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瞭望周刊时评2012年1-5期
第一期
坚持房地产调控政策不动摇
王仁贵
持续至今的房地产调控已经产生积极效果。从全国来看，不但房价回落的城市的范围进一步在扩大，而且一些一线城市的中心城区的房价也出现下降的势头。
行百里者半九十，从历次房地产调控的经验来看，这个阶段也是房地产调控的“胶着”时期。慎防一些房地产企业提前“叫疼”，警惕一些地方过早营造“调控目标已经完成”的舆论场；坚定调控决心，维护调控的相对稳定和连续性，已成为这一轮房地产调控时下的关键抉择。
应该看到，对房地产的调控，中央的决心十分明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坚持房地产调控政策不动摇，促进房价合理回归，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全国发展和改革工作座谈会强调，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既关系民生，也关系发展。要加大资金投入，落实土地指标，确保按时开工、精心施工、如期竣工，确保工程质量和分配公平。要坚持房地产调控政策不动摇，继续抑制投机、投资性购房需求、增加普通商品房供给，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这也有利于推进城镇化进程。
在外界看来，为应对调控，一些房地产开发商形成了某种“价格同盟”。在这一轮房地产调控阶段，需要维护房地产调控的预期不被干扰，才能取得自上而下的目标成效。近来，某些房地产企业的代言人频频出来发声，比如蓄意夸大房价下降幅度，或是给出一些不切实际的预测，试图影响调控松绑。
确实，一些城市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出现了资金压力，有的房地产开发商开始在产权市场转让股权、债权，出售房产、在建项目等实物资产。这一方面反映房地产市场正在发生变化，通过结构调整，产权重组，形成优胜劣汰；另一方面，这类需要大量资金的项目被迅速接手，也反映出在一些地方，房地产行业的“吸金”效应还很明显。有的观察家一味强调房地产行业利好，避行业洗牌风险而不提。如此下去，不利于房地产行业的健康稳定发展。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仍将处于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房地产行业依然大有可为。然而，也应认识到，经济发展决不能过度倚重房地产业。房价畸高、充满投机氛围的房地产业，玩的只是击鼓传花的高风险游戏，其所带来的危害并不仅仅是鸡蛋最终破在谁的手里谁倒霉这么简单，真正受损的是整体经济。
从这个意义上，房地产专家也好，经济学家也好，需要从国家经济整体运行的大局出发，不能罔顾事实，更不能为某些开发商所利用，成为其传声筒。
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是基本功
阿源
岁末年初，双节接踵。各级干部既要抓紧送温暖，还要总结好2011年的工作，制定好来年的规划，工作千头万绪，忙得很。但千忙万忙，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不可忙丢了。
进入2012年，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各级领导干部要按照中央的决策部署，把各项工作抓实抓好。
民之所欲，政之所出。时刻保持与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时刻把人民的安危冷暖挂在心头，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这些是党中央所反复强调的，是对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具有的基本要求。这些要求的实质，就是领导干部要真正践行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在当今的信息时代，资讯发达，互动十分便捷。于是，网络问政、微博问政、网上问计或问需等等，各种新的联系群众，与群众互动的传播新方式方兴未艾。问，并不难，问，总比不问好，但这么问，能否全面问出实情，问出实计，问出真需，恐怕得细琢磨一番。
从统计学的意义上说，设计再科学的调查问卷，都有可能或因为问卷设计的倾向性，或样本人群的比例失真而使调查结果与实际有距离。把问政、问计、问需落到实处，需要发扬优良传统和作风，深入基层，深入群众，面对面、心贴心地进行沟通交流。
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一大法宝。我们的一切工作，都要看群众高兴不高兴，拥护不拥护，满意不满意。在利益多元化今天，各级领导干部尤其需要抽出时间，广泛直接深入地了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找出人民群众利益的共鸣点。对于人民群众合理而现实经济条件可以办到的实事，就要抓紧落实。对于一些尽管诉求合理，但现实条件一时难以实现的愿望，也向群众把具体情况讲清楚，求得群众的理解。
密切联系群众，把人民的意愿作为推进工作的重要依据，还是得到群众中去实地走一走，看一看，问一问，并且需要从制度上作出明确的规定：大政方针的整个决策过程，如何确保民众制度化有序参与；具体执行之中，如何制度化地畅通民意表达渠道；如何判断群众的满意度，并视情作出具体修正调整。一句话，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是基本功。
治上市欺诈先除地方保护
荆棘
日前，云南绿大地公司欺诈上市案一审判决，该公司被法院查明虚增税收上市、造假圈钱3.46亿元，但判罚仅400万元，被告全部缓刑，引发舆论热议，焦点直指法院量刑是否过轻、判决是否有失公正。
回顾中国证券市场20多年的发展历程，监管层一直在加强证券市场违规违法行为的治理，近年来尤其呈现为高压打击态势。令人遗憾的是，一方面类似欺诈上市案件仍然层出不穷，另一方面一些基层法院对待上市公司违法违规案件频频“手下留情”。此次绿大地公司甚为典型。
从公开的情况看，类似该公司欺诈上市的犯罪行为，对社会危害性很高，妨害了我国证券发行的正常秩序，违反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其犯罪性质、犯罪情节很恶劣，欺骗证监会和投资者，募集大额资金，又持续造假犯罪，应从重处罚。
如果法院对此类案件的处罚“高高举起，轻轻落下”，使得违法犯罪的收益和所付出的成本明显不相称，无疑会助长此类犯罪的气焰。事实上，证券市场20多年，为什么有的公司到现在还敢明目张胆地造假，就是因为证券市场违规违法行为所受处罚都较轻，收益很大，成本非常低，法律的威严流于形式。
为什么会出现众多“手下留情”？从绿大地公司一案中可以看到，从证监会的调查报告，公安机关的调查结论，到检察院的起诉书，再到最终法院的判决书，被告的罪名逐次减少，原来的伪造、变造金融票证、伪造国家机关公文、公司印章等罪行都消失了，就连检察院认定的违规披露信息罪也不见踪影。甚至涉案被告人刚好被判有期徒刑三年，恰恰符合缓刑条件，让人感觉地方法院之“用心良苦”。
一个时期以来，由于企业上市带来大额募集资金以及可以增加地方税收等，推动企业上市也是一项重要政绩，地方政府往往为企业上市一路开绿灯。特别是经济欠发达的地区，地方更有动力推动企业登陆资本市场。所以，一些证券市场违法违规案件发生后，随处可见地方保护的影子：上市前，帮助“带病”过关；案发后，动员各种资源护丑，甚至干预基层司法“从轻从宽”处理。比如，在绿大地公司案发前后，有关地方领导的确也曾多次赴京为绿大地说情，公安部门对被告人的批捕方案也曾数次被地方驳回。地方政府提供各种便利帮助企业上市值得鼓励，但如果对欺诈等犯罪行为置之不理，甚至纵容，就成了赤裸裸的利益驱动包容造假。
从这个意义看，如果不能真正解决地方利益保护导致包容造假问题，治理上市公司欺诈案件，维护证券市场健康发展，就不可能真正实现。
日放弃“三原则”欲意何为
孙建红
2011年12月27日，日本召开安全保障会议并向内阁会议报告后，发表题为“防卫装备品等海外转移标准”（简称“标准”）的内阁官房长官讲话，实际上是放弃“武器出口三原则”（简称“三原则”），这引起人们的关注。
1967年，佐藤内阁提出“三原则”，即不向社会主义国家、武器禁运国家、国际冲突当事国出口武器。1976年，三木内阁提出，对这三类以外的国家也不应出口武器（包括生产武器的设备和技术），实际上禁止出口任何武器和技术，“三原则”正式形成。因与他国联合研发军工技术、生产武器将导致技术和武器出口，也被“三原则”禁止。其基本精神是避免日本的武器或技术威胁国际社会和平稳定，因此“三原则”成为日本“和平国家”的某种象征。
遗憾的是，此后日本多次放松“三原则”。1983年，中曾根内阁发表官房长官讲话称，基于《日美安保条约》，向美国提供制造武器的技术可以例外。2004年，小泉内阁又把与美国联合研发、生产反导系统作为例外，但要求美国向第三国出口时事先征得日本同意。
2011年6月，日本同意美国向第三国出口新一代海基拦截导弹（反导系统的一部分）。总体上，迄今为止，尽管日本多次放松“三原则”，但还算尚有节制。
此次日本完全无视“三原则”的基本精神，直接出台一套研发、生产和出口武器的标准，宣称它是“一揽子例外措施”，实际上放弃了“三原则”。首先，可单独出口所有类型武器；其次，可向所有军事合作国出口；第三，与他国联合研发、生产武器不再受限。“标准”称，可与“安全上有合作关系的国家”进行“有助于本国安全的防卫装备品等的联合研发、生产”。另外，“标准”同意与日本联合研发、生产武器的国家在一定条件下向第三国出口该武器，等于允许日本军工企业与他国军工企业联合出口尖端武器。
