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审判决书范文（精选多篇）

推荐第1篇：行政判决书（二审维持原判或改判用）

（××××）×行终字第××号

上诉人（原审××）……（写明姓名或名称等基本情况）。

被上诉人（原审××）……（写明姓名或名称等基本情况）。

（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加人的列项和基本情况的写法，除当事人的称谓外，与一审行政判决书样式相同。）

上诉人×××因……（写明案由）一案，不服××××人民法院（××××）

×行初字第××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或不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写明到庭的当事人、诉讼代理人等）到庭参加诉讼。

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未开庭的，写“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概括写明原审认定的事实和判决结果，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及其主要理由和被上诉人的主要答辩的内容）。

经审理查明，……（写明二审认定的事实和证据）。

本院认为，……（针对上诉请求和理由，就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是否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是否正确，有无违反法定程序，上诉理由是否成立，上诉请求是否应予支持，以及被上诉人的答辩是否有理等，进行分析论证，阐明维持原判或者撤销原判予以改判的理由）。依照……（写明判决所依据的法律条款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写明判决结果。分四种情况：

第一、维持原审判决的，写：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第二、对原审判决部分维持、部分撤销的，写：

“

一、维持××××人民法院（××××）×行初字第××号行政判决第×项，即……（写明维持的具体内容）；

二、撤销××××人民法院（××××）×行初字第××号行政判决第×项，即……（写明撤销的具体内容）；

三、……（写明对撤销部分作出的改判内容。如无需作出改判的，此项不写）。“

第三、撤销原审判决，维持行政机关的具体行为的，写：

“

一、撤销××××人民法院（××××）×行初字第××号行政判决；

二、维持××××（行政机关名称）××××年××月××日（××××）×××字第××号处罚决定（复议决定或其他具体行政行为）。“

第四、撤销原审判决，同时撤销或变更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写：

“

一、撤销××××人民法院（××××）×行初字第××号行政判决；

二、撤销（或变更）××××（行政机关名称）××××年××月××日（××××）×××字第××号处罚决定（复议决定或其他具体行政行为）；

三、……（写明二审法院改判结果的内容。如无需作出改判的，此项不写。“〕……（写明诉讼费用的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

审判员 ×××

审判员 ×××

××××年××月××日

（院印）

本件与原本核对无异

书记员 ×××

推荐第2篇：判决书

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事判决书

（2013）南刑初字第300

号

公诉机关南京市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被告人张伟，男，1982年9月26日出生于安徽省肥东县，身份证号码340123198206262853，汉族，初中文化程度，无业。告人张伟因涉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于2013年1月21日经南京市白下区公安局决定被取保候审，同年2月25日被南京市白下区公安局刑事拘留，3月8日经我院批准逮捕，同日由南京市白下区公安局执行逮捕。现羁押于南京市白下区看守所。

南京市人民检察院以南检刑诉〔2013〕74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张伟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于2014年8月3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南京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陈嘉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张伟出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南京市人民检察院指控：2013年1月6日、8日，被告人张伟两次与王胜、李豪等人一起吸食冰毒并在吸毒后驾驶车辆。1月9日下午15时许，张伟与王胜、李豪在肥东县长临河镇全胜村张伟家老宅中再次吸食冰毒。17时许，张伟驾驶悬挂皖ADY520号牌（假车牌）的本田雅阁轿车携王胜、李豪、牛兵、牛宁沿环湖北路由东向西行驶返回合肥。当行至滨湖湿地森林公园东侧约500米处时，张伟驾车越过道路中心双黄实线逆向超速行驶，迎面撞上正常行驶的皖BL7719号桑塔纳轿车，致该车驾驶员张龙及车内乘员汪清、胡萍、曹喜、杨龙五人全部当场死亡，皖ADY520车内乘员王玉胜经抢救无效死亡，李豪、牛兵、牛宁及张伟均受伤。

经鉴定：死者张龙、杨龙系道路交通事故致颅脑损伤合并胸部损伤、多发伤死亡；汪清、胡萍系道路交通事故致胸部损伤合并颅脑损伤、多发伤死亡；曹喜道路交通事故致胸部损伤并多发伤死亡；王胜系道路交通事故致颅脑损伤死亡；六人的损伤死亡成因均符合道路交通事故所致（车内损伤）。被害人李豪、牛兵、牛宁的损伤程度均属轻伤，符合交通事故车辆碰撞所致的损伤特征。被告人张伟的损伤程度属重伤，符合交通事故车辆碰撞所致驾驶人位置损伤的特征。南京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白下大队认定，被告人张伟负此事故的全部责任。

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张伟无视公共安全，吸毒后驾驶机动车逆向超速行驶，造成六人死亡、多人受伤的严重后果，应当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被告人张伟辩称：我前两次吸毒后开车没发生什么事情，但我没有想到最后一次开车会造成这么大的事故。我要是知道我吸毒后开车发生这么大事故，打死我也不开车了。

经审理查明：2013年1月6日、8日，被告人张伟两次与王胜、李豪等人一起吸食冰毒并在吸毒后驾驶车辆。1月9日下午15时许，张伟与王胜、李豪在肥东县长临河镇全胜村张伟家老宅中再次吸食冰毒。17时许，张伟驾驶悬挂皖ADY520号牌（假车牌）的本田雅阁轿车携王胜、李豪、牛兵、牛宁沿环湖北路由东向西行驶返回合肥。当行至滨湖湿地森林公园东侧约500米处时，张伟驾车越过道路中心双黄实线逆向超速行驶，迎面撞上正常行驶的皖BL7719号桑塔纳轿车，致该车驾驶员张龙及车内乘员汪清、胡萍、曹喜、杨龙五人全部当场死亡，皖ADY520车内乘员王玉胜经抢救无效死亡，李豪、牛兵、牛宁及张伟均受伤。

经鉴定：死者张龙、杨龙、汪清、胡萍、曹喜、王胜六人的损伤死亡成因均符合道路交通事故所致（车内损伤）。被害人李豪、牛兵、牛宁的损伤程度均属轻伤，符合交通事故车辆碰撞所致的损伤特征。被告人张伟的损伤程度属重伤，符合交通事故车辆碰撞所致驾驶人位置损伤的特征。南京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白下大队认定，被告人张伟负此事故的全部责任。

上述事实，由公诉机关提供并经法庭质证的证人王俊、王丹丹等人的证言，被害人李豪等人的陈述，被告人张伟的供述，公安机关调取的户籍证明、抓获经过、苏打水瓶等书证、物证，江苏全诚司法鉴定中心鉴定意见书等相关鉴定意见，出示了本案的勘验、检查笔录、视听资料等一系列证据予以证实。

以上证据，均经法庭举证、质证，来源合法，客观真实，本院予以确认、采纳。

本院认为：被告人张伟违反交通法规吸食冰毒后驾驶机动车并逆向超速行驶，迎面撞上正常行驶的被害人驾驶的车辆，造成六人死亡、多人受伤的重大交通事故，其行为已构成交通肇事罪。被告人张伟吸毒驾车并超速逆向行驶，并非明知其行为会导致交通事故的发生，而是由于之前两次吸毒后驾车均没有发生事故，导致其主观上过于自信，轻信能够避免，而造成此次事故的发生。且事故路段属于新修道路，人少车少，并不属于交通繁华人多车多的地段，被告人的超速行驶并没有与以放火、决水等危险方法有相当的危害性。根据交警现场勘查图显示张伟驾驶的车辆在现场留下了两条分别长10.3米和10.2米的制动印，说明被告人张伟在撞车前实施了刹车行为，其对危害结果的发生持否定态度，并采取了相应的应急措施，并非无视危害结果的发生，横冲直撞，或事后继续驾车前行，甚至再次造成其他严重后果。所以张伟的主观方面应为过失。因此对于公诉机关对被告人张伟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指控，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予支持。根据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性质、情节、以及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 以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人张伟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判决从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羁押的，羁押一日抵刑期一日）。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接到判决书次日起10内，通过本院或者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

审判长

郑星月

审判员

黄 超

审判员

朱继彤

2013年8月15日

（院印） 本件与原件核对无异。

书记员

王胜男

推荐第3篇：判决书

一、第一审民事判决书应当写明哪些内容？

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38条的规定，第一审民事判决书应当写明：（1）案由、诉讼请求、争议的事实和理由；（2）判决认定的事实、理由和适用的法律依据；（3）判决结果和诉讼费用的负担；（4）上诉期间和上诉法院。判决书由审判人员、书记员署名，加盖人民法院印章。

二、第一审民事判决书事实部分应当写明哪些内容？

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38条的规定，第一审民事判决书的事实部分应当写明：当事人的诉讼请求、争议的事实和理由；判决认定的事实和证据。

三、第一审民事判决书理由部分应当写明哪些内容？

理由是根据事实和法律，对当事人之间争议的是非曲直进行公正、合理的评定、判决的重要依据。第一审民事判决书的理由由两部分构成，即判决的理由和所适用的法律条文。

四、简述第一审民事判决书判决结果的写作要求。

书写第一审民事判决书的判决结果，要求做到明确、具体、完整。明确，就是主文要明确地指出解决当事人之间纠纷的结论。具体，就是主文决定的事项必须具体的，应具体到如何履行，何时履行。完整，就是主文决定的事项要全部交代清楚，不要有遗漏。

一、概念及作用

民事裁判文书，是人民法院在处理民事和经济纠纷案件中，就案件的实体问题和程序问题作出处理而依法制作的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书。

第一审民事判决书，是第一审人民法院对审结的民事案件和经济纠纷案件，就解决当事人实体权利义务争议而依法作出的书面处理决定。

第一审民事判决书是最重要的民事裁判文书之一，它是按第一审普通程序或简易程序制作的民事判决书。

制作好一审民事判决书是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民事判决书制作的好坏，直接关系到能否准确运用法律，合理地解决好当事人的诉讼纠纷，关系到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工作的质量。因此必须依照法律，按照法院诉讼文书格式样本的规定，认真负责地制作。力求叙事清楚，说理透彻，结论明确，格式规范，文字简洁，通俗易懂。

二、格式、内容及写作方法

按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文书格式的要求，此判决书由首部、正文和尾部组成。 (一)首部 1.标题

分两行书写，第一行写法院名称(基层法院应冠以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名称)，第二行写文书种类，即“民事判决书”。 2.编号

在标题右下方写编号，表述为“［年度］×民初字第××号”。如系经济纠纷案件，案件性质代字为“经”字。 3.诉讼参加人及其基本情况

①原告：如系公民提起诉讼的，应写明其姓名、性别、年龄、民族、籍贯、工作单位、职业和住址等。如系法人提起诉讼的，应写明单位的全称和所在地址；然后另起一行写法定代表人的姓名和职务。在诉讼过程中，被告提起反诉的，在判决书中还应表明各自当事人在反诉中的称谓，如“原告(反诉被告)”、“被告(反诉原告)”。当事人有诉讼代理人的，应写明是何种诉讼代理人，应具体写明其称谓：系法定代理人、指定代理人或是委托代理人，然后写明其姓名等基本情况。②被告：除称谓为被告以外，其他基本情况写法同原告相同。③第三人：写明其姓名或名称等基本情况。

填写这个项目在写作上要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原告起诉后被告反诉的，应在本诉称谓后用括号注明其反诉称谓。如“原告(反诉被告)”“被告(反诉原告)”。

第二，对当事人的认定要准确。有的判决书中将未成年的人不列为诉讼当事人，而将其法定代理人列为当事人，这是不对的，我国民事诉讼法第44条规定：“有诉讼权力能力的人可以作为民事诉讼当事人。”未成年的人没有诉讼行为能力或行为能力受到限制，但它是具有民事诉讼权力能力的，当他的民事权益受到侵害或者是他给别人造成损失时，受侵害或者损害了他人的未成年人就是当然的权力义务主体，因而他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民事诉讼的当事人。当然，由于其缺乏行为能力，他们的民事活动应由他们的法定代理人代为进行诉讼，但这并不是说代理人就成了当事人，他的责任仅仅是代替未成年人的诉讼当事人进行诉讼而已。

第三，书写项目要完整。

填写该项内容必须按照原告、原告代理人、被告、被告代理人、第三人、第三人代理人的顺序逐一写述，不要遗漏。有的民事案件，有第三人参与诉讼，但判决书中却未将其写入，这就使第三人的诉讼地位得不到正确体现，影响了其诉讼权利的行使。此外，法人参加诉讼的，该栏目填写时也必须完整。有些判决书中在原告或被告栏目中只写单位的名称、代理人的名称，却不写其法定代表人的情况，也有的案件由于其法定代表人不直接出庭参与诉讼，因而判决书中就只列单位名称，不列其法定代表人情况，这都违背了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49条规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作为民事诉讼的当事人。法人由其法定代表人进行诉讼，其他组织由其主要负责人进行诉讼。”从这项规定中不难看出，法人具有与一般当事人相区别的特殊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亦具有诉讼权力能力和诉讼行为能力。但是，法人的诉讼行为能力，是通过其代表人的活动来体现的，没有代表人的诉讼行为就没有法人的诉讼行为。因此，在民事诉讼活动中，法定代表人的个人人格已完全消失，而表现为法人的人格，与法人组织结合成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体。所以在判决书中，原被告人组织与其法定代表人应当作为一个统一体共同出现在当事人栏目中，不能只出现法人组织而不出现法定代表人，这样写，不仅在理论上讲不通，而且也违反了民事诉讼法的规定。

第四，要具体、准确地写明诉讼代理人的种类。诉讼代理人，是指代理他人实施诉讼行为进行诉讼活动的人，按照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诉讼代理人有三种：a.法定代理人；b.指定代理人；c.委托代理人。因而在判决书就不能笼统地使用“诉讼代理人”的称谓，而应具体写明其种类才易于知道其代理的地位及权限，便于诉讼。

4.案件由来和审理经过

应表述为：“……(写明当事人的姓名或名称和案由)一案，本院于×年×月×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或依法由审判员×××独任审判)，公开(或不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写明本案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已审理终结。” (二)正文 1.事实

事实部分首先写明当事人的请求和争议的事实与理由，然后另起一行写明法院认定的事实和证据。

(1)当事人双方争议的事实、理由及各自诉讼请求。即原告具体要求解决什么争议的问题，如何解决及其事实和理由；被告对原告诉讼请求所持的态度，陈述的主要事实和理由，以表明双方起诉或答辩各自所持的态度或依据。如果本案有第三人参与诉讼，还应写明第三人对本纠纷所持的态度及主张，属于有独立诉讼请求权第三人的还应表明对本案所主张的诉讼请求。根据法院诉讼文书样式的规定，该项内容应用如下固定的写作模式表述：

原告×××诉称：(概述原告提出的具体诉讼请求和所根据的事实与理由)。被告×××辩称：(概述被告答辩的主要内容)。第三人述称：(概述第三人的主要意见)。

民事诉讼当事人争议的事实是当事人双方自行提供的，诉讼中尽管原被告第三人各自提供的事实和意见不一定完全真实和正确，甚至可能含有虚假成份，但也应将其内容概括地写入判决书，这样不仅能体现出人民法院对当事人诉讼权利的尊重，增强民事判决的透明度，同时也有助于分辨双方发生纠纷的真实原因，以便使下文叙述查明认定的事实和判决理由更富有针对性。

(2)人民法院经查证认定的事实。由于双方当事人陈述的事实不一定都真实，其中可能带有一定的片面性，甚至含有虚假成份，因而一审民事判决书在写完原、被告陈述的事实之后，必须郑重写明法院查证的事实。因为这是经过法院审理、查证属实的事实，是判决定案的依据。所以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写入事实中的内容要有根有据，确凿无误。如何写好这一部分，没有统一规定，应视其具体不同案件的性质来决定，但有几点却是需要共同遵守的，即写好这一部分必须做到：事实清楚、层次分明、重点突出、详略得当，根据案件的不同性质，确定写作要点。

2.理由

理由，是判决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在事实叙述的基础上，对纠纷事实进行的分析认定，体现了人民法院判决的主要观点。民事判决书的理由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内容，即判决的理由和判决适用的法律。

所谓判决的理由就是人民法院根据认定的事实和证据，阐明自己的观点，辩明是非，对当事人正当的请求理由，给予支持，错误的给予批评、教育，讲明道理，从而为判决提供理论依据。所谓判决适用的法律，即判决所依据的民事实体法律条文。

理由部分在民事判决书中占有重要地位。充分的说理，不仅可以起到化解纠纷，排忧解难，息事宁人的作用，而且还是教育感化当事人的重要工具。民事案件判决是否恰当，双方当事人是否折服，完全取决于理由说服力的强弱，说服力强的理由往往能令败诉者息诉。因而一份民事判决书质量的高低，理由部分至关紧要。

根据《样式》，这部分应表述为：“本院认为，……(写明判决的理由)依照……(写明判决所依据的法律条款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3.判决结果

判决结果，是人民法院根据事实和法律，对案件实体问题作出的处理决定。判决结果要明确、具体、完整。根据确认之诉、变更之诉或给付之诉的不同情况，正确地加以表述。例如是给付之诉的，要写明标的物的名称、数量或数额，给付的时间及给付方式。给付的财物，品种较多的，在判决书中可以概括地写，详情另附清单；判决义务人履行一定民事行为的，应当写明应履行行为的内容及要求、履行期限等。需要驳回当事人其他之诉的，可列为最后一项进行书写。

(三)尾部

一审民事判决书的尾部按顺序写明以下几方面的内容：一是诉讼费用的负担；二是向当事人交待上诉权、上诉期限和上诉审法院名称；三是审判人员署名，写明判决日期，加盖院印，书记员署名，正本及副本加盖校对戳记。

诉讼费用的承担不属于判决结果的内容，应在判决结果后另起一行写明。诉讼费用包括案件受理费和其他诉讼费用，当事人应负担的具体数额都要写明。

当事人的上诉事项，表述为：“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人民法院。”

审判人员署名在上诉事项的右下方，按审判长、审判员或陪审员顺序分项列署。审判人员为助理审判员的，署代理审判员。判决日期在署名下方隔一行写明年月日，在其下方隔行由书记员署名。

此外，应在判决日期上加盖人民法院印章，在判决日期和书记员的署名的空行左方，加盖：“本件与原本核对无异”印戳。

【 范 文 】 ××市××区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199×)建初字第256号

原告××市××××开发公司(以下称开发公司)，地址在本市铁花里10号。

法定代表人刘××，开发公司总经理本文内 容€摘自wWw.edUzhai.neT中国‖教育文 摘。 委托代理人冯××，××市 ××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张×，男，1950年3月4日生，汉族，××市××研究所工人，住本市胜棋路20号。

原告开发公司与被告张×房屋迁让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开发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冯××和被告张×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开发公司诉称，1991年对被告原住本市西街10号拆迁时，因被告无房过渡，遂将本市小园第

1、2号过渡房安排给被告过渡，现被告早已搬入新居，故诉请被告立即腾让过渡房并赔偿损失费15万元。

被告张×辩称，现虽住进了安置房，但因安置房的产权证书和拆迁遗留问题未解决，故未腾让过渡房，原告将上述问题解决并赔偿损失3万元后，立即腾让过渡房。

经审理查明，1991年原告下属×××指挥部对被原住本市西街20号住房进行了拆迁并于1992年5月4日与被告订立拆迁补偿协议。嗣后，因被告无房过渡，该指挥部于1992年5月10日将本市小园第

1、2号过渡房提供给被告过渡。1994年被告的安置房交付使用后，因安置房的产权问题及被告的尚留有少量未拆迁住房的补偿未能解决等被告未能腾让过渡房。原告经催要未果遂诉请被告立即迁让过渡房并赔偿损失15万元。被告应诉后，要求原告先解决安置房的产权证及拆迁遗留问题并赔偿损失3万元。原、被告各执己见，不能达成一致意见。

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陈述及补偿安置协议书等书证证实。

本院认为，被告住进安置房后理应腾让过渡房，故原告要求被告腾让过渡房的请求应予支持。被告以未办理安置房的产权证等为由，不腾让过渡房的主张，不予支持。被告未腾让过渡房引起纠纷，应负主要责任，故其要求原告赔偿损失的请求不予支持；原告未及时解决与拆迁相关的问题，亦有一定的责任，故对其要求被告赔偿损失的请求亦不予支持。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5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张×应于本判决生效后5日内腾让本市小园第

1、2号过渡房，交原告开发公司。

本案受理费50元，其他诉讼费用100元，由张×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省××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刘×× 审判员：李××

推荐第4篇：判决书

××省××市××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1998］×刑初字第15号

公诉机关：××市××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吴××(曾用名，吴××)，男，1960年7月30日出生，汉族，本市人，初中文化程度，农民，住本市××区锦屏镇李圩村。1993年7月15日因强奸被刑事拘留，同年7月22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市看守所。

辩护人：王×、李××，×××市新浦区律师事务所律师。

××市××区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吴××犯强奸罪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于1993年8月31日收到××区人民检察院起诉书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员程××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吴××及其辩护人王×、李××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吴××于1993年5月21日夜，乘张××熟睡之机将其奸淫。被告人吴××对其与张××的性行为是张为得钱而自愿与之发生的。其辩护人认为：被告人的行为构成犯罪，但没实施暴力，其犯罪情节较轻，未造成严重后果，有酌定从宽处罚情节。

经审理查明：1993年5月21日，被告人吴××为贩卖香烟到××区宿城乡东崖层村，当晚该吴留宿于其亲属家堂屋东房。是夜，当被告人吴××得知住西房的张××之夫下海捕鱼后，便于22日零时许，窜至西房，将熟睡中的张××强奸。

上述认定的事实，有被告人吴××供述，且与被害人张××的陈述相吻合，并有［1993］×公物化字第030号刑事科学技术鉴定书证明，以及肖××等证人证言相印证。

本院认为：被告人吴××乘他人熟睡之机，实施奸淫行为，已触犯刑律，构成强奸罪。××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吴××犯强奸罪，事实清楚，定性准确，本院予以支持。被告人吴××对其犯罪事实的供述出尔反尔，又辩解：被害人张××与其发生性关系是自愿的，纯属推卸罪责。辩护人关于被告人没有实施暴力行为，亦未造成严重后果，请酌情从轻处理的意见，合议庭在量刑时予以考虑。为打击刑事犯罪活动，保护妇女人身权利不受侵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 236条第1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人吴××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6年。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10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省××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两份。

审判长：×××

审判员：×××

代理审判员：×××

1998年10月18日

书记员：×××

民事判决书

（2003）香民二初字第878号

原告：方俊凯，男，1954年12月14日出生，住珠海市香洲区香洲凤凰路141号1座1004房，身份证号码：440722541214831。

委托代理人：朱江，广东德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武汉地质勘察基础工程公司珠海分公司（又名武汉地质勘察基础工程总公司珠海公司、武汉地质勘察基础工程总公司珠海分公司），住所地：珠海市香洲南香里23栋101号。

法定代表人：冯诚，经理。

委托代理人：郭云英，广东集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列原告诉被告工程款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胡夏独任审判，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方俊凯、原告的委托代理人朱江，被告的法定代表人冯诚、委托代理人郭云英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2000年7月，被告以武汉地质基础工程总公司珠海公司的名义，与原告签订了《恒景花园D栋地下室土方工程合同》。因武汉地质勘察基础工程总公司珠海公司是被告于93年5月拟变更的名称，未经珠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登记，故被告以武汉地质勘察基础工程总公司珠海公司的名义从事经营活动而产生的民事责任应由被告来承担。根据《恒景花园D栋地下室土方工程合同》的约定：被告委托原告承担恒景花园D栋地下室土方工程，土方工程单价为18元每立方米，施工完后按实际工程量结算；工程完成到50％时，被告应支付原告工程款30％，完工验收合格后一个月再付20％，剩余工程款自竣工结算后6个月内付清。2000年9月7日，经被告测量，确认原告完成工程量14142立方米。根据合同约定的单价，被告应向原告支付工程款254556元，现被告仅支付了124000元，扣除由被告代缴的税费5091.12元，被告还应支付125464.88元。据原告了解，恒景花园D栋工程已竣工结算,但被告一直不告知原告工程竣工结算的时间,并故意拖欠原告工程款。原告多次向被告催要工程款，未果。为此，原告向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工程款125464.88元。㎡

原告对其陈述事实在举证期限内提供的证据有：

一、原告的身份证复印件、被告公司企业资料查询结果、企业法人申请变更登记注册书、企业法人年检报告书（1995年度、1999年度）；

二、恒景花园D栋地下室土方工程合同；

三、2000年9月7日恒景花园D栋地下室土方测量结果；

四、清单一份；

五、恒景花园D栋基坑位移监测点布置图；

六、2000年7月26日、8月18日、8月30日、9月25日中国建设银行进帐单及收款人营业执照。

在第一次开庭后，原告针对被告的抗辩提交了2003年6月20日赵文改的证言并申请证人赵文改出庭，本院予以许可。2003年7月31日，证人赵文改出庭作证确认了上述证言的真实性。赵文改2003年6月20日证言的内容是：“武汉基础公司恒景花园土方工程并非我本人施工，而是方俊凯进行施工的。此项工程经朋友介绍我与基础公司交接，当时我没有资金，所以我介绍方俊凯到基础公司签合同。在工程验收土方的签证我当时代方俊凯签了名，不知后来时间长了，遗失了签证单，只交了土方验收单复印件给方俊凯，特此证明”。

被告辩称，

一、被告与原告、林泽宏签订的《恒景花园D栋地下室土方工程合同》是无效合同：

1、根据合同性质可以判断出该合同属于建设工程合同，建设工程合同作为特殊的承揽合同，在主体的从业资格上有更严格的要求；

2、原告和林泽宏是个人，均不具备经营土石方运输的主体资格，因此他们所签订的合同无效，该工程如果要支付工程款的话，只能按成本价支付。

二、原告签订合同后，并没有实际施工。原告并没有拿出证据证明自己是所签合同的履行者，起在起诉状中声称被告向他支付了124000元的工程款，实际上，除其中的10000元是他的借款外，其余的都是卓建发到公司去办理的领款手续。

三、恒景花园D栋地下室土方工程实际是由卓建发、林泽宏和赵文改共同完成的，被告已向他们支付了全部的工程款。被告向卓建发支付了129000元，向林泽宏支付了113000元，加上原告的10000元借款，共252000元，已支付了全部的工程款。

四、我方保留进行反诉的权利。综上，原告签订了合同后，没有举出任何证据证明他履行了合同，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据此，应驳回其诉讼请求。

被告为其辩解在举证期限届满后提供的证据有：

一、恒景花园D栋地下室土方工程合同；

二、2000年9月18日的签证；

三、2000年9月7日恒景花园D栋地下室土方测量结果；

四、收据、借据、领据共17份。

被告还提交了《追加原告申请书》一份，请求追加被申请人赵文改、卓建发和林泽宏作为本案原告，理由是认为被申请人是涉诉合同的实际共同履行者。被告提供的《恒景花园D栋地下室土方工程合同》除合同“乙方”这一部分，其他内容和原告提供的完全相同，原、被告双方提供的合同上“甲方”均为打印的“武汉地质勘察基础总公司珠海公司”，但原告提供的合同上“乙方”一栏为手写的“方俊凯”，被告提供的合同“乙方”一栏为手写的“方俊凯”和“林泽宏”，“林泽宏”的名字写在“方俊凯”之后。为查明是否需要追加当事人，本院通知林泽宏进行调查，林泽宏在调查中表示被告提供的《恒景花园D栋地下室土方工程合同》上的签名不是其本人所签，也不认识原告，从未和原告一起作为一方和被告签订合同。林泽宏主张该工程是其和卓建发、赵文改一起做的，但没有签订合同，也没有相关的工程签证。

经开庭质证，原告对被告逾期提供的证据表示不同意质证，对证人赵文改的证言没有异议。

被告对原告提供的如下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证据

一、

二、

三、

四、

五、六。被告对上列证据的关联性的质证意见是：

一、证据二不能证明原告完成了涉案工程的施工；

二、证据

三、

四、五反映的是被告方和建设方之间的关系，与本案无关；

三、证据六和本案无关。

被告对证人赵文改的证言提出异议：

一、原告应在起诉时针对自己的诉讼主张提供证据证明，原告当时没有提供证人证言，却在举证期限届满的6月20日才提交，应视为放弃举证权利；

二、原告申请证人作证不符合法定的程序，其不是在举证期限届满前十日提出的，也没有向法院提出书面的申请；

三、赵文改本身作为证人不妥，其证言不足以采信。在庭审中赵文改承认了签证单上的签名是自己签的，这足以证明实际施工人是赵文改，因为作为个人施工，为了避免主体混乱，被告是不允许其他不是施工的人在签证上签名的。赵文改本人从林泽宏手中领取了60000元的工程款。

本院查明：2000年7月，原、被告签订了一份《恒景花园D栋地下室土方工程合同》，合同甲方为被告，乙方为原告。合同约定的工程地点为珠海市香洲朝阳路与情侣路交会处，承包范围为乙方按基坑支护设计图纸开挖土方，工程量为土方约10000立方米，从±0.000起算，施工完后按实际工程量结算，承包方式为乙方包开挖、包运土、包弃土，计费方式为采取单价包干的方式，乙方土方工程单价为18元每立方。该合同还约定了甲方的责任为向乙方提供设计图纸、负责协调与建设方的关系、办好施工许可证、派员到现场进行施工调度等，乙方的责任为组织施工力量、办好挖土、运土、弃土所需手续及承担费用，开挖时按土钉墙施工的要求分4－5层开挖，随坑随支护，服从甲方的指挥安排和调度等。施工期限约定为从28日开始计算工期，25天内完成，若乙方未能按期完工，乙方每延迟一天按本合同造价之千分之五向甲方支付违约金。付款及结算约定为乙方在合同生效时立即自行组织机械和人员进场施工，工程完成到50％时，甲方支付给乙方工程款的30％，完工验收合格后一个月再付20％，剩余工程款自竣工结算后6个月内付清。本案涉及的恒景花园D栋地下室土方工程于2000年9月7日完成，建设方和被告共同确认完成的土方量为14142立方米。被告在庭审中亦认可完成的土方量为14142立方米和工程款应按合同约定和签证的工程量进行结算（即14142米3×18元/米3）。被告还在庭审中主张涉案工程在2001年11月份进行结算，工程款为252000元，其已向卓建发和林泽宏支付完毕。

