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第1篇：《历史研究》读后感
因为是中国人，读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不自觉首先注意到了汤因比对中国的一些说法。
有人写过一首小诗，大意是：“我是一本书，由别人来读，比自己看得明白。”
由别人来读，不敢说就一定比自己看得明白，然而别人往往会读出一些自己没有读到的，读后的发言也往往有自己没有想到的，常会给自己带来一些启发或启示，使自己又有些重新的打量，从中或许会有些新的发现和思考。
汤因比在《历史研究》第一部《历史形态》第七章《希腊模式和中国模式》中说：“孔子是位保守主义者，他从未梦想过中国会实现有效的政治统一。秦始皇的事业或许让他震惊，汉高祖刘邦修复统一一事也不见得会使他多么高兴。孔夫子如同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视政治分立为正常现象。”
未曾接触汤因比这句话的时候，一直没有想到过，看了汤因比这句话，回头想上一想，生活在经常打些无义战的春秋时代，或周游列国，或退而办学，孔子一直在推销和传授他的治国方略和仁义礼智的理想，确乎不曾有过要实现政治统一的意思，孔子头脑中未曾有过秦始皇和刘邦式的大一统思想，孔子那里几乎没有什么国家概念，从孔子周游列国看，他甚至可以说是一个世界主义者，虽然他是鲁国人，如果有哪个国家同意，他都愿意去推行他的一些想法。也许用些力气可以从《论语》以及和孔子有关的古籍中挖掘出一些“爱国主义”方面的东西，挖掘出来怕也总是勉强。
在孔子那里，似乎并无“屈原”之用。这也许并不奇怪，孔子欲以“道德”约之以己，以“礼”约之以君臣人伦，他的着眼点在文明建设，而不在政治性的江山一统。春秋时候虽然时有不义之战，但这些战争似乎多属国与国之间利益情仇性的冲突，于华夏文明并无大的不利，没有像战国末期那样把文明拖入凄惨的境地，而以同一华夏文明为背景，人们在政治上分为一系列相对独立的国家，于文化乃至文明的发展和建设或许还有些自由争鸣、相互促进的好处。越来越仰仗武力的战国末期是让人遗憾的，若非吞并之心使大地上到处都是硝烟，春秋战国乃是中华文明史上非常辉煌的年代，真正的、到目前为止也可能是惟一一次的“百家争鸣”就出现在那时候，中国的思想在那时候非常活跃。汤因比说：“在公元前221年政治统一之前，中国早已实现了文化统一。在这方面，中国最伟大、最富创造性的思想文化运动发生在兵连祸接的春秋战国时代，即完成政治统一之前。这是包括孔子在内的几乎所有中国哲学学派奠基人所在的时代。”
汤因比认为，中国最初拥有清晰的历史记载的时间不早于公元前9世纪或者公元前8世纪。就我们所知——汤因比说——中国的夏代是传说的朝代，亦即“无文字记载”的“前
文明”意义上的“史前史”时代，商、周政权是真实的存在，这有商代刻写在“卜骨”上的铭文和具有指导意义的同代文字史料为证。即使这样，汤因比指出，仍没有证据表明，商朝政权是同秦汉王朝及其之后的各个化身一样的政治实体。汤因比认为，由始皇帝完成并经刘邦加以拯救的那种政治统一在中国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
汤因比知道，他的说法是不为中国学者所同意的。到了21世纪初，汤因比的说法可能就更不能为中国学者所同意了。2000年，“夏商周断代工程”发表了《夏商周断代工程一九九六—二ＯＯＯ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和《夏商周年表》，“这份《年表》定夏代始年大约为公元前二Ｏ七Ｏ年，夏商分界大约为公元前一六ＯＯ年，商周分界具体为公元前一Ｏ四六年。又将具体的帝王年代从公元前八四一年向前推移到前一二五Ｏ年，即武丁元年。”（参见陈宁《“夏商周断代工程”争议难平》）
《夏商周断代工程一九九六—二ＯＯＯ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和《夏商周年表》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广泛质疑，这个就不说了，倒是汤因比的一句话现在也可以拿来一用。他说：政治统一“这是后来的轮廓，在公元前221年以前尚未形成，只是从汉代起才被中国学者当作他们对整个中国历史的解释模式。结果，这个模式在不违背事实的情况下就不能适用于中国早期史。但中国的学者宁愿违背事实，而不愿放弃他们这种自成一体、先入为主的解说”。
其实，即使承认汤因比的说法，也不会影响华夏文明的辉煌，多少国家并不用借光于历史断代。
研究一下汤因比的一些论述，也许对一些传统观念会有些震动。
推荐第2篇：历史研究读后感
《历史研究》读后感
阅读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一书，源于老师的推荐。作为一名专业知识相对薄弱的学生，这部鸿篇巨制让我读起来颇有难度，但是把上中下三册卷帙浩繁的著作粗略的浏览了一遍，确实让我收获颇多。当然，仅仅凭借对一本书的阅读，很难对某一个人的某些“观念”做出实质性的定论或者评定，在这里我也仅是通过书中看到的一些东西来浅谈自己的理解，其中难免会存在一些有失偏颇的观点，还请老师指正。
1、《历史研究》内容摘要及分析
第一部分作为全书的纲领，指出了历史研究的内容与意义。在陈述了以前不少历史学家以国别史或地域史为研究领域所存在的一些弊端后，提出了一个更加广泛的新的研究单元：文明。为进行研究，提出了三种基本的模式范畴：希腊、中国与犹太三种文明模式，希望以此来理解所有的文明，这种模式的选择基本是可以认可的。提到一个观点：文明的识别标准有一条就是一个社会中一些人脱离经济活动而存在。
第二部分开始尝试解释文明的起源。提出了挑战与应战这种模式作为文明诞生的条件，文明作为一种创造性的成果，在于人类成功地应对了外界的挑战，而不是如平常所理解的观念所说的环境是文明诞生的决定因素。挑战越大文明的发展越大。
第三部分解释文明的成长。提出将自决能力作为文明成长的评价标准，成长不在于取得了多大成绩，而在于文明处于一种动态稳定的发展过程中，创造性地应对了外界不断的挑战。而文明的停滞也是一种现象，原因就在于当一个文明成功应对了外部的挑战之后，却被牢牢地束缚在了某种环境中无法向前发展，无法提供更大的创造力与动力以促进文明的继续成长。
第四部分解释了文明的衰落。首先批评了以前的将决定论、宿命论等一些观点作为文明衰落的原因的解释。文明的衰退在于没有创造性地应对挑战，而是沉醉在对过往成功应战的崇拜中，丧失了创造力。一个社会中能够成功对挑战作出应战的永远只是少部分人，大部分的人都是在少部分人的带领下应对挑战，这就有了机械性的模仿的存在。而当领导者失去了带领大众应付挑战的能力同时又不愿将领导权让给真正有创造性的人时，社会中的许多问题都会出现，文明就此进入衰退。对过往的崇拜有各自形式：对短暂的自我的崇拜、对一种制度的崇拜、对暂时性技术的崇拜、对胜利的崇拜。简而言之，崇拜是衰落的原因。
第五部分解释了文明的解体。文明的衰落并不必然会引起文明的解体，解体包含着两个过程：文明的衰落与文明的重生，有许多文明在衰落之后却仍然长久地维持着，并没有产生出新的文明，也就没有完成解体。在一个解体的文明中，群众失去了领导，必需独自应对挑战，大部分无法成功应对，对现实感到无能为力，无可奈何。此时内省的魔力会逐渐吸引他们，将失败归结为内心精神的控制失败，以此否认对外部世界的无奈感，为此他们会努力内省，最终让他们沉迷在对一种乌托邦的幻想中。但是这种处理方法终究是一种逃避现实的方法，也不是正确的处理方法。
第六部分分析了大一统国家的一些特点并预测了在以后建立大一统国家的可能性。大一统国家的建立并非是一种创造性的存在，而是一个四分五裂的社会重新整合的结果，是文明解体的表征，大一统国家的建立是一个国家统一其他国家的结果，战胜的原因是之前的分裂已经让整个世界分崩离析，无力再争。这样一个国家的建立是一种消极行为，他的目的其实就是维持整个国家的统一与稳定，为此他们会建立交通、语言、首都、文官制度等各种体制来保证其发展。这些体制的建立最终的受益者往往并不是统治者自身，而是宗教教会，不管是交通还是语言还是文官制度都促进了教会的发展，另外外部的蛮族也利用了这些便利条件，正是他们最终摧毁了大一统国家。大一统的国家毁灭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其内部对挑战的无能为力，暴力压制那些创造性的个体，最终被日益发展的外部蛮族所毁灭。在预测将来 1
世界性的大一统国家的可能性时，作者认为是极有可能的，因为以前的统一都是以武力为依据，但是现在因为核武器的存在，完全的战争将毁掉整个世界，这绝对不是明智的选择。第七部分分析了大一统宗教。如上一部分所述，教会是大一统国家的最大受益者，但是绝对不应据此认为宗教是大一统国家分裂的毒瘤。同时大一统的宗教也为下一个大一统国家的建立提供了精神力量，但是这也并不是说宗教是文明的蝶蛹，结论主张它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形式。同时作者从人类精神需求的不可消灭性论证了宗教是不可能消失的，同时作者也认为宗教不是对幻象的回应，而是对实在的的回应。
第八部分对历史上处于英雄地位的那些蛮族进行了评价，大一统国家的毁灭并非蛮族的胜利，而是其自身的失败，这些蛮族的作用就是扫帚，许多大一统国家被蛮族所毁灭，但是从没看到某个蛮族能够承担起构建另一个文明社会的重任，这说明了蛮族的局限性。他们被尊为英雄，但实际上这只是一种幻象而非真实。
第九部分与第十部分分析了在历史上各种文明相互接触的一些结果并分析了造成这些结果的原因。这种接触分为两上部分：空间上的接触与时间上的接触。空间上的接触就是同一时代文明的接触与融合，而这能否成功有许多方面的因素，但是全套照搬与完全抵制都是造成恶果的原因，在现代信息时代文明的接触更加频繁，这些因素我们必须牢记。在时间上的接触则是指某些已经消失的文明在后来的某一时期再度出现，对这种现象作者认为这种文明复兴是不可能成功的，我们应该关注于现实问题，现实文明。而不尝试去复兴一个已经消亡的文明。
第十部分简单谈了一下为什么研究历史。好奇心是进行历史研究的前提，而历史学家与收藏家的最大区别在于面对历史资料，历史学家尝试去分析解读这些资料，而收藏家只是好奇于收藏，行动是历史学家的根本原则。
2、《历史研究》对我的“历史观”的影响
在未接触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之前，我的“历史观”一直是通过学校各种历史、政治教材所通用的“经济形态”或者说是“阶级形态”形成的，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到“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并且一旦牵扯到历史的相关知识，首先想到的是国家，是朝代，是民族，是历史人物。
在《历史研究》一书中，汤因比的思想一反西方传统的历史文化观念，企图用一种新的眼光来审视世界历史形式的发展及其意义，揭示人类文明运动的轨迹。汤因比反对把民族国家当作历史研究的单位，认为只有文明才是历史研究相对独立的系统。根据对文明的独特理解，汤因比认为在人类近6000年的历史发展中，共出现了26 个文明形态。其中有21个得到了发展，它们是：西方基督教文明、东正教文明（或划分为拜占庭文明、俄罗斯文明）、伊朗文明、阿拉伯文明（它与前者可以合为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远东文明（可分为中国文明、朝鲜-日本文明）、古希腊文明、古代叙利亚文明、古代印度文明、古代中国文明、米诺斯文明、苏美尔文明、赫梯文明、巴比伦文明、古代埃及文明、安第斯文明、墨西哥文明、于加丹文明（又译为尤卡坦文明）和玛雅文明。另外有5个文明停滞了，它们是波利尼西亚文明、爱斯基摩文明、游牧文明、斯巴达文明和奥斯曼文明。有的时候，汤因比还提到一些流产的文明，如斯堪的那维亚文明和凯尔特文明等，从而使文明形态的数目增加到30 多个。当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许多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哲学家都认为汤因比对于文明形态的划分是没有什么根据的，划分方法是主观的，似乎完全没有什么明确的合乎逻辑的“分类依据”。但是，读完这本书，确实给我的历史观带来了很大的冲击。
要更好的去读一本书，必须了解作者写作的社会背景和现实背景，才能能和作者产生共鸣。我大体了解了一下《历史研究》的写作背景：汤因比开始筹划要撰写《历史研究》的时候是在1921年，那时他32岁，正作为一名记者，坐在一辆从伊斯坦布尔开出的“东方列车”上奔往巴尔干半岛各地采访，时值希—土战争正酣。眼前这块曾经孕育了西方文化的古
希腊文明之地，刚刚不久经历了一场号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大劫和蹂躏，此刻又继续成了人类自相残杀的屠场。这究竟是为了什么？人类的命运，人类的文明，究竟是出于什么原因和力量的推动而诞生、成长、衰落和消亡？触景生情，思绪联翩，年轻的汤因比深深跌入了一种永远也难以以自己的想要质疑人类的命运的神圣的“使命感”之中。当晚，他便在一张便笺上录下了一部历史巨著的撰写提纲，人类历史上从此多了一部鸿篇巨著。读到这里，不仅想起汤因比在《历史研究》的《希腊模式和中国模式》中说：“孔子是位保守主义者，他从未梦想过中国会实现有效的政治统一。秦始皇的事业或许让他震惊，汉高祖刘邦修复统一一事也不见得会使他多么高兴。孔夫子如同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视政治分立为正常现象。”结合汤因比写《历史研究》时所处的背景，不禁想到，在经常打些无义战的春秋时代，孔子或周游列国，或退而办学，一直在推销和传授他的治国方略和仁义礼智的思想，他甚至可以说是一个世界主义者，虽然他是鲁国人。如果有哪个国家同意，他都愿意去推行他的一些想法。他欲以“道德”约之以己，以“礼”约之以君臣人伦，他的着眼点在文明建设，而不在政治性的江山一统。他的以文明为基点的思想，穿越数千年，确与汤因比的思想有某种程度上的相似。
3、《历史研究》中汤因比的“中国观”
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册第一页中写到：“我们现在可以进一步指出，在这二十八个文明中，至少有十八个已经死亡和消失了。其余尚存的十个文明乃是我们自己的西方社会、在近东的东正教社会主体部分、它在俄罗斯的分支部分、伊斯兰教社会、印度社会、在中国的远东社会的主体部分、它在日本的分支部分，还有三个停止了发展的玻利尼亚文明、爱斯基摩文明和游牧民族文明。如果我们再进一步考察这十个现存的文明情况，我们就会发现玻利尼亚文明和游牧文明处于垂死挣扎的阶段，而在其余八个文明里的七个都不同程度上处于被第八个、也就是我们自己的西方文明消灭或同化的威胁当中。此外，在那七个文明中，至少有六个除去爱斯基摩文明，因为它在幼年时期就停止了生长，已经表现出许多衰老和死亡的现象”。
从上述文字中我们可以对汤因比的话得出这样两种结论：第一，除西方文明外，包括中国文明在内的七个文明不是衰落了就是面临死亡。第二，即使还没有死亡也避免不了被西方文明同化或消灭的结局。但是晚年的汤因比却在《人类与大地母亲》一书中对中国的未来寄予了深切的期望，他认为中国有可能自觉地把西方思想与传统文化熔为一炉，“如果这种有意识、有节制地进行的恰当融合取得成功，其结果可能为文明的人类提供一个全新的文化起点”。
4、结语
随着科技的异化和信仰的泛滥，人们越来越注意到文化与文明在人类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而汤因比的理论也被人们重新认识，他看待历史和各个文明的宽广视野，不同于那些将整个人类历史仅仅看作西方历史的狭隘偏见。正如他在书中写到的那样：“我们必须抛弃自己的幻觉，即某个特定的国家、文明和宗教，因恰好属于我们自身，便把它当成中心并以为它比其他文明要优越。”最后用著作中的一句话来作为本文的结尾：被滞留在发展门槛之外或者注定要过早夭亡的命运在等待着每一个内部缺乏发明与创新能力的社会。
推荐第3篇：中国历史研究法读后感
内容简介：
《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是依据梁启超于1926年在南开大学讲授的《中国历史研究法》而集成的，其中涉及了许多关于历史的知识，包括史的定义、意义和范围以及中国的旧史学及其改造和新史学的创建，史料的搜集与整理，是我们学史的一本入门书。
读后感：
这段时间读了梁启超先生的《中国历史研究法》有了一点体会，这本书中梁先生介绍了许多关于历史的知识，譬如史的定义，范围。同时他还特别注重历史的发展，他认为历史的发展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对史料的看法，现在我想谈谈我对他这部分内容的看法。
梁启超先生曾经说过：“史料为史之细胞，史料之不却或以硬，则无复试可言，又何谈冶史。” 在文中，梁启起先生认为搜集史料应对同类史料加以汇集与对比才能从中窥视一个时的现状。我很认同。但我想，若想做到此点，我们必须要有广博的知识。而最基础的一点要求，则是我们平日所涉史料要足够，并要在阅读史料时注重寻觅自己所需的内容。如先生所言，搜集整理史料要求我们必须具备敏锐的感觉与耐烦的秉性。史料的数量多且系统性弱，对于某一问题的研究，往要我们要从不同的史料去验证查阅，这就要求我们既要看得准，又要坐得住。文中，梁启超先生还强调了消极史料的作用。他认为前代普遍出现的某现象若忽然消失往往与某些重大的历史事件有关。这对于我有很大的启发，在我过去的学习中经常会忽视这种现象，现下却有了许多思考，但我也存在一些疑问，先在对于已消失的现象又该如何进行联想，而这言的与重大历史有关又该如何证明呢？针对史料的搜集上欲有所得而不能得的情况，粱启超先生提出以相关史料从旁进行补充的观点。我认为这种方法与西方所说的：“条条大路通罗马有异曲同功之妙。文中先生所述的由各史《本纪》《左传》等推测人口情况的例子绐了我很大的启发。有时了到达“罗马”我们需要改变方式，从另外的角度出发，观察到别人所不能观察到的地方。梁启超先生还提出提出：“史料以求真为尚。”其将鉴别史料又细化为两个方面，一为“鉴正误”二为“论辨侨”两个方面。文中曾多次强调第一等史料（当的，当地，当局上人所留下史料）的重要性，但同时也以自身研究玄奘生卒为例指出对其不能尽信，要求我们要求真，并对其加以辨析，但我想知道的是究竟我们应如何把握这个信与不信的度？如何对待直接史料与间接史料之间的异处，是否应该引入旁的史料？还有是否史学家一泉玄因地位的不同而使歪曲史实？在文中梁启超先生提出了十二种辨书的方法、七种伪事的种类及由来和七种辨伪事的态度及方法。三个伪书出现的原因，而在其中，先生有一个贯穿始终的思想，即为“求真”，我觉得先生所提出的通过对书的来历、流传区域和统传年代，与事实的对应关系等辨伪的方法很认同，但我们却要认识到这种方法是以研究者具有丰富的文史知识为前提的。
梁启超先生处于社会转型的阶段，此时中国受到了西方列强的侵略，与之相应的，西方的一些先进的研究方法对先生的历史研究也产生了影响，如西方的科学与求真的思想，可以说，在当时那个时代，粱先生的研究方法是具有进步意义的。在本书内容中，有很多地方体现了求真二字，对于我们学习历史专业的学生来说，一定要谨记这二字，在史料的搜集中要有敏锐的感觉与耐心。可以说通过这次的阅读我明白了一些关于历史的相关知识，但更重要的是我明白了在日后的学习中我们应该保持一个求真的心态，并不断的探索，扩大自己的知识面。
推荐第4篇：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读后感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读后感
梁启超先生在讲解搜集史料的方法时，注重提出了“归纳法”，即“汇集同类之若干事比而观之”。他以在庭院中种植花草一事为例，“如治庭园者孤植花草一本，无足观也，若集千万本，莳以成畦，则绚烂炫目矣”。正是如此道理，我们在搜集史料时，一条两条或许不起眼，看不出来什么，但若是认真耐烦的搜集有关此事此物的史料百千余条，那么说不定有意外的发现。梁启超先生在研究春秋以前部落分立状况时，便使用这种归纳法进行整理。他从《左传》、《国语》中取其所述已亡之国汇而录之，得六十多条史料，又从《逸周书》搜集，得到三十多条，又从《汉书·地理志》、《水经注》搜集而得七十多条，还从其他散见各书者得到三四十条，将这些史料统一归纳对比整理，得到夏商周古国名可考见者犹有三百国，大河以南、江淮以北占三分之二，最稠密处如山东、河南、湖北这一结论。
从梁启超先生的实例中，可以看出这种归纳法对于研究某一专门知识确实有极大地帮助。要使用这种方法，要注意两点，一是“将脑筋操练纯熟”，即有敏锐的感觉，特别的观察，二是要耐烦，即“从事于彻底精密的研究”，“非求得其真相不止”。
另外，这种归纳法还可以帮助我们得到一些非常重要的“消极性质的史料”。一个朝代明确的有某种现象，即是积极的史料；而一个时代没有某种现象，则是消极的史料。梁启超先生在阅读《战国策》、《孟子》时，多次见到“黄金若干”这样的文字，通过这，我们便可以知道在那个时代，金属已经作为货币流通。但他又发现子书中关于财货的字都是贝字旁而不是金字旁，《诗经》中也是这样，殷墟中所发现的古物中亦有贝币而无金币，再研究《左传》、《国语》、《论语》时，同样没有使用金属的痕迹，通过这样的归类对比整理，梁启超先生得出“春秋以前金属货币未通用”的结论。
