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击地沟油需社会合力
日前，浙江金华10•21特大新型地沟油专案实行收网行动，捣毁了一条新型地沟油熬制、收购、转销的利益链条。经媒体报道，百姓才了解到，除了餐厨垃圾可以通过简单加工制作地沟油外，一种由劣质、过期、腐败了的动物皮、肉、内脏经过简单的加工而成的“新型”地沟油也“重装”上市，流入了部分省份的食品餐饮企业，甚至是百姓餐桌。
从媒体对浙江金华10•21特大新型地沟油专案办理的全过程报道中，人们看到了政府、企业和个人在其间所各自扮演的角色，也更加明确：对于食品安全的监管，三者也必须同时给力，才能使犯罪者无处遁形、无利可图。我们认为，应从以下三方面着手，做好食品安全监管工作：
其一是提高食品加工企业原料监测水平，在企业环节拧死阀门。从目前了解到的多起地沟油案例中可以看到，想要为成规模的地沟油找到“销售”的出口，最终都要通过食用油加工企业这个渠道，如此才能名正言顺地进入市场。应该说，高额的利润可能是这些企业敢于铤而走险的重要原因，但也不排除由于监测水平的有限致使“地沟油”可以乘虚而入，获得“合法身份”的可能。那么，一方面应在查案办理的过程中，加大对销售此类油品企业的惩处力度，让此类企业一旦生产了地沟油产品，便没有继续在市场上生存的机会。从主动被动两方面将“地沟油”拒之食品加工企业门外。相对于零散作案的地沟油熬制个体来讲，对于企业的管控行政成本也是最低的。此外，在食品安全工程建设过程中，建设原料可追溯体系、建立指定驾驶员和车辆运输制度等都可以成为企业管控方面的借鉴。
二是食品安全人人有责，公民有责任也必须敢于站出来说话。此次浙江金华10•21特大新型地沟油专案起初就是由金华市苏梦村村民向当地警方反映附近院子产生恶臭气体，而最终发现新型地沟油熬制和贩卖窝点的。尤其是一位村民无惧可能导致的报复，敢于在荧屏中露面直述可疑情况，更显得难能可贵。
从新型地沟油的利益链条中，无论是以“工业油”为名售出新型地沟油的个体熬油户，还是食用油加工企业中的员工、运输司机都有可能发现其中的罪行。如果在这些环节中的任何人举报该问题，有关部门的处理都将会更加及时。但出于各种原因，这些人都普遍噤声了。在这种情况下，就更需要所有人对于食品安全的监督，对于食品安全工作的支持。因为，每一个人都擦亮眼睛，敢于发声，犯罪者才能无处遁形。
三是在此次浙江金华10•21特大新型地沟油专案办理的过程中，人们看到了执法部门的“有作为”和耐心，将产生于浙江金华的“新型地沟油”的产业链条连根拔起。但由于我国在餐厨垃圾的收集处理方面尚未规范到位，加上地沟油巨大的利益驱使，一些犯罪分子还有可能顶风作案，死灰复燃。因此，政府在做好“堵”、“防”工作的同时，也必须加快制定餐厨垃圾、屠宰场废料等回收制度的步伐。
此外，还要做好“疏”的工作，即如何将由餐厨垃圾、屠宰场废料熬制成的“地沟油”变废为宝、化害为利，引向生物燃油，利用于工业等相关领域。让“地沟油”不再人人喊打，产生其应有的价值，才是最终也是最美好的愿景。
先进人物道德引领价值
先进人物一直是道德建设的主力。改革开放以来，涌现出了一大批先进模范人物，从张海迪、李素丽、孔繁森，到徐洪刚、许振超、郭明义，等等。他们大多来自基层，其行为都是普通百姓在生活中看得见、摸得着、学得到的“善行义举”。他们为全社会树立起一座座道德灯塔，发挥着巨大的精神引领作用。