又查明，2000年7月26日，原告用转帐方式通过其作为法定代表人的特区五邑有限公司的帐号收取被告款项10000元，2000年8月18日、2000年8月30日、2000年9月25日，原告分三次从卓建发处取得合计数额为114000元的支票，该三笔款项亦是用转帐的方式通过特区五邑有限公司的帐号收取。

此外，被告在2003年6月3日的《追加原告申请书》中认为被申请人卓建发、林泽宏、赵文改均是涉诉合同的实际共同履行者。在庭审过程中被告主张该工程是赵文改完成的。被告在庭审过程中还主张赵文改、卓建发、林泽宏三人都在施工现场施工，因此可以向卓建发、林泽宏支付工程款。

本院认为：首先，应确定关于本案适格的原告的问题。原告提供了其单独作为乙方与被告签订的《恒景花园D栋地下室土方工程合同》，被告提供了乙方为原告和“林泽宏”共同和被告签订的合同，除被告提供的合同多出“林泽宏”的签名外，两份合同的其他内容完全相同。在本院对林泽宏的调查中，林泽宏否认被告提供的合同上是自己的签名，也主张自己从未和原告作为一方一起和被告签订合同。而且，从常理分析，合同上手写一栏的内容难以在没有涂改的情况下删减，却可以添加。因此，本院确认原告提供的合同的真实性。林泽宏既不是和被告签订合同的当事人，也没有相关的合同和签证可以证实该工程实际是其和卓建发、赵文改一起完成，因此，没有足够证据显示林泽宏是本案适格原告。赵文改没有提出自己是涉诉合同的履行者的主张，也没有证据显示其是合同的履行者。又，亦没有足够证据显示卓建发为涉案合同的签订者和履行者。综上，原告作为合同乙方的唯一签订者是本案的适格原告，被告主张应追加林泽宏、卓建发、赵文改作为共同原告没有依据，本院对此不予采纳。

原告和被告签订了《恒景花园D栋地下室土方工程合同》，该合同中约定的工程现已完成，原告提供的证据已能初步证明其诉讼请求，被告认为该合同实际不是由原告履行的，应提供相应证据反驳原告的诉讼请求，但其在举证期限内没有提供相应证据。原告申请证人赵文改出庭作证，由于原告的申请没有在举证期限届满十日前提出，因此对证人的证言除本院依职权就是否追加当事人进行的程序事项的调查外，其他部分本院不作为定案依据使用，被告的该质证意见本院予以采纳。

第二，关于合同的效力问题。被告在明知的情况下，与不具有建筑从业资质的原告签订了《恒景花园D栋地下室土方工程合同》，从合同的内容来看，没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和第三人利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二条规定，该法所称建筑活动，是指各类房屋建筑及其附属设施的建造和与其配套的线路、管道、设备的安装活动。而原告根据该合同所承建的工程内容仅包括开挖、运土和弃土，属于建筑的前期工程，技术含量和工程复杂程度都较低，主要是劳务性的工作。而且，该合同已经履行完毕，工程量也已为建设方所确认，没有证据显示该工程存在质量问题。《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和《建筑业企业资质等级标准》中虽对企业资质进行了一系列规定，但其属于部门规章，不应作为认定合同无效的标准。因此，原、被告签订《恒景花园D栋地下室土方工程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没有违反法律的规定，亦没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和第三人利益，为有效合同。

第三，关于结算标准的问题和工程款总额。该合同为有效合同，因此原、被告应按照合同约定的单价即每立方米18元的标准进行结算。本案涉及的工程量经建设方确认为14142立方米，被告在庭审过程中也对该工程量进行认可，因此，原告主张其已完成的工程量为14142立方米本院予以采信。被告主张应按成本价支付工程款，但其是在明知原告是个人的情况下和原告签订合同并约定了单价，该单价的约定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被告将其承接的建设方的工程的前期部分工作交给原告完成而和原告签订上述合同，如按照成本价向原告支付工程款，不仅违背当事人双方订立合同时的真实意思表示，还会使被告从建设方获取超额的转包利润，因此按成本价向原告支付工程款既没有法律依据，又显失公平。另外，被告在庭审中也表示其向卓建发和林泽宏支付工程款是按合同的单价乘以签证的工程量为标准结算的。因此，被告要求按照成本价支付工程款的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纳，被告应向原告支付的工程款为14142米3×18元/米3＝254556元。

最后，关于被告应向原告支付工程款的数额问题。被告主张其已向卓建发、林泽宏支付工程款共242000元，原告又向其借款10000元，因此被告认为其已支付完毕工程款252000元。但卓建发、林泽宏不是本案合同的履行者，其收款也没有得到原告的委托和追认，被告认为卓建发、林泽宏三人都在施工现场施工，因此可以向卓建发、林泽宏支付工程款的抗辩理由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所以，被告在没有得到原告指示和追认的情况下向他人的付款不应抵作其向原告支付的工程款。原告认可其通过卓建发取得三张支票，并以支票的方式转帐收取被告工程款114000元，本院对此予以确认，但这并不等同于卓建发是原告委托的收款人。又，原、被告双方均认可2000年7月26日原告从被告处领取10000元，本院对此予以确认。据此，本院确认被告合计向原告支付工程款124000元，这和原告提供的四张进帐单的数额可以相互映证。原告又认可应扣除被告代缴的税费5091.12元，因此，用总工程款254556元扣除上述已付工程款124000元和代缴税款5091.12元，被告还应向原告支付125464.88元。

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八条第一款，第三十四条、第五十四条、第七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武汉地质勘察基础工程公司珠海分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方俊凯支付工程款125464.88元。

本案受理费人民币4019元，保全费1147元，合计5166元由被告负担。此款原告已预付，本院不予退还，由被告在履行上述债务时直接向原告支付。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胡 夏

二00三年八月十五日

书 记 员 张 丽 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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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天民初字第2269号

发布时间：2012-07-20 16:02:31 打印 字号： 大 | 中 | 小

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11）天民初字第2269号

原告贺凤霞，女，1967年11月18日出生，汉族，财务人员，住长沙市天心区。

委托代理人王松竹，湖南若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刘娟，湖南若华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告湖南政力房地产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劳动西路199号政力大厦7楼。

法定代表人陆五一，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陈伟博，湖南星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胡皎霖，湖南星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湖南省注册会计师协会，住所地长沙市城南西路1号。

法定代表人王顺虎，秘书长。

委托代理人袁维民，湖南湘晟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李靖，湖南湘晟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贺凤霞诉被告湖南政力房地产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政力房地产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贺凤霞于2011年10月25日诉至本院，并申请财产保全，本院受理后依法采取了保全措施。被告政力房地产公司提出管辖异议，本院裁定予以驳回。湖南省注册会计师协会（以下简称会计师协会）以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的身份申请参加诉讼，本院决定合并审理。本案依法由审判员周长军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宋国英、陈敏组成合议庭，于2012年2月1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书记员申海涛担任记录。原告贺凤霞及其委托代理人王松竹、刘娟，被告政力房地产公司委托代理人陈伟博，第三人会计师协会委托代理人袁维民、李靖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贺凤霞诉称：贺凤霞与政力房地产公司在2007年2月12日签订了《购房定金协议》，约定贺凤霞定购政力房地产公司开发建设的中域蓉城大厦13层C、D号房屋。2008年12月4日进行网上签约，签订了两份《长沙市商品房买卖合同》。贺凤霞支付了全部的购房款。由于政力房地产公司要求回购上述两套房产，双方在2009年7月22日签订《商品房回购协议》。因政力房地产公司没有按照协议履行，双方又于2010年6月8日签订《商品房回购协

议》。但政力房地产公司仍未支付回购价款，又拒绝贺凤霞收回房屋。故请求法院判令

1、政力房地产公司按照2010年6月8日《商品房回购协议》第四条的约定，向贺凤霞交回200866051303号和200866081304号《长沙市商品房买卖合同》项下的中域蓉城大厦130

3、1304号房屋（总面积353.6平方米），并办妥房屋所有权证、土地使用权证；

2、政力房地产公司自2010年6月9日起，至中域蓉城大厦130

3、1304号房屋交回给贺凤霞之日止，按照《商品房回购协议》约定的每月64 618元违约金的标准，向贺凤霞支付违约金，并确认《商品房回购协议》终止履行；

3、本案诉讼费用由政力房地产公司承担。

贺凤霞提供以下证据，以证明其主张：

第一组证据，《购房定金协议》、编号为200866081303号和200866081304号的《长沙市商品房买卖合同》二份、《长沙市商品房销售合同网上签约备案登记管理办法》、《收据》、《确认书》、维修资金缴款凭证，证明中域蓉城大厦130

3、1304两套商品房屋，属贺凤霞合法购买的商品房，政力房地产公司应与贺凤霞办理交付手续，并办妥房屋所有权证、土地使用权证。

第二组证据，《商品房回购协议》两份、“便函”、《承诺书》两份，证明自2010年6月9日起，至中域蓉城大厦130

3、1304号房屋交回贺凤霞之日止，应按约定每月支付违约金64618元，至2011年10月9日止，已产生违约金1 033 888元；《商品房回购协议》约定贺凤霞享有附条件的收回权，鉴于附条件已经成就，故贺凤霞请求人民法院确认终止履行协议，并恢复履行两份《长沙市商品房买卖合同》。

第三组证据，商品房合同签订查询，个人维修资金缴付查询，证明贺凤霞与政力房地产公司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受到了行政监管、登记与公示，满足了《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四十五条第二款关于“商品房预售人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将预售合同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房产管理部门和土地管理部门登记备案”的规定，满足了《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第27条第2款、《城市商品房预售管理办法》第十条关于“预售人应当在签约之日起30日内持商品房预售合同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房地产管理部门和土地管理部门办理登记本案手续”的规定，还满足了《物权法》第六条、第九条关于物权变动公示制度的规定，使得贺凤霞具有了对抗第三人的效力和公信力，取得了优先购买权、期待权和第一顺位物权。

第四组证据，贺凤霞向政力房地产公司、政力房地产公司股东陆五一及其家人出借资金的凭证，包括

1、2009年12月22日，贺凤霞出借给政力房地产公司法定代表人陆五一25万元；

2、2010年2月12日，贺凤霞出借给陆五一100万元；

3、2010年6月8日，贺凤霞出借给陆五一100万元；

4、2011年3月8日，贺凤霞出借给陆五一10万元；

5、2011年3月24日，贺凤霞出借给陆五一15万元。以上五笔，只是贺凤霞与政力房地产公司及其股东、法定代表人陆五一及其家人借款总额的一部分，另有两笔大额借款记载在政力房地产公司出具的《承诺书》中。该组证据证明贺凤霞购买中域蓉城大厦130

3、1304两套商品房的购房款与借款无关，政力房地产公司、陆五一及其家人通过政力房地产公司财务部门归还以上借款，与贺凤霞支付的购房款无关，不能混淆。

被告政力房地产公司答辩：

1、贺凤霞的陈述没有存在的基础，诉求的房产一直在政力房地产公司的名下，不存在回购事由；

2、违约金过高，请求法院调整；

3、《商品房买卖合同》中的两套房产的归属请求法院裁决。

会计师协会经本院批准，以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身份向本院提出独立诉讼请求：

1、判令政力房地产公司向会计师协会交付《长沙市商品房买卖合同》（合同编号分别为20086608130

3、200866081304）项下的房屋并依法为会计师协会办理过户手续；

2、判令政力房地产公司向会计师协会支付逾期交房的违约金37 868.51元；

3、政力房地产公司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会计师协会为证明其主张，提供了合同编号为200866081303号和200866081304号的购房合同及付款凭证，证明2008年7月25日签订了诉争房屋的购房合同，会计师协会签订的购房合同签订在贺凤霞签订的合同之前，会计师协会按照购房合同交了房款，合同约定的价格是4 000多元一平方米，而贺凤霞的购房合同约定的只有2 000多元一平米，贺凤霞的交易价格不符合当时的市场行情。

经审理查明：贺凤霞分别于2006年6月26日、2007年2月11日向政力房地产公司各交纳购房投资款30万元。2007年2月12日，贺凤霞与政力房地产公司签订《购房定金协议》。约定

1、贺凤霞向政力房地产公司开发的蓉城大厦商住楼项目支付购房定金30万元，预定蓉城大厦商住楼13层C、D号房，最终单价均为2 650元/平方米；

2、原定购D房的定金30万元，贺凤霞已于2006年5月26日支付，此次交付的30万元为C房定金款。2008年12月4日，贺凤霞与政力房地产公司完成网上签约后，在二份打印出的纸质《长沙市商品房买卖合同》（合同编号分别为20086608130

3、200866081304）上签名盖章确认。合同约定商品房单价均为每平方米2 650元，还约定出卖人（政力房地产公司）应在商品房交付使用后180日内，完成该幢商品房的初始登记，初始登记后180日内办妥买受人（贺凤霞）的房屋所有权证、土地使用权证。2007年11月19日，贺凤霞补交了购房款138 733元。剩余的购房款双方协商以政力房地产公司应退贺凤霞的车位款24万元相抵。

2009年7月22日，政力房地产公司与贺凤霞签订《商品房回购协议》。约定：

1、政力房地产公司回购贺凤霞购买的上述两套房产；

2、回购价格为每平方米4 850元，共计回购价格为1 712 292.50元；

3、政力房地产公司应在2009年7月31日支付第一笔回购价款857 500元，贺凤霞在收到此款后即配合政力房地产公司到房地产管理局办理原电子合同解除手续；政力房地产公司应在2009年8月31日前支付第二笔回购价款854 792.50元。如逾期支付，应按月利率3%支付利息；

5、协议经公证生效。协议签订后，双方未到公证机构办理公证。第一笔应付款逾期后，政力房地产公司法定代表人陆五一在2009年9月2日向贺凤霞承诺：协议延期至9月31日前本息全部归还。

因政力房地产公司未按上述回购协议履行，政力房地产公司与贺凤霞于2010年6月8日又签订一份《商品房回购协议》。约定：

1、政力房地产公司回购贺凤霞购买的中域蓉城大厦

130

3、1304号房屋；

2、回购价格为每平方米6 100.9元，共计回购价格为2 153 926.50元；

2、政力房地产公司应在2010年6月8日支付回购款2 153 926.50元；

3、如逾期支付，政力房地产公司应按每月64 618元支付违约金；

4、如政力房地产公司逾期超过三个月，此回购协议中止，贺凤霞收回房屋另行处置；

5、协议签字生效，如有争议由天心区法院裁决。

因政力房地产公司未按2010年6月8日签订的《商品房回购协议》履行，政力房地产公司于2010年9月7日答复贺凤霞，承诺在“本周星期四之前付50万元，如未付清将房屋钥匙130

3、1304（中域蓉城）交于贺同志，9月18日之前付清房屋余款。”政力房地产公司亦未按前承诺支付款项。后又多次向贺凤霞承诺支付期限，也没有按承诺支付任何款项。政力房

地产公司遂通知贺凤霞交房，贺凤霞收房后放了部分物品在房屋内。贺凤霞已缴纳了上述两套房产的维修基金，但政力房地产公司至今未为贺凤霞办理上述房产相关产权登记手续，以致成诉。

另查明：会计师协会与政力房地产公司于2008年7月25日签订了二份《长沙市商品房买卖合同》，合同编号亦分别为200866081303和200866081304，但该二份合同没有进行网上签约和备案。合同约定会计师协会以每平方米5 589元/平方米的价格购买政力房地产公司开发销售的中域蓉城大厦1303和1304号房。会计师协会按合同约定向政力房地产公司交纳了全部购房款，政力房地产公司亦通知了会计师协会办理收房手续。

再查明，政力房地产公司所售中城蓉域大厦在长沙市房产政务信息网显示为“中域蓉成大厦”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会计师协会以其向长沙市仲裁委申请仲裁，要求政力房地产公司赔偿其经济损失为由提出撤回起诉申请，我院经审查后以（2011）天民初字第2269-3号民事裁定书予以准许。

以上事实，有《长沙市商品房买卖合同》、收款收据、《商品房回购协议》、长沙市物业维修资金缴款凭证、确认书、承诺书、及庭审笔录等在卷佐证，并经当事人质证，足以认定。

本院认为，贺凤霞与政力房地产公司签订的合同编号为200866081303和200866081304的

《长沙市商品房买卖合同》均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严格履行合同约定的各自义务。双方虽然又签订了二份《商品房回购协议》，但政力房地产公司没有按照回购协议的约定支付回购价款，而根据协议约定，贺凤霞有权收回涉诉房产。贺凤霞诉求政力房地产公司交付房屋并为其办理房屋所有权证及土地使用权证，符合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应予支持。贺凤霞依据回购协议的约定，要求政力房地产公司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因政力房地产公司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的前提应是贺凤霞要求政力房地产公司支付回购款，现贺凤霞选择了要求政力房地产公司交付房产，故该请求于法无据，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限被告湖南政力房地产有限责任公司在本判决书生效后30日内将长沙市天心区城南西路28号中域蓉城大厦（中域容城）1303号、1304号的房屋交付给原告贺凤霞，协助原告贺凤霞办理上述房产的房屋所有权证和土地使用权证；

二、驳回原告贺凤霞的其他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22 521元，财产保全费5 000元，共计27 521元，由被告湖南政力房地产有限责任公司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是送达之日起十五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周 长 军

人民陪审员宋 国 英

人民陪审员陈敏

二○一二年三月十四日

代理书记员申 海 涛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四十四条 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

第六十条 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

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

第一百零七条 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责任编

推荐第6篇：判决书

（2014）穗越法刑初字第470号

——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4-5-28)

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4）穗越法刑初字第470号

公诉机关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张某，男，1981年4月6日出生，汉族，出生地广东省普宁市，文化程度初中。因本案于2014年1月21日被羁押，次日被刑事拘留，同年2月15日被逮捕。现押于广州市越秀区看守所。

辩护人吴荣，广东海云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检察院以越检公刑诉（2014）408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张某犯非法经营罪，于2014年4月1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检察院指派代理检察员张乐芸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张某及辩护人吴荣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检察院指控，2013年4月份始，被告人张某租用广州市越秀区大沙头三马路11号场地星之光电器城10A115号自管库销售翻版光碟。2014年1月21日19时30分许，被告人张某在上述自管库贩卖盗版光碟时，被广州市越秀区文化广播新闻出版局与广州市公安局越秀区分局、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越秀区分局等部门联合执法时查获归案，并现场缴获盗版光碟583种3135张（经鉴定，均为非法出版物）。公诉机关随案提交相关证据，认为被告人张某的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之规定，应当以非法经营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提请本院依法判处。

被告人张某对指控的犯罪事实不持异议。辩护人的辩护意见主要是：认为本案中被告人张某销售翻版光碟的行为符合侵犯著作权罪的构成要件，且被告人张某是从犯、初犯，本案属犯罪未遂，被告人能认罪悔罪，请求法庭对被告人从轻处理。

经审理查明，2013年4月份始，被告人张某租用本市越秀区大沙头三马路11号场地星之光电器城10A115号自管库销售非法出版物光碟。2014年1月21日19时许，被告人张某在上述自管库贩卖非法出版物光碟时，被广州市越秀区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与广州市公安局越秀区分局、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越秀区分局等部门联合执法时查获归案，并现场缴获非法出版物光碟583种3135张。

上述事实，有下列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予以确认的证据证实：案发现场照片，接受证据材料清单、案件移送书，现场检查（勘验）笔录，物证鉴定记录表，广州市越秀区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出具的涉案出版物存放情况说明，涉案自管仓库租赁合同，广州市公安局越秀区分局白云派出所出具的接警经过，证人李某的证言及辨认笔录，被告人张某的供述，广州市出版物鉴定委员会出具的穗出版物鉴字（2014）7号出版物鉴定意见书，被告人张某的户籍材料。

本院认为，被告人张某以营利为目的，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发行其音像作品，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已构成侵犯著作权罪。公诉机关的指控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惟认定被告人张某的行为构成非法经营罪的定性不当，本院经庭审查明后予以纠正。关于本案定性问题，经查，涉案作品种类众多，涉案复制品经鉴定均系非法出版物，且被告人张某不能提供获得著作权人许可的相关证明材料，其行为符合侵犯著作权罪中未经著作权人许可的客观要件，对其行为应定性为侵犯著作权罪。被告人张某是以批发、零售方式非法发行他人作品，现场查获的光碟尚未销售，属于犯罪未遂，依法可以比照既遂犯减轻处罚。辩护人的相关辩护意见本院予以采纳。被告人张某如实供述自己罪行，可予从轻处罚。辩护人认为被告人张某是从犯的辩护意见据理不足，本院不予采纳。辩护人的其他罪轻辩护意见本院在量刑时已予考虑。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一十七条第

（一）项、第二十三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七十二条、第七十三条第

二、三款、第五十三条、第六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第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张某犯侵犯著作权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一万元。

（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罚金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次日起五日内向本院一次缴纳。）

二、扣押在案的违禁品3135张光碟（详见扣押清单）予以没收（由广州市公安局越秀区分局执行）。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

审 判 长黄鸿志

人民陪审员程志雄

人民陪审员曾 红

二〇一四年五月二十八日

书 记 员唐晓晖

推荐第7篇：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北京慈文与广州树联二审判决书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06）粤高法民三终字第35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数联软件技术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发大道931号8楼808房。

法定代表人：杨飞，董事长。

诉讼代理人：王磊，广东广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诉讼代理人：陈海，广州数联软件技术有限公司职员。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慈文影视制作有限公司。 住所地：北京市顺义区杨镇地区顺平路沙岭段89号。

法定代表人：马中骏，总经理。

诉讼代理人：庄舰兵、孙黎卿，均为上海市天闻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广州数联软件技术有限公司（下称数联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北京慈文影视制作有限公司（下称慈文公司）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6)穗中法民三初字第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1

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查明：慈文公司、宝蓝电影制作公司(下称宝蓝公司)、华映电影有限公司(下称华映公司)联合出品电影《七剑》。2005年7月8日，慈文公司、华映公司及宝蓝公司签订《关于电影有关问题的补充协议书》，在该协议书中三方确认：电影作品《七剑》在中国大陆地区的版权、发行权以及由此产生的各种形式的收益权归慈文公司拥有，如果电影《七剑》作品在中国大陆遭受任何形式的盗版侵权时，慈文公司有独立的、排他的诉讼和非诉讼的权利。国家版权局2005年10月31日颁发的《著作权登记证书》载明：申请者慈文公司提交的文件符合规定要求，对由慈文公司、华映公司和宝蓝公司于2005年5月共同摄制完成，于2005年7月29日在中国首次公映的电影作品《七剑》，申请者慈文公司享有上述作品在中国大陆地区的著作权，同时享有独立的、排他的诉讼与非诉讼的权利。该证书登记号为2005－H－03484。

上海市静安区公证处（2005）沪静证经字第5303号《公证书》证明，2005年11月14日，慈文公司代理人孙黎卿在两位公证人员的监督下，打开电脑IE，在电脑建立可移动存储设备“H”光盘后，在互联网进行如下操作： 进入数

联

公

司

网

站

的

页

面http://www.daodoc.com)、音乐网站(music.poco.cn)目前已经成为国内最具影响力的垂直专业网站……。

在数联公司经营的网站http：//www．poco．cn下载POCO软件时，数联公司与用户的许可协议包括：用户同意在使用数联公司通过的POCO服务的同时不得发送任何妨碍社会治安或非法、虚假、骚扰性、侮辱性、恐吓性、伤害性、挑衅性、庸俗性、淫秽社情性等内容的信息。用户不得利用POCO提供的服务，从事侵害他人隐私、版权及其他依法保护的权利的行为。 下载了数联公司提供的POCO软件的用户进入数联公司网站的页面：http://www.daodoc.com后，输入POCO号码、密码进行登陆，便可进入http://search.poco.cn网页。在该页面的“资源搜索”栏中输入“七剑”点击“search’’，便可进入http://movie.poco.cn/result.php网页，在该页可见搜索结果列表：“共计2部含有“七剑”字符的电影：《七剑》和《七剑下天山》”。点击《七剑》后，便可进入由数联公司制作的对《七剑》进行介绍的页面。页面记录了电影《七剑》的宣传图片、文件大小，上

3 映时间、搜索次数、IMDB的评分、推荐等级、影片介绍等内容，以及“搜索碟1”和“搜索碟2”等指引下载的标志。页面中还有“1下载”、“2播放”、“3共享”的标识。该页面显示共有195位会员收藏了《七剑》影片。依次点击“搜索碟1”、“搜索碟2”，可以完成对电影《七剑》的下载，下载过程在同一页面中实现。下载的内容与慈文公司主张著作权的电影作品《七剑》内容一致。

2005年12月8日，慈文公司以数联公司在其经营的网站上向公众提供电影《七剑》的在线播放及下载服务，侵犯慈文公司权益，给慈文公司造成重大经济损失为由，请求人民法院判令：

1、数联公司立即停止对慈文公司享有著作权之网络传播权的侵害，停止提供本案电影作品的在线播放及下载服务；2，数联公司在其经营的网站主页及《中国电视报》上发表声明，向慈文公司公开赔礼道歉；3，数联公司赔偿慈文公司经济损失30万元、为调查数联公司侵权行为和起诉数联公司所支出的合理费用3万元；4，数联公司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另查明，在慈文公司起诉之后的 2006年1月10日，数联公司向广东省公证处申请办理网上保全证据公证。广东省公证处指派公证员监督数联公司的授权代理人钟星儿上网操作：钟星儿下载了数联公司提供的POCO软件，获得用户号码、密码；再进入数联公司经营的网站http://www.daodoc.com后，输入POCO号码、密码进行登陆，在“资源搜索”栏中输入“七剑”点击“search”后，出现的页面内容为：

4

POCO温馨提示：……接上级有关部门通知，近期将开展网络淫秽色情等有害信息的清理。POCO敬告各位用户立即清理和删除本地计算机中存储和提供他人下载的有害信息文件。对于自行清理删除并不再传播的，不再追究其责任；对拒不清理删除的，将依法移交公安机关从重予以查处。

POCO多媒体分享平台提醒您：根据用户指令，POCO的多媒体信息搜索系统会以非人工的P2P方式自动生成到多媒体信息资源第三方存放处的链接。 “POCO多媒体分享平台及软件’’自身不存储、控制、编辑或修改被链接的第三方多媒体的信息。数联软件POCO高度重视知识产权保护，并制定了旨在保护权利人合法权益的措施和步骤，当权利人发现在POCO生成的搜索多媒体链接所指向的第三方资源信息的内容侵犯其著作权时，请权利人向数联POCO发出“权利通知’’，数联POCO将依法采取措施移除相关内容或屏蔽相关链接。

POCO著作权保护声明：……数联公司尊重版权和国家规定的其他法律法规，并要求POCO的用户遵守这些版权和法律法规，严禁任何用户共享受版权保护或其他任何侵害第三方权益的文件，一经发现，屏蔽该第三方个体相关分享行为，并永久删除其ID，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由用户自行承担。

2006年1月10日，数联公司网站显示收藏影片《七剑》的POCO用户为216人。数联公司于2006年1月10日使用

5 COMMVIEW软件截取和分析了提供电影《七剑》下载的用户的IP地址。

再查明，慈文公司为本案诉讼支出了律师费3万元以及公证费1000元。

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关于慈文公司是否享有涉案作品著作权的问题。数联公司认为慈文公司提交的公证书违反管辖规定因而无效。鉴于数联公司并未向相关机关提出撤销公证书的申请，也无证据推翻公证书所证明的事实，故对数联公司主张不予支持。慈文公司提交了电影《七剑》DVD光盘，光盘封面以及电影片头载明的出品单位为慈文公司、宝蓝公司、华映公司，故应认定慈文公司、宝蓝公司、华映公司为电影作品《七剑》的共同著作权人。根据慈文公司与宝蓝公司、华映公司签订的补充协议，三方同意慈文公司享有电影作品《七剑》在中国大陆地区的版权，故慈文公司享有电影作品《七剑》在大陆地区的著作权，其合法权益应受法律保护。

慈文公司依据数联公司制作页面中“1下载”、“2播放”、“3共享’’的标识主张数联公司提供了本案电影在线播放服务，证据不足。数联公司则抗辩主张POCO用户下载服务并非数联公司网站服务器提供，而是从其他用户的个人电脑中进行下载。由于数联公司只能证明广东省公证处进行公证的时段内提供电影《七剑》下载的用户IP地址，数联公司不能以此排除自己没有提供电影《七剑》下载。

6 数联公司是一家提供资源共享平台的网络公司，POCO用户能下载电影、音乐、动漫、游戏、摄影、美食等资源，数联公司对其中的部分电影、音乐作品享有信息网络传播权。虽然数联公司在其网站上作了著作权保护声明，但POCO用户在数联公司经营的网站http://www.daodoc.com 中下载电影《七剑》时，数联公司制作页面对《七剑》进行介绍，包括影片的宣传图片、文件大小，上映时间、搜索次数、IMDB的评分、推荐等级、影片介绍等内容，页面上还有指引下载的标志，为POCO用户下载影片《七剑》起到了指引和帮助的作用，侵犯了慈文公司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应承担停止侵害、赔偿损失的民事责任。

