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沙乡年鉴》看利奥波德关于对自然认知途径的主张
摘要：不同于之前对于《沙乡年鉴》的讨论，本文从人类认知自然途径的角度，介绍了利奥波德在书中所表达出的学校教育与自然教育的不同，以及专业化所带来对于自然看法的片面性以及以此所引发的看似进步的认知自然方式的改变。并从这个思路出发，分析了利奥波德提出土地伦理的感性方面的出发点以及理性出发点，并对部分对于土地伦理的讨论进行的评述。本文认为，利奥波德的土地伦理的着眼点主要在于对人类认知自然途径的改变，人类认知自然的途径不应该主要通过学校教育，而应该通过在自然之中的亲身体验。这样途径的改变可导致人们对待自然的态度以及情感的改变，以此便能衍生出“共同体”以及“伦理”的概念。在此基础之上，近年来兴起的深生态主义本质上是与利奥波德一直的。
关键词：土地伦理 自然认知途径 专业化 唯科学主义 深生态主义
1、本文思路概述
利奥波德被公认为是野生动物管理研究的始创者，也是新环境理论的创始者。利奥波德因为《沙乡年鉴》而为人所熟知，《沙乡年鉴》则因为土地伦理准则。利奥波德的《沙乡年鉴》是一部自然历史与哲学的结合。以后的《寂静的春天》以及大多数的环境哲学的书基本上都遵从和这一写作方式类似，而不是像其他哲学类的书那样抽象。总的来说，书是由三部分构成的，第一部分是作者在自己购置的农场的一年记录，一个月一篇，十二篇散文。第二部分则是对作者在之前工作的一个回顾性梳理和思考。第三部分是作者在一声的经验和思考之后的总结讨论。三个部分循序渐进，议论内容越来越多，前面主要是作者所见所感，对这些所见所感的描述如果能感同身受，后面作者的结论其实也算很自然的。
像前面所说的，利奥波德最具代表性的是土地伦理，所以大多数对于利奥波德的评论或者研究也都是以这个为出发点。但其实，土地伦理这个准则也只是利奥波德找到的一个出口，就是解决他所面临的问题的出口。土地伦理并不是最重要的，土地伦理的基础共同体也不是重要的，重要的则是利奥波德做的这一切的原因和出发点。
其实《沙乡年鉴》这本书主要所面临的问题就是人类发展模式的问题。换句话说，就是工业革命以来，以科学为主要导向的人类发展，由于对待自然的态度的转变所造成和引发的一切问题，进而产生的对这个发展模式的反思。在书中体现在很多方面，主要在于原始人类认知自然的途径和人现代人类认识自然的途径不同，现代人类主要是在学校之中学到关于自然的知识，原始的途径就是自然本身教育人类。由于在教育体制下所培养的工程师或者科学家对待自然的态度的转变。简单的来说，就是自然教育人类的落脚点在于一种对自然的热爱，而这种情感能产生一种基于自然整体的世界观，进而产生的是一种对自然整体的保护的诉求。所以土地伦理准则一般也被认为是基于整体论的环境理论。而学校教育在于技术和专业化，看不到全面，这也就导致学校教育的人才往往不能保护自然整体，往往就会产生很多错误的决定，这些决定很多看起来是在保护自然，但是其实只是伤害自然。利奥波德在这个基础之上，提出土地伦理和共同体的理念，就是想要解决这一问题。
2、土地伦理与共同体
研究土地伦理的人肯定不会放过共同体这个概念，因为有了共同体这个概念，伦理自然就产生了，所以要论述的只是土地为什么在共同体之内。利奥波德所采用的就进化论的归纳的方法。但是像前面所说的，利奥波德的一切理论只是某个问题的出口，这个问题就是如何对待或者保护自然。本文认为，土地伦理和共同体概念的提出只是利奥波德所找到的一个理性的出口，在这个理性的出口面前可以用理性的角度去解释更进一步的自然保护的观念。
人通常对共同体中的每一个成员都包含尊重，当然也对共同体本身尊重。而“土地伦理是要把人类在共同体中以征服者的面目出现的角色，变成这个共同体中平等的一员和公民”，这样农场主们就不会“忽视那些对共同体有利，同时显然对他们自己无利的措施”。所以将土地整体纳入共同体的概念之中，只是方便人们理性上保护自然。为什么说这是一个这只是一个理性的出口呢，因为利奥波德在最后最后的结论中说出了他感性的出发点，“我不能想象，在没有对土地的热爱、尊敬和赞美，以及高度认识它价值的情况下，能有一种对土地的伦理关系”。所以土地伦理存在的前提有两个，第一个是热爱、尊敬和赞美，第二个是认识到它的价值。