但也必须看到，人们对当前社会道德的整体状况仍有许多期待。当今中国正处于最为深刻的社会转型期，这一深刻社会转型，赋予人们更为广泛的社会道德价值选择空间。而市场经济在带来发展和繁荣的同时，也由于其不甚成熟，而易产生道德失范现象。多位道德先进人物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社会上有的人感到存在问题，但却不知道该怎么解决问题。甚至出现个别声音，一面批评道德滑坡，一面以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怀疑、贬损部分广为人知的先进人物和道德典型。
这些现象背后，潜藏着心态的迷茫，也期待着法律制度的日趋完善、调节机制的不断成熟、监督措施的逐步到位。同时，这也对强大而富有感召力的时代精神发出了呼唤。
为回应社会的这种期待，应及时梳理总结社会道德建设状况，帮助人们看清楚特定历史阶段精神文明建设的曲折性，把握好社会道德发展的基本趋势。这一基本趋势，在先进模范人物身上最能得到体现。先进人物代表了时代的精神和风貌，反映着不同阶段中国社会的主流价值取向。不断去发掘、总结、宣扬代表时代精神的先进事迹，可以让清晰、高尚的道德观成为灯塔；可以让积极、向上的价值观汇成洪流。
同时也要意识到，随着社会价值的多元发展，以及互联网对信息传播方式产生的较大影响，人们对选先进、学先进有了不同认识和理解。比如，现在的先进模范人物不再是单一的“高大全”式英雄人物，出现了更多“草根”典型，只要片刻的闪光或是某一方面实际突出，都可能被社会公众举荐和推崇。
再比如，在有组织的宣传之外，社会大众开始自发寻找和传播道德楷模的事迹。在日常生活中，人们随时能发现先进人物，并及时通过网络特别是博客、微博等载体传播“平民英雄”的点点滴滴，而且往往引发共鸣。
虽然有这些新变化，宣传先进人物依然是新时期加强思想道德建设的有效途径。总结过去的经验，着眼当下的情形，有一点必须正视并重视：先进人物具有说服力、示范力、导向力、感染力，是因为他们用事实说话，用行动昭示，以模范言行来生动诠释其价值理念。
每一个时代，每一个社会，称谓或许不同，却一定都有自己的价值标杆和先进模范。在一个积极向上的社会，对这些标杆和先进的坚守，是社会主流的自觉选择。□文/郑直
恶搞杜甫和“民族底线”没啥关系
近日，河南省诗歌协会会长马新朝就网友恶搞杜甫画像发表声明，称杜甫精神是民族的精神之光，决不允许诋毁杜甫形象。马新朝称恶搞文化、穿越文化不能没有民族底线，不能没有精神之光。（见3月25日《济南时报》）
在网络上“杜甫很忙”的系列画作中，诗圣杜甫时而成了杰克船长，时而成了奥特曼，时而听起了iPod，时而又穿上了女仆装„„令人捧腹。虽然我饶有兴致地看完了所有恶搞作品，也认为这么做有些无聊甚至低俗，但要扣上一顶“没有民族底线”的大帽子，我还是无法认同。
首先我不认为这些恶搞之作，是对杜甫形象的诋毁。唐朝是我国诗歌鼎盛时期，诗人多如天上的繁星，但杜甫却是其中为数不多的堪称道德完美的诗人。杜甫出生社会底层，忧国忧民，没有任何不良嗜好，难怪人称“诗圣”。如此德艺双馨的模范诗人，我想不到网友有什么诋毁的动机。事实上，网友对某个名人的恶搞，有时候是出于对这个人物的厌恶，但有时则是出于对这个人物的喜爱。正如有网友说，“不被恶搞的，就不是大师”。
其次，有人对网络恶搞杜甫一事是过度阐释了。网络恶搞终究不过一种娱乐形式，实在不必过于紧张。网友闲来无事涂上两笔当做消遣，哪里想得了许多？即便是有所不敬，也纯属无心之失，看看笑笑也就过去了，和所谓“民族底线”有多大的关系？恶搞本无事，何必自扰之？
当然，如果网友随手涂鸦，就没有了民族底线，那么必须反思的是，我们的民族底线是不是太脆弱了？一个民族当然不能没有底线，但我从来不认为民族底线维系于某个人或某一群人身上，更不认同将几个网友的恶搞行为拔高到“民族”的高度。