关于赔偿数额，慈文公司主张根据其与中国文联音像出版社的许可使用协议作为依据，但慈文公司没有提交该合同履行情况的证据。鉴于慈文公司的实际损失和数联公司的违法所得难以确定，综合数联公司的行为性质、下载电影《七剑》的用户数量、侵权行为人的主观过错程度等因素，原审法院酌情确定数联公司的赔偿数额及慈文公司为本案诉讼而支出的公证费、律师费等合理费用。至于慈文公司请求赔礼道歉，由于数联公司的行为存在主观过错，慈文公司要求赔礼道歉的诉讼请求应予支持，但其范围应与数联公司侵权行为的范围相适应。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三条第(六)项、第十条第一款第(十二)项、第十一条第四款、第四十七条第(一)项、第四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

7 十五条第二款、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判决：

一、数联公司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立即停止对慈文公司电影作品《七剑》之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侵害。

二、数联公司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起十日内一次性赔偿慈文公司经济损失和为本案诉讼支出的合理费用8万元。

三、数联公司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起十日内在其经营的网站http://www.daodoc.com首页向慈文公司公开赔礼道歉(内容需经原审法院审核)。

四、驳回慈文公司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7460元，由慈文公司北京负担2826元，数联公司负担4634元。

上诉人数联公司不服上述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驳回慈文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理由为：

一、原审判决超出慈文公司的诉讼请求、事实及理由的范围，剥夺了数联公司的抗辩权利。慈文公司诉请数联公司在其经营的POCO网站上停止提供电影《七剑》的在线播放及下载服务的直接侵权行为，原审法院判决数联公司的行为构成帮助侵权的间接侵权，超出了慈文公司的诉请范围，使数联公司无法为其是否构成间接侵权进行答辩，剥夺了数联公司的诉权。

二、数联公司没有制作相关页面对《七剑》进行介绍，相关页面上的介绍内容也是由用户自行上载，并通过预定的模式自动生成，数联公司没有参与内容的制作和编辑。

三、根据国务院《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只有明知用户通过

8 网络实施侵权，或者经著作权人提出确有证据的警告，但仍不采取移除侵权内容等措施的情况下，才追究网络服务提供者与网络用户的共同侵权责任，数联公司对于用户侵权的事实并不知情。在收到起诉状之后，数联公司就及时屏蔽了POCO软件对《七剑》的搜索，并主动删除了相关网页内容，已尽到合理的注意及协助防止侵权的法律义务。

四、数联公司网站上的作品有上万部，数联公司无法分辨是否每部作品的上传人都有版权。POCO网站同时在线人数高达50余万人，峰值达70余万人，如此庞大的用户群通过网站交换海量信息，而且这些信息又处于随时变化之中，所以数联公司无法对这些内容的版权合法性进行事先审查。网络服务商的审查监控义务应与其能力相匹配。

五、慈文公司没有像其他版权人一样，向数联公司发出版权作品清单，要求予以保护，以致数联公司不能事先予以屏蔽被控侵权作品的传播。

为证明其上诉理由，二审诉讼中，数联公司补充提交广东省公证处（2006）穗证内经字第105477号《公证书》。用以证明POCO网站上对相关影片进行宣传、介绍的页面并非由数联公司制作，而是由网络用户通过输入电影介绍文字而自动生成。

被上诉人慈文公司答辩称：

一、数联公司的行为既是提供《七剑》电影作品供互联网用户下载的行为，也是通过事先设定网页，提供稳定的搜索和链接，供网络用户在网络平台上观看《七剑》的行为。数联公司的行为既是直接侵权，也是通过网络平台帮助实

9 际侵权人实施侵权的间接侵权。

二、数联公司应该知道未经许可提供他人作品进行网络传播是非法的。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院查明，原审查明的事实部分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另查明：慈文公司提供的公证事实显示，数联公司在其网站上介绍POCO多媒体分享软件是“中国最大的P2P用户分享平台，是有安全、流量控制力的、无中心服务器的第三代资源交换平台”。“POCO实现的真正的多点传输功能，彻底打破了传统网络结构对中心服务器效能及宽带的限制，使用的人员越多，传输的效率越高”。POCO网站网页在多处位置提示：“我们的服务，永远免费”，“以上资源，一律免费”，同时，在数联公司POCO网站的部分网页上，登载有广告。

广东省公证处（2006）粤公证内字第05267号公证书证实：2006年1月10日，广东省公证处现场监督数联公司代理人在互联网上完成如下操作：下载“commview5.1”软件后运行该软件，使该软件开始截获IP地址和数据包，可见提供电影作品《七剑》供公证处电脑下载的用户的IP地址为POCO网络用户所有。 又查明：广东省公证处（2006）穗证内经字第105477号《公证书》证明：2006年12月6日，数联公司申请为http://www.daodoc.com网页内容进行保全证据公证。公证员进行如下操作：下载POCO软件，成功注册成为ID号为30430450的用户。以该用户名登录，并进入数联公司POCO网站“电影交流区”网页，在该页可见

10 数个互联网络个人用户发布的帖子，右上角有“撰写主题”标识。点击该标识便可进入“发表新主题于电影交流区”页面,在该页面中发布主题标题为“命盘杀人魔”、内容为电影《命盘杀人魔》的相关介绍文字、电影海报图片的帖子，并通过POCO软件获取电影的URL，加入到该帖子中。发布完成后，便可自动生成“命盘杀人魔”的宣传页，包括电影海报、文件大小、上映时间等内容。上述公证员发布帖子，进行推荐、以及最终搜索到相关电影资源，均在POCO网站的服务器上完成。

该份公证书同时证实,POCO网站同时在线人数为541755人。 本院认为：本案为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原审判决认定慈文公司就电影作品《七剑》在中国大陆地区享有含信息网络传播权在内的各项著作权财产权及人身权正确，二审诉讼中双方当事人对此已无争议，本院予以维持。二审诉讼中双方争议的焦点是数联公司是否存在提供《七剑》电影作品供互联网用户在自己选定的时间进行下载的直接侵权行为，数联公司是否存在教唆、帮助直接侵权人实施侵权行为的共同侵权行为。

关于数联公司是否存在直接侵权行为的问题。根据国务院《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十八条、第二十六条的相关规定，侵犯他人信息网络传播权的直接侵权行为，是指通过信息网络擅自向公众提供他人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使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表演或者录音录像制品的行为。

11 这里“提供”，系指行为人将他人作品等上传到自己的网络服务器中进行存储，并通过信息网络供他人下载获取。

从二审查明的事实来看，数联公司提供了POCO点对点（P2P）软件供用户下载运行。从该软件的功能来看，点对点（Peer to Peer）,意为对等联网，其直接联系各电脑终端，而无须经由传统的客户机/服务器模式。网络用户无须登录中央服务器浏览和下载，而是进行个人电脑与个人电脑之间的直接通信，每台个人电脑同时扮演服务器与客户机的角色，直接从其他用户的电脑而非从中央服务器获取数据资源。其次，权利人慈文公司及数联公司双方提供的公证内容均显示，下载并安装了POCO点对点（P2P）软件的用户在POCO网站注册登录之后，POCO软件便会在其计算机终端存储器的硬盘上划定“共享区（共享文件夹）”。用户在该“共享区”内存储相关作品后，用户在下载并安装了服务商提供的P2P软件后，软件就会在用户计算机终端存储器的硬盘上划定“共享区”。其后，只要该网民在“共享文件夹”内上传作品，再利用网站分配的帐号和密码登陆，将作品的目录索引资料，例如文件大小、名称、储存的IP位置等上传到中央服务器，中央服务器就可籍此建立索引数据库，来提供其它所有使用者检索查询。同时，网站还提供“电影交流区”、“音乐交流区”等BBS服务，网民发布包括电影简介、电影海报图片、文件大小、上映时间等内容的帖子，并通过P2P软件获取电影的URL，加入到该帖子中，便可自动生成对电影进行宣传、介绍的页面。

12 该页面同样亦储存在POCO网站的中央服务器上。其它也安装了POCO软件的网民，上线启动软件，利用帐号和密码登陆，输入查询关键词，便可搜索到中央服务器中由相匹配的字符串组成的目录清单，并通过目录清单后埋藏的网址，链接到前述对电影进行宣传、介绍的页面。再通过该页面上指引下载的标记后面埋藏的地址，链结到上传作品的个人用户计算机的地址，下载到自己所需要的作品。从数联公司提供的2006年1月10日公证事实来看，在信息网络上提供电影作品《七剑》供公证处下载的用户的IP地址为网络用户所有。由此可以认定数联公司并非本案电影作品的内容提供者，其没有从事在自己的服务器上存储本案电影作品供公众在自己选定的时间和地点下载的信息网络传播行为。原审判决关于“数联公司不能以此排除自己没有提供电影《七剑》下载”的认定有误，本院予以更正。数联公司的被控行为不构成直接侵权。

关于数联公司是否存在帮助直接侵权人实施侵权行为的共同侵权行为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关于“网络服务提供者通过网络参与他人侵犯著作权行为，或者通过网络教唆、帮助他人实施侵犯著作权行为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民法通则的规定，追究其与其他行为人或者直接实施侵权行为人的共同侵权责任”的规定及国务院《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二十三条关于“网络服务提供者为服务对象提供搜索或者链接服务，在接

13 到权利人的通知书后，根据本条例规定断开与侵权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的链接的，不承担赔偿责任；但是，明知或者应知所链接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侵权的，应当承担共同侵权责任”的规定，要构成帮助直接侵权人实施侵权，需要满足下列要件：

1、直接侵权人从事了直接侵权行为；

2、存在通过网络提供相关服务帮助他人完成侵权的行为；

3、主观上存在过错，即明知或者应知他人正在实施侵权行为仍然予以帮助第一百三十条。其中，“应知”的判断标准，是一个理性的、谨慎的、具有网络专业知识的网络服务商应该知道的内容，而非一个不具备网络专业知识的普通人应该知道的内容。

从本案事实来看，确有网络用户未经慈文公司许可，将《七剑》作品存储到自己电脑终端的“共享区”中，使其他网络用户得以通过POCO网站直接连接到存储人的电脑上进行下载，上述网络用户擅自提供他人电影作品供其他公众获取的行为构成直接侵权。

从数联公司的行为内容和作用来看：POCO网站提供点对点（P2P）软件供用户下载，为下载了软件的各网络用户提供注册登录到POCO网站的服务、为用户提供在网站的BBS上发布与上传作品的信息相关的帖子的服务、建立中央目录索引库供公众搜索作品的服务，以及链接到作品下载位置——即网络个人用户电脑的服务等等。这一整套综合服务行为，客观上帮助网络用户

14 完成了对《七剑》作品的数据交换，使网络用户得以在自己选定的时间和地点下载到《七剑》作品。

关于数联公司是否存在明知的主观过错问题。由于P2P软件可以进行多点对多点的传输，提高了传输效率和对带宽的利用率，故该软件及网络服务商所提供的相关网络服务，除了常常被用以下载大容量的电影等文件外，还可用于用户之间通过信息网络直接进行分布计算、协同作业、即时通讯等。同时，用户亦可以用该软件及POCO网站所提供的网络服务，来共享已经进入了公有领域的作品。因此，数联公司提供的软件及其相关网络服务具有除帮助网络用户传输被控侵权作品《七剑》之外的其他实质性非侵权功能。其次，从二审诉讼中数联公司提供的公证事实来看，原审所谓“数联公司制作了对《七剑》进行介绍的页面”的事实认定有误。网络用户在POCO网站BBS的“电影交流区”发布含有相关电影作品的介绍文字及电影海报图片的帖子，并通过POCO软件获取电影的URL，加入到该帖子中，便可自动生成电影作品的宣传页。数联公司对该页面没有进行选择、编辑及修改，更没有制作。再次，数联公司在收到慈文公司的起诉状后，即刻删除了对《七剑》作品进行宣传的网页和“搜索结果”网页，屏蔽了对《七剑》作品进行下载的链接。综上，现有证据不能证明数联公司存在明知他人实施侵权仍然给予帮助的主观过错。 关于数联公司是否存在应当知道的主观过错的问题。从本案事实来看，对《七剑》进行宣传的相关网页和《七剑》“搜索结果”网

15 页，均存在于数联公司网页和网络服务器中，数联公司用人工方法就可以浏览到这些内容。其次，《七剑》于2005年7月29日在中国首次公映，被控侵权行为发生于2005年11月14日，距该电影公映仅仅三个多月时间。数联公司作为一个“致力于美食、摄影、电影、音乐、交友、网志等横向的互动内容扩展”经营的专业网站、凭借通常的理性，应当知道此时《七剑》的版权人不会许可任何网站或者个人免费提供其投入巨资摄制的电影供网络用户下载。第三，数联公司明确知道自己所提供的点对点（P2P）软件在用以下载大容量的电影等文件方面的便捷、快速和高效。其在POCO网站宣传“POCO资源推荐中心页面带你进入百万网友齐共享的世界,你能下载电影、音乐、动漫、游戏、摄影、美食等精彩资源”、“我们的服务，永远免费”，“以上资源，一律免费”。同时，大部分网络用户在信息网络上交换电影等作品数据时，往往最希望获取的是那些投入市场不久的所谓“热门电影”作品，而这些作品往往是处于著作权保护期内的、未经许可传播的作品，而非已经进入了公有领域的作品。因此，作为一个理性、专业、谨慎的网络服务提供商，数联公司应当知道点对点（P2P）软件的效用、其上述宣传用语以及网络用户对作品类型、时间的需求三者相结合，很容易引发大量未经许可传播他人作品的行为发生。因此，数联公司存在“应当知道”的主观过错。 数联公司上诉称，其网站上的作品有上万部，网站同时在线人数高达50余万人，庞大的用户群通过网站交换随时变化的海量信

16 息，数联公司没有能力对这些内容的版权合法性进行“事先”审查。网络服务商的“事先”审查监控义务应与其能力相匹配。著作权人应当“事先”及时通知数联公司以避免侵权发生。本院认为，首先，对《七剑》进行宣传的相关网页和《七剑》“搜索结果”网页，均存在于数联公司网络系统的主服务器中，从慈文公司起诉之后数联公司移除相关内容，断开链接的行为来看，数联公司处于可以尽量避免,或者及时制止直接侵权行为发生的地位。第二，POCO网站为网络用户提供免费服务，换取用户量的增加和点击率的提高。而用户量的增加和点击率的提高，必然使网站的广告收入增加。虽然POCO网站上的作品有上万部，网站同时在线人数高达54万余人，庞大的用户群通过网站交换随时变化的海量信息，使数联公司的“注意”变得异常困难确属事实。但作为著作权人，同样也要面对这一现状。依靠经营POCO软件及其相关网络服务获得收益，同时又具有能力避免或者制止直接侵权行为的网络服务商，与著作权人相比，显然前者更有能力控制和减少“事先”侵权行为的发生。两者相权衡，从权利和义务，能力和责任相一致出发，将对网络用户的传输内容“事先”进行注意的义务赋予数联公司，显得更为公平。因此，数联公司不计后果地为网络用户提供点对点（P2P）软件及BBS、搜索及链接等一整套服务，又没有采取任何技术措施防止或减少他人利用其服务进行侵权的行为发生，不符合一个理性、谨慎的专业网络服务提供商的行为

17 准则，主观上存在过错，与直接侵权人构成共同侵权，应承担侵害他人财产的赔偿责任。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部分有误，但不致影响判决的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

（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460元，由数联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推荐第8篇：二审刑事判决书

二、二审刑事判决书

×××人民法院 刑事判决书 （二审改判用）

（××××）×刑终字第××号

原公诉机关×××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写明姓名、性别、出生年月日、民族、出生地、文化程度、职业或者工作单位和职务、住址和因本案所受强制措施情况等，现羁押处所）。

辩护人„„（写明姓名、工作单位和职务）。

×××人民法院审理×××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犯××罪一案，于×××年××月××日作出（××××）×刑初字第××号刑事判决。原审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或者不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出庭履行职务。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等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首先概述原判决认定的事实、证据、理由和判处结果；其次概述上诉、辩护的意见；最后概述人民检察院在二审中提出的新意见）。

经审理查明，„„（首先写明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其次写明二审据以定案的证据；最后针对上诉理由中与原判认定的事实、证据有异议的问题进行分析、认证。）

本院认为，„„（根据二审查明的事实、证据和有关法律规定，论证原审法院判决认定的事实、证据和适用法律是否正确。对于上诉人、辩护人或者出庭履行职务的检察人员等在适用法律、定性处理方面的意见，应当有分析地表示是否予以采纳，并阐明理由）。依照„„（写明判决的法律依据）的规定，判决如下：

„„（写明判决结果。分两种情况：）

第一，全部改判的，表述为：

一、撤销×××人民法院（××××）×刑初字第××号刑事判决；

二、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写明改判的内容）。（刑期从„„）

第二，部分改判的，表述为：

一、维持×××人民法院（××××）×刑初字第××号刑事判决的第×项，即„„（写明维持的具体内容）；

二、撤销×××人民法院（××××）×刑初字第××号刑事判决的第×项，即„„（写明撤销的具体内容）；

三、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写明部分改判的具体内容）。（刑期从„„）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略）

说明：书写判决书的事实和理由部分时，注意掌握以下几点：

1、着力于针对一审判决中的错误以及上诉、抗诉的意见和理由，进行叙事和说理。

2、对各方意见有分歧的要详写，没有异议的可以略写；对上诉、抗诉意见都应当进行分析、论证，充分阐明肯定或者否定的理由。

3、避免文字上不必要的重复。二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和证据与原判没有变动的，可重点叙述原判认定的事实和证据，而对第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和证据，则进行概括叙述。

4、判决理由中的“法律依据”，包括程序法和实体法。在具体引用时，应当先引用程序法的有关规定，再引用实体法的有关规定。如适用司法解释的，应在其后一并引用。

有改判原审被告人死刑的，判决书尾部应当写明：“对原审被告人×××改判死刑的判决，由本院依法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推荐第9篇：二审代理词

代理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我们作为上诉人xxx的委托代理人，依据事实和法律，针对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提出如下代理意见：

一、被上诉人对上诉人作出的“除名”决定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程序，不具有法律效力。

1、该“除名”决定没有经过一定会议讨论，没有征求工会意见，没有允许受处分者本人进行申辩。

根据《企业职工奖惩条例》第18条规定，“职工无正当理由经常旷工，经批评教育无效，连续旷工时间超过十五天，或者一年以内累计旷工时间超过三十天的，企业有权予以除名。”因此，在作出这个“除名”决定时，单位首先缺乏一个上诉人擅自离岗的证据及单位通知上诉人限期回岗或对上诉人进行批评教育的凭据。

根据《企业职工奖惩条例》第19条的规定，“给予职工行政处分和经济处罚，必须弄清事实，取得证据，经过一定会议讨论，征求工会意见，允许受处分者本人进行申辩，慎重决定。”而该案中被上诉人没有提供会议记录，工会意见和上诉人的申辩意见，因此，用人单位的“除名”决定程序不合法显而易见。

2、该“除名”决定没有书面通知上诉人本人并记入上诉人本人档案。根据《企业职工奖惩条例》第20条2款的规定：“职工被除名应当书面通知本人，并且记入本人档案。”据此，用人单位作出“除名”决定时应当依据上述规定向劳动者出具解除劳动合同的书面证明，并办理

有关手续。但被上诉人在对上诉人作出除名决定时未履行上述送达程序，上诉人至今也没有接到这个除名决定，显然这个除名决定是无效的，剥夺了企业职工在受处分时知情、申辩、申诉等权利。被告提出由于管理不善档案丢失，不是法定理由，被告不能举证证明书面送达的证据。

最高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3条、《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第6条明确规定：在劳动争议纠纷案件中，因用人单位作出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劳动争议的，由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被上诉人在二审过程中提供的律师调查笔录中的证人证言，既超过了举证期限也不属于法律规定的新的证据，不应采纳，而且其提供的证据也不能直接证明邮件的收件人、邮件的内容和邮件送达的时间，证人也没有依法出庭作证，更不应予以采纳。

二、上诉人的劳动仲裁和诉讼都没有超过法律规定的仲裁和诉讼时效。

《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27条规定：“ 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可见，劳动者享有申请仲裁的权利，是从劳动争议发生之日，即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一年，劳动者都有权申请仲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第一条第二项规定：“因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产生的争议，

用人单位不能证明劳动者收到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书面通知时间的，劳动者主张权利之日为劳动争议发生之日。”本案中，被上诉人不仅没有将“除名”决定书面通知上诉人本人更不能确定书面通知劳动者本人的时间，因此，劳动者随时都可以主张权利，提起劳动仲裁。上诉人的劳动仲裁和诉讼都没有超过法律规定的仲裁和诉讼时效。

三、被上诉人应为上诉人缴纳社会保险费。

按照《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劳部发[１９９５]年第３０９号７４条规定：“企业富余职工、请长假人员、请长病假人员和带薪上学人员其社会保险费仍按规定由原单位和个人继续缴纳，缴纳保险费期间计算为缴费的限”。所以被上诉人应为上诉人缴纳社会保险费。

四、被上诉人应为被上诉人支付生活费。

按照《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劳部发[１９９５]年第３０９号５８条规定：“企业下岗待工人员，由企业依据当地政府的有关规定支付其生活费，生活费可以低于最低工资标准，下岗待工人员中重新就业的，依法应停发其生活费”。所以被上诉人应依法支付上诉人生活费。

五、贵院（2007）邯市民二终字第209号判决曾对相同的案件作出过判决，认定了企业没有将“除名”决定书面通知劳动者本人，该“除名”决定无效。为维护法律的尊严和法律适用的统一，请法院对该案依法改判。

综上所述，代理人认为，虽然企业有用人自主权，但解聘员工也

必须要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并严格按照法律程序进行，否则是无效的。单位对违反劳动纪律的职工有权依据《企业职工奖惩条例》的规定，对该职工作出行政处分或者除名处理，但是按《企业职工奖惩条例》第18条、第19条、第20条2款规定的精神：企业对有旷工行为的职工做除名处理，必须符合规定的条件并履行相应的程序，遵循对职工负责的原则以书面形式通知本人，并记入本人档案，这是法律规定的必经程序，是任何企业都不能违反的。而本案中被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其对上诉人予以除名的做法是合法的，同时在长达近20年的时间内没有通知原告，竟连上诉人的档案资料也不愿意提供，其行为是对上诉人知情、申诉等合法权利的漠视和侵犯。为此，被上诉人对上诉人所作出的“除名”决定无论是处理程序还是通知的送达程序都不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是无效的，上诉人依然是被上诉人单位在册职工，理应享有单位其他职工所享有的权利并承担相关义务。故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决撤消被上诉人对上诉人作出的除名决定，为原告补办养老保险、医疗保险手续，缴纳相关费用，以维护企业职工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体现法律的公平、公正，正义。以上代理意见仅供合议庭参考，并望予以采纳！

推荐第10篇：二审代理词

二审代理词

尊敬审判长、审判员：

贵院受理的上诉人（原审被告）某某某诉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某某某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被上诉人某某某继续委托本所，本所继续指派我为其二审阶段的代理人，参与二审开庭审理。本代理人对一审已查明的事实不再赘述，现依据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发表如下代理意见：

一、从上诉人的事实和理由上看。

1、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合伙关系并未终止，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签订《岚角山生态农业观光园股东内部承包合同书》是为了使租赁合同发挥更大的经济优势，并不是为了终止双方之间的合伙关系。该内部承包合同书中也明确约定：岚角山生态农业观光园由上诉人某某某全权承包经营，经营期限为19年，上诉人某某某负责交纳土地租金，保证已租赁的400多亩土地不因抛荒而被政府收回，保证对租赁地增值或出现因政府征用等其它补偿按投资比例分配，对所购山的使用权办好手续，平均归7个股东所有，如有违约，应承担违约金60万元，并特别约定，上诉人某某某在内部承包合同中不享有发包方的权利也不承担发包方的责任。上述约定均说明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合伙关系 1

并没有终止，而上诉人只享有被上诉人的“承包经营权”，并不享有被上诉人的“终止、转租”的权利，其主观臆想自己有权终止、转租租赁地，并单方面与两原审被告签订《补充协议》及《补偿协议》不仅违背了双方的内部承包合同，也违反了法律规定。

2、根据一审法院判决查明的事实，永州市人民政府于2011年12月30日下发的永政函2011第176号《永州市人民政府关于永州市物流中心项目征收土地的通告》（以下简称《通告》）既没有送达被上诉人，也没有在媒体及报纸上刊登，上诉人将该函的下发时间作为诉讼时效起算时间明显不符合事实，对被上诉人是极为不公平的。而作为实际承包经营的上诉人早已收到《通告》却故意不告知被上诉人，明显存在恶意隐瞒，谋取私利之心。被上诉人实际知道被征收事项应当是2014年8月25日，即被上诉人到永州市财政局下设的永州市经济建设投资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原永州市顺达基础设施建设有限公司）查实并复印相关终止、转租被上诉人方承租地的相关法律文件时方才知道此一事实。更何况，被上诉人在知道承租地被征收事项之前一直忙于生计，经常不在市内，根本无从知晓自己的承租地已被征收的事实。

3、根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原审被告岚角山镇人民政府于2002年3月9日租赁冷水滩区岚角山镇保方寺村第六组土地创办样板园，并签订了《租赁土地合同书》，该合同书明确约定 2

租赁期限为十年，即2002年1月1日起至2011年12月31日止。但原审被告岚角山镇人民政府在没有与岚角山镇保方寺村第六组村民签订延长土地租赁合同和没有征得土地所有权人同意的情况下，将租赁的土地及其他土地转租给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并在《租赁土地合同》中肆意将租赁期限延长至2021年12月31日止，被上诉人对此均不知晓。在上诉人承包经营期间，上诉人与两原审被告在没有征得被上诉人同意的情况下，恶意串通又于2010年3月6日签订了所谓的终止及转租租赁地的《补充协议》，并秘密就被上诉人租赁地进行了非法补偿，补偿费数百万元分文未付给被上诉人。上诉人及两原审被告这种非法终止及转租租赁地的行为极大的损害了被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其所签订的《补充协议》当然无效。

二、从法律的角度上看。

综合上述事实，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及第一百三十七条之规定，被上诉人主张权利应当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被上诉人是在2014年8月25日知道其权利被侵犯，因此诉讼时效的计算时间应从此一时间开始计算，上诉人以永州市人民政府下发的《通告》时间计算诉讼时效，明显不符合法律规定。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上诉人非法与两原审被告签订的终止和转租租赁地的《补充协议》严重侵害了被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应 3

为无效协议。

三、本案如何处理的建议。

综合上述事实和法律规定，被上诉人主张权利的时间符合法律规定，而上诉人在未征得合伙人即被上诉人同意的情况下，与两原审被告非法签订终止及转租的《补充协议》应为无效，显然上诉人及两原审被告还应当向被上诉人承担侵权责任，原审法院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对此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应予驳回，并维持一审判决。

综上所述，被代理人认为：本案无论是从事实层面上，还是从法律层面上，被上诉人主张权利合乎事实、合乎法律的，并不存在超过诉讼时效问题，相反，上诉人单方面认为其在只有承包经营权的情况下，非法与两原审被告恶意串通签订侵害被上诉人合法权益的《补充协议》“有效”明显是缺乏事实和法律根据的，对被上诉人是极为不公平的！故代理人请求合议庭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审判决，谢谢！

此致

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代理人：湖南正赢律师事务所律师

2015年5月15日

第11篇：二审答辩状

答辩状

答辩人：孙××（一审被告）

答辩人因与上诉人陈××（一审原告）合同纠纷二审一案，针对上诉人的上诉理由答辩如下：

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应予维持。

1、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双方之间存在委托合同关系。2011年8月份，上诉人委托被上诉人购买纽高鹏基金，先后4次向被上诉人的银行账户内汇入共计828500元人民币，被上诉人便用其在纽高鹏基金的余额帮上诉人购买了总额为828500元的基金，上诉人在被上诉人帮助购买基金后，便一度自己亲手把盘，每天能够清晰地看到自己的基金的收益，直至10月纽高鹏基金的网站修复，无法打开。故上诉人称被上诉人并未将其转入的金额进行购买基金这是站不住脚的。

2、上诉人称其在9月份看到的基金只有代码，没有基金购买人的名字，这是没有依据的。被上诉人提供的《公证书》已经很明确的提出，初次注册的用户需要登记用户的信息，换而言之，上诉人在刚注册之时，是需要提供自己的身份信息，同时也是要本人的真实姓名才能进行注册。而这些基金都是登记在上诉人的姓名项下的，上诉人称基金不能显示自己的姓名，显然是没有依据的。

3、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保证书》上，更能表明，上诉人已经完成了委托事项，协助上诉人购买了纽高鹏基金。

二、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原审法院在判决中适用了我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四百是一条和《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是正确的。被上诉人按照上诉人的指示完成了委托事项，而上诉人在一审中要求法院判决解除委托合同，所以原审法院在法律适用上并无不妥，是故上诉人的上诉理由是不成立的。

基于以上的事实与理由，答辩人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故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答辩人恳请二审法院在审理后，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依法维持原判。

