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体制改革研究综述
摘要：回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行政体制改革走过的历程，对中国行政体制改革在政府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中央地方关系重塑、政府与企业、社会和市场关系调整、行政决策和监管体制创新与完善等领域所取得的积极进展和主要成效加以概括综合，继而对中国行政体制改革尚未解决且与经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的问题加以研究探讨，在此基础上，展望了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未来发展趋势和路径选
关键词：行政体制改革改革开放研究综述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先后进行了六次大规模的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改革不断深入且取得了明显成效。同时，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各项改革的深入，行政体制改革已进入攻坚阶段，改革的艰巨性、风险性加大，改革的环境更为复杂。
1、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行政体制改革取得的成就
1.1政府机构改革取得显著成效
政府机构改革是行政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且易于陷入“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怪圈。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紧紧围绕职能转变和理顺职责关系，根据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已经顺利完成了五次政府机构改革。在这些改革中，1998年开始的第四次机构改革成效尤为突出：通过大幅精简政府机构及其人员编制数量，国务院部委从原有的40个减至29个，部门内设机构精简了1/4，移交给企业地方社会中介机构和行业自律组织的职能达到200多项，公务员数量从3.2万人减至1.6万人，同时，调整和撤销计划经济体制下建立的直接管理经济的专业部门，初步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基本适应的政府组织体系。
1.2政府职能转变稳步推进
转变政府职能是行政体制改革的重点和核心任务。1988年开始的第二次机构改革，首次提出应该按照“政企分开”的原则转变政府职能；1993年开始的第三次改革，提出应该按照“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行政管理体制”目标要求，将政府职能转向统筹规划、掌握政策、信息引导、组织协调、提供服务和检查监督；1998年开始的第四次改革，进一步明确了政府职能转变的方向，要求政府职能转变应该集中
在宏观调控、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三个方面；2003年开始的第五次改革和当前正在进行的第六次国务院“大部制”改革，按照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明确提出政府职能转变应该集中于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四个方面，建设“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
1.3中央与地方关系得到初步协调
中央与与地方关系的调整是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难点。中国行政管理学会沈荣华教授认为，正确调整央地关系的关键和核心在于能够合理划分不同层次政府之间的财力和职能。如果不同层级政府之间的事权和财权缺乏合理明确的划分，央地关系不协调问题就会成为影响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深层次问题，从而限制政府职能的有效履行。
1.4政府与企业、市场、社会的关系进一步理顺
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核心和关键是政府职能转变，而政府职能转变的核心在于正确处理政府与企业、市场和社会之间的关系，以切实解决政府职能越位、缺位和错位等问题。王蕾、孔庆书等人认为，目前中国在政府与企业、市场和社会关系调整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已初步取得成效：一是较好地处理了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深化了国有企业改革，推进了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有效落实了企业自主权，同时政府通过财税等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引导企业生产、竞争行为，加强市场监管，创造了包括公有制经济在内的不同所有制经济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二是较好地处理了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政府减少了对资源配置和微观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将经济管理职能的重心转到搞好宏观调控和创造良好的市场经济发展环境上来；三是较好地处理了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放权于社会，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社会中介组织、服务性民间组织和基层自治组织在社会公共事务管理中的作用。
1.5行政管理体制机制不断创新与完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各级政府都在积极实践和探索，加快推进行政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和法治化，行政管理体制机制创新取得重大进展。
