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家与个人的两歧
——魏晋士人的价值取向与人生抉择
我们华师历史文化学院产生很多学术“牛人”，如已经作古了的钱基博、张舜徽先生，如还健在的章开沅、熊铁基先生，以及仍然活跃在学术界的中青年学者。前不久，张舜徽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大会，美国、日本、欧洲、港台来了很多学者，我为此还主编了一本《张舜徽先生学术论著阐释》。这里不仅有我景仰的学术前辈，也有我经常一起交流的学术朋友。今天来历史文化学院与研究生朋友一起交流，我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温馨和快乐。
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在国家与个人的两歧——魏晋士人的价值取向与人生抉择》。 为什么要讲这个题目呢？首先我觉得它有学术价值，这个问题值得我们认真探究；其次我认为它有现实意义，它可以帮助在座的青年朋友和我本人，寻找自己安身立命的价值准则，找到自己在现实社会中的位置。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说：“费尔巴哈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为人的本质。但是，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这一诊断异常深刻，不仅把人从社会中剥离出来作为一个抽象个体进行规定，更不能把人的本质理解为“类”的平均数。不过，马克思的观点现在也需要作点补充。任何人的一生必须处理三种关系：个体与宇宙的关系（人与自己）、个体与国家的关系（人与社会）、个体与个体的关系（人与人）。平时你们的父母和师长都告诫你们要学会“做人”，主要是要学会处理人与人的关系，基本没有告诉你们如何处理人与宇宙、人与国家的关系，因为大家没有这方面的理性自觉，所以我们今天的青年在人与人的关系上都成了“人精”——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大家懂得要孝敬父母、尊敬师长、团结同学等，但不懂得我们要敬畏自然，还没有学会如何与自然和谐相处，更要命的是一个主宰我们国家很长时间的大人物还宣称“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更不明白一个人要如何处理自己与国家的关系，这一点我们国家要负主要责任，因为它一直宣传大家要热爱、服从。这里大家必须分清“国家”与“祖国”的异同。孔子对个人与国家的关系有很多精彩的论述：
子谓南容，“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
——《论语·公冶长》
子曰：“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
——《论语·泰伯》
原宪问耻，子曰：“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
——《论语·宪问》
子曰：“直哉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
——《论语·卫灵公》
孔子这里所说的邦就是国家，英语中就叫“state”。今天我们处理个体与国家的关系时，可供选择的出路比过去多很多，过去只有仕与隐两条路，今天可以选择介乎仕与隐之间的经商、治学，还可以用脚投票移民出去。
罗素曾说个体与国家的关系可以是和谐，可以是对抗，可以是逃避。 不过，孔子这几段话一直古代士人处理个人与国家关系的行为准则。魏晋之际的士人如何处理个体与国家的关系呢？
一、个体与国家疏离
随着东汉帝国大厦的崩塌，国家原来的意识形态也失去了规范人们行为统一人们思想的能力，繁琐的经学逐渐为士人所厌弃，儒家的价值观念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怀疑，集中体现儒学观念的名教日益成为人们嘲讽的对象，出现了许多非孔弃礼离经叛道之士。于是，士人由从前主要是伦理的存在变为精神的个体，由东汉末年寻求群体的认同变为后来追求个性的卓异，由希望成为群体的现世楷模变为渴望个体的精神超越，这就是人们所常言的魏晋南北朝“人的觉醒”——不用说这是指其时士人个体的觉醒。士人个体的觉醒深刻地改变了他们的理智生活和精神生活。
先看看东汉末年的古诗十九首中的二首诗：
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盈盈楼上女，皎皎当窗牖。娥娥红粉妆，纤纤出素手。昔为娼家女，今为荡子妇。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