此致

××市中级人民法院

答辩人：

年月日

第12篇：二审答辩状

答 辩 状

答辩人：XXX，男，1964年9月21日出生，汉族，住XXX。

因与上诉人XXX工程款纠纷一案，提出答辩如下：

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上诉人无故不参加庭审，一审法院依法缺席判决，并无不当。

一审法院立案后，按照法定的程序为上诉人发放了应诉手续，也按法律规定给上诉人下发了开庭传票。而上诉人在答辩期内向一审法院提交了答辩状。但在法定的开庭时间上诉人却未到庭，不管是上诉人记错开庭时间，还是有意不到庭，只能说明上诉人放弃了自己的权利。一审法院按照民诉法的相关规定，缺席审理并判决没有不当之处，上诉人以此为由认定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是不能成立的。

二、上诉人上诉状与一审答辩状相互矛盾，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一审法院审理时，上诉人答辩称“对于XXX出具的工程结算单基本没有异议，仅对结算上杂工打路、门卫、地基、锅炉房地基的2500元有异议，并未提出给被上诉人支付8000元的事实，也未提及什么罚款，无故停工等事实”，而在二审的上诉状中却提出这些问题，而这些问题却是上诉人捏造的，并不存在。还有，一审时上诉人答辩对XXX出具的结算单基本无异议，等于认同了XXX出具工程结算单的真实性和XXX的身份，而在上诉状中却又说XXX和被上诉人串通一起，上诉人这种前后矛盾的做法，实在是令人难以相信上诉人上诉的动机，被上诉人只能认为上诉人是想赖掉被上诉人的血汗钱。因此，请求二审法院查明后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三、上诉人说多支付被上诉人工程款不能成立。上诉人的上诉状第三条称：“由于XXX施工中无故停工，在工程结算时，XXX罚单罚款10000元，经多方说合，最终罚款5000元，这样，我已支付XXX二次10000元，加上罚款5000元，实际已多付工程款”。且不说上诉人所说的罚款是不是事实，单就简单的数字计算，上诉人都算不对。被上诉人总工程款才14652元，上诉人会傻到二次支付被上诉人10000元 ？再加上罚款5000元，任何承包工程的老板都不会傻到这种地步。再者说，总共干的活也只有14652元，就算停工也不能全部罚掉，况且被上诉人没有无故停工，上诉人所说的罚款根本就不存在。上诉人之所以编造罚款一事，无非是不想支付被上诉人的血汗钱，这一点请二审法院明察。

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二审法院应予维持。

答辩人：贾孟安 2014年9月19日

第13篇：二审辩护

李庄案高子程律师二审辩护词（上） 潇湘夜雨 发表于 2010-1-24 15:42:00

这是先于国内所有的记者得到的高子程律师的二审辩护词，洋洋数万言。里面有一审庭审情况迄今最详细的披露；有完整的二审辩护思路，也有更为广阔的政治视角；有深深的忧虑，也有坚强的决定；内容绝对真实，来源绝对可靠。

李庄事件二审辩护词

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李庄案合议庭各位审判员：

不敢预料一审结果，却不得不面对一审后的哗然！体验一审若干不公正的程序，无望中仅存的一丝希望亦在宣判时刻破灭。

因缘所致，身不由己，高子程律师受李庄及其家属执意委托及本所指派，负责李庄案件二审辩护工作。继续无助、无奈、无望的上诉程序。唯有的动力和信念是国法依然存续，良知尚未泯灭，是非终有公论。

上诉期满次日，本律师应李庄要求前往会见李庄，正遇重庆市一中院李庄案二审合议庭全体法官提审李庄。效率之高令人惊叹。为免上诉理由不被关注，特提前匆忙完成此稿并寄出至二审法院。

为便于各位法官疏理、辨析李庄案，本辩护词以一审程序质疑、事实认定虚无、适用法律错误及特别建议说明为序铺陈。

一、序言。

2009年11月22日，李庄以本所名义接受龚刚模家属委托，为之辩护，同日签约，约定辩护费20万。次日，李庄携助手马晓军前往重庆会见龚刚模并应邀与龚亲友聚餐。期间龚的家人提出因龚被抓，龚妻住院治病，龚名下企业法律问题颇多。另有一亿余元债权需清收，亦需专家论证等等，希望李庄同时提供辩护以外的法律服务。于是双方再次重新签约约定：民事代理、法律顾问、刑事辩护、咨询共四项服务内容，总计律师费150万元。签约后150万元陆续入账，本所已开具150万发票。

李庄会见龚刚模时，龚告之自己曾被刑讯逼供，并向李庄展示其手腕被吊伤痕。在三次会见过程中，李庄屡次与在场监督的警察发生争吵，并以审判阶段侦查人员不得在场为由斥责在场警察，因此导致李庄与专案组关系紧张。

李庄在阅卷时发现龚刚模的口供中有许多系夜间审讯，多处不同审讯人员、不同时间的审讯笔录语句完全一致，以致错别字都相同，口供间嫁接、粘贴后令龚签字的嫌疑甚大。案卷显示：龚案团伙中许多主要成员均供述，团伙主要罪行与龚无关，龚不知情，且龚不是老大。但龚自己的供述显示龚刚模曾承认自己是团伙首犯。李庄据此产生龚刚模被刑讯逼供的合理怀疑，意欲展开调查，并申请龚妻及龚云飞出庭作证。在调查尚无任何结果时，重庆一中院召集龚案所有辩护人庭前交流辩护观点。李庄在交流中，与院长、庭长、审判人员明确表示龚可能被刑讯逼供，其手腕伤痕犹在，要在庭审时申请伤情鉴定，准备申请看守所狱医出庭作证，同时指出，案卷中有许多口供是互相抄袭、嫁接的，希望法庭关注。

此后，北京市司法局、司法部陆续与李庄及本所沟通，希望李庄退出该案。初期李庄以自己依法履职、不曾有任何违法为由拒绝退出龚案。至2009年12月12日中午，本所管委会及李庄共同决定李庄及本所均退出龚案。当日中午，即告司法部杜司长、北京市司法局肖处长、重庆一中院龚刚模案审判长。

当日，即2009年12月12日晚六时许，龚妻告知本所，李庄在北京振国肿瘤医院与之办理退出龚案的交接退费事宜时，被重庆公安局带走。

2009年12月13日下午3时，重庆市公安局以伪证、妨害作证罪拘留李庄；

2009年12月13日下午5时，李庄被逮捕；

2009年12月18日，李庄案侦查结束，移送起诉；

2009年12月19日，李庄案审查起诉结束，诉至重庆市江北区法院；

2009年12月30日，李庄案开庭审理。

开庭前夜，因辩护人强烈要求，重庆江北区法院委托鉴定并向辩护人送达了伤痕鉴定报告，鉴定结论为：龚左腕部确有钝器所致伤痕。

二、庭辩争锋未决,公诉观点均为判决依据。

庭辩争锋多许。关键之处虽缺公诉人依法解答，但公诉人的观点均已成为原审认定的定案根据。比对之下，判决如公诉。

（一）

辩护人认为:侦查人员拘留证人取证违反刑诉法规定，公诉人身负法律监督职责，非但不予纠正，反而以非法证言指控犯罪，已然丧失法律赋予公诉人神圣的审查起诉、监督审判之责。

公诉人回答:侦查机关虽然拘留证人取证，但所取证言有两名警官，嫌疑人已确认签字，恰好证明侦查机关依法取证。辩护人恶意攻击公诉机关。

（二）

公诉人认为:举证权利在公诉机关，可以不出示所宣读的证言。

辩护人认为:公诉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更应当依法举证，不应当违反《刑事诉讼法》举证或拒绝出示证言，否则就是乱权。唯一可以理解的是，有关报道称重庆已为李庄案组成公检法司联合办案组，即公诉人已然丧失监督职责。

（三）

公诉人认为:主要证据已经提交法院，所宣证言为非主要证据，可以不出示。

辩护人质问:非主要证言一再宣读，试图使其成为定案根据，似已不是非主要证据。所宣多为非主要证言，难道非主要证言就可以遮遮掩掩、拒不出示吗？

（四）

公诉人认为:看守所提供的健康检查表是办案机关自己的，所以是真实的。

辩护人认为:看守所的健康检查表显示,龚无伤，而法院委托鉴定证实龚左腕有伤痕，狱医证实龚自述心悸，因其矛盾，故而不实。

（五）

辩护人认为:专案组警察自出证言，有利害关系，自己证明自己有如小偷说自己不是小偷，就可以认定小偷不是小偷。且与控方证据矛盾，白天审讯李庄、审讯龚刚模

六、七个小时与李庄的审讯时间矛盾。

公诉人认为：警察可以作证。

（六）

公诉人认为：樊奇杭的所有供述真实。

辩护人认为：樊奇杭的供述只有在龚案庭审后才能评判真实与否。正因此，辩护人庭前建议在龚案庭审后再审李庄案，但意见不被法院采纳，以致公诉人出现此错。

（七）

辩护人希望：公诉人告知宣读但不出示证言的法律依据。

公诉人希望：辩护人注意自己的坐姿和手势，李庄打着辩护律师的幌子„„。

辩护人希望：公诉人不要绕开矛盾和法律编故事，尽管故事动听赢得了掌声，故事优美（我的）坐姿进入情节，但构筑在矛盾、虚假、违法上的故事，不能替代犯罪事实。李庄案是否是铁案，要靠历史检验，而不是台下的掌声。

（八） 辩护人认为：法院委托鉴定结论已证明龚确有钝器伤痕，证实刑讯逼供存在或李庄有合理怀疑的根据，所以李没有犯罪的动机。

公诉人指出：李庄对鉴定有异议，辩护人不能用鉴定结论作为证据。

辩护人答曰：《刑事诉讼法》规定辩护人地位独立于被告人，不受被告人影响，此乃辩护人与代理人的不同，请公诉人将视线从我坐姿转向《刑事诉讼法》条文。

（九）

辩护人提出：侦查机关龚云飞等证人被拘后取证违法，除非证人为李庄案共犯，但指控未列证人为共犯，显然证人不是本案共犯。普通证人予以拘留取证违法。

公诉人答曰：在看守所取证没有不合法的规定。证人在本案不是嫌犯，在另案的地位不同。

辩护人请求：告知何案。

公诉人答曰：与本案无关。

（十）

辩护人要求：公诉人告知不出示证言的法律依据和公诉人遮掩证言的法律依据。

公诉人答曰：宣判之后三日内提交法庭。

辩护人提出：如三日内宣判，辩护人如何审核证言真伪。

公诉人答曰：法律没有规定必须提交。

（十一）

公诉人认为：龚刚模组织、领导黑社会犯罪，构成主犯。

辩护人认为：龚案尚未开庭质证审判，公诉人行使法院权利，构建龚是黑社会老大的前提，据以认定李庄有罪，足见指控李庄构成犯罪的逻辑错误，凸显庭前辩护人建议先审龚案后定李庄案的正确。

（十二）

公诉人认为：李庄申请证人出庭作证是让证人作伪证。

辩护人认为：申请证人出庭作证不等于让证人作伪证，与伪证没有必然性。

（十三）

公诉人认为：李庄的言论和暗示，已完成犯罪，只待结果出现。

辩护人认为：假使有言论，也只是表达犯意，表达犯意不代表实施犯意，不等于犯罪，况且结果未出现。

（十四）

公诉人认为：司法机关正常的诉讼活动受到干扰，李庄的行为与延期审理有关系。

辩护人认为：李庄未介入侦查和起诉。审判阶段尚未开庭，延期有多种原因，李庄告知申请伤情鉴定不构成延期理由，更不构成干扰。

（十五）

公诉人认为：辩护人下载提交的中央电视台采访的视听资料是中央电视台取证，主体不合格。

辩护人认为：公诉人偷换概念，将律师取证偷换为中央电视台媒体人员取证。中央电视台是在采访而不是取证，视听资料可以作为证据使用。

（十六）

公诉人认为：仅有龚刚模被敲诈口供，不能认定龚刚模被敲诈。

辩护人反驳：公诉人的所有庭审发言唯此一句真实，符合法律规定。因为法律确实规定仅有口供不能定罪。正因此，仅有龚刚模口供称李庄诱使其翻供，不能认定李庄教唆其翻供，公诉人对龚的口供采取双重标准。

（十七）

辩护人提出：龚刚模致伤原因和过程无描述记载，鉴定结论表明受过擦伤，有刑讯逼供嫌疑，控方未能排除刑讯逼供的可能性。

公诉人答曰：不能说明伤痕是刑讯逼供所致。

（十八）

辩护人认为：公安机关的体检表上的公章属实，但有关龚无伤痕和均为白天审讯等内容不实，不能证明未对龚刑讯逼供。

公诉人答曰：表格是侦查机关看守所制作提供的，合法有效。

（十九） 辩护人提出：公诉人认定李庄贿买警察作证时用吴家友有证言，而认定李庄妨害作证时又否定吴家友的证言，采用双重标准审视证言。

公诉人认为：龚刚华等证人证实李庄说让解散员工，不为警方出证的证言与吴家友证实李庄希望找员工出面作证的证言相互印证。

（二十）

公诉人认为：龚刚模检举李庄，知道李庄读同案人材料违法。

辩护人答曰：对于宣读同案人口供，法无禁止条款，我不否认，学术界尚有争议。但初中尚未毕业的龚如何上升到法学家的水平，检举李庄宣读同案人口供违法。

（二十一）

公诉人认为：找人借钱不等于敲诈。

辩护人告知：被强迫借钱无异于敲诈，况且龚自称被敲诈的口供是公诉机关提供的。

（二十二）

公诉人认为：庭审证据展示证明，李打着辩护人的幌子，目的是骗取150万律师费„„

辩护人认为：庭审证据展示证明，李是尽职尽责的辩护律师，公诉人举示书证特意证明李庄确实是龚的辩护律师，李何须打着辩护人的幌子？李庄的150万律师费早已入账开具发票，何须为去骗150万而伪证？

（二十三）

辩护人提出：重庆市公安局在临时羁押地点关押龚刚模违法，未在法定关押地点，在不符合法定条件的地点羁押，更属违法。

公诉人答曰：临时关押点是重庆市公安局决定设立的，所以是合法的。

（二十四）

辩护人指出：公诉人出示的看守所的每日巡诊登记表证明龚刚模未诉不适，与看守及狱医证实龚刚模曾自述心悸及鉴定其手腕确有伤痕矛盾。

公诉人答曰：表格是看守所的，是合法的。

（二十五）

公诉人指出：龚刚模的证言证明龚刚模以前在公安机关的供述是真实的，所以龚刚模没有受到刑讯逼供。

辩护人答曰：龚刚模以前在公安机关的供述真实与否，需待龚刚模案庭审中核实该团伙几十个人的供述后评判。矛盾的是，公诉人已看到龚刚模以前对公安机关供述自己被敲诈，又为何否认公诉人认为是真实的、龚刚模以前供述被敲诈的口供，并指控李庄编造龚刚模被敲诈的谎言？

（二十六）

公诉人指出：马晓军的证言属实。

辩护人质疑：马晓军证言称李庄对龚刚模说，从笔录材料看，龚刚模被刑讯逼供和诱供。公诉人据此何以得出李庄公开教唆龚刚模翻供。

（二十七）

公诉人指出：吴家友的证言属实。

辩护人质疑：吴家友证言证实“龚刚模看了李庄的眼神和动作后明白了，龚刚模就说遭到刑讯逼供，李庄用打手势、递表情的方法暗示龚刚模说被刑讯逼供，龚刚模懂起了，当时就说被刑讯逼供了”假设这种证言属实，公诉人何以将这种眼神、动作、表情、手势置换为明示、教唆龚刚模翻供，又如何引出李庄不可能知道的铁山坪被吊八天的过程和细节？

（其它）

以上辩论内容简述只为说明，公诉人的观点无论有无事实根据及法律依据，均被一审法院采纳。

三、一审期间主要证据对比展示。

1、李庄是否教唆龚刚模被刑讯逼供的证据对比：

A、重庆市江北区法院委托伤情鉴定结论：龚刚模左手腕有钝器所致伤痕。

B、被询问人：龚刚模

开始时间：2009年12月16日（此时龚刚模案已进人审判阶段）

地址：重庆市江北区看守所

答：„„警察在提讯过程中我就顺便主动向讯问民警检举了我的代理律师李庄在三次会见我的过程中的一些违规违法行为。„„

问：李庄等二人在三次会见你的过程中有哪些违规违法行为？

答：李庄把我的同案嫌疑人的供述材料读给我听，„„

„„又对我说，他从公安机关的笔录中看出我在接受询问时受到了刑讯逼供。接着他对我说：“在法院开庭时，我会提出休庭，要求对你因刑讯逼供造成的伤情进行鉴定，„„”

问：李庄为什么直接明确告诉你被刑讯逼供了？

答：就是为了拖延庭审时间。

„„李庄扶窗处靠近我小声的教我，在法庭上我必须乱说自己被警察刑讯逼供了，„„

（注：审判阶段，警察不能取证。法学界也不认为律师告诉被告人同案嫌疑人材料违法）

C、被询问人：龚刚模

开始时间：2009年12月10日5时10分

地址：重庆市公安局江北区看守所

答：„„李庄还说：“从你的材料中看得出你被诱供和刑讯逼供了的，他这样说的目的是让我到时到法庭上是要说警察对我刑讯逼供了。

接着，他问我被刑讯逼供没有，我说被吊了的。李庄又向我提出：在开庭时，他会提出对我因刑讯逼供造成的伤情进行鉴定。”„„

第三次会见是在五六天前，李庄律师又来会见我，会见中，他问我：“你是不是黑社会？我就说：“我不是。”„„”

„„他问我：“在审查中你被打了吗？我就说：“被吊了几天的，还不准吃饭。”他说：“这些话你在法庭上要讲出来，„„”„„意思就是要我把如何被逼供的情况说出来。

（注：龚刚模总是矛盾，承认被吊打、又言李庄教唆，且与伤痕鉴定不符）

D、被询问人：李庄

开始时间：2009年12月13日2时34分（夜间连续审讯）

结束时间：2009年12月12日8时32分

地址：重庆市公安局第二看守所 答：„„公诉机关给我的材料不齐，比如起诉书缺12页，没有证据目录等，„„龚刚模说：“是他们打了我，我才签的字。”„„我申请伤情鉴定。

E、被询问人：唐勇，（警察）

开始时间：2009年12月13日15时40分

地址：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1112办公室

答：我是„„重庆市江北区看守所医生，警察。„„

龚刚模„„羁押期间曾经自述心悸，„„我们在巡诊期间没有发现对在押人员有刑讯逼供致嫌疑人受伤等违法行为。

F、被询问人：罗艺，（警察）

开始时间：2009年12月14日08时30分

地址：重庆市公安局江北区分局

答：我„„后调到6.3专案来工作。„„

„„都是白天由审讯人员提到审讯室进行审讯，„„

G、被询问人：何建，（警察）

开始时间：2009年12月14日07时00分

地址：重庆市公安局江北区分局

答：我参加了今年开展的扫黑除恶工作。

„„白天由审讯人员将犯罪嫌疑人提到审讯室询问，„„

晚上会安排嫌疑人正常休息„„

„„审讯员将犯罪嫌疑人提出进行询问的时间一般都是六个小时左右„„

„„我在看守期间，没有发现龚刚模有伤的情况，每天都有医生来看龚刚模的身体情况，能保障犯罪嫌疑人的身体健康。

H、被询问人：吴鹏，（警察）

开始时间：2009年12月12日15时30分

地址：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1112办公室

答：“白天都有审讯人员进行审讯工作，到了晚上就由我们担任看守任务，„„”

问：“提讯人员一般提讯龚刚模多长时间？

答：“一般都没有超过

六、七个小时。”

（注：所有办案警察证明自己没有刑讯逼供，明知李庄、龚刚模等嫌疑人都是夜间连续审讯，依然作证说所有疑犯都是白天审讯，夜间不审讯，且白天只审讯六七个小时。）

2、李庄在审判阶段是否妨害作证证据对比：

A、被询问人：汪凌（普通证人、被拘留）

开始时间：2009年12月15日02时10分

地址：重庆市江北区看守所

把员工遣散了，把俱乐部关了警察就找不到取证人了。

„„三哥就说龚刚模还有十几天就要开庭了。„„

三哥给我们打招呼说：“如果警察问到起关于龚刚模违法犯罪的情况的话就给警察说不知道、不清楚。”

B、被询问人：陈进喜（普通证人，被拘留）

（龚刚模已进入审判阶段）

地址：重庆市江北区看守所

答：„„三哥见我们上车后就对我们说龚刚模的案子就要开庭了，法院要审判判了，警察要到保利俱乐部来调查保利俱乐部和龚刚模的情况（意思就是警察要来收集龚刚模的犯罪证据），要我们把保利俱乐部关了。

„„三哥又对我们说„„把他们放走后，警察来保利俱乐部调查龚刚模的违法犯罪事情的时候找不到知情的人调查。

„„从他告诉我们法院即将审判龚刚模、警察要来调查、三哥让我们谎称唐筱就是保利俱乐部的老板，„„是为了帮龚刚模掩饰一些违法犯罪的情况，阻碍警察收集龚刚模的罪证，„„

„„让公安局不能从我们这里了解到真实情况，从而收集不到有用的证据。

„„他（三哥）要我们吧保利俱乐部关闭了，将员工遣散了，就是为了警察来调查，找不到证人了解情况，就无法证明龚刚模实际上是保利俱乐部的老板，找不到龚刚模违法犯罪的证据，使龚刚模逃脱法律的制裁。

他（三哥）这么做是找我们串供，事先跟我们沟通，让我们在面对警察时好按照三哥的意思去回答警察提出的问题，主要就是以不知道、不晓得来搪塞警察的问题„„

„„让员工放假了„„目的是为了不让公安机关找到他们取证，不想让公安机关调查到龚刚模的一些违法犯罪的事。

C、被询问人：龚云飞（普通证人、被拘留）

地址：重庆市江北区看守所

答：„„接着李庄又对吴家友说：“你以前干过警察，这次龚刚模的案件最好找几个办理龚刚模案件的警察到庭上来作证，证明龚刚模是被警察刑讯逼供而做出的口供，要是能够找到的话，„„”

D、被询问人：吴家友（普通证人、被拘留）

地址：重庆市江北区看守所

答：„„龚云飞一共付给我律师费75万元。（当时不认识李庄）

李庄说在他会见的时候有民警在场。他还给我们说龚刚模在和他会见的时候授意龚刚模翻供，说是刑讯逼供，龚刚模看了他的眼神和动作后懂起了，于是就说他在警察询问时遭到了刑讯逼供，控方材料的前后有矛盾，有很多是复制粘贴的。李庄就说可以从龚刚模被刑讯逼供和证据前后有矛盾，还有就是龚刚模是否是在法定羁押场所进行讯问入手辩护。

李庄说，„„现在工商要查营业执照，如果上面没有龚刚模的股份，就可以叫保利夜总会的员工说夜总会的老板是名义上的唐筱，不要说是实际占股的龚刚模，„„

„„而且他还说在会见龚刚模的时候隐晦的跟龚刚模说过，要在法庭上夸张的回答他的提问，说到有没有刑讯逼供时大声的说被刑讯逼供了，„„这次和李庄见面，李庄还给我说叫我去找几个参加龚刚模审讯的或是看见审讯的警察出来作证证明龚刚模被刑讯逼供了，最好找参加龚刚模审讯的几个警察来出庭作这个证。

问：李庄有没有给你说他是如何暗示龚刚模翻供的？

答：他没有说，他就是说他会见龚刚模时有民警在场，于是他就用多次反问一个问题，然后给龚刚模打手势、递表情等，龚刚模都懂起了的，„„

„„李庄给我们说他在会见龚刚模的时候叫龚刚模说被刑讯逼供的过程，李庄一边说还一边给我们比划动作，说龚刚模表演说他被警察吊起，掉的都大小便留在了裤裆里。

问：你去找过办案的警察出来作证没有？

答：我没有去找，当时答应他们只是敷衍一下，因为我还是想继续办这个案子。

E、被询问人：龚刚华（普通证人、被拘留）

地址：重庆市江北区看守所

答：李庄在代理过程中他多次教我喊别人作伪证。

„„他问：“现在保利生意搞不好？哪个在负责？”我说：“我只晓得李小琴，现在生意肯定不好。”李庄说：“生意不好，为什么不关了，现在有好多人，老员工有好多，干脆叫他们走了。你兄弟被抓就是保利俱乐部惹的祸。”

李庄又对我们说：“多拿点钱嘛，有啥子嘛。”接着李庄对我说：“你找不找得到看守所里面的医生，叫他出庭作证。”我说：“找不到。”

问：李庄代理龚刚模的案件后，李庄叫你做了哪些事情？

答：一是教我把保利俱乐部关了，把保利俱乐部的老员工打发走„„四是教我找李明航的老婆与他见面。五是叫我和林莉躲起来不要被公安机关找到。

„„

问：李庄为何要指使你和林莉躲避公安机关？

答：是为了让警察找不到我们无法在我们这里取得证据，他在法庭上辩解的空间更大。

（注：审判阶段，警察不能调查取证,上述证人说法不一，有人证明李庄希望员工遣散，不要被警察取证，有人证明李庄希望员工出面作证。

3、李庄是否编造龚刚模被黑社会成员敲诈的证据对比：

A、被询问人：程琪，龚刚模妻子

开始时间：2009年12月16日19时50分

问：你有没有接到找龚刚模借钱的电话？

答：我没有亲自接到过这样的电话，我只是听见龚刚模接到过这样的电话。

B、被询问人：龚刚模

开始时间：2009年12月16日16时04分

地址：重庆市江北区看守所

„„李庄扶窗处靠近我小声的教我，在法庭上我必须乱说自己被警察刑讯逼供了，„„

„„因为我回家对我老婆说过这些人借钱实际上我根本不想借，主要是因为这些人是黑社会得罪不起才被迫的。„„ „„

C、2009.9.29日公安局对龚刚模的讯问笔录（当时龚刚模还不认识李庄）

答：2008年，樊奇杭已经从向家祥那里收回了这200万元的债务，但是樊奇杭并没有将这200万元给我，当时樊奇杭对我说他手头紧，先将这200万元放在他那里用着，我当时就同意了。

阿浩拿300万元让我替他放高利贷。

之后我就不同意继续帮他放高利贷的请求，他就有点威胁的告诉我，他以成都一个渣场作为抵押强行找我借钱。我当时感觉是受到了威胁，被人敲诈。

你借不借嘛，拿不拿嘛，你嚣张得很，你个傻儿”。并且骂了很多脏话，我就挂了电话。之后，他又打了很多电话来，我没接，最后我干脆把手机关了。

D、2009.10.8日公安局对龚刚模的讯问笔录（当时龚刚模还不认识李庄）

答：“2007年11月份，周礼奎介绍我认识了成都一名叫“阿浩”的男子，我知道阿浩是成都混社会的人，社会关系比较复杂。他提出拿300万元给我，叫我帮他以6分的利息放高利贷出去，我当时很不情愿的同意了，一个月以后，由于我根本就不想帮“阿浩”放高利贷，于是我连本带利还给他了318万元（其实钱我根本没放出去）。之后又一天“阿浩”与一名叫“罗刚”的男子来到保利俱乐部333 号包房里面，“阿浩”单独将我叫到隔壁的一间包房，并且拿了一支枪出来放在桌子上面，当时那支枪是装在一个像书本的盒子里面，他就有点威胁的告诉我，他以成都一个渣场作为抵押强行找我借钱。当时我感觉是受到了威胁，被人敲诈。”

（注：龚刚模在其涉黑案庭审时，供述其长期被黑社会敲诈。）

四、控辩无争议的若干法律事实。

一审庭审结束时，已然显现这样一个控辩双方均无争议的法律事实：没有疑似伪造的证据或确属伪造的证据出现。没有被妨害作证的证人出现。

李庄在龚刚模案中未曾向法院提交任何证据，未曾调查取得任何证据，且李庄希望出庭作证的证人均拒绝出庭，即李庄没有伪造或帮助伪造证据的行为和结果。

龚刚模案控方证据均已固定且已提交法院，刑诉程序已进入审判阶段，控方证据已然关门，李庄没有也不可能毁灭或帮助毁灭控方证据。

李庄未曾接触龚刚模案控方任何证人，且控方证人证言早已固定，案件已然进入刑事诉讼第三阶段即审判阶段。控方证据已关门，不存在尚有未被询问的控方证人等待询问，亦不存在控方尤其不存在侦查机关仍在寻找而未找到的证人作证问题。故，指控李庄妨害作证，与刑诉法冲突，与事实不符。

李庄接触过的与龚刚模案有关的诉讼参与人唯有龚刚模。依龚刚模在中央台被采访时回答，只是李庄的眨眼和眼神使龚刚模猜测是让龚刚模翻供，龚刚模的这种猜测显然不能认定李庄有教唆龚刚模翻供的行为。这一访谈已然证明，李庄根本没有教唆龚刚模翻供谎称被刑讯逼供。况且，眨眼是生命现象，李庄未曾亦无须在会见龚刚模时特例眨眼。

伪证、妨害作证罪侵犯的客体是法院的正常审理活动。截止李庄被拘，法院尚未开庭审理龚刚模案，不存在庭审活动被李庄侵害的客观事实。

五、一审认定事实虚无或矛盾。

1、一审证据评判诡秘。

（1）一审判决故意回避辩护人对控方证据的最主要、最核心的异议，并借此回避一审如是判决难以解释的证据虚假和矛盾。

一审判决将辩护人在一审庭审质证时对控方证据的下列主要异议公然删去：

对公诉人庭前未提供的、庭审时宣读的拒绝依法向辩护人、被告人出示的证据，辩护人明确表示无法对这些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发表质证意见。公诉人在质证阶段承诺开庭后三日内提交这些证据，但至今未提交，而一审法院已根据这些证据判决李庄有罪。