当绝大多数网友把“杜甫很忙”的系列画作当做茶余饭后的消遣时，有人扔出一顶“没有民族底线”的大帽子，大概是出于一种“为尊者讳”的思维。除了顶礼膜拜，不允许有其它形式的解读和任何善意的玩笑——如此森严的文化等级观念，就算是一生都在批判权贵、为民生奔走呼号、和人民群体打成一片的杜甫转世，怕也不会同意吧？
新华社评论员：让雷锋精神照亮心灵
新华网北京３月１８日电 雷锋，一个让人想起便如沐春风般的名字；雷锋，一柄５０年来照亮中国人精神殿堂的火炬。最近一段时间，各大媒体、互联网上关于学雷锋的话题持续升温。这种现象证明：光阴流逝，雷锋形象魅力依旧；时代变迁，雷锋精神价值愈显。
中华文明的长河中从来不乏好人和善举，为何雷锋形象能够格外清晰地常驻人们心间？
做好事不留名，是雷锋精神最突出的标志。休息日参加义务劳动、风雨夜护送大嫂孩子回家、给丢失钱物的群众默默送上车票„„这些看似琐碎的“身边”事，在雷锋看来都是“应该做的”。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正是“身边”琐碎好事的日积月累，体现了雷锋精神的崇高伟大，成就了雷锋形象的可亲可爱。
从身边小事做起，平凡之中见伟大，不仅使人们感受到了“好人好事”对于社会和谐、文明进步的力量，而且向世人展示了人人都可企及的道德高度。雷锋用他２２岁的生命旅程，刷新了“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的千年道德古训，标注了中华优秀传统品德的时代意义。无论社会怎么发展，人们对真善美的追求不会变，人与人之间互相爱护、互相帮助，始终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养分。这种融合共产党先进本色、社会进步潮流、民族传统美德为一体的精神品质，契合了人们对和谐社会的永恒追求。
当代中国涌现过无数先进模范人物，为何雷锋精神能够始终为人们追求和呼唤？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但是，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这段被引述了无数次的雷锋名言，透彻地诠释了雷锋精神的真谛。翻开《雷锋日记》，人们无不为其中流淌的对党、对人民、对祖国真挚而浓烈的感情所打动。从一个孤儿成长为革命战士、共产党员，雷锋从骨子里对党和人民抱有深厚感情。但他时时处处助人为乐，绝非简单地以德报恩，而是因为他对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满怀美好希望，相信作为这样一个国家的公民无私奉献是天经地义，相信人人都献出一点爱，社会主义祖国必然拥有光辉灿烂的前景。
经过３０多年改革发展，中国人民的面貌发生了深刻而根本的变化。面对新机遇、新挑战，使命在肩，光明在前，像雷锋那样对党的领导充满信心，对祖国和人民满怀感情，顾全大局、乐于奉献、团结友爱、守望相助的公民意识就能蔚成风尚，成为推动伟大祖国繁荣进步的强大动力。
毋庸讳言，社会转型期的利益多元和思想多样，会带来人与人之间感情的某种疏离；遭遇困境而得不到及时救助的一些个案，更引发了新的“道德困惑”。然而，只要人们不带偏见地看待这个问题，就会发现，爱心与善举从未在我们身边消失。从上世纪８０年代的张华、朱伯儒，到当代雷锋郭明义和以“最美妈妈”吴菊萍为代表的“感动中国”系列人物，无数后来者续写着雷锋精神，更为雷锋精神注入新的时代内涵。无论是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的生死大救援，还是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期间志愿者的默默奉献，或义无反顾、慷慨壮烈，或兢兢业业、任劳任怨，无不闪现着雷锋精神的时代光华，证明着雷锋精神的现实意义。