生年不满百，长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愚者爱惜费，但为后世嗤。仙人王子乔，难可与等期。
这两首诗所抒写的不是道德的崇高，不是功名的渴望，甚至也不是富贵的企求，而是一个灵与肉的欲望。人成为一个独特的个体，他已经不再是国家机器的齿轮。
二、思想上的叛逆
魏晋南北朝虽然历代统治者都多次下诏敦崇儒学，但在思想界“不尊儒术”却成了时尚（《晋书·裴頠传》）。东汉末年儒学独尊的局面就已被打破，士人纷纷“叛散五经，灭弃风雅”（仲长统《乐志论》），没有了统一的价值观念，没有了统一的是非标准，思想便既混乱又活跃，“户异议，人殊论，论无定检，事无定价”（曹丕《典论》佚文）。到正始年间嵇康更无所顾忌地声称自己“非汤武而薄周孔”（《与山巨源绝交书》），甚至认为儒家的道德有违人的本性：“推其原也，六经以抑引为主，人性以从欲为欢，抑引则违其愿，从欲则得自然„„故仁义务于理伪，非养真之要术；廉让生于争夺，非自然之所出也”（《难张辽叔自然好学论》）。对儒家名教的厌倦进一步激发了对道家老庄的兴趣，嵇康就坦承“老子、庄周吾之师也”（《与山巨源绝交书》）。这标示了时代思想与学术趣味的巨大变化。那些一本正经的伪善之士成了人们嘲讽的对象：
洪生资制度，被服正有常。尊卑设次序，事物齐纪纲。容饰整颜色，磬折执圭璋。堂上置玄酒，室中盛稻粱。外厉贞素谈，户内灭芬芳。放口从中出，复说道义方。委曲周旋仪，姿态愁我肠。
——《咏怀》其六十七
三、追寻理想人格
魏晋士人生当乱世，他们开始在精神上非常苦闷、孤独、彷徨：
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
——《咏怀》其一
独坐空堂上，谁可与欢者？出门临永路，不见行车马，登高望九洲，悠悠分旷野。孤鸟西北飞，离兽东南下。日暮思亲友，晤言用自写。
——《咏怀》其十七
一个人和一个民族不能永远像这样痛苦下去，必须建筑生命的意义，必须追寻人生的价值。当时儒家的道德价值体系已经崩溃，立德自然就成了笑柄；功业名声也被否定，而且在门阀制度之下建功立业毫无可能，人要如何活下去呢？怎样的人生才有意思呢？
阮籍在《大人先生传》中提供了人格楷模：
故与世争贵，贵不足争；与世争富，富不足先。必超世而绝群，遗俗而独往；登乎太始之前，览乎淴漠之初；虑周流于无外，志浩荡而自舒……
刘真长提出：
居官无官官之事，处事无事事之心。
思考得最深刻的人是嵇康。作为一个正始时期的名士，他公开声称自己“非汤武而薄周孔”，并坦言“老子、庄周吾之师也”（《与山巨源绝交书》），在《难自然好学论》中还说“六经为芜秽”，“仁义为臭腐”，因而他提出了“越名教而任自然”的著名命题：
“夫称君子者，心无措（掩藏）于是非，而行不违乎道者也。何以言之？夫气静神虚者，心不存乎矜尚；体亮心达者，情不系于所欲。矜尚不存乎心，故能越名教而任自然；情不系于所欲，故能审贵贱而通物情。物情顺通，故大道无违；越名任心，故是非无措也。”
君子之行贤也，不察于有度而后行也；任心无穷，不议于善而后正也；显情无措，不论于是而后为也。是故傲然忘贤，而贤与度会；忽然任心，而心与善遇；傥然无措，而事与是俱也。故论公私者，虽云志道存善，心无凶邪，无所怀而不匿者，不可谓无私；虽欲之伐善，情之违度，无所抱而显者，不可谓不公。
夫私以不言为名，公以尽言为称；善以无吝为体，非以有措为质。
——《释私论》
一个人在社会中应“越名教而任自然”，就是说他的言行应依从他自己的本性，超越名教的清规戒律和条条框框，要做到这样就不能理会社会的毁誉，不存有是非成见，也就是他所说的“心无措于是非”。可是人们如果只按自己的本性行事，那是否会经常违背事物的本质呢？要怎样才能既“无措于是非”又不违乎道呢？这就要求人们“情不系于所欲”，能“情不系于所欲”就能“审贵贱而通物情”，他在《答难养生论》中从另一层面阐述了这一问题：“故世难得者，非财也，非荣也，患意之不足耳。意足者，虽耦耕甽亩，被褐啜菽，莫不自得。不足者，虽养以天下，委以万物，犹未惬然。则足者不须外，不足者无外之不须也。无不须，故无往而不乏；无所须，故无适而不足。不以荣华肆志，不以隐约趋俗，混乎与万物并行，不可宠辱，此真有富贵也。”为人坦荡无私，摆脱尘世的是非，言行“循性而动”，不因贵贱而扭曲自己的本性，是他理想的人生境界。
总之，他的理想人格是做一个坦荡本真的人。陶渊明才真正实现这种理想人格，所以这位伟大诗人是魏晋玄学的完成。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
——《饮酒》之五
《庄子·齐物论》：“辩也者，有不辩也，大辩不言。”《庄子·外物》：“言者所以在意也，得意忘言。”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与巧相反）归田园。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陶渊明《归园田居五首》其一
东皋薄暮望，徙倚欲何依。树树皆秋色，山山唯落晖。牧童驱犊返，猎马带禽归。相顾无相识，长歌怀采薇。
——王绩《野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