庭审质证时，辩护人多次要求公诉人明示：其拒不出示证据的法律依据及违反刑诉法规定的公诉机关负责举证证明犯罪的理由，但公诉人、审判长概不予理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八条第一款规定：“证据必须经过当庭出示、辨认、质证等法庭调查程序查证属实，否则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五十条规定：“当庭出示的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等证据，应当先由出示证据的一方就所出示的证据的来源、特征等做必要的说明，然后由另一方进行辨认并发表意见。控辩双方可以互相质问、辩论。”

质证即将结束时，辩护人希望公诉人出示李庄伪造的证据、被李庄妨害作证的证人姓名，公诉人不予理会。

庭审质证时，辩护人一再要求公诉人解释其据以指控的证据存在的下列矛盾，但公诉人拒不理会，审判长亦不予理会：

控方提供的龚刚模案侦查机关的四位警察自出证言显示，都是白天审讯嫌疑人六七个小时，但控方提供的李庄及龚刚模口供显示，李庄及龚刚模连夜、连续被审讯40余小时以上。期间不准吃、不准喝、不准睡。

龚刚模检举李庄以眨眼动作及眼神诱导其翻供谎称被刑讯逼供的口供，与龚刚模认识李庄之前多次证明自己被刑讯逼供的口供及多次被敲诈的口供自相矛盾，且与事实矛盾。

李庄身为资深律师，当然知道在龚刚模案进入审判阶段后，已不允许侦查人员（警察）调查取证。但龚刚华的证言宣称：“再有十几天就开庭审判龚刚模，李庄让龚刚模公司的员工遣散，防止这几天警察来调查取证。”且该证言与吴家友证言矛盾、与龚刚模口供矛盾。

吴家友律师证人被拘留后，为控方出具的有关李庄在吃饭时自吹用眼神与动作暗示龚刚模翻供的证言，可以认定李庄诱导龚刚模翻供的法律依据是什么。

庭审质证时，公诉人再次称，李庄编造龚刚模被敲诈的谎言令龚庭审翻供，并让其妻程琪出庭作假证言。但当辩护人告知公诉人和法庭，龚在重庆一中院的笔录显示，龚在认识李庄前，就多次供述自己多次被黑社会成员敲诈，不存在李庄帮助伪造谎言，但审判长打断辩护人发言。

公诉人出示六名侦查机关的警察作证证言，称没有对龚刑讯逼供，对所有嫌疑人都是白天审讯只审六七个小时。辩护人主张此举是小偷说自己不是小偷，就可以认定小偷不是小偷，并请公诉人指出可以如此作证的法律依据，公诉人不予理会。

一审法院删去辩护人提出的上述异议，达到了回避或掩饰难以解释的上述证据的违法、虚假、矛盾之处，进而为必致李庄于有罪而创造性的构建了生硬的构罪逻辑。

（2）一审判决评判其摘取的辩护人的三点异议时违反法律规定，且背离事实。

其

一、一审判决宣称：龚云飞、马晓军、吴家友等证人虽是在被李庄案侦查机关拘留的情况下取得但其证言是公安机关依照法定程序收集，且证言之间相互印证。

一审判决未说明根据哪一部法律规定，认定公安机关拘留证人提取证言是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证据；但《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三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必须保证一切与案件有关或者了解案情的公民，有客观地充分地提供证据的条件，除特殊情况外，并且可以吸收他们协助调查”。

被拘留的证人吴家友证言证实，李庄让龚刚模请保利公司员工出来作证。而被拘留的证人龚刚华、李小琴等证人证言则证实李庄让龚刚华遣散保利公司员工，不要出面作证。如此自相矛盾的证言如何得出证人证言之间相互印证的评判？

其二，一审判决明知法院自己委托的伤痕鉴定结论证明龚刚模左腕有钝器伤痕，而公诉人出示的办案警察、警察医生的证言及在押人员身体检查情况均声称龚刚模无外伤，但一审法院如何得出上述证据之间并不矛盾的评判。

其

三、被龚刚模指认、被李庄斥责过的曾对龚刚模刑讯逼供的侦查机关及侦查人员，同时作为侦办李庄案的侦查机关及办案警察、一审法院评判不违反《刑事诉讼法》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回避的规定，如此的审判人员回避的条款作为侦查人员回避与否的根据，依据何在？

（3）一审对辨方宣读的源于控方的证据不予认定，无法可依。

一审法院对辩方证据评判完全背离《刑事诉讼法》关于证据效力评判的规定，依从公诉人的质证意见，将律师作为取证主体调取的中央电视台即时采访龚刚模的视听录音资料歪曲为中央电视台调取证据并借此认定中央电视台媒体从业人员无调取证据主体资格，故而认定龚刚模在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坦称李庄的眨眼和眼神使龚刚模认为李庄暗示其翻供（而不是李庄口头令其翻供）的视听资料不具备《刑事诉讼法》证据资格。但《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二条规定：“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都是证据，包括视听资料。”

辩护人出示的、公诉机关向重庆一中院提交的、龚刚模认识李庄以前向侦查机关的供述中白纸黑字的记载着龚刚模自称被敲诈的字句，这些口供在庭审宣读和质证时，公诉人均未提出异议。但一审判决无视龚刚模被敲诈的口供及被敲诈的字句，声称没有龚刚模被敲诈的内容。如此评判证据，无异于指鹿为马，欲定李罪，何患无辞。

公诉人出示的证据显示侦查机关夜间连续审讯嫌疑人，甚至对李庄这般熟悉《刑事诉讼法》运作的律师尚且夜间2：34开始审讯且连续审讯40余小时，其间不准吃、喝、睡，已属变相肉刑或刑讯逼供，如此取证当然违法。

更重要的是，此类口供证明了侦查机关专案组的警察作证称：都是白天审讯，即夜间不审，每天只审六七个小时的证言是虚假的，但一审判决对这些矛盾一概回避，不予评判。

（4）一审判决以双重标准评判控辩双方证据。

一审判决对公诉人提供的文强等嫌疑人的口供的关联性不予否定，而对辩护人宣读的、公诉机关自己向重庆一中院提交的侦查机关取得的张孟军等人证实龚刚模不是涉黑团伙老大的口供却认定无关联性。须知，李庄正是发现张孟军等嫌犯证实龚刚模不是老大而龚刚模的口供又承认自己是老大的口供存在矛盾，疑气加之，龚刚模的伤痕和自称被刑讯逼供，才建议龚刚模在开庭时大声承认自己被刑讯逼供并演示被吊的过程。这些证据的关联性就是证明李庄有合理怀疑的根据，没有伪证、妨害作证的犯意。

2、现场警察未曾发现李庄教唆龚刚模翻供。

李庄作为犯罪嫌疑人，没有自证其罪的义务。举证证明其有罪的义务应由指控机关来承担，包括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监督李庄会见的侦查人员应最清楚李庄有无指使龚刚模指认公安人员进行刑讯逼供，或有无指使龚刚模进行翻供。而监督会见的侦查员未制止更未检举李庄言行失当，教唆翻供，事后刑侦机关也未进行调查取证，那么应当推定李庄的言行并无不当，即引诱其翻供的行为并不存在。否则不合情理。

3、一审认定的法律事实虚无，且与公诉证据矛盾。

一审认定：“被告人李庄在重庆市江北区看守所会见龚刚模时，教唆龚刚模在法庭审理时编造被公安机关刑讯逼供的供述，以推翻龚刚模以前在公安机关的供述，并向龚刚模宣读同案人樊奇杭的供述。同年12月3日，在重庆五洲大酒店，李庄指使重庆克雷特律师事务所律师吴家友贿买警察，为其编造龚刚模被公安机关刑讯逼供的供述作伪证。2009年11月底至12月初，被告人李庄引诱程琪作龚刚模被樊奇杭等人敲诈的虚假证言，并要求程琪出庭作证。同年11月24日，在重庆市高新区南方花园的逗号茶楼，李庄指使龚刚华安排保利公司员工作伪证，否认龚刚模系保利公司的实际出资人和控制者。龚刚华即安排保利员工汪凌、陈进喜、李小琴按照李庄的说法作虚假证言。同年12月1日，李庄就龚刚模案向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交了通知证人龚云飞、龚刚华、林丽（莉）、程琪出庭作证的申请书。”

龚刚模及吴家友在被限制人身自由的情况下，作为公诉机关的证人，所出证言只是显示李庄以动作、眨眼、眼神暗示龚刚模翻供、声称被刑讯逼供，而不是公开教唆龚刚模翻供。但一审判决却歪曲证据认定李庄公开教唆龚刚模翻供。吴家友等证人证言只是显示李庄询问吴家友能否找到审讯龚刚模的警察和看守所的狱医作证，而不是公开要求吴家友贿买警察作伪证。吴家友证言还显示是吴家友自己推测李庄是想让吴家友贿买警察作伪证，且吴家友和龚刚华等证人均证实，李庄未曾向吴家友支付分文用于贿买警察作证的款项。吴家友在李庄介入龚刚模案之前收取龚刚华的75 万元律师费是李庄完全不知道的。但一审却无视公诉人提供的上述证言之内容，承袭公诉人的观点，认定李庄有意贿买且已完成贿买警察作伪证的事实。

龚刚模在认识李庄之前自称被黑社会骨干成员樊奇杭、李明航等敲诈的口供是公诉机关向重庆一中院提供的，是由侦查机关录制的，龚刚模自称被敲诈的字句宣读过，公诉人对龚刚模供述被敲诈并无异议。

程琪对公诉机关出具的证言也承认龚刚模收到过被强行借钱的电话，但一审却无视来源于公诉机关的证据，已然认定李庄编造龚刚模被敲诈，引诱程琪作龚刚模被敲诈的虚伪证言。

保利公司的工商注册档案已证实，龚刚模当然不是保利公司的实际出资人和控制者。保利公司员工汪凌、陈进喜、李小琴在李庄介入龚刚模案之前已向侦查机关作证，李庄申请此三人出庭作证，接受控辩双方询问，如实回答问题，此三人尚未答应出庭作证，更为出具证言，但一审判决认定李庄此种依法尽责的举证行为构成妨害作证。

一审如此认定事实，沿袭“中青报”报道李庄是黑律师的故事和思路，缺少起码的严肃性。

4、龚刚模被刑讯逼供的过程场景不可能是李庄原创。

事人不是证人，教唆是使被教唆者产生犯意，进而被教唆者自己去实施伪造证据的行为。

12月10日龚刚模检举李庄引诱他伪证，龚交代说：“接着，他（李庄律师）问我被刑讯逼供了没有。我说被吊了的。” （P113） “他问我：‘在审查中你被打了吗？’我就说：‘被吊了几天，还不准吃饭’。他说：‘这些话你要在法庭上讲出来。’”（P114）“我在法庭上问你被刑讯逼供时，你要大声承认，还要把刑讯逼供的过程演示出来。” 由此可见，被刑讯的情节是龚刚模先说给李庄，李庄才进行对策帮助的。在会见中，李庄因发现案卷中龚刚模承认樊奇杭的手下都听他的，同所有的手下交代、樊奇杭的说法不一致，就问：“这是你说的吗？”他说：“是他们打了我，我才签的字。”“在哪里打的？”“在铁山坪基地。”“他们打了我，在两米多高的地方吊了我八天八夜，很震惊了我。”（检察卷3-4，李庄笔录）。李庄是北京人，不知道重庆这些地址和方言，认定这些地址和细节是李庄编造不合情理，只能是龚刚模自己陈述。李庄在会见时基于律师的责任，询问龚刚模是否被刑讯逼供，龚刚模承认自己被刑讯逼供以后，李庄才准备寻找证人，申请伤情鉴定。

事实上，龚刚模案中侦查机关是否对龚进行刑讯逼供并非李庄案的关键，而有关“刑讯逼供”的说法到底是龚刚模先交待的，还是李庄先提出的，才是案件的关键。如果龚刚模在李庄会见其时首先主动地向李庄介绍自己被刑讯逼供的情节，即便客观上侦查机关并没有刑讯逼供，也不能认定是李庄教唆编造了刑讯逼供的谎言，因为这其中还有龚刚模自己向律师编造被刑讯逼供的可能性。而李庄对于被告人自行提供的此种信息，当然有责任去调查核实，提供证据证明当事人说法的真实性。

六、一审程序质疑。

1、审判长驳回回避申请，程序违法。

《刑事诉讼法》第三十条第一款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

侦查人员的回避，应当分别由院长、检察长、公安机关负责人决定；院长的回避，由本院审判委员会决定；检察长和公安机关负责人的回避，由同级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决定”。

李庄申请公诉人回避，审判长未经公诉人所在检察院检察长批准与否,当即驳回李庄申请并宣布不得复议。

庭审开始，李庄作为被告人，申请审判长、审判员回避。但审判长未依法经本院院长批准与否，当即驳回申请，并告知不得申请复议。

2、一审证人不出庭作证，剥夺当事人质证权，程序违法。

《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七条规定：“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双方讯问、质证，听取各方证人的证言并且经过查实以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李庄申请将关键证人龚刚模提押到庭作证，审判长以龚刚模

拒绝作证为由当即驳回申请。

李庄申请被侦查机关控制的证人马晓军等七位证人出庭作证，审判长同样以证人拒绝出庭作证为由，当即驳回李庄申请，并称不得复议。

一审判决中据以证明李庄构成犯罪的主要证据都是证人证言，对于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证据必须要经过法庭公开质证，证人证言经过质证的唯一方法就是证人出庭，才能接受各方询问、质证。虽然这一条款实践中执行的情况不容乐观，但李庄案所有定案根据都是证人证言，不对这些定案根据进行公开质证，确实违背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和立法本意。法院以不能强制证人出庭作证为理由既没有法律依据也没有法理依据。同时，辩护人提出的诸多证人证言、龚刚模供述的矛盾之处，一审判决并未给予合理解释，而是采用了不利于被告李庄的证言及供述。

质证应当是当面对质而不应只是出示一张纸，更不应是宣读几张纸。司法过程中的直接原则、言词原则要求证人应当出庭作证。如果证人不出庭，律师将无法当面对质，这是对被告人对质权的侵犯。

3、审判长对公诉人隐藏证人证言、出示证据不完整的行为默许，剥夺了当事人质证权，程序违法。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八条第一款规定：“证据必须经过当庭出示、辨认、质证等法庭调查程序查证属实，否则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五十条规定：“当庭出示的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等证据，应当先由出示证据的一方就所出示的证据的来源、特征等做必要的说明，然后由另一方进行辨认并发表意见。控辩双方可以互相质问、辩论。”

庭审质证时，公诉人宣读多份开庭前未提交法院、辩护人难能复制的证人证言，李庄及辩护人要求公诉人出示其宣读过的所有上述证言，以便查验其真实性及合法性，但公诉人拒绝依法出示。辩护人多次要求公诉人明示其拒不出示证据的法律依据及违反刑诉法规定的公诉机关负责举证证明犯罪的理由，审判长一概不予理会。审判长未依法责令公诉人出示上述证言，并不顾法律规定征求公诉人意见，公诉人拒绝出示证言，审判长不顾被告人及辩护人要求公诉人依法出示证据的法定权利，默许公诉人拒不依法出示证言的主张，使被告人和辩护人无法对公诉人宣读的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合法性进行质证，且一审判决依旧规定上述证言为定案根据。

4、侦查机关对证人采取强制措施取得证言，程序违法。

《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三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

第九十七条规定：“侦查人员询问证人，可以到证人的所在单位或者住处进行，但是必须出示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的证明文件。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通知证人到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提供证言。”

庭审质证时，公诉人宣读了七份证人证言，六人均为侦查机关先行拘留证人限制证人人身自由后才出具证言的证人。《刑事诉讼法》第九十七条明确规定了询问证人的程序，证人可以到公安机关提供证言，但未规定对证人可以适用强制措施，证人在被侦查机关适用强制措施的情况下所作证言真实性存疑，更何况侦查机关与本案存在利害关系。辩护人多次要求公诉人明示限制证人人身自由后取证的法律依据，但公诉人及审判长均不理会。

5、一审法院对侦查机关变相刑讯李庄的事实不予认定，程序违法。

李庄被关押后，于12月12日凌晨2点开始到14日连续40余小时审讯，期间不许吃、不准喝、不许睡，所记笔录与李庄所述不一致。审讯人员又向李庄宣读其他证言，让李庄按证言供述。李庄表示证言是假的、不真实。审讯人员表示要换一个方式审讯，最后在李庄的坚持下，修改笔录签字。此乃变相刑讯逼供。

6、审判长剥夺辩方质证权利，程序违法。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五十条规定：“当庭出示的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等证据，应当先由出示证据的一方就所出示的证据的来源、特征等作必要的说明，然后由另一方进行辨认并发表意见。控辩双方可以互相质问、辩论。”

庭审质证时，审判长给予公诉人二轮质证发言的机会，而只给辩护人一轮质证发言机会，辩护人提出异议，审判长不予理会。

7、一审对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未查实，程序违法。

庭审质证时，辩护人一再要求公诉人解释其据以指控的证据存在的下列矛盾，但公诉人拒不理会，审判长亦不予理会：

《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三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

第四十七条规定：“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双方讯问、质证，听取各方证人的证言并且经过查实以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1）公诉人提供的龚刚模案侦查机关的三位警察自出证言声称：都是白天审讯嫌疑人六七个小时，但同为公诉人提供的李庄及龚刚模的口供显示，李庄及龚刚模均曾深夜、连夜、连续被审讯40余小时以上。其间不准吃、不准喝、不准睡。

（2）龚刚模检举李庄以眨眼动作及眼神诱导其翻供、谎称被刑讯逼供多次被敲诈的口供，与龚刚模认识李庄之前多次供述自己被敲诈的口供自相矛盾，且与其手腕伤痕事实矛盾。

（3）李庄身为资深律师，当然知道在龚刚模案进入审判阶段后，已不存在侦查人员（警察）调查取证之可能。但龚刚华的证言宣称：“再有十几天就开庭审判龚刚模，李庄让龚刚模公司的员工遣散，防止这几天警察来调查取证。”且该证言与吴家友证实李庄指使龚刚华安排龚刚模公司员工出面作证的证言矛盾、与龚刚模口供矛盾。

（4）吴家友律师和马晓军律师作为证人被拘留后，为控方出具的有关李庄在吃饭时自吹用眼神与动作暗示龚刚模翻供的证言，可以成为认定李庄诱导龚刚模翻供的法律依据是什么。

（5） 公诉人如何审查和解释侦查机关将本案证人拘留后取证，使辩护人无法接触本案证人，又使证人无法出庭作证。

（6）公诉机关和侦查机关缘何不敢让龚刚模出庭暴露其手腕上被吊的伤痕及成因。

（7）如刑讯逼供是李庄谎称，则李庄为何坚决要求对龚刚模伤痕成因进行鉴定，自揭谎言。

（8）文强等另案在押嫌疑人的口供曾作为控方证据，庭前未提交法院，庭审中未宣读，未出示、未说明其作为控方证据证明什么？与李庄案何干？

(9)、庭审质证时，公诉人再次宣称，李庄编造龚刚模被敲诈的谎言令龚庭审翻供，并令其妻程琪出庭作假证言。但当辩护人告知公诉人和法庭，龚在重庆一中院口供显示，龚在认识李庄之前，曾多次供述自己多次被黑社会成员敲诈，不存在李庄帮助伪造龚刚模被敲诈的谎言，但审判长打断辩护人发言。

8、公诉机关错误解释法律,回避其举证不能的责任，一审法院一概迁就。

本案中李庄未向法院提交任何伪造的证据，公诉人为回避其举证责任，任意扩大、错误解释国家法律，将刑法306条解释为行为犯，试图以此回避其不能举示李庄伪造的证据的难题，审判长未制止。

针对一审上述程序错误，希望二审依法纠正之，并据此准予辩护人在二审阶段提出的查明本案事实必须践行的如下请求：

1、提押龚刚模出庭作证，解释其检举内容的矛盾，解释其认识李庄前与认识李庄后其口供的矛盾、解释其检举内容与龚刚模在龚刚模涉黑案庭审供述中的矛盾。

2、责令李庄案侦查机关立即停止违法拘押证人、控制证人人身自由的侦查行为，并准予证人自由表达真实意思表示或准予辩护人自由取证、准予证人出庭作证解释证言之间的矛盾，告知其闻听到的李庄的真实话语。上述证人包括：龚刚华、龚云飞、吴家友、马晓军、李小琴、陈进喜、汪凌、程琪。

3、通知侦查机关的专案组成员即一审时为控方出具证言的六位警察出庭作证，解释其证言（只是白天审讯嫌疑人且每天只审讯六七个小时）与控方证据显示的龚刚模、李庄等嫌疑人均为夜间审讯且审讯连续进行四十余小时的矛盾。

4、通知重庆一中院李付院长及陈远平庭长出庭作证，证明李庄应重庆一中院的要求，在与李院长及陈庭长交流意见时，曾表示要申请看守所狱医出庭作证证明龚刚模是否曾接受其治疗伤痕。

5、通知龚刚模伤痕鉴定专家出庭解释其鉴定结论（龚刚模左腕有钝器所致伤痕）与刑讯逼供有无关系等专业问题。

6、调取重庆看守所有关李庄三次会见龚刚模的录音录像资料，以便最直接的还原、重现事实，最直观的判断李庄唆使龚刚模翻供在先、还是龚刚模自称被刑讯逼供在先。并请重庆第二看守所解释其隐匿上述证据的原因。网上公开的重庆江北看守所营建及验收信息显示，重庆江北看守所拥有验收合格的适时录音录像功能的监控系统。故而，不存在法院调取不能的问题。

7、提请公诉人出示其在一审庭审时只宣读而拒不出示的证人证言，亦即公诉人在一审庭审时承诺在庭后三日内提交法庭但至今仍未提交法院更未转交辩护人且一审法院已据此判决的多份证人证言。唯其提供上述证言，辩护人方可在二审阶段对一审阶段的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合法性表达质证意见，借此弥补一审的差错并使二审客观审视一审判决。

8、请重庆看守所解释：其提供的对龚刚模巡视各种体检表格显示龚刚模无伤痕，但法院委托的伤痕鉴定显示龚刚模左腕有伤痕。

七、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

1、一审判决承袭公诉人之定论，任意解释《刑法》306条为行为犯，此举属无权解释，据此判决必然误判。

2、《刑法》306条第二款是对该条第一款之注释与说明，即必须有疑似伪造的证据出现，方有可能构成本罪。故，《刑法》306条应为结果犯而非行为犯。退一步，即使可以解释为行为犯，则本罪行为既遂或成就的标志，也必须要有疑似伪造的证据出现，本案核心问题是公诉人也承认没有疑似伪证出现。

3、一审判决以公诉人出示或拒绝出示的明显或虚假或违法或矛盾的证言证据认定事实无法可依，且与《刑事诉讼法》冲突。

4、一审判决认为侦查机关在看守所拘留证人取证，然后继续拘留证人，仍属合法收集证据，无法可依，且与《刑事诉讼法》冲突。

5、一审判决对辩护人根据事实、依据法律提出的上诉人无罪的辩护意见一概不予采信无法可依。

6、龚刚模案尚未庭审，其侦查、起诉两阶段均无上诉人介入。一审判决凭空认定司法机关的正常诉讼活动受到上诉人妨害，既无事实根据，亦无法律依据。

7、重庆市高级法院、市检察院、市司法局于2005年联合下发的渝高法《（2005）案件证据展示规则》第十六条规定：“证据展示结束后（开庭审理前）辩护律师应及时会见被告人，征求其对相关证据的意见，并将被告人及其监护人的意见在证据展示之后三日内书面告知检查人员、审判人员”。

一审法院作为重庆市基层法院，依法依理应无条件执行之，但一审法院却违反上述规定，认定李庄向龚刚模宣读或告知同案人供述，就是教唆龚刚模翻供，显属适用法律错误。

8、一审法院仅凭吴家友等证言证实李庄表示希望其寻找审讯龚刚模的警察作证证明龚刚模被刑讯逼供，就是贿买警察作伪证，无法可依。

9、一审法院仅凭李庄曾向法院提交通知证人出庭作证申请书，即认定妨害司法机关正常诉讼程序，无法可依，且直接违反了《刑事诉讼法》及《律师法》赋予律师的举证权责和职业操守。

10、一审法院限制解释了《刑事诉讼法》关于辩护人取证、举证相关权责，认为辩护人向被告人宣读同案人供述就是教唆被告人翻供，显然，一审法院作为无权解释国家法律的基层法院，根据自己的理解和需要，或为传承公诉机关的逻辑，基于自己的限制解释而认定李庄构成犯罪，当属不妥。此外，举国公认的现行《刑事诉讼法》之主要进步即在于允许律师在起诉阶段即可复制案卷材料和主要证据，其意义如新颁《律师法》之本意，充分保障被告人和辩护人有效行使辩护权，给予律师充分的将已复制的案卷材料向被告人核实、求证，既为发表质证意见查验根据，亦为根据被告人核实这些证据（包括同案人口供及证人证言）的结果，整理、寻找、调查新证据或其线索，从而忠实、客观、完整的履行法律规定辩护职责，唯其如此，才能尽职尽责的提出证明被告人无罪、罪轻、减轻或免除被告人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也唯其如此，方能尽力减免冤假错案，实现不枉不纵的刑事法律政策。任何主张辩护人不能向被告人展示或宣读同案人的口供的观点，无异于要求辩护人对被告人隐瞒庭前的法律事实及据以证明的全部证据，包括同案人的口供，无异于剥夺被告人对法律事实的知情权和辩护权，也无异于要求辩护人不得兑现在这一环节上的职业道德和责任。显然，这一主张是违反《律师法》和《刑事诉讼法》本意的。正因此，重庆高院、重庆市司法局才旗帜鲜明的规定了辩护律师应当告知被告人所有庭前证据并征求其意见。

11、一审法院明知龚刚模以外的证人被侦查机关非法拘押，身不由己，丧失了自由表达意志的权利和机会，以格式化的通知和证人一律格式化的答复为理由，认定证人在侦查机关控制下为侦查机关出具证言是公安机关依法取证，无法可依，且违反了《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办案机关不得强迫证人作证的规定。至于一审法院声称法院不能强制证人出庭作证，就本案而言，更似顾左右而言他，且自相矛盾。既然一审法院认为公安机关拘押证人、强制证人作证合法，一审法院为何不能同理强制这些必须到庭作证的证人出庭作证？

12、据报道，龚刚模在龚刚模案庭审时，已然推翻了其在侦查阶段的若干口供，拒不承认其为黑社会老大，再次供述长期被黑社会敲诈，即推翻了原有供述，又在接受公诉人讯问时声称其侦查期的口供属实;既未说明其手腕伤痕成因，又在接受公诉人讯问时否认刑讯逼供;既称检举李庄教唆其翻供令其编造被敲诈的谎言诱供，又再次供述其确实长期被敲诈。何故导致龚刚模依旧在自相矛盾的供述？另据报道，龚刚模涉黑案庭审时许多被告人供述被刑讯逼供，更有樊奇杭供述被吊10天之久，比起龚刚模更久、更似。对此，应当不难解释龚刚模手腕伤痕成因。

13、李庄介入龚刚模案时，案件已进入审判阶段，至李庄被刑拘，龚刚模案尚未开庭审理，不存在庭审活动受到妨害之结果和可能。即使一审法院有权解释国家法律，亦难以解释《刑事诉讼法》第306条犯罪行为成就或既遂的标志是什么，及其对应的法律依据是什么？

14、犯意表达不等于犯罪实施，因而无罪。假使删除、遮盖、忽略公诉人出具的全部证据的虚假、违法、矛盾后，能得出的于李庄最不利的解释，充其量只是李庄口头或暗示自己有伪证、妨害作证的犯意，一审以此犯意表示为由认定李庄构成犯罪，无法可依。因为，表达犯意的言论和暗示不能替代犯意实施，不能必然导致犯意实施，不能代表犯罪行为。公诉人也不否认李庄未取得、未出示、未提供犯意指向的证据。根据刑法理论常识，李庄案还缺少构成犯罪必须同时具备的客观方面的要件和客体要件。

15、庭审前，李庄案在龚刚模案件尚未终审即先行宣判，存在法律适用上的矛盾，司法理论上存在逻辑颠倒。按照《刑事诉讼法》，在嫌疑人、被告人未经法院正式判决之前，只能推定其为无罪，如果龚刚模案的部分罪名终审审判为无罪，则李庄准备提取的证据是真实的，应不存在伪证犯意；当然即使龚的行为构成犯罪，也并不等于李庄提交的证据就是伪证。

八、特别选项分析。

一审在诸多方面存在诸多错误，任一错误解析均可证明李庄无罪。现仅就部分解析如下，以窥斑见豹。

1、一审判决未查明难以查明龚刚模是否被刑讯逼供。

一审首先应查明龚刚模是否被刑讯逼供，如果龚刚模存在被刑讯逼供，则李庄就是根据《律师法》规定，尽维护被告人合法权益职责。而提示龚刚模在庭审时推翻原在侦查阶段因各种原因和压力所做的不实供述，如实向法庭供述，则李庄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的基础即不复存在。

需要向二审说明的是，关于刑讯逼供来自于龚刚模的自述，刑讯逼供的情节完整细致到有具体的时间阶段、地点、实施人姓名、情节、时间曾制止刑讯逼供人的姓名和职务、治伤医生的姓氏、性别，自然连贯。任何有判断力的律师甚至自然人，都很难怀疑这些情节是在办案警察在场情况下，由于李庄的突然眨眼暗示，而突然引起龚刚模的完整、连贯、有声有色的创意和编造，除非龚刚模既是摩托车销售大王，也是故事大王。

