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的基本思想
法家思想的基本特征：明刑尚法，信赏必罚，尊主卑臣，毁弃仁恩。也讲“德”，赏罚分明中的“赏”就是他们眼中的“德”。（德刑）
法家思想有三个基本的主张：
其一，发展经济（农战—以农养战）；其二，明刑尚法；其三，君主专制。
其中发展经济是其基础和出发点，实行君主专制和建立中央集权制是其目标，而尚法明刑是发展经济和君主专制的法律保障，三个方面相互支撑，共同构筑的法家思想的有机组合。
经济上主张废井田，重农抑商、奖励耕战；
政治上主张废分封，设郡县，君主专制，仗势用术，以严刑峻法进行统治；
思想和教育方面，则主张禁断诸子百家学说，以法为教，以吏为师。
强调法律的作用：
一是“定分止争”，也就是明确物的所有权，不能再争夺了，否则就是违背法律，要受到制裁。
二是“兴功惧暴”，即鼓励人民立战功，通过“严刑峻法”使那些不法之徒感到恐惧。
法家从事变法活动和构筑思想文化体系的两个理论支点：
一是历史进步论的观点；二是性本利的观点 ——都来源于韩非子
历史进步论
不法古 不循今的历史观
法家反对保守的复古思想，主张锐意改革。他们认为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一切的法律和制度都要随历史的发展而发展，既不能复古倒退，也不能因循守旧。商鞅明确地提出了“不法古，不循今”的主张。韩非则更进一步发展了商鞅的主张，提出“时移而治不易者乱”，他把守旧的儒家讽刺为守株待兔的愚蠢之人。
韩非注意研究历史，认为历史是不断发展进步的。他认为如果当今之世还赞美“尧、舜、汤、武之道”“必为新圣笑矣”。
《韩非子·五蠹》：“是以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
性本利
源自韩非子的师傅荀子“人性恶”的观点
性本利——好利恶害的人性论
法家认为人都有“好利恶害”或者“就利避害”的本性。像管子就说过，商人日夜兼程，赶千里路也不觉得远，是因为利益在前边吸引他。打渔的人不怕危险，逆流而航行，百里之远也不在意，也是追求打渔的利益。有了这种相同的思想，所以才得出结论：“人生有好恶，故民可治也。”
韩非子提出了“人皆挟自为心”的人性学说，认为人性的基本点就在于一种人人为自己打算的自为之心，人的一切道德、情感、行为都决定于对自己是否有利。
如做车子的人希望别人富贵，做棺材的人希望人死的多，不是做车子的人善而做棺材的恶，而仅仅是利益的驱动。人不富贵不会买车，死的人多卖的棺材就多，君臣父子夫妻等一切关系都以利益为转移。 对于民众，他吸收了其老师荀子的“性本贪”理论，认为民众的本性是“恶劳而好逸”，要以法来约束民众，施刑于民，才可“禁奸于未萌”。因此他认为施刑法恰恰是爱民的表现。（《韩非子·心度》）。
容易让人忽视的是韩非是主张减轻人民的徭役和赋税的。他认为严重的徭役和赋税只会让臣下强大起来，不利于君王统治。
在韩非子看来，人与人之间除了利害关系就不会有别的关系，既然都是为了自己，就会设法去算计别人呢。 韩非从人的生理机能入手，从人的趋利避害本性出发，主张人是自为自利的，并以此为基础，建立起了重法制而轻视甚至否定礼义道德的伦理及政治思想体系。
主张用赏罚两柄来对待人，用严刑重罚，法术势并用来治国。
韩非子“以法为本”的法、术、势相结合的政治思想 韩非继承了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慎到的“势”，集法家之大成，构成了一个“以法为本”的法、术、势相结合的完整的政治思想体系。
韩非认为法是公布出来让百姓遵守的，而术则只是由君主秘密掌握，用以保证法的贯彻执行的，而势则是贯彻法和术的先决条件，韩非对法术势三者之间辩证关系的见解，是他对前期法家法治思想的发展，也是他法治理论的核心。为封建君主专制奠定了思想基础。
1、论法
法就是法令，成文法，是“编著于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公布于百姓者也。”是一国的君臣上下判断是非、指导行为的标准。
韩非认为要实现法治必须有几个原则：
其
一、公布成文法，使人人遵守，法要统一，避免人钻空子，作弊利私。 其
二、“法不阿贵” “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 “明公私之分，明法制，去私恩”，赏罚要得当、公正，以体现法治的公平性。
其
三、严刑峻法。他所谓法治，实为刑治。主张厚赏重罚，重刑的目的，在于使民有所畏惧。
2、论术
术就是君主驾驭臣民的权术，“术者，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故法莫如显，而术不欲现。” 韩非关于术的运用概括为三点。
其一，君主要把自己打扮的高深莫测，使臣僚对自己可望而不可及。
君主对谁都不要表露其真实情感，对谁都若即若离。也不要让人知道自己的好恶，以免被人钻了空子。君主还要喜怒无常，做到“其行赏也，暖乎如时雨，百姓利其泽；其行罚也，畏乎如雷霆，神圣不可解也。” 其二，君主要行无为之道，凡事藏而不露。
其三，君主要设法堵塞大臣和大臣、大臣和人民之间的通道，以维护自己的独尊地位，
3、
论势
势就是位，指国君的威势，即政权。
韩非重法，以法为核心，但徒法不足以自行，尚需君主有绝对权势。 君主如何保持其势呢？
其一，权势为人主独揽，绝对不能与臣下共权，为臣下所劫持。
其二，君主要利用一切手段象防止窃贼一样警惕大臣对于君权的窥窃。 其三，法、术、势三者必须结合起来，这是巩固君主专制的手段。
