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地理学新的思维范畴
人类进入21世纪之后，全球经济一体化与信息时代的到来使各门科学也进入了一个崭新变革时期。最近50多年来，国内外不少经济地理学家也在探索经济地理学新的思维方法，从过去那些“区位论”、“生产布局理论”相适应地发展到“信息理论”、“空间理论”与“机制模式论”等。理论的作用是对要研究事物的性质和关系进行抽象化地系统阐述，它有助于人们对具体事物的理解，进而对人们实践进行指导。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地理学的研究领域非常活跃，新思想、新思维层出不穷，掘隐发微，精彩纷呈。从当前大量的经济地理学实践与研究，我们认为，经济地理学新的创新思维应当逐渐摒弃那种以主观成分为主的非科学的价值观。
在新的发展形势下，经济地理学的研究不是一个僵死呆板的传统方法，也不是人们所追求公式化的繁杂的计算模式，更不是一种缺乏生气思辩的概念，而是一种科学的创新思维，一种动态升华过程，一种富有哲理的科学概念。经济地理学新的思维方法与决策手段是通过“人地关系”与“人与环境”、“空间发展”种种多变量关系的研究，不断获取新的认识、新的理论、新的发展圭臬。
1 过去研究“范式”的新认识
历史过程展示了这一真理：社会生产力的进步推动了科学的发展，相反，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又促进了生产力的高度发展。1962年，Kuhn出版了《科学变革的结构》(theStructureofScientificRevolutions)，使整个学术界活跃起来了。他所著述的研究论文重点在研究不发达的社会经济问题，后人广泛使用，已发展成为一门独特的专门学科，为学科评论的综合发展与理论方法提供了一个极好的结构分析。经济地理学自20世纪50年代原苏联的萨乌式金提出了一套比较完整的科学体系以来，发展较快。但80年代以来，经济地理学比其他空间经济学领域内的学科，如经济学和区域科学等显得更加多元化和综合层次。美国不少地理学家认为：经济地理学是综合地理学中一门非常活跃的分支学科，与其他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联系日益加强。很多新的研究领域都在努力探索经济地理学与其他相邻学科，包括经济学、区域发展学及其不同流派的社会学甚至文化学之间的关系与界限。一些探索重点在于认识论和方法论，但更多的探索还在传统的经济地理学方面，注重实地考察与实证研究。但有相当一段时间，经济地理学也与城市科学一样，研究一个城市发展时只孤立地考虑城市的发展，很少与地区的发展联系在一起。正如Brookfield（1975）指出的：
“强调全国水平的集聚使内部收入分配、经济结构和区域差异等方面被忽略。它还加深了在全国范围内将各个经济问题孤立开来处理的错误的严重程度，忽视了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在50至60年代，西方经济学家很重视“增长极”的研究，也传播到经济地理学领域中。极化增长和“增长极”的概念是由Perrour在1950和1955年发表的两篇对比鲜明的论文中提出的，他认为增长极是吸力和斥力的中心，每一个中心都有其影响范围，接着他进一步深化了增长极的概念并提出极化机制，这种定义在经济地理学及其城市地理学中得到广泛应用，并具有经济学意义的一种新的思维方法。Rostow在他出版的《经济增长的阶段：非共产党宣言》(TheStagesofEconomiGrowth:aNoncommunistManifesto)中总结了一个线性的、渐变的阶段化的发展模型。他认为，在经济方面，可以认为所有的社会都处于五个类型中的一个阶段类型上：传统社会阶段、起飞准备阶段、起飞阶段、成熟阶段和高消费阶段(Rostow，1960)。地区经济的发展必须通过各种条件的相互作用，特别是城市增长极的形成来实现。一旦具备“起飞”的条件，起飞进入“持续增长”就会成为现实。与经济地理学密切相关的“增长极”理论，对于本学科的研究与发展有着重要影响，城市所在的区域通过两种作用来影响或控制国家其他地区，赫希曼定义为“极化”(polarization)和“滴流”(trickle-down)效应，缪尔达尔则称为“回流”(backwash)和“扩散”(spread)效应。由法国经济学家创立的增长极的经济学概念就这样被拓展到更广泛的区域经济发展过程，对经济地理学传统方法又一次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具有新的思维功效及产生“飞跃”的催化剂作用。
近年来，全球经济一体化与政治重构直接影响到城市和区域的演化，除了新经济影响外，城市及其城市化区域也同时面对着新技术、新的管理形式、新的经济组织形式和新的生态观念等的影响，这些发展态势提出了经济地理学新思维的挑战。我们认为：经济地理学的应用与研究一方面要适应新时代大区域(含大城市区)发展的新变化，能解释新出现的城市空间、地区生产力布局与环境演化的相互关系理论及其变化趋势；另一方面，经济地理学研究领域要紧密结合可持续发展的理论与现实，经常注意不同研究范式之间的协调和整合外，也要研究从不同尺度的研究区域的相互呼应和区域发展的个性与共性问题。过去20多年里，我国地理学工作者曾在沿海开放区域，尤其是在长江三角洲、环渤海沿岸、珠江三角洲地区开展了区域开发与空间布局的深入研究，通过系统调控，确定了以资源持续利用和改善投资环境以及提高城市生态环境质量为总体目标的区域开发研究工作，改变了传统的发展模式和增长方式；人口由过快增长向控制人口数量、开发人力资源、提高人口的科学文化素质的方向转变；完善市场机制，通过资源价值化将资源消耗核算和生态环境损失测算纳入到国民经济核