据闻，在此后龚刚模案的审理中，34名被告中实际还有多名被告声称受到类似的刑讯逼供，其中樊奇杭供述被掉10天。

实际辩护人在一审开庭前也已经获知上述龚刚模陈述的被刑讯逼供情节，但是出于本案已经因各种原因而被媒体广泛关注和报道以及一审开庭有众多媒体旁听的原因，辩护人基于对重庆扫黑除恶斗争整体大局负责等考虑，没有对此项证据进行举证也未对外披露相关情况。在二审阶段，辩护人也不准备披露，但将通过组织渠道向有关部门报告。

一审判决以龚钢模自述没被刑讯逼供取代是否发生刑讯逼供，如此逻辑成立，龚钢模在庭审时供述其不是黑社会老大，起诉书对其多项指控不成立的供述，可以成为认定其无罪的根据。一审以“重庆法医验伤所出具的司法鉴定检验报告不能证明龚刚模被刑讯逼供，且龚刚模本人供述未受到刑讯逼供”回避认定过于简单轻率，如此而实际忽略了关键事实。

尽管司法验伤报告确实不能直接证明龚刚模被刑讯逼供，但其结论“龚刚模（除左腕外）未见确切伤情”，起码证明龚刚模左腕确有擦伤伤情，进而与龚刚模向李庄陈述“被吊八日”情节及证据对应。李庄因之对是否发生刑讯逼供产生的合理怀疑，除根据龚刚模自述外，也因确实曾看到了伤情。另据目击者李庄证实，龚除有鉴定存在的擦伤外，手背还有手铐吊挂的痕迹。

2、一审判决未查明李庄是故意伪造证据，还是因龚刚模被刑讯逼供的陈述产生怀疑。

《刑法》第三百零六条是故意犯罪，一审应当查明认定李庄是否存在犯罪故意。

根据本案公诉机关证据多种说法之一，李庄会见龚刚模时的原话是从笔录看出刑讯逼供，进而询问龚刚模是否发生刑讯逼供，龚刚模关于受到刑讯逼供的陈述由此引起。

李庄的上述询问属于正常履行律师职责，是出于合理怀疑而进行询问，因为辩护律师的职责之一就是代为控告刑讯逼供行为。因此李庄没有故意伪造证据的动机，上述询问不构成威胁、引诱，更不构成教唆。

李庄与龚刚模存在先问后答的关系，有关龚刚模被刑讯逼供的情节是来自于龚刚模陈述，而不是李庄的编造。

要说明的是，在辩护人办理李庄案期间，获知龚刚模自述被刑讯逼供的过程、情节和具体细节后，也自然产生了是否发生对龚刚模刑讯逼供的合理怀疑。因为龚刚模对被刑讯逼供具体、生动的陈述，还看到手腕的伤痕，发现卷中龚供述的疑问和矛盾引发刑讯逼供的怀疑，是合理和正常的辩护人反应。并试图查明事实真相。为此李庄再询问曾长期供职于公安部门的吴家友，能否寻找知情办案人员作证，也只是为了查明是否发生刑讯逼供的事实。

因此李庄的行为动机是出于职业性合理怀疑而试图求证，并无伪造证据的动机。而根据《刑法》第三百零六条第二款，辩护人不是有意伪造的，不属于伪证罪。

3、一审判决认定李庄指使吴家友贿买警察存在概念错误。

李庄询问吴家友能否寻找知情警察作证的性质，与指使吴家友贿买警察作伪证的性质完全不同，也与《刑法》第三百零六条有关威胁、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的构成要件完全不同。

2009年12月16日，经重庆办案机关特批，《中国青年报》对吴家友的采访报道是：“11月下旬，我和李庄、龚云飞、马晓军几个人在大浪淘沙酒店的大厅商量，李庄让我找公安作假证，说看到或曾经对龚刚模实行过刑讯逼供。龚云飞跟我说，会花钱把事情摆平。我那时候就断然拒绝了。”

由此报道起码可以确定，表示“贿买”警察意思的主体并不是李庄，而是龚云飞。

而一审判决列示的控方证人吴家友证言，却对此节关键事实改变为，“李庄让他去找几个参加龚刚模审讯的或是看到龚刚模审讯的警察出来作证，证明龚刚模被刑讯逼供了，最好找几个参加龚刚模审讯的警察来出庭作证，李庄说要是能找到警察出庭作证，花几百万元也可以。当时龚云飞也在场。他没有去找”。吴家友此时证言与此前对中国青年报采访时的陈述有了微妙和关键的改变。

由于吴家友被重庆办案机关拘留，也未出庭作证，辩护人无法判断和设想吴家友在前后两次陈述中出现关键性变化，将表示“贿买警察”的主体由龚云飞变换为李庄的原因，但法庭有责任对吴家友前后矛盾的陈述进行判断。

可以确定的是，李庄在此节事实上，既未发生“威胁、引诱潜在警察证人”的结果，也没有行为，只有语言，李庄甚至不可能是贿买潜在警察作证的主体。此节事实不符合《刑法》第三百零六条，威胁、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的构成要件。

4、一审判决对中央电视台采访龚刚模录像不予采信，于法无据，违背情理。

一审判决认定中央电视台采访记者不具备收集刑事诉讼证据的主体资格，因此认定中央电视台采访龚刚模的录像不具备刑事诉讼证据资格。

《刑事诉讼法》规定刑事诉讼必须以事实为根据。辩护人举证中央电视台采访龚刚模录像的证明目的，是为证明龚刚模曾向中央电视台记者自述：是因李庄眨眼后，由其主动叙说被刑讯逼供；是为反驳起诉书指控“李庄在看守所会见，诱导、唆使龚刚模编造”；是为证明有关被刑讯逼供的情节到底是李庄伪造在先，还是龚刚模自述在先。

关于是否发生刑讯逼供，公诉机关有数份讯问龚刚模笔录，互相之间存在多种矛盾。如果确实存在刑讯逼供，则是侦查人员所为，而龚刚模检举李庄的笔录也由被指认刑讯逼供的侦查人员讯问记录，其因被羁押、即将被审判甚至将处以极刑，是否因此产生压力和顾虑，为求活命是否敢于如实供述有关被刑讯逼供的事实，实际存在重大疑问。

而中央电视台作为有公信力的媒体，与可能存在的刑讯逼供完全无关。龚刚模对中央电视台的陈述，相对于面对侦查机关的讯问，显然较少压力和顾虑。其可信度和证明力显然高于在侦查机关的矛盾供述。

通过中央电视台视听资料，可以确定龚刚模的陈述是：李庄问龚刚模被刑讯逼供没有，龚刚模从李庄语气和眨眼认为有暗示，龚刚模因此说被打了，被吊了。实际李庄还由此获知了龚刚模被刑讯逼供的时间阶段、地点、时间、人物名称、职务、曾经制止的人、治伤医生的姓氏、性别等极为具体的情节。而这些具体情节，如果不是龚刚模陈述，外人是无法获得甚至是无法想象和编造的。《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二条规定，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都是证据。中央电视台采访龚刚模录像属于规定的证据种类第七种的视听资料，中央电视台是经重庆办案部门特许合法采访摄录，录像具有合法性，录像内容与本案有关联性，中央电视台记者作为采访记者，不会对龚刚模有压力，采访内容具有真实性。

并没有任何法律规定刑事诉讼证据应符合什么样的条件，才具备“资格”。虽然该证据是中央电视台制作完成的，但是中央电视台并不是证据收集主体，该录像是由李庄辩护人据实收集作为讼证据提交给一审法院。辩护人才是该视听证据的收集主体，作为辩护人，当然具备收集证据的“主体资格”。

一审法院如此评判证据，实际是有意混淆概念，采访与收集证据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是否证据与是否为法院所采信的证据，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一审法院可以经过庭审核实和认证，认为中央电视台的录像内容不真实、不客观、不全面、甚至伪造，但是该录像作为辩护人收集提交的证据，其证据资格和属性不应被否认。一审如此评判证据，实际已将辩护人收集视听资料作为证据的资格剥夺，实际已将全部视听资料排除在证据之外，显然无法可以。一审法院如此实为回避对该证据内容进行评议。

未经审判的犯罪嫌疑人，正常情况下是不可能接受媒体采访，但是本案侦查机关破例同意中央电视台对龚刚模进行采访，难道不是为了通过中央电视台告知全国公众有关李庄案件事实真相吗？如果龚刚模陈述内容不真实、不客观、不全面，重庆办案部门会破例同意中央电视台采访和报道吗？

现在，一审认定中央电视台采访龚刚模的录像不具备证据资格，对录像内容证据不予认可，在如此严肃并被社会公知的案件中发生如此滑稽的认定，完全没有法律根据，违背情理，不可思议。难以想象，如此认定并理直气壮写入判决为使李庄案判成铁案，还是使铁案漏汤漏水。

一审判决认为中央电视台录像没有证据力，而对不断变化供述矛盾的“黑社会老大”龚刚模的最后供述的证明力深信不疑，龚刚模既然可以因辩护律师眨眼诱导而编造被刑讯逼供的故事，难道不能在办案机关的教育下编造另一个未被刑讯逼供的故事吗？一审判决的决定者们何以认为“黑社会老大”比中央电视台更为可信呢？

5、一审法院应该特别查明，也有条件调取三次会见录像，查明李庄是否教唆龚刚模编造被刑讯逼供。

（1）李庄会见龚刚模有录像进行证据固定。

2009年12月14日有多家媒体发布“重庆涉黑案北京代理律师李庄被批捕”新闻，并注明消息来自于重庆市政府新闻办。该报道披露李庄会见龚刚模时，重庆警方派出了4名警员陪同并带有摄像机，记录了会见过程”。

2009年12月15日，重庆市新闻门户网华龙网发布“重庆警方披露涉黑案律师造假内幕”报道：“李庄分别三次会见被告，帮助龚刚模伪造证据、串供的行为引起了住所民警的警惕。值班民警多次对其违法违规行为多次进行规劝，警告。值班民警为了揭露李庄的犯罪行为，对李庄为龚刚模伪造证据和串供的行为进行了当面证据固定”。

辩护人在多次会见李庄，以及李庄在庭审中也明确表示会见龚刚模时确实进行录像，这也是李庄坚持申请法院调取录像的原因。

重庆有关部门向北京司法主管部门反映李庄情况，认为李庄违法、违规要求其退出代理案件时，也明确表示有会见录像为证。有关司法主管部门也是据此根据重庆方面的明传申报称有录像为证的紧急反映而协调律师所，律师所为配合重庆扫黑除恶的大局，做出紧急决定李庄退出重庆龚钢模案的辩护工作。

（2）一审法院有关李庄会见录像的调取和回复存在方向性错误。

基于辩护人以及李庄均申请调取李庄三次会见龚刚模的录像，一审法院开庭前以看守所答复“仅有实时监看装置，但没有录音录像功能”回复。

但是一审法院调取录像方向错误，搞错了录像摄制主体。李庄会见龚刚模录像是监控李庄会见的侦查机关录制，一审本应向侦查机关调取，但调查中却出现错误，而是向看守所调取。一审法庭搞错了录像主体。

李庄在侦查机关办案人员在场监控甚至录像的情况下会见，是如何诱导、唆使龚刚模编造公安机关对其刑讯逼供，是本案最为关键的事实。

李庄会见龚刚模全部过程既然已经录像，重庆市新闻门户网也正式通过“重庆警方披露涉黑案律师造假内幕”告知社会公众：对李庄三次会见被告人“进行了当面证据固定”，则调取、播放该录像是本案最简单、最有效和最直观的重现方式，判决也应依据录像内容确定相关的基础事实。

如果侦查机关“进行了当面证据固定”的三次会见录像但不提供，一审也不调取，而仅仅以拒绝出庭人员的口供和证言对李庄定罪，实际是避实就虚、舍近求远。如此会使李庄案的有罪判决面临重大疑问。

如果侦查机关拒绝提供会见录像，则一审应该就此节事实依法判断，侦查机关本有一目了然还原事实的录像缘何拒绝提供？有什么最为关键的内容或事实需要掩饰？

鉴于一审法院调取录像方向错误，特此申请二审法院向侦查机关调取李庄三次会见龚刚模的录像，以确定李庄是否存在“眨眼暗示”、“诱导、唆使、教唆作伪证”。辩护人还强调，诱导的眨眼与唆使（教唆）的眨眼形式应该有所差异，而此两种有差异的眨眼形式又应该与属于生理现象的正常眨眼有显著的不同。

二审法院调取李庄三次会见的录像，查明相关事实是李庄案成为“铁案”的前提，是还原重建宏观事实的最佳、最简易的过程。

6、龚刚模主动检举李庄的口供存在矛盾和疑点，一审并未查明和判断。

一审判决认定，“2009年12月10日公安机关因办理文强涉嫌犯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一案提讯龚刚模时，龚刚模揭发了李庄教唆其编造被刑讯逼供的犯罪行为”。

以上认定与此前重庆市新闻门户网华龙网、中国青年报 “重庆警方披露涉黑案律师造假内幕”等两篇代表官方的报道所述事实存在显然的矛盾。

“重庆警方披露内幕”为：“涉黑‘老大’龚刚模自从与他的辩护律师李庄等人会见后，情绪反常，心事重重，沉默寡言，尤其是12月4日与李庄第三次会面后，在看守所里一坐就是半天，不说一句话，茶饭不思。为弄明原因，管教民警多次与其谈心，希望他摆正心态，调整情绪，正确对待即将开始的审判。几经辗转反侧，龚刚模终于忍受不住内心的煎熬，按响了舍房里的报警铃：‘我有重要的情况要说！’”

一审公诉机关的30号证据（重庆市公安局091专案组民警2009年12月10日出具的情况说明）是，“2009年12月10日，文强案专案组民警在看守所办理文强案提讯龚刚模，龚刚模主动反映李庄让他翻供”。

一审判决对上述事实认定存或取舍在情理上的错误或刑事办案常识上的不可能。对比重庆警方、中国青年报报道与一审30号证据，龚刚模主动检举李庄的情节就变成――龚刚模因会见李庄后忍受不住内心煎熬，按响了牢房里的报警铃“我有重要的情况要说！”，几天以后的清晨文强案专案组民警为文强案提审龚钢模时，龚顺便反映检举李庄。

一审判决认定的此节龚刚模主动检举揭发李庄的事实和情节，辩护人认为显然不符合侦查机关的办案程序和情理。公安系统的看守所管教民警与办理文强专案的侦查人员分属不同系统，职责完全不同，文强案与龚刚模也是不同的案件。如果龚刚模忍受不住内心煎熬，按响了牢房里的报警铃，即使引来侦查人员提审，也只会引来办理龚刚模案件的民警。而不可能引来文强案专案组民警。

而文强专案组民警在提讯龚刚模当天（2009年12月10日），出具的情况说明也不符合情理。此时李庄案还未立案，更未及起诉、审判阶段。文强案民警在办案中要进行大量、多次提讯，不可能在每次提讯后当天就出具情况说明。12月10日当日提讯后立即出具情况说明的目的是什么？是出具给法院还是检察院（检察院和法院都还未立案）？如果是办案人员收到检举后系统内部上报案情，也应该是写有侦查机关上级部门抬头的办案报告，而不会如是情况说明。此节事实也违背侦查机关的办案习惯和常识。辩护人有理由怀疑情况说明的出具时间可能是虚假的。

细节决定成败，侦查机关为定罪李庄，在组织证据过程中，追求完美生动的努力一旦超过，画蛇添足，则会使证明力丧失，甚至使证据链断裂。基于龚刚模主动检举辩护律师的证据及情节违背情理和常识，使辩护人对龚刚模主动检举李庄的真实性感到怀疑，一审法院本应查明此节事实存在的重要疑点，对证据做出评判。

龚刚模是否主动揭发李庄，表面与李庄是否构成犯罪并不直接相关，但实际有密切联系。龚刚模如果不是主动揭发，则就有可能是因为某种原因而被动揭发，其“内心煎熬”则可能另有原因，公诉机关的证据链就无法连接。

7、一审判决认定公安机关拘留证人取证是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证据，无法可依。辩护人请求侦查机关立即释放本案证人马晓军，使其恢复自由，正确表达意志。

《最高法院关于执行〈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四十一条规定了“证人应当出庭作证”，只有符合明确规定的未成年人、严重疾病、其证言对案件的审判不起直接决定作用的、有其他原因的，经法院许可，才能不出庭作证。本案有关情形不符合法定情形。本案全部证人，被侦查机关拘留后，在侦查机关收集的证言笔录上签字，拒不到庭作证，未提出任何正当理由，依法应当否定其证言证明力。

实际被办案机关羁押的龚刚模、吴家友、龚云飞、马晓军不愿意出庭的原因不言自明，是侦查机关不愿意证人出庭作证。侦查机关拘留证人获得使李庄可能定罪的证言，为什么不愿意证人出庭？原因不言而喻。

一审认定，“证人龚云飞、马晓军等人的证言虽是被限制人身自由的情况下所作，但其证言是公安机关依照法定程序收集，与本案具有关联性，且互相印证，具有证明力”。

《刑事诉讼法》第六十一条只规定，公安机关对于现行犯或者重大嫌疑分子，如果有七种情形之一的，可以先行拘留，不包括证人。也没有任何法律规定可以对刑事诉讼证人进行拘留，然后取证。虽然第四十九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保障证人及其近亲属的安全。但辩护人不认为办案机关在李庄案中拘留证人是为保障证人安全。

一审判决认定，将刑事诉讼证人拘留后取证，是公安机关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证据。辩护人从未见过有关“押人取证”的法定程序，如果有此规定，一审法庭应该示明该法定程序以及依据的出处。

辩护人特此请求侦查机关释放被拘留的本案证人马晓军等。

8、一审法院应该查明李庄曾撤出龚刚模案不再担任辩护人的事实和性质。

2009年12月10日，重庆有关部门向北京有关司法主管部门反映李庄情况，表示李庄履行辩护人职责行为违法、违规并有会见录像存证，要求李庄退出代理案件。有关司法主管部门因此紧急协调。为配合重庆扫黑除恶的大局，2009年12月 12日，康达所与李庄紧急协商决定退出龚钢模案件，李庄同意，立即先给重庆承办龚刚模案件法院领导发送短信：“经组织决定，康达律师事务所两名律师全部从龚案撤出，不再担任辩护人，请转告有关方面”，随即前往龚刚模妻子在北京住院病房办理解除代理手续，侦查机关办案人员在李庄办理解除代理手续时对李庄实施拘留。

李庄自愿退出辩护，其不再担任辩护人的表示和解除代理手续的行为有效防止了后续可能结果的发生。本案并未出现李庄伪造的证据，也没有出现李庄帮助龚刚模伪造的证据。

假使公诉机关的指控成立，“李庄存在伪造证据的犯意”，难道本案李庄决定退出案件，通知法院，办理解除代理关系的行为，不属于“犯罪中止”吗？李庄退出案件，不再担任辩护人的行为，难道不符合“自动放弃犯罪或者自动有效地防止犯罪结果的发生的行为”的犯罪中止法定要件吗？

一审法院审理和判决刑事案件，难道不应特别注意审查李庄是否存在“犯罪中止”的这种法定应减轻、免除处罚的事实吗？一审判决对此节应审查事实完全予以忽略，量刑时更未依法考虑，实在失偏。

9、重庆江北区法院没有法律解释权，本案应通过重庆高级法院请示最高法院，请求对刑法306条和307条应用予以解释。

（1）一审法院根据本案被告人李庄并无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的实际后果及其辩护人相应辩护意见判决认为，“从犯罪构成上讲，该罪属于行为犯，不是结果犯”。

一审判决此项认定，实际是对刑法306条越权做出解释，而重庆江北区法院显然没有法律解释权。

《刑法》第三百零六条规定，在刑事诉讼中，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伪造证据，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威胁、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提供、出示、引用的证人证言或者其他证据失实，不是有意伪造的，不属于伪造证据。

如果李庄构成该罪，则应当有被毁灭、伪造的证据，或者帮助龚刚模毁灭、伪造的证据，或者威胁、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的证言或者作伪证的情形。但是无论何种情形，都应当有物理属性、物质形态、看得见、摸得着的证据存在。本案未开庭，李庄也未举证，自然不存在任何证据，更不存在“伪证”，李庄以什么形态的“伪证”妨碍司法机关正常的诉讼活动呢？伪证应是有形的证据，只是内容有“伪”，难道“伪证”连证据的形态都可以“伪”去吗？可以是虚拟的吗？可以是未来可能产生的吗？

龚刚模案一审还未开庭审理，龚刚模是否有罪，是否被刑讯逼供，都未经有效的司法判决认定，李庄案一审法院如何可以将涉及到龚刚模被刑讯逼供、被敲诈等事实和证据确定为虚假呢？一审法院对本案的判断逻辑是，在龚刚模案未进行开庭审判的情况下，即推定龚刚模有罪，推定侦查机关、公诉机关调查取证以及定性都是真实有效正确的，任何与此相反的证据或努力都必然是伪证。一审法院的逻辑难道不违反了罪刑法定和独立审判的法定原则吗？

（2）李庄被拘留前龚刚模案尚未开庭，因此没有发生当事人伪造证据的事实。龚刚模既然已经举报，则法律规定的构成要件“当事人（龚刚模）伪造证据”的事实将永远不会发生。李庄的一切“帮助”至多是属于“设想”。龚刚模案没有伪造的证据出现，也因为没有帮助的载体――证据，而没有行为，只有“设想”（思想）。一审判决李庄“教唆龚刚模编造供述”，与法律规定的“伪造证据，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的构成要件不符，一审判决实际对《刑法》规定的构成要件做出了扩大解释，将法定构成要件必须的“形成证据”的结果，解释为行为，甚至解释为思想（设想）。 （3）《刑法》第三百零六条规定有关证人的构成要件是，辩护人“威胁、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

李庄要吴家友找潜在警察证人，显然不属于法律规定的“威胁、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吴家友是本案证人但不是龚刚模案证人。吴家友又被公诉机关认定为是“辩护人”，其主体性质就不是龚刚模案证人。

李庄要吴家友找到警察证人只是设想，被吴家友拒绝，潜在警察证人因吴家友的拒绝而并不存在，也未出现在李庄通知出庭作证的证人名单中，不是龚刚模案的证人。李庄并未接触也不认识潜在的警察证人，更未“威胁、引诱”。也没有伪造证据结果，甚至没有行为，只有设想、思想或语言。

一审判决将法律构成要件的特殊主体“证人”扩大到“辩护人吴家友”，将法律规定的构成要件“威胁、引诱”扩大为“指使”实际是对法律做出扩大解释。

（4）程琪是龚刚模妻子，是李庄设想安排的证人，李庄告诉程琪，“李明航、樊奇杭这些人才是黑社会，他们找龚刚模借钱，实际上是敲诈龚刚模”的情节，是告知程琪辩护人的判断，李庄上述有关告知语言和情节哪里有“引诱”？一审判决将李庄作为辩护人的正常判断和安排犯罪嫌疑人妻子作证，定性为引诱证人作伪证，于法无据，违背情理。

侦查机关已然认定樊奇杭是黑社会骨干或首领之一吗？日常生活中如果被黑社会要求出借巨额资金难道不会被理解或判断为敲诈吗？李庄作为辩护人看到龚钢模以前多次供述被敲诈，为此判断和安排竟然被一审判决认定为引诱证人作伪证，一审判决实际是对法律任意解释。

（5）一审判决认为，“李庄是在有意教唆龚刚模编造被刑讯逼供供述的同时向龚刚模宣读同案人樊奇杭的供述，不能将李庄向龚刚模宣读同案人供述的行为作为一个独立的行为来评价是否合法。该行为实际上是李庄教唆龚刚模编造被刑讯逼供的供述，从而达到推翻龚刚模以前供述的目的，属于刑法意义上的伪造证据。故李庄及其辩护人提出的该辩解、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

一审判决实际是认为李庄宣读笔录的行为如果作为独立的行为是合法的，但因为李庄存有“有意教唆编造被刑讯逼供的思想”则该宣读笔录的行为就发生性质转变，属于刑法意义上的伪造证据。

根据本案起诉方18证据龚刚模证言，19号证据马晓军证言均明确表明，李庄向龚刚模宣读了樊奇杭的部分笔录材料时，只是说“樊奇杭等在李明航被杀案的供述中没有提到龚刚模的名字”。在此节宣读笔录的事实上，公诉方全部证据并无显示证明目的是“李庄在教唆龚刚模编造被刑讯逼供的供述”。实际李庄宣读笔录是基于在李明航被杀案中的黑社会主要人员并未提及龚刚模，而是判断龚刚模可能不是黑社会主犯，或不是李明航被杀事件的主导人。

一审就此节事实的判定错误，首先是搞错了事实和案件关系，认为宣读樊奇杭供述实际是教唆，其次是在没有事实和法律根据下，将无关事实错误认定是“实际上教唆编造被刑讯逼供供述”属于“刑法意义上的伪造证据”。 即使从法律规定的语义理解，也无法得出“基于某种思想宣读笔录属于伪造证据”的当然结论。一审判决在此节事实上实际已对法律做任意解释。

（6）根据《立法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司法解释工作的规定》的有关规定，立法解释权在人大常委会，司法解释权在最高法院，地方法院认为需要制定司法解释的，应当通过高级人民法院，报请最高人民法院。因此，重庆地方法院无权制定或进行司法解释。

辩护人认为，结合本案的事实和行为，李庄的有关行为、言语、思想不符合法定的犯罪构成要件。一审法院没有《刑法》解释权，一审判决“从犯罪构成上讲，该罪属于行为犯，不是结果犯” 认定不当并且超越权限，本案有关法律适用问题应通过报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对法律应用问题请示最高法院。

10、李庄案二审如何判决探讨。

（1）如果二审调取到李庄三次会见龚刚模的录像，内容显示李庄确实诱导、唆使龚刚模编造被公安机关刑讯逼供，则辩护人可以变更上述定性的辩护观点，改为请求二审法院根据李庄在开庭和被拘留前，已经根据所在律师所出于配合重庆扫黑除恶斗争整体大局的考虑，决定退出案件，服从决定，并立即向重庆法院领导以短信表示退出案件，不再代理，并直接去办理解除代理手续的事实。根据《刑法》第二十四条，应认定李庄自动放弃犯罪或者自动有效地防止犯罪结果发生的，具有犯罪中止的法定情节，并根据龚刚模案没有开庭，并由于龚刚模揭发检举和李庄退出代理而不会形成任何伪造或翻供，没有造成损害的事实，对李庄依法免除处罚。

这也是辩护人基于体谅重庆办案机关的难处而做出的让步。也是为重庆设想，提示另外折中处理可能。

（2）如果二审法院不能调取李庄三次会见龚刚模的录像或办案机关或看守所不提供会见录像，则请求二审法院根据本案的事实、证据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李庄不构成犯罪。

（3）如果二审法院因为各种原因，难以直接做出李庄不构成犯罪的判决，则请求就本案有关法律应用问题报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由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对法律应用问题请示最高法院。

这也是辩护人基于体谅重庆办案机关的难处提示另外的可能。

辩护人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适用法律均存在严重错误。根据本案现有事实、证据，根据现行法律，辩护人认为唯有判决李庄无罪，才是对法律负责，对国家利益负责，也是对重庆负责，才可以使“乱麻缠住快刀”的李庄事件得以正确、合法、有效解脱。

做出李庄有罪或辩护人辩护失败的终审判决并不困难，做出法制尊严、国家意志得以维护，有关各方如释重负的判决，则既需要政治智慧和磊落胸怀，更需要国家、法治高于一切的无私勇气。

李庄事件复杂化实际由多种原因，多方责任造成。

李庄的缺陷和错误对引发了事件负有直接的责任，但李庄事件被扩大到如此层次和范围，并不全是李庄造成。李庄在羁押状态中实际并不知道外界的嘈杂或争议，也几乎没有表态的机会。

李庄事件原本可以避免引发如此重大的争议。在既可控制秩序也可控制传播的法庭审判空间内，李庄的辩护方法和辩护观点，即使质疑刑讯逼供，最终还需经过庭审查明事实，由法院做出裁决。实际对打黑案件并不会构成总体的威胁，甚至没有任何威胁。实际由于李庄事件被高速、高度曝光，高速起诉和高速判决而使事件在成为爆炸性新闻的同时，也引起外界的广泛关注、讨论和争议。

上级领导机关有时会因下属不力或误报而引发麻烦或受到重大影响和困扰。李庄事件发展演变成一个具有争议的法律事件，实际重庆警方办案、办事人员也推其责任。起码重庆侦查机关个别干部和中央级媒体相关人的存在水平有限、工作粗糙、自以为是，必然引起事件复杂化的局面。

中国青年报郑、庄两位记者“采写”的李庄案报道，实际效果对于重庆处理李庄事件显然成事不足，并直接引发了包括媒体的激烈反应。甚至在“黑律师”李庄还未被判决时，部分社会公众和专业人士已经对中国青年报该报道和两位记者的品质和职业操守形成了一致“判决”。

重庆侦查机关个别干部参与制作、审查、提供中国青年报并同时在重庆新闻门户网发布的通稿，对李庄事件、龚刚模、李庄、甚至北京律师的遣词造句，以及虚构李庄组织跨区域打捞队，敲诈龚刚模亲友不判死刑还要两三千万，发送侮辱重庆人民的 “够黑、人傻、钱多、快来”短信，龚刚模忍不住内心煎熬等极端、生动、有趣的措辞和生动情节，实际表现了重庆组织制作案件报道的相关干部力图通过激进的词汇和夸张情节为“黑律师”定性的激情、积极性，同时也体现降低有关人员的法治水准。

