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以法治国”思想研究
摘要：春秋战国时期，秦国经商鞅变法二跃为战国七雄之首，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终于灭六国而实现了中国的统一大业，建立秦王朝，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国家。然而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个浩荡帝国仅存15年就土崩瓦解。是什么原因导致了秦朝的速亡？“法家亡秦论”“是一个非常主流的思想。刘邦的重臣、汉代思想家陆贾说：“秦二世尚刑而亡”。《汉书.艺文志.诸子略》曰：“法家一断于法，赏罚分明，此其所长也。但法家无教化，去仁爱，专任刑法而欲以致治，至于伤害至亲，伤恩薄厚。”这样一种思想，导致大众多对法家存在一种偏见和批评的态度，把法家与严刑酷法划上等号。而本文旨在用一种理性的眼光和标准探究和评判法家“依法治国”的思想，以求其当代价值。“仁者能仁于人，而不能使人仁；义者能爱于人，而不能使人爱；是以知仁义之不足以治天下也[1]。这是与儒家的仁爱教化思想截然不同的观点，法家认为人性重利，在价值哲学领域毫不避讳自己的功利主义动机，而强调“依法治国的功效性，务实功利，崇尚实用，一切从实际出发是法家推行“依法治国”背后所隐藏的价值追求和哲学基础。
正如高洪钧先生指出的：以现代民主的立场来观察，人们无疑会指责这些法治措施过于专制独裁。但是，如果考量历史的具体情境，我们就会发现这些措施有其必要乃至合理之处。对于当时的混乱局面来说，强化王权和加强中央集权是达到社会有序状态的有效措施之一。无数的历史经验表明，在任何古代社会，特别是在战乱时期，较为强大的王权、富有效能的政府集中管理和令行禁止的法治，对于维护社会秩序来说都是颇有成效的社会治理机制。在各国的激烈竞争和斗争中，秦朝经过商鞅变法而建立大一统的社会，注重法制建设，形成了律、令、制、诏、程、式、课、法律答问、廷行式等多种法律渊源，而这些法律涉及政治、军事、司法、农业、手工业、商业和家庭婚姻等各个方面，秦律中还有不少关于督促和惩治不依法办事的官吏的法律条文。开创了法制统一的大好局面。 关键词：法家 依法治国
一、法家概说
1994年出版的《诸子百家大辞典》对于法家的界定是：战国时主张以法治国的学派。法家的先驱可上溯到春秋战国时期的管子、子产，实践创始于战国前期的李悝、商鞅、申不害等。至战国末期韩非综合了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和慎到的“势”，集法家思想之大成，建立了较为完整的法治理论。在政治上，法家主张废分封、行郡县，建立统一的君主专制国家，加强君主集权，打击旧贵族势力，用厚赏重刑，使令行禁止；在经济、军事上，法家主张废除井田制，建立和巩固封建土地所有制，重农抑商，奖励耕战，实行富国强兵政策；在思想上，主张禁止儒家学说，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在历史观上，法家有着较为进步的历史观，认为人类社会是向前发展的，社会是不断进步的，总的趋势是“今胜于古”，任何措施都有它的时代性，统治者应根据当时社会的实践情况，不断地调整、改革一切制度、措施。法家人士大都厚今薄古，主张法后王，反对儒家的法先王。在认识论上，法家较为注重实际，主张以公用检验言行，反对虚妄、空洞之言[3]。
可以看出法家强调与时俱进、革故鼎新的社会历史论，在当时奴隶制社会与封建社会交替的时代是多大的创举和进步。而法家“务实、注重实际”的观念对当今社会建设都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二、法家产生的历史背景
法从礼中分离出来是法家产生的条件和基础。礼与法在春秋以前的夏、商、西周三代处于混一状态，在春秋战国时期才出现分离。西周礼治体系的实施方式有二：一是以刑护礼；一是教化扬礼。而在西周的礼治体系中，“刑”是维护“礼”的手段之一，当时并没有独立、相对稳定的刑罚体系和刑罚原则，“刑”是依附于“礼‘’而存在的。
而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社会发生剧烈变革：经济上，土地制度由井田制（公田制）向私田制转化，新兴地主阶级产生；政治上，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转变为自诸侯出，自大夫出，王霸迭兴，七雄并争。其它各种纷繁复杂的社会矛盾也不断涌现。面对这种情况，代表各个阶级、阶层的思想家纷纷立言著说，阐述自己的治国方略和政治主张，批判其它学派的思想观点，呈现出“百家争鸣”的局面。在这些众多的学术流派中，影响最大的是儒、法两家。儒家代表传统的旧贵族势力，主张“礼治”，是为“保守”；法家代表新兴的地主阶级，力倡“法治”，是为“革新”。春秋战国之际，双方进行了激烈的论争，法家要革新，提倡法治，就必须抨击保守的礼治思潮，儒家要复古，实行礼治，就要进行积极的反击，批驳法治主张，我们将这样的争论成为礼法之争。法家的产生和发展正是在礼法论争的背景下进行的[4]。
三、法家“依法治国”的治之道
恩格斯指出“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包括我们当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因此我们研究先秦法家”以法治国“思想，不能用当下的眼光、是就爱哦和”理论思维“去评判，而是要回到他们那个时代，去分析和发现他们思想的进步性，发掘他们理论思维的要素和精华，以便把这些精华部分转化为我们当代理论思维的形式和内容，从而在我们当代的社会实践中发扬光大。 1.法家所说的“法”是公平正直的