日本为放弃“三原则”找了很多所谓的理由，如联合研发、生产武器已成国际潮流，日本可借此节省军费、获得尖端技术并振兴军工业，向有关国家提供武器有助于国际社会和平稳定等。但是，日本能自称“和平国家”的一个因素在于坚持“三原则”。放弃“三原则”意味着日本很难再这么称呼自己。今后，若日本军工业将借此迅速发展，大幅提高军事科技水平，拥有的尖端武器也将增加。在已有日美同盟这一强大保护伞的情况下，日本放弃“三原则”，究竟欲意何为？
第二期
中小银行盲目扩张之险
荆棘
据媒体披露，曾获“南京十佳杰出青年”和“杰出华商”称号的南京宇扬集团董事长杨军不久前携全家外逃，导致5亿多元银行贷款悬空，十多家银行卷入其中。
从目前公开的信息看，这十多家银行中，风险金额排在前面的无一例外全是中小银行。其中，一家中小银行的南京分行值得关注。这家成立于2009年12月的中小银行，开业不过短短两年，就给宇扬集团开出两张数额分别高达9000万元和5960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两笔融资合计逾亿元，成为该银行成立以来发放的最大一笔贷款。
一家新进入南京的中小银行，为什么发放其最大一笔贷款给一个“跑路老板”？一家规模最小、介入最晚的银行，为何涉及案件金额最多，陷得最深，损失最大一系列问题令人深思。在业内人士看来，相对于国有大型银行，中小银行为开拓或保护已有市场，信贷政策往往更加宽松激进。这在一定程度上简化了中小企业贷款程序，提高了放贷效率，但也扩大了不良贷款率上升的风险。
尤其是近年来，中小银行急于扩张，使得管理链条加长，信用风险加大。理论上虽有完善的风险控制制度，但由于膨胀过快，管理人手缺少，往往一人多岗，缺乏相互制衡，特别在层层加码的任务面前，资金来源、未来风险收益等基本的风险控制容易形同虚设，极易酿成风险。特别在银根紧缩、房地产调控以及国际金融动荡大背景下，“跑路”、停工和倒闭的中小企业更加大了中小银行信贷业务的风险。
需要强调的是，不能孤立地看待这些流动性风险管理。历史经验表明，灰色金融失控会加剧银行体系的系统性风险，信用风险爆发也会使得流动性风险的压力更加突出。现实中，流动性风险与其他风险间往往会相互作用、传递和转化，并在内部组织架构、协调配合的制度设计中加以体现。
因此无论银行本身还是监管部门，都应及时总结经验教训，加强风险管理。对中小银行而言，应加强流动性风险管理内控机制建设。根据本行业务发展、风险状况和风险管理能力，定期进行压力测试，并在压力测试基础上制定风险管理预案，对小概率事件等极端不利情况提前做好应对安排和计划。
对监管部门而言，对中小银行的监管需要差异化，不能简单地按照银行的“成分”划分进行监管。比如现在监管层严格限制城商行跨区经营，但由于上述的中小银行不是城商行，所以在跨区经营的监管方面相对较宽松。今后需在监管上更加科学地分类，针对具体情况给予不同的监管政策导向。
“流动警务”的核心是服务民生
邓卫华
山东烟台市福山公安分局近两年来探索“流动警务、信息警务、民生警务”三位一体的城乡一体化警务模式，以流动服务车、流动车管所、流动警务室为载体，借助信息化手段，让民警走出机关队所，深入农村、街道、社区。
流动服务车和流动车管所主要服务农村。在新型农村养老保险试点，老人申领养老金需办理二代身份证，在一些地方至少要到公安部门跑两趟才能领到证件。但在下辖4个乡镇的福山区，流动服务车可以直接将身份证送到农民家门口，因此受到许多百姓好评。
在并不宽松的车辆空间内，流动服务车还辟出私密的接访恳谈空间。带队的领导班子成员和信访工作人员可以在此接待来访群众。
这样的“流动警务”，每周抽出三天，由分管领导带领信访、户籍、车审等各部门民警十多人下乡服务。据估算，每周即可服务一个乡镇，全年下来，每个乡镇都能达到10次左右面对面为群众服务。
而配置两台流动服务车和流动车管所的费用总共100万元，能够办理户籍、车审等近20项窗口业务，同时实现接访、宣传、咨询等多项功能，性价比不可谓不高。
此外还有流动警务室，则可以延伸到流动人口更多、治安状况更复杂的城区。其外观和配置与流动服务车类似，为节省费用，车辆换成了成本更低的电动汽车。白天主要停靠在商贸繁华区域，夜晚停靠在人员聚集的广场、小区。“白天见警力，夜间警灯闪”，加上其他防控措施，治安状况明显进一步改善。
不过，警车流动只是基础，警察流动才是关键。当地公安机关为此组建了打击现行便衣队、出租车便衣队、巡防战训队等，夯实“城区5分钟内处警、10分钟内支援”两道反应防线。三支队伍组建以来，街头现行犯罪同比下降了68%，百姓关注的“小案”破案率同比上升了20%。
这样的警务创新，最初或许是因“民警疲于应付、群众颇有怨言”倒逼而成，但实施以来，成效显著。通过实施“流动警务”等，当地公安机关的警务效能得以大幅提升，解脱出来的警力又可重点下沉到社区，强化对最基层的服务和防控。在当地一些社区，“两抢一盗”、打架、诈骗等常年多发案件，发生率已大幅下降。
所以说到底，核心还是服务民生。将民情、民意作为警务工作的评价标准，提高城乡居民见警率，建立起更贴近基层和群众的公共安全服务体系，这样的警务创新，可以力争实现“防控打击更彻底、服务基层更直接、警民关系更和谐”。
欧盟的“科教兴盟”应对
姜岩
随着欧债危机持续蔓延，欧盟逐渐认识到应对危机必须摆脱“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模式，努力寻求稳定和增长双管齐下、综合治理的道路。作为欧盟促增长战略中的重要一环，“科教兴盟”战略或将对欧盟及全球经济结构深层次转型产生深远影响。
在欧债危机爆发和蔓延的两年里，欧盟愈发清醒地认识到，战胜危机的必要条件是实现经济增长，促进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是科技创新，而为科技创新提供智力保障的则是素质教育。为此，从2010年年中开始，欧盟陆续推出了一系列重大科教发展战略规划，新一轮“科教兴盟”战略初见雏形。
首先，实施一系列推动科技创新和发展教育的战略计划；其次，在所有相关领域鼓励利用科技创新促进增长；第三，通过科技创新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和绿色经济；第四，务实、集中、高效地推动工业科技创新，欧盟75%的出口额来自制造业领域的公司，这些公司的研发投入占整个工业研发投入的80%；第五，推广国际科技创新先进经验，加大风险投资力度，用资本运作手段促进科技创新；第六，精简手续，充分发挥一体化优势，例如欧盟统一专利体系方案实施后，发明人只需在欧盟有审批资格的任意一成员国申请，就可获得在整个欧盟内有效的专利，申请总费用最多将下降七成左右；第七，整合资源，大力推动综合性科技创新。欧盟2011年10月推出500亿欧元的大规模投资计划“连接欧洲”，该计划由“连接欧洲交通”、“连接欧洲能源”、“连接欧洲通信”三大项目组成，旨在整合资源，全面实现欧洲地区在基础设施、能源和信息等方面的互通互联，以确保欧盟的未来发展和就业增长。
一直以来，欧盟在科技创新领域具有雄厚基础，在基础研究、生物技术、新能源、先进制造技术、新材料和纳米技术等领域具有较大优势。例如，2011年科学家发现中微子超光速现象和“上帝粒子”希格斯粒子的可能踪迹，均是科学家利用欧洲核子研究中心的设施完成的。正在法国兴建的“人造太阳”——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也将为人类解决能源问题作出重要贡献。
尽管2011年欧债危机跌宕起伏，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科教兴盟”战略的影响，但在国际科技合作日益深化的今天，其他国家也会充分挖掘欧盟科技创新的潜力，从而间接推动欧盟科技发展。这都将加快欧盟科技创新的步伐，有助于形成一系列新的经济增长点。
第三期
五常米价何以失“常”
吕志强
近日，媒体披露，黑龙江优质大米——“五常大米”最贵可以卖到每斤199元，但五常市稻农卖给粮食加工企业每斤却不到2元。
稻农和企业获利如此悬殊，不禁引发诸多思考：五常米价事件中，为何加工企业能占有绝大部分利润？以“公司+农户”等形式出现的订单农业为什么出现这样的结果？
毋庸讳言，五常稻农订单水稻占90%以上，属于典型的“公司+农户”式的订单农业。以“公司+农户”等形式出现的订单农业，无论是初衷还是多年的实践都表明，对于推动农业科技增产、解决农副产品销路、促使农民增收、维护企业利益都起到了积极作用。但也要看到的现实是，有一些企业大搞“霸王条款”。
五常大米价格失“常”的原因，并不是订单农业本身的错，而出在这些企业与稻农签约的水稻订单不规范、不完善，又被谋利至上的企业老板利用而已。加上所在地农业、价格等管理部门的缺位，使“霸王订单”在那里大行其道。
深层次剖析，更在于我国农业经济产业链条上最前端的农民生产者遭致一些收购企业、批发商、零售商等多方“设计”，久而久之就会导致我国农业产业链严重失衡，甚至畸形。
如此一来，五常大米价格失“常”，本质上依然是谷贱伤农。这也暴露出当前“三农”的共性问题，即市场经济中农民仍然处于弱势地位，在与企业、商家的利益博弈中如何保护好农民的利益，这是需要关注和切实解决的大问题。
首当其冲的是当地政府相关部门。当地主管部门要履行市场监管职责，维护订单的公平合理，促使订单农业健康发展。对于订单中明显偏向企业而损害农民方利益的“霸王条款”，要坚决制止和纠正，导入市场调节功能，使产业链各环节，尤其是处于首端的农民利益分配趋向合理。
同时，打击黑心商家侵占农民利益、谋取不正当的暴利，以确保农民增产、增收。
其次，农业加工企业和农民签的订单合同，一定要充分尊重农民的意愿，把担当社会责任和让利于农民看成是崇高使命和神圣义务。“工业反哺农业”不是时髦口号，重在行动。