李庄的当事人是黑社会组织首犯龚刚模，重庆依法扫黑除恶起诉龚刚模，竟然被这位虽然具有高度的工作激情和干劲的官员在情急之中、不加思索称之为“第一次伤害”，李庄为其辩护被其称为“第二次伤害”。最终中国青年报两位资深政法记者、审稿编辑竟然也未发现这种严重的政治与法律双重错误，使具有严重错误的报道对全国公众发布。

上述只是略为典型的例证，实际显然不仅如此。李庄事件的发生、论证、判断、拘留、逮捕、报道、起诉、庭审、判决、上诉、庭审、终审判决，实际必经多个环节。一旦部门干部原因，出现错误不及时纠正，而是将错就错设法予以掩饰，甚至对上级错报情况和方案，有关干部和学者对方案分析论证时不坚持法律和党性原则，随声附和甚至误导上级机关和领导做出错误决策，则必然会使事件复杂和难以控制。李庄事件发生过程中，如果确有谨慎、负责的文章论证或意见，实际可以避免事件发生或不至于发展致此。

根据短板理论，李庄案发生、发展、出现争议的情况说明，一个系统的水平并不由最高领导的水平能力决定，而是由“短板”决定。起码，重庆组织报道和审稿的的那位政法系统官员和中青报的两位记者，是系统的“短板”。短板的存在是必然，短板短的程度是衬托了李庄事件糟粕程度。

李庄事件一定会成为法学院的刑法案例，也可能会成为行政学院政府系统管理的行政案例，还可能成为商学院因公关媒体报道成事不足的管理案例。

11、李庄的缺陷和错误是引发事件的重要原因，其已经切身体验教训深刻。

职业决定了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工作会有更多的质疑，从质疑中挖掘证据，从证据中证实质疑，进而使刑事当事人减轻或免除刑责。但是不同律师采用的方法不同。

李庄的行事为人及工作方式或高调或张扬或存在缺陷和缺点，并且军人出身，其家人多在司法部门，使其自认为对司法部门比较了解，进而自信可以发现和挖掘到办案机关的工作漏洞或瑕疵。李庄明显缺少对侦查机关的敬畏和尊重，习惯性不留余地、不遗余力地质疑甚至对抗办案部门，在为其刑事当事人争取命运转变或刑责减少的同时，也实际使自己步入错误甚至危险的境地。

目前阶段在刑事诉讼中，侦查机关与律师之间的强弱关系悬殊是显然的，完全不是一个量级。律师对实际强势的公检法机关表示水准、挑剔、指责、甚至争吵，实际对奉命行事的办案人员不起作用甚至效果适得其反，在某种程度实际是弱势一方律师一方的虚张声势，甚至是无法平等相处而出现的自卑。如此夸张行事可能是部分律师的习惯，也可能是为使当事人感到安慰、获得信任的行事策略，但律师能否把握住强势夸张行事的界限，从本案证明律师显然无法控制。不同地区、不同时期、不同的办案机关实际可能有不同的标准。李庄在重庆陷落被捕的原因之一是他错误估计了重庆的容忍限度，李庄遇到了重庆办案机关完全不容置疑的坚决打黑。李庄在承办龚刚模案中对重庆打黑办案人员奉命或照章行事缺乏应有的理解，长期高强度辛劳努力的重庆打黑办案人员，对于李庄基于性格特征习惯性的质疑、挑剔、指责，自然难以接受，以致发生争吵，甚至认为是李庄是在影响、干扰、破坏扫黑除恶斗争的整体工作而心生反感甚至出现对立。

李庄没有政治头脑尤其够不上法律的守护神或正义的代表，其担任龚刚模辩护人有显然的利益因素。在律师服务接近产业化的今天，少有律师是完全不求利益的。律师在求利的同时依法为被告人辩护，通过法律制度设计的分工而实现宪法、刑事法律的目的，此乃现实，因为自由职业如律师，没有皇粮可吃，国法允其依法收费。

重庆政法系统有官员在中国青年报报道中不断强调是律师滥用“潜规则”，实际个别律师送钱，与个别司法人员权钱交易的情况屡禁不止，如同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一样说不清原因。但如果司法人员不再收钱，则送钱律师会减少甚至会绝迹。重庆打黑斗争中应该少有司法人员敢因此收钱，潜规则也自然无法发生。因此律师不是潜规则的主因。

律师整体社会形象欠佳是无法回避的现实，如果都免费服务会好很多。但是刑事辩护律师作用如果只是附和公诉机关，只是无关痛痒的“假辩”，则律师的作用也就只剩下收钱了。如此收钱不办事，岂敢期望律师形象提升。

龚刚模是被重庆媒体称为“杀人生产队”黑社会组织首犯，是上亿身家的企业主，曾经被重庆称为摩托车销售奇才。其家属以150万元的代价选择了刚性特征的李庄为辩护律师，最终避免了死刑保住性命或延缓了死刑执行，并使其是否被刑讯逼供以及在黑社会案件中的地位、性质、作用被放大到一个原本无法想象的广大范围引起关注和评价，也使其具有了立功情节，而辩护律师自己陷入被羁押、审判和定罪的困境，这种当事人的命运转机实际很难由其他律师复制，在某种程度上龚刚模是幸运的。

虽然中国青年报两位记者把可以想象的“黑律师”特点、情节、形容词全部浓缩到李庄身上，虚构太多，弄巧成拙。李庄确有缺点、错误，也只是位普通律师，无论被判有罪或无罪，都不会影响重庆打黑斗争的整体正面效果，也不会影响北京律师或全国律师业的整体社会评价，只会改变他自己的命运或者行事风格。

李庄行事风格存在缺点，并且完全不值得效仿，其突然“陷落”有其必然性，任何不同凡响或与众不同都不会没有代价。重庆司法局长在李庄事件后要求律师顾全大局，虽然出现争议但未必不是对律师的爱护。不身临其境不应高估自己的勇气或低估重庆甚至中国许多刑辩律师已经再不关注刑讯逼供的实际习惯。说李庄事件或者重庆司法局长要求是“法治的倒退”过于武断，李庄自称愿意以自由换来中国法治进步也有些虚妄或不切实际，法治进步不会因此比预想的快。

李庄因为被羁押而不知道外界的反应，但此事出乎意料的发生以及其突然失去自由的切身感受，对李庄的打击是巨大的，教训深刻，李庄也应当进行反思和检讨。

12、李庄案定罪判刑和错案纠正不应该因地制宜和因人制宜。

本案判定李庄的罪名是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而不是起诉“一手捞人一手捞钱”。

如果侦查机关节奏慢一些，等待开庭进行或完成，根据李庄是否出示伪造的证据，或等待龚刚模确实翻供做出被刑讯逼供的供述，关键是经过龚刚模案法庭审理，查实龚刚模确实没有受到刑讯逼供，则再根据情况做出李庄是否构成犯罪的判断，继而立案、拘留、逮捕，会稳妥并可避免很多争议。

李庄在开庭前即服从决定并明示从重庆案件退出，解除代理，之后被拘留、逮捕。如此则使侦查机关设想的后续伪造证据结果出现不能，龚刚模的主动揭发也使伪造证据成为确定的不可实现，妨害作证的结果完全没有发生。原本也不会发生，因为审判阶段不会有警察找员工取证，故而不存在员工被妨害作证之前提。

在这种情况下起诉、审判、量刑，并且罪名又只是“伪造证据、妨害作证”，则显然缺少法定构成要件和事实基础。在此情况下起诉，即使是全国或重庆的最佳公诉人也勉为其难，力不从心。因此，辩护人曾安慰公诉人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侦查机关迅速拘留、逮捕李庄的快刀斩乱麻动作，实际却发生了乱麻缠住快刀的意外。

罪刑法定而非其他情绪因素。李庄因缺陷、强势、不尊敬而引起侦查机关的反感，甚至对重庆打黑斗争造成的不利影响，都不应是本案定罪根据。

重庆彭水诗案当事人秦中飞确实实施了发送了短信的行为（李庄案没有发生过媒体报道的侮辱重庆人民的短信），也发生了“诽谤罪”的结果――引起了短信指向的彭水县领导的愤怒的情绪，以至侦查机关主动抓人。

彭水诗案的罪名“诽谤罪”既有明确的行为、也有实际的结果，与李庄案“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名相比，彭水诗案的构成要件更为完整，但被重庆市基于上级监督而纠正。而李庄案既无形成证据，也未实现妨害作证，其动机究竟是故意伪造证据，还是基于职业的合理怀疑而设想挖掘证据证实实际存在争议，并且其自动中止了相关行为，实际李庄案只有设想和表达过设想，既无行为也无结果，却被重庆一审法院定罪。难道本案一审判决对李庄定罪判刑，就确实没有与彭水案当时彭水县县领导类似的情绪因素吗？

李庄案与重庆彭水诗案有高度相似性，对李庄定罪本属错案。只是因为李庄案不是发生的层级，已经少有可以并愿意及时监督、指导李庄案严格依法的上级部门了。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制度面前没有特权、制度约束没有例外是党的最高领导人几天前还在提出的要求。定罪判刑或错案纠正，本不应该因为地区级别、权力级别、决策级别的不同而改变标准。

九、李庄案的终审判决和影响已经超出案件以外，慎重判决为宜。

重庆抓捕、起诉为“杀人生产队”首犯辩护的李庄并定罪判刑，得到普通民众的拥护完全可以想象和理解。如果侦查机关再经媒体强调甚至夸大律师收费，则更容易引起自身难以承担此等费用的普通民众的内心反感。在财富不均的现实社会，较多金钱会自然与不义之财、巧取豪夺、坏人发生联想。如果媒体记者再虚构些生动情节，将许多“黑律师”的可能做法归集于李庄一身，则效果会更加显著。起码李庄处于被关押状态，完全不知铁窗外的消息以及他自己的故事已经如此生动。

但是，作为辩护律师和法律专业人士，根据本案事实、证据、法律，可以确定李庄在本案不构成辩护人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李庄的性格缺陷和工作方式确实已经给重庆市的打黑斗争或领导引发困扰、争议和麻烦，但李庄这些严重的错误、性格缺陷，都不应成为对李庄定罪的理由。

李庄案一审、二审、甚至申请再审都跳不出重庆三级法院，但这也不应成为将李庄案办成铁案的自信。辩护人本存一丝期望李庄案能通过铁证办成铁案，很遗憾，从一审判决没有看到铁案应有的铁证。

李庄案的起诉，实际是将重庆市人大任命在市检察院任职的两位全国、重庆十佳公诉人，临时破格下降，以江北区检察院代理检察员名义进行公诉，其公诉人资格自然存疑。实际李庄案的审理和判决，已经难以被理解成为重庆基层法院或中级法院的判决和责任。

李庄案的简单事实和控辩双方的争议观点经过重庆办案机关全面及时的披露以及全国媒体的充分报道，已经全部公之于众。事件的审判过程、证据内容、质证过程、起诉书、辩护意见、判决书已经全部被媒体公开。

李庄案件现在已经成为事实极为简单，证据极为有限，诉辩双方观点极为明确的公众周知事件。李庄案在法律界、法学界几乎无人不知，在全国社会公众中也引起较大关注。有媒体报道，重庆市的众多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领导干部、市、区各级公检法机关负责人参加了案件的一审庭审旁听。在一审开庭后，西南政法大学和重庆大学的著名学者又连夜被召集参加重庆有关方面组织的研讨。

辩护人无法设想这些受尊敬的人士、领导、负责人、学者会不约而同、异口同声地对 “龚刚模完全没有被刑讯逼供”、“在办案人员在场的情况下李庄会见龚刚模以眨眼等方式诱导、唆使编造被刑讯逼供”、“李庄会见龚刚模没有录像”、“龚刚模主动检举辩护人李庄”、“中央电视台录像没有证据资格和效力”“李庄构成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等案件争议要点会深信不疑。辩护人同时也无法设想本案一审有罪判决如何在这些受尊重的人士，领导、学者全部或大部分表示反对的情况下强行做出。如报道属实辩护人相信这些受人尊敬的人士、领导、负责人、学者可能是基于各种原因和因素，而赞成、拥护、附和或不反对判决李庄有罪。

普通民众的情绪是可以理解也是可以引导的。政界、法界、商界、学界等更多倡导要求的法治，对于社会普通民众毕竟太遥远。大多数民众都不会聘请律师，需要律师刑事辩护律师的更是极少数，许多民众认为辩护律师就是帮助罪犯帮助坏人是正常的。

党的最高领导人近日还要求和强调，在领导干部特别是高中级干部中树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制度面前没有特权、制度约束没有例外的意识，教育引导领导干部带头学习制度、严格执行制度、自觉维护制度。

重庆打黑斗争是中国的旗帜，审判辩护律师李庄也将会是中国司法的标杆。李庄如果被重庆终审定罪，作为判例可能实际各地也会效仿。今后中国的刑事辩护律师在会见刑事被告时，还敢就案件其他人笔录中的内容、事实向被告询问、求证、讨论吗？律师在发现或判断可能发生刑讯逼供的疑点产生合理怀疑时，还能去求证事实吗？刑事被告人如果自述被刑讯逼供，律师是否应该立即认为并制止其编造呢？律师是否要还要特别避免诱导、教唆两种眨眼形式？针对上述，辩护律师都不能为或不敢为，则除了收钱还有什么能为呢？如果刑事律师都是收钱后假辩，附和公诉机关，那是否全国人大就应修改《宪法》第一百二十五条，删除“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的规定呢？

辩护人对李庄案二审结果已经有所预见，但是在此需要特别提醒的是，二审法院如果维持一审有罪判决，实际是在公开维持一起错案。终审判决无疑将使李庄遭受两年半的牢狱煎熬。但是，对那些虽然参与李庄案决策、开庭旁听、讨论论证，但内心并不确信李庄罪名成立，只是因为其他原因而赞成、附和、或不便反对定罪的人士、领导、负责人、学者，可能因此受到的内心困扰或煎熬，或许比李庄的两年半刑期要长。

李庄事件虽然与重庆打黑斗争有关，但两者不应该混淆和捆绑。即使李庄案被定罪错判，也不应否认重庆扫黑除恶斗争的业绩和整体效果。

二审法院如果无法做出使法治受益的判决，起码也不应做出使法治受损的判决。终审判决的决定者虽然可以轻而易举认定李庄有罪和辩护人辩护失败，但是如此判决后，还有胜者吗！！

十、遥望中期盼。

《刑事诉讼法》、《刑法》与《律师法》及其包含的辩护制度乃是国家的基本法律制度，是我们党领导下的立法机关依据法定程序制定、颁布、施行的。其中的每一条款无不体现着党和人民的意志及具体运行规则与游戏模式。模范的、主动的遵行这些条款，等同于模范、主动的维护党和人民的意志，是维护、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具体行动。漠视或违反上述法律及其任何包括辩护在内的条款，无异于漠视和损害党和国家的意志与尊严。

忠诚的执行这些包括辩护在内的法律法规，才是落实科学发展观，保证刑事执法如同其他司法领域执法一样，最终使国家机器处于自我规范、自我维护、自我修正的良性运行之中。所以，要做到有错必纠，不因李庄律师弱小而轻视其权益，不因公器在握而忽略责任。时时、处处、案案审慎、公正，方能体现严肃执法的本原。徙木立信，本意在此。

三个代表的基本理论昭示，我们党已从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发展为包括无产、有产、中产等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代表，在执政与执法层面，我们党已从革命党的性质转变为执政党。现行一切法制，均为党代表最大人民群众制定和极力推行的意志，及调处包括李庄行为在内的任何行为的准绳与游戏规则，无论程序正义还是实体公正概不例外。所以主动遵从、维护包括辩护制度在内的法律制度，不是权力限制，而是使权力的行使得以稳固持久的前提，否则，无异于自毁长城、自生内乱。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故有圣人每日三省吾身；执法机关亦非神器，难免执法失误，故有《国家赔偿法》颁行在先。所以，公诉机关、侦查机关神圣不可侵犯或永远正确的观念已滞后于当前的社会主义法制理念，自觉地护法、执法，勇于纠正错误，还是社会主义法制理念所鼓励、所要求、所希望的。区区李庄，何足挂齿，微微律师，何足道哉？驯服李庄，易如巡警制服幼童，难言力巨，但若勇于纠正，还其自由，却能凸显赏罚分明、违法必究的伟大和可贵。我们党正是因为勇于修正错误，才有了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经济繁荣的今天，这便是小平理论的魄力所在。

老一辈革命家凭借不断修正自我，探求真理的精神，建立了巩固的政权，制定了完备的法制。执法者、当权者，只要秉持这种精神，致力维护现行法制，无异于当世贤哲、乱世英雄。因为贤哲与英雄具备这种精神和觉悟。

我推测过多种可能，大智大勇的修正、平衡利弊的折中，一往无前的维持，„„。我又在遥望中期盼！

或许，国法依旧运行，良知尚未泯灭，是非终有公论，是我挥之不去的信念！

此致

敬意

辩护人： 高子程

二零一零年一月二十二日

第14篇：王金南诉江苏省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一案二审行政判决书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行政判决书

（2014）苏行终字第001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金南，男，汉族，住常州市武进区。

委托代理人崔克海，北京泰维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江苏省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地址在南京市北京西路68号。

法定代表人于爱荣，该办公室主任。

委托代理人黄永忠、韩震龙，该办公室干部。

王金南因诉江苏省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以下简称省法制办）作出的《关于申请公开政务信息的回复》（以下简称《信息回复》）违法一案，不服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宁行初字第71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2014年2月2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14年3月1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王金南及其委托代理人崔克海，被上诉人省法制办的委托代理人黄永忠、韩震龙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定，王金南于2013年2月6日向省法制办邮寄了一份信息公开申请表，所需信息内容描述为：“贵府为实施国法（2011）38号《关于做好有关征地拆迁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专项清理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38号通知》）而制作的继续有效的规范性文件目录及规范性文件专项清理情况统计表的具体内容”。同月15日，省法制办收到申请后，于28日作出《信息回复》，并随该回复向王金南提供了《规章专项清理情况统计表》和《规范性文件专项清理情况统计表》作为附件。上述《信息回复》的主要内容为：

一、我办根据《38号通知》的要求于2011年10月31日将《关于征地拆迁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专项清理工作情况的报告》（苏府法（2011）64号）上报国务院法制办公室。现将报告中形成的规章专项清理情况统计表和规范性文件专项清理情况统计表以附件形式提供给你。

二、按照国办发（2010）5号文的规定，本次清理工作中仅对不符合上位法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进行修改或者废止，没有对现行有效的有关征地拆迁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进行汇总，故无法提供你申请的“继续有效的规范性文件目录”。

另查明，省法制办提供给王金南的《规章专项清理情况统计表》中将已废止的三项规章名称予以列明，《规范性文件专项清理情况统计表》中，标明了已废止和已修改的各级规范性文件数量。王金南对《信息回复》不服，于2013年4月9日向江苏省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复议申请被驳回后。王金南遂提起行政诉讼。

在本案一审诉讼过程中，省法制办在答辩时已将在清理工作中按照《38号通知》要求制作并上报的《关于征地拆迁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专项清理工作情况的报告》作为证据向王金南进行了公开。

原审法院认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信息公开条例》）第二条、第三条第三款和苏政办发（2009）164号《江苏省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第二条的规定，省法制办对其在指导规章和规范性文件清理工作制作、获取的政府信息负有公开的法定职责。

根据《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省法制办于2013年2月15日收到王金南信息公开申请后，在法定期限内向王金南作出被诉的《信息回复》，该《信息回复》系省法制办履行《信息公开条例》法定职责的行为，符合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程序亦无不当。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

（三）项的规定，申请人要求行政机关为其制作、搜集政府信息，或者对若干政府信息进行汇总、分析、加工，行政机关予以拒绝，申请人不服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同时，依据国办发（2010）5号文第二条第三款的规定和《信息公开条例》的精神，行政机关一般不承担为申请人汇总、加工或重新制作政府信息，以及向其他行政机关、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搜集信息的义务。在规范性文件的清理工作中，省法制办对各地规范性文件清理工作仅具有指导的义务和责任，并不是直接负责各地规范性文件的清理工作。《38号通知》中规定了“谁制定、谁清理”的原则，并要求清理后制作继续有效的规范性文件目录并向社会公布。省法制办并非上述规范性文件的制作主体，故王金南以省法制办未向其公开清理后继续有效的规范性文件目录、具体内容及名称，被诉《信息回复》违法的诉讼主张，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省法制办针对王金南的信息公开申请已依法履行了相应的法定职责，程序合法，王金南的诉讼请求，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第

（八）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六条第

（四）项的规定，判决驳回王金南的诉讼请求。

上诉人王金南上诉称，一审认定事实错误。依照《38号通知》的要求，省法制办已经对现行有效的有关征地拆迁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进行了汇总，省法制办拒绝提供继续有效的规范性文件目录没有事实根据。上诉人没有要求省法制办专门汇总、加工或重新制作新的信息。同时，一审以“省法制办并非上述规范性文件的制作主体”为由，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系适用法律错误。请求本院撤销原审判决，撤销被诉《信息回复》，责令省法制办继续履行信息公开职责。

被上诉人省法制办辩称，依照《38号通知》的要求，省法制办组织协调相关部门进行的文件清理及上报工作，属于行政机关内部工作，不属于《信息公开条例》第二条规定的政府信息。但省法制办仍然尽力满足王金南的要求，将在工作中已经获取的各项资料向其公开。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本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上诉人王金南提起上诉后，原审法院已将各方当事人在原审中提交的全部证据材料随案移送本院。本院从证据的关联性、合法性、真实性三个方面对各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进行了审核。经审查，本院认定的案件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无异，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庭审中，各方当事人围绕省法制办作出的被诉《信息回复》是否符合法律规定，进行了辩论。

上诉人王金南和被上诉人省法制办均各自坚持在上诉状和答辩状中的观点。

本院认为，上诉人王金南于2013年2月6日向省法制办申请公开的信息为：“贵府为实施国法（2011）38号《关于做好有关征地拆迁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专项清理工作的通知》而制作的继续有效的规范性文件目录及规范性文件专项清理情况统计表的具体内容”。依照《信息公开条例》第十三条的规定，王金南申请公开的上述信息与其自身生产、生活、科研等特殊需要并无直接关系。同时，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

（三）项的规定，王金南要求省法制办对继续有效的规范性文件进行汇总，制作目录并向其提供，已经超出了申请信息公开的范围。尽管如此，省法制办依然在《信息公开条例》规定的答复期限内，明确答复上诉人：按照国办发（2010）5号文的规定，本次清理工作中仅对不符合上位法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进行修改或者废止，没有对现行有效的有关征地拆迁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进行汇总，故无法提供你申请的“继续有效的规范性文件目录”。同时，省法制办将为执行《38号通知》而制作的《规章专项清理情况统计表》和《规范性文件专项清理情况统计表》作为附件，一并提供给了上诉人。故省法制办作出的《信息回复》，已经履行了信息公开法定职责，作出程序亦无违法之处。原审判决驳回上诉人王金南的诉讼请求结果并无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一条第

（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上诉人王金南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 昕 代理审判员 季 芳

代理审判员 沙永梅

二〇一四年四月十四日

书 记 员 唐 颖

第15篇：行政诉讼判决书

XXXX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

XX（治）X行初字第X号

原告: 委托代理人：

被告： 法定代表人：

住所地： 委托代理人： 第三人： 法定代表人： 住所地： 委托代理人：

原告张雅楠不服南洋省人事厅2007年8月2日在其设定的网站报名系统上的决定，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被告第三人及其代理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07年7月底原告张雅楠在南洋省人事厅指定的网站报名系统上报名参加省人事厅组织的2007年下半年南洋省国家公务员录用考试，填报了南洋省司法厅机关处室岗位。于2007年8月2日南洋人

1 事厅因原告年龄超过35岁为由，在设定的网站报名系统上对张雅楠做出了“对不起，此次招考录用，要求年龄在35周岁以下，你已超龄！”的信息反馈意见，并据此不同意张雅楠参加本次公务员的录用考。张雅楠对此不服，拟提起行政诉讼。请求判令，在本次公务员招考中南洋省人事厅规定，被招考人年龄为35岁以下的这一具体行政行为违反《公务员法》相关规定。判令撤销【2007】南洋复决字1号《南洋省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书》，允许其参加公务员考试。请求判令被告和第三人即南洋省人事厅和南洋省司法厅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判令被告和第三人向原告赔礼道歉，并且赔偿精神损失费5000元。

经审理查明，南洋省人事厅在其公务员招考简章报考条件中的第二条，“18周岁以上，35周岁以下（即1986年8月1日以前出生，1969年8月1日以后出生）”已经明确的规定了报考人员的年龄。而从张雅楠的报名登记表来看其出生年月为1968年3月，已经超出了报考的年龄。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公务员法》第十一条 公务员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二）年满十八周岁；

（三）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四）具有良好的品行；

（五）具有正常履行职责的身体条件；

（六）具有符合职位要求的文化程度和工作能力

第二十二条“中央机关及其直属公务员的录用，由中央公务员主

2 管部门负责组织。地方各级机关公务员的录用，由省级公务员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必要时省级公务员主管部门可以授权设区的市级公务员主管部门组织。南洋省人事厅作为国家公务员录用的省级主管部门具有负责本行政辖区国家公务员录用的管理工作的职权。根据法律、法规授权，被申请人有权根据用人部门申报的录用计划，确定录用的报考资格条件。

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请求判令，在公务员招考中南洋省人事厅规定，被招考人年龄为35岁以下的这一具体行政行为违反《公务员法》相关规定。

维持南洋省人事厅2007年下半年公务员招考简章以及对张雅楠的信息反馈意见

要求被告和第三人向原告赔礼道歉

本次诉讼费用由被告和第三人即南洋省人事厅和南洋省司法厅共同承担

审判长： 审判员： 人民陪审员： 书记员：

2008年11月25日

法庭审理笔录

书记员：请旁听人员保持安静，请到庭的所有人员将手机等通讯工具调到振动状态或关机，在开庭时不得在法庭内接听。

现在宣布法庭规则：

1、到庭的所有人员，一律听从审判长统一指挥，遵守法庭秩序；

2、未经法庭允许不得录音、录像、摄影；

3、除本院因工作需要允许进入审判区的人员外，其他人员一律不准进入审判区；其他人员也不得随意退场。

4、旁听人员不得鼓掌、喧哗、吵闹以及实施其他妨害审判活动的行为，不准发言、提问；

5、旁听人员如对法庭的审判活动有意见，可在休庭或闭庭后提出；

6、本院对违反法庭规则的人，可以予以训诫，责令退出法庭或者予以罚款、拘留。

7、对哄闹、冲击法庭、侮辱、诽谤、殴打审判人员等严重扰乱法庭秩序的人，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予以罚款、拘留。

8、为表示对国家法制的尊重，在法官入庭、宣判、退庭时，所有到庭人员全体起立并保持肃静。

书记员：全体起立，请审判长、合议庭成员入庭。 审判长 : 请坐下。

书记员：报告审判长，开庭准备工作就绪，可以开庭。 审判长：（击法槌）现在开庭。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45条规定，平原县人民法院今天公开审理

一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46条规定，审理本案的合议庭由审判员齐文慧，人民陪审员黄瑶组成，由陈紫薇担任审判长并兼任本案的主审法官，书记员金煜洁，李雪晴担任法庭记录。

审判长 : 现在核对三方当事人身份

4 原告：陈述姓名、性别、出生日期、民族、住址、工作单位及 委托代理人：委托代理人的姓名、工作单位和代理权限

审判长: 被告方出庭人员及委托代理人陈述单位全称、住所地、法定代表人姓名、职务

委托代理人：姓名、工作单位和代理权限。

审判长：第三人陈述你的姓名、出生日期，民族及住址及委托代理人的姓名、工作单位和代理权限

第三人： 委托代理人： 审判长：诉讼各方对到庭的当事人及诉讼参与人参加本案诉讼有无异议？

原告： 被告: 第三人:

审判长：合议庭确认上述人员具有参加今天庭审活动的资格。 审判长: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有关规定，当事人在行政诉讼中地位平等，享有申请回避、提供证据并质证、进行辩论和最后陈述的权利，双方都有依法行使诉讼权利、遵守诉讼秩序、自觉履行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义务。行政机关对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负有举证责任。

审判长: 当事人对告知的诉讼权利义务是否听清楚？

原告：

被告: 第三人: 第三人: 审判长: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七条之规定，当事人对合议庭组成人员、书记员有申请回避的权利。各方当事人是否申请回避？

原告:

被告: 第三人: 第三人:

审判长:各方当事人是否有证人出庭作证？ 原告:

5 被告: 第三人: 第三人:

审判长: 法庭审理的程序包括陈述行政争议、法庭调查、法庭辩论、当事人最后陈述、裁判等几个阶段。在审理过程中，诉讼参与人发言要经过法庭的允许、在陈述案件事实、发表质证意见、辩论意见时，语言要文明，不得使用侮辱性语言攻击对方。双方是否听清？

原告: 被告: 第三人: 第三人:

审判长: 下面陈述行政争议。 被告，原告所诉的是否为你方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

被告: 审判长: 陈述具体行政行为的内容、文号被告: 审判长: 原告，你起诉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即被告前述内容？

