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陶渊明思想的两重性
张小伟
[内容摘要]：陶渊明一生受归田和出仕两种思想的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条件的变化，这二种思想发生碰撞，推动了陶渊明思想的发展。他早年胸怀大志，思济苍生，壮年寄身仕宦，备尝沉浮，一直关心政治，留心现实；晚年饱经风霜雨露之苦，亲历易代忧患，由大济苍生的政治抱负转变为对“桃花源”式的社会向往。诗人在强烈、执著的追求探索理想，片面的把陶渊明理解成田园诗人或“隐逸诗人”是不公允的；从陶渊明总的政治抱负及其思想发展来看仍不失为留心现实，关心政治的杰出诗人。 [关键词]：陶渊明；归隐；出仕
一
自梁朝钟嵘给陶渊明加了一项“古今隐逸诗人之宗”的帽子后，历代论者大多认为陶渊明是隐逸诗人。在《晋书》、《宋书》、《南史》等史书中，也均将陶渊明列在《隐逸传》里，金元好问在《论诗绝句》中曾诗云“君看陶集中，饮酒归田园，此翁岂作诗，直写胸中天。”清代《诗比兴笺》曾评论他：“唯知归园移居及田间诗十数首，景物甚玩，意趣易明，至若饮酒，贫士，便已罕寻，拟古、杂诗，意更难测。”又赋予陶公为田舍之翁，闲适之祖。因而后来许多人把陶渊明看作“篇篇有酒”、“不染尘俗”的脱离现实的田园诗人，而对陶的抒发政治情怀的诗很少问津。直到“五四”以后，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说：“陶潜之在晋末，是和孔融于汉末与嵇康于魏末略同，又是将近易代的时候。但他没有什么慷慨激昂的表示，于是便博得田园诗人的名称。但《陶集》里有《述酒》一篇，是说当时政治的，这样看来，可见他与世事也并没有遗忘和淡然，不过他的态度比嵇康阮籍自然得多，不至于招人注意罢了„„由此可知陶潜总不能超于尘世，也不能忘掉‘死’，这是诗文中时时提起的。用另一种看法研究来看，恐怕也会和旧说不同的人物罢了”。我们从鲁迅先生这段话中不能不受到启发，那种超脱于尘世的诗人是没有的。
活生生的社会现实使他无法逃脱。事实上从《陶集》现存一百三十余首诗中，田园诗约占40%，抒发政治情怀的诗园占60%。因此，笔者认为最能代表陶的性
1 格及反映其政治抱负的当是陶的咏怀诗。并且从中发现陶渊明无论是少年读书时代，还是青壮年时期，以及晚年归耕直到衰老，从来没有放弃对政治的关心，理想的追求。陶渊明少年青壮年时代“游好在六经”，希望在官场实现自我，因而他雄心勃勃地踏上了仕途，但现实并没有想象的那样美好。陶渊明所处的时代，正是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激烈冲突的时代，北方受异族统治，南方也处于门阀世族高压统治的时期。陶渊明出身于没落的官僚家庭，尽管涛的祖父陶侃做过晋代大司马，祖父和父亲都做过太守一类的官职，但前身寒微，被人讥笑为“小人”，[1]况且到陶渊明时，家世已经衰落，生活相当艰苦，挤身于门阀世族所垄断的“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森严的封建等级制度的黑暗社会中，可以想见非门阀世族出身的陶渊明，势必会落到“有志不获聘”，“误落尘网中”的结局。致使他辞江洲祭酒归隐，后召为主簿，不应。这一时期陶渊明内心交织着出仕与归隐的矛盾，但占其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安邦治国，有所作为，这便趋势他第二次出仕官场，做了荆州和江州刺史桓玄的幕僚。桓玄独揽长江中下游军政大权，野心勃勃，准备夺取东晋大权，陶渊明已意识到一场篡位拭君丑剧将要演出，这与实现自己的理想相悖，于是又产生了归隐的念头。“诗书敦夙好，园林无世情，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这年陶三十七岁，他母亲去世，丁忧还家，这次辞官似乎恪守规矩，合乎常理。
他带着对官场的厌恶回到了日夜思念和向往的田园。“僮仆欢迎，稚子侯门”，“有酒盈樽”。你看“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处处流荡着春天的气息。“富贵非吾愿”他再也不愿想建功立业了。他和外物融为一体。他“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更是适意。他眼中的田园更是“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生活得轻松愉快，但内心不无矛盾，这是短暂的，当重返田园的喜悦心情过后，他追求自我的实现，田园山水与和谐家庭生活再也不能够满足他的需要了。一当时机成熟，他就出仕了。“畴昔苦长饥，投来去学仕”《饮酒》只不过是其导火线而已。