并且这种归类法还能得到一些“渴欲得之史料而事实上殆不复能得者”，当今所遗留下来的史料，虽没有全绝，但也有多少之分，搜集起来也有难易之分。梁启超先生指出：“此类史料若仅列举其一条两条，则可谓绝无意义，绝无价值，其价值之发生，全赖博搜而比之观耳。”梁启超先生研究某时代中国人口有多少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是研究一切史迹的重要基础，但是各史《食货志》及《文献通考》等书虽有记载，但所记断断续续，不甚可信。此问题很重要却又难得答案，使用归纳法就有一条较好走的路子。梁启超先生将各史《本纪》及《食货志》所记数字作为假定，又查阅各《地理志》中所分记各地方户口之数，还有方志专书之中所记，又将各正史、各杂史、笔记中无论文牍及谈话，只要有涉及人口数目的，都一一抄录下来，据此为基本，以与他时代，他地方求相当的比例。
此种归纳法，有可能获得旧史中全然失载或缺略之事实，也有可能对于被旧史家故意湮灭或错乱其证据的给予补或正。这种搜集方法对于我们学习历史有非常大的帮助，应该在平时的学习中加以使用并熟练掌握。
推荐第5篇：汤因比 历史研究 读后感演讲稿
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将人类史当作一个整体来加以考察，即着眼与全球范围内考察。以文明为单位，研究文明的起源、成长、衰败、解体。汤因比身处战乱频繁的时代，目睹人类遭遇到的空前的苦难与危机，他希望通过对历史的研究，给予人们启发，避免人为灾难的发生。他的研究给予我启发。引发我对中国文化的一些思考。主要是谈谈，中国传统文化的创新问题。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创新，从家庭创新开始。
汤因比指出：前文明社会模仿祖辈，实际上也就是模仿过去，代表的是一种停滞不前的文化；文明社会模仿有创造性的人，实际上也就是模仿未来，代表的是一种生生不息的文化。
所以，文化创新，要从两个方面去做。一是从以有文明中汲取营养；一是模仿更为先进的文化。为什么强调家庭？我觉得，家庭是社会结构中的基本单位。每个人都离不开家庭。如果，每个家庭注重家风建设，去吸去中国古代的一些优良传统。如孝悌思想，重视家族荣誉等。另一方面，借鉴模仿西方一些文明。如父母与孩子之间更倾向是平等的关系等。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每个家庭都不断创新，积极向上，充满活力。那么，由家庭到学校、公司企业等。形成一个全社会创新的风气。
“闲暇为文明之母”：一个家庭除了注重家庭经济，也要有良好的家庭文化氛围，这样更有利于家庭的和谐发展。国家也是如此， 注重经济、政治发展的同时，也要十分重视文化创新，形成良好的文化氛围。其实，觉得回到那个哲学最初的命题，物质与精神的关系。 还是回到，注重物质文明，也要注重精神文明。
二、文化创新，要始终保持平等与交流。
汤因比支持，最突出的文明停滞，是欧亚大陆上的游牧社会。游牧民族为了在草原上生活下去，不得不调动自己的智慧和能量，千方百计地与环境作斗争。他们在斗争中学会了如何根据气候在草原上游动，如何精确地计算距离和方向，如何保持良好的体力和斗志，以及如何保持高度团结和忠诚。在此基础上，他们脱离茹毛饮血的生活，创造出独具特色的草原文明。而且，这种文明还特别具有冲击力，经常能将平原文明打的溃不成军。
游牧民族反过来，又被草原俘虏。他们在克服草原环境的同时，又深深地依赖上了草原。游动的生活，好战的习性，让他们只能在草原上漫无目的地流浪。即使冲出草原，进入耕作地区，他们也没有决心和能力住下来。他们无法适应安定的环境，并且继承先进的文明。 中国在清朝时期，就是如此，清王朝征服了中原。但是，最终他们又被中原征服，成为俘虏。只能适应农耕文明。最终又走向了文明的停滞。面对外来的西方文明，清王朝，不能够平等的对待，交流。失去了文化创新的能力。也失去发展的机会。（）
因此，中国处在发展阶段，现在还能够不断吸取外来文化。但是，如果当中国征服了西方文明，最终是否也会成为既有文明的俘虏，而出现文明停滞呢？
不管，发展到何种程度，都应该对其他的文明，以平等的态度的对待，先去了解，而不是排斥鄙视，然后，再交流借鉴。实现自我的创新。
三、文化创新，要具有批判精神。
汤因比提出，机械性的模仿，同样也会使有创造力的人失去创造力。我们在文化创新中，离不开模仿。模仿前任，模仿外来的文化。 但是，如果是不加辨别的模仿，那么最终文化也会走进死胡同。中国对苏联模式的模仿，可以说给我一个很大的教训。因此，我们无论是对待传统文化，还是外来的文明，都应当带有批判的精神。 （一个失去批判能力的民族，又怎么能够创新呢。汤因比批判大一统。让我觉得不可思议。现在觉得自己完全被洗脑了。台湾独立，大陆要统一等是主流思想，而不是唯一思想。我觉得自己对待很多事情，应有自己的思考。开阔自己的视野，学会批判辨别。尽信书则不如无书。 ）
推荐第6篇：《中国历史研究法》读书笔记
《中国历史研究法》读书笔记
我国著名史学家梁启超先生在本世纪二十年代所著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和《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是我国最早的具有史学概论性质的著作，也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具有很大影响的史学理论和史学方法论专著。拜读完此书，为梁启超先生渊博的知识所深深地折服，对史学的概念有了大体的了解。
第一章史的意义及其范围
何为历史，何为历史学，这是我们不曾考虑过的问题，直到《史学概论》这门课程的出现。然后梁公告诉我们：“史者何？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也。”首先，历史是人类全体或其大多数人创造的，而不是个人所为，所以它的性质是社会的而非单独的；复次，人类社会的活动必须是连续不断的，因为社会是螺旋形的向上发展的；再次“凡活动，以能活动者为体，以所活动者为相”，所以凡是能活动的事项，能使人类的情感、理智、意志产生的事项都是历史的范围；再次，社会活动成就的取得全社会人共同作用的结果，这其中既包括重要的英雄式人物的作用，也包括小市民的作用，而且活动之间因果关系是特别不容忽视的。最后，现在史家做史的目的已经不再是为统治者服务，而是使国民知道现在的生活与过去的、未来的生活之间的休戚关系，从过去的生活中吸取经验教训为现世后世所用。
第二章过去之中国史学界
通过这章，对中国史学的发展就会有整体的印象。
诗歌、《易》、《诗经》是史的最初体裁。中国的各种学问中，史学最发达，这和史官建置沿革之早与职责之崇是分不开。史界太祖，端推司马迁，他做《史记》开创纪传体。“《史记》本纪以事系年，取则于《春秋》，八书详记政制，蜕行于《尚书》，十表稽牒作谱，印范于《世本》。其世家、列传，既宗雅记，亦采锁语，则《国语》之遗规也。”断代为史，始于班固的《汉书》。与纪传体并峙者为编年体，陆贾之《楚汉春秋》、荀悦《汉纪》（现存新编年体之第一部书）善钞书者可以成创作。袁枢之《通鉴纪事本末》开创了纪事本末体。 政书有《通鉴》、《通典》。上述纪传、编年、纪事本末、政书四体千年以为目录。梁公说：“自有左丘、司马迁、班固、旬悦、杜佑、司马光、袁枢诸人，然后中国始有史。”
梁公认为史籍可分为两类：一曰供后人著史之原料者，二曰制成局部的史籍者。注释有二：一曰注训诂，如裴骃、徐野民注《史记》；二曰注事实，如裴松
之注《三国志》。近代著录家多别立史评一门，史评有二：一批评史迹者，二评史书者。“自有刘知几(《史通》)、郑樵(《通志·总序》)、章学诚(《文史通义》)，然后中国始有史学”。清代史学有数类创作：顾祖禹之《读史方舆纪要》、顾栋高之《春秋大事表》、黄宗羲之《明儒学案》为中国有学史之始、赵翼之《甘二史札记》。还有很多类书在清代极为发达：表志之补续；史文之考证；方志之重修；年谱之流行；外史之研究。
第三章史之改造
梁公认为“旧史中无论何体何家总离不开贵族性”，所以现今的人该读何史是历史改造中的首要问题。他还认为改造后的历史应该为生人而做，而非为死人古人而做；史学的范围应以收缩为扩充；做客观性质的历史；人类活动相注重其情态；还应改掉古代著述的短句单辞、不相联属。因此梁公认为今日之史当分为专门史与普遍史。
第四章说史料
史料，过去人类思想行事所留之痕迹，有证据传留至今者也。史料能保留下来真是一件不易的事。隋牛弘在《请开献书之路表》中有“书有五厄”的论述：秦始皇焚书，一厄；王莽赤眉军入关对典籍的焚毁，二厄；东汉末年董卓迁都造成京都典籍被毁，三厄；西晋末年的“刘石乱华”，书籍散亡殆尽，四厄；南朝梁时的侯景之乱，梁元帝自焚藏书于城外，五厄。明代胡应麟在牛弘“五厄”的基础上补上五厄，为“十厄”，在《论历代书籍存亡》中提及：隋末广陵焚书，一厄；唐开元盛世藏书毁于安史之乱，二厄；北宋靖康之灾，图书遭毁，四厄；绍兴之祸，南宋图书遭兵燹，五厄。
梁公提出得到史料的途径不外有两种：一是在文字记录以外的，二是用文字记录的史料。
在文字记录以外的史料的性质可分为：现存之实迹，传述之口碑，遗下之古物。这其中包括(甲)现存之实迹，(乙)实迹之部分的存留者，(丙)已湮之史迹其全部意外发现者，如意大利庞贝古城、我国直隶巨鹿县发现的古城，(丁)原物之宝存或再现者，如高昌一壁的发现，另外殷周间礼器、兵器、度量衡器、符玺、镜属、货币、玉石、陶瓷、瓦砖、地层中之石器。(戊)实物之模型及图像。
文字记录的史料有：(甲)旧史，(乙)关系史迹之文件，(丙)史部以外之群籍，(丁)类书及古逸书辑本，(戊)古逸书及古文件之再现，(己)金石及其他镂文，金石之学在晚清达到极盛，(庚)外国人著述。
第五章史料之搜集与鉴别
对于搜集史料的方法，梁公举了几个他亲自研究的例子，如研究春秋以前部落分立之情状，研究中国与印度文化沟通之迹而考论中国留学印度之人物，研究中国人种变迁混合之迹，研究六朝唐造像，记录每次读到的“也可里温”字样。他每次都将脑筋练纯熟，使之有锐敏的感觉，再加上耐心，这样史料便能搜集到位。很多大家如洪迈、赵翼都是这样做的，这种方法值得我们学习。其中还得特别注意一种消极性质的史料，它是指某时代无某种现象，反之则称积极的史料。
正误辨伪，是谓鉴别，对于鉴别史料的方法，最直捷的方法就是举出一个极有力的反证，如中国佛教起源的问题，上海托始于战国时楚之春申君黄歇的问题。其中当同一史迹而史料矛盾时，从原则上是以最先、最近的为最可信，有时也得根据实际情况，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前清乾嘉诸老的严格的考证法，也就是近代科学家所倡用的归纳研究法最值得采用。辨别真伪得先辨书再辨伪事。十二条辨别伪书的公例，六条证明真书的条例，七条伪事的种类，七条辨别伪事的态度，对我们而言都是金玉良言，对待史料的真伪时有了一定的功底。
第六章史迹之论次
梁公认为史迹的论次首要是着眼于事实与事实之间的关系。先生在讲解的同时告诫我们要善于整理表以便整清史实之间的关系。对于自然科学与历史的区别他也提出了自己的三点见解：其一是自然科学的事项常为反复的、完成的，历史事项常为一度的、不完成的。其二是自然科学的事项常为普遍的，历史常为个性的。其三是自然科学的事项是超时间空间的，历史事项是恒以时间空间关系为主要基件。对于史界因果的劈头一大问题是英雄造时势还是时势造英雄，其中有“历史的人格者”、首出的“人格者”、群众的“人格者”的概念值得注意。对治史者研究因果的态度及其程序也提出了八条意见，在第八条观察所缘中，梁公对当时义和团运动的爆发的缘由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对当时排外心理、迷信心理、直接缘、间接缘分析到位，综合类当时的社会形势：日本的大陆政策，俄国的东侵政策，德国的远东发展政策，清朝的宫廷问题等。还讲出了义和团运动的三项业报。
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
这可分为总论、分论两部分，总论注重理论的说明，分论注重专史的研究。在总论中梁公对史家的四长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刘知几在《史通》提出了史家三长：史才、史学、史识，后来章学诚又提出了史德，而梁公对其次序又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先史德、次史学、次史识、最后是史才。
史德，梁公认为史家第一件道德莫过于忠实，正因为魏收心术不端，《魏书》才被大众认为是秽史。在这方面应极力铲除夸大、附会、武断的毛病。
史学，有了道德之后便讲史学了，凡做史学的人必先有一种觉悟，曰贵专精不贵杂博。要有丰富的史学，专门以内的东西，非知到透彻周备不可，有了专门学问，还要讲点普通常识。关于专精下苦功的方法是：勤于抄录，练习注意，逐类搜求。
史识，讲的是历史学家的观察力，观察要敏锐即所谓“读书得间”。观察的程序可分为由全部到局部、由局部到全部两种。要养成正确精密的观察力，还要注意不要为因袭传统的思想所蔽，不要为自己的成见所蔽。
史才，即文章构造的技术，这都体现在文章的组织与文采方面，组织看其剪裁和排列，文采看其是否简洁、是否文采飞动。如何养成史才，前人说：多读、多作、多改，梁公提出：多读、少作、多改。
分论中详述了人的专史、事的专史、文物的专史、地方的专史、断代的专史的做法。
人的专史即旧史的传记体、年谱体，专以一个人为主，伟大人物是人的专史的主要对象。大概可分为列传、年谱、专传、合传、人表五种形式。其中专传是以一部书记载一个人的事迹，列传是以一部书记载许多人的事迹；专传一篇即是全书，列传一篇不过全书中很小的一部分。
事的专史即旧史的记事本末体，专以重大事情为主。
文物的专史即旧史的书志体，专以文物典章社会状况为主。文物的专史主要按政治、经济、文化三类来做。
地方的专史即旧史的方志体，因中国幅员太广，不能再以帝都为中心，而应分为若干区域，以观其各时代发展的痕迹。
断代的专史即旧史的断代史体，专以一个时代为主，不必再以一家一姓的兴亡来划分。
以上就是一些粗陋的读书笔记，从梁公的论述中感受到了他丰富的史学，对中国的史籍都有所涉猎，这是令我们十分汗颜的，作为一位学历史的同学，不奢望能有前人的成就，但求多读，多读，多读，多思。
推荐第7篇：满语语法发展历史研究
满语语法发展历史研究
研究背景：
满文是16世纪末努尔哈赤下令额尔德尼和噶盖二人以蒙古文字母为基础创制的，17世纪皇太极下令达海对“老满文”进行改造，称“新满文”。满文通行约三百年。在清代满语被定为国语，清光绪九年(1884)新疆建省後，使用满语的人数达4万余人，其中除满族外，还包括锡伯族、达斡尔族等民族也使用满语。
研究满语对于研究清朝的历史文物了解清朝作为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由盛及衰的过程具有重要作用。
文献综述：
季永海、刘景宪、屈六生等编著的《满语语法》一书中，在对满族及其语言文字的历史，满语的语音、词法、句法等方面均进行研究。它是在满语教学、史料编译、语言文字研究的实践中所积累的大量材料的基础上,以清代的满文文书档案、图书资料为主要依据,汲取了前人研究满文的经验，并阅读国外满文研究的一些成果，从而对清代满语进行科学的研究分析。
为此，可借助其对于满语语法研究的成果，借鉴其对“老满文”和“新满文”语法的比较的方式，进一步研究满语语法的发展历史。
研究方法：
满族辛亥革命以後逐渐改用汉语，目前能够掌握满文的人已经很少。不过锡伯族、达斡尔族等民族的语言文字实际上可以被视为稍加改动的满语，他们一直使用这种语言至20世纪中叶。目前生活在新疆的锡伯族人仍旧在进行锡伯文的教育，并出版有锡伯文的报刊。
因此，可以分小组查阅女真族、清朝及其之后有关的历史文献，从中比较、筛选出有价值的信息，再进行汇总、讨论，记录与调研有关信息。
再通过查阅前人的研究成果，对于满语不同时期的语法进行分类、比较，总结出满语发展历史的大致框架。
对于无法查阅的空缺信息，可通过在满语当前使用地区及历史发源地通过实地走访调查的方式，进行调查，记录下当地居民对满语的形成与发展的讲诉情况。各小组再进行汇总、比较，对有效信息再通过实地考察的方式进行核实。
最后将调查结果汇总，按照时间顺序整理出满语语法的发展情况，并对不同时期的满语语法进行比较。
研究的价值：
历史上，满清政府对中国的统治长达三百年，满文作为当时的国语，在中外民族文化交流方面起到了桥梁作用。
对于中国学者来说，通过对满文语法及其发展过程的研究，可以有助于研究清朝的发展历史以及通过满译的古籍研究了解中国更长远的历史文化。对与外国学者来说，通过研究满语同样可以从中找到历史上清朝与外国交流的历史文献，对于研究外国的历史及其与中国的交流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研究的局限性：
由于满族辛亥革命以後逐渐改用汉语，目前能够掌握满文的人已经很少，因此可走访调查的群体数量较小。而且由于满语的历史文化久远，能够传承下来的口头或文字资料均有限。
推荐第8篇：美国普及义务教育历史研究
美国普及义务教育历史研究
【摘要】： 美国是世界教育强国。在短短三百余年的发展历程中，美国教育的发展居于世界领先地位。从1852年到1919年，美国花了六十七年时间基本上在各州普及了初等义务教育，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普及了中等教育，义务教育的年限已达十二年左右，是当今世界上普及义务教育年限最长的国家之一。研究美国普及义务教育的历史，总结其成功的经验，对我国普及义务教育无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本论文由六部分构成。第一部分对普及义务教育的概念进行了界定，进而讨论了普及义务教育和普及教育、基础教育及公共教育的区别和联系。 论文第二部分重点论述美国普及义务教育的思想渊源和理论基础。作者认为，美国义务教育的普及和发展深深根植于欧洲教育家的思想：柏拉图主张所有儿童都应该接受机会均等的公共教育。其思想对后来西方教育机会平等的民主思想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亚里士多德在历史上是第一个主张教育要立法的思想家。文艺复兴时期，莫尔最早系统地提出“在教育上人人机会均等”的思想，他主张实行公共的普及教育制度，他的思想在当时社会上曾引起强烈反响。欧洲宗教改革运动的领袖马丁·路德在建立新教的过程中，提出教育机会和权利人人平等的民主思想，主张实行普及性的强迫初等教育。更可贵的是马丁·路德在宗教改革实践中大力发展学校教育，开创近代教育机会平等的民主化运动的先河，被人们誉为“国民教育之父”。捷克大教育家夸美纽斯第一次勇敢地宣布，“无例外地对每一个人实施教育”。他主张兴办学校，实施面向所有儿童的普及教育。他是世界上最早提出普及6年初等教育思想的教育家。英国近代的罗伯特·欧文、亚当·斯密等人都主张实施平等教育的理想。以上各位思想家对民主平等教育和普及义务教育的论述为欧洲乃至美国普及义务教育制度的确立和发展奠定了最早的思想基
1础。被誉为“公共教育之父”的贺拉斯·曼是美国近代史上第一位倡导教育机会平等并为之奋斗一生的教育家，他曾大声疾呼：“教育必须是普及的”。他主张公立学校制度应该是平等、自由、普及、免费、公共、非教派、税收维持的，因此为美国公共教育体制的建立提供了理论基础和理论模式。 文章第三部分详细考察美国普及义务教育的发展历程。根据美国社会政治、经济以及普及教育的发展状况，其发展历程可划分为三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即殖民地时代，提出了普及教育理想，但由于社会经济条件的限制，教育无法普及；第二个阶段是建国 后普及教育制度的确立及初步实现。一些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领袖们提倡、呼吁普及教 育。杰斐逊在1779年的弗吉尼亚议会上提出的《知识普及法案》，是18世纪建国后倡 导普及教育和公共教育制度的典型。而这时出现的导生制学校运动、星期日学校运动和 幼儿学校运动则有力地促进了美国普及教育的发展。特别是在公共教育运动的推动下， 美国教育的基本原则—公立的、普及的、免费的、非教派的教育终于形成不同于欧洲 各国双轨制教育的独特的教育制度—从小学到中学甚至大学的单轨的公立学校制度。 正是在这一基础上，普及义务教育的理想为全民所接受，并初步实现了初等教育的普及; 第三个阶段是二十世纪，初等教育进一步发展，义务教育年限不断延长，二战后，中等 教育得到普及，普及义务教育理想最终实现。 在考察普及义务教育历史的基础上，文章第
四、五部分着重讨论美国普及义务教育 的实践模式和成功经验。作者认为，美国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具有美国特色普及 义务教育的实践模式。包括:立法模式、管理模式、投资模式和师资培训模式。并积累 了一些成功的经验:第
一、良好的外部条件为美国普及义务的教育发展提供了沃壤和动 力;第
二、美国人民有重视教育的传统，美国政府始终把教育当作立国之本的战略大事 来抓;
第三、美国善于学习欧洲各国的先进经验，同时善于从实际出发勇于创新;第
四、注重调动国家和地方发展普及义务教育的积极性;第
五、因地制宜，根据各州实际发展 义务教育。 第六部分着重探讨了美国普及义务教育的成功经验对发展我国普及义务教育的一 些重要启示:第
