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的饮酒文化
姬晨笛 法学院 201221040027
一、俄罗斯酒文化简介
伏特加是俄国和波兰的国酒，是北欧寒冷国家十分流行的烈性饮料，他的历史悠久，产生于14世纪左右，其英文名为“VODKA”，出自于俄罗斯的一个港口名“VIATK，含义是“生命之水”。俄罗斯伏特加酒液透明，除酒香外，几乎没有其它香味，口味凶烈，劲大冲鼻，火一般地刺激，其名品有：波士伏特加（Bolskaya）、苏联红牌（Stolichnaya）、苏联绿牌（Mosrovskaya）、柠檬那亚（Limonnaya）；斯大卡（Starka）、朱波罗夫卡（Zubrovka）、俄国卡亚（Kukaya）、哥丽尔卡（Gorilka）。自从1917前苏联十月革命后，很多俄罗斯人流亡国外，同时也把酿造伏特加酒的工艺和秘方带出国门，所以现今世界有很多国家都生产伏特加酒。俄罗斯因气候原因，人们以嗜酒著称，所以，伏特加的需要量极大。不论在任何时期，伏特加的销量都不曾递减。前苏联时期，戈尔巴乔夫曾发动过一场规模不小的反酗酒运动，倡议减少伏特加的销量，引起了全社会的轩然大波。响应者寥寥无几，最后以失败告终。伏特加在俄罗斯已有五百多年的漫长历史，依靠它俄罗斯人才得已渡过漫长寒冬和战争时期的艰难岁月。由此可见，伏特加与俄罗斯人有着不解的缘份。好的伏特加用黑麦和山间清泉水酿成，比如像“金环牌”、“大使牌”，不过市面上少见，大多被拿去出口外销。大路货伏特加用小麦或土豆加水酿成，味道远比上述品
牌逊色得多，首先小麦、土豆比不上黑麦，其次水的质量远达不到清纯的地步。较为常见的有“首都牌”、“莫斯科牌”、“水晶牌”。“首都牌”伏特加味道发甜，较柔和；“水晶牌”温润中略带辛辣，苦中有甜。这些伏特加都属于中度酒，不高于45度。在喝不到祖国产的好伏特加时，俄罗斯人的眼光便瞄向进口的伏特加。特别是美国产的“古典牌”和瑞典产的“史米诺夫牌”，有伏特加之冠的美称，不仅装潢讲究，酒的味道也不错，受到俄罗斯人的一致称赞。尽管物价每日每时地飞涨，人们囊中羞涩，但进口酒伏特加销量不减。俄罗斯人喝伏特加，具有梁山好汉之气魄，再烈性的酒也是一口闷，随后紧握拳头，“哈”的一声吐出酒气。好的佐餐食品一般有薰鱼、肉、鱼子酱、火腿肉、腌黄瓜、沙拉、蘑菇等。其实喝好酒须慢功，轻斟浅酌才能品出真滋味。也许俄罗斯人的这种喝法才称得上喝出了气魄，喝出了胆略。
二、俄罗斯酒文化形成的历史背景
500年伏特加仿佛就是俄罗斯历史的见证，伴随着俄罗斯人经历了东欧和亚洲君主的铁蹄、沙俄的统治、十月革命、卫国战争、以及苏联解体。俄罗斯将士的骁勇善战和不畏严寒是世界闻名的，度数极高、一点就着的伏特加的作用应该说功不可没。据说，二战中，苏联军队的战功奖励就是每天100克伏特加酒。俄罗斯作家维克托·叶罗费耶夫专门研究了伏特加的历史，他称伏特加酒为“俄罗斯的上帝”，认为它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俄罗斯的命运。叶罗费耶夫的观点上去有些耸人听闻，但其实伏特加这个名字在俄文中就是“生命之水”的意思。根据传说，伏特加最早为十五世纪晚期克里姆林宫楚多
夫修道院里的修道士所酿。起先修道士们酿酒所用的酒精要从热那亚进口，后来便逐渐开始采用本地用黑麦、小麦和绵软的山泉水生产的酒精。将酒精与水混合的制酒方法沿袭自地中海文化，尤其是古希腊。到了1533年，俄罗斯将伏特加的生产放开给小酒馆业主，从此后，“狂欢”——对于原本只饮蜂蜜酒的俄罗斯人来说本是“酩酊大醉”的代名词——现在已经成为了日常活动。好景不长。1648年，一场暴动在莫斯科的一家酒馆里爆发，随后蔓延到了其他市镇，危急的情势让当局看到了伏特加泛滥后带来的后果：全国三分之一的男人都欠着酒馆的酒钱，而农民们又因为沉溺酒肆而荒耕数年。