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最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人民长期以来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清朝政府郁积着的愤怒和仇恨的大爆发。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一步一步地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资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加深和封建压迫的加重，使中华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日趋激化，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因而不断高涨。中国人民为了国家的独立、民主、富强，用了整整一个世纪的时间，进行前仆后继，英勇不屈的斗争。在革命斗争中，一个阶段接着一个阶段，每个阶段又充满着胜利和失败，前进和暂时的后退。近代中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发展是一个完整的过程，前一阶段是后一阶段的准备，后一阶段是前一阶段的继续和发展。一切为中国独立、民主、富强而奋斗牺牲的烈士都永垂不朽，一切为中国革命作出过贡献的人都受到人民的崇敬和怀念。
近代中国革命的历史丰富多彩，可歌可泣。在辛亥革命以前，中国农民阶级为了反抗清朝封建专制的残酷统治和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这些斗争的高峰，是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和义和团运动。19世纪80—90年代，中国年轻的资产阶级，在深重的民族危机面前，不得不仓促地走上历史舞台，勇敢地领导了救亡运动——发动了戊戌维新运动。但这些斗争都没有避免失败的结局。中国历史的发展充分说明，在资本—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强大压迫下，旧式的中国农民战争和资产阶级改良运动，都不能挽救中国的民族危机。只有通过革命，打碎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人民的枷锁，才能取得民族的独立，也只有冲垮封建主义的桎梏，才能开拓社会发展的道路。民主革命，唯有民主革命，才是中国摆脱帝国主义奴役、封建主义专制和国家贫穷落后，使中华民族走向独立、民主和富强的必由之路。
中国的民主革命分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两个阶段。辛亥革命是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反帝反封建斗争的继续和发展，但它又不同于此前中国历史上任何一次革命，它是在中国出现了新的社会经济——资本主义经济和新的社会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因此，资产阶级成为当时社会的主导力量。民族资产阶级下层领导的辛亥革命不仅提出用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去替代旧的生产方式，而且还要用一种新的社会制度——民主共和制度去代替封建专制主义制度，所以它具有更新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的重大意义。
毛泽东说过：“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规地说起来，是从孙中山开始的。”孙中山开始革命是以他在19世纪90年代建立兴中会作为标志的。兴中会的建立是中国正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开端，从1894年兴中会成立到1913年“二次革命”结束，辛亥革命失败，这场革命运动历经了近20年，大致可分为两大时期和6个阶段。
两大时期为：
1912年前兴中会和同盟会发动和领导革命时期；
1912年后组建中央政府和国民党发动“二次革命”时期。
6个阶段为：
从1894年11月，孙中山在檀香山建立兴中会起至1900年11月兴中会领导的惠州起义失败，此为辛亥革命的最初酝酿阶段；
从1901年义和团运动失败到1905年8月中国同盟会成立前，是辛亥革命运动的兴起阶段；
从1905年8月中国同盟会成立至1911年10月武昌首义前夕是辛亥革命运动的发展阶段；
从1911年10月武昌首义至11月下旬革命风暴席卷全国，各省区宣布起义或独立，为辛亥革命运动的高涨阶段；