一、普及义务教育的年限是由生产力和经济发展水平所决定的;第
二、长期狠抓教师素质培训，是实施普及义务教育的关键;第
三、加强政府对普及义务教育 的扶持力度，建立合理的教育财政体制和规范的教育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第
四、教育立 法与具体措施的落实是实现普及教育的保证:第
五、设立义务教育专项税是普及义务教 育的物质保障。
推荐第9篇：《历史研究》论文注释格式
《历史研究》关于文献引证标注方式的规定
一 普通图书
标注项目与顺序：(1)责任者与责任方式；(2)书名；(3)卷册；(4)出版地点（城市）；(5)出版者；(6)出版时间；(7)页码。
孔飞力：《叫魂》，陈兼、刘昶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第207页。
戴裔煊：《〈明史·佛郎机传〉笺正》，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6页。
冯玉祥：《我的读书生活》，三户图书刊行社，［出版时间不详］，第8页。
参阅张树年主编：《张元济年谱》，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6章。
二 析出文献
标注项目与顺序：(1)作者；(2)析出文献名；(3)文集编者；(4)文集题名；(5)卷册；(6)出版地点（城市）；(7)出版者；(8)出版时间；(9)页码。
（一）文集
黄宗羲：《汪魏美先生墓志铭》，沈善洪主编：《黄宗羲全集》第10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382页。
陈序经：《教育的中国化和现代化》，杨深编：《走出东方——陈序经文化论著辑要》，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第208页。
唐振常：《师承与变法》，《识史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65页。
（二）书信集、档案文献汇编
《复孙毓修函》，1911年6月3日，高平叔、王世儒编注：《蔡元培书信集》上册，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99页。
《中共中央最近政治状况报告》，1927年10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政治报告选辑（1927——1933）》，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第20页。
（三）序跋、后记
李鹏程：《当代文化哲学沉思·序言》，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页。
楼适夷：《读家书，想傅雷（代序）》，傅敏编：《傅雷家书》（增补本），北京：三联书店，1988年，第1页。
三 古籍
一般情况下，引证古籍标注项目与顺序：(1)责任者与责任方式；(2)书名；(3)卷次；(4)部类名及篇名；(5)版本；(6)页码。
何晏注，邢昺疏：《论语注疏》，四部备要本，卷14,第5页。
何璘：《澧州志林》卷23《书李自成传后》，乾隆十五年刻本，第31－34页。
万历《广东通志》卷24《郡县志十一·广州府·人物二》，第2页。
袁大化修，王树楠等撰：《新疆图志》卷48《礼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影印本，第443页
《明史》卷282《儒林一·罗钦顺传》，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7237页。
欧阳兆熊、金安清：《水窗春呓》，谢兴尧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45页。
《资治通鉴》卷200，唐高宗永徽六年十月乙卯，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6293页。
《通典》卷54，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1508页。
四 期刊、报纸
（一）期刊
引证期刊中的文章，标注项目与顺序：(1)作者；(2)文章名称；(3)期刊名称；(4)卷册号及出版日期；(5)页码。
吴艳红：《明代流刑考》，《历史研究》2000年第6期，第34页。
王晴佳：《中国二十世纪史学与西方－－论现代历史意识的产生》，《新史学》（台北）第9卷第1期，1998年3月，第55－82页。
（二）报纸
引证报纸中的文章，标注项目与顺序：(1)作者；(2)文章名称；(3)报纸名称；(4)出版日期；(5)版次。
《同行业规问题》，《申报》1930年10月31日，第9版。
《论东亚事宜》，《清议报》第2册，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廿一日，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影印本，总第89 页。
五 外文文献
（一）引证外文文献，原则上应使用该文种通行的引证标注方式。
（二）引证英文文献的标注方式：
1.引用专著（编著、译著），标注项目与顺序：(1)作者；(2)书名（斜体）；(3)出版地点：(4)出版者；(5)出版时间；(6)页码。
Randolph Starn and Loren Partridge, The Arts of Power: Three Halls of State in Italy, 1300-1600.Berkeley: California University Pre, 1992, pp.19-28.
M.Polo, The Travels of Marco Polo, trans.by William Marsden , Hertfordshire : Cumberland House, 1997, pp.55, 88.
T.H.Aston and C.H.E.Phlipin (eds.), The Brenner Debate.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 1985, p.35.
2.引用期刊中的文章，标注项目与顺序：(1)作者；(2)文章名称；(3)期刊名称（斜体）；(4)卷期号；(5)出版时间；(6)页码。
Heath B.Chamberlain, “On the Search for Civil Society in China,” Modern China, vol.19, no.2 (April 1993), pp.199-215.
3.引用文集中的析出文献，标注项目与顺序：(1)作者；(2)文章名；(3)编者；(4)文集名（斜体）；(5)出版地点；(6)出版者；(7)出版时间；(8)页码
R .S .Schfield, “The Impact of Scarcity and Plenty on Population Change in England,” in R.I.Rotberg and T.K.Rabb (eds.), Hunger and History: The Impact of Changing Food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Pattern on Societ.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 1983, p.79.
六 未刊文献
（一）学位论文
方明东：《罗隆基政治思想研究（1913―1949）》，博士学位论文，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2000年，第67页。
（二）会议论文
中岛乐章：《明前期徽州的民事诉讼个案研究》，国际徽学研讨会论文，安徽绩溪，1998年，第9页。
（三）未刊手稿、函电等
《蒋介石日记》，毛思诚分类摘抄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陈云致王明信》，1937年5月16日，缩微胶卷，俄罗斯当代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藏，495/74/290。
《傅良佐致国务院电》，1917年9月15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北洋档案1011—5961。
七 其他
（一）同一文献再次引证时可以将出版信息（出版地点、出版者、出版时间）省略。
戴裔煊：《〈明史·佛郎机传〉笺正》，第8页。
（二）再次引证同一文献时，第二责任者（译者、点校者）可以省略。
孔飞力：《叫魂》，第210页。
（三）析出文献再次引证时，可以根据情况将论文集、资料集、档案集的编者省略。
陈序经：《全盘西化的辩护》，《走出东方——陈序经文化论著辑要》，第280—283页。
（四）转引文献，须注明原文献出版信息。
《宁波罢市风潮》，《新闻报》1919年6月9日，第2张，第2版，转引自冯筱才：《罢市与抵货运动中的江浙商人：以“五四”、“五卅”为中心》，《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1期，第114页。
推荐第10篇：数学发展历史研究论文
数学发展历史
【摘要】数学发展史就是数学这门学科的发展历程。数学发展的历史同样也是,人们的思想发生变化的历程，数学中的很多思想也是人类发展的思想。本文就围绕数学的发展历程和思想进行了论述。介绍了从古至今数学的发展历程，讲述了数学思想的特点及数学对世界的影响，总结了从数学发展史中得到的启示。 【关键词】数学发展史；数学思想 【前言】数学是研究现实世界中数量关系和形式的学问，简单的说就是研究数和形的科学。众所周知数学与人类社会的发展和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随着社会的进步，科学的发展，数学也在不停地前进；而数学的发展又离不开数学家们的探索和研究，数学家在数学发展史中占据这不可磨灭的作用。
【正文】人类是动物进化的产物，最初也完全没有数量的概念。但人类发达的大脑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已经达到更加理性和抽象的地步。这样，在漫长的生活实践中，由于记事和分配生活用品等方面的需要，才逐渐产生了数的概念。比如捕获了一头野兽，就用1块石子代表。捕获了3头，就放3块石子。\"结绳记事\"也是地球上许多相隔很近的古代人类共同做过的事。我国古书《易经》中有\"结绳而治\"的记载。传说古代波斯王打仗时也常用绳子打结来计算天数。用利器在树皮上或兽皮上刻痕，或用小棍摆在地上计数也都是古人常用的办法。这些办法用得多了，就逐渐形成数的概念和记数的符号。由于生产和劳动上的需求，在古代便产生了以简单的为基础的古代数学，他们用手指或实物计数，由于生产力的需求和发展，他们逐渐过度到用数字计数。
恩格斯很早时就指出：“科学的发生和发展，一开始就是由生产决定的”，这里的生产是指人们使用工具来创造各种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数学作为研究客观物质世界的数量关系和空间形式的一门科学，它的发生和发展也是由生产决定的。
尽管数与形的最初观念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但是由于当时生产水平的低下，虽然经历了上万年的漫长时间，也只积累了一些零碎的、萌芽的数学知识。到了古希腊奴隶社会最发达时期，社会生产有了较大发展，几何学才取得了决定性的进步。
文艺复兴时期，机械的广泛使用，航海事业的迅速发展，以及我国四大发明的传播，促成了西欧生产的巨大变化，推动了自然科学的迅速发展。在这时期，在意大利的封建社会中，代数学取得了快速的发展。17世纪欧洲生产的发展，促进了力学和技术的发展，从而向数学提出了从一般的形态上研究运动的问题。出于研究运动，变量的观念产生了，并且成了数学研究的主要对象，同时也产生了函数的概念。数学向着研究变量和函数方面发展，随后就产生了解析几何、微积分等数学分支。
微积分的基本理论在实践中的成功应用，证明它反映了生产和科学技术的某些客观规律，数学终于在较短的时间里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在古代虽然已有了朴素的极限思想，但是那时候的生产水平低下，科学技术不发达，研究都停留在静力学和固定不动的范围内，不可能产生微积分。
1705年，英国物理学家纽可门制成了第一个能供实用的蒸汽机；1768年，瓦特制成了近代蒸汽机。由此引起的工业革命，大大提高了人类社会生产力，从而促进了十
八、十九世纪数学的大繁荣。
20世纪40年代，生产力得到进一步发展，科学技术突飞猛进。1945年，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第一台电子计算机问世；1957年，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超高温、超高压、微观、宏观及大科学出现，于是现代数学发展神速、硕果累累。
综上所述，数学的发展不能脱离社会生产的发展。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前者依赖于后者，因而两者的发展大体上是相适应的。但是数学的发展也有相对的独立性，有时落后于社会生产的发展，有时则超越社会生产的发展。
从17世纪产生解析几何和微积分以后，学科分化的趋势一直居于主导地位。单一的未经分化的学科向许多专门分支学科发展，每一门学科所研究的又都是具体完整的数学中数与形的某一个方面。这种不断分化，到19世纪下半叶达到了相当精细的程度，代数、几何、分析等学科已经形成了各自不同的研究领域，特别是分析领域的发展更是蓬蓬勃勃。每个学科都可以互不联系地单独向前发展，各学科在理论、语言、方法等方面可以互不相通，根本谈不上统一的数学的图景。
到20世纪初，数学学科的分化和综合都明显加快了。从20年代起，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综合的趋势已占主导地位。学科的继续分化实际上已经是综合趋势的一种表现形式，因为新学科的不断出现正在越来越消除各学科之间的传统界限。对于数和形的深入认识，更多地采用多学科的方法的综合认识形式。因此，各门学科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
也许将来会出现一种公认的新观点，把目前的数学统一起来。但是，这种统一只是暂时的、相对的。随着生产和科技的发展，又会产生新的问题，形成新的分支，促进新的分化。数学将在这种不断的分化和综合中不断前进。
推动数学前进的力量，无论是社会生产的发展，还是数学内部的矛盾，说到底都离不开数学家的推动，更离不开人民，特别是离不开作为他们之中优秀代表人物的古今中外数学家们的努力奋斗。
数学作为一门科学，它不是任何一个历史时代、任何一个民族单独的产物，而是若干个时代，许多民族的共同产物。经过4000多年世界各民族的共同努力，数学才发展到今天这样的规模。
在数学史中，几千位著名的数学家做出了可贵的贡献；几十万名数学研究人员做出了必要的探索；数千万数学教育工作者和实际应用者为数学的传播和应用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在中国数学史上，中国在春秋战国时期也有百家争鸣的学术风气, 但是没有实行古希腊统治者之间的民主政治,而是实行君王统治制度.春秋战国时期,也是知识分子自由表达见解的黄金年代。当时的思想家和数学家,主要目标是帮助君王统治臣民、管理国家。因此,中国的古代数学,多半以“管理数学”的形式出现,目的是为了丈量田亩、兴修水利、分配劳力、计算税收、运输粮食等国家管理的实用目标。理性探讨在这里退居其次。因此,从文化意义上看, 中国数学可以说是“管理数学”和“木匠数学”,存在的形式则是官方的文书 。而著述最多的数学家是梅文鼎。他自动喜爱天文学、数学。自29岁起，数十年学问与年俱进，是十七八世纪之交中国最伟大的数学家。
在世界数学史上，希腊哲学家不仅都重视对实质的探讨,而且从毕达哥拉斯开始,所有哲学家都认为世界是依照数学设计的。在这个经典时期末期，上述观点已经确立,并且开始了对数学规律的探求。虽然这个观点并未影响后世所有的数学家,但一旦为人接受,它就作用于大多数伟大数学家的思维,甚至影响了那些尚未接触过它的人.希腊人这一重要思想的最大胜利是他们认为宇宙是按可为人类思维所能发掘的数学规律运行的 。
希腊人欲得到宇宙的数学规律,他们在这方面成就如何呢？由欧几里得、阿波罗尼乌斯、阿基米得和托勒密所创立的数学的精华有幸传给了我们。
牛顿的光辉业绩呈现给人类一个崭新的世界秩序,和一个用一套普遍的,仅用数学表述的物理原理控制的宇宙。这是一个包括了石头下落、海洋潮汐、行星及其卫星运动、彗星挑战性的大尾巴以及恒星辉煌庄严的运动的宏大的规划。
借助于数学描述进行研究,十七世纪的学者们发现了一个量化了的世界。他们将物理世界的具体事物转换成数学公式,从而留给后人一个数学的、定量的世界,这就是繁荣至今的自然的数学化的开始 。
最著名的数学家是瑞士的欧拉。他一生中，共发表530本书，死后47年中，又陆续出版了他留下的许多书稿，从而发表他的著作达到886本之多。欧拉的一生几乎全部从事数学研究，涉及的范围很广。1735年，他不幸瞎了一只眼睛；1766年，另一只眼睛也瞎了，但这些都没有阻碍他的钻研和创作。双目失明的欧拉，让别人笔录下他的研究成果，借这一种稀有的记忆力，顽强而艰苦地奋斗着。他能在最嘈杂的扰乱中，精力高度集中地进行创造性的工作。 【结论】正是这些数学家的创造性思维和呕心沥血的探索才使得数学犹如九天战神一般不断前行，直至今天仍然屹立不倒，仍然是自然科学的中流砥柱。数学家的作用犹如锦上添花，他们为我们指出问题的关键所在。我们沿着他们的脚印平稳前进，最终到达数学的神圣殿堂。我相信未来的社会将会更加发达，人类会涌现出大批的优秀数学家，科学会更加先进，而数学依旧会是自然科学殿堂里的神圣女皇。
第11篇：近代史纲要读书笔记《历史研究》
历史的重新思考
----《历史研究》读书笔记
有些人可能会认为，《历史研究》这本书所讲的内容貌似与中国近代史纲要这门课没有太大联系，而我认为，实则不然。因为历史最深刻的内涵是不会受到时空限制的。作者汤因比在书中所阐述的观点大多是围绕着中古时代世界文明而建立的，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用汤因比这样的眼光来研究和探索近代文明与历史的发展。汤因比从最宏大的视角向世人描述了文明的特质，并且传输了研究历史最行为有效的方法。
全书一共12卷，可谓是卷帙浩繁。但是我觉得《历史研究》值得我们挤出一点时间去品读。但是，读书的目的又不是为了把书读完，而是为了从书中获得一些东西。这些东西可能是作者想要传达的思想或方法，也有可能是我们自己从作者思想源发散出的感悟和思考。后者往往更加珍贵。读《历史研究》之前我反复问自己，读《历史研究》是为了什么？乃至读历史是为了什么？历史，肤浅地说就是过去发生的事。中国古人就明白以史为镜的道理，而现当今读历史的目的又是什么？读过这部史学经典之后，我想我已经有了一些自己的想法。而读书笔记就是用来记录这些想法与思考的吧。
伟大的思想家、理论家可以出生在华丽的家族，但不可能没有个人的苦难和坎坷的经历。1汤因比出身于一个工业革命后的中产阶级1张雄 陈明达.《文明：充满生死搏斗的神秘剧—汤因比的》.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4月第一版.家庭，过着上层阶级的生活。然而，他一生中两次经历了残酷的世界大战，并且在这样黑暗的时代下，汤因比自身的遭遇也是十分糟糕的。他经历过不完美的婚姻，又接连遭遇父亲和儿子的离去。他像马克思那样有着丧失人间天伦之乐的受伤心理。2在书中可以发现，汤因比对宗教的情感是特殊的，有人分析说这是汤因比从宗教寻求慰藉就像马克思用理想的社会主义来抚慰自己的创伤一样。了解作者的生平对深入了解他的作品是十分有帮助的。有时，设身处地地站在作者的角度我们就会发现难以理解的东西往往就变得自然了。
我认为，汤因比成功的要素之一就是他运用了一种全新的方式来研究历史。正如在全书的一开头，作者就试图向读者传达：以往用来研究历史的方法是有局限的，我们不应把研究的对象过于具体化，缩小化。正由于历史强大的联系性和文明的相互影响性，任何试图以单个国家或区域文明来研究文明的发展和历史的状态的行为都是有风险和偏差的。所以汤因比提出了历史研究的新单位：“可被认识的研究领域”3（某种较之国家的范围更大的共同体4）。在每一个场合，我们都不得不根据整体而不是依据部分来进行思考；把故事的各个章节看作是社会生活中的一个个事件；不是单独分开、而是从整体上来追踪那些社会成员的命运，把他们看做一个单一主题的变奏曲，或看作是一支交响乐队，其意义在于各种乐音的和谐，而非众多互不相干的音符。我们如果从这个观点出发在研究历史方面取得成果，我们会发2张雄 陈明达.《文明：充满生死搏斗的神秘剧—汤因比的》.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4月第一版.