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今日中国，人们需要更加富足的物质生活，也需要建设更加美好的精神世界。一个物质与精神同时富有的社会，才是人类理想的家园。这正是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深入开展学雷锋活动”的时代意义。当学习雷锋真正成为时代强音，就一定能进一步汇聚起人们追求至善至美的精神力量，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更加丰厚的滋养。
雷锋是一个时代的英雄，更是永恒的精神样本。沿着雷锋闪光的足迹前进，每个人都能感受到温暖和力量；亿万人像雷锋那样做人做事，社会就能更加和谐健康地发展进步。追寻雷锋足迹，弘扬雷锋精神，传承中华民族传统美德，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我们必将在收获更多人生启迪的同时，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
最大的慈善是给人尊严
在一张市级大报上，刊登着一张非常大的照片：7个孩子手举很大的“支票”，他们的表情看不出是悲是喜。
这是一个贫困生助学款发放仪式。主办方为了让这张照片更加出彩，花费了不少心血，把支票原件进行了喷绘放大，又制作了横幅，还请来了记者。媒体也非常配合，把这张照片登了出来。
一切似乎都没有什么不对。但有没有想过，这些贫困生心里会怎样想？还可再深一步去问，穷人到底有没有尊严？他们是不是必须要以这种“曝光”的形式来获取资助？
这本来不应该成为问题，只要是人，就应该有尊严。但现在，穷人的尊严成了问题，它非常脆弱，时不时地被人有意无意地羞辱和挤压。
我有一个亲戚，他的女儿今年考取了大学，但家境贫寒，学费无着落。后来，村里的一位干部看到了一则报道，说省城一家媒体正在开展助学行动，每人可以得到5000元助学款，但前提条件是，受助人家境贫穷的材料必须登报。村干部非常热心，写了简单材料寄去，谁知亲戚的女儿不同意。村干部对她说：“这可是5000元钱哪，难道你不要了吗？”亲戚的女儿说：“我宁肯不上大学，也不想登报。”
村干部生气了，骂道：“你是不是想装成富家小姐？你就知道要面子，面子能当饭吃吗？”
这大概是目前普遍认为穷人应该接受的观念。要获得帮助，必须要附加一定的条件，在这个条件里，你不要奢望有什么面子和尊严，这几乎成了一种“普世价值观”。后来，亲戚的女儿没有得到助学款。
在周星驰的电影《长江七号》中，民工周铁将儿子周小狄送进了贵族学校，班主任非常看不起周小狄，不允许他靠近自己。周小狄触摸过的钢笔，班主任会拿出餐巾纸包住。在班主任的眼里，这个穷孩子是一个极其可怜和可以任意羞辱的人。周小狄曾对班主任说：“我想当一个穷人，因为只要一个人有骨气，即使再穷，也会得到别人的尊重。”但对他的宣言，班主任不以为然。
让穷人没有尊严，我向来认为这不是一种简单的市井文化，它往往与社会歧视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是另一种“社会不公”，而且它还与公权力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我看到一则新闻，某市对低保户制订了一个“标准”：不准装空调，不准有电脑，子女不准读寄宿学校，不准养宠物狗，不准装修房子，不能出入娱乐场所„„为了让市民监督这些低保户，这个市竟然决定制作低保户门牌（后来因为遭到反对而不了了之）。
