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俄经济改革比较
中国经济改革20多年，俄罗斯改革十几年。坦诚地说，比较双方的经济改革成就，俄罗斯相去甚远。人们对中国改革可以有不同感受，但是有一点应当肯定：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已经取得了推动经济发展的长足进步。2000年，中国的GDP相当于1989年的293%。相比之下，同一时期，俄罗斯只达到57·3%，捷克为94·7%，乌克兰为44·3%，波兰为117·8%。
谈到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在过去20多年的成就，我们必须承认，无论社会的实际经济表现还是经济发展模式的生存能力，中国都遥遥领先于俄罗斯。我们认为，中国市场转轨的理论模式，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有选择地，并以俄罗斯自己的方式，用于俄罗斯的任何领域。
中国取得的进步得益于他们精心制定的经济改革理论。这一理论拒绝货币主义不计后果地转向自由市场的做法，代之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独特观点。其实，这是一个从中央计划和高度集中的经济转向自由市场的理论，它“对传统计划经济作了不同的解释，同时又为传统自由市场经济理论增添了新的内容”。
中国的改革经验不同于俄罗斯，他们善于运用国外的实用知识，从理论上深刻分析自身经济改革中存在的普遍问题。改革的第一阶段是试点，通过分析和总结试点结果，做出符合实际的正确决策。在一段时间内，各种措施是统一的，因此，改革者一旦遇到挫折(中国改革确实存在着不多的失败)，就能放弃和重新开始。1979—1981年采取的是控制政策。当时，中国强调为改革打基础——在各种产业中，尤其在农业中，培育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独立的市场中介；在投资中，增加政府预算外资金；提高多数居民的生活水平，以便鼓励需求，激起继续改革的兴趣。
回到俄罗斯。我们看到，1992年初放开物价，接着向公众大量发行产权证，对大宗国有企业实行私有化。其中一些企业仍然垄断着全国的商品和服务，石油、
电力、交通和通讯首当其冲，其次还包括一些消费品。从而引起恶性通货膨胀。政府无法进行预算分配，拖欠企业债务。社会差别加大，经济犯罪上升，虚假行业大批浮现。人们惟一的目的是捞钱，将其转移到海外。结果，生活水平自改革前期起，直线下降，沉重地打击了人民对改革者和以后漫长改革的信任。
我们认为，中俄两国都在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但是两者是不同的。中国把转轨设想成一个漫长的过程，一直延续到2050年。而俄罗斯则采取完全不计后果的“休克疗法”，以为一两年内就会有投资流入国内，俄罗斯将迅速重新赢得改革前的经济地位，追上实行自由市场经济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它选择了激进的改革政策，只用了一年就实现了价格自由化和公共财产私有化，在其经济中建立了非公有部门。由于奉行货币主义的自由市场转轨模式，俄罗斯不仅没有达到稳定的经济增长，反而陷入了L型的生产下降。这是价格自由化和公共财产私有化的“休克疗法”的必然后果。
改革十年后的今天，俄罗斯仍然处在转向自由市场经济的开始阶段。为了看清俄罗斯需要走多远才能达到自由市场的目标，我们来比较一下俄中两国在经济改革的一些关键领域的情况。
一、所有制改革
中国彻底修正了社会主义在法律上只能有一种所有制，或只能有国家和集体两种公有制的理论。按照中国所有制改革理论，各种形式的所有制可以共存于社会主义社会，其中公有制发挥着主导作用。另外，“所有制”与“所有制的实现形式”有所不同。根据这一理论，国营企业的改革引入了法人管理原则，建立了公司制。
在中国，逐步发展多种经济形式和消费市场的竞争是改革的关键。改革的第一阶段引入了农村家庭承包制，从而建立了农村储蓄资源，并导致了城市非公经济的增长。接着，80年代中期奠定了多元经济的基础，建立了资本货物市场与相关的不动产市场和保险市场。这些市场最终于80年代末形成，它们以中国经
济中的非公部门为基础，而不是以私有化和产权证交易为基础。在90年代，中国按照国家行使所有权的原则开始了国有企业的公司化。作为一般原则，国家掌握了新成立的股份公司的控股权。公司化以多年以来推行的经济法为根据，受到了政府主管部门的严格监管。
