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价问题
我国物价水平持续是上升，显示出严重的通货膨胀的端倪。主要为：1.食品价格上涨。随着我国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肉蛋禽消费以及饲料需求增加，粮食需求不断增加。2.生产资料价格上涨。随着国家淘汰落后产能、推进节能减排等工作的推进，以及资源价格改革的逐步进行，企业成本会不断增加。有色金属、铁矿石。3.劳动成本上涨压力增大。工资偏低已经导致一些地区出现“民工荒”，工资上涨的压力开始显现。因此，一旦加工工业生产能力得到压缩，工资增加，上游产品价格上涨就会顺畅传导到下游产品，带了物价全面上涨。
4、其他公共服务类调整性涨价。物价上涨的原因：
1、供小于求得矛盾。我国物价上涨尤其以食品为主要代表，供小于求，拉动价格上涨。
2、流通中的货币量过多。政府、企业、居民所持有的大量存款，正在通过证券、房地产投资等方式进入各类市场，流动性过剩已经从银行体系想整个金融体系扩散。
3、国家政策影响。自从加入世贸，中国与世界经济的联系日益紧密，尽管政府已通过财政手段尽力控制物价，但来自世界粮食、石油等普遍上涨带来的传导效应难以避免的。
4、其他原因。市民消费观念等。对策：对政府来说：①必须建立和健全市场监管制度，大力整顿市场的秩序，严惩垄断。②要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紧缩性货币政策，例如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提高存款利率和贷款利率③大力扶持农业发展，增加农产物的收成④打击恶意炒作，稳定社会风气⑤稳定人民币汇率，采取财政手段稳定物价⑥增加社会公共福利，以解决国内消费需求不足和贸易顺差过大的问题⑦保持股市平稳发展，发挥股市吸纳过剩流动性大大作用⑧抑制房产业的快速发展，降低房价⑨分配好蛋糕，抑制过高收入，帮扶低收入，缩小贫富差距。对市场参与者：①诚信经营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②遵纪守法，遵守市场规律和市场道德③公平竞争，不垄断行业④通过提高科技实力和管理能力，提高企业的竞争力。物价问题，就业问题，交通问题，医疗问题，房价问题，高校扩招问题，国企改革问题，农民增收问题，农业产业化问题，个税起征点问题
二、农业产业化问题及对策
我国农业产业化经营，经过几年的发展呈现出良好的势头，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和不良倾向，影响着农业产业化的健康发展，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1.农业产业化简单化、形式化，目前，有的地方政府认为建几个龙头企业、发展一批生产基地就是搞产业化了，只徒具产业化的形式，没有产业化的内涵。2.“跟风”效仿，盲目培植主导产业。结果一个县有七八个甚至上十个主导产业，造成特色不明显、商品优势不突出。
3.重资金投入，轻人才、科技投入。龙头企业之间缺乏兼并、重组、参股等现代意义上的合并，造成龙头企业发育不足，辐射面窄，本质上仍是家庭式经营，难以承担连接生产与市场的重任。4.贪大求洋，盲目追求上规模、上档次。示范基地与周围农户现实能力相差甚远，难以带动周围群众。5.不按经济规律办事，用行政手段推动产业化。有些地方产前大都 采取行政手段强制性派任务、压指标，而产中、产后却很少有人间津，忽视了技术服务和市场开发。针对上述问题，要使农业产业化向新的水平发展，作为地方政府，必须扎扎实实地抓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提高认识，转变对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扶持方式
首先，要深刻把握农业产业化的实质：农业产业化是现代市场农业自我积累、自我调节、自我发展的一种基本经营方式，是多元参与者自愿结成的经济利益共同体。从发达国家及我国农业产业化发展成功的典型看，农业产业化在实践中具体地表现为：生产、收购、加工、销售各环节的利益紧紧联系在一起，形成一个经济利益共同体。其次，转变对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扶持方式。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和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已对各国支持农业的方式提出了新
的要求。从长远考虑，政府对农业，尤其对农业产业化发展的支持，应加大在农业科技 教育、信息服务、环境保护和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力度，进一步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降低农业生产成本，从而增加农业综合经济效益。
（二）采取切实措施，抓好三个基本环节
一是要选准主导产品和主导产业。选择开发项目时，要搞好市场调查，进行可行性研究，切忌盲目“跟风”。必须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制定发展战略及方案，切忌盲目趋同，重复建设。 二是要大力扶持龙头企业，不断提高其素质。一方面各级政府在金融、税率等方面给予龙头企业的发展营造一个良好的经营环境；另一方面，要对这些农业企业进行筛选，对要扶持的龙头企业也要坚持技术水平高起点，组织制度要创新，实行现代企业制度，强化内部管理，使企业逐步发展成为管理水平先进、技术力量雄厚的现代化企业。三是抓好商品生产基地的建设，商品生产基地的建设是在选准农产品开发项目基础上加大各方面的投入，包括资金、技术、物资、人才等，改善农业生产的基础设施，开展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
