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明清时期小说传播的基本特征
内容提要 ：从明代嘉靖到清代中叶不仅是中国古代小说创作的繁盛期，也是中国古代小说传播的重要转折期。这一时期出现了众多的民间书坊，并成为小说的重要传播者。传播模式由人际传播的讲说转为以印刷物为主的大众传播，传播的途径从借阅、传抄逐渐转为商品流通，各种形式的版本层现迭出。传播接受者由具有一定文化程度的各个社会阶层的人群组成，尤其是出现了一批特殊的接受者即评点家，促进了小说的广泛传播。从传播效果来看，既有文学的传播接受如创作续书、改编戏曲等，也有应用的接受和海外的传播。统治者虽不断下令对小说加以禁毁，但无法阻止住小说传播的强劲势头。所有这一切，都使明清时期的小说传播呈现出许多新特点。
关键词：明清时期； 小说； 传播
目 录
绪论„„„„„„„„„„„„„„„„„„„„„„„„„„„„„„„„ 3 正文„„„„„„„„„„„„„„„„„„„„„„„„„„„„„„„„ 3
一、传播方式：从讲说传抄到刊印选刻„„„„„„„„„„„„„„„ 3
二、传播者：从书坊编纂到文人评点„„„„„„„„„„„„„„„„ 5
三、传播接受者：从文人商贾到下层市民„„„„„„„„„„„„„„ 7
四、传播效果：从文学创作到实际应用„„„„„„„„„„„„„„„ 8 结论 „„„„„„„„„„„„„„„„„„„„„„„„„„„„„„„10 参考文献 „„„„„„„„„„„„„„„„„„„„„„„„„„„„„11
2 论明清时期小说传播的基本特征
汉语言文学2010级 李慧霞
绪 论
任何文学作品只有经过传播，被接受者接受之后才算最终完成。与诗文等文学样式的创作相比，小说家在很大程度上是为接受者在进行创作，因此其传播接受便显得尤为重要。从明代嘉靖到清代中叶，小说尤其是白话长篇章回小说呈现出了空前繁盛的局面，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传播的迅速发展与进步。按照传播学的理论，传播由传播者、传播内容、传播方式、传播接受者及传播效果几大要素组成。
正 文
不难看出，明清时期这几大要素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一、传播方式：从讲说传抄到刊印选刻
明代以前，小说的传播方式和途径不外以下几种：一是史家和目录学家的著录，二是读者本人的传抄，三是类书、丛书的收录，四是说书艺人的讲说，五是改编为戏曲。直到宋元，才开始有少数作品被刊印传播。明代前期小说传播的情况与以前基本相似，进入明中叶之后，情况发生了明显变化。
首先，印刷品取代传抄和讲说而成为小说的主要传播方式。当然这种转变有一个过程，一方面要取决于造纸业、印刷业的不断发展，另一方面也要取决于接受者的购买力。转变之初，是一些对小说感兴趣的文人士大夫，将几部原来仅靠传抄而又有较大影响的小说付梓刻印。曾为嘉靖壬午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作“引”的“修髯子”张尚德就是其中的一位。该本前有“庸愚子”蒋大器弘治甲寅(1494)序，表明在弘治年间《三国志演义》还是以抄本形式流传。一部70余万言的小说仅靠抄本传播，其范围当然极为有限，张尚德敏锐地觉察到了这一点，于是“请寿诸梓，公之四方”。[1](P70)从此以后，各种版本的《三国志演义》不断出现，粗略统计，现存的明代刊本有30余种，清刊本有70余种。
嘉靖年间的武定侯郭勋曾重刻《水浒传》，其后不仅有郭本的覆刻本，其它各种本子也不断出现。学术界一般认为《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成书于元明之际，如果这一点能够成立，那么在经过100余年后，两书才有了刻本。自《西游记》之后，情
3 况不同了。今天能够见到的最早的《西游记》的完整刻本是明万历二十年(1592)的世德堂本，此时距吴承恩去世不过十几年。《金瓶梅》也是如此，袁宏道写于万历二十四年(1596)的《与董思白书》，是有关该书流传的有年代可考的最早记载，可以推知，此时距《金瓶梅》成书不会太久。我们今天见到的《金瓶梅词话》本，前有“东吴弄珠客”写于万历丁巳(1617)年的序，其间相距也不过20余年。至于余邵鱼撰的《列国志传》、冯梦龙撰的《新列国志》、西周生的《醒世姻缘传》等大量的明清小说，几乎都是写完之后立即刻印。