“以法废私”是法家“以法治国”的一个重要出发点，法家把“法”说成是公平正直的，他们认为法是为整个国家利益服务的。法家认为法代表国家利益，是天下之公利的“代言人”，它高于包括最高统治者在内的全体社会成员的个人利益。他们称个人利益为、；私“，国家整体利益为”公“，体现国家整体利益的“法”为“公法”。“公”高于“私”，因而“法”也高于“私”，而且两者势不两立。法家认为各种人都有各种私，私是乱的根源，任法即实行“以法治国”乃能严私，不任法即不实行“以法治国”便不能去私。“私道行则法度侵，法度行则私道废”。
且法家受道家的影响，认为“法出于道”或“因道全法”。管子认为法出于“道”，但法不是自己从“道中”派生，而必须借助人的主观努力，人首先发现、认识客观存在的“道”，然后依“道：制定法。管子总结出恒常、公平、无私是天地及其他自然物质或现象表现出来的“道”的特点，因此要求人君治国要以“道”为准则。而在韩非看来，因“道”而生的法或“因道全法”则不一定是良法，取决于立法者对“道”的选择和运用。 2.社会进化的历史论
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伏羲、神农教而不诛。黄帝、尧舜诛而不怒。及至文、武，各当时立法，因事而制礼。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兵甲器备，各便其用。臣故曰：“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5]。”（《商君书.更法》）
故圣人之为国也，观俗立法则治，察国事本则宜。不观时俗，不察国本，则其法立而民乱，事剧则功寡。（《商君书.算地》）
在商鞅看来，法和时代相宜才能实现治国的目的。
法家认为万事万物都在不断的变化中，社会当然也在不断地变化发展，这样的历史发展观贯穿于政治领域，就要求“法与时转，治与时宜“。在法家看来，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一切的法律和制度都要随历史的发展而发展，既不能复古倒退，也不能因循守旧。因为历史在发展，社会在变化，原有的法律制度、政策措施等虽然可能有合乎治理规律而值得继承的地方，却也往往会出现不适应新情况的地方，如果墨守成规，就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而取得治理的成功。因此，要使国家强盛，就得”变法“，审时度势，锐意改革。 3.好利恶害的人性论
法家认为，人的本性就是趋利避害、追求名利，只要有名有利可图，人们就要去追逐，其核心是好利恶害，并认为人之喜好与厌恶是赏罚的根本，君主可以利用人们好利恶害之心对其加以控制。在他们看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主要是一种利益关系，因而承认人们追求财富的合理性。英明的君主就要善于利用人们的这种趋利避害的本性，使其自觉地为国而耕战，从而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以今天的价值观来看，这种观念可能过于野蛮。韩非是荀子的学生，岁都承认人性自私好利，但在人性的改造方面，荀子主张道德教化加以改造，而韩非却不承认人性自律的可能，只相信外部的因素，即”他律“，通过法律来约束人们的行为规范。
市场机制这的许多企业的激励机制，确实也是利用了人好利的心理，法家是以国家主义为背景的政治家，对于一切社会问题的讨论，多含有政治的意味，为国家利益服务，在诸侯争霸的战乱时期利益可以激发斗志，但是在秦统一六国后，在相对缓和的社会环境中，百姓需要一种更加人性和平缓的政策来休养生息。而且以利为核心在统治集团内部运行，必然滋生腐败。承认人性自利是一方面，但治理国家的治民之道必须因时而宜。 4．务实功利的价值论
务实功利、崇尚实用，一切从实际出发是法家推行“以法治国”背后隐藏的价值追求和哲学基础。在春秋战国时期，面对诸侯征战的社会现实，要想不被其他诸侯国吞食并最终完成统一霸业，必须富国强兵。在务实功利的价值观的指导下，法家强调实行“依法治国”的目的是为了社会安定和国家强盛。
何勤华先生指出，法家关于法治的理论，在当时无疑是有进步意义的：第一，法家提出“以法治国“，是要以公开、公正（当然这种公正也仅仅代表了当时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客观的成文法制度来反对奴隶主贵族擅断的、任意的“人治”的方式；第二，法家在法治理论中，对法做出了具有一定科学成分的阐述。比如，他们认为，法律应该是公平的、正直的，因而可以作为衡量人们行为的准则；第三，法家在强调法治时，已经提出了法治的法必须是顺应时势、顺应自然的法；第四，在法家的法治理论中，“刑无等级”，“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等内容占有重要的位置；第五法家的法治理论，是中和当时各个诸侯国变法的实践结合在一起，法家的各位代表人物，不仅创设和鼓吹法治的理论，而且还亲自予以实践，因此他们的理论具有丰富的实践性及应用价值，而中国的统
一、秦王朝的建立，在当时都是具有进步意义的事情[4]。
四、法家思想的现实意义