对低保户进行扶持，这本是社会、政府的应有之义，而现在却发展到动用权力，让全体市民来监督低保户，这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在这里，社会对待穷人尊严的冷漠态度，让人慨叹。
慈善似乎成了当下的一个流行语，但慈善的内涵，我们还需要补补课。慈善不应该仅仅是对弱者的物质救助，更不能缺少的是对弱者人格尊严的维护和尊重。
须让慈善文化大于感恩文化
湖北5名贫困大学生，因为“受助无感恩”，日前被取消继续受助资格。这事恰好嵌在我国《慈善法》列入立法计划的消息发布之际，颇受公众关注。
受助无感恩，或者受助者不知如何表达感谢，这不是今天才出现的问题。两年前有位浙江老板资助了百位贫困生，到了元旦没有收到一张贺年卡，这位老板很感慨：“现在学生的道德可能出问题了。”要是追问一下根源，不难发现，根源并不在孩子们身上。在这么一个“幼儿园读小学、小学读初中、初中读高中、高中读大学、大学再回过头去学习幼儿园基础文明”的应试教育环境中，不少受资助大学生没把“感恩”二字搁在心上，我以为太正常不过。而取消受助资格，本质上倒是一种“违约”，这种做法表面看起来有一定的教育、警示作用，其实适得其反。
慈善是平等主体间出于真诚友爱的情怀而作出的善举。这些年来，笔者也一直资助贫困生，一年六七千元，相当于自己一个月的工资。我的想法很简单：把资助他人当作感恩社会的最佳路径。既然“助人即感恩”，那么怎能期待受助者再对自己感恩？所以我通常并不与受助者建立直接联系，他们要表达感谢感恩，向广义的社会去表达就可以了。我深切地感到，我们的社会必须让“慈善文化”大于“感恩文化”，这很重要。
目前我们的大问题并不是感恩文化“欠发达”，而是慈善文化和慈善事业“欠发达”。现在慈善发育水平，确实与经济发展水平很不相称。《慈善法》能否成功生效，关键还看它能否大规模发展民间慈善机构和民间慈善实力。慈善事业不能只依靠政府，它的力量和责任主要来自民间社会。国家倡导和支持慈善事业的强力措施，就是给予税收优惠等政策。《慈善法》也不是用来解决“感恩”问题的，对此捐助者不必感到“很受伤”。且对“无感恩”者哈哈一笑之后，继续您的慈善行动。（徐迅雷）
汇集诚信“微力量”
安徽省城一位送奶工“为诚信而道歉”，可谓字字千金，诠释着民间朴素的“微力量”和诚信观——“因家中嫂子病亡，明天的牛奶暂停一天，后天一起送，敬请谅解。送奶员：王兵。”
14日清晨，他比平日送奶多花了一个多小时，“每送一户，就趴在车上写一张道歉便条”，并留下联系方式，一共写了55张。尽管这一天订户们没喝上牛奶，但都给予理解。订户王女士说：“谁家没个急事，这位送奶工虽然我从没见过面，但用这样的方式给订户一个解释，我觉得值得尊重。”
人与人的尊重，就是这么简单互动，诚信维系。虽说这是件小事情，可也别小看了。不是有“勿以善小而不为”之古训？“大爱”就从点点滴滴的“小善”汇流而成的。“小”中有大，小水滴不断滴下，力可透石。送奶工王兵虽是城市打工人员中的小小一员，但他这55张“道歉便条”字字千金，丝毫不见“人微言轻”。也正是这朴素的诚信与小善，感动了订户更感动了读者，众多跟帖的网友表示赞许，“除了感动，还是感动！”甚至一位网友说：“我这个50多岁的老男人看了这张纸条流泪了。”