再者，农村金融机构应当积极发挥信贷调节作用，以农业龙头企业作为承贷载体，将规范的订单合同作为授信依据之一，以促使企业对订单农业的规范操作。各地对坚持“工业反哺农业”，让利于农民的农业龙头企业，应当作为信贷扶持的重点企业。
旅游开发莫成“圈地运动”
荆棘
近日，据披露，2010年以来，某地以开发生态旅游资源的名义，向11个行政村和一个渔业队一次性征地超千亩，而真正目的却是借机违规开发高档别墅、五星级宾馆、高尔夫球场、会展中心、高级会所等地产项目。一个时期以来，打着旅游开发的旗号，大搞地产开发的违规行为并不鲜见。虽然国家早已三令五申，仍有个别地方充耳不闻、我行我素。
应该说，发展旅游业，良好的基础设施必不可少。只要在实际操作中，相关各方能遵循合规合法的原则，必要的地产项目建设本无可厚非。然而，在现实中，由于纯粹意义上的旅游开发投资大、周期长、见效慢，有的急功近利的地方官员，怀着巨大的经济利益冲动，借着旅游开发的“东风”大搞房地产项目建设，企图走房地产开发的“捷径”。
结果便是，旅游开发演变成了“圈地运动”，而本应作为旅游景点配套设施的地产项目也喧宾夺主，最终导致旅游开发反而沦落为地产项目的配套建设。目前，一些公开报道的案例显示，为了将旅游开发真正变成“圈地运动”，个别地方“明修栈道，暗渡陈仓”，无视国家的相关法律法规。
例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法》的规定，征收耕地超过35公顷或者其他土地超过70公顷的，必须经国务院批准。而上述开发项目，虽然主体部分为“农用地”，且面积超过千亩，但仅仅由省级政府批准，而并未经国务院批准。此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租赁合同租赁期限不得超过20年，而在上述所谓的开发项目中，地方政府和开发商关于景点租赁的期限竟然长达40年。
诸如此类行为隐患不小，尤其是在此过程中一旦出现权钱交易、暴力拆迁等行为，更可能引发一系列拆迁后遗症，贻害无穷。例如，在上述项目的拆迁征地过程中，就存在没有组织村民征求意见、补偿标准过低、实际补偿款不及规定的一半等现象。
实际上，在一些类似项目的开发过程中，都曾出现过部分失地农民对强制征地、征地拆迁补偿、住房还建安排、失地后生活保障等问题存在不满情绪，结果导致干群关系恶化，矛盾不断加深，并且很容易引发冲突，危及社会稳定。
因此，针对目前出现的在农田“明做旅游开发暗搞房地产圈地”现象，相关监管部门一定要抓紧在制度和法规上完善，果断堵住这个为患不小的漏洞。
第4-5期
云计算不是“唐僧肉”
闻华
近两年，云计算产业在中国“风起云涌”，仿佛成了“唐僧肉”，谁都想要。有的地方，云计算产业发展出现了规划无序、盲目求大，甚至借云概念圈地圈钱等苗头，须引起重视。
初步统计，已有超过20个城市提出发展规划并已开建云计算数据中心(以下简称云中心)，除东部沿海地区和一些西部重镇外，还包括部分偏僻省份和二三线城市。建设云中心，需要强大的云计算技术支持、充足廉价的能源供给，以及广阔的消费应用市场。各地应因地制宜，不可一哄而上。
部分地区规划的云中心规模动辄几十万至上百万台服务器，还有地区称将建设“亚洲最大”、“世界第一”的云计算产业中心。云计算是为满足“服务和应用”应运而生的，一些地区“瞻前不顾后”，不与市场需求衔接就匆匆上马云(微博)中心，且存在“重硬件、轻软件”的倾向。如果缺乏应用商业模式等关键衔接内容，中国两三年内可能出现不少闲置的云中心，一批耗资不菲的服务器就可能沦为过时的“电子垃圾”。 此外，个别地区的云计算发展出现“跑偏”迹象，有的换个名号就叫云计算产业园，甚至还出现打着云计算旗号搞房地产开发和传销的案例。有的跨国企业为牟利误导国内部分地方政府，大力推销昂贵的服务器，导致价格低廉且有足够能力的国产服务器很难获得重视。实际上，谷歌(微博)等成功企业的云计算发展模式，是用软件和网络把海量单体计算能力较低的服务器连接起来，发挥“集成效应”，其制胜法宝，是硬件数量虽多但单价低廉，并非越贵越好。
在云计算产业发展过程中，还有一些问题亟待破解：一是云计算产业引导机制待理顺，中国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等领域潜在的云计算应用需求很大，但实践中还需解决政府部门协同、政府信息资源开放共享、政府业务外包等方面的机制体制问题。二是产业规划和管理欠精细化，当前一些地方出台的云计算相关政策大多停留在整体规划、行动计划层面，难免存在政策措施粗放、“一刀切”情况。三是行业标准缺失有待填补，中国云产业尚缺乏统一的技术和运营标准，制约了产业健康发展。四是产业基础薄弱，与国外企业相比，中国云计算企业尚不具备规模优势，而且研发能力和获利能力均较弱。五是人才紧缺成制约瓶颈，国内的云培训刚起步，大学教育以及国内机构的研究也都刚开始，“等米下炊”的企业很难招聘到人才。
发展云计算产业，是抢抓科技产业先机的表现，但若盲目、无序发展就会伤害产业本身。云计算不是“唐僧肉”，谁吃了都能长生不老。如何发展需要着眼长远、科学推进。
警惕“绿卡私募”陷阱
林飞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加拿大、澳大利亚、新加坡等国纷纷提高投资移民门槛，而美国却反其道而行之，降低门槛，大力推销其投资移民项目，有国内中介甚至为之打出了“50万美元换绿卡”的口号吸引眼球。孰不知，这种貌似便捷的投资移民方式却充满风险。
2008年以来，美国政府调整投资移民政策，大幅增加了投资移民类（EB—5）中“区域中心”小类的名额，并将这一政策延期到2012年9月30日。申请人选择一个美国移民局认可的“区域中心”建设项目，投入50万美元即可申请，获准后可得到一个有条件绿卡，两年后可申请转成正式绿卡。
对于投资移民，加拿大等国都是先申请、后投资，经过审查批准后再进行投资，整个程序完整，比较安全。反观美国，却需先投资50万美元，才进入申请审批环节，也就是说，在一年多等候期内，50万美元供美国无偿使用。即使最后获批，也只是先拿到一个两年的临时绿卡，接下来要看投资项目能否成功运作，是否能保证10个就业机会等，最终才确定能否获得正式绿卡。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项目都是市场运作的风险投资项目，管理者素质参差不齐，而美国政府和移民局并不负责担保，项目运行过程中，变数颇多，甚至可能鸡飞蛋打，“绿卡没拿到，投资打水漂”的危险性极大。根据国内专业机构的统计，过去3年间，在申请“EB—5区域中心”项目的4000多人中，2010年获得此项目签证的为700余人，比例大约是17%。
有人由此观察分析说，美国这种“绿卡渗透”犹如一场“绿卡私募战”，即以绿卡为诱饵吸纳资金，以或多或少地缓解其低迷的经济现状。实际上，韩国、中东一些国家的投资移民也都曾有过类似的经验教训。
世上从来就没有“天上掉馅饼”的好事。选择投资移民美国的申请人，有必要对相关移民项目的安全、法律等风险进行理性深入的认识和判断，认清美国投资移民相关政策背后的真实目的并有所防范。同时，有关部门需要对上文所述移民项目进行深入评估，明确提示此类投资移民的风险性，必要时发布移民预警。同时，要规范中介市场，减少纠纷隐患。目前国内一些中介机构出于商业利益考虑，一味片面宣传“50万美元换绿卡”，诱惑乃至误导申请人，为未来的纠纷埋下隐患。应当说此类高风险的移民中介服务已超出了正常中介服务范围，需要加大监管整顿力度，防止其成为损害国人利益的推手。
对话是解决中印边境争端的唯一出路
楼春豪
长约2000公里的中印边界，再次引起世人的关注。因故被推迟的两国第十五轮边界问题特别代表会晤已于近期召开，体现了双方争取通过对话解决分歧的诚意与努力。今年是中印边境冲突60周年，特别代表会晤作为2012年中印关系的开场大戏，意义重大。
中印边境争端是制约双边关系发展的“顽疾”。中印两国人民长期友好相处，是一对相安无事的好邻居。20世纪初，英国殖民主义者炮制非法的“麦克马洪线”，埋下边界纠纷的孽根。中印独立建国后，此“殖民遗留问题”演变为“中印重大分歧”。1962年的中印边境冲突，使双边关系跌入冰谷。此后至今，边境争端长期困扰中印关系，特别是印度国内的一部分势力，始终无法摆脱失利阴影，不断借边境争端炒作“中国威胁论”，一些媒体时不时地编造报道“中国侵入印度境内”、“中国陈兵边境”等，某些政客甚至抛出“获悉中国已做好突袭印度的准备”的所谓猛料，严重损害了双边关系的发展。
尽管如此，两国政府都高度重视边界争端的“危机管理”。中印互为最大邻国，以邻为壑、与邻交恶的政策有违各自利益。鉴于此，两国政府都做出一定努力，建立了一系列有利于边境稳定的机制安排。自60年前的那场武装冲突以来，中印边境基本保持稳定。本次会晤中，双方签署协定建立一个新机制，共同处理边境事务，为沟通对话提供新的平台。
边境争端的解决难以一蹴而就，从前瞻眼光看，不可能因此固步自封，更不可能搁置已有的机制安排。此轮特别代表会晤的推迟曾给中印关系带来短暂的波动，幸运的是，两国官方表现出保持理性低调，表态是“推迟”而非“取消”，强调机制的延续性。而且，为了打消外界的质疑，两国政府在特代会晤推迟后，旋即于2011年12月初召开了安全与防务磋商，强调要“稳定边防”。显然，中印政府都已经认识到，边境问题的解决不能因为“突发事件”的冲击而搁置，而应以诚心、信心与耐心，坚持危机管理与机制建设，争取早日得到圆满解决。
双边关系的发展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重要的是坚持增信释疑与交流对话，而非随波逐流、夸大分歧，这在中印关系中尤为明显。中印两国需要以史为鉴、以和为贵，理解和尊重彼此的核心关切，甩掉“麦克马洪线”等殖民主义包袱，循序渐进地寻找符合两国共同利益的解决之道。在此过程中，对话是解决边境争端的必然选择和唯一出路，而确保特别代表会晤机制的正常运行、保障边境地区的基本稳定，本身就是对最终解决边境争端的重要贡献。