于是，俄国政府收回并垄断了伏特加的销售权，这就意味着酿酒商的利润越来越少。从那时起，伏特加就多了一个特征——家庭酿制。这一垄断权曾先后六次被撤销（最近一次是被1992年的叶利钦政府撤消），同时也六次被恢复（最近一次恢复则是在1993年叶利钦痛感造酒业罪案频频时），但每次反复最终都只能进一步让人们为伏特加疯狂。“我为如此嗜酒成性的俄罗斯人民感到难过！”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对其财政大臣谢尔盖·维特说。1894年，维特推出了一项旨在提高伏特加质量、同时也巩固了政府垄断地位的计划，俄国化学大师门捷列夫曾经担任过这一计划的负责人。在此之前，伏特加的酿制过程非常简单：一份酒精加一份水，再调入少量其他添加剂以去其辛辣（如斯托利奇那亚牌伏特加里的添加剂是糖）。支持饮酒的知识分子最爱提的名字也许还不是门捷列夫——尽管他发现了调制伏特加的最佳比例（即酒精比例为40%），而是俄国生理学家尼古拉·沃洛维奇，沃洛维奇的研究认为，
每天饮用50克伏特加有强心活血之功。就在民间禁酒组织陆续出现于全国各地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政府再次宣布禁酒。一战结束后，十月革命爆发，但禁酒令仍未解除，趁着全国一片混乱之时，红军和白军都四处免费“光顾”伏特加酒馆，滥饮一气。波赫列布金在论文中幽默地指出，红军最终赢得了胜利，原因之一便是他们更好地守住了酒馆，并以枪刑来处罚酗酒者。二十年代中期，列宁废止了禁酒令以赢得民心。列宁下令生产“里科夫加”（以当时的苏联财长阿列克谢·里科夫命名），此酒因酒精含量稍低（35%）而较伏特加更为温和。但列宁逝世后，伏特加重又返回人们的生活中，其强劲的销售额也为苏联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做出了贡献。苏德战争打响后，苏联国防部规定，前线士兵每天每人能获得100克伏特加的配给。所以苏联的伏特加酒厂一致认为，苏联之所以能打赢纳粹，靠的就是两样：伏特加，以及喀秋莎火箭炮。到了90年代初，随着苏联的解体，国家控制酒类生产的时代也宣告结束，整个伏特加酿制业于是乱作一片。与此同时，俄罗斯被“新俄罗斯人”带上了“万恶”的资本主义轨道，而这帮新富当年就是靠着走私伏特加发达起来的。伏特加的发明过程很少见诸史籍，不过这个过程倒不见得传奇。俄罗斯人认为伏特加神圣且永恒，不会因历史而改变。1977年，美国的伏特加酿造公司集体起诉苏联的酒厂，指控后者意图让人们相信美国市场上的本土伏特加是不正宗的，随后引发的商业丑闻则掀起了伏特加历史的研究热潮。然而，真正威胁了苏联人的却不是此事。同年，同是华约成员国的波兰宣布自己才是伏特加的真正原产地，苏联无权将其生产的白酒命名为
“vodka”。紧张的苏联官员立即动身寻找能够重证其为“伏特加之乡”的能人，最后这个重任落在了历史学家波赫列布金的肩上。波赫列布金不负众望，著文论称波兰人始酿伏特加晚于俄人数十年。可叹重振俄国酒威的波赫列布金两年前被杀害在莫斯科南郊的家中，据传系波兰人所为。 19世纪中叶，“водка”（vodka）一词开始被收录于标准俄语词典中，但此时的伏特加仍被上流阶层视为没有文化——甚至是粗俗——的象征。伏特加最初的消费者就是底层民众，这只能怪当时用木精酿制的伏特加质量太次，闻起来极像机油，而粗俗的酒馆文化也是一大原因。此外，在19世纪晚期以前，伏特加一直是散装，惟一的计量标准是“vedro”（即桶，一桶伏特加约有12公斤）。伏特加与其他任何种类的白酒都不一样，因为人们从来没有为喝伏特加找到过正当的理由。法国人会赞美科涅克白兰地的芳香，苏格兰人会夸耀威士忌的口感，而伏特加，既无色，又无臭，亦无味，喝起来还很呛。俄罗斯人喝伏特加，过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结果：一口灌下去，然后傻笑，然后骂娘，然后四处找人“醒酒”。所以对俄罗斯人来说，把伏特加直接注射到血管里，和喝下去没什么区别。虽说伏特加天生劣质，但到了后来也算是有了自己的文化。伏特加文化有自己的传统（如“一端杯，杯莫停”），有自己的口号（如“伏特加是红酒的姨娘”），有自己的讲究（在俄罗斯，醉汉是和酒鬼区别对待的，因为前者每天要等到下午五点才开始饮酒），有特制的下酒菜肴（如鱼、腌黄瓜、肉冻、泡菜），当然，还少不了敬酒辞，也就是任何一个值得端起酒杯的共同话题。