3、对学校教育以及所谓科学进步的批判
显然人们对自然的认识，以及学校教育人们对自然认识的途径都不符合这两点。这体现在利奥波德在书中对于学校教育以及科学进步的批判。在《沙乡年鉴》的书中，集中论述这一主题的是《加维兰之歌》。
在利奥波德看来，大学教育下，人对于自然的看法是很冰冷的。一个生机勃勃的地区在人们的眼中可能只是“一片坚硬多石的区域，到处是严酷的陡坡和峭壁”，只因为不适合锯木，放牧耕种。而这个地区在利奥波德的描述下则是一首加维兰之歌，“他的乐谱刻在千座山峰上，应付蕴含于动植物的生死之中，节奏跨越几秒乃至几个世纪”。一些人们可以在自然中获得知识是不可思议的，同样从美景之中可以读到人类的历史和文化，因为荒野本来就是人类文明的一部分，而不是冰冷冷的人类学目录。同样的，大学也是一个很冰冷的组织，审查生态系统所构成的土壤、动植物的人叫做教授，而选择一种动植物去分析结构组成作用机理的叫做研究，而对动植物进行肢解的地方叫做大学。不仅仅是冰冷，这样只做一方面研究的教授和所谓的科学家所提供的决策往往是缺乏远见的，因为他们只看重一个方面。
在《沼泽挽歌》中，作者详细论述了只看重一方面的决策是如何缺乏远见。沼泽通常是一个碳汇，因为沼泽水流速度比较缓，能够节流有机质。沼泽排水之后，有机质的来源没有了，作物收成就会一年比一年差，而泥炭层干枯还会招来大火，这时候其实只有再涨一次洪水才能阻止恶化的现状。书中描述道“远处的政客们高声选讲边缘化的土地、过度生产、失业救济和对自然资源的保护，经济学家和规划者们前来视察沼泽，勘测员、技术人员和农业部的商品信贷公司的人闹哄哄跑来跑去”，这些人，都只是从自己一方面去对待这一问题，而不能解决实际的问题。“无论是沼泽的历史还是市场的历史，都是以矛盾而告终”，每次的保护都是适得其反的。
而以此为代表的科学和进步实际上就是对自然的破坏。在《艾斯卡迪拉山》中，进步送来了一位使者使得艾斯卡迪拉山下的人知道了外面的世界，进步送来的另外一位使者肩负着保卫牛的安全捕杀熊，但是却没有意识到这头熊是当地生态圈的塔尖，而这个塔尖是和奶牛同等重要的。这种进步给原来自然生态的地区带来了噪音。“教授为科学服务，科学则为进步服务。科学为进步提供了优质的服务，以至于为了落后地区的快速进步，很多更为复杂惊喜的乐器被践踏和破坏了”。
4、利奥波德对自然认知途径的主张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对于学科的专业化所造成的人们对自然整体意识的缺乏，所引发的后果就是对自然的看似合理管理的破坏。既然仅仅依靠科学是局部的和缺乏远见的，那么人们应该从什么途径去认识自然呢？学校中的知识也是对自然研究的结果，利奥波德的观点是，对于自然的知识应该由自然来教授。利奥波德从树木的年轮中就能得到历史的变迁，那一年发生了什么事情，不仅仅是自然的干旱，也包括社会的，因为这些事情都或多或少影响到自然；每一个农场就是一本关于动物生态学的教科书。
不过显而易见，这样的方式是有不足的，因为从人类发展的进程来看，科学知识的传播对于人类学习时间的节约很有帮助。特别是学校式的学习，从书本上学习的效率肯定远远高于自己亲身实践，学校在人类的进步之中起到的作用不可忽视。那么利奥波德为什么提出这样的观点？
首先，对于自然知识的特殊性。学校所传播的知识是一种普遍性，也就是在A处和B处做一个实验，得到的结果是一样的。但是自然系统各有差异，没有两片完全一样的树叶，也没有完全一样的生态系统。每个生态系统的组成和反馈调节方式都是不一一样的。这在最近的环保实践之中都得到了验证，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环保方案和准则，都是必须因地制宜。所以如果从保护一个地方的生态系统的角度上看，学校培训不如自然实践。并且，学校培训一定上是与自然实践相冲突的。因为自然实践的知识通常作为地方知识所保留，像方言一样，而学校是不会教授方言，反而普通话的推广消除了方言的多样性。