3 【英】 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 刘北成 郭小凌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9月第一版.14 4 【英】 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 刘北成 郭小凌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9月第一版.16
现我们的头脑由杂乱无章转变为井然有序，我们开始理解那些以前不可理解的东西。5历史研究的精髓在于对其最深处的联系性的追随与思考。文明在全球范围内处于一种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状态，我们常说四大文明，这只是全球文明的四个主流源头，各个源头喷发出各种绚烂多彩的派生文明（作者称为“卫星文明”）。表面上文明间存在着地域差异，但是文明间一直在发生的交汇与交融。这种思想在当今社会是颇具指导价值的，我们要以联系发展的眼光来看待各个文明，至于精细到国家和地区之间也是一样。
文明既然存在多样性，那么汤因比提出的“文明的比较研究”就十分自然了。作者指出历史是多线式发展的，任何对于一个特定文明的研究所得结论都是不能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在全书的第一部，历史形态中，作者在选定历史研究的对象之后，用其理论构造了几种文明的历史发展模式。有西方文明源头的希腊模式以及东方文明源头的中国模式。用作者自己的观点来看，任何一个模式都不是全能的，甚至中国模式在运用于中国自身文明发展史时都会是前后矛盾的。此时，作者便试图将两种模式对比结合起来，之后便发现，这种对比之下的辩论与联系使得希腊--中国模式6可以运用的范围更加广泛。
在对于历史研究方法的阐述之后便是汤因比对文明发展的深度解剖。接下来的四个部分，作者分别讲述了文明的起源、成长、衰落、解体。我不想盗用作者的某些观点，但是我确实觉得作者对文明的历程的分析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5
6 【英】 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 刘北成 郭小凌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9月第一版.16【英】 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 刘北成 郭小凌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9月第一版.第七章
简单概括一下，文明起源于挑战与应战，个人在社会的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伟人的创造性贡献往往会促进社会的突破性发展，相反，伟人的退隐往往就会造成全社会的损失。总之，作者强调历史发展中个人的作用。文明的衰落的实质是自决能力的丧失，这就充分肯定了本民族对自身民族发展的可控性，颠覆了环境决定论和历史必然性理论。然而，作者并不否认历史的循环性，不反对新文明孕育于旧文明的观点。
由于时间有限，我只读完全书的前半部分，后半部分还没有多少涉及。但是这并不妨碍我的思考。最后，我想回归我们中华民族。谈谈书中作者对中华文明的看法以及我对我们中华文明的看法。
在书中我们可以看出汤因比对中华民族的博大进深是十分钦佩和赞赏有加的。1974年的春天，在英国汤因比的住宅内，一位日本学者询问汤因比博士：“您希望出生在哪个国家？”八十五岁高龄的汤因比面带笑容回答说：“我希望出生于公元一世纪佛教已传入时的中国新疆。”7汤因比对中国的感情可见一斑。
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虽然中华民族曾经长时间屹立于世界之峰。但是近代的闭关锁国一下子就使得中华民族千年的积淀危在旦夕。然而中华民族最终还是挺了过来。这是民族的气节，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的灵魂。有人指出，中国人有着与生俱来的夜郎自大，同时又有完全相反面的自卑。但是，近代中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在灵魂深处民族气质的巩固和多位开创时代的伟人的积极推进下，我们又开始向世7 张雄 陈明达.《文明：充满生死搏斗的神秘剧—汤因比的》.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4月第一版.146
界文明的顶峰迫近。汤因比在书中曾今说：在中国模式中，我们看到在文化上自成一系的中国人，于大一统国家建立后，为了保持这种统一，而竭力以赴的情形，甚至它每次瓦解之后，就不不断为了恢复统一而奋斗。8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不屈不挠的品质，汤因比也看的很清楚。
晚年的汤因比开始反思他对中国的观点的正确性，并且承认之前所犯的一些错误。汤因比认为世界只有走向大一统才能避免杀戮，而他认为，中华民族可以担当此任！世界统一是避免人类集体自杀之路。在这一点上，现在各民族中具有最充分准备的，是两千年看来培育了独特思维方式的中华民族。9但是，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应当客观冷静地看待这样的观点。的确，中国是在日益强大，中国在世界的地位也在逐步提高，但是，这是我们是否再次犯下夜郎自大的错误呢？这是我们时刻都应该警醒自己的。在历史的长河之中一定要看清自己，否则就可能会淹溺在历史的洪涛之中。
二零一二年四月十三日8
9 【英】 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 刘北成 郭小凌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9月第一版.第七章张雄 陈明达.《文明：充满生死搏斗的神秘剧—汤因比的》.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4月第一版.146
第12篇：东方历史研究基金会章程
东方历史研究基金会章程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本基金会的名称是广东省东方历史研究基金会。
第二条 本基金会属于非公募基金会。
第三条 本基金会的宗旨：团结有志于发展中国历史学研究和教学的会员及研究单位，通过组织学术研讨会、报告会，承接国家或研究机构的科研项目，资助优秀史学论著出版，交流国内外史学信息和资料，设立并通过招标完成专题研究，创办史学研究刊物，收集和整理历史档案和口述史料等一系列学术活动，推动史学研究的深入发展，促进和繁荣史学学术著作的出版，加强中国与国际史学界的交流与合作。
第四条 本基金会的原始基金数额为人民币贰佰万元，来源于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自愿捐赠。
第五条 本基金会的住所：广州市海珠区新港中路397号自编37-2号（C8-2），邮政编码：510610。
第六条 本基金会的登记管理机关是广东省民政厅，业务指导单位是广东省人民政府相关职能部门。
第七条 本基金会开展重大募捐、资助、投资、涉外活动和设立专项基金时，提前15个工作日报送登记管理机关备案；设立基金会分支（代表）机构及时报送登记管理机关备案。
第八条 本基金会接受日常性捐赠的信息，在收到捐赠后的7个工作日内予以披露；接受重大捐赠的信息，在收到捐赠款物后即时向社会公布。
第二章业务范围
第九条 本基金会公益活动的业务范围：
（一）资助中国高校和研究机构及历史学者收集、整理和翻译历史档案的工作；
（二）资助中国高校和研究机构及历史学者收集和整理口述史料的工作；
（三）资助经过本基金会学术委员会评审通过的史学专著的出版；
（四）资助中国高校和研究机构及各级历史学会的学术会议及其他学术活动；
（五）资助经过批准设立的专项基金所涉及的史学专题研究项目。
第三章组织机构、负责人
第十条 本基金会由11名理事组成理事会。
本基金会理事每届任期为5年。任期届满，需举行换届改选。可以连选连任。
第十一条 理事的资格：
（一）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二）热心基金会所从事的公益事业；
（三）具有与理事工作相适应的工作阅历和工作经验；
（四）能够尽职尽责，保障捐赠财产的使用符合捐赠人的意愿和基金会的公益目的，保障基金会财产的安全及保值增值；
（五）廉洁奉公，办事公道。
第十二条 理事的产生和罢免：
（一）第一届理事由主要捐赠人、发起人分别提名并共同协商确定。
（二）理事会换届改选时，由理事会、主要捐赠人共同提名候选人并组织换届领导小组，组织全部候选人共同选举产生新一届理事。
（三）罢免、增补理事应当经理事会表决通过；
（四）理事的选举和罢免结果报登记管理机关备案。
（五）相互间有近亲关系的基金会理事，总数不得超过理事总人数的1/3；
第十三条 理事的权利和义务：
（一）选举权、被选举权和表决权；
（二）知情权、建议权和监督权；
（三）积极参加本会活动；
（四）遵守章程，执行理事会决议；
（五）维护本会的合法权益；
（六）完成本会交办的工作，参与决策不当致使本基金会财产受损失的承担赔偿责任。
第十四条 本基金会的决策机构是理事会。理事会行使下列职权：
（一）制定、修改章程；
（二）选举、罢免理事长、副理事长、秘书长；
（三）决定重大业务活动计划，包括资金的管理和使用计划；
（四）年度收支预算及决算审定；
（五）制定内部管理制度；
（六）决定设立办事机构、分支机构、代表机构；
（七）决定由秘书长提名的副秘书长和各机构主要负责人的聘任；
（八）听取、审议秘书长的工作报告，检查秘书长的工作；
（九）决定基金会的分立、合并或终止；
（十）决定其他重大事项。
第十五条 理事会每年召开2次会议。理事会会议由理事长负责召集和主持。
有1/3理事提议，必须召开理事会会议。如理事长不能召集，提议理事可推选召集人。
召开理事会会议，理事长或召集人需提前5日通知全体理事、监事。
第十六条 理事会会议须有2/3以上理事出席方能召开；理事会决议须经出席理事过半数通过方为有效。
下列重要事项的决议，须经出席理事表决，2/3以上通过方为有效：
（一）章程的修改；
（二）选举或者罢免理事长、副理事长、秘书长；
（三）章程规定的重大资助、投资活动；
（四）基金会的分立、合并。
第十七条 理事会会议应当制作会议记录。形成决议的，应当当场制作会议纪要，并由出席理事审阅、签名。理事会决议违反法律、法规或章程规定，致使基金会遭受损失的，参与决议的理事应当承担责任。但经证明在表决时反对并记载于会议记录的，该理事可免除责任。
第十八条 本基金会设监事1名。监事任期与理事任期相同，期满重新选举，可以连任。
第十九条 理事、理事的近亲属和基金会财会人员不得任监事。
第二十条 监事的产生和罢免：
（一）监事由主要捐赠人选派；
（二）登记管理机关根据工作需要选派；
（三）监事的变更依照其产生程序。
第二十一条 监事的权利和义务：
监事依照章程规定的程序检查基金会财务和会计资料，监督理事会遵守法律和章程的情况。
监事列席理事会会议，有权向理事会提出质询和建议，并应当向登记管理机关以及税务、会计主管部门反映情况。
监事应当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和基金会章程，忠实履行职责。
第二十二条 在本基金会领取报酬的理事不得超过理事总人数的1/3。监事和未在基金会担任专职工作的理事不得从基金会获取报酬。第二十三条 本基金会理事遇有个人利益与基金会利益关联时，不得参与相关事宜的决策；基金会理事、监事及其近亲属不得与基金会有任何交易行为。
第二十四条 理事会设理事长、副理事长和秘书长，从理事中选举产生。
第二十五条 本基金会理事长、副理事长、秘书长必须符合以下条件：
（一）在本基金会业务领域内有较大影响；
（二）理事长、副理事长、秘书长最高任职年龄不超过70周岁，秘书长为专职；
（三）身体健康，能坚持正常工作；
（四）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第二十六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员，不能担任本基金会的理事长、副理事长、秘书长：
（一）属于现职国家工作人员的；
（二）因犯罪被判处管制、拘役或者有期徒刑，刑期执行完毕之日起未逾5年的；
（三）因犯罪被判处剥夺政治权利正在执行期间或者曾经被判处剥夺政治权利的；
（四）曾在因违法被撤销登记的基金会担任理事长、副理事长或者秘书长，且对该基金会的违法行为负有个人责任，自该基金会被撤销之日起未逾5年的。
第二十七条 本基金会的理事长、副理事长、秘书长每届任期 五 年，连任不超过两届。因特殊情况需超届连任的，须经理事会特殊程序表决通过，经登记管理机关批准同意后，方可任职。
第二十八条 本基金会理事长为基金会法定代表人。本基金会法定代表人不兼任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
本基金会法定代表人由中国内地居民担任。
本基金会法定代表人在任期间，基金会发生违反《基金会管理条例》和本章程的行为，法定代表人应当承担相关责任。因法定代表人失职，导致基金会发生违法行为或基金会财产损失的，法定代表人应当承担个人责任。
第二十九条 本基金会理事长行使下列职权：
（一）召集和主持理事会会议；
（二）检查理事会决议的落实情况；
（三）代表基金会签署重要文件。
本基金会副理事长、秘书长在理事长领导下开展工作，秘书长行使下列职权：
（一）主持开展日常工作，组织实施理事会决议；；
（二）拟订资金的管理和使用计划；
（三）拟订基金会的内部管理规章制度，报理事会审批；
（四）协调各机构开展工作；
（五）提议聘任或解聘副秘书长以及财务负责人，由理事会决定；
（六）提议聘任或解聘各机构主要负责人，由理事会决定；
（七） 决定各机构专职工作人员聘用；
（八）章程和理事会赋予的其他职权。
第三十条本基金在理事会下设学术委员会，其成员由理事会确定，理事会有权对学术委员会通过的资助项目提出复议，并裁决学术委员会讨论中有争议的项目。
第三十一条学术委员会的活动：
（一）学术委员会每年召开2次会议，会议由学术委员会主任或常务副主任主持；
（二）学术委员会会议须有半数以上委员出席方能召开；
（三）学术委员会批准的资助项目须得到超过出席会议及参加通讯评议的委员半数以上的票数同意。
第三十二条学术委员会的职权：
（一）对申请资助的项目进行评审，以无记名投票方式表决；
（二）对申请出版资助的史学专著进行评审，以无记名投票方式表决；
（三）对学会资助的项目和学会活动进行监督和评判。
第三十三条学术委员的资格：
（一）具有高水平的史学素养和研究能力；
（二）热心基金会所从事的公益事业；
（三）办事公道，勇于负责，积极工作，坚持学术标准，坚守学术道德。
第三十四条学术委员会的构成：
学术委员会由主任、常务副主任、副主任和委员组成。
具体人选由理事长提名，理事会决定。
第四章财产的管理和使用
第三十五条 本基金会为非公募基金会，本基金会的收入来源于：
（一）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自愿捐赠；
（二）投资收益；
（三）其他合法收入。
第三十六条 本基金会接受捐赠，应当遵守法律法规，符合章程规定的宗旨和公益活动的业务范围。
第三十七条 本基金会接受捐赠时，应当向社会公布接受资金后拟开展的公益活动和资金的详细使用计划。
第三十八条 本基金会的财产及其他收入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个人不得侵占、私分、挪用。
第三十九条 本基金会根据章程规定的宗旨和公益活动的业务范围使用财产；捐赠协议明确了具体使用方式的捐赠，根据捐赠协议的约定使用。
接受捐赠的物资无法用于符合本基金会宗旨的用途时，基金会可以依法拍卖或者变卖，所得收入用于捐赠目的。
第四十条 本基金会财产主要用于资助经评审通过的以下项目：
（一）收集、整理、翻译历史档案资料和口述史料；
（二）出版高水平的史学著作；
（三）学术研究项目；
（四）学术会议和其他学术活动；
（五）符合本团体宗旨的其他项目；
（六）根据捐赠者的意愿设立专项基金，用于指定项目。
第四十一条 本基金会的重大投资、公益活动是指一次性涉及资金超过50万元的资助项目或投资活动；
第四十二条 本基金会按照合法、安全、有效的原则实现基金的保值、增值。
第四十三条 本基金会每年用于从事章程规定的公益事业支出，不得低于上一年基金余额的8％。
本基金会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不超过当年总支出的10％。
第四十四条 本基金会开展公益资助项目，应当向社会公开所开展的公益资助项目种类以及申请、评审程序。
第四十五条 捐赠人有权向本基金会查询捐赠财产的使用、管理情况，并提出意见和建议。对于捐赠人的查询，基金会应当及时如实答复。
本基金会违反捐赠协议使用捐赠财产的，捐赠人有权要求基金会遵守捐赠协议或者向人民法院申请撤销捐赠行为、解除捐赠协议。第四十六条 本基金会可以与受助人签订协议，约定资助方式、资助数额以及资金用途和使用方式。
本基金会有权对资助的使用情况进行监督。受助人未按协议约定使用资助或者有其他违反协议情形的，本基金会有权解除资助协议。第四十七条 本基金会应当执行国家统一的《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依法进行会计核算、建立健全内部会计监督制度，保证会计资料合法、真实、准确、完整。
本基金会接受税务、会计主管部门依法实施的税务监督和会计监督。
第四十八条 本基金会配备具有专业资格的会计人员。会计不得兼出纳。会计人员调动工作或离职时，必须与接管人员办清交接手续。第四十九条 本基金会每年1月1日至12月31日为业务及会计年度，每年3月31日前，理事会对下列事项进行审定：
（一）上年度业务报告及经费收支决算；
（二）本年度业务计划及经费收支预算；