从1911年11月下旬，光复的各省都督代表在汉口举行会议筹组临时政府至1912年4月1日南京临时政府解散之前，为辛亥革命运动的胜利阶段；
从1912年4月1日南京临时政府解散至1913年9月“二次革命”失败，是辛亥革命运动由胜利到失败的阶段。
从整个革命运动的进程看，斗争是异常复杂和曲折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有过胜利的亢奋和喜悦，更有失败的悲愤和痛苦。胜利和失败都来得很迅速，说明当时中国革命与反革命，进步与反动，爱国与卖国两种势力、两条道路、两种前途的斗争极其尖锐和激烈。但是，由于资产阶级的不成熟，革命派的力量十分软弱，不能在极端复杂和困难的环境下战胜敌人，在推翻封建帝制之后未能把政权巩固起来。革命的果实被大地主大买办资产阶级的代表袁世凯篡夺，革命以失败告终。然而，辛亥革命推翻了腐朽的清王朝，结束了中国的封建君主制度，建立了共和国，这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划时代的伟大事件。作为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辛亥革命虽然最后失败了，但它的历史功绩是永存的。
二
辛亥革命运动是由资产阶级的政党——中国同盟会组织和发动的。
1905年8月20日，孙中山、黄兴等人在日本东京联合了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和科学补习所在日本的部分成员和其他爱国革命者，组成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选举孙中山为同盟会总理，黄兴为执行部庶务。同盟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政治纲领。并继承了兴中会武装反清斗争的正确路线。
孙中山1894年冬在檀香山组织的兴中会，是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小团体。兴中会成立后，在国内外进行发展组织、宣传革命思想、批判保皇派和发动武装起义等多方面的活动，开创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新局面。进入20世纪后，孙中山倡导的革命事业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拥护者，他所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活跃于政治舞台，给黑暗、停滞的中国社会带来勃勃生机。随着民主革命思想的广泛传播和介绍西方政治学说的书刊大量涌现，华兴会、光复会、科学补习所等革命团体相继在国内建立和开展革命活动。这些组织的成员虽然大多数只是崇信资产阶级民主共和的知识分子，但他们同会党、新军、华侨建立了联系，在工人、农民、小手工业者和其他受压迫的阶级、阶层中都有一定联系和影响。革命派所进行的广泛的宣传和组织工作，不仅扩大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社会基础，而且也培养了一批有才能、有胆识、有坚强革命意志的领袖人物和骨干分子。这就为统一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的创立，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和干部方面准备了条件。
中国同盟会的成立标志着革命力量的进一步集结和整个革命形势的进一步成熟，表明资产阶级革命派以新的面貌和新的姿态走上历史舞台，担负领导革命的重大历史使命，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同盟会作为新型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它以西方资产阶级政党为楷模，建立了一整套党的组织系统：中央设本部，在各省和海外各地设支部和分会。本部的总理通过民主公举，四年更选一次；本部下设执行、评议、司法三部，实行三权分立的原则。所有这些，都赋予同盟会以新型政党的特色。虽然，同盟会在组织上也难免存在着松散的状况，但它无疑是一个统一的全国性资产阶级革命政党。
同盟会形成了以孙中山为领袖的领导核心，在总理之下，黄兴任执行部庶务总干事，协助孙中山主持本部工作，实际上起着副总理的作用；汪兆铭(精卫)为评议长，宋教仁为检事长，邓家彦为判事长，胡汉民、廖仲恺、朱执信等为各部主要职员；张继、章太炎、陶成章等先后主持《民报》，秋瑾、蔡元培等为各省区主盟人。在华侨中，也涌现了象陈楚楠、张永福、邓泽如等代表人物，主持各地分会和筹款工作。在这众多的领导成员中，孙中山比起其他人站得更高、看得更远，他总是站在时代的前面，“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永不后退；他最先走上革命征途，率先建立革命团体；他最早提出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国的纲领，并且最早领导和组织武装夺权的革命实践。因此，孙中山是当之无愧的革命先行者，辛亥革命运动的领袖，他成为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面光辉旗帜。