法家强调用实际效用来衡量人们的言行而摈弃一切空谈。由于务实功利、注重现实，法家清楚地看到，强力主宰着整个社会，所以主张“以法治国”，富国强兵，并把是否有利于农战的功效作为法律赏罚的依据。在诸侯争霸的战国时代，每个诸侯国的当务之急是如何使自己的国家富裕强大，避免被吞并，法家争对春秋战国的时代特征提出了“以法治国”、富国强兵的治国目标，实现这一目标需要着眼现实，而这一目标的实现又促使他们更加注重现实，法家务实功利的价值观有它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其实，当代的世界也是一种“新战国时代”，世界各国都力求富强，在当代世界“发展是硬道理”，“落后就要挨打”，强权政治、霸权主义时有抬头，因此，法家务实功利的价值观，以及法家实行“以法治国”的目的是富国强兵这一重要思想，作为法律的价值追求和治国的基本观念，对于我们当下进行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我们所处的时代与先秦法家所处的时代迥然有异，但当今国际关系较之战国时诸侯国之间的关系则极为相似：国与国之间存在着实力竞争，各国都在为富强而奋斗，一国的国际地位最终仍取决于自身的实力。一个民族要想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国际事物的处理中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首要的就是具有比别国更强的综合实力。中国更是这样，要想在纷繁复杂的国际关系中占据主动地位，要想顺利完成国家的统一大业，加快发展、不断增强综合国力是最根本的途径。我们所面临的国际形势是：经济全球化趋势加强，科技革命迅猛发展，产业结构调整步伐加快，国际竞争更加激烈。发达国家在经济技术上占优势的压力，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压力将长期存在。因此，我们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努力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经济实力是基础，军事实力是保障，名族凝聚力是思想保证和精神动力，而知识和科技创新则是关键。这就决定了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必须以推动和保障国家经济、国防和民族凝聚力的不断增强，促进知识和科技的不断创新，促进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推进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和社会的全面进步作为自己的根本任务[6]。
五、综述
法家“以法治国”的思想在春秋战国的时代背景下，经商鞅变法走向统一的道路，建立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国家，实现秦国的富国强兵，是不可磨灭的创举。但在秦统一六国之后，社会环境又发生了变化，统治者却没有根据实际情况对治国之道进行调整，以适应相对缓和的社会环境，只是社会矛盾更加激烈，最终暴政之下秦速亡。目前，研究秦朝速亡原因的学者及相关成果都非常多，但基本上都沿用汉代思想家的基本路线：秦朝推崇并奉行法家的“依法治国”的思想是导致秦朝速亡的根本原因或重要原因。今人对于秦朝的专制统治和严刑酷法的认同是无可厚非的，但秦朝暴政是否就等于法家之过，亦或是“依法治国“治国？
但法家务实功利的价值观，与时俱进的社会进化历史论，注重实际，革故鼎新的政治思想仍有现实意义。
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环境下，急需健全的法治体系，国家和公民都在呼吁“以法治国”；而另一方面，国家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物质建设和精神建设都是不可或缺的，“以法治国”和“仁爱教化”也是同时需要的，“外儒内法”也是中国古代的统治者长期沿用的治国方针。就如“文治武功”一说，我们并不是要追究“文治”好，还是“武治”好，而是相互借鉴，寻求怎样才能国富民强。“人性恶”的争论也是，对于政治家来说，关键的问题是如何来控制和利用人们的自利之心，而不在于否定人性自利的说法，因为我们每个人的潜意识里都存在自利倾向。无论是儒家还是法家，实践证明，在中国的传统文化熏陶了五千多年的中华民族来说，“德法并行“才是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的。我们对法家“以法治国”的思想研究，不在于从众的去批判它，更理性的思路是去深度挖掘和研究“法治”对当今社会的现实意义，对于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态度，对法家思想亦是。
参考文献：
[1] 蒋礼鸿：《商君书锥指》，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13页.[2] 《法苑精萃》编辑委员会编：《中国法史学精萃（2001—2003年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272—273页.[3] 《诸子百家大辞典》，华龄出版社1994年版，第276-278页.[4] 何勤华：《中国法学史》第一卷，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107页.[5] 高亨：《商君书注译》，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0—13页.[6] 时显群：《法家“以法治国”思想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35—13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