这其实也仅仅是一个方面。在利奥波德看来，另一个最重要的方面是文化。接触自然而获得知识的人会对自然产生热爱的情感，并且自然元素的部分本来就跟至于我们的文化之中。在《美国文化中的野生生物》中，阐述了自然如何影响猎人的习惯进而影响了猎人的道德和传统。重新从事野生动物的研究得到的不仅仅是欢悦还有智慧，这也是要把这种对自然的“感知能力修剪刀尚不美丽的人类思想中的工作”。这样以后，人们的文化中就不在是冰冷冷的定理式的知识，就会逐渐学会“像山那样思考”，而不是盲目自信去对待自然。 注意到，像山一样思考的转变意味着人在对自然态度上的根本转变。因为这样，人类将不再认同“手执斧头”这样的方式。这种方式“就是手执斧子之人必须遇见、比较，并以此做出决定的利与弊。他必须冷静，确保自己的偏见总体来说不仅仅是良好的意愿而已”，而这种方式的隐喻在《共同体的概念》部分中被鲜明地指出。这种隐喻就是“只有这位征服者才能知道，是什么使这个共同体运转，以及在这个共同体的生活中，什么东西和什么人是有价值的，什么东西和什么人是没有价值的”。这种隐喻在中文当中也是存在的。比如当我们说“改造自然”的时候，“改造”一词就将我们置于征服者的地位。“改”其实是一个会意字，在甲骨文字形中，左边是“己”，像一个跪着的小孩子；右边是“攴”(pū)，像以手持杖或执鞭。表示教子改过归正之意。而“造”表示的是一个动作。所以“改造”的隐喻就是主语象征着家长，掌握有绝对的话语权和决定权。
（此图出自“汉字叔叔”）
从这一角度上考虑，利奥波德引出共同体的概念是非常合理的。而这种从自然中学习，对自然热爱，把自然植入到我们的价值、传统和文化之中，进而所产生的对自然整体的尊重正式共同体所表达的，这也是土地伦理和单纯的保护主义的根本区别。而其实从这个角度上看的话，利奥波德的伦理观很接近休谟的情感主义伦理学。
5、进一步讨论
《沙乡年鉴》这本书出版之后，并没有得到广泛的关注，因为当时人们还处于二战时期。直到20世纪的60年代才引起关注。关于利奥波德所提出的土地伦理也有比较多的讨论。主要的质疑的观点在于伦理的适用性上。即我们是很多共同体中的一员，对这个共同体我们都有一定的道德承诺，有时候这些承诺会是互相冲突的，所以如果对于土地的承诺和对于家庭成员的道德承诺相互冲突了，我们应该如何处理。而如果从本文的角度上来看，利奥波德的出发点的落脚点并不在于此，土地伦理只是一个比较理性的表达。利奥波德所想表达的是对于自然的认知途径的转变，而这种转变影响着我们的文化，以及我们对待自然的方式。
从这一点出发，现在的环境运动之中，深生态主义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深生态主义就是倡导人们就在生活中体验自然，获得对自然的知识。而我们所向往的那份悠然其实离开了自然什么都不是，就像没有了绿色泻湖，没有了荒野，要自由还有什么用呢？
参考文献
[1] 奥尔多.利奥波德 著，侯文惠 译.沙乡年鉴［M］.吉林：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2] 奥尔多.利奥波德 著，彭俊 译.沙乡年鉴［M］.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3.[3] 彼得.S.温茨 著，宋玉波 朱丹琼 译.现代环境伦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4] 田松.有限地球时代的怀疑论：未来的世界是垃圾做的吗［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6] 萨米尔.奥卡莎 著，韩广忠 译.科学哲学［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