算体系中，逐步建立了资源节约型的社会经济消费体系；以开拓资源产业化市场来缓解资源供给和环境恶化压力。
经济地理学新的研究层面，要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与信息系统条件的支撑下，在时空耦合度上使经济和社会同人口、资源、生态环境之间保持和谐、高效优化有序的发展。最终在确保区域经济和社会稳定增长的同时，使区域经济发展、社会进步、资源环境支持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之间达到一种理想的、相协调发展的优化组合状态，以便在空间结构、时间过程、整体效应、协同性方面使区域的能流、物流、人流、技术流、信息流达到合理流动和分配，从而提高区域持续发展的能力。
2 学科完善过程中的新思维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经济地理学不断发展完善。在全球经济起飞的80年代中，不少经济地理学者又提出了“发展地理学”的概念，出版了许多专著，如英国Cottina的《发展地理学的研究》、澳大利亚Himey和Feibos的《发展地理学》，从经济开发的角度探讨不同类型国家的发展问题，特别是研究经济发展与生产力布局的空间差异性、区位条件与开发模式等。我国改革开放后，相当一批经济地理学家、城市地理学家，对我国沿海地区东、中、西三个地带性研究以及探索经济发达地区城市地带和城市群的问题，取得了较多的科学成果。
经济地理学所研究的地区发展、地区差异与城镇集聚问题，是非常复杂的社会与自然交互作用的现象，区域空间差异与生产力布局的模式是多方面因素长期综合作用的结果。经济地理学探索发展空间差异形成的原因，不同于经济科学单纯研究生产关系、体制与政策问题，也不同于社会科学只注重经济基础或社会现象的研究。经济地理学比较综合，注重研究人与自然条件的、研究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空间差异及其布局形式等问题，使得国家的经济建设项目在地区布点上比较科学合理，尽可能避免将有限的投资浪费在重复建设项目上，经常关注我国一些重大项目布局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使三者和谐地统一起来。
过去的区域空间、城市空间结构的研究，缺少思辨性的哲学基础与数学方式的思维方法。物质的特性、人的素质与环境的本质及其解释经济地理布局形式等问题的相继提出，对空间分析学派直接构成挑战。空间分析学派把复杂的关系过于抽象化，人们迷恋工程技术硬件构成与逻辑理论体系的关系，却忽略了那些具有重大决策作用的软件技术的综合研究、综合思维，使之产生的问题与损失越来越大。那些硬件的空间分析作用可以准确地给出相对定义以及局部工程项目的效益，对它进行评价分析，进行定量描述，但无法从人类经济发展过程中真正找到问题的症结，尤其是从社会、经济、自然与技术来综合考虑问题。例如近10年来，
全国各个城市的“开发区”热、“房地产”热，带来了许多不可想象的社会经济问题，占用了大片土地、耕地，使全国约有750万hm2土地被破坏、丢荒；在“开发区”上大修马路，盖厂房、建住宅，各地每年投入上亿元的资金得不到回报，许多高档的别墅很少人购买，开发区修建的大马路、上下水管道、住宅区等不能发挥作用，使成百上千亿元的资金滞留、浪费，给国家造成很大损失。这些问题不从经济地理综合角度分析，不从地区发展条件、历史基础、资源合理利用、环境自然与投资综合分析，是不能揭示其规律性的。美国一些大学的经济地理学家，近年来运用综合性的多样化方法，研究一个地区、一个城市的经济成长过程。这对激活经济地理学非常重要，这种多样性将会成为经济地理学发展的一种力量，因为它使得经济地理学在科学方法上有别于传统的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胡序威、陆大道、毛汉英等；中科院南京地理所佘之祥、虞孝感、姚士谋等；北京大学周一星、杨吾扬、杨开忠；南京大学崔功豪、顾朝林等和中山大学许学强等教授对沿海地区、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等都作过大量的研究，并发表了许多论著。