原告: 审判长: 原告，针对上述行政登记行为你们是否提起过行政复议？复议结果？

原告：

审判长:现在由各方当事人陈述诉讼主张。先由原告陈述诉讼请求并陈述主要的事实和理由。

原告：宣读起诉状（内容略） 审判长:原告是否有新观点要补充? 审判长：被告，针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以及事实和理由简要陈述你方的答辩意见。

被告：宣读答辩状（内容略）

审判长:被告代理人是否需要补充？ 审判长：第三人说一下陈述意见？ 第三人：

审判长：根据上述原告的诉称、被告的辩称及第三人的述称，合议庭归纳本案的焦点是：

审判长：各方当事人对本庭归纳的争议焦点有无异议和补充？ 审判长：下面由当事人举证质证。质证时，诉讼各方应当围绕着证据的相关性、合法性和真实性及其证明力，进行质疑、说明与辩驳。

审判长：首先针对第一个争议焦点即原告是否具有本案的诉讼主体资格举证质证。

审判长：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规定，原告对证明起诉符合法定条件承担举证责任。先由原告向法庭举证

原告举证

请书记员把证据递交被告进行质证

原告针对被告的质证意见发表辩驳意见。 第三人质证。

请书记员把证据返还原告。

原告针对第三人的质证意见发表辩驳意见。 被告、第三人还有新的意见吗？

该组证据待合议庭合议后再行确认，原告继续举证。 审判长：现在针对第二个证据进行举证

审判长：现在对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首先对被告是否享有作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职权进行审查。被告代理人陈述被告的职权依据。

审判长：原告、第三人对被告负有本行政区域的职权有无异议？ 审判长：原告和两第三人对被告的职权依据无异议，本庭予以采信。

审判长：现在请原告提供第三份证据

审判长：现在由被告进行举证，请书记员把证据递交原告进行质证

原告质证。

被告针对原告的质证意见发表辩驳意见。 第三人质证。

7 请书记员把证据返还被告。

被告针对第三人的质证意见发表辩驳意见。 原告和第三人还有质证意见吗? 原告质证。

被告针对原告的质证意见发表辩驳意见。 第三人质证。

被告针对第三人的质证意见发表辩驳意见。

审判长：原告，根据《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你方享有向法庭提交证据证明被诉行为违法的权利，你是否有证据提交？

第三人有无证据向法庭提交？。 审判长：法庭调查中当事人各方提交的证据无异议的可作为定案的证据和判决的依据，有异议的待合议庭评议后再做决定。

审判长：法庭调查结束，现在进行法庭辩论，诉讼各方应当围绕着本案的争议焦点对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所认定事实、适用法律、行政程序等方面发表辩论意见。在辩论中不允许使用侮辱、诽谤、攻击性的语言。先由原告发表第一轮辩论意见。

被告的第一轮辩论意见。 第三人第一轮辩论意见。

除第一轮已经发表过的辩论意见外，各方是否还有新的辩论意见需要发表？

审判长：各方的辩论意见本庭已充分注意，并已记录在案，法庭辩论到此结束，现在由当事人作最后陈述，陈述的内容是对本案的处理有何意见和要求。

审判长：今天庭审到此结束，本案待合议庭休庭评议后，择日宣判，现在休庭。（今天开庭到此结束。当事人在休庭后，阅看法庭记录，如有遗漏或差错，可以申请补正，确认无误后，应在笔录上签名。本合议庭进行评议后，择日宣判。现在休庭。）（击法槌）

[书记员] 说: 全体起立，请审判长、审判员、人民陪审员退庭。

第16篇：交通事故判决书

民

事

判

决

书

原告：王某某 被告：李某 被告：赵某某

原告王某某诉称：被告李某驾驶X号小轿车行驶至沈阳市于洪区时将行人原告撞伤。原告受伤后被120急救车送至沈阳市 经审理查明：沈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于洪区大队出具情况说明，该情况说明记载：在于洪区，李某驾驶一辆X号行驶至上述地点时于行人王某某发生交通事故，致王某某受伤，李某未保护现场，负此事故全部责任，王某某无责任。经调查：X号小轿车登记车主为赵某某。

另查明：原告到沈阳市 应的证据判断规则并结合原告及被告保险公司的陈述意见，对本案相关法律事实依法予以确认。

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受法律保护。关于本次交通事故车辆主体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机动车行驶证，本院确认被告赵某某系事故车辆X号小轿车的实际车主。

关于本次交通事故的责任划分问题，在沈阳市于洪区，事故车辆将行人原告王某某撞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关于原告主张的医疗费诉讼请求，根据原告提供的有效医药费收据，故本院支持的医疗费为42904.55元。

关于原告主张的住院伙食补助费的诉讼请求，根据原告提供的沈阳市 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17篇：判决书.doc

Xx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事判决书

（20XX）X刑初字第XX号判决书

公诉机关XX省西安市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张鹏飞，男，19XX年X月X日出生于XX省XX市，汉族，大学文化，XX大学学生，住XX市XX区XX街坊X号。20XX年X月X日因涉嫌犯故意杀人罪被刑事拘留，同年X月X日被逮捕。现羁押于XX市看守所。

辩护人李涛、王建花，XX市XX律师事务所律师

XX市人民检察院以Xx检X诉[20XX]XX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张鹏飞犯故意杀人罪，与20XX年X月XX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合并审理。XX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王利兵、许建国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到庭参加诉讼。被告人张鹏飞及其辩护人李涛、王建花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XX市人民检察院指控：20XX年X月XX日22时许，被告人张鹏飞驾驶陕XB02NO号黑色雪佛兰小轿车从XX大学返回XX市，当行XX市XX街时，撞上前方同方向骑电动车的赵巧，张鹏飞下车查看，发现赵巧倒地呻吟，因怕赵巧看到其车牌号，以后找麻烦，便产生杀人灭口恶念，遂从随身背包中取出一把尖刀，向赵巧胸、腹、背等处猛刺数刀，致赵巧主动脉、上腔动脉破裂大出血当场死亡。杀人后，被告人张鹏飞驾车逃离现场。四天以后，张鹏飞在其父母陪同下到公安机关投案。经法医鉴定：死者赵巧系胸部锐器刺创致主动脉，上腔静脉破裂大出血而死亡。

针对上述指控，检察机关作案工具尖刀，证人证言，尸体鉴定结论，DNA鉴定结论，现场勘验，检查笔录和被告人张鹏飞的供述等证据。

检察机关认为，被告人张鹏飞开车撞人后，又持刀故意非法夺他人生命，情节恶劣，后果严重，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条之规定，应以故意杀人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被告人张鹏飞在庭审中承认指控属实。其辩护人提出：

1、张鹏飞具有自首情节；

2、张鹏飞系初犯、偶犯，认罪态度好，真诚悔罪。建议对张鹏飞从轻处罚。

经审理查明：20XX年X月XX日22时许，被告人张鹏飞驾驶陕XB02NO号黑色雪佛兰小轿车从XX大学返回XX市，当行XX市XX街时，撞上前方同方向骑电动车的赵巧，张鹏飞下车查看，发现赵巧倒地呻吟，因怕赵巧看到其车牌号，以后找麻烦，便产生杀人灭口恶念，遂从随身背包中取出一把尖刀，向赵巧胸、腹、背等处猛刺数刀，致赵巧主动脉、上腔动脉破裂大出血当场死亡。杀人后，被告人张鹏飞驾车逃离现场。四天以后，张鹏飞在其父母陪同下到公安机关投案。如实供述了杀人事实。

上述事实，由检察机关提交，并经法庭举证、质证确认的下列证据证实：

报案材料、现场勘查笔录、尸体检验鉴定报告和证人证言等。被告人张鹏飞也对庭审中质控的犯罪事实亦供认不讳。 本院认为，被告人张鹏飞在发生交通事故后，因担心被害人赵巧看见其车牌号以后找其麻烦，遂产生杀人灭口之恶念，用随身携带的尖刀在被害人胸、腹、背等部位连刺数刀，将赵巧杀死，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西安市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张鹏飞故意杀人的犯罪事实成立，罪名及适用法律正确，应予支持。

张鹏飞虽系初犯、偶犯，但如此恶劣、残忍的故意杀人罪，显然不能从轻处罚。因此，辩护律师的辩护理由不能成立。被告人张鹏飞作案后到公安机关投案，依法认定为自首。但是，张鹏飞在开车将被害人赵巧撞伤后，不但不施救，反而因怕被害人看见其车牌号而杀人灭口，犯罪动机卑鄙，手段残忍，情节特别恶劣，后果极其严重，被告张鹏飞仅因一般的交通事故就杀人灭口，丧失人性，人身危险性极大，依法应予严惩。

根据被告人张鹏飞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随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条、第五十七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六十四条、第三十六条第一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张鹏飞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二、作案刀具予以没收。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直接向XX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五分。

第18篇：判决书结构

一、概念及作用

人民法院对于所受理的刑事案件，依照第一审程序审理终结，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确认被告人的行为构成犯罪，应负刑事责任，依法作出的书面处理结论，称为第一审刑事有罪判决书。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62条规定，在被告人最后陈述后，审判长宣布休庭，合议庭进行评议，如果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据法律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有罪判决。这是制作一审刑事有罪判决书的法律依据。

一审刑事判决是第一审人民法院依法对侦查、起诉、审理的刑事案件所作出的结论。人民法院制作的一审刑事有罪判决书，对被告人来说，是关系到生杀予夺、人身自由及政治权利等切身利害的决定书；就第一审人民法院来说，它是代表国家先行审判权的具体体现。一审刑事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对被告人具有强制性，是执行机关执行的依据，且具有稳定性和排他性，非经法律规定的审判监督程序不得变更或撤销。

二、格式、内容及写作方法

第一审刑事有罪判决书由首部、正文和尾部三个部分组成。

(一)首部

1.标题

分两行写：在文书的上部正中写“×××人民法院”。判处涉外案件时，各级法院均应冠以我国的国名，字体比正文大些；在法院名称下一行正中写“刑事判决书”，字型要比正文大两号，以便醒目。

值得注意的是：文种名称之前不加审级，也不加表明文书性质的词语，如“有罪”等字样。

2.编号

在标题右下方写文书编号。如：“［年度］×刑初字第×号”。

3.公诉机关和诉讼参加人情况

对于公诉案件，先写公诉机关即检察机关名称。如：“公诉机关：×××人民检察院”。不能写“×××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或员)×××”。

对于自诉案件，先列自诉人。写自诉人的身份事项，包括姓名、性别、出生年月日、民族、籍贯、文化程度、职业或职务、单位和住址。自诉人有数人的，依次列写。

被告人的身份事项。在写完公诉机关或自诉人之后，写被告人身份等情况。包括姓名(曾用名、别名、化名)、性别、出生年月日、民族、籍贯、职务或职业、单位和住址；被告人曾经受过刑事处分、劳动教养处分，或者又在以上限制自由的期间逃跑过的，可能构成累犯或者有法定从重、加重的情节，应写明其事由和时间；因本案受到强制措施的，应写明被拘留、逮捕的时间。被告人如因本案被收容审查过，在此期间又被限制了人身自由的，应写明起止日期，以便折抵刑期。

如果被告人是法人的，应写明其单位全称和所在地址、法定代表人、或单位的主要负责人的姓名、职务。

如果被告人是未成年人或限制行为能力人，其下还应插入“法定代理人”或“指定代理人”。

如果一案有被告多人，应按主犯、从犯的顺序依次写出每个被告人的身份事项。

在辩护人一栏，如辩护人是律师的，只写姓名、工作单位和职务；如辩护人是其他人的，写“辩护人：×××，性别，年龄，在××单位担任××工作，与被告人是××关系”。

自诉案件自诉人和公诉案件被害人，如果委托代理人的，代理人应在其被代理人的次行书写。其代理人的写法与辩护人的写法大致相同。

4.案件审理的有关情况

案件审理的有关情况指案件的由来和审理经过的表述，包括以下内容：案由和案件来源，即写明被告人姓名、罪名及案件由来(要写明法院受理本案的时间，以便计算审判期限)；审判组织，即写明法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是公开进行的，还是依法不公开进行的(写这一内容关系到是否贯彻公开审判原则)；公诉人和被告人及其辩护人、证人、鉴定人等到庭情况等。公诉案件和自诉案件有不同的写法，分别是：

(1)公诉案件。写：“×××人民检察院于××××年×月×日以被告人×××犯×罪，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或依法由审判员×××独任审判)，公开(或不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或员)×××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及其辩护人×××、证人×××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自诉案件。写：“自诉人×××以被告人×××犯×罪，向本院提起控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独任审判(或组成合议庭)，公开(或不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自诉人×××、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3)自诉、反诉并案审理案件。写：“自诉人×××以被告人×××犯×罪向本案提起控诉；本院受理后，被告人×××又以自诉人×××犯×罪提起反诉，经审查能够成立。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或由审判员×××独任审判)，对本案公开(或不公开)开庭进行了合并审理。自诉人(被反诉人)×××及其委托代理人(辩护人)×××、被告人(反诉人)×××及其辩护人(委托代理人)×××、证人×××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对于一些报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的重大、疑难案件，在案由部分的“本案”与“现已审理终结”之间，增写“经合议庭评议，审判委员会进行了讨论并作出决定”。

(二)正文 1.事实

理由和判决结果的成立要以事实为基础。首先，概述检察院指控的基本内容，其次写明被告人的供述、辩解和辩护人辩护的要点。

其次，重点写法院查明的事实。这一事实，是有罪、无罪和定性判刑的主要根据，所以要遵循“忠实于事实真相”的原则来写法院查明的事实。具体说来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叙写犯罪事实的内容，要写明犯罪事实的七个要素，犯罪事实要写全面，反映案件行为人犯罪行为事实的时间、地点、动机、目的、手段、情节、结果必须周全。有的时候还要写上被告人的事后态度、表现。关于时间，要求精确，根据时间本身可以证明被告人有作案可能的案件，要具体写出年、月、日、时；关于地点，要写得确切，不要把相似的地点名称搞混淆，特别是作案地点的详细地址一定要写得精确；关于动机，应当把犯罪的真实动机即真正推动犯罪人实施犯罪行为的内心起因写清楚；关于目的，这一构成犯罪主观方面的重要因素，必须是犯罪行为人心理状态中所希望达到的外部结果；关于手段，通过写实施犯罪行为的方式方法，可以反映出被告人主观恶性的大小；关于情节，要写明犯罪行为的过程，通过犯罪各阶段的情况和变化，反映出“情节较轻”、“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以及“情节特别恶劣”的情况；关于结果，要使人了解犯罪行为对社会所造成的危害后果，反映出是“尚未造成严重后果”、“造成严重后果”，还是“后果特别严重”的情况。

(2)通过对主要证据的分析论证来说明对犯罪事实的认定是准确的，即犯罪事实要确凿。事实是否真实可靠，要让证据来说话，因此，在一审刑事判决书中叙写犯罪事实时，要列举经法院查证核实的用以证明被告人有罪、罪重或者罪轻的证据来证明犯罪事实。证据必须是能够证明案件真实情况并且经过查证属实的事实。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证据有七种类型：物证、书证；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鉴定结论；

勘验、检查笔录；视听资料等。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充分确实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和处以刑罚。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机关、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双方讯问、质证，经过查实以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如果是主要根据间接证据定案的，证据与证据之间要能够相互印证。

证据的写法多种多样。案情简单的，可以集中举证分析论定；案情复杂的，可以一边叙事，一边举证；一人多罪或者集团犯罪案件，还可以分项或者逐人逐罪举证，分析论定。如：“上述事实，有被害人×××、×××的报案和陈述笔录，有证人×××、×××的证词，有××公安局的现场勘验笔录，有查获的作案工具铁锟、三角刮刀，有查获的赃款现金××元及法医鉴定书为证，经当庭查证属实，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被告人在庭审中也供认不讳。”证据必须具体引述，而过去有的一审刑事判决书不重视引述具体证据，用一些公式化的写法，如“事实清楚，证据确凿，被告人亦供认不讳”或者“被告人上述罪行，有人证、物证、书证在卷，足以认定”等套话，显得空洞无物。不过证据的写法也不能过于繁琐，要求做到明白、清楚、扼要.(3)叙述犯罪事实要重点突出，要把能证明被告人罪行、罪责实质性的事实，重点表述，而对定罪量刑意义不大或没有意义的情节应略写或不写。被告人数次犯一种罪，或者是数次犯数罪的案件，必须突出主罪，通过突出叙述主罪、根据需要叙述次罪来反映被告人罪行的本质特点。一般共同犯罪案件，应以主犯为主线进行叙述。集团犯罪案件，可先综述集团的形式和共同的犯罪行为，再按主犯、从犯或者罪重、罪轻的次序分别叙述各个被告人的罪行。值得注意的是，只有力求使用确切的词语重点突出、详略得当地来写犯罪事实，才能把犯罪事实叙述清楚，通常采用模糊语言、过分概括的语言的写法是不允许的。

(1)按照刑法的规定阐明定罪量刑的理由。通过分析被告人的作案动机、目的罪行表现、危害后果，来论证被告人的罪行性质，恶性程度和造成的严重影响，以刑法分则各条规定的罪状特征为依据，以被侵犯的直接客体为基础，确定其罪名。例如，依照刑法规定，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抢劫公私财物的，构成抢劫罪，只有符合这样的性质，才能成立本罪。另外，还应注意不要把犯罪构成要件作为从重处罚的理由。任何一起刑事案件，都有着自身的特点，所以阐述理由一定要突出本案的特点，坚持从案件性质本身出发的原则来写理由。对于犯数罪的应当先定重罪，后定轻罪；一般共同犯罪和集团犯罪，应依法确定主犯、从犯、协从犯的罪名。法院认定的罪名与公安、检察机关认定的罪名不一致的，应当对此作出分析、说明。

(2)对控、辩双方的意见加以分析说明。控、辩双方的意见，在一审刑事案件中，一方是人民检察院的指控或自诉人的控告，另一方是被告人的辩解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在书写理由部分时，必须对控、辩双方所持的主要论点及理由加以分析，是正确的，表明予以采纳；错误的，予以据理批驳。

(3)正确处理事实、理由、判决三者之间的关系。判决理由在判决书中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必须上与已经认定的事实、情节相适应，下与判决结果相一致。这样，事实、理由、判决三者之间才能相互照应，无懈可击。

理由和事实相一致，即阐述理由时要遵守“以事实为根据”的原则，从案件的主要事实、情节出发来分析评定被告人的罪行实质。行为的恶劣与轻微，是什么程度就论述到什么程度。可以根据被告人的罪责、表现和认罪态度，分析被告人具有哪些从重、加重，或者从轻、减轻的条件。对共同犯罪或者集团案件，应在分清各被告人的地位、作用和刑事责任的前提下，分别论证其罪行轻重。

理由和判决相一致，即根据刑法、刑事诉讼法，对被告人的行为进行评断之后，得出应该判处某种刑罚的结论。已经过时的法律、法规、政策，有争议的法学理论，与社会主义法律原则 不相适应的旧道德规范，都不能作为主论或驳论的论据。具体写作时，一方面要求合理合法，另一方面要注意不要只写简单的结论，生硬地确定罪名。理由和判决结果之间的任何矛盾之处都应杜绝，比如不能对有罪的判决作无罪的论述；不能对无罪的判决作有罪的论述；不能在理由部分把犯罪性质说得非常恶劣严重，而判决结果却很轻，只是判处短期徒刑、拘役等刑罚；不能在理由部分论证被告人构成了甲罪，而判决结果却以乙罪论处，如在理由部分论证的是被告人犯的是抢劫罪，而最后的判决结果却以盗窃罪来论处等。 (4)正确援引适用的具体法律条款。援引法律条款是为判决主文提供法律依据，能否准确、全面地引用法律条文涉及到能否正确定罪量刑，直接关系到刑事判决的质量。引用法律一定要针对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性质和情节，具体引用与之相适宜的条款。引用法律条款，首先要求准确，要恰如其分地适合判决结果；其次要求具体，应引用到刑法分则条文的外延最小的规定，有条、款、项的，一定要引用到项；三是要求全面，该引用的条款都要引用，不能遗漏；四是要求完整，既要引用定罪的条款，又要引用量刑的条款，做到定罪有法可依，量刑有法可循；五是要求有条理，有次序，即先引述有关定罪与确定量刑幅度的条文，后引述从重、加重、从轻、减轻的条文。先引主刑的条文，后引用附加刑的条文。一人犯数罪的，应逐罪引法律条文。一般的共同犯罪可集中引用有关的法律条文，必要时应逐人逐罪引用法律条文。集团犯罪案件，应结合分项判处，逐人逐罪引用法律条文。既要引用实体法又要引用程序法的，一般应先引程序法后引实体法，还要注意的是，引用法律条文的名称要用全称，不能用简称

3.判决结果

一些诸如“杀害干部罪”等不规范的罪名表述也是应当避免的。一案多人的，应以罪责的主次或者应判刑罚的重轻顺序，逐人分项引述法律依据，定罪判处；数罪并罚的应当分别定罪量刑，然后按刑法总则第4章第4节的规定，决定执行的刑罚；对犯罪分子的赃款赃物，应分清情况，判决予以追缴、责令退赔或者予以没收。对于财物多、种类杂的，只在判决书上写明其种类和总数，另列清单作为判决书的附件。机关、团体、企业或事业单位构成犯罪被判处经济处罚的，首先应写明被告人(单位)犯什么罪，其次写明判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的种类和数额。具体表述如：

“

一、被告人×××犯××罪，判处……(写明主刑、附加刑)

二、被告人×××……(包括追缴、退赔或者没收财物的种类和数额。没有的不写此项)” (三)尾部

尾部是判决书的结束部分，应依次写明以下内容：

1.交待上诉权和上诉审法院在主文之后另起一行写明：“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份”。

如果是自诉案件，上诉状副本的份数，应当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写明。

2.合议庭组成人员署名

在尾部的右下方，由审判长、审判员(代理审判员)依次署名，如系独任审判则由审判员或代理审判员署名。对于经院长或者庭长指定担任审判长的，不论本原来是审判员还是助理审判员的，应一律以“审判长”名义署名。助理审判员参加合议庭审判的，按照法院组织法的规定，其署名应为“代理审判员”。

3.判决的决定日期

在署名的右下方写明判决的年月日，如果是经过审判委员会讨论的案件，应写审判委员会作出决定的日期，并加盖人民法院印章。

4.书记员署名

在年月日下方署书记员名，并在年月日和署名之间的左下方加盖“本件与原本核对无异”的条戳，以示核对。

第19篇：宅基地判决书

【文件题目】

北京宋庄画家李玉兰与马海涛买卖合同纠纷案民事判决书

【转载日期】【引用出处】

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审理李玉兰与马海涛买卖合同纠纷案民事判决书

（2008）通民初字第02041号

发布时间：2008-10-22 原告李玉兰，女，汉族。

委托代理人陈旭，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王立则，男，汉族。

被告马海涛，男，汉族。

委托代理人董秀梅（马海涛之妻），汉族。

原告李玉兰与被告马海涛一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玉兰及其委托代理人陈旭、王立则，被告马海涛的委托代理人董秀梅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李玉兰诉称：2002年7月1日，我与被告马海涛签订了房屋买卖协议，约定由我购买位于北京市通州区宋庄镇辛店村房屋8间及院落，房屋价款45 000元。2006年12月，马海涛向贵院起诉要求确认双方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无效，返还房屋。2007年12月17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确认双方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无效，我向马海涛返还房屋，马海涛向我支付房屋及添附部分价款93 808元，同时该判决认定马海涛为导致协议无效的主要责任方，应对我的信赖利益损失进行赔偿。现诉至法院要求被告马海涛赔偿我经济补偿金480 000元，并负担本案诉讼费用。

被告马海涛辩称：原告李玉兰要求赔偿信赖利益损失的诉讼请求违背事实和法理，不利于维护法律的权威及国家土地政策的落实，双方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已经二审判决确定无效，根据国家相关文件规定居民不能购买农村房屋，农民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我不应该承担赔偿责任，不同意原告李玉兰的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2002年7月1日，原告李玉兰与被告马海涛签订了房屋买卖协议，双方约定马海涛以45 000元的价格将位于北京市通州区宋庄镇辛店村的正房五间、厢房三间及院落出售给李玉兰。当天李玉兰交清了房款，马海涛交付了房屋。后李玉兰对该房屋进行了整修，添加了卫生间等附属设施，新建了三间西厢房。后马海涛诉至我院要求确认其与李玉兰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无效，李玉兰腾退房屋。经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双方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无效，李玉兰腾退房屋，马海涛支付李玉兰房屋及添附部分价款93 808元，同时该判决认定马海涛为导致协议无效的主要责任方，应对李玉兰的信赖利益损失进行赔偿。

另查，经原告李玉兰申请，2008年4月8日，经本院委托，北京中企华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对涉案房屋宅基地区位价值进行了评估，结果为房屋宅基地区位总价为 264 700元。

上述事实，有房屋买卖协议、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房地产评估报告、鉴定费票据、（2007）二中民终字第13692号民事判决书及双方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案予以佐证。

本院认为：合同无效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原告李玉兰与被告马海涛所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被法院确认无效后，双方应按照各自的过错程度承担相应的责任。考虑到马海涛作为出卖人在出卖时即明知其所出卖的房屋及宅基地属于我国法律禁止流转范围，其在出卖房屋多年后又以违法出售房屋为由主张合同无效，故其应对合同无效承担主要责任。对于李玉兰作为买受人信赖利益损失的赔偿，应当全面考虑出卖人因土地升值或拆迁、补偿所获利益，以及买受人因房屋现值和原买卖价格的差异所造成损失两方面因素予以确定。马海涛出售给李玉兰的房屋及添附部分价值已经法院判决折价补偿李玉兰，就本案而言，对于李玉兰信赖利益损失的赔偿，仅考虑出卖人因土地升值或拆迁、补偿所获利益的因素，参照马海涛出售房屋宅基地区位总价予以确定。故对李玉兰要求马海涛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理由正当，证据充分，本院对其合理部分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马海涛赔偿原告李玉兰损失十八万五千二百九十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执行清；

二、驳回原告李玉兰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评估费三千元，由原告李玉兰负担一千五百元（已交纳）；由被告马海涛负担一千五百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

案件受理费八千五百元，由原告李玉兰负担四千四百九十四元（已交纳四千二百五十元，其余二百四十四元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由被告马海涛负担四千零六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如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陈 汉 东 代理审判员 张 连 峰 代理审判员 奉 一 兵 二○○八年十 月 二十 日 书 记 员 陶 希

第20篇：判决书总结

1、交通费是根据受害人就医实际发生的费用计算。本案交通事故未导致原告受伤，原告主张交通费缺乏法律依据，故本院不予支持。

2、根据原告从事交通运输行业考虑，参考该行业2013年度国有同行业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标准为61522元/年计算，由于车辆所有人每月向原告发放工资920元故原告因车辆停运期间造成的误工损失为1682.73元{[（61522元/年÷12月）- 920元/月]÷30天/月×12天},原告主张超出部分，本院不予确认。

3、停运损失（年租）≠误工费（行业平均收入）

4、原告在本次事故中并未造成人身伤害，因此，车辆停运期间造成的误工损失、停运损失，是本次交通事故造成的间接损失，并非《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意义下的“误工损失”。

5、佛山市禅城区悦XX美容院出具《证明》，证明原告自2012年10月起在该单位工作，任后勤职位，月平均工资为2600元，发生本案事故后因伤住院，现仍在家休养，没有发放原告工资。

6、关于利息。虽然原告认为与被告存在口头约定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计息，但两张《借条》中均没有

约定利息，故本案两次借款应认定为不定期无息借款。

7、婚姻登记卷宗档案（1份，复印件，骑盖佛山市南海区档案馆馆藏档案资料复印件证明章）被告崔赞良、廖雪梅是夫妻关系，对其夫妻关系存续时间具备举证能力且有举证义务，但对原告的主张未提出抗辩亦未提供相反证据。本院对原告主张涉案债务发生于被告崔赞良、廖雪梅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予以采纳。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因此，原告主张被告廖雪梅与被告崔赞良共同承担本案债务，理据充分，本院予以支持。

8、原告于2013年11月26日向被告崔赞良出借的款项200000元。原告不能举证证明双方对该笔款项约定了计付利息且原告在庭审亦确认双方没有约定具体的还款时间，故本院认定双方为不定期无息借贷，原告可随时向被告主张归还。被告崔赞良经原告起诉主张仍不归还该笔借款，故被告崔赞良应从2014年4月10日（原告提起诉讼之日）起参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付利息予原告。原告主张被告计付从出借日（2013年11月26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计付利息，超出本院核定的范围，本院不予全额支持。

9、本院认为，原告黄伟灿与两被告签订的房地产买卖合同中关于案涉房屋买卖事宜的约定及双方签订的租赁合同均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黄伟灿在佛山地区是否具有购房资格是房屋

买卖合同能否继续履行的条件，不是房地产买卖合同的效力要件。

虽然两被告和黄伟灿在合同中约定合同签订之日起30天内办理过户手续，但合同末页备注栏关于交易时间要顺延的加注及双方签订的租赁合同租赁期限至2014年12月30日的情况，证明双方实际变更了签订合同之日起30天内办理过户手续的约定，就过户时间顺延至买方在一年内具备购房资格之时达成合意。

双方约定买方“于签订合同当天支付30000元定金，于办理过户当天（即递件地税当日前）支付第一期房款20000元，最后一期房款100000元在办理两证合一递件取到回执当日付齐”，即双方约定履行次序为先支付首期房款，再办理案涉房屋的递件核税手续，然后办理房屋所有权人变更登记的过户递件手续，再于取得过户递件回执当日支付最后一期房款1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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