正当诗人“聊为陇苗民”等待行人问津之即，政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公元四零二年，桓玄举兵东下，攻陷京师建康，次年称帝。四O四年年刘裕做了镇东将军，掌握了东晋大权，给国家带来一线希望，就在这年，陶渊明做了刘裕的参军，[2]继而，又改任建威将军刘敬的参军，义熙元年八月（405），又求为彭泽令。这一期间陶渊明一方面怀着希望；另一方面又疑虑重重，唯恐“求之靡途”。在《始 2 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诗中就表现出这种心情：“我行岂不遥，登路千里余，目倦川涂异，心念山泽居„„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可见诗人只是“聊且凭化迁”，出仕思想已处被动地位，“终返班生庐”的退隐思想已逐渐上升。只因“于时**未静，心禅远役，彭泽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为酒”，便求之彭泽令。又不堪为五斗米折腰，便辞去彭泽令与官场诀别。[3]由此可见陶渊明时时有做一番事业，流芳成世的理想，但这种理想是建立在不拘形迹，逍遥自在的基础上，他人格高尚，志趣高洁，为人耿直。而当时的官场是十分腐败的：“闾阎懈谦退之节，市朝趋易进之心”、“密网裁而鱼骇，宏罗制而鸟惊„„雷同毁异，物恶其上。妙算者谓迷，直道者云妄。坦至公而无猜，卒蒙耻以受诽”（《感士不遇赋》）。这正是当时官场的真实写照。陶渊明又怎么忍受得了呢？出仕，求得建功立业与他的自由人格发生巨大分裂，使陶经过出仕—归田—再出仕—再归田的几度反复，在天下有道则仕，无道则隐的思想支配下，当清醒地认识到现实的黑暗、政治的腐败之后，为挣脱政治阶级的网罗，而彻底与官场绝裂。
由以上分析可知，陶渊明的一生受到两种思想的影响，及他性格的两重性：一方面，他“禀性寡所谐，性本爱丘山”（《归园田居》），追求个性自由和个性独立爱好自然；另一方面，他也希望在仕途上有一番作为，实现自我，立善遗爱。这二方面思想实际上就是当时社会思潮的投影。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条件的变化，这二方面发生碰撞，推动了陶渊明思想的发展。
二
许多论者还认为陶渊明辞去彭泽令之后，过着贫困的物质生活，亲自参加劳动，是个甘于淡泊，甘于寂寞，甘于贫穷的真正的隐士，并且逐渐走向农民式的生活，但我却认为，陶与官场诀别，除他的性格的两重性外，另外，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是：他还拥有赖以生活的田园别墅，即使在陶几度出仕期间，时时引起陶对田园的迷恋，则是事实，从而构成了陶逃禄归耕的可能性。
最先提出陶渊明贫穷的，是南朝的沈约。他在《宋书·陶潜传》中云：“亲老家贫，远为祭酒”。后来，“家贫”说就是陈陈相因，代不乏人，而且愈演愈烈。近代梁启超竟然也说：“他不过庐山底下一位赤贫的农民„„实在穷得可怜”，“他真是穷到彻骨，常常没有饭吃”。[4]然而它们并不切合诗人的生活实际。
陶渊明的祖辈已仕宦三世，是浔阳的“洪族”，应属于官僚地主家庭。陶渊
3 明出生后，年幼而孤，家境中落。即便如此，也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陶家仍不失为有家产田业的官宦家庭。在《归田园五首》中写到“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十八亩”，“八九间”在当今的人听来，似乎是不小了，而且也与贫穷联系起来，且归田后，诗人的居地可考的就有上京闲居，园田居和南村等处；在《庚戊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这首诗中，它描写了陶潜和他的一些雇工出发到他那块离家甚远的田地去收割。这么看，他肯定是个土地拥有者，而且可能有好几处地方，拥有这种离家远的田地或农庄。还有一次，他在403年写的一首诗里提到“南亩”，这首诗写他远行察看他的田地：“在昔闻南亩，当年竟未践。屡空既有人，春兴岂自勉。夙晨装吾驾，启途情已缅”。（《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之一）而到达“南亩”以后，他显然是指挥着耕种，因为在这首诗的续篇里，我们看到：“秉来欢时务，解颜劝农人。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虽未量岁功，即事多所欣”。可见陶家虽称不上家业庞大，可也并非一般农民家庭。