地理科学、区域经济学和部门经济学。这样一个发展的新思维，能够加强这个分支学科，全面考虑常规问题与传统问题，从相互作用模式得到新的耦合方法也可以得到充分发展，也可以得到信息社会的一个全面检验。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城市地理学家与都市规划专家Sukind曾经谈过，地区发展规划与城市规划是一个建设未来方向的过程，是一种综合协调活动，是一个理性思考过程，是为人类提供良好的工作环境和生活环境的过程。规划是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对国土资源进行综合开发，对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各项重大建设布局进行综合协调。从我国许多地区的重大规划建设的实践来看，区域发展规划、地区经济发展战略等，都强调最有效地利用地区范围内的人力、物力、财力以及各种地理条件，因地制宜地搞好生产力的合理布局和居民点布局，以提高社会经济的总效益，为人类提供高质量的生活与工作环境。我们应当把规划布局的研究升华到一门科学的重要功能来考虑。因为区域经济发展与区域发展中心(城市)的形成，是在一定的自然条件、社会经济条件和特定的历史基础上形成的，在这纷繁无比的区域综合体的运转中，必须要有经济地理学科和其他工程技术学科作指导，作为科学的蓝图来决策，建设人类的经济实体、空间实体，这也是近代经济地理学、现代地理学充满活力、蓬勃发展，越来越为人们所认知的事实。从50至80年代，美国和日本一些地理学家研究区域发展问题，引伸出实证主义流派。实证主义的出现使城市内部空间结构的研究成为城市地理学研究的核心，也成了经济地理学研究的重要手段。实证主义认为，人的行为遵从于普遍规律，实证主义地理学的目的就是揭示这些规律。它强调用科学方法来检验以前的理论，用统计方法来解释数量关系，用GIS的地图分析方法来印证空间布
局的合理性。该学派把经济地理重新定义为空间关系科学，试图借助分析方法和数学语言去建立数字和空间现象之间的统计上的空间关系，来说明经济地理学研究区域发展的内涵及本质问题。
近代经济地理学的发展比其他空间经济学领域内的学科，如区域科学，显得更加多元化和更具开拓性，它是地理学中非常有活力的一个分支学科，与其他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联系日益加强。很多新的研究致力于探索经济地理学和相关学科包括经济学、不同流派的社会学、政治科学甚至文化学之间的界限。一些探索不仅在于认识论和方法论，更多的去认知经济地理学丰富的内涵和深遂的尺度，实地观察与实证研究。如从区域角度研究城市布局问题时，经济地理学家的思维方法，比较系统宽广，不仅考虑城市各部门的有机结合及空间布局组合的效果，还应考虑如何体现在生产力分布最合理的区域，数量与质量上处于最佳状态而产生的效应。这里应当处理好局部与全局、部分与整体的相互制约、相互补充的关系。同时注意到信息行业的快速发展会对经济地理产生新的飞跃，特别是对地区空间布局、城市的拓展和基础设施的完善起重大作用。从时空配置上将产生协同效应、衍生作用、替代效应与增强作用等，这都是经济地理学新的思维范畴与模式，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空间布局是经济地理学的核心形式，也是地区生产力表现在空间经济存在的基本形式。从经济地理学角度分析，主要指城市地区各种物质要素在一定区域范围内的分布和有规律的表现特征。从城市与地区经济的空间结构与布局形式分析，一般有三种表现形式：
(1) 城市与地区的经济密度，即生产力要素及其建筑物在城市空间范围内以至城市大区域内的物质数量关系，反映每个城市的规模经济及其效益，也反映了地区的综合经济实力。如世界级的国际性城市东京、纽约，其城市中心区内每平方公里的产值指数超过9。2亿美元，我国的香港特区(城市中心区)也接近8亿美元，可以看出这些大都市的土地利用价值相当高；而我国的上海、北京仅有800～1000万美元/km2(1998年)。城市地区的经济密度反映了每个城市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新格局中的地位、功能与作用问题。
(2) 城市地区物质要素的空间布局，指一定范围内空间经济的具体分布，体现其经济合理性及城市发展的特殊规律。
由于社会生产力的高速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社会进入工业化、信息化、城市化阶段，城市中的社会分工越来越细，信息网络越来越发达，社会生活越来越丰富，城市的对外联系日益紧密，各种矛盾错综复杂，使得现代化城市的功能也向多样化、高层次化方面发展、某些功能更加突出，就成了这个城市有别于其他城市方面的特征。这个特征明显化、个性化就成了城市发展的主导功能与重要方向。
(3)城市区域内外物质要素的联系方式，是城市的经济密度与空间布局的相互作用而产生的地域间的物质交流形式，运输费用多少也影响到产品成本、城市布局的经济合理性。这也是经济地理学重点研究的领域之一。城市物质要素的联系方式，随着城市现代化，重大基础设施的完善化，物质要素越来越多，联系方式越来越复杂。例如随着城市化高潮的到来，郊区城市化、居住地与工作地点的距离将不断扩大，今后城市区域是否采用地铁、轻轨的运行方式，还是家庭小汽车化?市区是否发展以公交系统为主的运行方式等现实与综合性问题都得进行深入比较分析。经济地理学不仅要运用新的思维方法，全面系统地分析研究；而且对于城市内部各种要素与各类交通部门联系的方式、特点，加之分类研究，采用多维空间拓展的层次分析法、多变量组合的系统分析方法，进行深入研究，这样的效果才会有社会经济意义与深远的科学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