同盟会成立以后，革命派面临着两方面的严重挑战：立宪派与清朝统治阶级的严重挑战。前者是阶级内部右翼势力的挑战，后者是敌对阶级反动势力的挑战。对于立宪派，革命派采取公开争论，辨别是非，争取多数，孤立少数的做法；对于反动派，则采取针锋相对的武力批判，以革命手段打垮清政府的统治势力。
资产阶级立宪派，对于清政府虚伪立宪存在极大幻想，对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采取敌视态度。立宪派的政治代表康有为、梁启超等顽固坚持保皇立场，攻击同盟会纲领，反对民主革命。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要想推动革命向前发展，必须肃清立宪派散布的思想影响。1905年底，在孙中山领导下，革命派与立宪派展开了一场思想大论战。论战的主要战场在日本，论战的主要阵地是革命派的《民报》与立宪派的《新民丛报》。在新加坡、香港、檀香山、旧金山、加拿大等地也笔战不绝。革命派的《中兴日报》、《中国报》、《民生日报》、《大同报》，立宪派的《南洋总汇报》、《商报》、《岭海报》、《新中国报》、《文兴报》等20多种报刊，全部投入论战。这场论战规模之大，延续时间之长，涉及问题之广，实为中国近代史上所仅见。经过两年的思想大论战，1907年8月《新民丛报》被迫宣布停刊，立宪派在论战中失败，革命派维护了同盟会的民主革命纲领，分清了革命与改良的界限，大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政治上、思想上与改良路线决裂，公开站到革命派一边，大大地扩充了革命队伍，加速了革命形势的发展。减如后来孙中山所回忆：同盟会成立后，不期年而加盟者已逾万人，支部亦先后成立于各省，从此革命风潮一日千丈。
同盟会的成立使清政府十分惊恐，对于革命党人在国内的一切活动都以残暴的手段疯狂镇压。孙中山对于清政府针锋相对，采取武装斗争的对策，发动了一系列反清武装起义。
早在同盟会成立前，革命派就策划和领导了多次武装起义，如兴中会在1895年策动的广州起义，1900年发动的惠州起义，华兴会1904年策动的长沙起义，得到科学补习所和光复会积极配合响应。这几次武装起义虽然很快就因清朝地方当局镇压而失败了，但它表明资产阶级革命派以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的决心，反映了当时革命者的认识和大无畏精神。同盟会成立后，武装斗争连绵不断，有1906年的萍、浏、醴起义；1907年的潮州黄冈起义、惠州七女湖起义、广东防城起义、广西镇南关起义；1908年的广东钦州起义、云南河口起义；1910年的广州新军起义；1911年的广州黄花岗起义。此外还有同盟会员在四川发动的多次起义，光复会员
1907年发动的浙皖之役，岳王会员1908年发动的安庆新军之役等。其中同盟会领导下的历次起义，前后延续5年之久，达10余次之多，波及湖南、江西、湖北、广东、广西、云南、四川、浙江等省份。有的起义，拥众数万，略地数州县。参加武装起义的有会党、新军、华侨，也有工人、农民、小手工业者参加，在全国范围内形成持续不断的革命形势。同盟会领导的武装起义又与全国各族人民群众的自发斗争相互激荡，相互影响，造成清廷顾此失彼的危局。
同盟会领导的武装起义，虽因缺乏坚固的群众基础和可靠的根据地，一个又一个地被清朝军队所击破，但它点燃的武装斗争火把，却成为燎原大火，从根本上动摇了清王朝的反动统治，起着教育、动员、组织群众的作用，在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干部队伍上为全国性的革命运动的爆发作了充分的准备，为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的胜利和革命政权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三
1911年10月10日，革命党人发动了举世闻名的武昌起义。
武昌起义，象阴沉天空中的一声巨雷，震动了中国大地。11日凌晨，革命军占领武昌全城。接着，汉阳、汉口相继光复。武昌起义取得了胜利，并建立了第一个革命政权——湖北军政府。这一胜利，敲响了清朝统治的丧钟，进一步激发了全国各族人民的革命热情，革命在全国范围迅猛发展。
武昌起义得到全国的响应。在短短的一个多月内，全国已有湖北、湖南、陕西、山西、江西、云南、贵州、江苏、浙江、广西、安徽、福建、广东、上海、四川等15个省市宣布独立，脱离清王朝。12月2日，江苏重镇南京被苏、浙革命联军攻克，并逐渐代替处在清军炮火威胁下的武昌，成为新的革命重心。会党起义和各省各族人民反抗压迫的群众自发斗争，也此伏彼起，接连不断，席卷全国，迅速形成了一个全国性的革命高潮。与此同时，立宪党人也因三次请愿召开国会斗争失败而对清廷失望，相对附和或投身各地的独立运动。清王朝的统治在迅速崩溃。