（三）财产清册〖当年度捐赠者名册及有关资料〗。
第五十条 本基金会进行年检、换届、更换法定代表人以及清算，应当进行财务审计。
第五十一条 本基金会按照《基金会管理条例》规定接受登记管理机关组织的年度检查。
第五十二条 本基金会通过登记管理机关的年度检查后，将年度工作报告在登记管理机关指定的媒体上公布，接受社会公众的查询、监督。
第五章终止和剩余财产处理
第五十三条 本基金会有以下情形之一，应当终止：
（一）完成章程规定的宗旨的；
（二）无法按照章程规定的宗旨继续从事公益活动的；
（三）基金会发生分立、合并的。
第五十四条 本基金会终止，应在理事会表决通过后15日内，向登记管理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第五十五条 本基金会办理注销登记前，应当在登记管理机关的指导下成立清算组织，完成清算工作。
本基金会应当自清算结束之日起15日内向登记管理机关办理注销登记；在清算期间不开展清算以外的活动。
第五十六条 本基金会注销后的剩余财产，应当在登记管理机关的监督下，通过资助项目方式用于公益目的。无法按照上述方式处理的，由登记管理机关组织捐赠给与本基金会性质、宗旨相同的社会公益组织，并向社会公告。
第六章章程修改
第五十七条 本章程的修改，须经理事会表决通过后15日内，报登记管理机关核准。
第13篇：读《中国历史研究法》有感
读《中国历史研究法》有感
梁启超是近代新史学的创始人，这一时代是学术古今变迁，中西文化开始大交流、大碰撞的时代，新史学在此时代应运而生，而每一个学科的成立都要求其方法论体系的建立。梁氏的《中国历史研究法》，是近代史学转型期的一部名著，自它以后，关于历史研究方法的著述层出不穷，可见梁氏此书对于近代新史学的深远影响。
我国传统史学有重视“考信”的传统。至清代朴学盛行，学者对于如休搜集材料、考订歧误、辨别真伪这套学问尤其致力，积累了许多经验和资料。《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开辟了专章论述史料的盾集和鉴别，就是以传统史学所积累的方法为基础，运用近代学术眼光加以总结和发展。因此他申明：论述搜集和考证史料，目的是达到“求真”，而“求真”乃是传统学术“实事求是”的精神和方法发展辐来。求得史实的准确是史学发展的前提，否则，“其思想将为枉用，其批评将为虚发”，这就是注重史料如何搜集与鉴别的意义所在。
梁启超认为过去人类思想行为所留之痕迹，有证据传留至今者均可视为史料。可见，他对史料的理解比传统史家更为宽泛。
梁启超关于旧史的看法，对后人学旧史、治新史有很大的启发意义。在《史之改造》一节里，他指出“旧史中无论何体何家总不离贵族性，其读客皆限于少数特别阶级，或官阀阶级，或智识阶级。故其效果，亦一如其所期，助成国民性之畸形的发达。此二千年史家所不能逃罪也。”一语道出了我国旧制度下的旧史的弊病，给后人学史一种重要启示：对于旧史，尤其是正史，不能盲目的信任;对于杂史
等，也不能盲目的否定。同时，他还给后人改造旧史，治新史指出新的方法：“以生人本位的历史代替死人本位的历史”、“重新规定史学范围，以收缩为扩充”等。
梁先生还指出：“史料有为旧史家故意湮灭或错乱其证据者”，“遇此等事，治史者亦别搜索证据以补之或正之。”在此梁先生举明陈霆考出“唐僖宗之崩以马践”、“宋太宗之崩以箭创发”，二事史册皆秘之不言。又以《宋神宗实录》为例，其“有日录及朱墨本之两种，因廷臣争党见，各自任意篡改，致同记一事，两本或至相反。”至清代尤甚，“清廷讳其开国时之秽德，数次自改《实录》”。梁先生由此而叹曰：“夫史料之偶尔散失者，其搜补也尚较易，故意湮乱者，其治理也亦极难，此视学者侦察之能力何如耳。”所以，“今日史家之最大责任，乃在搜集本章所言之诸项特别史料。”
总的来说，从《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编，我们能够真切感受到梁启超忠实于历史，认真治史的人格魅力，能够学习到治史的各种实用方法。除了本书之外，他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文化史》、《先秦政治思想史》等，都是极出色的论著，他确实是做到了“史之意义与及其范围”里所讲的，站在民族发展、民族文化发展、民族在人类中的发展的高度来治史的。
第14篇：读书报告《中国历史研究法》
读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
机缘巧合之下我读到了钱先生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原本是想要买老师推荐的梁启超的同名书籍，却因大意拿到了钱先生的作品，想到正要好好学习钱先生另一大作《国史大纲》，自然也认真的读起来，以期能对其治史思想有进一步的了解。
作者简介：
钱先生，江苏无锡人，讳穆，字宾四，原讳恩嵘，民国元年更名。虽出生书香世家，但因父亲早逝而被迫辍学，但天生聪颖好学，自学成才。从1912年起，先后历小学、中学和大学任教，并从事历史研究，在史学上独树一帜，成为一代史学名家。
书籍介绍与自我理解：
《中国历史研究法》有钱先生在香港的八次演讲汇集而成，全书分为通史、政治、社会、经济、学术史、历史人物、地理、中国文化八个部分的研究方法分别进行讲述。并对历史教育的流行误解做了叙述。而在序言中也说道：“我此所讲，语语有本源来处，亦语语有归宿去处.”这也透露出研究历史的最根本要求——所做论断要讲求证据，要有史料为证，做一个有责任的治史人。书中自是处处强调研究历史应有的责任心。而当中所讲的历史研究的方法也令我受益匪浅。
在“如何研究中国通史”中指出“历史有其特殊性、变异性与传统性。”“我们要研究历史首先就当知道历史的三种特性。”读到此处，特殊性自然不用解释也能明白，各国历史正因为各具特点，各有特殊性才有了国别史之分，也突然意识到纵使春秋战国、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局面呈分裂之势却依然算是中国的历史，不就是因为各国本质上是相同的吗！变异性则是历史发展中的重要特点，书中也说道：“其实历史本身即是一个变，治史所以明变。”“而历史时代之划分即在其变上。”同样的，在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中也重点提到的一点就是研究哲学要“明变”，即是知道古今四项沿革变迁的线索，这种统一严格的线索非有哲学史，不能明确写出来。可见，观其变才能看出历史的发展变化之来始及去向。讲到哲学，我忽而想到研究历史可否讲哲学思想与方法运用到其中呢？从
后文的讲解和举例中也能看见历史研究中能用哲学方法的地方。比如书中说：研究史学要有史才，所谓史才就是贵能分析又能综合；讲文化要讲一些共态与个性等。而对于传统性，书中说道：“特殊性与变异性加在一起便成为历史之传统性”，从我的角度来看，确实很难理解，何以特殊性与传统性加在一起便成为传统性？最后在“如何研究中国政治史”中略有了解，书中说道：“秦以后的政治，有许多精义仍沿袭周制而来，直至近代皆然。”从秦朝到近代，政权更迭，当中的人事也换了几潮，而无论怎样的动荡、变化，其文化实质是一脉相承的，依然保持这它的特殊性。当然，作为初涉历史的我们，其知识的广度和思想的深度都是无法跟钱穆先生相提并论的，所以他所讲的也不能完全理解透彻。但是当中讲史学研究如何入手的方法我倒是觉得相当实用，主要有三种方法：自下溯上，自古到今；纯因兴趣而拓展开来；就某一问题而开始研究。
看到这一讲的最后方能总结出方法大意：治史要能总揽全局，又要能深入机微；更要勤于动笔，精于思考。
在“如何研究中国政治史”中，“明变”已然是基本方法，也说到研究中国制度史该注意：不该专从政治制度看，而该会通着此制度相关之一切史实来研究；必须明白在此制度后实有一套思想与一套理论存在。这与研究社会史、地历史、文化史一样，都需要从多方面，多视角的去了解、去研究相关的内容。正如严耕望在《钱穆宾四先生与我》中所写到的:“先生常常强调（做研究）要向大处远处看，切忌近视，或规模太小。”同样的， 在社会史的在《治史三书》中也说到研究历史“博通”的重要性。适才知道要研究历史就先得先读书。读什么书呢？所以在“如何研究中国社会史”中也提到了出正史以外的有用点的史料来源，如姓氏、方志等。虽然现在不见得还能算新史料，但是至少告诉我史料来源可以有很多渠道，需要自己时刻留意。
钱穆先生曾说过：历史学有两只脚，一只脚是历史地理，一只脚就是制度。开始时，我不懂历史地理到底是什么，以为不过是地形疆域罢了。直到看到“如何研究历史地理”方才明白历史地理要研究的不只是疆域的变化，而更重要的是研究引起这一变化的原因，以及变化产生的影响等。在这一讲中也提到了中国地理与欧洲地理条件和历史发展的关系，阐明欧洲与中国的本质区别，中国开疆拓土的内在文化的融合与欧洲武力征服扩张的本质区别。而真正研究中国历史地理
就得有整体观，不仅单靠书本知识，还要多游历，从钱穆先生的生平便可窥游历也是研究历史的方法之一。
在最后一讲“如何研究中国文化史”中，作者主要说道：“文化乃历史之真实表现，亦是历史之真实成果；舍却历史，即无文化。”所以在我看来，从某中程度上来说，研究文化的方法可以说即是研究历史的方法，之前讲到的研究通史、政治史、社会史等方法皆可用以研究文化史。至于具体的研究方法，书中也概括性的指出需要注意的五点，其中：根据历史真情；自大处看，不专从小处看；自会通处看，不专从个别处看。要看得远，不专从一横切面只眼看。就是有很普遍的借鉴意义，可以说这是对研究历史的方法的一个总的原则性的概括，不独是文化的研究。在第五点“不可多寻短处应多寻长处”，我虽然能理解要我们的确应该怀着一种对文化的崇敬之情去研究历史文化，但是我认为，既然首要的是要“根据历史真情”，自然不应因为主观意见去影响研究的方向与角度，既是有短处，自然也是要诚然面对的，不应偏激的忽略长处或短处。
除却书中所列出来的方法外，读完全书，在钱先生列举论据的时候还能学到很多方法。比如说将历史问题进行比较性的研究，古今相比，东西相比，便能找到新的突破点。像研究政治制度史的时候，中西比较之下，就对历史的特殊性有更清楚的认识。而做研究的最基本方法便是不断的提出问题，思考为什么，而这些为什么则是来源于对社会现象或历史象限的思考。 再者，做历史研究不仅仅是只拘泥于历史，还是得多了解其他的学科，这样才可以发现更新的视角。
抛开书中主要讲的方法，我想看过这本书的人一定会被书中所弥漫的浓浓的爱国热情与民族自豪感以及无处不透露出的历史责任感所感染。在谈到中国人的政治天赋的时候，在谈到中国文化博大的包容性的时候，在谈到中国人的人本位主义的时候„„让人感到本国历史原来如此令人骄傲。也恰如开篇所道的：但做学问，当知先应有一番意义。而研究历史的意义也就是如此吧。
毫不夸张的说，对于我这样一个只接受过马克思思想指导的历史观点学生来说，书中所陈列出的观点将我对历史的看法无疑是革命性的影响。比如说在“如何研究中国通史”中说中国的近代史自宋代就开始了。这自然让我很不解，只可惜他没做进一步论述，不过到是我今后的一个不错的学习方面。比如书中谈到中国古代社会的定义的时候就说到中国的古代社会是不能塞进马克思所定义的概
念中去的，中国古代若要定义的话可名为“四民社会”， 即中国历史上一直存在的“士、农、工、商”所构成的社会，社会阶段的划分则依据“士”这一阶层的地位变动为标志，而非生产工具发展为标志。再谈到经济的时候，他就证明抑商是不存在的，这自然与我所学的“重农抑商”是相冲突的。在谈人物史的时候就特意提到了中国文化中对“无表现”人物的重视及原因等等。从这些观点中，我所了解到的并非只是看法而已，而是由此可以见得“我”应该如何定位，不应该仅仅是“学习”历史，而是要对历史有自己的看法，不是被动的接受别人的观点，自己应多思考才是自己的想法。
前面也介绍过，本书是由八篇演讲稿汇编而成，所以语言上通俗易懂，不似学术论文一般深奥。也正式因为是演讲稿，所以虽然全书的感染力实足，但是缺乏一定的严谨，如“如何研究政治史”中说以秦为界线，前二千年为封建政治，后二千年为郡县政治。但事实上在秦以后的汉初与明初还是有较长一段时间是有封建制的。虽然书名为“中国历史研究法”，但是对研究方法的介绍并不详尽，大都很空泛,所以对理解能力有限的我来说，有些方法不能完全理解、掌握。对历史研究的很多反面都未涉及，如史料的来源，如何选择史料等，不像《治史三书》中对与研究有关的各方面都有详细讲解，并详细的针对容易出现的问题进行阐述，所以理解起来自然更透彻。
但是总的说来， 这还是一本很值得一读的书。在我看来，与其说这是一本讲治史方法的书，更不如说它是一本阐述治史原则的书，是一本激起后起青年研究史学志愿的书 。从很大程度上了解到了钱先生的治史思想，受其感染，也有了对历史研究的热情与向往，钱先生也不愧为余英时先生所说的：为国之招魂者！
参考书籍：严耕望《治史三书》之《治史经验谈》与《钱穆宾四先生与我》，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
钱穆《国史大纲》《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第15篇：漆侠 《历史研究法》读书笔记
漆侠 《历史研究法》读书笔记
姚从吾《历史方法论》
何炳松《历史研究法》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
【态度】程颐《河南程氏遗书》卷一五《入关语录》《二程集》本，中华书局1981。
“所谓敬者，主一之谓敬。所谓一者，无适谓之一。”
《金刚经》：应无所住而生其心。
【博与专】刘勰《文心雕龙》卷六《神思》：“博见为馈贫之粮，贯一为拯乱之药。博能能一，亦有助乎心力矣。”
【历史科学的研究对象？】
（一）历史客观论
1.以人事作为历史记述的对象
2.以政治作为历史记述的对象
3.以社会为历史研究对象
4.以文化作为历史研究的对象
普鲁士学派对我国近代史学影响很大。它不仅在方法论上有很大影响，而且在历史观上影响也很大。照我个人看，陈寅恪、傅斯年、姚从吾、韩儒林等都受到普鲁士学派的深刻影响。
5.在文化对象外，还有所谓的以社会心理作为研究的对象
（二）历史不存在相应的客观对象
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商务印书馆，1981年）
“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像当代史一样，它的存在条件是，它所述的事迹必须在历史家心灵中回荡。”（第2页）
“精神就是世界。„„精神的自我意识就是哲学，哲学是它的历史，或者说，历史就是它的哲学，二者在本质上是同一的。”
精神=哲学=历史。
王安石变法，元祐更化大量修改《神宗实录》，绍圣翻过来，对旧党的修改予以改正过来，南宋高宗时范冲又修改，于是有所谓“朱史”“墨史”“朱墨史”的斗争。
【史料搜集】
所选问题，如果是有关典章制度方面的，要熟悉基础书中有关这一制度的记载，然后看《本纪》，从中找出这项制度发布的时间及什么人、由于什么原因而提出这项制度的，然后从本书列传中或其他书籍——文集、小说、笔记等等，将有关的零散记载抄下来，便集中起来了。
如果是一个人物，首先必须从《传》中了解他的活动，根据与他有关的人和事，以此作为线索，去寻找有关他的材料。他的交游，他活动的地点，总会留下种种迹象，被地方志或其他有关的记载收录下来，因而跟踪追寻，定会有收获的。
跟踪追击、顺藤摸瓜。
【选择典型性材料】
凡是最能反映事物本质的，就是典型性的材料。
王安石诗：浓绿万枝红一点，动人春色不须多。见《石林诗话》。
【音韵】
陈寅恪《书后》：“城中非无菜，但无酱耳”。
郑天挺《清史发微》《发羌之地望与对音》
郑天挺《探微集》《附国之地望与对音》《薄缘夷之地望与对音》
漆侠《商君书》宾萌
漆侠《知困集》《孟庆斌同志序》瀛梨——牙梨——鸭梨
彭耜《老子道德真经集注》收录王安石《老子》注
另、吕惠卿、王雱亦曾注《老子》
【史学方法】
1.最基本的方法：搜集与考订材料的方法，即考据
2.历史比较法
3.统计方法
4.计量方法
5.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
【近代中国史学】
近代中国史学，我认为受到的德国普鲁士历史语言学派和乾嘉学派的重大影响。（陈寅恪、傅斯年、姚从吾、韩儒林）
综合这一系统的研究方法是：
（1）重视资料的考订。
（2）重视资料及资料的收集。
（3）重视对史料的考订、辨析。
（4）最值得提出的，这个系统的学者极力强调史学的客观性，由于过分强调，就陷入了“客观主义”。
第97页【论存天理，灭人欲】
【《朱子语类》卷一三《力行》，中华书局，第一册，第243页】
品藻人物，须先看他大规模，然后看他好处与不好处，好处多与少，不好处多与少。又看某长某短，某有某无，所长所有底是紧要与不紧要，所短所无底是紧要与不紧要。如此互相来品藻，方定得他分数优劣。
朱辅《溪蛮丛笑》四库全书本。
由于士族在南北对峙时期均有很大的发展，与之息息相关的谱牒之学也兴盛起来，东晋贾弼之是贾氏谱学的创始人，其子贾匪之、孙贾渊三世传谱牒之学，撰成《姓系簿状》，是这一方面的代表作。梁武帝时的王僧孺创王氏谱学，撰有《百家谱》30卷，又集《十八州谱》110卷，可谓大观。
【宋代方志】
宋代方志著述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体例已臻完备，后代方志大抵遵照宋志体例，未能有所创新。在宋代地方志中，有多种地理总志，记载宋的方域、行政区划等。如宋初乐史《太平寰宇记》，增设风俗、人物、土产等门。王存《元丰九域志》分路记载了州县户口、乡镇、土贡额数，以及一些矿产品，对实施考核、经济史研究都很重要。北宋末欧阳【文心】《舆地广记》则略于户口、土产等方面，而对沿革叙述得特别清晰。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记载各地山川名胜，引用甚多的文献资料，有助于对史事、人物的考索。祝穆《方舆胜览》于名胜、诗赋序记的记载颇为丰赡。传世的州县、镇志，近30种，保存下来的有不少优秀作品。如北宋宋敏求《长安志》记述较为简略，其余如南宋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实出自陈傅良之手，系福州志）、范成大《吴郡志》（是在北宋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的基础上记录的，更加详实）、陈耆卿《嘉定赤城志》（浙江台州）、周应合《景定建康志》、潜说友《咸淳临安志》以及有关宁波的《四明六志》中的五志，内容丰赡，体例皖北，标志着地方志的编撰达到新的水平。南宋常索《【水敢】水志》以及《乌青镇志》，反映了宋代镇市的发展。其余如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周密的《武林旧事》、吴自牧的《梦梁录》以及耐得翁的《都城纪胜》，分别记述了北宋汴京、南宋临安繁盛的面貌，对经济史、文化史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不少好材料。