其实，类似的事也不是第一次发生了，今年3月10日，杭州拱北的送奶工王芳，因为家庭变故送不了奶，也给200多户订奶户写过道歉纸条，也一样得到社会赞许。这个榜样学得好。为什么只是很小的一件事，而网友们反应这么强烈？这值得深思。现在，人们总感叹社会善良、诚信的人越来越少。诚然，现在太多不尽如人意之事刺激着人们的眼球，忧虑社会道德滑坡、法制缺失，但恰恰又忽视了我们身边各种各样的“小善”，忽视了像王兵这样朴素的民间诚信观。其中一位跟帖者“这样的小事还值得报道”的发问，甚至个别人说这是“做秀”、“炒作”，正反映了对“小善”的轻视。
正因为社会价值观评判标准的一度失衡，甚至畸形的现象存在，我们才更要去彰显民间朴素的诚信力量。道德教育不需要“高大全”，真实朴素，身边随手可得的诚信和德行，才更有感召力。因为诚信与善良，原本是朴素的，不用华丽包装。这位送奶工身上，就散发着一种比牛奶还原汁原味的纯朴。他的诚朴、平凡、敬业、责任心，非常值得人们尊敬。有这样千千万万个“王兵”在发光，是城市之幸。一位网友说：天不亮就听到他们送奶的电动车声，不能见到他们说声谢谢，所以我每次喝完的奶瓶都冲洗一下，算是对他们工作的尊重吧。
诚信送奶工赢得普遍赞誉，起码让我们看到了一种不可忽视的建设诚信和维系诚信的“微力量”。这个微，绝非微不足道的“微”，也非人微言轻的“微”，而是物理学上的“微波”，虽然其波长很短，但它极具穿透力。我们这个社会，太需要这种具有感召力、穿透力的诚信微力量，太需要呵护民间这种朴素的诚信观。（王国荣）
手表定理
手表定律（Segal\'s law），又称为两只手表定律、矛盾选择定律。只有一块手表，可以知道时间；拥有两块或者两块以上的手表并不能告诉一个人更准确的时间，反而会制造混乱，会让看表的人失去对准确时间的信心。这就是著名的手表定律。深层含义在于：每个人都不能同时挑选两种不同的行为准则或者价值观念，否则他的工作和生活必将陷入混乱。
一个人正常情况下不会戴两块表，除非他是卖表的修表的可能会同时带很多表出门，很多人现在根本不戴手表，因为手机已经成为大部分人必备随身工具，如果要知道准确时间看手机就行了，但是一些人人还是会戴手表，只是这块表的准确性并不是最重要的，它的主要作用是作为一种装饰或身份的象征。
一个企业组织也不应该出台两个相互矛盾的标准，除非他是处于制度标准制定前期，还在征求意见的阶段，就像拿出两块表比较一下需要验证哪一块表的时间更准确，制度标准也需要比较验证看是否合理准确实用，最后留下的一定是一套制度或标准。所以常规情况下是不会有两种标准同时存在的。
当然会因为时势的改变出台新的标准，但旧标准还没来得及废止的情况，这种情况下公司决策层一定要明确一下，在过渡期应该怎样执行。
这就好比如果只有一块表，即使显示的时间是错的（他可能并不知道是错的），他也只能按这个时间做事。但是如果你给他两块表，时间又不一样，他就无法确定哪一块是正确的时间了，但这是给他表的人（标准制定人）的错，你为什么给他两块表，而又不告诉他哪一块表的时间是正确的？这就像在跑步比赛时，只能规定一个目的地，这样我们才能判定谁取得了最终胜利，如果我们设了两个目的地，那就不能责怪选手，一定是组织跑步比赛者的错。
拿破仑说：宁愿要一个平庸的将军带领一支军队，也不要两个天才同时领导一支军队。既然是领导当然都想下属按自己的命令做事，哪怕是一个平庸的领导，但是如果两个人同时领导一个部门，又彼此意见不一，一个说要向东一个说向西，那下属该怎么办？只有原地不动，等两个领导意见一致了再说，这是决策层安排的错误，一定要在两个领导里定出一个主次来，发命令的只能是一个人，而不能两个人平起平坐，一个不服一个，这样只会坏事，不会成事。当然如果这两个领导是同声同气目标，倒是没问题，但这样是不是对人员的一种浪费，一个人就可以做的事却偏要安排两个人。