（三）以利益为纽带实现经营一体化，加强风险管理
在发展农业产业化中，不论采取何种形式或模式，一定要正确处理好龙头企业和农户的利益关系，通过合同契约方式，规范约束各方的经济行为，形成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经济共同体，实现各利益主体的和谐共处，保证一体化经营的稳定发展。
（四）深化农村改革，理顺农村产权关系
一是实行家庭经营企业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要使农户经营由传统的小生产转变为社会化大生产，就必须按照企业经营管理手段，对家庭经营实行企业化管理。二是实行集体经济人格化。确立村级经济组织的法人地位，关键是把村集体政治、行政和经济三种职能相分离，各司其职，以免相互替代，村集体经济组织必须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要求合法经营。三是实行土地经营市场化。在建立市场经济、农业市场化的过程中，实现土地产权明晰化、经营市场化，无论是解决人地矛盾，还是实行土 地适度规模经营，根本的是把土地这一重要农业资本纳入市场运行轨道，在更高层次上促进农村生产力的发展。
（五）加强信息网络建设，先喜市场销售、管理体系
当前推动农业产业化的发展，首先，要加强信息网络建设，政府应成为及时向农民传导信息的中心，让农民了解市场需求和行情，引导农户有目的地调整农业生产结构。其次，要建设完善农产品的市场销售体系，抓好营销队伍的建设及设施的建设。再次，要健全农产品交易规则并确保能够得到执行，使市场有序，并推广“合同产业”、“订单产业”，使农产品流通纳入活而有序的良性轨道，使农业产业化的发展由过去那种带着产量找需求转变为以市场需求定加工，以加工需求定生产。为搞好上述改革，清除农业产业化发展中农村体制等方面的障碍，还必须加强对农村基层干部的培训教育，以提高农村干部的素质及依法行政和进行农业生产经营管理的水平
三、国企改革问题
根据国资委公布的数据，目前国有企业改革的成就主要包括五个方面：一是国有大企业改制工作取得明显进展，二是放开搞活国有中小企业成效显著，三是困难企业关闭破产退出市场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四是主辅分离、辅业改制和分离企业办社会职能等工作正在积极推进，五是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的效果开始显现。对于存在的问题，国资委也作了相应概括：一是一些国有企业改制程序不规范，二是管理层收购（MBO）不规范，三是国有产权进场交易不规范，四是对改制后的企业跟踪指导监督不够。与所取得的成就相比，这些问题看起来并不严重，国资监管机构只需要严加监管、规范运作就可以解决了。本文认为，国企改制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远非如此，治标不治本，很有可能导致一些更深层次的问题直接威胁到国民经济整体的健康、安全发展，这一点在国内外都是有前车之鉴的，这也是笔者多年来一直
困惑和不断思考的问题：
关于国企改革的成就，特别是三年脱困目标的实现问题。勿容置疑，三十多年来国企改革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但同时一些不和谐现象的存在，又让人对有些具体指标感到不解。一方面，不少国有企业在改革，在剥离，在上市，在盈利，继而ST，＊ST，再继而退市甚至破产；另一方面，许多企业债务缠身，依法破产和政策性破产项目经常发生，特别是一些老工业基地，资源枯竭，职工下岗，群体上访事件不断。实际上，许多大型国有企业由于长期在计划经济的束缚下，积累、遗留了大量历史问题和潜亏挂帐，2004年国资委成立以后抓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对所辖中央企业全面进行清产核资，经过整整一个年度的时间，中央企业共计清查确认各项损失总额3521.2亿元，基本与三年脱困工作最后一年全国重点大中型企业实现的利润相当。
关于增强国企市场竞争力的问题。目前，在我们中央企业的序列里再也看不到国家电力公司的身影了，剩下的是南北电网和五大电力；曾几何时，中国航天变成了航天
一、航天二；除了中国移动，又有了一个中国联通，移动、联通共享的也只是中国市场上的移动通讯市场这一杯羹；而中国电信和中国网通后来又在重复移动和联通的故事，共同来分享中国市场的固定电话业务。当然，监管机构这样做的理由很充分，分拆是为了营造竞争环境，达到避免垄断、提高科技进步和企业核心竞争力的目的，这样做也是符合国际惯例的。比如，美国政府以涉嫌垄断不利于技术进步为由而分拆微软公司案，但美国政府毕竟不是微软的投资人，分拆微软的目的是为了打破垄断，从而促进技术进步和维护国家利益，至于微软公司会不会因此而在竞争中处于劣势甚至破产，这不是美国政府所关心的事。但如果我们非要生搬硬套这种国际惯例来分拆我们的国有企业恐怕就不合适了，无疑是在国内形成自相残杀的格局，削弱他们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力。2004年，笔者有幸随团与国资委业绩考核局的同志们一起考察了德国与匈牙利两国的国企改革情况。在德国，只有一个国有电信、只有一个国有铁路；在匈牙利，也是只有一个电力集团公司，下辖所有与发电、电网、电力进出口及其它上下游业务相关的全部企业。在这两个国家中，市场竞争是自由的，其它个人和企业也可以设立电信公司、经营铁路或建设电厂，但在同一个国家中，具有绝对竞争优势的只有国有的那一个，国家可以对其进行改制，但绝不分拆。