随着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革命党人为了统一全国的革命领导，巩固和发展已经取得的胜利成果，从11月下旬起便开始酝酿筹组中央革命政府。但由于革命形势迅猛发展，各省纷起独立，同盟会无法控制整个局势，立宪派乘机把持各级地方政权，给革命党人组建政权工作带来诸多困难。12月25日，革命领袖孙中山从海外回到上海，受到热烈的欢迎。孙中山回国，提高了革命人民的斗争勇气，增强了革命派建立全国统一革命政权的信心。孙中山针对立宪派、旧官僚和投机政客操纵、控制中央政府的企图，在筹建中央革命政权过程中，明确提出“组织政府问题当然由党而决”的正确主张，打破了组建临时政府的僵局。12月29日，17省都督府代表会在南京举行临时大总统选举，孙中山以16票的绝对多数正式当选为中华民国 第一任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并着手组织中央临时政府。
南京临时政府的建立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为了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秩序进行前仆后继英勇斗争的结果，是兴中会成立以来革命党人为推翻清朝封建君主专制的胜利成果。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宣告了中国第一个全国性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诞生和在中国延续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的结束。南京临时政府的各部总长，虽为革命派、立宪派、旧官僚分任，但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取得临时大总统，陆军、外交、教育三部的职位，各部次长也全部由革命党人充任，在临时政府中居于领导地位，掌握了实权。孙中山在任上主持制订和颁布了包括《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在内的一系列有利于社会发展的政策法令和革新措施。在政治方面，要求全国各民族团结、国家统一，反对民族压迫和国家分裂，努力扫除封建官场的腐朽恶习；在经济方面，提倡振兴实业，确定发展民族经济的政策，制订发展实业、协调和统筹各地进行经济建设的具体方法，着重解决各族人民的生计问题，在教育方面，改革了清朝的教育制度，制定了新的教育方针，努力培养新的人才。这一切都集中反映了中华民族资产阶级的意愿和利益，也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发展。
然而，在南京临时政府中，旧官僚军阀黎元洪占据了副总统的高位，立宪派控制了内务、实业、交通、司法等重要部门，拥有相当大的实力。在临时参议院中，议员多数是立宪派分子，他们利用资产阶级的民主形式，牵制革命派。临时政府颁布的许多政策法令，并没有能从根本上触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础：对内不敢公开镇压反革命和宣布“平均地权”，对外承认清政府同帝国主义国家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答应负责偿还外债和全部赔款等。所以，辛亥革命运动并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因而也没有确定起民主共和的资本主义制度，没能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民主、统一和富强。尽管如此，南京临时政府毕竟是辛亥革命运动的辉煌战绩。它的成立成为迫使清帝于2月12日宣布退位和帝制终结的决定性因素，也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运动所能取得的最大胜利。
历史已经证明，如果没有辛亥革命运动推翻帝制的胜利，就不会有民国初年中国社会民主运动和民主主义思潮汹涌澎湃的发展；如果没有经过辛亥革命运动这样一次改朝换代的历史巨变，就不会有民国初年社会风气的好转、全国人民政治热情的提高和关心国家大事的迫切愿望；如果没有人民群众在精神上和思想上获得相当大的解放，也就不会有辛亥革命运动以后新文化运动和“五四”反帝反封建爱国运动的发生。所以，辛亥革命运动的胜利为中国人民争取实现人民民主、民族独立和国家统
一、繁荣富强开辟了前进的道路，它是近代中国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人们曾兴高彩烈，以为中国将会走向独立、统
