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专题）读书报告
姓名：赖小君
学号：712072212024 年级：2012春
学习中心：苍南电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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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要求：
1.结合学习课件的体会，理论联系实际，完成一篇读书报告。 2.读书报告的内容要求涉及课程学习中多章内容（至少2-3章），联系要有机紧密，论述充分。如果只涉及单一章节内容或简单就事论事，都算没有达到基本要求。 3.独立完成，切勿抄袭剽窃他人成果，一旦发现将以不合格处理。 4.请在作业截止日期前，在课程作业栏目自行上传读书报告电子版。
正文：
政治经济学读书报告之浅谈
——我国基本经济制度问题和“国进民退”问题
一、关于我国基本经济制度问题
2008年下半年以来，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强烈冲击的历史背景下，如何认识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成为了热点话题。在国际上，巨大的危机再次引发了人们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深刻反思，同时也激发了人们对中国制度模式的价值的重新认识。在国内，应对危机的实践过程彰显了以公有制度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的特殊优势，然而随之而来的关于“国进民退”的激烈争论却清楚地反映了人们在这一问题的认识上存在的模糊、分歧乃至混乱。
（一）、我国公有制主体地位是否巩固
国内学者普遍认为，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中，公有制经济比重下降、非公有制经济比重上升具有必然性和合理性，但争议在于公有制经济比重持续下降是否影响到我国所有制结构，我国公有制主体地位是否还存在。对于这一问题上，人们的的认识是不一致的。
一种观点认为，公有制主体地位巩固。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这些年来，通过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包括所有制改革，不仅没有削弱我国公有制经济的总体实力，而且使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更加巩固，国有企业活力和竞争力大幅提高，国有经济牢牢掌握着国民经济的命脉。持这类观点的学者还认为，公有资产不仅包括经营性资产，还包括资源性资产，判断公有制主体地位时应把经营性资产和资源性资产加在一起，这样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就占有明显的优势。
另一观点认为，目前我国公有制主体地位并不巩固。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新自由主义思潮干扰我国发展思路，国有资产因为各种形式的“变卖”或“侵吞”而大量流失，非公有制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已超过50%，国有经济已下降到不足30%，而且下降趋势仍在继续，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岌岌可危。在这种情况下，是到了必须大声疾呼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增强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的时候了”。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严重下降，危及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巩固，必须看到公有制主体地位面临的危险性。近年来很多地方只注重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假以“产权改革”之名行卖公有资产之实，违背“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的原则，所谓的“产权改革”，实际上完全阉割了两个“毫不动摇”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
（二）是否需要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
大多数学者认为，必须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维护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有学者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是当代中国社会制度的基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健康发展和改革开放获得成功的根本保障。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都离不开基本经济制度这一基础。脱离了这一基础，就会动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根基，破坏社会的稳定，迷失发展的方向，丧失前进的动力，导致社会的混乱。
但也有学者认为，应当根据现实情况修正基本经济制度的内含，将以公有制为主体改为以公有制为主导或者实行社会所有制。有学者认为，党执政的基础不在于国有经济比重多少，而在于是否把握“民生、民心、民营”。理解“公降私升”的办法之一就是把基本经济制度改为“公有经济为主导”。 还有学者认为，“公有制为主体”是一个数量概念，为使民营经济获得继续发展的空间，需要把“公有制为主体”改为“公有制为主导”。还有的学者认为， “社会所有制”的概念比公有制更好。持类似的观点的人还认为，公有制经济产权不清，效率低下，与市场经济不能兼容，应当彻底推进私有化或“民营化”，使国有企业完全退出竞争领域，同时加快垄断性国有企业的私有化进程，造就所谓“真正的市场经济”。
（三）农村集体土地制度改革的方向问题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农村土地制度的变迁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49～1955年），土地改革到农业合作化运动。地主的土地所有权被剥夺，土地分给了无地的农民耕种。第二阶段（1956～1978年），人民公社体制。农民的土地所有权逐步过渡为集体土地所有权，建立了高度的土地集体所有制。第三阶段（1979年至今），家庭承包制。逐步确立了家庭承包制，实现了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家庭承包制的确立不仅解决了困扰中国人几千年的吃饭问题，而且也为我国工业现代化提供了巨大的积累资金。但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其弊端日益突出：所有权主体不清，权限不明；土地经营细碎化，不利于规模经营；乡村干部土地处置权过大，农民土地权益频遭侵犯；农民经营土地短期行为严重；土地弃耕、撂荒现象严重；土地流转困难；阻碍农村劳动力流动等。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便成为学界、政策研究部门、媒体以及社会大众长期关注和讨论的焦点。其主要观点有两种：一是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完善论；二是农村土地私有化论。