“工漂族”提出的社会命题
廖音
中央政治局2月20日就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进行集体学习，强调切实做好重点人群就业工作，其中一个群体为农民工。
农民工就业是一个老问题，也是一个新问题。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农村劳动力便开始成规模进城务工，20多年过去，据最新统计公报，外出农民工已成为一支1.5亿多人的庞大队伍。期间，户籍壁垒有松动，城乡鸿沟在弥补，而受基本国情的制约，不管如何改变说法以示尊重，在城市里，农民工们大都还是不无尴尬的外乡人。
比起滞后的环境，农民工群体结构已发生巨大变化，“80后”、“90后”的新生代农民工已占到整体的一半以上，总量接近1亿人。相比起半路洗脚进城的父辈，新生代农民工生在新时期，有很多还是长在城市里，其心态、需求已高度“变化”。 新生代农民工不再仅仅以温饱为念，不再着眼于单一地挣钱养家。收入固然重要，但不是他们想要的全部。工地上、流水线上同样的活，刨过地的父辈们或许不以为苦，他们则往往觉得很苦。工众网的一次调查显示，被访农民工中，“太累”成为继“收入”之后农民工对工作的第二个不满意因素。
改变工余生活的单调，也成为许多新生代农民工的期待。调查显示，多数新生代农民工所在单位经常组织集体活动的比例不到20%，多数人娱乐活动除了上网，就是聚餐、看电视、打牌。
新生代农民工中一心求事业、奔前程的大有人在。他们希望摆在他们面前的路越走越宽广，期盼不要让无论是在用工单位内部，还是通过跳槽，农民工的职业地位能有实质性的提高。
最大的困惑还是“城市梦”如何实现。他们对乡村陌生，不愿归去，家乡的土地已远远不能承载他们对未来的追求。他们对城市渐渐熟悉，却又难以真正融入，严格的户籍制度和比乡村高了很多的生活成本将他们挡在外面。不要让理想与现实形成大的落差，不要让他们成为无根的一代。
他们中的许多人不断地寻找方向，频繁更换工厂和打工城市，被称为“工漂族”。比起当年以青年知识阶层为主的“北漂”，“工漂族”数量远为庞大，技能较为低端，需求更为现实，退路更为有限。如果说当年的“北漂”主要是个人选择问题，当前近亿人口的就业与前程，显然不再是个体问题，新生代农民工需要适应这个社会，这个社会更需要关注他们。
近一两年，不少地方政府在户籍管理和保障性住房等方面亦出台了有针对性的政策。这些都是良好的开始并具有启示性，小至用工单位的内部建设，大至就业环境与社会制度的相应调整，都是有计可施的。
树立科学人才观
郑直
党的十七大以来，我国深入实施人才强国战略，人才对科学发展的支撑作用日益凸显。截至2010年底，全国人才资源总量达到1.2亿人，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32.6%，其中人才贡献率达到26.6%。人才日益成为第一资源，成为国家发展的战略资源。
这令人联想到去年12月17日的全国人才工作座谈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组部部长李源潮提出要大力倡导党的十六大、十七大以来在实践中形成的“科学人才观”这一新要求。科学人才观具有10个方面的思想内涵：即人才是最活跃的先进生产力、人才是科学发展第一资源、人才工作要为经济社会发展中心任务服务、人才优先发展是科学发展的有效路径、树立人人皆可成才的社会理念、以用为本是人才发展的重要方针、人才投资是效益最大的投资、高端引领是人才队伍建设的战略重点、遵循系统培养的人才开发规律、坚持把改革创新作为人才发展的根本动力。
随着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进程不断加快，我国需要更加广泛地汇聚各方面人才。此时，社会各界需要更加充分认识人才在创造和发展先进生产力中的关键作用；通过树立科学人才观，大力培养人才、引进人才、用好人才，把人力资源优势转化为人才资源优势，把人才资源优势转化为科学发展优势。
不可忽视的是，时下在一些领域内制约人才发展的落后观念、体制机制障碍仍然存在。进一步开阔眼界、开阔思路、开阔胸襟，不断破除束缚人才成长和发挥作用的思想观念和制度障碍十分必要。从社会主流声音看，在破除阻碍人才发展、嫉妒人才出头、压制人才成长的保守思想观念过程中，要让识才、爱才、敬才、用才成为全社会的自觉行动，营造鼓励人才干事业、支持人才干成事业的社会氛围，在全社会形成尊重科学、鼓励创新、见贤思齐、奋发努力的良好风尚。
实践和贡献是评价人才的主要依据。知识型工人巨晓林、学习型农民工王钦峰等一大批工人、农民成长成才的经历，就是对不唯学历、不唯职称、不唯资历、不唯身份、人人皆可成才这一科学理念的生动诠释。人们期待更多的部门、单位、企业不拘一格选才、育才、用才。同时，坚定不移地推进识人选人用人制度的改革，把成熟的改革经验上升为制度规范，把普遍有效的重要政策纳入国家法律法规。
世界经济复苏充满变数
陈向阳
2012年对于中国改革发展稳定将是极其关键而特殊的一年，首先是世界经济深陷“困局”，其次是中东北非与欧美政治社会“乱局”持续，同时多国政权周期性更替酝酿新“变局”，这“三局”叠加致使外部环境严峻复杂。
从经济视角看，国际金融危机正在进入新阶段，发达经济体深陷主权债务危机，严重拖累世界经济复苏。欧债危机深化，美债危机拖延，美国联邦政府举债度日，美、日等继续“超宽松”货币政策以贬值本币与转嫁危机，新兴经济体不同程度被“感染”，世行与IMF分别将2012年世界经济增速大幅下调至2.5%与3.3%，IMF指中国2012年经济增速为8.25%。
综观之，中国面对的外部经济环境更加严峻，国际保护主义抬头致使涉华经贸摩擦更趋激烈，如美国重点针对中国设立跨部门“贸易执法小组”等。
而中国参与G20等全球经济治理博弈更为复杂。当前大国关系一分为三，“竞合博弈”成为互动主流：一是发达国家之间，美欧、美日有矛盾，但毕竟还是同盟；二是新兴经济体之间，“金砖国家”有共同语言、共同使命与共同利益，但也存在一定程度的地缘与市场竞争；三是发达与新兴经济体之间，此为大国关系的“主线”，既包括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两大“集群”的关系，也包括不同“集群”之间双边的关系，如中美、美俄、美印（度）关系等。发达国家对新兴经济体大都采取合作与防范两手并用，生怕新兴经济体“联手”，极力利用矛盾、加以分化。
2012年世界经济社会的竞合博弈大致集中在四个领域：博弈“气候与低碳、绿色经济新秩序”，多方围绕《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将各有交锋，聚焦卡塔尔多哈气候大会；博弈国际社会新秩序，发达国家以“保护的责任”挑战新兴经济体的“不干涉内政”，聚焦叙利亚与伊朗核问题等热点地区；博弈全球经济治理新秩序，围绕发达国家主权债务危机应对、保护主义、“定量宽松”货币政策、IMF下一步改革与G20建章立制等；博弈“后金融危机时代”发展模式新秩序，美国“新自由主义”与“金融资本主义”不再风光，欧盟“高福利社会”越来越难以支撑，新兴经济体理直气壮地“走自己的路”。
在世界经济复苏充满变数之中，中国在人民币汇率、世界经济“再平衡”、国有企业“走出去”、外汇储备安全等问题上将继续面临外部压力与阻力。
碳霸权还是碳合作
薛彦平
2月21日，32个国家的政府代表聚首莫斯科，就欧盟征收航空碳税问题展开闭门磋商。值得注意的是，此次会议与去年以来的多次磋商不同。首先，它不是各国单独与欧盟的谈判；其次，政府已经取代航空公司成为磋商的主角。这表明，围绕欧盟航空碳税的国际争端已经进入国家博弈的新阶段。
欧盟航空碳税是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内容上的一种延伸，它之所以引发如此强烈的国际反弹，是因为它是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中唯一涉及到非欧盟成员国企业的措施。从限制对象上看，欧盟法律已经超越了其管辖权限；如果欧盟航空碳税限制的不是外国航空公司“全程”碳排放，而是飞越欧盟境内的碳排放，那么，欧盟举措似乎也不至于引发如此强烈的国际反弹。
航空碳税背景非常复杂，从航空运输方面讲，涉及到《芝加哥公约》，从边境调节措施讲，涉及到世贸组织相关条约，而从气候变化议程讲，涉及到《京都议定书》，这三项条约签署的时间不同，不可能兼顾同欧盟样的问题，因此，围绕欧盟航空碳税的争端各方引用的法律依据不同，譬如，欧盟认为减少航空运输过程中的碳排放是实现《京都议定书》目标的重要前提，而且认为世贸组织相关条款允许成员国为保护“濒危自然资源”而采取必要的边境措施，为了保护“清洁”空气这种“濒危自然资源”，它有理由实行航空碳税；而其他国家则引用《芝加哥公约》关于航空运输的条款，指责欧盟做法超越了权限，特别是对航空运输“全程排放”征收碳税的做法更是损害了其他国家的主权。因此，欧盟和有关国家围绕航空碳税的博弈绝非仅仅由经济利益所驱动，其更深层的原因在于欧盟是否有资格主宰全球气候变化谈判进程。
客观讲，《京都议定书》生效后，欧盟在实现温室气体减排方面做得比较成功，也积累了经验，但这些能否成为欧盟主宰全球气候变化谈判进程的依据呢？回答当然是否定的。全球气候变化谈判议程是世界各国参与的事务，不是欧盟自家的“私事”。《京都议定书》明确规定，在全球温室气体减排中应遵循“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换言之，欧盟不能用立法的方式要求其他国家遵循它的减排政策和减排标准。
从国际关系上看，温室气体减排也不能由某个国家或少数几个国家说了算，同任何一种形式的霸权一样，“碳霸权”也是行不通的。因此，针对目前的危机，欧盟应该与所有国家合作，寻求一种妥善的解决办法
