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新公共管理》笔记
赵成根老师的理论：公共治理模式=市场经济体制+民主政治体制+官僚行政体制
一、新公共管理改革运动
二十世纪后二十年成为新公共管理改革的年代。从英美发端的这场改革，很快扩展到澳洲的新西兰和澳大利亚，欧洲的法国、德国、荷兰、挪威、瑞典等国。
英国的政府改革
1979年英国撒切尔夫人为首的保守党，在尼斯坎南新保守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启动了英国的行政改革。主要做法是以公共服务的市场化为核心的民营化改革，包括：国有企业私有化；签约外包的运用；鼓励私人投资行动。1979年开始启动的以管理绩效评审为核心的“雷纳评审”；1983年开始推动指在树立成本意识提高公共部门的经济和效率水平，从而降低公共开支的“财政管理模式创新方案”；1988年开始实施“下一步行动”改革，运用一整套商业管理模式，重塑了英国政府管理结构和模式。尤其是对政府决策功能和管理、服务功能科学划分的基础上，在管理和服务部门引入执行局制（agency），对于现代官僚行政体制和改革具有革命性的创新价值。
1991年约翰·梅杰上台后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公民宪章运动”，通过在四十多个具体的公共服务行业推动顾客导向的服务承诺制，努力提升公共服务质量和公民满意度。 1997年托尼·布莱尔以新工党的政治形象结束了长达18年的保守党的执政格局。他一方面继续推进保守党执政期间推行的改革（私有化改革）；另一方面，针对保守党执政时期过分强调公共服务提供过程中的竞争，忽视了公共治理主体之间的有效合作和协调，从而带来碎片化的制度结构的弊端，提出了构建协同式政府的新的改革构想。布莱尔政府认为，传统的做官制模式和保守党的市场化模式都各有局限，正确的选择是充分利用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各自的优势，通过多方面的合作共同为社会和顾客提供满意的服务。布莱尔政府的协同式政府改革，改变了传统的保守党政府强调政府退却的理念，而是努力让政府有所作为。政府与私人部门之间的合作，从目标设定到具体操作从组织结构到文化整合，从政府内部到政府外部无所不包。即不是依靠传统官僚制的命令服从关系，也不是依靠新公共管理的合同制而是建立在观念共识、目标分享和组织整合基础上的相互信任的诚信关系。
美国的政府改革
同英国一样，1981年共和党里根政府上台执政后，运用新自由主义的改革理论启动了美国的新公共管理改革。主要形式是公共产品和服务的签约外包。另外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放松政府管制。同时，政府管理体制改革也是里根政府、克林顿的美国政府改革的一个重要组成方面。通过贯彻顾客导向、绩效导向、战略导向和结果控制等原则，通过精简机构、裁减政府雇员、放松政府管制、引入竞争机制和推行绩效管理等具体的改革措施力求创造一个成本更低、效率更高的经济型政府。
英国、美国、新西兰的新公共管理改革构成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各国改革的主流，但各国因政治结构、经济发展水平、文化差异等不同，改革模式呈现越异性发展。英国著名公共管理理论家、改革分析家波利特将各国的改革分成了四种模式：
一是维持现状派。这些国家主要通过松绑、精简机构、收缩预算等措施，“减轻”现存的官僚制度，使现行结构和模式更好地运作，尽可能地维持现状。德国和欧盟所采用的就是这样的改革战略。
1 二是现代化派。这些国家的改革，一般包括结果导向和业绩导向的预算改革。强化绩效评估，适度放松僵硬的人事制度，权力下放，强调战略计划的功能等，主要属于政府管理结构和模式自身的调整和变迁。此类包括加拿大、芬兰、法国、荷兰和瑞典等。
三是市场化派。主张在公共部门内部引进更多的竞争和市场类型机制。英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属于此类。
四是小政府派。主张把任何可能私有化的东西全部实现私有化，从而回归守夜人式的国家，政府只承担一些私人部门不能或不愿承担的核心职能。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部分时间属于此类型。
美国的改革既有很强的现代化因素，也有很强的市场化趋势，难于归类。