俄罗斯根据直接私有化的纲领用各种形式的私有制取代了公有制。直接私有化的主要缺陷是，私有垄断取代了原来的国家垄断，而垄断者又常常来自国外。同时，大多数人民群众没有行使他们的所有权，只能从私有资本中拿到最低收入，零散地获得工资和薪水。人民分得产权证(或私有化支票)后无权控制企业和管理财产，可以理解的是，只有经理(和公司官员)才能行使这些权利。事实上，俄罗斯政府避开了不同形式的所有制可以相互竞争的多元经济，选择了另一条道路，即瓜分公共资产，用不同形式的私有制取代公有制，同时又为不受改革影响的产业保留了垄断权，尤其是出口产业。换言之，俄罗斯的改革仅限于公有企业的私有化，用半私有制取代公有制，而中国则是发展各种形式的非公所有制，通过改变公有制运作的原则来修正公有制的性质。在时间长度方面，中国的经验完全不同于俄罗斯，它要求创造多元经济，采取新方法行使公有制权利，推动不同所有制的企业相互竞争，国家只做调节者。
二、农村改革
中国农村改革实现了经济关系的正常化，它以土地联合所有制和家庭承包为基础引进了商品经营，区分了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使农户可以充分自主地经营农业。该项改革没有使农民成为土地所有者，但是使他们成了土地产品的所有者，这就给了他们以额外的动机经营土地。由此形成了拥有土地和使用土地之间的差别。
我们认为，在所有可行的选择中，这种方法可以用于俄罗斯。在这种情况下，土地可以交给农民使用多年，但不是卖给他们，成为他们的财产。中国经验中更特殊的是家庭承包，这一点俄罗斯很难接受，因为俄罗斯人均占有的自由可耕地
以及农机远比中国要多。俄罗斯农业没有得到充分开发，不是因为土地私有制没有得到法律的肯定，而是由于缺乏充分的储蓄资金，银行贷款利率过高，工业品和农业机械价格太贵，以及本地官僚主义者的无能。
中国的理由是，由于农民集体占有土地，土地租金也就应当归集体，而农民个人则拥有选择经营方式的自由。因此，中国农村改革摆脱了农业的命令计划，建立了合同采购体制，结束了国家规定农产品价格的特权。政府建立了能够监控农产品市场的框架，通过备用和保险金体制维持粮食棉花等农产品的收购价格，调节批零价格。
在农村地区建立乡镇企业是一项重要的改革措施。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这些企业的发展提高了消费品和农业相关产品产量，同时又为农村剩余劳力提供了工作。乡镇企业还刺激了中国小城镇的发展，对农村居民不加限制地拥进城市起到了很大的约束作用，而这些城市正在被人口过剩、环境污染、住房交通短缺和通讯条件不善所困扰。中国选择发展农村刺激了城市化进程，与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模式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在中国的一些地区，家庭承包制作为农村改革的组成部分，产生了农村地区部门专业化的明显趋势。这一趋势又推动了农业综合企业渐进地整合一切要素，尤其是生产、加工、销售。整合反过来推动了耕作效率的普遍提高，在一些地方还提高了市场化的程度。
中国农村改革的经验对俄罗斯很有价值。中国农村改革的经验表明，保持多元所有制形式和不触动集体土地所有制是改革的主要原则。各种类型的农场，无论国有农场还是家庭农场，都可以在新型自由市场的环境中找到某种社会经济的“小环境”。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在农村地区发展非农企业，非农企业促进了各地农业综合企业的整合，为农村居民提供了大量消费品，为大中型的制造企业提供了自然资源、原料和零部件，为农村剩余劳力提供了工作，为城镇和居民区带来
新的气息，推动了制造业、饮食业、服务业和其他企业的发展。这些企业又将他们的产品和服务返还农村地区。
三、企业管理体制改革
中国的基本做法是使企业成为拥有自己银行账户的法律实体，从而能够逐渐地进入竞争市场。企业管理体制的改革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当时便允许企业以自己的方式支配自己的利润。仅几年功夫，到80年代初，全国便开始实施“利改税”的试验。许多企业建立了承包制。80年代中后期和90年代，中国开始发展新的企业管理体制，从公有制和政府主管部门管理企业，逐步转变为企业所有权与管理权相分离，如同私人生产者与市场参与者的关系。
在实践中，改革企业管理体制的各种措施促成了这样一种转变，即从主管部门和企业管理层负有全责的体制，转向股份企业的内部控制。这些股份企业由公司和体现各企业之间横向联系的行业来管理。下一步的改革，一方面是政企分开，即部长、部委和地方当局是一摊，企业是另一摊；另一方面，创造更为灵活的管理机制，活跃国有企业，使它们拥有一切管理权，以便加入市场竞争。