持土地集体所有完善论的温铁军认为，农地已成为农民的社会保障和失业保险，如果任由土地私有化和自由买卖，那么其结果非但不是快速、低成本地实现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反而是一方面农村凋敝，小农破产，无地则反；另一方面失地农民大批涌进城市而难以就业。政策核心是在现有土地制度下通过大力推动农民的合作来提高农业的组织化程度，以综合性的合作社为基础，进一步组织农民协会，以此实现乡村自治。陈胜祥依据农民土地所有权意识中的认知建构机理，是一种所有权意义上的“集体所有完善论”，政策的核心是要赋予并严格保护农民永久期限的稳定的土地使用权，促使农民建构起土地所有权的象征意义。贺雪峰认为，给农民更大土地权利，其结果可能恰恰会损害农民利益，这是因为更大的土地权利却往往意味着更高的集体行动成本，更少的集体妥协，更难对付“钉子户”和更加无法防止搭便车，从而使农户更难获得进行农业生产的基础条件，因此，应该坚持现有农村土地制度。[69]崔之元指出，重庆地票交易与其他地方土地增减挂钩的区别：第一，“先补后占”而非“先占后补”，这样既可以防止只占不补或多占少补，又可以防止占优补劣；第二，“同地同价”，郊区和边远山区复垦的耕地同价，这样则大幅度提高了边远地区土地价值，使更大范围的农民受益。最为关键的是，这是在既定农村土地制度下的创新，不仅解决了城市化用地难题，而且真正实现了统筹城乡发展。
持土地私有化观点的学者党国英认为，土地使用权不稳定会导致土地价值随着使用期限的临近而逐步贬值，从而造成土地交易市场的混乱，给土地规划带来麻烦，因此，核心政策是土地使用权“物权化”，即把一般情形下所有权具有的经济意义都赋予使用权，使使用权成为一种基本不受所有权限制的、可以进行多种交易和处置的财产权，即使用权永久化。文贯中认为，现有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窒碍了土地市场的发育和成长空间，为政府垄断土地资源敞开大门，要想从目前僵硬的国家垄断性的土地制度中走出来，土地所有权结构一定要多元化。尊重农民意愿，允许他们退出目前的强制性土地集体所有制，携带土地单干。于建嵘认为，中国当前农村土地制度在城市化进程中存在着农村土地所有权虚化、农民土地使用权对所有权的权能替换和国家对土地所有权的超法律限制三大缺陷，导致国家（地方政府）征地过程中侵害农民权益的事情频频发生，使土地维权成为当前农民维权抗争的焦点，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农民进城的步伐，因此，需要确定农民土地的产权、尊重农民的意愿，建立土地交易制度。蔡继明认为，土地的基本属性是一种生产要素或者经济资源，其产权应该按照和资本、劳动、企业家才能等其他生产要素同一的原则加以配置。要根据公益性用地和非公益性用地的划分安排土地所有权结构。公益性用地可以实行共有；非公益性用地就应该实行非公有。在农村，除了集体所有，就是农户所有。吴敬琏指出，与中国将近一半人口的农民利益息息相关的土地产权问题没有解决，农民的土地、宅基地等资产无法变成可以流动的资本。这既使继续务农的农村居民的利益受到损害，也使转向务工、务商的新城市居民安家立业遇到困难。因此，要实现尚未完成的产权制度改革。
在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方向上尽管存在着分歧，但是就农地制度改革的内容而言，分歧不大，主要包括以下方面：对于确定土地的具体权能，如何确权，如何赋予农民更加充分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如何科学界定土地承包经营权权能，尤其是如何转让土地承包经营权这一实践中最突出的问题，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以及加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管理与服务，切实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为保护农民的合法土地权益提供强大的法律保障等，将是今后学术界值得高度关注和认真研究的重大课题。
除上述三方面基本问题外，学术界对于如何界定公有制的主体地位等一些具体问题也存在不同认识。对于“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含义，以往的观点认为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二是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发挥主导作用。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到底用什么样的指标来衡量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人们的认识不尽一致。关于什么是公有资产，有的人认为，应当仅指经营性净资产；有的人则认为，还应当包括非经营性资产和资源性资产；还有的人认为，也应考虑到公有制经济的专利权、专有技术、商誉等无形资产。关于公有资产占优势的标准，多数人认为，至少要在社会总资产中的比重超过50%甚至更多；也有人认为，公有资产的比重并没有实际意义，关键在于公有资产的质量和作用。关于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目前使用了增强国家的经济实力、国防实力和民族凝聚力，引导、推动、调控经济和社会发展，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以及维护国计民生、国民经济命脉、国家经济安全等一系列概念，但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这些概念的具体含义和内容也并不是很清楚。