此次莫斯科磋商，也是国际社会阻止欧盟强制推行自己价值观和气候变化理念的一种尝试。与会国22日发表的联合声明提出了一揽子的“反制措施”，但给了各国“自由选择”的余地。因此，莫斯科会议究竟能给欧盟带来多大的压力？欧盟是否会改变初衷？欧盟是否愿意同各国重开谈判？仍有待观察。
喜观农民工“平等”医保
今年4月起，在北京工作且与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的150多万农民工，将享受与北京市城镇职工相同的医保待遇。这意味着，北京市将打破参保人员的身份、地域界限，把农民工纳入北京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体系。
根据这一政策，农民工将按照城镇职工缴费标准缴费，和城镇职工享受相同医疗待遇，实现缴费办法、建立个人账户、医保待遇、持卡就医等方面的“四个统一”。
这显然是一个进步。在此之前，农民工参加医保多是按照“低缴费、保大病、保当期”的原则，由用人单位按上一年本市职工平均工资60%为缴费基数，按1%的比例为农民工缴纳医保，只报销大病住院费用，不报销门诊费用、不建立医保个人账户、不计算缴费年限、缴费当期享受医疗保障，但退休之后不纳入管理范围等。种种区别显示，与城镇职工相比，农民工以往的医保与同城待遇距离较远。
我们知道，对农民工来说，用人单位必须要上的是工伤保险和大病保险，至于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等则没有强制力。这在实际操作上造成了农民工和城镇职工所享受待遇的差别，比如农民工退休后难以按月领取养老金，基本医疗保障内容不同等，都给农民工带来后顾之忧。 着眼于此，北京市自去年开始推动“参保平等”。第一个动作是在2011年7月，在基本养老保险方面，农民工与城镇职工按照同等标准缴费、享受同等待遇；第二个动作是在2012年1月，将农民工纳入生育保险范畴，农民工可以享有生育医疗费用报销、领取生育津贴；第三个动作则计划在2012年4月，在基本医疗保险方面，农民工再次与城镇职工一视同仁，享受同等待遇。
可以说，就北京市而言，农民工与城镇职工在社会保障领域，基本只在失业保险这一块存在差别。 据统计，2011年，全国在城市工作生活的农民工已经达到1.65亿，并且其规模还将不断增加。对于这样一个庞大群体，其社会保障状况无疑牵动人心，就目前而言，难题主要集中在如何提高社会保障的覆盖率和保障水平，以及逐渐消除城乡社会保障之间的差别待遇等。 北京市的新举措，为解决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积累经验，探索新路。
中国建筑学者获大奖的启示
金磊
过去的2月份，中国建筑界喜遇两件好事：两院院士吴良镛获2011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中国美术学院教授王澍获世界建筑“诺贝尔奖”——普利兹克奖。
这些荣誉给中国建筑界重塑了声望，笔者认为，对于这两项大奖的取得，建筑界应该多一些思辩与内省。 首先应当要看到，以上荣誉对中国文化大发展作用显著。吴良镛院士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给我们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启示。
如吴良镛院士的有机更新理论、广义建筑学理论、人居环境科学理论等，均站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的角度，使这些科学的城市建设理论积极推进了中国文化的资源建设，推动了文化创造与文化复兴，为中国建筑界在世界上赢得了尊严。
同时还要看到，以上荣誉提示着我们必须加强建筑文化普及。
王澍教授之所以能获如此重要的国际大奖，是因为他的作品及思想打动了评委。可为什么他的那些作品，能打动国际评委呢？一定存在着必然性。
反过来，这也让人思考，中国近年来由于城市化加速，建筑界及设计界确实是太好“生存”了，使得一些建筑师放弃了对更高境界的探索，不少设计无新意可言。再加上业内外对中国建筑文化“走出去”宣传不够，甚至对王澍获“大奖”，还有名实是否相符的争论。
但无论如何，王澍获奖一事确实让世界听到了中国建筑师的声音。
中国建筑文化还有很长的普及之路。站在这个角度，以及中国建筑文化“走出去”的视野，我们可以说，中国建筑学者获普利兹克大奖，并非仅仅是王澍的“荣誉”，他本人也认为让中国建筑师获此“大奖”，比他个人成功更为重要。 为此，我们应充分利用中国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机遇，多一些文化自觉与社会责任，采用多种方式普及建筑文化，尤其要培育中国的建筑评论，制定切实可行的“中国建筑文化传播规划”，从而实现全民族建筑文化素质的提高。
茅台价格时“宠辱不惊”
陈泽伟
近期，白酒“标杆”飞天茅台市价有所下跌，又引发一轮热议。实际上，这已不是茅台价格今年的第一次波动。但茅台价格的每一次波动，都会引起万众瞩目，议论纷纷。
按理说，市场经济之下，一种商品价格浮动，不管是涨是跌，只要没有囤积居奇、暗箱操作，那就再正常不过。但茅台为何价格稍有调整，便坊间哗然？究其根本，在大众的眼里，茅台已不单单是小小一瓶酒，而是一种符号，一种和“三公消费”挂了钩的符号。
“喝茅台的很少自己买”，这是当今世像。某研究报告指出，目前茅台70%～80%的产量用于特供、团购及部分企事业单位、经销商的供应，只有20%～30%通过专卖店等到达终端市场。
再算笔小账也能搞得清楚。国家统计局2011年的数据，城镇居民人均总收入23979元。一瓶茅台2000元，就是一个城镇居民一个月的收入，自掏腰包的老百姓哪个喝得下去？
那么谁在喝茅台？在百姓看来，大多是有权的、有钱的。现实中，确有一些官员，拿着公款酒池肉林，“崽卖爷田心不疼”，尽情挥霍。
今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扶贫开发协会执行副会长林嘉騋提交了《关于禁止使用公款消费茅台酒的提案》，提出了立法禁止或者限制政府机关公款采购茅台酒等4条禁止公款消费茅台酒的建议。禁止公款消费某种白酒竟然上了政协提案，这无异于给部分茅台消费的公款背景作了背书。
有论者还指出，高档白酒价格高不可攀，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公款消费致使市场对价格不敏感。只有严控公款吃喝风，才能真正防止高档白酒价格高企。再一种情形，个人、企业埋单，用茅台和官员“勾兑”，酒桌上谈的是蝇营狗苟的勾当，交易的是国家人民的利益。被涂上更多色彩的并非只有茅台，九五至尊烟、江诗丹顿表、爱马仕皮带、LV包，
这些奢侈品也都时常卷入新闻热点，遭遇千夫所指。
商品本身何罪之有？老百姓痛恨的并非昂贵的商品，而是痛恨背后那些非正常的消费之人；痛恨“三公”消费屡禁不止，官场招待文化积弊难除，大量公帑随着酒气蒸发；痛恨“人民公仆”拿了公权交换了私利，官商勾结、沆瀣一气。
其实，平民百姓的心思很简单：勤劳致富，光明正大，喝茅台悉听尊便；公款吃喝，官商勾结，喝茅台决不允许。
茅台何时能撕下符号的标签，洗去多余的色彩，回归纯粹的商品属性，人们殷殷期盼。
敢动真格才能控烟有成
董瑞丰
又到世界无烟日。今年5月31日，是《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在中国生效后迎来的第6个世界无烟日，室内公共场所禁止吸烟的国家规定出台也已满一年。但餐馆、车站依然随处可见“吞云吐雾”的瘾君子，足证公约和规定的效力打了折扣。
控烟何以如此之难？烟民规模庞大，吸烟社交流行；以吸一手烟“为荣”，不以二手烟伤人“为耻”；国人性格内敛，非烟民“敢怒不敢言”——这些恐怕都是原因。不过，这些原因并非中国独有。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不妨借鉴一下境外控烟经验。
海外控烟有成效的国家，大抵推行了几项措施：一是不断扩大禁烟场所。若在禁烟场所吸烟，有极高概率会被“请”出门或直接被罚款，烟民成为社会“非主流”。
二是提升烟价、警示烟民。政府不断增加烟草税，让高昂的烟价逼迫烟民戒烟。同时立法规定，必须在烟盒上显著标明警示图案。对比国内品牌香烟在海内外的不同包装，后者简直“不忍卒吸”。
三是重点“关照”烟草商。政府、媒体、公益组织联手，对烟草产业开展反宣传、反推销。烟草广告自然是严格禁止的，打擦边球也不可以。大家在经济上算了一笔账：控烟比不控烟更符合全社会的整体利益。 国内控烟沿袭了上述部分套路。平心而论，成效不小。吸烟有害健康的观念深入人心，越来越多人认可和赞同公共场所禁烟。同时，无烟场所不断扩大，在公共交通工具、电影院、体育馆，禁烟令基本得到执行。 但在一些地方，尤其是餐馆、网吧，“吐云吐雾”者有之，掩鼻侧目者有之，善言相劝乃至厉言禁止者却无。这与执法不敢动真格有关系。谁是责任人，谁来执行，怎么执行，倘若起冲突如何处理解决，细则都不完备。说到底，制止吸烟有没有人“撑腰”？部分城市对此又专门立法，实施效果尚有待观察。
对烟草行业也要敢动真格。烟草企业打擦边球做广告的苗头要遏制；以科研之名反控烟之道而行的行为，要广而告之；一些地方农户寄望烤烟种植而脱贫致富，则要考虑如何合理补偿、如何产业替代；部分地方政府依赖“烟草财政”，也要有规划地引导产业结构调整。
从海外经验来看，控烟“非不能也”。只是当下有一个误区，以为天下大事可心忧者繁多，禁烟控烟才多大事，扯出大旗说说也罢，真要花成本下功夫去做，却大可不必。须知，大事小事本是辩证，提升公民素质、倡导科学新生活，不仅同所谓“大事”并行不悖，与我民生国运亦善莫大焉。
西方做法别有用心
廖百智