一、民主和富强，中华民族将会在国际社会得到应有的地位，人民将享受光明和美好的生活。许多革命党人都相信：只要扫除阻碍中国进步的、卖国的、拒绝一切改革开放的清朝政府，建立一个新的、开明的、进步的政府，革新中国的伟大目标便得以完成；民主政治的实施、实业的发达、国家的富强，便指日可待。
可是，历史的发展出乎人们的意外。南京临时政府刚成立，革命刚开始取得胜利，革命派内部便呈现分崩离析的混乱状态。有的公开高唱“革命军兴，革命党消”，大骂南京临时政府“一党专制”；有的公开脱离同盟会，与立宪派、旧官僚相勾结，拥护袁世凯专制统治；有的诬诋孙中山“贪恋禄位”，逼迫孙中山让出政权，有的追求高官厚禄，向孙中山要权要位，目的不达，便私组宗派团体与同盟会对抗，完全跌入立宪派的泥坑；有的革命意志衰退，认为清帝退位便大功告成，退归林泉，不问政事。革命处在紧急关头。但是，革命派的阶级局限使他们过于软弱，他们没有能力和勇气去解决这些问题。
尽管，孙中山对帝国主义存在幻想，对袁世凯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本质认识不清，并且未能充分发动和组织广大劳动人民，因而缺乏足够的力量，对革命的发展进程感到难以把握。然而，他毕竟是坚定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在当时革命形势鼓舞下，他曾要求革命党人继续把革命推向前进，反对向袁世凯妥协。可是，因为多数革命党人都被意外迅速获致的胜利冲昏了头脑，他们为了尽快享尝到手的果实，在政治上都有妥协倾向，希望尽快结束革命。帝国主义又从外部施加压力，逼迫孙中山将南京临时政府政权交给袁世凯。由于中外反动势力的压迫和革命派内部妥协倾向的增长，孙中山不得不于1912年2月13日辞职，并于4月1日正式解除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职务，辛亥革命的果实被封建军阀官僚袁世凯所篡夺，辛亥革命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转向尾声。
袁世凯取得了政权，但他不可能马上控制全中国，也不可能立即就在全国迅速恢复被革命派打乱了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秩序，实行全面的复辟。资产阶级革命党人还保留着
七、八个省的地盘和十几万军队。辛亥革命的三大成果——责任内阁、国会、《临时约法》至少还在形式上保存着，资产阶级民主共和的声音和革命的回响还在四处震荡。所有这些都严重地妨碍着袁世凯进一步集权、独裁专制。因此，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维护民主共和与独裁专制的斗争，是辛亥革命的继续，也是资产阶级革命力量与封建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反革命势力的真正较量，是一次不可避免的较量。
1913年7月12日，李烈钧在江西湖口起兵讨伐袁世凯发动的“二次革命”，是作为辛亥革命终结的最后一役。在这场大战中，人民群众的自发斗争与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讨袁斗争相结合，在全国范围内形成具有相当规模的反抗斗争。可是，由于国民党的涣散和政见不一，致使“二次革命”缺乏团结统一的政党领导。“二次革命”一旦爆发，革命势力仓促上阵，讨袁军既没有统一部署，又局限在单纯讨袁，这不仅造成步调不一，各自为战，也失去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结果，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讨袁军很快就被各个击破。9月12日，四川讨袁军放弃重庆，持续两个月的“二次革命”最后失败。
“二次革命”失败标志着袁世凯专制统治的实现。革命党所掌握的武装被击散，他们所控制的地盘全部沦丧，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领袖人物亡命海外，作为辛亥革命成果的责任内阁遭到践踏，国会被解散，《临时约法》被废除，辛亥革命运动以实际的失败而告结束。
辛亥革命运动的失败，说明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不能领导人民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任务。可是，辛亥革命的先烈们为推翻帝制、争取民主共和而建立的业绩彪炳史册，民主共和的思想从此深入人心，这次革命对中国社会和人民政治生活的巨大影响，是无论如何也消除不了的。对辛亥革命运动的历史功绩，应该给予很高的评价，革命先烈们的爱国革命、振兴中华的精神，应该为世世代代的中国人民所学习和继承。辛亥革命运动永远值得我们纪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