以公有制为主体地位、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能否坚持和完善这一基本经济制度，关系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前途和方向,关系着我国能否实现社会和谐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也关系着我们能否在国际风云变幻中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当前，社会上对于我国基本经济制度以及所有制结构的改革存在不少模糊甚至错误的认识，影响着社会主义改革和发展事业的顺利推进。应当看到，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这一重要理论提出后的十多年时间里，我国的所有制结构发生了深刻而重要的变化，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的内容、实现形式及其相互关系和过去相比都有了很大的不同，资本的力量在经济生活中发挥着愈益明显的作用已成为不争的事实，一些基本理论需要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而有所发展和创新。例如，马克思的公有制理论与当代我国现实中的公有制有什么样的关系？如何认识社会主义经济中资本的性质和作用？我国公有制经济存在的条件和基础是什么？公有制经济的优越性表现在哪些方面？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有经济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有经济有什么不同？以公有制为主体和国有经济为主导的具体含义是什么？用什么样的指标来界定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如何规范国有经济的定位和功能？怎样看待国有经济的“进”与“退”？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究竟能否兼容？国有经济是否等同于垄断？如何认识我国当下非公有制经济的性质、地位和作用？如何处理好鼓励、支持与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关系？等等。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必须高度重视，认真研究，不断深化和发展对基本经济制度的认识，推动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巩固和完善。
二、关于“国进民退”问题
国有经济改革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的核心环节，国有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地位、作用及其改革路径选择，一直都是学界关注和研究的热点问题。近年来，我国国有经济的改革和发展取得了重大的成果，通过国有经济的战略重组、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以及国有资产监督管理体制的重大改革，国有企业的经营绩效明显改善，国有资产不断增值壮大，对国民经济的控制力、影响力、带动力不断增强，并在世界经济危机中发挥了稳定和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巨大作用。
在这种大的背景下，学界于2008年末开始掀起了一场关于所谓“国进民退”的热议。产生这场热议的背景主要是：首先，为抵御国际金融危机而推出的4万亿元经济刺激政策主要投向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其中国有企业占据优势，而私营企业涉及较少。其次，在国际金融危机的过程中，不少国有企业还通过兼并、收购和重组在危机中获得了新的发展，例如宝钢重组建龙钢铁，中粮集团控股蒙牛乳业集团，国有航空公司兼并民营航空公司,国有企业大举进入房地产业，等等。另外，一些地方和行业出现了由政府推进、国有企业主导的行业重组整合事件，例如山西煤炭行业重组、山东钢铁行业的重组等。这些事件被综合概括为“国进民退”，并引发学界热议。
2010年，学界关于所谓“国进民退”的热议达到了高潮，焦点也由最初开始的对于案例的评判，进而深入到了对“国进民退”更深层面含义的争论，甚至引发了关于中国改革道路和方向的激辩。关于“国进民退”问题的热议，反映了社会各界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和一部分人的利益诉求，同时也涉及到如国有企业改革方向、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等一些重大的理论和政策问题，需要我们予以足够的关注和重视。
（一）关于“国进民退”的概念与事实
对于“ 国进民退”的不同认识首先体现在对这一现象的定义上。有人把“ 国进民退”定义为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总体或者某一产业、领域所占份额的扩大, 民营企业份额的缩小以致退出。 有人则把“ 国进民退”理解为两种不同所有制形式的企业之间的兼并重组案例的概括。还有人则把“ 国进民退”这一概念理解国家干预的扩大和国家力量的增加。而这种“一词多用”恰恰造成了对“国进民退”这一现象是否存在的不同认识。
（四）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在关于“国进民退”争论中，仍有一些关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特别是国有经济改革发展中亟待解决的理论问题并没有受到特别的关注和研究。
首先，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这一重要理论提出后的十多年时间里，我国的经济发展呈现出了新的重要的阶段性特征：经济发展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历史阶段，实现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指导方针，基本经济制度已经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形成，国有经济的体制、结构和作用与过去相比也有了明显的变化，新的情况、新问题和新的矛盾不断涌现。面对这些新的形势和新的任务，国有经济的理论也需有所发展和创新，如国有经济的性质和范围，国有经济“进”与 “退”的标准，国有经济主导作用的具体含义，国有经济的具体功能，国有经济与非国有经济的关系等许多重要的理论和政策问题都需要给予新的说明。而当前文献对这些重大变化关注不够，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
其次，一些非常重要的问题，如国有企业的经营效率问题，国有企业在宏观调控、技术进步以及公平分配中的具体作用，国有经济与其他所有制之间关系，等等，仅有理论的说明是不够的，还需要从实际出发，利用最新的数据和方法，对其深入而具体地实证研究。只有通过大量的实证研究，才能够对相关理论结论做出具有说服力的佐证。然而，当前关于“国进民退”的讨论大多集中于在概念和理论探讨的层面，需要一批优秀实证研究的出现。
最后，从学术意义上讲，“国进民退”讨论的目的在于促进包括国有经济在内的各种所有制经济更好地发展，因此，如何利用好这样的理论契机，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完善上取得更多的理论进步，特别是为国有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的改革与发展的制度建设以及一些具体的改革措施和政策建议上有所创新，应当成为“国进民退”讨论的意义所在。当前的讨论在这些论题上着墨较少，也是这场讨论至今为止的一个遗憾。
我们相信，随着中国改革的进步一深入，围绕着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特别是关于国有经济改革、国有经济与其他非公经济之间的关系、“国进民退”等主题的讨论仍将继续，我们期待这些讨论能够为我们提供更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和理论创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