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吸科医生：几多欢喜几多忧愁
随着医学科学的进步，各类疾病不断被攻克，医生们的本领日渐强大。然而呼吸科医生们的情形却并非如此，他们在享受科学进步带来的医技水平提高的同时，也由于对某些疾病看似能治而最终不治的结果使得他们的地位变得岌岌可危。在不久前的全国抗感染会议上，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医务处副处长、呼吸科副主任曹兆龙在谈到呼吸科医生的处境时感慨地说，“一直以来，呼吸科医生由于只会治肺炎，所以不论是在临床上还是在医院里的地位都比较低。可是现在随着介入、移植等治疗的增多，肺部感染患者的情况变得越来越复杂，呼吸科医生连肺炎也不会治了”。此言一出，立即引发了在座医生的一片唏嘘。那么呼吸科医生现在究竟是何现状呢？为此，本刊记者采访了几位呼吸科医生。
呼吸科医生在进步
友谊医院呼吸科副主任医师刘松认为，随着医学科学的进步，呼吸科医生的诊疗技术水平也有一定程度的提高，只是进步相对缓慢一些，不似心血管科，介入手术一实施，某些心血管疾病便立即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
“内科不治喘，外科不治癣”、“医生不治喘，治喘丢了脸”，诸如此类的顺口溜对于一些中、老年医生是耳熟能详的，也是当时哮喘难治的真实表述。过去呼吸科医生认为哮喘就是气管痉挛所致，是感染，治疗采取的是全身性的激素疗法，对人体的副作用很大，疗效却不理想。近
一、二十年医学界对哮喘发病机制的认识逐渐清晰，认识到哮喘的本质其实是一些特定炎症细胞参与的气管的非特异性炎症，基于此种认识，采取更有针对性的局部吸入激素的方法治疗，而且选取的是高度脂溶性的激素，保证激素进入气管后只在呼吸道上皮细胞局部发挥作用，而不吸收入血。与过去相比，激素导致的全身性的副作用小了很多。
现在，除却治疗哮喘的用药更加科学有效之外，局部用药的吸入的装置也科学了很多。众所周知，哮喘属于下呼吸道的病变，下呼吸道的直径只有2-5υm，气雾剂喷出的颗粒既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颗粒太大进入不了下呼吸道，便在上呼吸道沉淀下来，起不到对哮喘的治疗作用；颗粒太小则直接进入到肺泡里，不仅起不到治疗哮喘的作用，而且还会吸收入血液，引起全身性的不良反应。过去的装置激素颗粒很大，喷出来时都能看到明显的气雾，现在新气雾剂的颗粒则能保持与下呼吸道直径相符的大小，便于吸收，哮喘的治疗效果和预后都明显改善。现在人们在门诊能看到大量的哮喘病人，因为他们不再象过去那样需要住院治疗或是病情突发总需要看急诊，而只要过一段时间来开些药就能很好地控制病情了。 过去如果气管腔里面长一个良性的东西，手术治疗不仅需要把长了东西的这段气管全部切掉，而且气管下边的肺组织也要切除一部分，损伤很大，瘢痕也很大。而现在只需将气管镜沿着气管送下去，把局部烧灼掉就可以。刘松过去曾遇到一个患者需要做气管插管，插管后气管有些损伤，这很难避免，但恰恰这是一个瘢痕体质患者，因气管插管导致的气管损伤修复后形成了瘢痕，后来瘢痕越来越大把气管腔堵了。当时没有很好的办法，只能采取手术切除，瘢痕非常靠近声门，最终只能把声门也一起切除掉，患者从此不能发声。不仅如此，由于气管插管的很长的一段都需要切除，切除后没有人工气管代替，患者不能随意昂头，生活质量变得很差，而这也成了留给刘松的一个很大的遗憾。如今他感慨地说：“如果把那个病人放到已经有了成熟介入治疗的现在，就不必那么痛苦，只要做个支架介入，将气管撑起来就可以了。”
在呼吸科诊疗技术逐渐进步的同时，呼吸科医生也遭遇了日益严峻的新挑战。吸道是一个开放的器官，外界的致病菌随时都可以进入，呼吸道的感染本是很常见的事情。但由于广
泛的细菌耐药变异，移植、介入等增多所致的重症肺炎，痰标本不合格引发的错误使用抗生素都导致呼吸科医生的艰难处境。
挑战之一 痰标本无效致不合理用药
根据相关诊疗指南要求，肺部感染性疾病住院患者应同时进行常规血培养和呼吸道痰标本的病原学检查，依据检查结果选择抗生素，然而作为最方便且无创伤性的病原学诊断标本却存在诸多问题，直接影响治疗用抗生素选择的正确与否。
曹照龙提到，现在医院里需要让患者留取痰标本时，护士将一个小瓶交给病人就完事了，事实上很多年纪较大的病人根本不能将痰吐到小瓶里去，这样既不能提取到有效的标本，还造成对病房的污染。有时好不容易获得了有效的标本，细菌室的医生却不能及时检测，待到检测时，痰液里的细菌都已经干死了，又成了无效标本。
