晋书•张轨传》中，李柏与前凉张氏政权有一定关系。西晋永宁年间(301～302)，张轨出任护羌校尉、凉州刺史。其时“八王之乱”已开始，诸王混战，局势极不稳定。张轨出任凉州，即有“阴图据河西”之意。[7](P.2221)316年西晋灭亡之后，张氏世有凉州，虽然效忠晋室，实质上已成割据政权，史称前凉，都姑臧。张轨亡后，相继有张寔、张茂执政，时间都较为短暂。至张骏时期，前凉政权达到了一个昌盛阶段。先后征服龟兹、鄯善等国，威行西域。李柏本为晋西域长史，驻兵楼兰，后归依前凉张骏，任前凉西域长史，封关内侯。曾向张骏献计“请击叛将赵贞”。[7](P.2238)后为赵贞所败，众将建议杀柏。张骏采取了宽容的态度，免李柏死罪。《李柏文书》内容与“请击叛将赵贞”之事有密切关系，因而可断为书于“击赵贞”事前。张骏执政之间，即324～346年间。王国维考证《李柏文书》写于永和元年(345)之后，[2](P.281)但此时张骏已死，李柏早已被贬，不可继续自称“西域长史”。日本学者羽田亨认为《李柏文书》写于328～330年左右。松田寿男认为书于328年。[8](P.133)侯灿先生认为此信写于346年及其以后不久。[9](P.285)孟凡人先生则认为书写的时间应在325年。[10](PP.243-244) 对于《李柏文书》的年代学研究，离不开对文书内容的分析。前面提到“李柏请击叛将赵贞”而“为贞所败”之后，险被诛之。因张骏“善政”，李柏免于死罪，此后李柏之下落文献无载，即便尚在军中任职，亦不可能继任西域长史。然文书起首便自署“西域长史李柏”，尚显无丢官夺爵之迹。而李柏书写此信目的乃是“慰劳诸国”，慰劳的对象是焉耆王龙熙，慰劳的原因与欲讨“逆贼赵”有关。“今奉台使来西月二日到海头”，可能是李柏自凉州商议击赵贞事后返海头。文中所谓“北虏”，据王国维考证：“北虏者，匈奴遗种，后汉以来，常在伊吾车师间。晋时此地已为鲜卑所据，谓之北虏者，用汉时语也。”[2](P.280)焉耆“王使回复罗从北虏中与严参事往”，严参事不是西域长史属吏，而是凉州官员，严参事和焉耆王使或是自凉州与李柏分手后绕道北虏至焉耆。严参事和焉耆王使或是“四月十五日共发”北虏，五月二日回到楼兰的李柏猜测严参事和焉耆王使“想是到(焉耆)也”。故李柏书信遣使，慰劳通消息。从书信残稿“逆贼赵”等文字来看，李柏给焉耆王写信是与击赵贞事有关。迫于形势，李柏急于在击赵之前得知北虏和焉耆方面的消息。赵贞为西晋戊己校尉，驻军高昌，西晋亡后，西域长史李柏归顺于张氏政权，而赵贞不附于骏。《晋书》载：“初，戊己校尉赵贞不附于骏，至是，骏击擒之，以其地为高昌郡。”[7](P.2238)孟凡人考证此事发生的时间应在咸和二年(327)秋至年底之间，并推断《李柏文书》似应写于325年5月7日。[10](PP.238-244)此说较为可信。
五
《李柏文书》是否为一个人的手笔呢？日本学者藤枝晃认为，《李柏文书》两件较完整的书信草稿可分为两组手笔，即有可能出自两人的手笔。侯灿先生认为“其说颇有见地”。[11](P.533)孟凡人先生亦认为较为可信的。12](P.26)余太山先生亦认为“显然出自两位书吏之手”。[6](P.273)笔者认为这个结论是不可靠的，其根本原因乃是忽视了用毛笔书写汉字时由于墨水的含量不同而所产生的不同效果。细观文书之书体、用笔、点划、结构及其韵味，《李柏文书》应为一人所书。其间或有笔墨干、湿、浓、淡、粗、细之变化，或有结体之敛、纵及书体或行或草之差异，然所书之风格神韵相似，而形式上的差异仅可推断为两件(严格地说，包括残片在内至少应为4件)文书并非连续书就，有可能相隔了一定的时间。这从信稿的残纸状况即可反映出来。书写者是反复调整了书写的文字内容，并将至少两件稿件撕碎，透露出书写时的复杂心情。两件书信草稿确实存在一些差异，但笔墨的变化并不能遮盖其书体神韵及风格的一致性，它仅仅反映出书写的时间不同或所用笔墨的状况不同(如其中一件文书墨色水分较多，而另一件文书墨色较干枯)所产生的外在形式的差别。
《李柏文书》两件较完整的书信及其他残纸构成了李柏书法的一个完整的艺术风貌。孟凡人先生指出，《李柏文书》是研究前凉时期楼兰史的一个线索。[10](P.26)笔者认为《李柏文书》的研究，还有可能是探索楼兰书法艺术年代学和类型学的一个主要途径。其书皆为行书体。作为以实用为目的的书写而非为创作所谓书法“作品”而书写的文稿，在不刻意求工的状态下，最能反映出书写者对书法技能的掌握程度。相对于同时代其他诸多名家之书迹大都为后人钩摹或伪作的情况来说，《李柏文书》及楼兰残纸墨迹更具有历史的真实性。《李柏文书》行笔方圆转折自如，略带隶书遗韵，点划静动相间，结体聚散分明，每字皆具态式而通篇气脉相联，用墨干润结合，呈现出强烈的节奏感和鲜活的生命力。它无疑是中国书法艺术中的一个划时代的经典之作。
六