今天，中国运用了各种形式的市场化企业管理方法，如合并、联合、出租、股份化、出售、破产程序等，因此，资本可以从经营不善的企业流向赢利企业。许多国有企业已开始从单个企业管理转向公司化的股份管理体制，从物流管理转向资金管理，从单一投资者管理转向投资者集团管理。优化企业管理的研究在中国是一个难点，公有部门企业的效率目前仍比其他所有制企业要低。
俄罗斯几乎不关注这一问题。在前苏联，有效率的企业管理体制从来没有形成过。它的经济受国家和集体两种所有制形式的统治，集体所有制实际上是国家所有制的变体，尽管法律上不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控制着一切，生产者对绩效和最终后果不负任何责任。现在，俄罗斯正在推行的政策是加强和发展政府企业，把国有企业和所谓私人企业转变为国家控制的拥有垄断权的公司。金融业集团正在组建，大投资者被召募来开发所谓的私人企业，外国合作者被排挤出
合资企业，保护主义正在抬头。中国的经验是，国有资产管理的目的只在于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与此相反，俄罗斯没有设定这样的目标，因此，大多数企业仍然效率低下。
2003年5月，中国国务院设立了一个新机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它作为国有资金投资者对资金管理和改革企业具有不可分割的权威。另外，国资委的一部分权力来自与国有资金管理相关的财政部，另一部分权力来自劳动与社会保障部。总之，新成立的国资委的责任不仅是改革国有企业，而且是对它管辖下的国有企业的资产负有保值增值的责任。
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经验表明，国家最关心的既不是企业的私有化，也不是再次宣布全面干预企业管理，而是逐渐地抛弃政府部门在中央计划体制下管理企业的生产分配以及商品流通的命令方式，采用指导性的管理，运用商品市场中的经济杠杆来推动企业的需求，通过分配国家投资和选择贷款来实现金融的流动管理。逐步推进企业管理体制改革的后果是，中国的国有企业在政府主要使用经济杠杆的监管下，正在渐渐成为在竞争性自由市场中能够独立运作的生产者。
四、市场体制改革
现在人们已经认识到生产要素是商品，正如资本货物是商品一样。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不承认一切生产要素都是商品，尤其不承认资本、劳动和信息是商品，认为这些东西不能有价格。俄罗斯仍然受这些错误概念的影响，今天这些要素已变成了低工薪、任意的银行贴现率和基本免费的信息。但是，由于生产要素是类似于资本和消费品的商品，当自由市场出现时，它们也就有了价值。价格体制的改革是形成市场环境的重要工具。市场环境是由资本市场、信息市场和劳动市场构成的。换言之，中国不仅承认资本货物和消费品市场的存在，而且也承认资本、劳动、技术、技能、信息等生产要素市场的存在。
在改革的第一阶段，中国政府放弃了农业生产的指令性计划，大规模地削减了制造业中的政府计划，从1979年的70%削减到今天的4·6%。这个过程是在改
革政府严格控制的价格体制的背景下展开的。中国价格改革导致了三种价格：(1)政府规定的指令性价格；(2)指导性价格，可以在政府为调节市场供求所核定的价格的5%到20%的范围内浮动；(3)由市场形成的市场价格。随着改革的发展，自由市场关系的出现和多元经济的建立，三种价格的比重一直在渐进地朝着增大指导价和市场价份额、缩小指令价份额的方向变化。90年代末，95%以上的制造业价格都是由生产者根据市场情况自己决定的，同一时期，零售业中的指令价份额已从1979年的95%下降到今天的7·2%。在80年代和90年代，主要商品和原料的指令性价格以及政府对它们的价格控制，有助于控制成本膨胀，使之免于失控。当然，成本膨胀不断地伴随改革而出现，因为计划经济时期，许多产业由政府来补贴，计划使它们效率低下。但是在中国，政府以三种价格为基础的反膨胀政策约束了膨胀，使之大大低于东欧各国，更不用说低于俄罗斯和独联体各国了。
俄罗斯的改革与中国的价格改革和反膨胀政策是直接对立的。在俄罗斯，市场环境是通过纯粹货币主义的方式建立起来的，所有商品和服务的价格都放开了，使其符合它们的成本和需求，但是许多产业仍然保留了垄断。这种做法在1992年的价格自由化中导致了商品、原料、设备和消费品的价格爆炸，呈现出1500倍到2500倍的增长。价格上涨引发了通胀失控。一方面，不断高涨的产品价格和生产成本导致了价格上升及成本膨胀，另一方面，通胀环境使利润上升，生产成本加大和税金贬值。