关于推动国有企业品牌战略的问题。品牌战略是一个企业改革发展的重要内容，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一个企业安身立命的基础。美国人很有商业头脑，一杯可乐可以占据世界上任何一个饮料商店和流动冷饮车，一只炸鸡和一个汉堡可以引领世界快餐业的发展方向；韩国政府坚决抵制日货和其它进口商品，节衣缩食也要搞出自己的民族品牌，结果他们成功了，重工业有现代，高科技有三星。相比之下，我国国有企业对企业品牌的保护意识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特别在对外开放、引进外资与保护民族工业方面考虑得不是很周全，以至于关系国民经济发展的部分行业几乎完全依赖外商投资和外国企业品牌，使中国内地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缺乏核心技术的组装工厂，形成一大批“空心”企业集团，一旦外资和技术抽逃，我们的部分重要产业就有可能受到严重影响，从而成为继巴西、阿根挺等南美国家经济发展大幅衰退的第二个典型。看一看我们行驶在大街小巷、高速公路上的汽车，上海变成了桑塔娜和帕萨特，红旗变成了奥迪，东风变成了雪铁龙，长安变成了福特马自达，广州引进了本田，北京引进了现代，沈阳引进了宝马等等，我国民族汽车的品牌在哪里，汽车产业的前景又在哪里？再来看一看电子产业，长虹、牡丹、康佳牌的彩电和中兴、联想的手机已难觅踪迹，而松下、东芝、索尼、西门子、摩托罗拉、诺基亚、三星等洋品牌在中国都有生产基地。这些外资企业到中国投资办厂，看上的就是中国廉价的劳动力和生产资料，一旦另有其它国家和地区的劳动力、生产资料的价格比中国更低，他们就会迅速将投资转移。
关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问题。国企改革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这是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和十五大明确要求的，近二十年以来，我国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改制了一大批的国有企业，
但其中相当部分企业只是翻个牌子罢了，有的是集团企业内部按照上级要求相互参股作个形式而已，有的直接改制成立国有独资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至于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一股独大”、内部人控制的情况也是众所周知。在德国，对国有企业进行私有化改革是财政部门直接运作的，股份公司只设监事会，监事会成员禁止进入企业的经理班子，同时，监事会成员中必须含有一名以上的知名管理专家或技术专家。在匈牙利，国有企业的改革也是由其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后更名为匈牙利国有资产私有化管理有限公司）负责的，在上世纪90年代初，该委员会拥有从政府官员转变而来的职工2000多人，管理着全国大大小小1859个国有企业，国有资产总量约1.7万亿福林。经过15年的努力，到2004年6月，全国只剩下国有企业154家，国有资产总量约0.8万亿福林，企业户数减少近92%，资产减少约50%，委员会职工已不足200人。其中，在匈牙利实施私有化的过程中，绝大部分国有资产被外国人买走，只有18%被匈牙利人自己买下，其中4%退给原来的业主、2%被企业经理购买，但农、林、牧业则由国家完全控制，对于个别特殊企业，国家只参一股（即：所谓具有绝对决定权的“黄金股”）。在我国，对于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政府明确要求企业的党委书记要依法进入董事会，企业的总经理或党委书记很可能就是董事长，其它董事往往都是由企业的副总经理、副书记担任，有时则从科研院所请个挂名的独立董事；对于监事会，也都是由企业纪委书记及纪检监察部门的领导担任，并选举或者内定一个职工代表加入。对比分析，我国企业的董事会和监事会很难做到切实、充分发挥法律赋予其的应当担负的职能。
导致上述问题产生的主客观因素很多，但根本因素主要三个：一是观念因素的影响。前已述及，在国企改革的争鸣阶段，虽然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出台了关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决定，但制度创新很难推进，争论的问题很多，但核心焦点只有一个，就是国有企业推行公司制、股份制是资本主义的企业制度，还是社会主义的企业制度？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有一句最关键的话，就是“股份制是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从理论观念方面，压倒一切地解决了“姓公姓私”、“姓资姓社”的问题，使国企改革在2001年以后实现了突破性进展。