《李柏文书》等一大批楼兰纸质行书和草书作品的发现，实质上也对中国传统书法史学中所谓“南帖北碑”说提出了质疑。楼兰出土的以《李柏文书》为代表的数量众多的魏晋时期纸本墨迹，以其经典的“帖学”范式证实了中国“帖学”书法产生的多元性，即“帖学”书法之产生不仅仅局限于江南一带，西北地区无疑是“帖学”的发源地之一。作为“帖学”的代表人物王羲之出现以前，所谓“帖学”风格的书法早已成熟于凉州及楼兰地区。王羲之所崇拜的书圣之一即是敦煌人张芝，而王羲之生活的年代，也正是《李柏文书》等一大批楼兰纸文书出现的时代。如前所述《李柏文书》书写时间有诸种说法，综合各家所说，其书写年代在325～346年之间，这是无疑的。而有关王羲之的生卒年代，由于《晋书》为唐人所修，其《王羲之传》中仅记“卒年五十九”，[7](PP.2093-2101)而未指出生卒年月，相关文献又较为缺乏，因而出现了几种不同的说法，但各家所说的年代基本在303～379年间。⑤那么李柏与王羲之当为同时代之人，而李柏生卒年月或略早于王羲之。由此可以得出以下推断：从《李柏文书》及楼兰前凉时期文书书法来看，东晋时期北方行草书法已有了极大的发展，处于一个极其成熟的阶段。从传为王羲之的作品来看，其书法尤其是行草书法，在结构、用笔、章法甚至文辞章句上，大都可以在《李柏文书》及楼兰文书中找到极为近似的实证来。这一方面证实了在王羲之时代或稍早时期内，中国南北各地即已普遍出现了较为成熟的行草书体，而早于王羲之的诸多北方书法风格及样式一定会在某种程度上对王羲之的书法产生影响。因而，王羲之书法及其“帖学”的产生并非偶然现象。更何况王羲之未有一件真迹传世，今人所见所谓王羲之书法大多为后人摹本，我们不排除许多摹本的可靠性，但也有些作品却是后人假托或伪造的。王羲之书法的真实面貌究竟如何？学界尚存在着不同的看法。由此可进一步推测，所谓中国书法之“南帖北碑”之说当有偏颇之嫌，至少从目前的考古实证来看敦煌和楼兰地区当属中国帖学的发源地之一。
图8 楼兰出土《济逞白报》残纸
《李柏文书》及其李柏书法艺术的出现也并非是偶然现象。孟凡人先生曾将《李柏文书》与楼兰出土的《张济文书》作以比较，认为李柏与张济在楼兰一带活动的时间有一段是并行的，两者的文书又有一些共同的特点，似有一定的内在联系。在楼兰残纸中发现署有济逞、张济逞、超济、张超济、济等名款墨迹数件，学者们考证其书写者为张济一人，而这些书法作品的风格亦十分近似，书体有楷书、草书、行书等(图8)。从《张济文书》笔法特征来看，楼兰残纸中还有相当多无署名残纸，极有可能亦为张济所书。据考，张济本为中原人氏，为避战乱而举家迁居凉州，后张济在楼兰为官，而家属乃居凉州一带。西晋末年和东晋初年，中原地区战乱频繁，民不聊生，大量民众纷纷流向相对安定的两个地区，一是江东的东晋政权，另一是割据河右的张氏凉州政权。楼兰世属凉州刺史节制，因而迁徙于凉州的中原人在楼兰一带的活动日趋增多。这种人口的流动亦带来了文化的传播，楼兰书法的出现与中原文化的输入与传播有直接关系。同时，如上所述，我们也应看到，由于自然生态和人文环境的不同，楼兰书法毕竟与同时期的中原和江南的书法风格存在一些差异，这种差异也体现出了楼兰书法的风格特征。其次，据孟凡人先生考证张济在楼兰活动的时间上限约在4世纪初，下限约在4世纪30年代左右。[12](PP.20-26)这不但证明了《李柏文书》和《张济文书》等一大批楼兰纸质书法作品的相对年代，同时也为楼兰乃至中国魏晋书法尤其是帖学书法风格发展史研究提供了一个年代学标尺。如果用这种标尺再结合其他地区考古发现的晋人书迹风格来验证传世的“晋人法帖”的话，那么，包括《兰亭序》在内的诸多法帖的年代或作者的可靠性便会大打折扣了。或许只有用这些考古发现所获得的真实材料去检验那些传世法帖的真伪，才有可能揭示出一个时代书法艺术的真实面貌。
注释：
①黄文弼著：《罗布淖尔考古记》，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丛刊，1948年，第168页。
②参见[日]香川默识编：《西域考古图谱》，学苑出版社，1999年；侯灿、杨代欣编著：《楼兰汉文简纸文书集成》，天地出版社，1999年；孟凡人著：《楼兰新史》，光明日报出版社，1990年，第234页。
③例见侯灿：《论楼兰疆域的发展及其衰落》，《中国社会科学》1984年第2期；另见侯灿著：《高昌楼兰研究论集》，新疆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81-293页；[日]森鹿三：《西域出土的文书》，《书道全集》，第三卷，平凡社，1959年，第12-18页。
④孟凡人著：《李柏文书出土于LK遗址说质疑》，《考古与文物》1983年第3期；另见孟凡人著：《楼兰新史》，光明日报出版社，1990年，第254-265页；余太山著：《两汉魏晋南北朝与西域关系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276-277页。
⑤中国大百科全书编委会编：《中国大百科全书•美术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年，第841页。王玉池著：《二王书艺论稿》，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第128-132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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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新疆艺术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第1～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