伏特加的畅销也带来一系列问题，比如冒牌酒、质次的酒也涌人真酒的货架中，以次充好、滥芋充数、欺骗顾客。有的假酒外观上被伪装得天衣无缝，看似无可挑剔，实则酒精过量，有的甚至危害人的生命安全。为此，电视台不只一次曝光披露假冒伪劣品，以告诫人们谨防上当受骗。伏特加还导致另一个人们谈论已久的问题：酗酒。由于气候原因，冬季喝酒能补气、强身、抗寒，有诸多好处，这也是俄罗斯人喜欢饮酒的重要原因。俄罗斯伏特加最初用大麦为原料，以后逐渐改用含淀粉的马铃薯和玉米，通过重复蒸馏，精心过滤的方法，除去酒精中所含的毒素和其它异物的一种纯净的高酒精浓度的饮料。 由于在人们的印象中前苏联各联盟尤其是俄罗斯酗酒的人较多，所以人们误认为伏特加酒一定是一喝即醉的烈性酒。其实，伏特加的酒度在40度至50度之间，与白兰地、威士忌、朗姆酒、金酒差不多，只因国外习惯以40度酒度作为烈性酒的分界线，所以它被视为烈性酒。伏特加控制了相当多的俄罗斯人的意志和意识。除却家庭不幸和街头狂欢，除却幻梦与理想，伏特加带给俄罗斯人的还有无数的自杀、他杀，以及非自杀非他杀的莫名死亡（俄罗斯人闲谈时爱聊的主题包括谁谁谁酒后狂呕时把自个儿噎死了，以及谁谁谁酒醉后一脚踏出大楼的窗户）。然而，几乎所有的俄罗斯人在面对醉酒撒疯时心情都很愉快。过去几个世纪来，这种愉悦感屡屡令外国访客惊讶不已。1676年出使俄国的荷兰外交官巴尔塔萨·柯伊特写道：“我们只看到了浪荡之徒的羞人举止，围观其醉态之众反令其更加放肆。” 三个世纪之后，在勃列日涅夫时代的苏联作家维涅狄克特·埃洛费耶夫的笔下，一切
仍暗合着柯伊特当年的记录：“俄罗斯每一个有一点点价值的人，每一个对国家有一点点用的人，都在像猪一般狂饮。” 不管戈尔巴乔夫等人能数出伏特加的多少坏处，出生于以喝酒狂放著称的西伯利亚的俄罗斯当代作家叶夫金尼·波波夫仍坚信，在这个不那么完美的国家里，正是伏特加支撑着俄罗斯人民去面对生活中的种种挫折。伏特加提供了一种真正与政治无关的私人空间，一个可以在幻想的自由中得到放松、忘却烦恼、纵情做爱的地方。文学与饮酒，这二者之间的关系从未像在俄罗斯这样紧密。不管是革命者尼古拉·涅克拉索夫，还是流亡作家亚历山大·库普林，也不管是斯大林主义者亚历山大·法捷耶夫，抑或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米哈伊尔·肖洛霍夫，无不是贪杯之人。波波夫对我说：“伏特加令构思情节更加容易。”
三、俄罗斯酒文化与俄罗斯民族性格
俄罗斯作家维克托·叶罗费耶夫说过：“其他国家的人们是喝酒，在俄罗斯不是喝酒，我们喝的不是伏特加，我们正在喝的是我们的灵魂和精神。”伏特加语源于俄文的“生命之水”一词。时至今日，伏特加无疑已经成为全世界人的“生命之水”。俄罗斯人喝伏特加的方式从来不是浅酌，而是真正的杯底朝天的痛饮。有统计显示，平均每个俄罗斯男子每两天就会“干掉”一瓶伏特加酒。而在俄罗斯，无论是温馨的家庭聚餐，快乐的婚礼上，还是悲伤的葬礼上，都会见到痛饮伏特加的人们。伏特加不仅仅能壮胆，同时也能令醉者大受自遣和自责的折磨，而这些感受恰恰是俄罗斯民族矛盾性格的特征。所以，喝醉了的俄罗斯人常常会问酒伴的一句话是：“你尊重我吗？” 2003