中国转向自由市场和价格放开的经验表明，建立自由市场的价格机制是第一位的。中国已经完成了商品价格的改革，而生产要素的现时价格，中国与俄罗斯一样，由于用户垄断和政府规制不力，与市场价格还有差距。中国走向自由市场时，价格改革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在高需求领域放开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同时保持一般价格水平的稳定，协调商品服务的中央定价，取消资本货物和物质资源的价格“双轨制”，建立劳动、信息、保障及其他生产要素的市场。实际上，中国先实行了“三轨”定价体制，然后再逐渐转向合理的生产要素的自由市场价。
五、宏观调控体制的改革
金融体制改革是改革宏观经济调控体制的关键一步。1980年，中国开始“把税收同管理层的支付及分配责任分开”。1994年，中国建立了新的税收体制，把国家税与地方税结合起来。80年代和90年代，在国家中央银行之下建立了宏观经济调控体制，中国人民银行奉命行使中央银行的职能，负责监督指导国家、地方和商业银行的运作。同时，合资银行、信用社和外资银行也在全国各地开办起来。这一金融体制刺激了投资，使政府预算分配在经济发展项目中的份额逐渐地下降到1997年的2·8%，2001年又反弹到6·7%，同时继续推动作为主要投资来源的企业自有资金在资本资产项目上的份额达到了2001年的69·6%。当中国的改革势头越来越大时，投资的增长份额主要来自企业和地方预算，这与80年代初的情况完全不同。当时，中央政府预算资金是投资的主要来源。1983年创立的建设税在资本投资结构中起着重要作用。这一税种的试验被用于电力交通企业、教育科学卫生机构，并被优先用于环境保护项目。另一项重要措施是把所得税降到生产设备再投资形成的利润的40%以下，同时缩短折旧期，刺激企业引进新的生产线。到90年代中期，这些措施显著地减弱了企业在资本积累和设施现代化方面对政府预算资金的依赖，因此，政府可以把更多的资金用于服务业上。各种税收是预算收入的主要来源，它们在预算收入中占97%，其中最重要的部分是工商税(在征税中占2/3以上)。
俄罗斯于1992年放开价格，从商品、原料、石油、农产品和消费品的补贴价格转向国际价格后，其财政体制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但是这些问题，由于更高的通胀率而一次次变得更加严重。总的来说是一个高税收的问题，如薪给税、增值税、消费税和许多小税种，征收量已远远超过市场经济所能接受的税负上限。在市场经济中，税收不超过30%。过度征税的代价是俄罗斯的资本从生产领域流向金融贸易领域。银行发放了利息非常高的贷款(90年代初，农民每年的贷款利息超过100%)，而且只有短期贷款，这些贷款只能被具有很高需求的烟、酒、糖
等商品贸易公司吸纳，他们不在乎支付高昂消费税。接着，通胀和价格飞涨，断绝了国内市场对俄罗斯产品的需求，严重打击了国内生产及以此为主要来源的财政预算。岁入短缺引起了科学、教育、卫生、基本建设投资和设备更新等方面的公共开支的不足。这就导致了一系列的匮乏，并迫使银行求助于证券市场。在1998年的金融危机中，俄罗斯政府拒绝履行支付短期国债和联邦国债的义务，结果导致俄罗斯一半以上的商业银行破产，并造成卢布在通货市场中贬值。现在，长期银行贷款只占俄罗斯银行总贷款量的5%，因为中央银行的贴现率高达20%—25%，商业银行不愿为生产企业提供利率每年低于10%—15%的贷款。
中国改革宏观经济调控体制的经验表明，国家在自由市场中仍起主导作用。国家摆脱了对自由市场参与者商业活动的日常行政控制，但是，这一目标是在20多年的时间里分阶段逐步达到的。国家没有放松对关键产业的控制，它不仅通过政府预算的财政政策控制这些产业，还通过立法机构设定的法律和行政部门制定的法规控制这些产业。这些措施使国家能够建立和促进不同所有制形式的企业，并鼓励它们之间的竞争。
六、社会改革
70年代末，中国改革开始时，国家逐渐放弃了收入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原则，允许企业在完成利润指标后对工人和科室人员发放奖金，允许农民以市场价格出售自己的产品和服务。一些地区和产业可以在国家许可下首先致富，以便加速经济增长和“达到共同富裕”。在下一个阶段即90年代，收入分配理论得到了修正：生产与初始分配应遵照效率优先的原则，这就意味着更多地强调市场型的收入分配原则。在再分配中，税收政策、法定最低工资和生存保障线以及社会保障政策的实施起到了以社会公正原则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