战国时期，韩非的法治思想是具有进步意义的。它起到了巩固新兴封建制度的作用，促进了秦政权的统一，但是韩非基于人性恶的理论，反对儒家的仁义爱惠，实际上是主张对人民进行残酷的镇压，这是法家不及儒家高明的地方。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由于实行极端的专制独裁，刑法严苛，甚至焚书坑儒，对农民实行繁重的赋役和残酷的剥削，结果引起了社会各阶层矛盾的激化，秦末暴发的农民大起义，推翻了秦王的暴政，汉以后，统治者多吸取秦亡的教训，采取仁义和刑罚并重的统治策略进行国家治理，或者实施儒表法里的统治。
韩非子的政治思想
历史进步论
性本利
君主专制中央集权
改革和法治
朴素辩证法
君主专制中央集权
对于君主，他主张“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韩非子·物权》。
“万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征诸侯者，以其威势也”（《韩非子·人主》）。为此，君主应该使用各种手段清除世袭的奴隶主贵族，“散其党”“夺其辅”（《韩非子·主道》）；同时，选拔一批经过实践锻炼的封建官吏来取代他们，“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韩非子·显学》）。 改革和法治
对于政治，韩非主张改革和实行法治，要求“废先王之教”（《韩非子·问田》），“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韩非子·五蠹》）。他强调制定了“法”，就要严格执行，任何人也不能例外，做到“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韩非子·有度》）。
“以法为教”，指用法律条文充当教育的内容。人们学习知识的内容只限于朝廷的法令，即秦律。人们看到的文字也只能是朝廷的法令，法令要求你作什么你就作什么，不能有丝毫违背。它是秦国施行愚民政策，加强思想控制，巩固中央集权的标志之一。
“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体现了赏罚的公平性、公正性，不应因人的地位不同而区别对待。也指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没有地位高低之分。
对于臣下，韩非子提出要去“五蠹”，防“八奸”。 ”。（《韩非子·八奸》《韩非子·五蠹》）
所谓五蠹（dù )，就是指：
1、学者（指儒家）；
2、言谈者（指纵横家）；
3、带剑者（指游侠）；
4、患御者（指依附贵族并且逃避兵役的人）；
5、商工之民。他认为这些人会扰乱法制，是无益于耕战的“邦之虫”，必须铲除。
所谓“八奸”，就是指：
1、“同床”，指君主妻妾，令君王难以抵挡迷惑；
2、“在旁”，指俳优（pái yōu）、侏儒等君主亲信侍从、近臣宦吏；
3、“父兄”，指君主的叔侄兄弟，会干扰君王的决策；
4、“养殃”，指有意讨好君主的人，会利用君王的喜好，搜刮民脂民膏讨好君王而达到自己的目的；
5、“民萌”，指私自散发公财取悦民众的臣下，蒙蔽视听，以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
6、“流行”，指搜寻说客辩士收买人心，制造舆论的臣下，其结果都是用虚假的言论来欺骗君王；
7、“威强”，指豢养亡命之徒，带剑门客炫耀自己威风的臣下；
8、“四方”，指用国库财力结交大国培养个人势力的臣下。
这些人都有良好的条件威胁国家安危，要像防贼一样防备他们。
朴素辩证法思想
韩非的朴素辩证法思想也比较突出，他首先用矛和盾的寓言故事，提出了矛盾学说，说明“不可陷之盾与无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的道理。
《韩非子》书中记载了大量脍炙人口的寓言故事，最著名的有“自相矛盾”、“守株待兔”、“讳疾忌医”、“滥竽充数”、“老马识途”等等。
这些生动的寓言故事，蕴含着深隽的哲理，凭着它们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完美结合，给人们以智慧的启迪，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
韩非的文章说理精密，文锋犀利，议论透辟，推证事理，切中要害。比如《亡征》一篇，分析国家可亡之道达47条之多，实属罕见。
法家思想的历史局限
法家思想和我们现在所提倡的民主形式的法治有根本的区别，最大的就是法家极力主张君主集权，而且是绝对的。
强调法律价值的绝对性，忽视德治
法自君出，实行“独断”
“强国弱民”
“刑用于将过”
强国弱民
法家认为，必须置民于贫穷困弱之中，然后利用赏罚的手段，民才有可能从令如流，克已之难，以赴耕战，只有人民努力耕战，国家才会强盛。
在法家看来，富国与富民，强国与强民是对立的，二者不可兼得，商鞅说：“民弱国强，国强民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韩非甚至认为，应当让人民经常处于饥寒而求食不能的状态，只有仰仗国家禄赏才能存活，才能保证人民顺从国家的法令。
在这个问题上，法家主张无限的扩大国家权利而缩小人民的利益，这是法家理论的一个危机。如果当人民贫弱到不能生存时，他们就不会再抑仪国家的食禄，而会起来夺食，届时任何赏罚都将失去作用，国家强盛将不复存在。这个简单的对立统一规律法家没有认识到。
“刑用于将过”
法家认为在人们将要犯罪而尚未构成犯罪时，就应处以刑罚。
从犯罪构成的角度来看，将要犯罪仅仅只有犯罪的思想，尚未实施犯罪行为，尚未产生危害社会的后果，就不应定罪处罚。因此，处罚“将过”实质上是按人们的思想定罪而不是按行为定罪。 法家将有犯罪思想的人和有犯罪行为的罪犯等同起来，给予同样的刑罚，这与现代意义上的法理是极不相符的。此外，法家这种“刑用于将过”的理论，还混淆了罪与非罪的界限，无疑是重刑主义的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