当然以抄本形式传播的情况也还存在，其主要原因有二，一是书商对该书能否赢利没有把握，二是著者本人无意或无力将其付梓。但无论出于何种原因，都必然要影响到该书的传播，甚至会使其失传或亡佚。明人甄伟在为《西汉通俗演义》作序时便指出“书成，识者争相传录，不便观览”。[1](P14)但有了刻本之后，便迅速传播开来。如青柯亭本《聊斋志异》问世后，很快便“风行天下，万口传诵”，[3](P9)许多地方不断翻刻，后来出现的注释本、评点本、绣像本，都以其为底本。《儒林外史》开始也是先有抄本流传，吴敬梓的好友程晋芳曾说：“《儒林外史》五十卷，穷极文士情态，人争传写之。”[1](P902)但抄本毕竟流传有限。只有刻本问世后，此书才迅速流传开来。不仅《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等一流小说如此，就连一些二三流的作品也是一印再印，如《济颠大师醉菩提全传》仅“书业堂”便于乾隆四十二年、四十三年和四十四年接连刻印三次。而像《歧路灯》、《姑妄言》等小说则因无人刻印，所知者甚少，甚至几乎堙灭。
其次，为了满足传播接受者的需要，或吸引更多的读者购买，书坊推出了各种形式的版本。如《三国演义》周曰校、夏振宇刊本都标明为“新刊校正古本大字音释”本，郑以桢刊本标明为“新镌校正京本大字音释圈点”本。余氏双峰堂刊本为“新刻按鉴全像批评”本，进一步增加了图像和批评，熊清波刊本为“新刻京本补遗通俗演义”本，将图像插在了书中。郑少垣联辉堂三垣馆刊本为“新镌京本校正通俗演义按鉴”本，每页是上图、下文。崇祯间雄飞馆又将《三国演义》与《水浒传》合刻为《英雄谱》本，上为《水浒传》，下为《三国演义》。直至清代毛宗岗本出现后，仍有书商在书名上作文章，如现藏于英国博物院的“绣像第一才子书”，实际上就是毛本《三国演义》的坊刻本。[4](P55)将小说配以图像的做法被读者所接受，于是许多小说都出现了绣像本。
4 明代中叶尽管造纸业、印刷业都有了长足的发展，但一部小说的价格依然较高。[5](P267-268)万历时一部20余万字的《春秋列国志》定价为一两白银，而当时一亩地也不过值二两白银。虽然白话小说被称为通俗小说，但这种价位并非一般读者所能问津。为了降低书的成本，以扩大销量，书坊又推出了所谓的“简本”。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清代，清人周亮公曾指出，建阳书坊所刻诸书，“节缩纸板，求其易售”，[1](P349)建阳是明清时期书坊密集的地区，书坊之间有着激烈的竞争。从另一个角度看，简本虽然降低了书价，便于读者购买，却是以牺牲原作为代价的，因此，这种方式并不可取。长篇小说以“简本”的方法来扩大销售，短篇小说则采用“选本”或分类编排的方法来吸引读者。明末“姑苏抱瓮老人”从“三言”“二拍”选出40篇作品辑为《今古奇观》，果然收到了极好的效果。这部选本后来流行极广，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三言”“二拍”中的许多故事是靠这部选本在社会上传播着。当然，有些选编者按照自己的兴趣对原作随意删改，客观上不利于小说的传播，如王金范选刻的十八卷本《聊斋志异》就是如此，这大概也是这一版本没有得到广泛流传的原因。
二、传播者：从书坊编纂到文人评点
明清时期出现了一批专门刻印、经营各类图书的书坊，这些书坊类似于今天的出版社，对于小说的传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据《小说书坊录》[6]辑录，宋元两代的书坊不过三家，明代增至134家，截止到嘉庆年间清代的书坊就有200家。明代嘉靖年间刻印小说的书坊还不是太多，《三国志通俗演义》和《水浒传》的刻印者分别是“司礼监”、“都察院”和贵族郭勋。到了万历年间民营的书坊数量激增。如周曰校的“万卷楼”万历年间便刻印了《国色天香》、《三国志演义》、《百家公案》、《大宋中兴通俗演义》等五六种小说。余象斗的“双峰堂”和“三台馆”万历年间刻印了《三国志传》、《北宋志传通俗演义》、《大宋中兴通俗演义》等近20种小说。
入清之后，出现了同一书坊几代人连续经营的情形。如康熙年间的“同文堂”，一直延续到咸丰年间，先后刻印了《斩鬼传》、《东西汉演义》、《今古奇观》、《拍案惊奇》等小说。雍正年间的“芥子园”一直延续到同治年间，先后刻印了《水浒传》、《西游真诠》、《今古奇观》等小说。有些书坊带有专门化的色彩，如康熙年间的“啸花轩”专刻才子佳人小说和艳情小说，先后刻过《巫山艳史》、《金云翘传》、《醉春风》等10余种小说。
明清时期的某些书坊主人既精通经营又能编撰小说，如嘉靖年间的熊大木曾编写了《唐书志传通俗演义》、《全汉志传》、《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南北宋志传》，