刘松还告诉记者，现在所获得的痰标本更多情况不是来自下呼吸道的痰液而是口腔里的唾液，由于口腔里也存在很多致病菌，这种情况之下培养出来的结果丝毫不能说明问题。此外，下呼吸道的痰咳出来时必然要经过上呼吸道，上呼吸道是也是有细菌存在的，下呼吸道的痰液就会因此而受到污染，再加上上呼吸道大量菌群对其生长的抑制，致最终痰培养的阳性率并不是很高，即便培养出来也不是优势菌群，未必能说明病人感染的真实情况。可是很多呼吸科医生却将培养结果当作是“宝贝”，选用抗生素时完全按痰培养结果走，今天是大肠杆菌、明天是绿脓杆菌，后天又是白色念球菌了，抗生素也跟着换来换去，用的却是无一正确。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也认识到了这个问题的存在，为了保证送到细菌室的痰液是合格的痰标本，2003年之前该医院要求痰液送到细菌室之前，技术员必须要先做个痰涂片，检测柱状细胞和鳞状上皮细胞的比例，从而鉴定患者的痰液是否来自于下呼吸道，是否属于有效标本。但往往是在这途中就遭到污染而影响结果的准确性，后来索性也不做了，结果送达细菌室的标本有一大半是不合格的。
挑战之二 细菌耐药致治疗无效
作为需经常使用抗生素的科室，抗生素的耐药性也给呼吸科医生带来了无尽的烦扰。曹照龙最近遇到了这样两个病例。一个是糖尿病合并肺炎（左肺）的VIP患者，医生对他的救治可谓是竭尽全力，抗阴性菌的药、抗阳性菌的药以及抗真菌的药都用上了，但是十天后通过照片子发现病人的病情还是进展了，不但左边的肺炎没治好，右边的肺也发生了实变。曹照龙心里明白，“出现这种结局，其实病人离死亡就差一小步了”。果然，尽管后来给这名患者做了气管插管，上了呼吸机，但还是不治而亡了。还有一名哮喘病人，在外院住院一个月后因疗效不佳转入北大人民医院。呼吸科给予了大量的激素治疗（80mg），但是收效甚微，3天后，病人出现了发热伴肺部影像学的改变。
曹照龙表示，象这例患者这样一轮一轮的抗生素用上去，病人反应不好，除病人基础状况特别差外，多半是由于细菌的耐药性所致。通过1994年-2004年这十年对抗生素耐药性的监测发现，没有一个抗生素对细菌的敏感性处于一个水平状态，或是敏感性有所恢复，几乎所有抗生素的敏感性无一例外地都呈下降的趋势。呼吸科医生所面临的就是：一方面，医生现在使用的武器和过去相比越来越差了；另一方面，细菌耐药的形式则是芝麻开花节节高，一年比一年更严峻，这种相反的走势导致临床医生面临了杀不死细菌、控制不住感染的严峻挑战。
在细菌耐药性日益严峻的形势下，临床医生对该如何选择抗生素、怎么解决病人的问题
充满困惑。“现在我们在遇到高龄肺炎病人跟家属交代预后时，病人家属常常感到非常不解：‘不就是个肺炎吗？我们相信你们大医院的水平，也不怕花钱，但怎么会越治越差呢’？每到这种时候，我们都无言以对，该怎么解释呢，说医生没本事还是说细菌耐药？现在我们科的医疗纠纷有个基本规律，如果病治好了，即使病人花了很多钱，也没有纠纷；如果是花了很多钱，病人又死掉了，肯定是要发生纠纷的。正是由于这么多耐药细菌的出现，给我们临床医生带来了很大的困扰。”曹照龙无奈地说。
挑战之三 重症肺炎增多拉高肺炎患者死亡率
肺炎难治除却细菌耐药的原因，和重症肺炎的日益增多也不无关系。刘松认为，重症肺炎的增多有特定的社会因素，现在社会老龄化问题严重，
七、八十岁的老人比比皆是，过去年代能活这么久的老人屈指可数，年纪一大各种心脏病、肾脏病、脑血管病等合并症就随之增多。同时，随着目前激素类药品在各科室的广泛应用，肿瘤化疗患者的增多，器官移植、骨髓移植的普遍，导致免疫缺陷的病人大量出现。而这些人肺部一旦出现炎症很容易进展为重症肺炎。
曹照龙表示，现在经常有做器官移植、骨髓移植手术的大夫指着他说：“你必须把‘这个肺’给我弄好，要不然我们器官移植、骨髓移植手术都做的非常成功，结果却都死在肺上。”曹照龙心想：如果这个病人没有器官移植、骨髓移植，他的肺也很好弄，正是由于介入治疗、移植治疗的增多把呼吸科医生推到了风口浪尖上。
刘松在门诊看病时曾遇到一个发烧十多天不退的病人，做了个胸片发现是肺炎并合并有肺间质的改变，同时病人还伴有腹泻、无力。当时门诊不太认识这个疾病，考虑可能是十几天抗生素的使用导致了抗生素相关性腹泻，于是收入院治疗。入院常规检查发现HIV呈阳性，可是患者并没有交代有艾滋病病史，又复查了一遍结果还是阳性。按规定上报后，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工作人员过来一看，说这个人早就在CDC备案了，是个同性恋，并指着坐在他床旁的人说，那便是他的性伴侣，也是在CDC备了案的艾滋病患者。如今我国的艾滋病患者越来越多，这样的患者在门诊治疗而又不主动交代病史，肯定会被当作是难治性的重症肺炎。
曹照龙认为，现在呼吸科的疾病呈复杂化趋势，来了一个患者究竟是不是感染，属不属于重症感染，临床上怎么治疗，不应该仅仅是呼吸科医生的事情，而应该由临床医师、药师、细菌室工作人员一起商讨，共同决策，只有多方协作才能改善病人的预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