年，一座伏特加博物馆在莫斯科落成，还举行了盛大的庆典来给五百岁的伏特加贺寿。可以说，五百年的伏特加史，就是五百年的控制与反控制史。五百年来，俄国政府一直想要控制人民对伏特加的依赖，而每一次控制都只能令人民对其依赖更深。然而，也许这么说有些奇怪——这次诞辰五百年庆典有可能成为伏特加的告别仪式。麻醉品专家弗拉基米尔·努日尼认为，戈尔巴乔夫的禁酒战争根本就是“反科学”的，而真正可能打赢这一仗的，也许是俄罗斯正在拥抱的资本主义制度。努日尼指出，新一代的俄罗斯企业家已经不饮伏特加，这些年轻人早已改喝啤酒，对他们来说保持清醒的头脑很重要。而在私营企业里，酗酒的员工则会被开除。因此，努日尼认为，只要经济发展势头好，15至20年的时间就能带来极大的改观。戈尔巴乔夫也说，未来将在啤酒和红酒身上。伏特加文明正在发生分化。莫斯科的精英们喝的不是进口酒就是高级伏特加。他们饮酒，但从不喝醉。而滴酒不沾也在慢慢地成为一种时尚，主张禁酒的总统普金就为全国树立了榜样。但在广袤的外省，这种转变仍不显著。而在农村地区，伏特加仍然具有代金价值。对那里的人来说，他们需要做出选择的不是“喝红酒还是喝伏特加”，而是“喝劣质伏特加还是喝自酿的伏特加”，而昂贵的优质伏特加只是一种可以用来显耀的奢侈品。简而言之，我们的伏特加大神不会轻言放弃，但是它可以被驯服，甚至被放逐到历史的迷思中去。伏特加一直在天堂与地狱之间摇摆。高尔基在自传中写到他在伏尔加河畔度过的童年时说，人们为高兴而喝，人们也为悲伤而喝。这就是俄罗斯人的性格。 1398年，热那亚商人把伏特加作为药
物卖到俄罗斯。到15世纪，热那亚人用谷物酿酒秘方终于被识破，俄国人把热那亚人的酒称作“水”，把自己改良后度数更高的伏特加称作“好酒”“纯酒”。伏特加就此成为俄国人的“生命之水”。
不少历史学家认为，某种意义上俄国史就是伏特加酒史。就连十月革命的爆发，也与伏特加直接关联。一战中沙皇把持着伏特加专卖权，以此作为战争的主要财源。布尔什维克号召工人阶级不要造酒、喝酒、卖酒而起来革命。托洛茨基在《伏特加，教堂和电影院》一文中说，革命的首要目标是解决工人的8小时工作制和伏特加专卖权，号召工人在酒瘾上来后到电影院解除烦躁。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权实行禁酒政策，列宁说：“伏特加和其他流毒会把我们领回到资本主义时代。”但没有伏特加，就没有俄罗斯。要不是伏特加，禁酒的苏联共产党政权可能延续不了70年。上世纪30年代，为加强备战，斯大林下令取消禁酒令，大量生产伏特加，以支持国家财政，为苏联挣回15％以上的财政收入。到了70年代，伏特加为国家财政贡献30％的收入。直到今天，它仍给俄国带来超过5％的国家财政收入，去年高达32亿美元。伏特加同样“泡出”了俄罗斯的民族性：心大，胆大，魄力大，常给世界惊讶。大国沙文主义、宏大才美的心理取向、大国就是强国的政治观，从某种角度看，正是“酒家气氛”。二战时苏军在首都即将遭受灭顶之灾的最后十几天，居然展开反攻，一口气把红旗插到柏林城上。冷战中苏联宇航员返回地面被确信无法生还时，赫鲁晓夫下令国家电视台直播“英雄为国殉职”的壮烈场面，让全体人民为他送行。科索沃战争期间，看来只有打“口水战”能力的叶利钦出奇制
胜，让俄军成为第一支出现在科索沃的外国军队……这些震撼世界的举动，也许只有喝过伏特加酒的人才有魄力做出。 好酒的俄罗斯人喜欢扎堆，集体主义和平均主义可谓根深蒂固。因此共产主义理念无需太多的宣传，就能在民间得到响应。无论在酒桌上、农庄里，还是在政府内，一旦形成共识就要大家遵守，不允许也懒得去„特不同政见”。酒喝多了，也养成俄国人“迷迷糊糊随大流”的习惯，俄国的法律注重保护国家而不在乎个人利益，领袖像农庄主那样置于法律之上。俄国人办事懒散，“不要忙着回答，而要忙着倾听”是教条。他们喜欢运用“原则上可行”这个模糊的术语，以倒在热情地承诺后有机会做出灵活的修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