《十驾斋养新录》考史重点在文字、义例、舆地、职官，为其特色。
【《宋史》】
这部书芜秽繁杂、臃肿不堪，重复互见者有之，剪裁失序者有之，缺头少尾者有之，等等。同时，错讹百出，疏失遗漏者甚多，因而明代的归有光讥讽为：“人患《宋史》多，我正患其少耳！”正由于此，明清两代的一些学者，都打算重新编纂。其中明朝的柯维骐为了改编宋史，竟至“发愤自宫”。可惜这些人并没有取得重大的成就；花费了二十年功夫的柯维骐，他的《宋史新编》仅在华夷之分方面大做文章，冬烘气十足，并没有什么价值。
【《文献通考》】
《文献通考》所记述的历代典制，其中以宋代典制最为详赡，《宋史》诸志大都受到它的影响，因而其史料价值亦即在此。固然，《通考》所记不无错误，而《宋史》诸志则由纂修者妄自改易，借以掩盖其抄袭之迹，错谬之处尤多。因此，与其读《宋史》诸志，不如先读《通考》诸志为好；与其引用《宋史》诸志材料，不如以引《通考》诸志材料似觉更加稳妥和牢靠。一代典制是学习一代历史的基础，从这一点来看，《通考》之史料价值要高出《宋史》，是学习宋代历史的一部重要的基础书。
【《续资治通鉴长编》】
对《长编》的校正也是一项不可缺少的工作。如能以一百零八卷本为基础，再参以大量文集、笔记，对本书进行一番较为周密的校勘，对眼读此书者裨益良多。
【文集】
《四部丛刊》《四库珍本》《聚珍丛书》《宋人集》《畿辅丛书》《豫章丛书》《金华丛书》《续金华丛书》《常州先哲遗书》《湖北先正遗书》《永嘉丛书》《敬乡楼丛书》《丛书集成》
【笔记小说】
《百川学海》《知不足斋丛书》《守山阁丛书》《学海类编》《学津讨原》《说郛》
【学习宋史】
似乎可以从宋代的典章制度诸如政治制度（包括职官制度、学校教育制度和科举考试制度）、经济制度、军事制度，以及法律等方面下手，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新的探索。
【王安石《读史》】
自古功名亦苦辛，行藏终欲付何人？
当时黮闇犹承误，末俗纷纭更乱真！
糟粕所传非粹美，丹青难写是精神。
区区岂尽高贤意，独守千秋纸上尘。
【后记】
先生是学界所熟识的一位真诚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他生前治史从不隐瞒自己的思想观点，实事求是，敢于批评，更勇于自我批评，因而我们整理先生的遗稿时也是保存手稿原貌，对所有观点及论述都不作改动，最大限度地反映先生治史的风格、方法与特色。
第16篇：风云历史研究社换届申请
风云历史研究社换届申请 尊敬的学上处（团委）领导：
为了更好的开展我社团在2012—2013年度的日常活动，促进社团与社员之间的交流互动，提高学生自身的学术文化修养，配合院学生处（团委）开展各项工作，繁荣校园文化。**老师担任我社团指导老师，由建筑艺术系11建筑工程技术**担任新一届风云历史研究社社长。社团现有理事会部门及部长负责人见附表。
特此申请，敬请批准
。
此致
敬礼
指导老师签字：风云历史研究社2012年5月
第17篇：漆侠 《历史研究法》读书笔记
漆侠 《历史研究法》读书笔记
姚从吾《历史方法论》
何炳松《历史研究法》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
【态度】程颐《河南程氏遗书》卷一五《入关语录》《二程集》本，中华书局1981。
“所谓敬者，主一之谓敬。所谓一者，无适谓之一。”
《金刚经》：应无所住而生其心。
【博与专】刘勰《文心雕龙》卷六《神思》：“博见为馈贫之粮，贯一为拯乱之药。博能能一，亦有助乎心力矣。”
【历史科学的研究对象？】
（一）历史客观论
1.以人事作为历史记述的对象
2.以政治作为历史记述的对象
3.以社会为历史研究对象
4.以文化作为历史研究的对象
普鲁士学派对我国近代史学影响很大。它不仅在方法论上有很大影响，而且在历史观上影响也很大。照我个人看，陈寅恪、傅斯年、姚从吾、韩儒林等都受到普鲁士学派的深刻影响。
5.在文化对象外，还有所谓的以社会心理作为研究的对象
（二）历史不存在相应的客观对象
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商务印书馆，1981年）
“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像当代史一样，它的存在条件是，它所述的事迹必须在历史家心灵中回荡。”（第2页）
“精神就是世界。„„精神的自我意识就是哲学，哲学是它的历史，或者说，历史就是它的哲学，二者在本质上是同一的。”
精神=哲学=历史。
王安石变法，元祐更化大量修改《神宗实录》，绍圣翻过来，对旧党的修改予以改正过来，南宋高宗时范冲又修改，于是有所谓“朱史”“墨史”“朱墨史”的斗争。
【史料搜集】
所选问题，如果是有关典章制度方面的，要熟悉基础书中有关这一制度的记载，然后看《本纪》，从中找出这项制度发布的时间及什么人、由于什么原因而提出这项制度的，然后从本书列传中或其他书籍——文集、小说、笔记等等，将有关的零散记载抄下来，便集中起来了。
如果是一个人物，首先必须从《传》中了解他的活动，根据与他有关的人和事，以此作为线索，去寻找有关他的材料。他的交游，他活动的地点，总会留下种种迹象，被地方志或其他有关的记载收录下来，因而跟踪追寻，定会有收获的。
跟踪追击、顺藤摸瓜。
【选择典型性材料】
凡是最能反映事物本质的，就是典型性的材料。
王安石诗：浓绿万枝红一点，动人春色不须多。见《石林诗话》。
【音韵】
陈寅恪《书后》：“城中非无菜，但无酱耳”。
郑天挺《清史发微》《发羌之地望与对音》
郑天挺《探微集》《附国之地望与对音》《薄缘夷之地望与对音》
漆侠《商君书》宾萌
漆侠《知困集》《孟庆斌同志序》瀛梨——牙梨——鸭梨
彭耜《老子道德真经集注》收录王安石《老子》注
另、吕惠卿、王雱亦曾注《老子》
【史学方法】
1.最基本的方法：搜集与考订材料的方法，即考据
2.历史比较法
3.统计方法
4.计量方法
5.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
【近代中国史学】
近代中国史学，我认为受到的德国普鲁士历史语言学派和乾嘉学派的重大影响。（陈寅恪、傅斯年、姚从吾、韩儒林）
综合这一系统的研究方法是：
（1）重视资料的考订。
（2）重视资料及资料的收集。
（3）重视对史料的考订、辨析。
（4）最值得提出的，这个系统的学者极力强调史学的客观性，由于过分强调，就陷入了“客观主义”。
第97页【论存天理，灭人欲】
【《朱子语类》卷一三《力行》，中华书局，第一册，第243页】
品藻人物，须先看他大规模，然后看他好处与不好处，好处多与少，不好处多与少。又看某长某短，某有某无，所长所有底是紧要与不紧要，所短所无底是紧要与不紧要。如此互相来品藻，方定得他分数优劣。
朱辅《溪蛮丛笑》四库全书本。
由于士族在南北对峙时期均有很大的发展，与之息息相关的谱牒之学也兴盛起来，东晋贾弼之是贾氏谱学的创始人，其子贾匪之、孙贾渊三世传谱牒之学，撰成《姓系簿状》，是这一方面的代表作。梁武帝时的王僧孺创王氏谱学，撰有《百家谱》30卷，又集《十八州谱》110卷，可谓大观。
【宋代方志】
宋代方志著述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体例已臻完备，后代方志大抵遵照宋志体例，未能有所创新。在宋代地方志中，有多种地理总志，记载宋的方域、行政区划等。如宋初乐史《太平寰宇记》，增设风俗、人物、土产等门。王存《元丰九域志》分路记载了州县户口、乡镇、土贡额数，以及一些矿产品，对实施考核、经济史研究都很重要。北宋末欧阳【文心】《舆地广记》则略于户口、土产等方面，而对沿革叙述得特别清晰。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记载各地山川名胜，引用甚多的文献资料，有助于对史事、人物的考索。祝穆《方舆胜览》于名胜、诗赋序记的记载颇为丰赡。传世的州县、镇志，近30种，保存下来的有不少优秀作品。如北宋宋敏求《长安志》记述较为简略，其余如南宋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实出自陈傅良之手，系福州志）、范成大《吴郡志》（是在北宋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的基础上记录的，更加详实）、陈耆卿《嘉定赤城志》（浙江台州）、周应合《景定建康志》、潜说友《咸淳临安志》以及有关宁波的《四明六志》中的五志，内容丰赡，体例皖北，标志着地方志的编撰达到新的水平。南宋常索《【水敢】水志》以及《乌青镇志》，反映了宋代镇市的发展。其余如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周密的《武林旧事》、吴自牧的《梦梁录》以及耐得翁的《都城纪胜》，分别记述了北宋汴京、南宋临安繁盛的面貌，对经济史、文化史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不少好材料。
《十驾斋养新录》考史重点在文字、义例、舆地、职官，为其特色。
【《宋史》】
这部书芜秽繁杂、臃肿不堪，重复互见者有之，剪裁失序者有之，缺头少尾者有之，等等。同时，错讹百出，疏失遗漏者甚多，因而明代的归有光讥讽为：“人患《宋史》多，我正患其少耳！”正由于此，明清两代的一些学者，都打算重新编纂。其中明朝的柯维骐为了改编宋史，竟至“发愤自宫”。可惜这些人并没有取得重大的成就；花费了二十年功夫的柯维骐，他的《宋史新编》仅在华夷之分方面大做文章，冬烘气十足，并没有什么价值。
【《文献通考》】
《文献通考》所记述的历代典制，其中以宋代典制最为详赡，《宋史》诸志大都受到它的影响，因而其史料价值亦即在此。固然，《通考》所记不无错误，而《宋史》诸志则由纂修者妄自改易，借以掩盖其抄袭之迹，错谬之处尤多。因此，与其读《宋史》诸志，不如先读《通考》诸志为好；与其引用《宋史》诸志材料，不如以引《通考》诸志材料似觉更加稳妥和牢靠。一代典制是学习一代历史的基础，从这一点来看，《通考》之史料价值要高出《宋史》，是学习宋代历史的一部重要的基础书。
【《续资治通鉴长编》】
对《长编》的校正也是一项不可缺少的工作。如能以一百零八卷本为基础，再参以大量文集、笔记，对本书进行一番较为周密的校勘，对眼读此书者裨益良多。
【文集】
《四部丛刊》《四库珍本》《聚珍丛书》《宋人集》《畿辅丛书》《豫章丛书》《金华丛书》《续金华丛书》《常州先哲遗书》《湖北先正遗书》《永嘉丛书》《敬乡楼丛书》《丛书集成》
【笔记小说】
《百川学海》《知不足斋丛书》《守山阁丛书》《学海类编》《学津讨原》《说郛》
【学习宋史】
似乎可以从宋代的典章制度诸如政治制度（包括职官制度、学校教育制度和科举考试制度）、经济制度、军事制度，以及法律等方面下手，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新的探索。
【王安石《读史》】
自古功名亦苦辛，行藏终欲付何人？
当时黮闇犹承误，末俗纷纭更乱真！
糟粕所传非粹美，丹青难写是精神。
区区岂尽高贤意，独守千秋纸上尘。
【后记】
先生是学界所熟识的一位真诚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他生前治史从不隐瞒自己的思想观点，实事求是，敢于批评，更勇于自我批评，因而我们整理先生的遗稿时也是保存手稿原貌，对所有观点及论述都不作改动，最大限度地反映先生治史的风格、方法与特色。
第18篇：临潼文化风俗历史研究之丧葬文化
临潼文化风俗历史研究之丧葬文化
中华傲气振长空，万里江山青史中。 自古长安帝王象，不论秦俑与华清。
在陕西这片厚重历史的土地上，蕴涵着丰富的土壤，连丧葬文化也拥有别的特点，临潼便是其典型代表。
在奴隶社会，贵族去世往往会屠杀奴隶以殉葬，这种血淋淋的方式在秦汉之际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以俑代奴陪葬。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丧葬的礼仪不断发展和完善。
在旧社会，丧葬礼俗在人民生活中一向占有重要的地位。本区风俗，养儿防老，在民间，孝道根深蒂固，经久不衰，后辈对长者的丧葬、悼念竭尽全力，极为隆重。
备棺
一般年岁较大的老人，子孙都要提前为其准备好寿棺。棺料以柏木为上，松、桐、杨木次之。早年棺木多为纯色，现有漆红色、黑色者且雕花刻字。寿棺做成后，要宴请亲朋好友，收受贺礼。晚辈要给老人磕头，给木匠磕头、送花红，俗称“扫木”或“贺材”。
穿衣
老人临咽气时，儿女要给其穿好寿衣，扶坐在矮凳或炕桌上，待绝气后在口内放一枚穿线的银钱，称“禁口钱”，即死者面见阎王的第一份礼物。寿衣一般为单数，7至9件不等，上衣有贴身衬衫、棉袄、罩衫、大衣等，下身有衬裤、棉裤、罩裤等。
停床
老人咽气时，要烧一只纸扎的彩马，称“接气马”，绝气后，头要朝门仰卧，身下铺设与死者享年同数的谷草，称“岁数草”。亡者脸盖白纸，脚绊红绳，身旁拴一只公鸡，称“守丧鸡”。人死亡时，忌身边无人，忌直接死在炕上，否则为“背冷炕”，被视为下场不好。
报丧
待遗体停好后，主家派人或孝子专程告诉死者舅家或娘家，然后派人分别通知其他亲友。孝子到亲戚家报丧，要跪在大门外，隔墙告知，不能直接进门。其他报丧者无此规矩。
戴孝
从人死亡之日起，五服以内子孙辈均要披麻戴孝。亲生儿女和长孙要穿孝袍、系麻绳、戴拉孝，以白布漫鞋面，手执“哭丧棒”(上方下圆，齐心间高低的杨木或柳木棒制成)，谓重孝。其他亲属有的穿孝衫、戴孝帽，有的只戴孝帽。在为亡者“攒三”之后，次要亲戚均可换孝(脱下孝服)，女儿可在周年后换孝，儿子与儿媳则必须在三年后方可除孝。
入殓
人殓即移尸人棺。人亡故之后，一般在第二天入殓，身下铺红色绸布或棉布做成的褥子，脸面盖白纸，头下垫枕头(内装少量锯末)．周围用锯末包填实，以防抬棺时尸身移动。亡尸忌见天日，如隔屋人殓，尸身出门时，上面须有遮盖物。人殓后，停人灵堂，忌猫、狗进入。
设灵堂 人亡后当日或活，设帐幔，供香供品。灵堂两边悬人纸马、童男童女、香火，点灯烛，摆献饭、献果、献碟。瓦盆或土盆。
出讣告
以亡者全体子孙名义将其死亡日期用大字书写，贴在木板上置于门外，意为告丧，同时也显示亡者子孙的阵容。
出纸
请阴阳先生用白纸凿刻银钱图案，用绳子吊上高杆，悬垂而挂，谓出纸，可代替“出讣告”。
凭吊
同族男女及亲朋好友前来灵堂吊唁，焚纸点香，以寄哀悼之情，称“烧纸”或“奠纸”。现除烧纸、燃香外，还要敬献挽联、挽帐、匾额、花圈等。
第二日即请匠工做纸案。帐内置灵牌、摆挂挽联，周围摆放纸金斗银斗。灵牌前燃冥钱、冥纸，供献馍、桌下放置烧化纸钱的
看茔地
人亡故后请阴阳先生选择墓地，为“看茔地”。当地人有“子孙出在坟里”的说法，所以对茔地的选取上非常讲究，多择向阳、利水，特别是风水好的地方为茔地。墓后要靠得实，墓前要有对应物，周围环境要好，或有绿水缠绕，或有青山环抱等。一旦选定理想的茔地，则可延续多代，逐渐形成庞大的祖茔。
打墓
均请邻里帮忙，或打土墓，或修砖墓。土墓墓穴一般宽1．2米，长2．5米，深3米。墓窑一般长约2．6米，高1．2米，宽L 2米。
出丧及下葬
下葬时辰由阴阳先生决定，多在卯时，即5～7时。亲友抬棺出门，孝子在前拉纤恸哭，由长子或长孙执“引魂杆”，在棺前号哭徐行。另有两人，一人提灯，一人提纸钱，边走边撒，名曰“丢买路钱”。沿途经过桥梁庙宇，要燃纸焚香，过官宾事还要行文祷告。途经民居时，主家均要在门前煨火送行，实为避驱晦气，以防鬼魂入户。
送葬队伍到达墓地后，阴阳先生拿出罗盘，测准方位，称“坐字”。所谓“坐字”，即下葬前根据亡者生辰八字及亡故时辰，查对一本叫《三吉》 (永吉、象吉、协吉)的阴阳典籍，结合当地自然环境(风水)，选取八卦中壬、子、癸、丑、艮、寅、甲、卯、乙、辰、巽、巳、丙、午、丁、未、坤、申、庚、酉、辛、戌、乾、亥等24字中一个吉利之字坐之，如24字全不吉利(即山不利，约占1％)，则不可立即下葬，须另选地方暂厝起来，待“山利”后再埋。如山利，坐字之后，再将棺材用绳索缓慢吊人墓坑，并由长子背棺材头，将其在绳索落地前放在阴阳所坐之字上，然后揭去棺盖，置于棺材一侧(只有柏木棺材可不揭棺盖，当地人认为一般木材容易腐朽压着尸身)，点亮墓窑灯，孝子及阴阳先生撤离墓窑。向墓坑中填
土是整个葬礼中最悲痛的时刻，孝子们号啕痛哭，唢呐呜咽奏鸣，鞭炮噼啪作响，一般亲朋都会掉泪。填坑时，一孝子留在坑中，用土块封堵墓窑口，并用双脚轮换踏实虚土。墓坑填平后，再堆墓冢，将哭丧棒插在冢尾。哭丧棒与孝子数相等。第一排为子辈，第二排为孙辈，以此类推插棒。路人观看哭丧棒，便知亡者有几辈子孙，及各辈之人数。下葬后，坟后用土墼垒成小屋状，将纸活连同守灵铺草一起在坟旁焚化，子孙恸哭哀悼。葬礼毕后，来人从原路返回，接受主家招待。子女一连7夜或49夜都要在坟头点灯。 领羊 新丧、三年或迁坟时，本家及女婿、外甥等亲戚牵一只或数只羯羊置于灵前，一个个分别以水淋湿羊头、羊背，由一人或数人说出亡者生前未尽之心愿，如羊抖动全身湿毛，水花四溅，则说明死者心愿已了，“领羊”成功。经反复淋水，也有极个别不“领”之羊，只好作罢。 “领羊”后，众孝子叩头恸哭，表达哀悼之情。凡给亡灵“领”过的羊，一般不再豢养，或卖或宰杀作为供饭孝子不得食用此羊之肉。 攒三 新丧者埋葬后第三天，孝子来到坟前烧纸焚钱。每人向坟冢攒三锨土，将锨放在地上(忌直接将锨递给另一人)，围绕坟冢走一圈，称“攒三”。攒三时，换服的孝子脱下孝衣、孝帽，在火上燎一燎，并撕下一小块孝布烧掉，孝衣布便可作他用。
烧七
烧七即“过七”，从老人死亡之日算起，每七天作一个祭奠的日期，称作“烧七”。第一个七天叫“头七”，第二个七天叫“二七”，以此类推，直到七七四十九天的最后一天称为“尽七”。烧七时，孝子们要到墓前焚烧冥纸冥钱，恸哭一场，以示哀悼。此为小祭。
百期
死者亡故后100天，孝子要上坟烧化冥纸冥钱，或将死者亡灵请回家中祭奠。此亦为小祭，也称“百日”。
周年