政府管制是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管理市场经济运行的一种基本方式。20世纪政府管制的发展，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稳定规范的市场经济秩序。但到20世纪70年代，过度的政府管制限制了市场自由和活力，政府管制机构膨胀，开支过大，管制成本过高，以及管制过程中的腐败现象等弊端，已经严重制约了市场经济的有效运行和经济发展。
二、什么是新公共管理
学者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全球范围的公共管理改革概括为：公共管理主义、市场导向的公共行政、后官僚制、企业家型政府、苗条政府、善治、新公共管理等。
英国著名公共管理学家胡德在《行政管理》杂志发表了《一种普适的公共管理模式》一文，提出“新公共管理”（new public management，NPM）概念，概括了公共管理的精髓，也反映了各种理论家的主要看法：（1）在公共部门引入精细的专业化管理；（2）明确的绩效规范和绩效评估，科学界定组织目标和组织部门、各单位的目标；（3）实行绩效导向的资源配置和报酬管理制度，废除传统的高度集权的官僚制人事制度；（4）实行公共部门组织单位的分散化转型，实现供应者和生产者的相对分离，充分利用合同制和特许经营等制度安排的效率优势；（5）在公共部门中引入更多的竞争；（6）运用私人部门管理实践中成功的管理模式；（7）在使用资源过程中，更多地强调纪律和节约，提升资源使用效率。
英国著名公共管理专业费利耶在《行动中的公共管理》一书，对新公共管理进行了四种分类：（1）效率驱动模式：这种改革模式以追求效率为核心目标，试图用商业管理的技术和方法来改造公共部门的运行模式。（2）组织规模缩减和分权模式：从科层管理向合同管理转型，强调组织间的战略联盟，从标准化的服务向灵活多样的服务系统转型。（3）追求卓越模式：强调组织文化重要性的人际关系管理学派对公共部门的管理影响。（4）公共服务取向模式：强调在公共服务过程中实现公民参与和维护公共责任。
历史上任何一次重大变迁都是危机推动的结果。
公共管理的革命性转型
第一次转型
19世纪70年代—20世纪70年代,工业革命导致社会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变革,从而社会结构也发生了重大转型。第一是现代民主政治制度的发展，普选制；二是，现代官僚制行政组织体制的发展，层级化、专业化、制度化的官僚制组织系统迅速发展起来；三是现代政府的扩展。这一百年是政府职能扩展的一百年，政府从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消极无为的守夜人转变为一个无所不包、无所不管、无所不能的积极的大政府。四是现代国家的权力结构转型。行政职能扩张，行政机构和人员规模膨胀，国家不再称为政治国家，而是一个行政国家。
第二次转型
20世纪70年代末，以英国撒切尔夫人和美国里根政府改革为启动标志，国家公共治理模式向新公共管理模式转型。这次重大转型恰是国家的退却，是校正20世纪 2 以来政府过度扩张、民主过度发展基础上国家的政治行政结构、政府的公共政策结构、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模式暴露出来的问题和弊端。其核心目标是降低公共治理成本，提高公共治理效率，提升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塑造经济型政府。 （1）重塑行政组织结构，构建分权的、专业化的行政管理组织；（2）财政管理体制改革；（3）文官制度改革；（4）内部市场和准市场机构的运用；（5）实行绩效管理；（6）强化质量管理；（7）加强组织间的合作和协调；（8）顾客导向的公共服务承诺制。
不断塑造新的平衡
不同历史时期，公共治理模式的差异只是相互冲突的原则和治理工具之间平衡点的不断位移，因而构成不同的平衡结构而已。世界在不断寻找平衡点：包括自由和平等之间的平衡；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平衡；民主和权威的平衡；管理和行政之间的平衡；社会精英和普通民众之间利益关系的平衡。
从来就不存在一种普遍适用的管理模式，任何一种管理模式都是在特定的环境下，满足特定的社会需求而存在、运转和有效地发挥作用的。在历史发展的不同时期，随着客观条件的变化，公共治理中的各种平衡关系也在不断地调整和变化，总是在两个极点之间像钟摆一样不断地摆动。