中国起初没有怎么关注社会问题，1989年后中国政府开始高度重视就业、社会保障和医疗服务等问题。为了调整政策，中国经常举行民意测验和各社会阶层生活水平的调查。90年代的生活水平开始明显地向沿海省份靠拢。虽然如此，
社会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没有解决，仍然是国家政策考虑的重点。中国现在面临着两大社会问题的挑战，这两个问题是在多年改革中积累下来的，国有企业尤为严重。一是企业职工下岗，他们将在其他所有制企业就业或得到下岗津贴，二是来自农村的大量流动人口，他们受改革驱动而离开村庄，进入更有前景的中国东部和东南部城市寻找工作。
在俄罗斯与在中国一样，改革正在冲击生活水平。企业私有化和经济结构的变动导致了失业，扩大了社会差别，造成了大多数居民生活水平的显著下降。据不同的估计，人口中10%的最富裕者的收入是10%最贫困者收入的14倍。改革的社会后果已成为俄罗斯面临的最严重问题。俄罗斯的人口数量下降了，一般生活期望下降了，尤其是男人。
俄罗斯从中国经验中获得的主要教训是，生活水平应当随改革的深入而提高，否则居民就会公开地或暗中反对经济改革。为了避免这一点，国家应在科研组织、工会、妇女、青年及其他社会机构和组织的帮助下，提高科学工业领域就业人口的生活水平，以他们为基础进行调查和监控，预测整个社会和个别地区的社会状况。
七、外贸改革
中国认为，在外贸和相关活动领域坚持开放政策是经济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政策有助于加快发展国家的生产力。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中国努力引进和使用数量越来越多的外国先进的技术设备和管理方式，依靠国内和国外两种资源，通过系统的经济合作，积极参与世界市场的竞争。
早在80年代，中国就在国际商业活动中取得了显著的成功。中国在有利于国家的条件下普遍开展的外贸活动，为国家经济提供了商品和自然资源。当时在这一领域起主要作用的是四个经济特区、14个港口城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边境贸易区、一大批开放城市和地域。1988年建立了海南特区。上海还建立浦东开发区。此外，中国还有无数合资企业享有优惠的税收政策，可以从政府预算中
获得重要经济项目的资助。例如，广东省2001年吸收了120亿美元的投资用于项目开发，上海获得了43亿美元。1979年到2001年，中国共吸引外国投资超过5680亿美元。仅2002年，中国就吸引外国直接投资527亿美元。改革以来，外贸扩大了近30倍，从1978年的206亿美元上升到2002年的6208亿美元。
在俄罗斯，改革时期的外贸几乎没有进展。俄罗斯还处在改革起点，与世界经济体系一体化相差甚远。与80年代相比，俄罗斯出口产品主要是自然资源(石油和石油产品占出口量的55%以上)，进口产品几乎都是消费品。俄罗斯引入的外国投资微不足道，平均每年约在20亿和30亿美元之间，远远落在中国后面。外国投资者首选贸易，其次是开矿。至于综合的自由经济区、自由贸易区和经济技术开发区，在俄罗斯还没有建立起来。外国的直接投资受到高税收和敌视投资的环境遏制。俄罗斯还缺乏实行开放政策所必需的基础设施，包括出口信贷、信息服务和营销渠道。
俄罗斯可以从中国开放经验中获益。我们认为，俄罗斯仍有机会建立两三个自由经济区，如加里宁格勒(Kaliningrad)、纳霍德卡市(Nakhodka)和新罗西斯克港口(Novoroiisk)。这些地方相对发达，具有与中国自由经济区相同的商业气息。俄罗斯还应认清，制定合适的税收政策有助于合资企业出口产品。这些企业可以通过外国合作者在世界市场上获得现代技术和新的商业合同。以上措施可以使外贸为俄罗斯经济服务，而不是让外贸依附于经济发达国家的利益。
俄罗斯学习中国经验，主要一条是全面地系统地掌握经济体制改革的方法，避免“休克疗法”的痛苦，在国家全面的监督下从中央计划经济逐渐地转向自由市场经济。改革的一切措施都以不同的方式构成了中国整个现行体制的要素。在20多年的时间里，它们有效地使中国转向自由市场。其中许多措施肯定可以用于俄罗斯的改革，但是所有这些措施都应在国家的监督之下，使之可以根据需要来进行选择。为了充分运用中国今天的改革经验，俄罗斯必须退回去，对“休克疗法”后的经济进行“微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