突出表现在：一是加强了行政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初步建立了群众参与、专家咨询和集体决策相结合的行政决策机制；二是积极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有效规范了行政审批程序，减少了行政审批环节，提高了政府行政效率；三是谋求行政权力的有效制衡，建立健全了过错责任追究制度，制定落实了法定质询、罢免的具体程序，
创设了引咎辞职、责令辞职等易于实施的责任追究制度。加强了政府预算、审计、财务监督，初步做到了权责明确、监督到位和问责有力。
2、行政体制改革层面遇到的主要问题
首先，中国经济经历了28年的高增长，但也积累了一系列深层次的问题，仔细分析就会发现，这些问题几乎都与我们不合理的体制有关。比如宏观调控在某些方面的失灵，中央权威得不到应有的维护，地方主义明显抬头，这些都是中央和地方体制架构内在冲突的外部表现；再比如，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薄弱，也与传统行政管理不合理的制度安排和运行行为息息相关。还有，权力行使的非理性，权力滥用，权钱交易，官商勾结等，又是与我们至今没有建立起有效的权力制约结构有关。因此，如何突破体制障碍，从体制、制度层面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和途径，就成为我们面临的关键问题。
其次，以党政部门主导的公共政策过程，使权力部门化、部门利益化、利益法定化更加突出，部门利益已经凌驾于公众利益、甚至国家利益之上，从而导致了公共政策的扭曲、变异。这样的公共政策过程导致的直接后果是，公共政策制定的成本很高，周期很长，效率也很低，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都被消耗到并没有实质意义的部门利益的争夺、扯皮和推诿之中。与此相联系，这样的公共政策过程，也可能使政府所代表的公平、正义的天平发生倾斜，用部门利益危害社会的公共利益。目前在我国的政治生活中，之所以社会矛盾冲突凸现，群发性事件增加，除了社会转型、体制转轨、大面积农村人口的转移、社会流动性增加等客观因素外，也与这种部门利益、行业垄断、收入分配严重不公等制度、政策因素有直接的联系，这一点尤其值得我们高度关注。第三，权力行使的非理性以及由此产生的官员腐败现象还很严重。尽管新一届领导加大了反腐败的力度，采取了被称之为“四管齐下”的反腐举措，即制定党内监督条例、制定党内纪律处分条例、对中央部委的纪检检察实行垂直管理、中央对地方以及地方党政机关党政机构实行巡视制度。这些制度所发挥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但是没能有效遏制腐败在一些地方蔓延的局面。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疑虑：中国反腐败的出路究竟在那里?这种腐败蔓延的现象究竟是机制层面的，还是制度体制层面的?我们需要构建一种什么样的体制才能真正防止权力的非理性?
3、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合理走向
一个国家的行政体制一般是由它的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为主决定的，政治体制决定一个国家行政体制的性质，经济体制决定一个国家行政体制的运行方式。恩格斯曾经说过：“一切政府，甚至最专制的政府，归根到底都不过是本国状况的经济必然性
的执行者。它们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好的、坏的或不好不坏的——来执行这一任务；它们可以加速和延缓经济发展及其政治和法律的结果，可是最终它们还是要遵循这种发展。”
在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大国里，建立一个适应市场经济需要的、富有行政权威和管理效能的行政体制，对于加快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推动经济发展和维护社会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改革中中央按照“小政府，大社会”要求制定了“三定”方案，即各部门“定职能配置、定内设机构、定人员编制”。并在三定过程中，要求重点完成职能转变、部门交叉和精简人员20％的任务。凡保留的和新设的部委或机构，属于宏观调控和监督部门、社会管理职能部门，以及关系国家经济命脉的基础行业部门和新型技术部门。这次政府体制的调整和改革的特色主要体现在：以转变职能为核心，以建立公务员制度为主要内容，以培养跨世纪人才为目的，大力开发人力资源。从世界的范围看，各国政府都面临两大挑战的考验，一是行政改革，二是公共管理，这二者又与政府的提高效率和简政放权密切相关。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正在逐步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替代。中国政府行政改革的总目标是建立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现代化、科学化、法制化的行政体制。从中央政府的角度看，行政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主要是转变政府管理职能，重塑政府与企业、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优化政府组织结构，建立国家公务员制度，加速整体性人才资源开发，并逐步形成依法行政、依法治国的管理体制模式和运行机制。
总之，行政体制的改革与优化是我国政府走向新的世纪所面临的十分迫切的任务。一方面，我国是一个有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行政机关要处理解决的各种问题、各类事务面广量大；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后，大量由立法机关通过的新法律法规需要行政机关去执行，大量由政府各部门和社会公共机构作出的法令决议需要通过行政活动去落实，社会转型对行政体制改革的需要十分迫切，所以，国家行政管理体制的优化程度，政府行政管理的科学水平，各行政机关行政工作的效率与形象均直接关系着国家的发展的水准，关系着中国人的创造潜能和活动效率的有效发挥，从而关系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的快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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