政府的经济人假设
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经济人假设。经济人假设构成了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基石。斯密为第一位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国富论》的主要目的是研究分析自由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逻辑。斯密对人的自利动机的分析，则是设计市场经济制度的前提和基础。
关于经济人假设的一段经典描述：“我们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已心的话。我们不说自己有需要，而说对他们有利。”
人类对自我利益的追求，成为交易型经济机制——市场机制的逻辑起点和基础。 功利主义哲学家边沁认为：人的自然的本能就是趋利避害。这种自利动机是人的行为的根本动力。个人由自利动机所驱动的谋利行为，自由地追求利润、财富，增进自我利益，客观上也对大多数人有利，增进了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
赫伯特·A·西蒙最早将有限理性引入经济学理论，他提出：在人的选择行为有限理性的前提下，人的选择模式不可能是最优选择模式。人的选择行为受到信息不周全、知识不完备、决策成本限制等一系列主客观条件限制，根本达不到理性程度。
行动经济学认为：人关不是完全自私的，如父母会愿意为孩子奉献自己的大部分财产，会为慈善基金捐款等。人的行为也不总是理性的，如炒股、赌博的时候。 正确理解经济人假设：
斯密自利经济人假设的“自利”绝不简单地等同于“自私”，不否认为人的各种良好动机的存在，也绝不否认人的动机结构的复杂性。斯密的“自利”从根本上说，不过是对社会个体“自我”的理解、承认和尊重。
斯密的理性，主要是人在动机意义上的理性。其基本模式概括为：主观动机模式——环境——客观社会行为模式。在人进行主观选择的过程中，大量的、综合性的环境因素都会影响他的选择行为。人是客观环境的塑造物。人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对斯密经济人假设的完整理解，必须把它放在一定的客观环境下，尤其是一定的制度条件下来加以考察。因此，为重塑人的行为模式，必须首先重塑环境。不合理的制度系统必须导致劣质的行为淘汰优质 3 的行为，一整套具有良好品质的制度是构建一个良好社会的关键。唯有良好的制度系统，才会同时实现个人自由和社会和谐这两个相互冲突的目标。斯密对人类制度设计理论巨大的贡献在于，好的制度必须是充分尊重人的自由选择、自主选择的自由和权利，激发他最原始的、最基本的动力。不是靠强制、欺骗，而唯有依靠自然的制度系统，才能激发社会最强大、强烈的一个能量、能量源，那就是“人对自我利益的关系和不懈追求”。 在私利的追求和公益的实现这两个相互冲突的目标实现和谐的过程中,制度发挥了关键性的调节使用。
公共选择理论的经济人假设
詹姆斯·M·布坎南运用经济的研究方法来分析社会公共治理问题，提出了公共选择理论这一“政治的经济理论”。他认为个人在公共选择过程中就像在市场交易过程中一样，同样追求自我利益的最大化。布坎南认为，经济学的本质就是一门交换的科学，把这一观点应用到政治领域，公共选择理论认为政治学也是一门交换的科学。是一种有组织的市场交换。公共财政学派认为“政治是复杂的交换”，“政府是公共交换的补偿过程”。
根据公共选择理论的看法，所谓政治市场是指政治家、官僚和选民等政治主体围绕公共物品和服务供给所形成的关系结构。
英国著名的政治思想家托马斯·霍布斯在其名著《利维坦》中表述，导致人类冲突的本质是利益的冲突。在人类开性中，我们发觉有三种主要争执的原因。第一为竞争，第二为猜忌，第三为荣耀。第一种原因，使人类为利益而侵略；第二种原因，使人类为安全而侵略；第三种原因，则使人类为名誉而侵略。
个人主义是近代自由主义政治学和自由主义经济学共同的思想起点和思想精髓。
第二章
公共物品理论
1651年，英国著名思想家托马斯·霍布斯在《利维坦》中指出，国家的本质“用一个定义来说，就是一大群人互相订立信约，每个人都对它的行为授权，以便使它能够按其有利于大家的和平与共同防卫的方式运用全体的力量和手段的一个人格”。这句话指明了国家或政府存在的合理性在于其为个人提供公共服务。“大家的和平与共同防卫”是我们看到的最早的公共物品。