周年分头周年、二周年和三周年。头周年、二周年皆为小祭，只是头周年规模稍大一些，但均只限于本家和出嫁的女儿等极近的亲属之间。届时，主家将亡灵请回家中，设立灵位，焚化纸钱，以表纪念。三周年最为隆重，一般都要过大事，搭设祭棚，请鼓乐手、阴阳班子打醮念经、呈献纸活、花圈等。旧时，家中有长者亡故时，子孙三年内不准身着彩衣，不行娱乐，不能酗酒，不许欢笑，表示有重孝在身，待三年孝满后方可恢复正常。现时，除三年内本家不贴红对联外，其他多不甚讲究。
打醮
民间老年人亡故或三周年时，多有打醮习俗。据说。打醮能帮助亡魂消除生前罪孽，早升仙界，又可使本土安宁，合家康泰。凡打醮．必请两班人马，即阴阳班子和响手(鼓乐手)班子，较隆重的还要请两名先生。
醮事活动的主角是阴阳班子，其成员大多5人左右，有身穿法衣、戴法帽、手持笏板的法官，有摇动铃铛主念经的教头，有身兼数职的司鼓、司锣、司铰、司钹、司笛者。若遇新丧，阴阳先生先看茔地，安排人员及时打墓，以便按时埋人，接着，一边做纸活(也有买现成纸活的)，一边设坛起醮做法事。当地纸活主要有七星件、大团院等形式，有纸人、纸马、猪、羊、鹿、鹤、瑶楼、牌楼、大门、上房、厢房、天棚、墙子等式样，从七八件到数十件、上百件不等。打醮的程序相当烦琐，包括寨路、挂符咒、设神位、展像牌、清坛、扬幡、敬表、出榜、铺经、请神、迎供、泼散和早、午、晚诵经及设狱场、破狱、招亡魂、肃坛、送神、倒幡、谢土安神等等，一般3—7天。
当地阴阳先生通常所念经文有《解罪消愆皇经》、《消劫救世真经》、《佛说三藏经》、《大乘经》、《亡灵赞》、《十王真君宝经》等经、赞、偈、诰、咒等近百卷，数十万字，其内容大多劝善。最能体现道家“空”、“无”思想的经文当数《太上老君说常清静经》。
打醮时所请响手班子，最少两人，多者可达七八人，有唢呐、祭呐、长号、二胡、鼓、锣、铰、钹等。阴陌每念一道经，每行一次文，响手班子必有一段吹打，相互配合，紧凑热烈。念念唱唱，吹吹打打，既是民俗，又具娱乐色彩，尤其是主祭的当夜，主角由阴阳班子转移到响手班子，其场面十分壮观。孝子及所有亲眷、晚辈通通跪于祭棚前的院中，唢呐手一边吹奏，一边在人的空隙间来回穿梭，俗称“游逝”。其间有人还横一条板凳或垒两条长凳，让唢呐手于吹奏间从上跃过，以增加祭奠的气氛，主家要送上一定数量的赏钱。孝子轮流进入祭棚行文叩祭，响手班子变换曲调吹奏，往往通宵达旦。村子里的人多来看热闹，主要为欣赏响手班子演奏的优美曲牌。当地打醮最常用的曲牌有《祭灵》、《吊孝》、《辞朝》、《皈依》、《抱灵牌》、《哭长城》、《终南山》、《柳生芽》、《柳青娘》、《山坡羊》、《三起三落》、《雁落沙滩》等，其曲调如泣如诉、忧忧怨怨、凄凄哀哀，动人心魄，催人泪下。其中《雁落沙滩》最为脍炙人口，各地均有吹奏，但曲调不尽相同。 “先生”是官宾事的主角，最受人尊重。过普通事一般请两名先生，一人担任“通官”，一人担任“引官”，主要任务是撰文和行文。不请先生时，其任务由阴阳承担。早年行文均有固定程式，如子女祭父文、祭母文，多讲父亲的一生辛苦，讲母亲十月怀胎的艰难。曾孙祭太爷则用诙谐风趣的耍笑语调行文，于白事中制造喜庆气氛。由于是通行文，故不涉及亡者个人的经历。如今先生行文，除沿用
以往起承转合的格式之外，多以亡者生前事迹及家族有关历史为素材，用韵文编写祭文，切合实际，有启迪和教化作用。 附：《XXX祭父文》
维公元二OOO年岁在庚辰古十月望日，次子XX谨以香帛酒醴， 刚烈柔毛，肴馔庶馐之仪，致祭于父亲老大人之灵位前日：
呜呼!吾父大限， 一疾归仙。次子XX， 叩拜柩前。父灵有知，细听儿言：
盖闻孝为百行之首， 以孝为先，如树木之发达，必先固其根本，而后枝繁叶茂，花开果结，绵延不绝；如水流之长远，必浚其源泉，而后川流不息，东归大海。古言之道：天留日月，佛留经卷，草留根苗，人留子孙，理之皆然。父育儿孙， 一世劳艰。儿怀父德，终生感念。教诲之言，铭记心间。叹天地之悠悠， 日月之更替，星辰之变幻，云蒸霞蔚， 润物泉出， 沧桑轮回，周而复始， 无穷无尽。唯父仙逝，一去不返!再听教诲，永不能焉。追念父恩，万语千言。临文涕泣，泪湿重衫。 民国三年，父降人间。家大口众，七兄在先。祖叔几人，苦种薄田。养家糊口，倒也安然。光阴如箭， 日月梭穿。一十五年，晃如瞬间。一九二九，大难之年。政府昏暗，世道紊乱。土匪陶三，恶贯盈满。抢劫杀戮，惨绝人寰。 匪众三百，豺狼一般。X家堡子，终被攻陷。祖父坠崖，腰椎摔残，瘫痪扑地，命丧刀尖。二叔年盛，奋力逃窜。健步如飞， 已上高山。土匪残暴，乱枪围歼。英年壮汉，饮弹蒙难。 X氏一门， 四命归天。土匪绑票，拷要银元。举家悲愤，含恨忍冤。 当田卖地，家产耗干。八百响元，赎人回还。吾父年幼，亲历劫难。侥幸保全，心惊胆寒。身经磨难，倍增识见。 X门老户，古风流传。世世代代，为人和谦。父受祖训，勤劳节俭。二十四岁，又逢灾难。伯父早逝，祖母康健。弟兄四人，父列其三。两兄一弟，寡嫂侄男。一十六口，谁来经管?危难之际，父挑重担。合家众口，要吃要穿。里里外外，事事琐繁。耕种收碾，务必周全。钱财经营，不得缺短。吾父为人，襟怀广宽。弟兄妯娌，无有厚偏。发奋创业，精打细算。勤勤恳恳，任劳任怨。殚精竭虑，苦苦熬煎。合家老小，无不欢颜。斗转星移，光阴荏苒。 国民政府，气息奄奄。 四七年间，风云突变。西北战役，就在家园。父任乡长，鼎力支前。组织民兵，放哨查盘。搜集情报，信息频传。征兵纳粮，事事争先。变工生产，年年发展。入党为国，无私奉献。拈香弟兄，培福在先。言传身教，父受其染。高风亮节，为人称赞。革命胜利，解甲归田。为国分忧，率先垂范。一心务农，兴建家园。名利不贪，便宜不占。与世无争， 与人为善。夫妻和睦，子孙繁衍。治家有方，克勤克俭。六O年间， 国家大难。亿万斯民，啼饥号寒。吾父英明，早作打算。 多种经营，小有积攒。虽遇困难，却无大险。妻子儿女，少受饥寒。数十年间，风云变幻。遇事不惊，方寸不乱。*武斗，彼此相残。左派右派，互相攻讦。斗人害己，全国大乱。吾父心明，决不与参。平安度日，处之泰然。唯教子孙，从不间断。言教身教， 日日为先。供我读书，将心操烂。读书有成，父心喜欢。步入
政界，父又心担。每每返家，苦口良言。为人处事，公正洁廉。不谋私利，不贪不占。光明磊落， 忠心一片。儿念父训，铭刻心间。为官一任，干事一番。为民解难， 实事实办。虚名不图，假事不干。一步一印，才到今天。 老父啊老父，你缓行一步，再看儿一眼，儿孙为你把光添。
呜呼!吾父大限，一疾升仙，再难相见!人生莫过两宗怨， 生离死别揪心肝。
时值冬月，松林寒涛，月夜断肠，瑟瑟悲风，莽莽荒原，土厚水深，父恩如山。天地之气，钟之于人，生而为英，死而为灵，为忠为义，凛然正气，铮铮铁骨，肝脑涂地，无悔无怨! 呜呼哀哉，伏兮尚飨! 这就是临潼丧的一些情况，中华文化的冰山一角。临潼的山，临潼的水，证明了一曲奏不尽的丧俗文化，铸成了一部文化的史诗。骊山悠悠，渭水悠悠，王地悠悠。
第19篇：钱穆 中国历史研究法 书评
以史为经，以文为玮
——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书评
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2001年6月，169页，ISBN7-108-01529-
3【摘要】 \"若一民族文化之评价，与其历史之悠久博大成正比，则我华夏文化，于并世固当首屈一指。\"①钱穆先生如是说。钱穆先生自局势动荡的三十年代开始，一直站在维护中国文化的立场上，从中国的历史著眼，肯定中华民族文化的地位，反击\"西化\"论者贬低本族文化的论点。始终致力于通过对中国历史的全面考察，阐述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和特质，强调中国文化的长处和价值，以重振民族的信心。
【关键字】文化、爱国主义、责任感、创新
自\"九一八事变\"开始，国内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给史学界带来了强烈的思想冲击。钱穆先生也逐渐改变了治学的方向，把治学重心由“考史”转为\"著史\"。他的大部分著作，都是在讲稿的基础上写成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就是其中之一。本书由钱穆先生1961年在香港的8次演讲汇集而成，应东北沦陷后教育部要求开“中国通史”课程的要求，以通史和文化为其总题，分政治、社会、经济、学术、人物与地理六个分题，并以文化这一总线索贯穿始终。通读此书，不难看出钱穆先生深厚的历史修为和文化底蕴。无论是内容形式，还是思想深度，以及蕴含其中的学术价值和人文价值，都具有极大的参考、借鉴意义。由于钱穆先生本身就是一位具有强烈民族优患意识和历史文化意识的学者,更为此书注入了潜在的人格魅力。
一． 形式和内容
1.内容全面具体，详略有当
本书虽然仅仅八讲，却涵盖了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方面，并时刻穿插着对中西历史文化，发展背景，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的对比介绍，并在每一讲中都详略有当的阐明钱穆先生的学术思想，研究方法，表现钱穆先生的人格精神和思想情怀。
2.逻辑清晰，层层递进
本书开宗明义，以“中国历史文化大义”贯穿始终，总讲题为如何研究中国史，并在全书的每一讲都始终渗透着文化这一总主题。不仅如此，作者在前一讲中提出的问提，还会在
后几讲中有进一步的补充和拓展。如作者在第一讲中提出注意研究历史的特殊性，变异性，和传统性，那么在后几讲中我们就会看到作者有进一步的补充阐释。全书在每一讲中都遵循着提出问题、阐释问题、概括总结、提出方法这一总的行文思路，清晰易懂。运用演绎法，归纳法等，条分缕析、层次分明、自然而然地得出结论，并给读者留下一定的思考的空间。
3.恰当的运用表现手法
作者在一些具体问题上用的比喻新颖独特，使得晦涩的问题变得形象具体，浅显易懂。
②如作者以“西洋历史如一部剧，中国历史像一首诗” 这一比喻来说明西洋历史和中国历史
③一个是划分开来，各有起讫，另一个则是前后相承，不可分割。而以“七巧板”的板块移
动规律来比喻历史文化变迁须有步骤，有选择则更是巧妙。作者还常用设问手法，以给予读者更多思考的空间。对比的手法更是贯穿始终，中西文化、地理、经济、习俗传统、宗教等的对比，历史人物之间的对比，不同的历史名词，命题的对比，借此辅助作者更好的解释文章的内容和思想。而举例论证方法的大量运用更使文章的议论紧凑严密。
二． 思想价值
1.宣扬爱国主义传统，彰显民族精神，强调“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作者在第一讲和附录中就说道：“每一个国家的公民都应该知道些关于他们自己本国的历史”④“要做一个真正的中国人，我想惟一的起码条件，他应该诚心爱护中国。这不是空
⑤空洞洞的爱，他应该对中国国家民族传统精神传统文化有所认识了解。只有这样才能认识
历史，不至于盲目崇拜其他民族的文化，导致民族虚无主义的泛滥，才能看清祖国的未来。作者指出，甚至远在欧美各地的华侨，都能赤手空拳，凭他们的一份智慧技巧和劳力血汗，争取生存，甚至头角峥嵘，这说明我们中国国民不折不挠的民族精神已经我们中华民族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作者借此启示我们要热爱自己的祖国，继承和弘扬民族精神。作者提出：“中国历史所以能经历如许大灾难大衰乱，而仍然绵延不断，隐隐中主宰此历史维持此命脉
⑥者正在此等不得志不成功和无表现的人物身上”“甚至许多无表现无作为的人物，便知今
天的天下兴亡，我们也是在责难逃。”作者列举了如此多的人物、史实，就是为了说明，即使不得志、不成功、无表现，我们每一个国民也有责任承担起祖国复兴的重担。
2.弘扬民族文化，争取文化认同，重建文化自信
此书中作者强调各个历史都有它的独特性，都有它存在的独特价值。为了证明中国文化的独创性，作者列举了中国的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全国皆兵、军人不干政的军事制度，赋税制度、盐铁官卖、节制资本、调节物价的经济制度，地方自治，藩属统治制度，科举考试制度等历史上先进的制度，呼吁国民认同、尊重并重视我们的民族文化并以此为骄傲。建立对本民族文化的自信心。 作者认为那些说“中国一切都落后，在现代世界潮流下，一切
⑦历史人物传统政制，都不值得再谈了”的观点是必须否认的 。作者更强调说“世界上唯有
⑧中国人无地域偏见，无民族偏见，而能高揭一文化大理想来融通各地域，调和各人群”。
作者以坚定的语气告诉我们中华民族文化既以强大的融合力延续了数千年，它独特的个性和价值是无法被取代和轻视的，中华民族的国民重建对本民族文化的自信心是应该的也是必然的。
3.拒绝全盘西化，坚持对民族文化的继承与创新
作者强烈呼吁近代的中国人，不必因为一时科学落后，就全面否定本民族文化，全盘西化，我们的文化是坚韧性最大，持续力最强，推拓力最大，融化力最强的文化，自有其存在
的价值和借鉴意义。作者提出“我们要重新创建新历史、新文化，也决不能遽尔推翻一切原
⑨有的旧历史、旧传统，以为只盲目全部学习他人，便可重新创造自己”“我们偏要勉强学
步，则所谓落后，便真成为落后，而无法追上了。故中国今后最要急起直追者，却不是追随西方，乃在能追随中国古人那一种自创自辟的精神。”⑩说明我们不必全然抄袭模仿西方，可以采人之长，补己之短，采取扬弃的文化交流方式，在借鉴其他民族优秀文化的同时亦不能将自己的优良文化传统一笔抹杀。作者还借经济史上之种种发明，如钞票，近代山西票号之信托制度等金融措施，来增长国人对传统文化的自信。启示我们可以在经济制度、经济政策、经济思想上，自己因地制宜，别有建树。作者更是以身作则，给读者示范了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的实例。作者一反西方规定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根据中国独特的历史文化传统，创造性地提出自己的看法。根据中国社会之最特殊之处，根据中国社会中同时有士、农、工、商之四民，称中国社会为“四民社会”。又根据社会中士的地位之变动将中国社会再细加划分为“游士社会”“士族社会”“门第社会”“白衣举子社会”“科举社会”，作者在继承的基础上进行创新，而不是一味抄袭，牵强比附。为后继者做了好榜样。作者强调，任何一文化系统，必有其优点与长处，当然也必有其劣点与短处，不能说专对自己寻瑕求玷便是好。要保留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却粗取精，去伪存真，采取扬弃的态度，在继承的基础上吸收其他民族的优秀之处，进行文化创新。作者对“西化论”和民族文化虚无主义作了坚决批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振兴提供了有理论参考价值的新方案。
4.呼吁历史学者和历史教育者树立使命感
1）对历史教育者
作者呼吁广大历史教育者“应该澄清当前流行的一套空洞浅薄乃至于荒谬的一切历史叙述。我们应该设法叫我们中国人知道真正的中国史，好让他们由真正的知道，而发生真正的情感。”11作者衷心希望“全国史地教育界同仁，固当益自奋励，肩此重担。而在提倡史地教育的行政长官，以及关心此问题的爱国学人，则希望不断地给与我们以鼓励与助力，乃至于给与我们以宽容与期待，莫要把此事业看轻易了”。12
2）对历史学者
作者呼吁更多的历史学者致力于先生历史研究和史学著作的创作。“旧史翻新的工作，我们也没有人认真去做。我们前一辈的未尽责任，将这些任务都卸给我们。我们如再不尽责，这也是一时代悲剧，总该有人来负起此责任的。13”并进一步之处史学学者的责任是指出中国历史以往之动态，即其民族文化精神之表现。作者希望史学学者能够从现在做起，不再犹豫和迟疑，主动承担自己的责任，树立弘扬中国历史的使命感。作者对历史研究的现状充满忧虑，“目下由于写的人少，看的人也少，史学变成独家冷门货，无可选择，也无从评价。这须要有人多写，多比较，自然可望不断有更好的新货新花样出来。”14呼吁更过的人热心于史学，贡献一生精力来研究中国历史，希望能为中国新史学号召起一批自告奋勇的义勇军。
3）钱穆先生的学术建议
钱穆先生提出了许多需要进一步探讨的历史学术问题给予广大的历史学者们以参考和借鉴，并衷心希望这些问题能够得到重视并最终得以解决。如在第二讲中提出的“就清代之藩属统治言，亦尚有中国传统美意在，实在还值得今天我们来再行研讨”“可见中国历史上的兵役制度，直到今天，亦仍有现代性世界性之意义，而值得再加研究”15的建议；还有在第三讲中提出的“鄙意若要研究中国社会史，除正史外，最要材料，若能用中国的地方志与家谱配合参究，必然可能有许多宝贵的发现。所以特地在此提出，请诸位有志作此项研究者注意。”16的建议。给予学者们提供参考。除此之外，作者还在治学态度上对历史学者们进行启示，“昔人治史，先从一方面再转别方面，久之各方面俱到。今治国史，苟能于政治制度上，或于食货经济上，先事寻求。事实可以范围理论，而理论不足以改变事实。超越事实
空言理论，则理论尽可有千百样不同，而事实则只此事实。此乃所谓历史，虽千头万绪，不胜浩繁，须虚心耐烦以求认识。”17其实历史学者要有科学严谨的治学精神，有怀疑精神，敢于否定权威，实事求是，不懈的追求历史真相。
三． 缺陷
1.一些极端观点有失偏颇
1）作者的民族本位文化观虽有反对西方资产阶级文化侵略的一面, 但亦有对付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一面。如作者在第四讲中谈到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太过于侧重工商业，而忽
18略了农业，这实是一大纰谬”就不免有些极端。
2）作者在对中西文化比较研究中,对中西文化之异的宏观把握有些地方有失偏颇，有的归纳和总结仅仅停留在中西文化的表层现象上, 没有找到它们的根本差异之所在。而他强烈的民族本位文化立场又导致了他对中西文化时代差异的忽视。
3）作者对西方哲学历史认识思想没有作系统的研究和借鉴, 这使他的人文历史认识思想陈旧落后，缺乏应有的广度和深度, 其中还不乏矛盾和混乱之处
2.不可避免的时代和思想局限性
1）由于作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执着、厚爱, 使他对传统文化的看法过分倾向于理想化, 为此他要求人们应全面地认同传统、肯定传统、回归传统, 因而对传统文化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巨大的负面影响估计不足, 对传统文化根深蒂固的惰性缺乏自觉的、深刻的理性分析。造成了片面性。