5月25至26日，叙利亚中部霍姆斯省小镇胡拉爆发惨案，包括70余名妇女儿童在内的逾百平民被杀。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声明强烈谴责，美、法、英等8国5月29日宣布驱逐叙外交官，法新任总统奥朗德称不排除军事选项，巴沙尔政权压力大增。 但西方国家委实操之过急。 一是事实真相尚未水落石出。惨案与叙动荡以来多次平民遭屠戮案件类似，政府与反对派各执一词，互指对方为祸首。联合国人权事务最高专员署经实地调查，也仅称死者中20余人亡于大炮坦克，其余均死于近距离枪决，但到底何人所为还“需进一步确认”，即联合国并未将“屎盆子”扣在叙政府头上。
二是西方指责没有依据。据悉，仅有目击者称惨案是亲政府的武装组织所为，但“目击者”一词几乎是利比亚战争前期西方媒体最大的信息来源。联合国制裁利比亚的1970号决议的出台，就是因为有“目击者”在匿名电话中称，卡扎菲去年2月21日用军机轰炸了绿色广场上的示威民众，但时至今日它仍是一桩无头公案。巴沙尔也称“败给了西方的舆论战”。
三是西方做法别有用心。未获切实证据即迫不及待地采取敌视行动，只能让人怀疑其动机不纯。事实上，因为与伊朗和真主党关系密切，叙利亚一直被美欧等西方国家视为“眼中钉”，推翻巴沙尔政府是其不变目标。他们对俄中等和平力量无可奈何，对安南的调停努力冷眼旁观，对叙政府开启的政治进程视而不见，如今看到“机会”自然赶紧跳了出来。
不过，叙危机还未走进死胡同，各方仍有努力空间。
一是安南没有放弃调解。二是各方未到“摊牌”时刻。反对派还是“阿斗”，领导层内讧、分裂不断，令西方国家头疼；巴沙尔仍获军队效忠，至今未有大规模倒戈；西方国家有心无力，囿于国内政治、经济形势难以再次发动战争，军事威胁纯属“虚张声势”。三是俄中力促政治解决。
真正有道义感、有责任心的国家都不希望叙重演如今利比亚的乱局，因此，国际社会在叙利亚问题上还需慎重。当务之急是要找出凶手、分清责任，并采取相应措施避免类似事件发生；安南的和平计划来之不易，各方不应轻易放弃；叙政府应显示更多诚意，积极配合国际社会调查，当前情况下，任何单方查证都已无法取信于人，身正不怕影子斜，出言反对只能让人怀疑“有鬼”。此外，媒体应坚持公信、中立原则，不能昧着良心，或出于政治目的、或为吸引眼球而歪曲报道，不幸的是，类似事件在叙利亚问题上实在太多了。
别误读“楼市调控不动摇”的决心
唐敏
这一轮房地产调控之弦在全国各大城市飘红的成交量下正在变得越来越紧绷。
在弦外，一方面是从总理到相关主管部门反复强调，中央的房地产调控政策大方向没有任何改变；另一方面则是，面对经济放缓带来的财政压力，多个地方政府对房地产政策进行微调，欲通过给予购房者各项优惠给严控下的房地产市场“松绑”。这其中，甚至不乏北京、上海、杭州等之前房价上涨过快的一二线城市的身影。
从市场看，搜房网数据监控中心监测的全国58个大中城市数据显示，5月份六成以上城市住宅开盘量明显增长，部分地区住宅市场出现量价小幅齐升局面。正当市场猜测这是房价反弹前奏还是调控加力预警之时，6月7日，央行宣布了三年来的首次降息，下调利率25个基点。房地产调控到底何去何从？ 从目前的国际国内经济环境分析，央行此次降低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一方面来自经济下行，稳增长压力出现；另一方面则源于通胀压力也在下行，出现降息有利时机。应该看到，降息并非针对房地产市场，稳增长并不等于放松房地产调控，不可误读了中央坚持调控不动摇的决心和底气。 目前，房地产调控正处于“行百里者半九十”的关键时期，反弹的压力并非不存在，必须在坚持调控不动摇的基础上，进一步夯实调控的根基。
第一，降息会释放市场资金的流动性，若过量流动性再次涌入房地产市场，必然会从供求两端推动房价上涨。为避免调控效果被货币大潮淹没，必须施行更严格的信贷管理，让资金用在确保经济健康发展的刀刃上。
第二，无论从稳增长的角度，还是从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基本住房需求来看，客观上面临着微调的需要。这需要相关部门以及地方政府在调控不动摇的前提下，加强预判，强化政策执行力，不让微调变形为松绑。 第三，面对房地产市场出现的新变化，应加快推进有助于抑制投机、投资性需求的制度建设。如进一步研究推进房产税改革的方案，适当扩大房产税试点范围。加快住房信息系统建设，准确掌握老百姓住房拥有情况，精确实施房地产调控。
第四，深入研究制定“标本兼治”的房地产市场调控长期政策，在土地供应、税收政策、金融信贷等方面积极探索创新，为房地产市场的长期平稳健康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留学海外要清醒更要自省
郑直
残酷杀害中国留学生林俊的加拿大嫌犯马尼奥塔已于6月4日下午在德国柏林落网，但种种议论并未停息。 有议论表示，选择去加拿大留学首先就是看上其安全，但是如今看来并非如此，平添忧虑。还有论者联系今年4月两名美国南加州大学中国籍留学生被枪杀事件，开始对海外诸国的公共安全产生怀疑。 自清末以降百年间，国人对西方诸国大多是仰望的视角。或艳羡船坚炮利、兵强马壮；或鼓吹制度完备、国民强健。国门打开以来，仰慕的内容有了变化，“外国的月亮就是圆”的含义，更多指向富裕和安全。 但近年来发生在海外留学生身上的恶性事件，也使不少国人的观感大逆转，认为西方诸国枪械泛滥、枪杀案频仍，针对华人的恶性案件频发。
其实，这世上没有乌托邦、没有伊甸园，也没有绝对的安全。在中国留学生接连出事之前，各国不是世外桃源、王道乐土；在接连出事之后，各国也并非社会崩溃、天下大乱。
目前，澳大利亚是接收中国留学生最多的国家。该国2011年发布了一份针对海外留学生的调查报告显示，从2005年到2009年，针对中国留学生的攻击和盗窃事件，其发生率在下降。此外，针对中国留学生的刑事案件发生率低于澳大利亚平均水平。
因此，对于发生在中国留学生身上的恶性事件，慎言阴谋论，慎言种族说，宜以个案观之，视为各国社会治安问题的一部分。这才是清醒理性的认识。
除了认识清醒，一小部分求学于海外的中国人还需自省。
极少数家境富裕的中国留学生，出国只是为了得张文凭或混一段海外留学经历。对他们来说，留学可以与旅游、购物和谈情说爱画上等号。攀比炫富、钱财外露，见财起意的事情于是难以避免。 此外，有研究显示，车祸、溺毙、打劫、性侵害和突发自然灾害等，是留学生最容易遇见的安全事故。但诸多事件显示，许多跨海越洋、背井离乡的中国留学生，安全意识普遍薄弱。
在很多国家，中小学都有完备的安全课程，但国内此类教育相对薄弱，不少留学生的生存经验，都是靠自己跌跌撞撞摸索。但安全问题事关生命，冒不得一跌不起的风险。
对于留学生而言，在一个陌生的国度，生存并非易事，除了上下求索的刻苦求学，柴米油盐酱醋茶的生活安排，学会自我保护、应对种种潜在的陷阱和风险，也是必须合格的一课。
美欧难推“量化宽松”
梅新育
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升级，新兴市场经济体经济形势也有急转直下之虞。面对这种局面，从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今年以来不少经济体放松了货币政策，希望以此“保增长”。6月8日，中国人民银行也将一年期存贷款基准利率均下调0.25个百分点……
然而，身处这一轮新危机中心，欧洲央行却和对全球货币环境影响最大的中央银行——美联储一样，在这一轮降息潮中选择了按兵不动。在6月6日的货币政策会议之后，欧洲央行宣布继续维持主要再融资操作利率为1.0%。
显而易见，欧洲经济形势糟糕。公认的技术性衰退标准是经济连续两个季度环比收缩，2011年四季度欧元区经济环比收缩0.3%，根据欧盟统计局在6月6日发布的统计数据，只是依靠出口增长抵免了投资和存货下滑，欧元区一季度才得以避免了技术性衰退，一季度GDP环比持平，但同比收缩0.1%。 更糟糕的是欧洲的失业数据。根据欧洲统计署最新公布的数据，4月欧元区人口失业率攀升至11%，创自欧元区成立以来新高，失业人数约1740万人，环比增加约11万，是欧元区失业率连续第12个月达到或超过10%。一年以来，失业者增加约179万。整个欧盟4月份失业率也创造了10.3%的纪录。其中，西班牙和希腊失业率分别高达24.3%和21.7%。
因此，欧洲央行之所以如此决策，显然不是因为欧洲“保增长”的压力很轻，而是因为继续降低利率对保增长的效果已经很小，而副作用则不可低估。
与新兴市场国家在高利率基础上降息不同，美欧实际利率已经接近于零，欧洲名义基准利率则只有1.0%。若过度依赖降息保增长，美欧都很可能陷入货币政策完全失效的流动性陷阱。
同时，在2009年的超强力度反危机中，全球各经济体普遍大幅度放松了货币政策，由此造成的结果是实体经济部门复苏不甚明显，资产市场则迅猛反弹。去年以来世界经济的滞胀局面，相当程度上要归咎于此。 尽管美欧央行可以凭借其货币霸权向别国转嫁大部分通胀压力，但并不能完全转嫁，他们自身也要感受到这种压力。他们有强烈的内在冲动去损人利己，但未必有兴趣损人害己。
也正因为对2009年超强力度反危机措施副作用的共同认识，决定了各国这一轮反危机保增长的政策力度注定是有节制的，进而决定了这些政策对房地产、初级产品等资产市场的刺激是有限的。人民银行宣布降息后，海外初级产品市场一度猛涨，随后便回跌，原因就在于此。
以制度严控官办节庆
郑直
随着清明、端午等传统节日的相继来临，各地公祭之风又起。每逢此时，中华民族人文始祖、历史名人便格外忙碌，甚至出现了“伏羲东奔西走，黄帝四海为家，诸葛到处显灵，女娲遍地开花”的热闹场面。 中国国力的日益提升，的确需要一种庄重、公认的形式来表达国人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但是，在各地层出不穷的“规格高、规模大、形式新颖、宣传强劲、氛围浓郁”的公祭活动背后，也易滋生铺张浪费、谋取私利、摊派收费等不正之风。尤需谨防地方政府借“公祭”互相攀比，搞奢华的“面子工程”。