公共物品总是与某种组织相联系的，公共物品总是某个组织的公共物品。
1740年，英国著名政治哲学思想家大卫·休谟在《人性论》最指出“政府存在的理由就是促进某些共同的目的或动机。
亚当·斯密首先注意到了公共支出的必要性与市场失灵的存在之间的关系，并由此推进在物品提供方面政府对市场的替代功能。他在《国富论》中指出：“君主要做好三件事：第一，保护社会不受其他社会侵犯；第二，建立严正的司法机关，保护个人不受他人伤害；第三，建设并维护公共设施。”斯密所指的公共工程主要是国防工程、行政司法方面的公共设施，还包括方便商业、促进教育的工程和设施这些对全社会有益的工程，由于所需费用太大，并且其收益难以弥补成本，因而不能指望由私人来提供。因此，公共物品的提供就成为政府的一项职能。
19世纪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在其《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上的若干应用》一书中通过路灯、港口、灯塔、堤坝等工程建设的案例，证明诸如此类的公共服务应该由政府提供。因为“公共服务的提供是重要的，但没有人感兴趣，因为这些服务的提供并不必然自然地获得适应的报酬。”“个人不具备任何手段去截留那些利益，而避免其流向他人，也难以收取费用补偿其创造者。”
维克塞尔在1896年出版的《财政理论考察兼论瑞典的税收制度》中指出，公共物品所给 4 予个人的边际正效用，应与个人纳税所损失的财富的边际负效用相等，这就是著名的“利益财税原则”。
历史上最早关注公共物品的政治哲学家和政治经济学家是A·R·林达尔。他在1919年《公平税收》中提出“公共物品”这一概念，并指出公共物品是国家对人民的一般给付，个人或集团通过赋税的形式购买公共物品，并由此建立了林达尔模型。
1949年，戴维·布坎南在《政府财政的纯理论：一个建议的途径》中指出，关于公共物品的提供，“在政府与个人之间一定存在着类似市场的联系”。这个“准市场”就是民主社会的投票决策机制，由此构成了布坎南解决公共物品供给的主要思路。“准市场”为公共物品私人提供模式的提出奠定了基础。
公共物品、私人物品
经济生活中许多过去由政府公共部门提供的物品，现在可以在政府的科学管制下由公私企业提供，如城市交通、供水、供电、通讯等基础设施产业。
影响公共物品形成的技术包括两项：一是排他性技术，即阻止搭便车行为的技术能力，如果有足够的成本低廉的排他性技术，就不会导致物品或服务的公共部门垄断。公路隧道借助非接触式电子收费设备实现了私有化运营。二是公共物品本身的生产技术水平，如现代复杂的自动灭火系统使一些消防工作变得更加“私人化”，新的演播技术使世界上的娱乐变得更为公共化。技术往往是影响公共物品与私人物品之间相互转化的重要因素。
公共物品的属性 “公共物品”（public goods）的严格科学的定义是由萨缪尔森于1954年在《公共支出的纯理论》一文中给出的。即，公共物品是这样一种物品，个人消费这种物品不会导致别人对该物品消费的减少。某种物品的社会消费总量等于每个消费者对该物品的消费量，不仅每个消费者对该物品的消费量相等，而且每个消费者的消费量与社会对该物品的总消费量相等。 斯蒂格里茨在《政府经济学》中写到：“要排斥任何人的使用是不合理的，一个人的消费不会减少其他人消费的数量，这就是说，多供给一个人物品的边际成本等于零。”布坎南《公共财政》一书中强调了公共物品的联合消费特性。
公共物品区别与私人物品的两个本质属性：消费的非对抗性（非竞争性）和消费的非排他性。
斯蒂格里茨在其后来的《经济学》中还发现有些公共物品在消费时会产生拥挤性。
公共物品的分类：纯公共物品、俱乐部物品（准公共物品）、公共资源性物品（公共池塘资源）。
纯公共物品：严格满足消费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两个条件。纯公共物品听提供方式是非市场的。如，国防、外交、法律等。
俱乐部物品：消费具有非竞争性和排他性。公共的范围是有限的，如收费公路、有线电视。第一，当俱乐部成员数目超过其容纳的固定规模后就会产生拥挤，从而破坏消费的非竞争性，所以限制俱乐部的“消费”数目是必要的。第二，由于俱乐部物品具有排他性，应采取收费这样的办法来限制消费者数目，以排斥非俱乐部成员享用该物品。拥挤性是准公共物品有别于纯公共物品听一个重要特征。