2）钱穆先生将西方学术文化视为一种物质性的文化，是低于中国道德精神性文化的，“他把道德的终极人文价值视为道德在历史文化发展进程中的决定力量, 实际却是贬低了科学与物质经济力量在人类历史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 最终走向了唯道德主义”。19因此对西方学术文化思想很少吸收，且常作贬低。反映了他思想的时代和民族局限性与保守性。
钱穆先生在时局动荡之时，为弘扬民族文化，鼓舞国民爱国精神，增强国民文化自信，谱写了这一“以史为经，以文为纬”的伟大篇章，尽管由于时代和思想局限性，还存在许多不足，然而，只是给予我们的坚持爱国主义，弘扬民族历史文化的启迪，就足以让我们受益终生。 ①钱穆《国史大纲》\"引论\"（台北﹕商务印书馆，1995），上册，页1。
②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第3页。
③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第142页。
④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第1页。
⑤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第161页。
⑥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第110页。
⑦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第31页。
⑧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第122页。
⑨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第36页。
⑩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第74页。 11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第167页。 12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第169页。 13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第14页。 14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第15页。 15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第29页。 16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第51页。 17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第154页。
18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第59页
19中国知网《浅谈钱穆史学方法论思想的现实意义》刘博雷 葛利荣 刘叔才
第20篇：防洪思想的历史研究与借鉴
防洪思想的历史研究与借鉴
周魁一谭徐明
摘 要 20世纪初叶以来，迅速发展的工程技术带来防洪的新形势和新观念。在与洪水作斗争的进程中，尽管调控洪水的能力不断提高，但是洪水灾害的损失仍不断增长。世界各国为此都在进行减灾战略的新探索。中国传统治水思想中蕴含的人类社会发展要适应洪水规律的认识，今天仍然散发着科学的光芒。水利史研究提出了灾害双重属性的科学概念，认为在进一步提高工程防洪能力的同时，人们应当积极寻求适应自然规律的发展模式，建立社会化的防洪减灾保障体系。关键词 洪水灾害 双重属性 社会因素 自然因素 减灾策略
在历史时期，随着社会的进步，人类对洪水的调控能力越来越大。但是，洪水灾害的危害却有增无减。近代以来，世界各主要洪水国家在防洪方面的投入逐步增加，洪水预报以及对洪水调控的工程能力有显著的提高，但是灾害损失非旦没有得到控制，却反而大幅度地增加了。怎样认识这种表面矛盾的现象？对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类自身的社会活动对洪水灾害的影响，有必要拓宽认识，转变观念，以改进我们的应对措施。
一、贾让治河三策及其卓越的自然观
西汉年间，自汉武帝时期开始，黄河接二连三地在下游泛滥横流，使西汉王朝一筹莫展。黄河安危成为朝野关心的国家大事，陆续提出过多种工程治黄方案。大约在公元前6年，贾让提出治河三策，这是流传下来的最早的治理黄河的规划方案，并以其适应洪水规律以减轻水灾损失的主张独树一帜，对后世有重要影响。
贾让在其治河对策中首先分析了黄河演变的历史。他指出，古代的时候，河有河的流道，人有人的住处，各不相干。到了战国时期，各国为了各自的利益，开始在两岸筑堤防洪，虽然这不是好的办法，但当时黄河两岸堤距达50里，洪水尚不至于被束缚得过分严重。然而此后情况进一步恶化，老百姓贪图黄河肥美的滩地，逐渐在堤内加筑民埝，圈堤围垦。围垦一再深入河滩，以至大堤之内又有好几道民堤，严重阻碍行洪。可见，由此造成洪水泛滥，房屋田产被淹没，首先是人们盲目发展造成的。在此分析的基础上，贾让提出了治河上、中、下三策。
上策的想法是，摆脱目前黄河河道高耸狭窄的困难局面，另外开辟一处宽广的场所容纳黄河洪水。具体方案是将黄河改道西行，在当时的黄河和西面的太行山麓之间的宽敞地带北流入海。这一地区是冀州的辖区，为此，要把冀州的百姓迁移出来。搬迁费只相当几年的黄河岁修经费，不难解决。他认为这是根本消除黄河水患的办法。贾让的中策是上策的修正，照顾了防洪、灌溉和航运的需要。他认为中策虽然谈不上是圣人的做法，但也是“富国安民，兴利除害，支数百岁”的治河良策。贾让认为的下策是坚守目前狭小和混乱的黄河堤防，朝廷每年为治河花费大量经费还难免决溢。
对于贾让治河三策，后代有不同评价，明清间争论尤多。邱浚(1420～1495年)认为：“古今言治河者，皆莫出贾让三策。”而嘉靖十五年(1536年)刘天和则认为贾让上策和
中策都不可行，邱浚的评价不足为据。清代夏骃称赞贾让治河有术，“虽使大禹复出于此时，亦未有不徙民而放河北流者，安得不以上策哉”。而河道总督靳辅则讥讽贾让说：“有言之甚可听而行之必不能者，贾让之论治河是也。”或予以肯定，或予以否定。而在批评贾让具体治黄措施之后，靳辅同时强调指出：“（贾让）所云、疆理土田，必遗川泽之分，使秋水多得有所休息，左右游波，宽缓而不迫，数语，则善矣。”又从治河思想的角度肯定了贾让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社会发展与河流洪水规律相适应的自然观。
中国古代提出治水自然观理论的并非贾让一人。北宋时黄河堤防频繁决溢，治河思想非常活跃。宋代的大文学家苏轼(1032-1101)在一篇“禹之所以通水之法”的文章中提出：“治河之要，宜推其理而酌之以人情。河水湍悍，虽亦其性，然非堤防激而作之，其势不至如此。古者河之侧无居民，弃其地以为水委。今也堤之而庐民其上。所谓爱尺寸而忘千里也。故曰堤防省而水患衰，其理然也。”虽然废弃堤防而任水所向的办法不可取，但治河之要“宜推其理而酌之以人情”的话，却道出了洪水灾害的发生并不单纯和洪水发生的“理”有关，同时他也注意到社会发展这个“人情”对河流和洪水的影响，这是极有见地的。
元代也有人坦言：“黄河涸露旧水泊”地，多为势家所据。忽遇泛溢，水无所归，遂致为害。由此观之，非河犯人，人自犯之。”也就是说，不是洪水危害居民，而是居民住到容蓄洪水的地方去自找灾祸，说得更为直截了当。
这些认识和贾让如出一辙，都是在单纯运用工程防洪措施几乎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提出的。看似消极，实际上包含着人类发展要主动积极地适应洪水客观规律的合理内核。当然，随着人们调蓄洪水的工程能力的不断提高，适应洪水的规模和形式也会有所不同。
二、中美防洪背景的比较和工程防洪作用的评价
20世纪50年代末美国科学家首先注意到，20年代以来大规模兴建防洪工程，但是高坝大库并没有遏制洪水灾害上升的趋势，由此而提出了工程与非工程相结合的减灾策略以及洪水保险的社会保障措施。这些认识和举措此后被许多国家所接受，并用以修正各自的防洪方针。
我国的防洪部署此前仍专注于主要依靠调控自然态洪水的工程技术措施建设。例如，1991年淮河和太湖大水损失400多亿元，这个损失是在没垮一座坝，骨干堤防没决一个口的情况下出现的。说明防洪工程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未能抑制灾害损失的增长。那么，事后所拟订的减灾对策如何呢？仍主要是建坝、修堤、疏浚河道和提高洪水预报精度等措施。这些防洪措施是必要的，但显然又是不完全的和不充分的，因为它忽视了规范社会发展以适应洪水规律的方面。
防洪社会化建设对我国尤其重要。试与美国比较来看，我国的地理环境对于防洪来说存在以下不利条件：①美国受洪水威胁的区域只占国土面积的7%，除萨斯奎亚纳河流域和环大西洋滨海地区外大多不和经济发达地区重叠。而我国有水灾的地区占国土面积
的60%，且经济发达地区大多位于占国土面积8%和占工农业总产值60%的七大江河中下游平原。②美国人少地旷，可以保留较多的河流下游湿地，洪水回旋余地比我国充裕。我国由于人口压力对湖泊和河滩地的大规模垦殖，显著削弱了洪水的调蓄能力。③美国的河流年际和年内分配相对来说比我国均匀，而且水库蓄水能力也比我国大。其本土河流的年径流量约1.7万亿ｍ3，已建水库库容达1万亿ｍ3，可控制的年总径流量达60%。我国大陆流入太平洋水系各河年总径流量约2.0万亿ｍ3，已建水库总库容为0.45万ｍ3，可控制年总径流量的22%。④我国河流含沙量之大在世界名列前茅。据统计，每年进入河流的泥沙约35亿ｔ，其中40%淤积在河流、湖泊、水库和泛区中。泥沙淤积持续削弱已有的工程防洪能力，因此，即使维持一定的防洪标准。也需要不断提高和增修新的工程。
可见，与美国相比，我国气候条件和地理环境对防洪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工程防洪任务更重，控制洪水的能力亟待提高。但是美国的经验也表明，如果只注重工程防洪能力的提高，即便达到了美国那样的标准，仍然不足以有效制止灾害增长。
1980年发表的《美国防洪减灾总报告》指出，“美国在此前60年间用于救灾和防洪的投资达数百亿元，但洪水灾害一直是呈上升趋势„„表明防洪工程和减灾措施没能达到预期的目标”，并得出了实施减灾社会化建设的新策略。1993年美国密西西比河大洪水，洪水之后联邦政府洪泛区考察委员会和陆军工程兵团进行了水灾调查和防洪规划评估，提出《分担挑战棗21世纪洪泛区管理》和《洪泛区管理评估》以及1999年发表的美国国家科学基金项目《人类规划的灾害棗美国自然灾害评估》，都进一步强调了洪泛区的社会经济发展要适应洪水规律，以及减灾应与流域生态环境保护相协调的原则。以美国的工程防洪条件和经济实力尚且需要调整防洪方针，实施减灾社会化，何况我国。当然从另一角度来看，我国的人口密度远大于美国，洪泛区又大多与经济发达区域相重叠，防洪减灾社会化体系建设将会比美国有更多困难，但也将有更为显著的效益。以往的防洪方针主要是针对自然态洪水，认为只要控制了洪水解决了灾害发生的条件，就可以控制灾害的发生。实际情况和后果都未能尽如人意，不仅如此，在近几十年中，我国主要江河防洪形势还发生了意想不到的改变。例如，造成1998年长江中游防洪严峻形势的关键在于，1998年长江洪水量级小于1954年大水，但中下游水位却普遍高于1954年，有360ｋｍ河段最高洪水位超过历史最高水位。换句话说，由于河情的改变，被视为中游防洪关键的三峡工程还未发挥作用，设计防洪标准已经降低。防洪形势的这种改变并非长江所独有。黄河1996年花园口站7800ｍ3/ｓ 流量相应的水位，比1958年22300ｍ3/ｓ 流量下的水位还要高0.9ｍ。淮河干流各站在相同流量下，1991年水位比1954年高0.2～1.2ｍ。1963年后根治海河新开挖的几条泄洪河道，输水流量如今已经分别减少40%～60%。主要江河的河道水文状况发生的显著变化并非由于水利工程不足所引起，反过来说，只注重建设防洪工程并不能阻止江河防洪形势的恶化和达到充分减灾的目的。
历史分析表明，既然近10年的洪水量级比起前几十年并没有特别异常，而水灾损失却急剧增加。可见水灾损失增加的主要原因不是降水异常，而是社会无序发展所产生的负面后果。
三、灾害的双重属性和完善防洪方针的建议
1．灾害双重属性的概念
直到今天，世界各国都将洪水灾害定义为自然灾害，如果由此认为，只要出现异常洪水就将发生灾害，那是一种误解。因为在任何地方，只要有大量降水，就会有洪水出现。至于洪水灾害则只在有人类活动的地方才会发生。在无人的荒漠地带尽管洪水滔天，也无所谓灾害。可见洪水灾害概念应该包括这样的两层含义，一是致灾因子棗洪水，二是承灾体棗人类社会（通常只将人类社会视为承灾体，其实无视自然规律的社会发展也是另一种致灾因素）。两者缺一不成其为灾害。既然洪水灾害是超出工程控制能力所造成的对社会的损害，那么减轻灾害损失就不应单纯从控制自然态洪水着手，还应从调整和规范社会发展以适应自然规律方面去努力。
2．灾害的双重属性与工程和非工程相结合观念之同异
第一，双重属性的概念反映了灾害本质特征的两个方面。减灾的工程措施与非工程措施相结合的观念虽然突破了灾害只是自然变异的局限，但迄今未见到国外对灾害本质属性的全面表述。
第二，目前通常的工程与非工程的划分，是按照工程硬件与技术和管理软件人为划分的，没有实质意义。而基于灾害的双重属性将减灾的途径划分为针对自然态洪水和针对社会两部分：①通过兴建防洪工程、提高洪水监测和预报水平来提高制约洪水、防范灾害的能力；②通过加强国土规划和管理，来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增加社会对灾害的承受能力。概念比较清晰。
第三，提出灾害双重属性的理论认识对完善我国的防洪方针有实际意义。这是由于我国引进非工程防洪概念已有１０多年历史，并在若干方面取得成效。但我们所吸收和应用的大多限于针对洪水的技术性措施。对非工程防洪措施最本质的方面，即调整社会以适应洪水却缺乏理解。因此可能导致一种误区，即一提非工程措施就只考虑到如洪水预报、防洪决策支持系统等技术措施，其实社会分担风险并承担减灾责任更是非工程措施的重要方面。
灾害双重属性的理论认识有两个来源：一是吸收了国外防洪思想的新进展，二是继承了我国治水自然观，即以2000年前贾让三策为代表的改造自然与适应自然相结合的思想。双重属性认识的根本点在于，防洪减灾的目标是以最小的投入，换取最大的减灾效益，而不是一味追求战胜洪水，有助于我们灾害观念和防洪观念的更新。
3．关于完善防洪方针的建议
洪水灾害的社会属性启发我们考虑如何科学地安排国土开发，科学地调整经济布局以适应洪水规律和减轻洪水灾害损失。水环境状况是决定产业合理布局的重要自然条件之一，国土整治的总体规划应当将防洪规划纳入其中，相互协调，统筹安排。然而，《防洪法》第九条对这两个规划的关系是这样规定的：“防洪规划应当服从所在流域、区域
的综合规划。”防洪规划服从综合规划的基本考虑可能是，综合规划提出发展目标，防洪规划通过工程技术手段予以保证，反映出人们力图主宰洪水和单方面发展的欲望。这个欲望是否切合实际？由人编制的防洪规划可以服从综合规划，但是洪水是否也就跟着服从呢？无疑防洪工程建设可以提高综合发展规划的保障程度，然而水灾损失不仅决定于洪水的大小，而且往往由于缺乏对社会经济发展布局的合理规划和有效管理而大为增强。由此可见，要减轻洪水灾害也要适度节制和调整社会发展的需求。
世界主要水灾国家水灾统计数据表明，在经济发展和人口增加的形势下单纯依靠修建防洪工程提高防护标准已经十分困难和代价昂贵。经济有效的减灾途径有二：第一，要继续修建防洪工程以制约灾害的发生；第二，调整和规范社会发展和改善生态环境，以减轻灾害发生时的损失。两者相辅相成。1998年长江和嫩江大水之后，上自国家首脑，下至社会各界无不举出诸如水土流失、围湖造田等等有碍防洪的种种失误。可见对水灾成因和对策的总结，人们已经从单纯着眼于对洪水和防洪工程的关注，将视野扩展到经济发展、生态环境和国土开发的影响上。应把防洪减灾作为国土规划的前提条件和组成部分，进一步制定长远的治水总体规划，建设社会的防洪安全保障体系。当然这不是可以一蹴而就，但又是必须从现在就要开始部署的问题。事实证明20世纪只看重工程防洪的方针需要修正，应该借鉴历史经验，调整和制定适合我国国情的21世纪防洪减灾方略。
在防洪减灾中处理好社会发展与洪水的关系。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以往只把人类生活的地理环境看作人类活动的外在的消极的和基本稳定的场所，而忽视自然界对人类社会的反作用。特别是现代，人类对自然的干预已遍及全球，其强度也大大超过前代。与此同时，自然界对人类社会的反作用也显著增长。因而在防洪减灾中尤其要主动地研究随着人类社会强烈扰动和改变着的自然界自身的进化过程，自然界是如何反过来影响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不能等到自然界报复降临之时，再去寻求补救的办法。
灾害双重属性的理论进展表明了历史研究的价值。今天，虽然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是古代不能企及的，但人们对现实世界和人类社会的认识却远远没有完结，人们对于历史的认识也在不断地深化。科学每前进一步，再回过头来看历史，也总会有新的发现和新的理解。可以认为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对古老的历史学科提出了新的要求，同时它又为历史研究的深入提供了比过去先进的方法和手段。换句话说，科学的发展非但不应该排斥历史，相反地，把历史的经验和信息科学化，正是科学所要完成的重要课题。历史发展没有止境，人们为丰富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而进行的历史研究也没有止境。 （作者周魁一为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教授，谭徐明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