与之相类，包括以旅游、历史文化、特色物产、机关单位成立、行政区划变更、工程奠基或竣工等为名的诸多官办节会、庆典，如果适时适度举办，可以起到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弘扬先进文化的积极作用，有助于提升一个地区、一个部门的知名度。
但是，近年来此类活动往往备受诟病。原因在于，一些地方和部门，不从实际需要出发，官办活动既不能真正地开发旅游、招商引资，更不能解群众的燃眉之急，反而在为其政绩“涂脂抹粉”。短暂的喧嚣，表面的繁华，背后是立项随意、数量过多、耗资巨大、实效甚微。既增加了基层、企业和群众的负担，造成公共资源的巨大浪费，又易助长奢靡之风，损害党和政府形象。
近年来，中央多次就清理规范官办节庆三令五申。不仅接连在中央纪委全会、国务院廉政工作会议、全国纠风工作会议等重要会议中明确部署，同时又通过调研摸底，将清理整顿推入实际操作层面，下一步将出台管理办法，将节庆活动审批权限、审批原则、审批程序、经费管理、领导干部出席、监督检查等多个重点环节以制度形式加以规范。
综观之，官办节庆涉及面广、内容具体，尤其需要建立长效机制，方可标本兼治。首先，需从数量上加以控制。对节庆活动实行分级审批制度，并引入社会公共监督，对节庆活动的举办时间、周期严格把关。凡不符合规定的，坚决予以撤销;确需举办的，要按规定履行审批程序;经批准举办的，也要严格规范实施。其次，严把资金关口。既要严格控
制财政资金滥用，监督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也要严格管理节庆经费，防止拉赞助、谋私利，严控融资中的不正之风。三者，应加强对办节主体的监督，如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等参与节庆活动更需明确原则，强化审批。
还需加强对领导干部参与节庆的审批监督，引导干部真抓实干，切实将目光转向群众，转向民生。
莫把政策微调当作房调松绑信号
袁军宝
近期和房地产市场有关的宏观调控政策微调可谓不少，公积金贷款额度提高，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基准利率先后下调，银行房贷利率重提7折优惠，而每一次的微调都引起了对房地产调控走向的关注和讨论。 这些政策的变动是不是意味着房地产调控的放松?经济增速下滑是不是又要通过发展房地产来刺激?房价成交量回暖，是不是意味着房价又要反弹?人们的类似疑问，不可避免。但细加分析可以发现，国家的政策微调绝不是不计后果的政策放松，反而许多政策是更有针对性地缓解刚需购房者负担，这对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及经济的合理增长都会起到正面的作用。
如房贷利率的打折优惠，公积金额度上调和首付比例降低，针对的主要是首套房购买者。目前各家银行对二套房贷款的政策并未改变，各地抑制投机性需求的限购政策仍在严格执行，并没有改变。
即使没有经济增速放缓背景的考虑，适当调整首套房等刚需购房政策也是必要的。房地产调控本意为民生，目的就是要减轻民众的住房负担，降低利率减少购房成本、提高公积金额度减轻首次购房的难度，这都是在从不同层面缓解普通民众住房难题，这种调整合情合理。
综合来看，目前中央“抑制投机性需求、降低刚需购房者负担、保障低收入群体住房”的分层有针对性的房地产调控思路更清晰，千万不能错把房地产政策微调当作调控放松的信号。
虽然目前各地楼市成交量有所上升，但这主要得益于“以价换量”，官方和市场机构的统计数据均显示，各地房价仍然在逐步下跌，这种趋势并没有改变。这说明，房地产商资金紧张状况并没有明显好转，他们对市场预期走势并不乐观。从房地产行业的上游土地市场来看，目前全国各大城市的土地成交量仍处低位，这也反衬出房地产商对于后市仍难看好。因此，制造房地产调控松动的舆论环境是房地产商们乐于见到的，购房者可别先乱了阵脚，失去冷静理性的判断。
从中长期来看，中国的经济发展离不开城镇化的推进和房地产市场的发展，但这决不等同于放任房价上涨。价格平稳、健康、可持续发展的房地产业，才能担当促进经济发展的正能量。这就要求各地方政府坚持抑制投资投机需求的调控原则，稳定好普通商品房市场的供应量和按计划保质保量完成保障房建设，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和经济增长完全可以“和谐共处”。
欧洲杯与中国足球打黑
阿源
那边厢，欧洲足坛迎来了四年一度的盛事——欧洲杯足球赛正式鸣哨，16支参赛球队激战正酣;这边厢，亚洲足坛迎来了中国足球“强震”——中国的四地法院对7起涉足球系列犯罪案件的11名被告人进行了一审公开宣判，其中，中国足协原掌门人谢亚龙、南勇均被判处10年6个月有期徒刑，其他人员都受到了惩处。
在同一时空中，欧洲足坛盛事与中国足坛“强震”叠加，这种“蒙太奇”，再高明的导演恐怕也不易想出来。尤其是4名涉案的前国脚，名字曾经如雷贯耳，如今却沦为阶下囚，这种从天堂到地狱的人生落差，令不少人唏嘘不已。
常言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祸福无门，唯人自招。这些人落到今日这步田地，确为咎由自取，怨不得别人。顾名思义，足球是用脚踢的。这是常识，地球人都知道。如果说这11名被告不知道，地球人都不相信。而他们最大的“勇气”，就是颠覆常识：不好好用脚踢球，手却不闲着——凭借职位和职业便利，行贿受贿，收受好处后踢假球;还有的人嘴也很忙——收受好处或为赌球庄家、或为保级球队吹黑哨，人为操纵比赛结果。 也许，有人会说，假球、赌球和黑哨并非中国发明，也非中国所独有。确实，中国涉足现代足球，在世界上属后生晚辈。假球、赌球和黑哨，确是西方人的发明。但是，对假球黑哨的零容忍，是现代欧美足坛底线。如这次参加欧洲杯赛的意大利，因为传出假球传闻，数名有才华的球员被拒于国家队门外而无缘本次欧洲杯。在欧美足坛，不靠脚下功夫搏取功名，想用手上功夫和嘴上功夫暴得大利，门儿也没有。 对于中国足球与欧美足球差距的原因，有人搬出了人种差异论，体制差异论，文化差异论，等等。但这论那论，唯有“常识论”鲜有人提及。事实上，欧美足坛无论是体制上、规则上，还是法律上的种种变革，都是为了回归和捍卫常识——让足球运动员更有想象力、更有创造力地用脚踢球。
作为中国竞技体育改革的先行者，中国职业足球联赛的启动，本身承担着为中国竞技体育职业化趟路的重任。趟路，也许会走弯路，但绝不能走邪路，更不能走上不归路。再者，执柯伐柯，其则不远。欧美足坛职业化现成的经验，本应成为我们趟好路，走正路的参照。但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这种依葫芦画瓢的事，中国足球竟然花了近二十年工夫都画得面目全非。
这一回，中国用法律于唤醒了常识的回归。像参加欧洲杯的健儿们那样用脚踢球，中国足球希望还在。
石原布下的陷阱
霍建岗
从4月到现在，石原声称的“购买”钓鱼岛事件在日本社会逐步发酵，舆论的关注集中于石原关于钓鱼岛的嚣张言行，以及他所鼓动的日本右翼前往钓鱼岛“钓鱼”等种种事件。然而，要看清这起绵延两个月的“连续剧”真相，却必须要对“主角”石原的险恶动机进行深入的分析，而不是被石原“牵着走”。
石原为什么要“购岛”，初衷很简单：炒作。石原已连续当选四次东京都知事，对于这个政治场上的老手而言，如果不转换跑道，其政治生命在此届任期结束后也许即告终结。因此，石原希望组建新党，向日本国会进军，在中央政界继续其政治生命。然而日本舆论对“新党”的关注点集中于大阪市长桥下彻率领的大阪维新之会，对石原极为忽视。如继续缺乏关注，新党就无从谈起了。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石原抛出了“购买钓鱼岛”。
石原是老牌右翼政客，很清楚中日关系状态好，像他这样的政客就会被边缘化。因此，对于右翼而言，挑动中日关系的矛盾，就成为他们争取生存空间的不二法门。自2010年撞船事件之后，钓鱼岛成为中日关系中最敏感的话题，石原决定拿这个问题“开刀”，来吸引世人的目光。“购岛”一事的难度之大，石原心里很清楚，但他并不在乎结果，他需要的是过程。正是通过近两个月的不断炒作，舆论对其“石原新党”的期待度一下子越过了50%，而石原也俨然成为了右翼眼中的“民族英雄”。在此过程中，中国的舆论也受到了日本舆论的影响，石原嚣张无耻的言行，一次次刺激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对于石原而言，这个效果是他最希望看到的。因为中日民众间的心理越对立，他能够操弄的空间越大，可操弄的话题也越多，他的政治身价也会水涨船高。因此，如果我们让石原挑逗成功，则无异于陷入了他给中日两国民众布设好的陷阱。 无论是中国民众还是日本民众，谁心里都不愿意中日关系不稳定，这是没有疑问的。对于日本民众而言，石原在日本社会目前受追捧，是民众没有认清楚石原嘴上说“保卫国家利益”，事实上却是在破坏中日关系，让日本的国家利益同时受到损害。而对于中国民众而言，如果随着石原起舞，就是没有认识到自己实际上成为了石原操纵的棋子，对中国的国家利益也没有什么好处。正如我国外交部发言人所说，“日本对钓鱼岛采取任何单方面行动都是非法和无效的”，无论是石原“购岛”还是日本政府将钓鱼岛所谓“国有化”，都无法更改国际法上钓鱼岛不属于日本的事实
文创产业如何远行
闻华
从曾经的老旧厂区改造，到迄今5年产值增长20倍——北京尚8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的快速发展，为进一步扶持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找到更准确的着力点。这其中的启示，固然有政策资金扶持的土壤，更离不开自身转变发展方式的路径探寻。