公共资源性物品：同时具备消费的竞争性和消费的非排他性特征的物品。如公共渔场、公共牧场、空气、河水、海洋资源、矿藏等。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在消费上具有竞争性，但却无法有效地做到排他。也就是说，无法通过收费的方式将拒绝付费者排除在消费者的行列之外，搭便车成为一种基本的现象。
5 从动态的角度来看，种类物品听属性是动态变化着的，它们之间的区别也是相对的。 从时间上看，在人类文明发展的进程中，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新技术、新方面、新工艺的不断推出和广泛应用，物品的属性也随之不断地变化着。比如，电视节目曾被认为是纯公共物品，但是随着科技的进步，有线电视网可以通过收费来实现排他的准公共物品。与之相反的是，互联网产生之前，信息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交换和享用，在网络时代，信息可以全球范围内共享。
从空间上看，随着人类组织化的程度的提供和组织结构模式的变迁，公共物品的属性同样发生了重要变化。
再次，产权的引入对公共物品属的影响。产权的界定会引起物品属性及类别的变化，如作为公共资源性物品的一条河流，产权的界定使其转化为具有排他性的物品。
最后，需求强度的变化对公共物品属性和分类的影响。供小于求的状况、拥挤的到来，排他也就产生，收费方式就有可能使公共物品向私人物品转化。
外部效应分析
资源配置职能是公共财政的三大职能之一，而政府公共财政之所以具有资源配置职能，主要是因为外部效应、垄断和信息不对称等导致的市场失灵现象的存在。
布坎南和斯塔布尔宾给“外部效应”下了这样一个定义：只要某一个人的效用函数（或某一厂商的生产函数）所包含的变量在另一个人（或厂商）的控制之下，即存在外部效应。消费的负外部效应（消费的负外部性），指消费者个体的消费行为给社会带来了损失。从外部效应的概念和分类看，外部效应会使收效或成本外部化，导致经济效率的损失。约瑟失·斯蒂格里茨说：“只要存在外部效应，资源配置就不是有效的。”外部效应是市场失灵的一种表现。
外部效应的成因主要存在两种争论：一种看法认为，外部效应的存在源于市场机制自身（经济人假设）。另一种看法认为，外部效应的存在源于产权的不明晰（公地悲剧）。
外部效应的纠治：1。征税或罚款；2。补贴；3。政府管制；4。法律道德措施；3。产权界定；6。组织设计。
公共物品的多元化供给机制：政府供给、市场供给和社会供给。
第三章 民主危机
各种具有共同利益偏好的社会群体都建立了自己的利益组织，并通过一定的渠道影响政府的政策运行。
民主政府的公共政策成为“千百种集团利益的混合物”。政策过程中政府和社会的互动和交换主要由有组织的利益集团来进行，这种互动的特质决定了政策过程的特点和政策的绩效。公共政策便成为各种利益集团竞争所造成的均衡物。利益集团影响下的政策均衡，一般地说是公正、合理的。
利益集团影响力的大小取决于多种因素，包括组织成员的多少、财富的多寡、组织能力的强弱、领导能力的高低、与决策者关系的远近，以及集团内部的凝聚力等。杜鲁门指出，在利益集团影响政府决策的政治体制中，政府的主要任务应该是建立利益集团竞争的规则，安排妥协与平衡利益，制定政策以规定妥协的方式，执行妥协的结果以解决集团间的冲突。
多元社会利益集团影响政府决策并塑造平衡格局。压力集团之间的冲突是改革和进步的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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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其本质是社会财富的再分配。福利国家是工人阶段争取政治经济权利的斗争成果。
第四章 科层官僚制组织的危机
科层制的特征：层级化、专业化、制度化
莱宾斯坦提出了X效率理论：
个人的行为具有惰性特征，通常在惰性区域工作，只要有可能，个人就会偷懒，这是由经济人的机会主义特征决定的。
个人的努力水平不是机械决定的常量，而一个随机决定的变量。
莱宾斯坦的X效率理论表明，企业组织成员的努力程度，企业组织降低成本、追求创新的可能性，与他们的运行环境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只有创造一定的压力，形成比较强的压力环境，才能推动员工最大限度地努力工作，推动企业最大限度地降低成本，寻求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