至于生活状况，归田初，陶渊明在家是“有酒盈樽”，“引壶觞以自酌”，外出则“或命中车，或 孤舟”，“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息交游闲业，卧起弄书琴”。诗人饮酒赋诗，以琴书自娱，生活清闲。这时的诗人，过得是典型的地主阶级文人闲居生活。
50岁以后，陶渊明由于疾病的加剧，加上连年遭受自然灾害，再得战祸绵延，乱兵洗劫，境况确已今非昔比，生活有些闲顿。但晚年的陶渊明，除农业收入以外，另有教授生途的筹资，还受重臣的“相瞻”，显贵的遗赠。至于古人赏趣，新知相遥，给诗人的资助更是司空见惯的了。所以，鲁迅先生就断言：“纵使陶公不事生产，但有人送酒，亦尚未孤寂人也”。[5]
陶渊明确实叙说过自己的清贫景况：“短褐穿结，箪瓢屡空”。“将养不得节，冻馁固缠已”（《饮酒二十首》）；“弱年逢家乏，老于更长饥”（《有会而作》）。诗人还以自己的“敝庐”、“被褐”、“瓶无储粟”而哀叹不已。究竟怎样看待陶诗中的“贫”和“寒”呢？在封建社会里，特别是六朝的地主阶级文人，在作品里经常会写到“贫”与“穷”。对此，我们且莫以今解昔，须知他们笔下的“贫”与“穷”，常常是指庶族地主及知识分子的生活状况，并用以区别于统治阶级上层及其御用文人的豪富。所以说，陶的这种写法，只是作为他这样一种出身的人， 4 特别是作为他这么一位有天赋和才智的人，他觉得自己太穷了。绝对地讲，陶渊明并不贫穷。
澳大利亚学者威廉·阿克就曾指出：我想任何一个仔细读过他的诗作的人都会相信，他是一个乡间的绅士，或者是一个绅士式的农民，一个朴实的地主。[4]论断是多么明确：陶渊明是地主，并不是普通的农民。他的隐逸有一定的物质基础。
三
陶渊明在归隐的不同时期，写下了风格、思想不同的作品。下面就诗人不同阶段的作品，加以分析，再现陶的思想历程。
在陶渊明最初归田的时候，从他的诗句中不难发现生活还是不错的，心情是愉快的。因为他在归隐之初，对农村的了解是肤浅的，他以为只有官场是“樊笼”、“密网”，只有弃官归田，就可以超脱世事纷争。因此，他刚回到农村时的心情，就像羁鸟返囚林，池鱼还故渊一样乐 不可言。加以他有“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一年所获维持农村一般生活还颇裕：“园蔬有余滋，旧谷犹储今，营已良有极，过足非所钦。春林作美酒，酒熟吾自酌”。（《和郭主簿》）他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没有一点农作经验，但仍然“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心情非常舒畅。他和当地人士关系十分和谐：“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归田园居》），等诗句都表现了陶对生活的炽热追求。这时的陶渊明，他相信自己，相信劳动的价值：“衣食当须纪，力耕不吾欺”（《移居》之二），对前途满怀希望：“但愿长如此，躬耕非所叹”。（《庚戊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
当时真正的田园生活是不是像诗人笔下所写的那样恬美静穆呢？事实上广大劳动人民备尝辛苦，当时的农村十分凋敝。作者对此有过零星的记述：“试携子侄辈，披榛步荒墟，徘徊丘陇间，依依昔人居。井灶有遗处，桑竹残朽株。”（《归田园居》四），“荒涂无归人，时时见废墟。”（《和刘柴桑》）“寒草被荒蹊，地为罕人远”。（《怀古田舍
（一）》）这个现实无疑与陶笔下那个美好的田园世界存在着差异与冲突。只是作者“意”不在此，他的心理场上排除了这个现实。这个现实对陶肯定具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处在这种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中，可见他对社会并不是不闻不问，反而产生对现实既然关心又痛恨，既痛苦又缄默的矛盾心情，他的人格不能不处于分裂与对抗之中。这在他的《杂诗》中已有充分表现。
5 《杂诗》第二首写到“气变悟时易，不眠知夕永，欲言无余知，挥杯劝孤影。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聘”，诗中所提的“志”，就是早年“猛志逸四海”之志。我们发现，诗人虽身处田园，而志在邦国，内心交织着进取与退隐的矛盾，以“丈夫志四海，我愿不知老”的诗句来看，陶的壮志在归田以后不但没有削弱，甚至有时表现的更加强烈，完全可以与屈原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以及曹操的“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相媲美。陶渊明归田后期，正赶上晋宋之交 的战乱时代，面对政治形势的急剧变化，陶也想有一番作为，救国救民，但现实情况迫使他又一次归耕田野，这一时期陶在政治上孤独愤懑，经济上逐渐贫乏。