对于一个组织是否可以采用两种不同的管理方法。 这就牵涉到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一把钥匙开一把锁，那面对组织内各种不同职能部门、个性各异的人员是不是该采用不同的管理办法呢？这个问题要分开来看，对于制度层面上的管理工作应该一视同仁，比如考勤制度，规定所有员工八点半上班，管你财务部还是人事部的人都不例外，但是对于市场部可能有不能一刀切，我们也知道外勤人员有时出差，可能半夜才到家，你就不能强求第二天准时上班，这就要有一定的弹性，但是这属于特殊管理，而不是双重标准，双重标准是指针对通过一个问题采用不同标准，就比如两个业务员都是出差，到深夜两点才回家，第二天都是10点才到公司报道，你不能一个不算迟到一个算迟到，这就是标准不一了。
手表定律带给我们一种非常直观的启发： 对于任何一件事情，不能同时设置两个不同的目标，否则将使人无所适从；对于一个人不能同时选择两种不同的价值观，否则他的行为将陷于混乱。一个人不能由两个以上的人来指挥，否则将使这个人无所适从；对于一个企业，更是不能同时采用两种不同的管理方法，否则将使这个企业无法发展。
如何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
医患之间，和则两利，伤则两败。正确解决当前医患关系紧张的现状，维护医疗服务市场正常的秩序和医患双方的利益，构建和谐医患关系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
1．强化政府职能。政府应加大对公共卫生事业的投入，合理配置卫生资源，健全医保体制，加大财政对医疗保障体系的投入，合理分散医疗保险，减轻医疗机构、医务人员、患者的实际负担；加强对医药生产、流通、销售领域的监管，理顺医疗收费价格，改“以药养医”为“以医养医”，使医院的经济收入主要来源于诊断、救治、护理、服务等环节。
2.患者要尊重医学。由于生命的奥妙，个体的差异，疾病发展过程中的复杂性，医学上还有许多未知领域。不管医学如何进步发达，医生如何敬业努力，总是存在一些遗憾。医患双方都要遵循医学科学的客观规律。医务人员要依法执业，规范执业行为，以科学的方法来检查、诊断和治疗疾病；患者对医生不要持怀疑态度，因为世界上绝没有一个医生想故意“医死或医坏”患者，那对他自己名誉也无益。相当一部分患者的死亡、残废和功能障碍，是由于不可预料的或不可避免的并发症所致，属于意外情况，患者应接受事实，不要动辄闹到医院或责难医生，这样使得医生胆子越来越小，为自我保护检查越来越细，既不利于医学的发展，也加重患者的治疗费用。
3.医院如何与媒体打交道。遇到纠纷时，医院对媒体如果一味采取回避的态度，会被认为有难以启齿的原因，引起猜疑，而应把为什么发生问题的原因给媒体一个合理的解释。新闻媒体对医疗纠纷与冲突要进行客观的报道与评论，成为沟通医务人员和患者心灵的一座桥梁。
4.畅通医患沟通渠道。医患之间相互依存，医生因患者而生存，医学因疾病而发展，患者生病也要医生救治才能摆脱病魔，恢复健康。医患之间应该成为社会上最和谐的人际关系。医疗机制改革后，打破了过去公费医疗制度，患者对自己掏钱看病要逐渐适应，对受目前医学水平和医生技术水平所限治疗不满意的病例，要予以充分理解。虽然造成医患关系紧张的因素很多，需要从体制上加以统筹解决，但医院不能坐等靠，而应主动有所作为。毕竟患者前来医院是为了看病，不是为了扯皮闹事，而医疗消费不是患者的自主消费，是医生的指导消费，患者相对处于弱势。医生要严格执行和落实医疗规章制度，不断提高医疗服务质量，在检查、诊断、治疗过程中多为患者着想，予以人文关怀，使其减轻痛苦，减少负担，绝大多数患者对医生是充满感激之情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