文化是根，发展是本。文化创意产业要发展，经济转型和发展方式转变是必要条件。北京文化创意产业的大发展，促使尚8园区从单体经营迈上连锁经营、集群发展的新台阶。与其他产业园区单体经营不同，从2010年走上连锁经营这条路之后，尚8文化创意产业园区通过连锁扩张、集群发展模式，建立“园区集群”，从市中心到四环外总经营面积超过11万平方米，通过不同地域、主题概念的打造，满足不同文创企业需求。
平台是基础，聚合是关键。尚8在“聚集”的平台上，进一步实现从“聚集”到“聚合”的转变，打破传统产业园区单一集聚企业的模式，突出产业链条化布局，将投资策划、剧本创作、生产制作、宣传推广整合为一体，做强创意文化产业上下游产业链条，走向共同的“聚变”发展。
有数据显示，目前，中国只有不到10%的文创产业真正盈利，超九成处于亏损状态。民营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前期投入大，招商引资非常不易。为了扶持文化创意产业茁壮成长，北京市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从财政、金融、人才等支持尚8园区发展，给予发展资金补贴、人才落户奖励、政府会议对接、推广平台搭建等，提高其品牌影响力。这些政策措施犹如肥沃土壤，成就了尚8的茁壮成长。不过，往更远处看，首都文化创意产业应具备怎样的“养分”，才能行得更稳，走得更远? 当务之急，在于通过政策合力带动转型。作为后工业化产物，文化创意产业是科技与文化交融的新兴产业，推动发展这种全新的经济形态，需要多部门联动，形成政策支持“合力”，打造首都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创新环境，并在现有扶持基础上，进一步将文创产业作为支持重点，形成合力，在财政、税收、融资、担保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打造集群化、规模化、专业化“联合舰队”。
一个城市除了要有CBD，更要有能够孕育新文化的场所。老厂房、老建筑的低成本改造以及地理位置好等优势，正契合文化创意产业园区作为孵化器的定位。尽管北京尚8园区也曾遭遇场所被拆除的窘境，整个园区和入驻企业承受了不小损失，但是，园区仍保持了高速增长的势头。这也表明，城市经济的发展，并非只有拆字这一条道。
以最大定力“走自己的路
郑直
6月18日下午，备受瞩目的“天宫一号”与“神舟九号”首次载人交会对接顺利完成。成功对接约三小时后，三名航天员像鱼儿一样，先后“游”进“天宫”。在第一次组合体飞行期间，航天员将驻留6天，开展载人环境维护操作、在轨航天医学实验和更换维修性试验等多项工作。
“神九”成功发射、太空对接“穿针引线”、航天员入驻“天宫一号”，几天来在太空中发生的这一系列“高难度动作”，进一步验证了中国交会对接技术正走向成熟，意味着中国正在一步一个脚印地努力实现自己的太空梦想。 太空项目是中国强大民族自豪感的来源之一，反映了中国快速的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以及跻身世界先进国家的抱负。在亿万国人瞩目“神九”的同时，海外媒体也对此保持着密切关注。各国媒体不仅报道迅速、形式多样，而且大多赞叹中国载人航天的这一最新成果具有里程碑意义，并对中国航天事业的未来发展蓝图进行展望。
观察几天来外媒连篇累牍的报道，其中滋味五味杂陈，肯定称赞者有之，客观述评者有之，暗含酸意、醋性发作者有之，阴冷反讽者亦有之。
比如，美国学者对“神九”最夸张的称赞是，“开创时代的交会对接将给世界秩序带来重大变革”，中国甚至被想象成“世界唯一有能力实现空间采矿的强国”;而个别日韩媒体则贬损说，中国电视台对外直播的是威胁而非自信，暴露了中国是“宇宙强国、幸福小国”。
其实，近年来在中国成功举办奥运会、综合国力跃居世界第二等历史时刻，来自海外各方的议论从来都不单纯。其中，指责中国“抛弃韬光养晦”的“中国威胁论”与责难中国继续“韬光养晦”、不愿“有所作为”的“中国责任论”甚至常常同时发声，肯定中国经济成就所赢得的声望、对世界的发展所作出贡献与指责中国在发展中存在问题亦常常并存。
应该看到，在中国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今天，中国与世界的接触面越来越多，与世界的互动越来越频密，中国面临来自世界的关注、指责也会随之增多。这是世界上所有大国走向强国时共同遭遇过的。 直面这样的国际舆论环境，中国怎么办?俗话说得好，“听到兔子叫，难道就不种黑豆了?”我们既不会因外部的乐观预测而得意忘形，也不会因外部的刻意指责而畏首畏尾。而应以从容的国民心态冷静对待外部评论，以最大的定力“走自己的路”，把中国自己的事情做好。同时，也以最大的善意和诚意致力于与外部世界的良性互动。
金砖国家增资IMF意义重大
胡江云
在刚刚闭幕的G20领导人第七次峰会上，金砖国家共同提出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增资规模。此举标志着金砖国家的国际影响力正逐步提升，有利于进一步稳定世界经济形势，实现互利共赢。
一是有利于发挥新兴国家整体作用。G20峰会上，中国增资430亿美元，俄罗斯、印度、巴西分别增资100亿美元，南非增资20亿美元。中国与金砖国家的整体行动，不仅体现了新兴国家的影响力，而且反映了新兴发展中国家的诉求，改革和完善现有经济秩序中不合理的成分，推动全球经济社会稳定健康发展。发展中国家的个体发挥作用有限，发展中国家整体的组织行动必然带来积极的作用。
二是有利于进一步推进和完善IMF改革。从亚洲金融危机和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的应对措施中，可以看出IMF在全球治理中的缺陷和不足。例如，发达国家的高份额、投票权的垄断地位。中国这次与其他金砖国家的集体增资行为，有利于进一步推进和完善IMF改革。
三是有利于树立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中国此次增资，不仅落实今年4月IMF年会和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达成的增资计划，而且体现危机管理中的大国形象。G20戛纳峰会决定确保IMF具有充足资源，以便其履行职责，维护全体成员利益。中国等金砖国家表明了出资意愿，而个别在IMF中份额大、投票权高的发达国家却一直拒绝履行义务，不肯向IMF出资。 四是有利于提振应对欧债危机的信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率先采取积极措施，不仅保持了国内经济增长态势，而且发挥国际组织的作用(例如G20峰会)，对IMF进行增资，增强IMF的资本流动性和风险防御能力，将进一步提振应对欧债危机的信心。
金砖国家话语权的增强和质的突破可能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IMF的治理结构中，并不与通常的公司治理结构相一致，配额的多少、投票权的份额与成员地位作用是不一致的。就目前的状况来看，美国当前拥有17%左右的第一大份额和投票权。按照IMF相关规程，份额改革方案需要占份额不少于70%的成员国批准，执董会改革方案需要投票权占85%的成员国批准。金砖国家增资只是意味着相应份额的增加，影响力在提升，并不完全意味着话语权的增强。话语权要体现在经济体向IMF缴纳的份额和投票权，更重要的体现在综合国力和软实力上。当然，金砖国家增加话语权还是大有希望的，可以通过新增加的特别提款权、新增加的缴纳资金、发展中国家的整体行为，以及IMF改革新举措等方面实现。
解决债务危机没有速效药
张茉楠
18日凌晨，希腊初步点票结果表明，支持救助计划的新民主党在大选中赢得了多数席位。代表保守派的新民主党将组建新一届联合政府，这些似乎在一定程度上暂缓了希腊退出欧元区的压力，然而，解决债务危机没有速效药和特效药，大选组阁后希腊依旧命运多舛。
上次大选后，希腊左翼联盟领导人放话，情愿退出欧元区也要与欧盟“决裂”。而欧洲难以承受希腊退出欧元区之重。摩根大通预估希腊退出欧元区造成的直接损失在4000亿欧元左右，包括IMF和欧盟手中持有的2400亿欧元希腊国债、德国央行的“泛欧自动实时全额快速结算”支付系统中对希腊的1300亿欧元敞口以及欧元区银行约为250亿欧元的潜在损失。希腊退出欧元区外溢效应更大，可能导致包括德国在内的欧元区国家的主权信用评级被下调，将使重债国融资成本飙升，全球债权人都会蒙受资产损失。 更极端的情况是，在欧债危机愈演愈烈的情况下，希腊退出产生的扩散效应可能波及到其他重债国，最终导致整个欧元区的解体。这无论对于希腊、欧元区，还是全球经济恐怕都是场灾难。因此，一个多月来，欧盟国家领导人轮番表明立场并警告希腊各党派。
在欧盟的施压下，希腊已进行了两年的紧缩。养老金及工资遭削减，青年人失业率超过50%，国民经济连续第五个年头陷入衰退，希腊底层民众被逼至生存极限，对紧缩的愤怒如火山喷发，希腊紧缩所能承受的底线正受到严峻挑战。可见，保守派上台不是希腊国民选择的胜利，而是欧盟施压的胜利。
短期看，希腊退出的风险暂时得以缓解，但新政府仍将面临巨大挑战。目前，希腊政府财政运转难以为继。若6月底前希腊政府找不到新的削减支出的方法，那么欧洲央行将停止向希腊银行注资，希腊现金储备目前不超过20亿欧元，只能够支撑该国正常运营至7月20日，再加上8月份还有39亿欧元的国债到期，留给希腊新政府谈判的时间窗口所剩无几，而一旦达不到救助标准，仍有很高风险可能拖延拨发救助的贷款。
事实证明，希腊大选给市场带来的刺激极为短暂，不到一天时间乐观情绪就开始消散。市场已经意识到，大选不会改变希腊经济衰退、债务融资瘫痪以及社会矛盾激化导致的政局不稳的局面。因此，新民主党上台还是左翼联盟上台绝对不是判断希腊是否退出欧元区的标准，在没有找到真正的增长路径之前，希腊必定还会在债务泥潭中痛苦挣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