这两个条件已成为影响和支配他思想的主要因素，反映在他晚期的《咏贫士》七首中。第一首中，把自己比喻成毫无依托的孤云，把诸臣比成趋炎附势的隼鸟。流露了诗人孤云无依，知音不存的苦闷，同时也表达了志节不移的决心。其它六首各咏古时贫士之高洁。从诗句“何以慰吾怀，赖古多此贤”中，我们得知陶渊明是以历史上的贫士为榜样，坚定的生活下来的。并以极大的热情来歌颂英雄，勉励自己。诗人写刺客荆轲“雄发指危冠，猛气冲长缨”，描绘了一个赴汤蹈火，临危不惧的英雄形象。借古讽今，表现出诗人对现实的强烈不满，写易水践别，“渐离击悲筑，宋意唱高声”，写壮士赴难“凌厉越万里，逶蜒过迁城”。其慷慨激昂高亢悲壮，可见陶潜之胸臆见，回荡着怎样的猛志与激情！“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读山海经十三首》其十），“猛志逸四海， 骞翮思远翥 ”（《杂诗十二首》其三）„„陶在他们的诗中反复地申述“猛志”，可见尽管陶潜到了垂暮之年，他的济世之志一直没有熄灭。鲁迅先生把这类诗称作“金刚怒目式”，他说：“除论客所佩服的‘悠然见南山’之外，也还有‘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之类的‘金刚怒目式’。在证明着他并非整天整夜的飘飘然。这‘猛志固常在’和‘悠然见南山’是一个人，倘有取舍，即非全人，再加抑扬，更离真实。”[6]我们认为，鲁迅先生的评价是中肯的，正因为陶不是整天的飘飘然，而是怀抱猛志，执著地追求人生，才使他一生的理想推进高峰，—就是他把全部理想倾注笔端所写的《桃花源记并诗》，成为我国诗文宝库中互相辉映，永放光芒的明珠，反映了陶政治理想和社会理想的最高成就。
综观陶渊明的一生，早年胸怀大志，思济苍生，壮年寄身仕宦，备尝沉浮，晚年饱经风霜雨露之苦，亲历易代忧患，在人生的道路上不断追求探索，经过了 6 读书、出仕、归隐、躬耕等几个不同的阶段，诗人最后怀着“人生实难，死如之何”的极大痛苦，结束了他的一生。无论怎样艰难，他都没有放弃“猛志”，一直关心政治，留心现实，由大济苍生的政治抱负，转变为对“桃花源”式的社会向往，诗人对理想的追求探索是那样强烈，执著。从以上分析来看，片面的把陶渊明理解成田园诗人或“隐逸诗人”是不公允的。当然，由于诗人受当代和阶级的局限，在其诗文中也流露出人生如梦，及时行乐，遗世独善等消极因素，在一千五百多年后的今天，我们不能苛求古人，以陶渊明总的政治抱负及其思想发展来看仍不失为留心现实，关心政治的杰出诗人。
7 注释：
[1]《晋书·陶侃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769页。
[2]朱自清：《古典文学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473页。
[3]逯钦立：《读陶管见·归隐与躬耕自资》（原载《吉林师大学报》1964年第一期）吴云整理， 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第28页。
[4]梁启超：《陶渊明之文艺及其品格》，商务印书馆，1923年版，第7页。
[5]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358页。 [6]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
（六）》，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336页。 参考文献：
1、梁启超：《陶渊明》，商务印书馆，1923年版。
2、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见《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3、徐公持：《魏晋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
4、朱光潜：《诗论》第十三章，《朱光潜全集》第3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
5、朱自清：《古典文学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6、袁行霈：《魏晋南北朝文学与思想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1年出版。
7、王瑶：《论希企隐逸之风》，见《中古文学史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