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末，网络青年胡戈的恶搞片《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在网络上名噪一时。此后，涌现出《春运帝国》、《闪闪的红星》等大批以颠覆性、讽刺性、无厘头、反传统为特征的网络恶搞。网络恶搞日益作为一种媒介景观进入文化研究的视野。
网络恶搞：反精英话语的游击战术
如今，网络世界的话语权已经不是几个精英阶层的意见领袖可以
随意左右的。在这里，分散的草根具有覆盖面广、数量大的优势，正好形成一支支隐匿于电脑屏幕后的游击军，其闪电战术恰好成为攻击的艺术。在这个匿名而相对民主的场合，草根阶层的隐匿性和灵活性使得其无需公开暴露自己的身份。由于草根在人力、财力上的弱势，于是，他们以一种几乎零成本的方式权且利用着精英花血本打造的文本。胡戈不会同样耗时3年、斥资3.4亿元人民币打造另一个《无极》来表达对陈凯歌的嘲讽，他只会巧妙地在现成的陈版《无极》上，拼贴和戏仿出另一个胡式《无极》，而符号的重组则产生了另类的搞笑。
由此可见，网络恶搞对经典的解构和戏仿，实际上是在暗处声东击西地对精英话语发起抵制和嘲讽。网络恶搞俨然成为一种草根的符号游击战，以此在不断骚扰和颠覆精英话语的快感中取得暂时的胜利。而网络恶搞本身的娱乐性质，将为其赚取足够的眼球和获得来自广大草根阶层的拥戴和认可，从而促使话语权从精英手里发生暂时性位移。
精英的战略反攻：遏制和收编
网络恶搞作为草根的一种狂欢行为，其狂欢的阵地——网络，终归掌管在精英阶层手中。因此，这种狂欢多少带上了些许乌托邦色彩。可以说，网络恶搞是对精英阶层宽容度的一种考验。暂时的狂欢不过是统治者、精英阶层刻意留给草根的一个宣泄口，一旦这种狂欢演绎成异化的宣泄，触犯到主流的道德和政治底线，颠覆到主流价值观，这种娱乐和快感将立刻遭到剥夺。处于强势的精英阶层，可以依靠集团作战优势发起强大有力的战略反攻，从而整肃当下的混乱局面。
英国伯明翰学派认为：亚文化的抵抗风格产生以后，将引起支配文化和利益集团不懈的遏制和收编(incorporation)。通常采取两种主要途径将这种文化抵制整合和收编进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秩序中去：第一种,商品的方式。把亚文化符号(服饰、音乐等)转化成大量生产的物品；第二种，意识形态的方法。支配集团，即警察、媒介、司法系统等对异常行为贴“标签”并重新界定。如果把网络恶搞看作是一种网络亚文化的话，来自上层的宰制和收编是精英阶层发起的战略反攻，也是其“软硬兼施”的惯用手法。
宰制，即通过利用其手中强大的话语霸权或暴力机构进行自上而下的控制。其手法通常如伯明翰学派所说的，利用警察、媒介、司法系统等支配集团，对异常行为贴上道德和法律的“标签”。
如果说道德矮化和立法强制表明精英的强硬立场，那么，对网络恶搞的适时收编则表现出笼络人心的温柔一面。这种“招安”策略尤其针对那些尚未涉足政治文化意识形态雷区的一般的网络恶搞，而有时候温柔的就是致命的。
博弈的真相和本质
网络恶搞以戏仿和拼贴的方式偷袭精英文本，这是草根抵制精英的一种游击战术，在声东击西的冒犯和偷袭中，草根获得了暂时的狂欢，而这只是草根妄想逃脱现行社会控制、向往自由的一种表层心理需求。没有不想做精英的草根，更没有自愿处于弱势地位的群体。当社会正常渠道无法到达权利阶梯的上层时，草根内心便有一种强烈的不公和抵制情绪。于是，犹如长期得不到关爱的孩子以暴力、叛逆的行为来引起家人关注一样，草根利用哗众取宠、标新立异的方式创造出另类的效果，打破常规地为自己赢得来自主流、上层的关注。这仿佛为草根开启了一部通往金字塔尖的电梯。胡戈便是从草根走向“准精英”的典范。可见，获得精英阶层的认同，并成功脱离弱势群体，应该是网络恶搞更深层次的行为动机。而一旦这种算计得逞，恶搞与否已不再重要，那永远是属于草根的战术，准精英将走向战略反攻的阵营。因此，对于精英阶层的收编，草根阶层非但不排斥，甚至是欢迎的。而草根身上的这种妥协、软弱、善变等特性，使得网络恶搞的革命性注定是不彻底的。
当精英阶层采取宰制和收编策略时，网络恶搞将失去体制内的合法性，而难于守住网络这片貌似民主的阵地。尤其，当商业利益介入后，网络恶搞将瞬间成为其利益的俘虏。
当网络恶搞失去了最初的批判力和独特个性，而沦为文化工业流水线上的消费品时，网络恶搞只是披上了搞笑外衣的苍白符号，其内在的抵制也不可避免地成为一种装饰和幌子。而审查通过后的狂欢，也不过是一种草根和精英道貌岸然的合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