二是体制因素的影响。我国的国企改革，长期以来没有一个具体的研究政策、执行政策和跟踪监管的部门，多头管理，各行其令，所谓九龙戏水，婆婆成堆，使企业无所是从。国资委的成立和相应配套监管制度及相关措施的出台，令许多行政官员、企事业单位和研究学者欢欣鼓舞，认为完善的国有资产监管体系已经建立，国企改革有法可依、有司负责了。但是，国资委作为国务院的特设机构，在国企改革中既非运动员，又非裁判员，要将国有企业建成真正意义上的符合现代企业制度要求的企业，国资委仍然无法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三是素质因素的影响。国企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涉及到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和环节，也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关系和人员，最根本的问题有两个，一是涉及到权力和利益在相关人员和团体之间的再分配问题，二是企业改革后高管人员的胜任能力问题。第一个问题，虽然有无数如孔繁森、牛玉孺等那样的党的好干部、人民的好公仆，但毕竟还是有些干部将自己的乌纱帽和既得利益看得比国家民族和人民大众的利益还要重；这第二个问题，就是国民的文化教育素质问题，相当部分的大中型国有企业的领导没有受过系统化、专门化的高级管理培训。这也是国资委面向海内外公开招聘中央企业高管人员的主要原因。 解决问题的途径及建议
一是在机构设置和管理体制上，给各级国资监管机构以更大、更宽的权力。作为国务院和各级政府部门“特设机构”的国资委，应该是推动、组织和实施国企改革的牵头部门，彻底扭转国资委既非运动员，又非裁判员的尴尬局面，企业是运动员，国资委是教练员，市场才是真正的裁判员。在国家大的宏观政策指导下，国资委可以全权处理国企改革事宜，如同德国和匈牙利的国有资产私有化管理公司一样，国有企业改革完成，国资委使命便宣告终结，其人员可以进入企业董事会、经理层，也可根据需要调到财政部门工作，而此时的国有资产管理
就是国有产权的管理，由财政部直接管理并收取国有产权收益即可。二是在配套政策上，《公司法》、《证券法》等是国企改革的根本大法，而且也只能是算是纲领性指导文件，对于国有企业改革的具体配套政策和措施，还要不断地建立和完善。当然，目前国家已经出台了许多有关国资监管、产权转让、主辅分离、社保体系等配套文件，但不断出现的企业国有资产严重流失、产权转让暗箱操作、职工安置不当等问题，说明只有这些规章性的配套文件还不够，还应进一步制定相关实施细则并逐步完善。此外，《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国企改革进程的一种障碍，《公司法》与《企业法》共存时间越长，越不利于国有企业的改革发展。三是在实现形式上，应以市场化操作为主，行政干预为辅。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实现经营机制创新，本身就是需要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中按照经济规律进行市场化运作，行政命令的结果必然是事倍功半，甚至导致相反的结果，华诚集团和华诚控股的行政划拨重组效果不佳，就是一个深刻的教训。对于各级国资监管机构，一方面，应尽量减少以行政命令方式对中小企业的归并重组，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和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引导他们主动进行改制、兼并，优胜劣汰，健康成长，不断做大做强，提高核心竞争力；另一方面，建议停止以行政命令方式对国有特大和大型企业的分拆工作，不仅如此，还要继续通过市场手段等引导企业进行合并同类项，以确保他们的规模优势、技术优势，减少内部恶性竞争，提高国际竞争力，在当前世界经济日益全球下的形势下能够立于不败之地。美国政府判微软公司分拆而微软公司找遍各种理由也不同意拆分的做法是正确的，惠普公司兼并康柏公司更是轰动全球的跨国公司成功合并案例，难道我们就忍心将自己的国有企业搞得骨肉分离吗？这肯定不是我们的初衷。四是在控制手段上，按党中央的决定，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在中央一级，对于无法发展壮大的中小企业，国家要逐步通过市场化全部退出，最终发展30－50家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大集团，这是国资委的既定目标；各级地方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制定并实施自己的企业改革和发展战略。那么，改制完成后，如何有效地管理和控制这些企业呢？参照国际上其它国家的有效经验，对有些企业要100%完全控股，有些企业要50%以上绝对控股，有些企业可以相对控股，有些企业参股就行了，而对个别特殊企业，也可以采取国家拥有“黄金股”的办法，对其实行1股决定权控制。最后，国有企业的改革与发展，必须以国家的大局为重，不能与党中央、国务院制定的大政方针相矛盾。在任何形势下，党和政府对国企改革的支持都是做好国企改革的最大动力和最高保证，国企改革的终极目标，重要的不是非要讨个“姓公姓私”、“姓资姓社”的说法，而是要建立健全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共存的市场经济，并积极融入到世界经济日益全球化的大潮中去，争取在相关领域和世界经济中起到举足轻重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