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菊与刀》有感
《菊与刀》是美国人类学家露丝·本尼迪克特所作，最初她是奉美国政府之命，为分析、研究日本社会和日本民族性所做的调查分析报告，旨在指导美国如何管制战败后的日本。作者采用两个象征性的事物：恬淡静美的“菊”（作为日本皇室家徽），凶狠决绝的“刀”（作为武士道文化的象征）来作为日本的代表。在我读这本书时，也同样感受到，日本的国民性就是菊之优雅与刀之杀气的矛盾的结合体。
对于《菊与刀》的矛盾性书中也写到，日本人既生性好斗又温和谦让；既穷兵黩武又崇尚美；既骄傲自大又彬彬有礼；既顽固不化又能屈能伸；既驯服而又不愿受人摆布；既忠贞而又心存叛逆；既勇敢又怯懦；既保守而又敢于接受新的生活方式。而我在阅读这本书时，并结合到所学知识，对其中日本国民性特点有几点想谈谈自己的看法，归纳来看就是对道义的捍卫，耻感文化与隐忍，对身份地位的坚守。
对道义的捍卫
道义，简单说就是责任。可以有对外界社会的道义,包括对君主的责任，对家庭婚姻的责任。也有对于自己而言的道义，在日本文化中则表现为对个人名誉的看重。
笔者这里准备以一个日本民间有名的故事---《四十七浪人物语》来说明对主公的道义以及对个人名誉的道义的捍卫。“两位地方大名有一次覲见将军。其中一位大名浅野不通世故，又没有家臣大石指点，所以没有给予吉良候重礼，因此吉良侯故意描述了一套错误的礼服给浅野，让他穿上去覲见仪式。覲见那天，浅野依吉良的指示穿上错误的衣服出现。当他意识到自己受愚弄并感到侮辱时，他拔刀而起，刺向吉良。出于荣誉，也出于对名声的道义的捍卫，他必须向吉良报仇，但由于在将军面前出剑有违“忠”，所以他必须要切腹自尽。在他死后，因为浅野于忠有违，触怒了将军，没有亲人愿意继承浅野的大名之位，他的家臣成为了没有主公的浪人。本来根据道义，浅野的家臣必须切腹以履行对其主公的道义，但家臣大石认为必须要杀了吉良方可报仇，但由于吉良与幕府的关系密切，所以无法取得官方批准进行复仇。大石必须等待时机，并与其余四十六位家臣合计杀死吉良。十二月十四日的雪夜，吉良府举办酒宴，所有人喝得酩酊大醉。四十七位浅野家臣迁入府中，直奔吉良卧室，但吉良不在，他们知道吉良必在府中。最后找出了吉良，并砍下他的脑袋。虽然他们尽了忠，但违反了不得复仇的国法，幕府下令众人必须切腹。最后众人亲手了结自己的生命。”这个故事在日本极负盛名，家喻户晓，其中所道出的就是对主公的道义和名声上的道义。
具体来说，浅野拔刀刺杀吉良是基于名声上的道义，当受侮辱时就必须报仇来捍卫，以履行对自己名声上的道义的负责；浅野在将军面前未经批准拔刀则违背了对主公的道义，所以他必须切腹，以示履行对主公的道义；而四十七位浪人杀吉良在于吉良侮辱了他们的主公，根据对主公的道义，他们有必要为主公报仇；四十七位浪人无视禁令，刺杀吉良。违背了国法，也违背了对将军的忠，所以他们必须自行了结生命以履行道义。由此可见，要真正履行各方的道义是十分复杂的，甚至是相冲突的，因此，在《菊与刀》中，作者就专门分析了日本人对于履行道义处于两难时的选择，而大多数日本人选择了自杀---这一维持道义的最终手段。
对于家庭婚姻的道义，日本人也同样十分看重。日本离婚率处于亚洲最低，并不是说日本人的婚姻生活始终都是和谐的，只是他们认为履行这种责任，捍卫这种道义是最重要，即使出现婚姻危机，大多数日本人也选择隐忍，这与日本另一民族特性---耻感文化相关。
耻感文化与隐忍
日本的耻感文化强调外界的约束，而羞耻也仅限于对于他人批评的反应。换句话说，只要罪恶不暴露，就不必苦恼。这与西方的罪感文化（由内心而发的忏悔、赎罪从而希望获得解脱）形成强烈对比。在日本人看来，“知耻”成为道德之本，因此，日本人时刻隐忍，尤其是公共场合，考虑到别人的感受，通常会不好意思表达自己。而这种耻感文化与羞耻感常常将日本人束缚在道德律令中，俨然成为了他们日常生活中的准则。那么，婚姻危机即使会出现，也会羞于离婚造成的耻辱也是可以理解的了。
对身份地位的坚守（各守其分、各得其所）
日本人有一种对秩序、等级制的信赖，即“各守其分、各得其所”，犹如美国人对自由平等的信仰一样。
“各守其分、各得其所”的概念源自日本国内根深蒂固的等级制度、阶级观念。对于等级制度，日本人相当的尊重且遵守规定。日常生活中，日本人打招呼会视对方的阶级不同而不同，对武士有一套打招呼的方式；对父母有一套；对兄长有一套。而这些不同的打招呼方式从小便培养和教育，例如母亲背幼儿时，会强行把幼儿的头压下。平日打招呼时，也会自然而然压下儿女的头。这种要求遵守等级制度的行为从小便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日本人。从家庭内部来看，父亲拥有最大的权威力。日本人会认为自己将权力交予父亲，而父亲也有一种极力维护家族荣誉的责任。因此，日本社会便形成了一种以“家”制度为基础的“纵式”社会结构。日本社会纵向的上下级关系都建立在严格的等级身份制度之上。而等级制度下最高的人便是天皇。因此，自日本有天皇传统以来，日本人都极度的崇拜天皇，并将对天皇的崇拜与忠孝思想结合。即使后来天皇只是成为了政治木偶，任人摆布，日本民众依然保持对于天皇的崇拜。对于这点，究其原因，在于日本对等级的恪守并非仅仅依存权力的存无，而是基于在等级制度中，角色本身的定义。
最后，我想说一下这本书本身存在争议的的问题，鉴于作者露丝·本尼迪克特本人并未到过日本，许多学者认为其中观点缺乏亲身经历与实地研究，不能反映真实的日本。而在笔者看来研究某一民族民族性问题，真的去亲身经历，融入其中的话，反而会造成当局者迷的局面，受到当地文化的冲突反而使学者在做研究时，产生抗拒，从而融入主观情感。受文化冲击以及主观情感掺杂的研究成果也必定无法保证其客观性的。
因此，总的来看，《菊与刀》对于研究日本国民性，甚至研究整个东方的民族特性都是很有借鉴意义的。它也仍是文化人类学者研究日本的经典性著作。另一方面，作为与日本一衣带水的邻邦，中国更有必要借此书来审视比较自己的民族性问题，对比找到其借鉴意义，让此书的价值真正为自己所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