5 余邵鱼曾编撰了《列国志传》，万历年间的余象斗曾编撰了《皇明诸司廉明奇判公案》、《皇明诸司公案》、《北游记》、《五显灵官大帝华光天王传》(即《南游记》)等。因为他们是书坊主人，所以首先考虑的是销路，以便于能够更多地赢利。而要打开销路，必须迎合读者的需要，因此这几部小说是在《三国志通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及《百家公案》受到读者欢迎之后及时编写出来的。又因为编撰者是书坊主人，自身的文学水平有限，同时还要抢时间，于是这些小说便有模式化、雷同化的不足。但毕竟促进了小说的创作与传播。
嘉靖年间之后许多书坊主人与小说作者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们不仅及时地将小说作品付梓刻印，有时还鼓动乃至于参与作者的创作。“绿天馆主人”(即冯梦龙)即在书坊主人的请求之下，编成了《古今小说》。凌濛初编纂“二拍”也是如此，他在《拍案惊奇序》中说道：“肆中人见其(指“三言”)行世颇捷，意余当别有秘本，图出而衡之，不知一二遗者，皆其沟中之断芜，略不足陈已。”[1](P1052)在《二刻拍案惊奇小引》中又说道：“贾人一试之而效，谋再试之。”[1](P1052)可见“二拍”的编撰都是由于书坊主人的鼓动。小说成为一种商品，与当时的商品经济融为一体。
文人不仅是小说的接受者，而且也是小说的传播者，他们写的那些序跋评语对于小说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尤其是那些评点家，可以称之为“特殊的接受者”，他们的评点本往往成为最流行的本子。如金圣叹评点的《水浒传》、毛宗岗评点的《三国演义》、张竹坡评点的《金瓶梅》等等，无不如此。清人梁章钜曾说：“今人鲜不阅《三国演义》、《西厢记》、《水浒传》，即无不知有金圣叹其人者„„”[1](P89)可以这样说，《三国演义》等古典小说名著之所以能够超出其它小说而广泛流传，一方面固然是其自身的艺术水平所决定，另一方面金圣叹等评点家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还有一些文人为了适应市场的需要，专事收集、汇刊各类文言小说，编成了小说选集或丛书，从而成为文言小说的重要传播者。如陆楫编的《古今说海》142卷，辑录了前代至明的小说，分为四部七家，采用135种书籍，有明嘉靖二十三年和道光元年刊本。何良俊编的《丛说》38卷，有明万历七年刻本。陈世宝的《古今寓言》12卷，商浚辑的《稗海》368卷，先后有明万历、清康熙、乾隆年间的刊本。顾起元的《说略》30卷，梅鼎祚的《才鬼记》16卷，《青泥莲花记》13卷。冯梦龙的《古今谭概》34卷，有明刻本；《情史》24卷，编辑了历史上的爱情故事870余篇，有明末刻本、清初芥子园刻本等等。[7]
三、传播接受者：从文人商贾到下层市民
由于印刷物成为小说传播的重要方式，小说传播的时间与空间必然随之扩大。但是前面已经说到，在万历年间小说书的价格依然不菲，那么，当时小说的接受者主要是些什么人呢？人们常说，市民阶层是通俗小说的主要读者群，然而市民阶层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如果从小说的文字内容与价格来看，接受者应具备这样几个条件：一是要有一定的阅读能力，二是要有一定的购买力，三是要有阅读的兴趣和一定的空暇时间。将符合以上条件者排一下顺序，商人阶层当排在首位。这从嘉靖年间“清平山堂堂主”洪楩编印的《六十家小说》可以看出。全书分为六集，每集的名称都与旅行有关，而商人离家客游的时间最多。再从内容上来看，很少表现文人士大夫的心态，而写商人生活的却非常之多。所以，洪在为这部小说集的读者定位时，首先考虑的应是商人阶层。
但是商人阶层的人数毕竟有限，要想扩大销路，更多赢利，就必须进一步扩大读者群。当时的书坊主人以及小说作者也的确在考虑这一问题。熊大木为了让士大夫以下的读者能够“明乎理”，使“愚夫愚妇”也能“识其意思之一二”，[1](P176)在刻印小说时采用了双行加批的形式，或注音释意，或解释名称典故，或解说人名地名。这样一来，确实在某种程度上减少了部分读者阅读的障碍，对于扩大读者群有着积极的作用。
通过以上措施，明清时期小说的接受者迅速扩大，《三国演义》、《水浒传》、《聊斋志异》、《红楼梦》等著名小说几乎是家喻户晓。明代学者胡应麟曾说道：“今世人耽嗜《水浒传》，至缙绅文士亦间有好之者。„„嘉、隆间，一巨公案头无他书，仅左置《南华经》，右置《水浒传》各一部；又近一名士听人说《水浒》，作歌谓奄有丘明、太史之长。”[2](P437)清人王侃也曾说道：“《三国演义》可以通之妇儒，今天下无不知有关忠义者，《演义》之功也。”[1](P99) 受到时代风气的影响，明代的文人士大夫成为小说的重要接受者和传播者，如李开先、徐渭、李贽、袁宏道、袁中道、董其昌、叶昼、陈继儒、胡应麟、袁于令、钟惺、沈德符、谢肇淛、杨慎等等。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曾为小说作过序，或者在其著述中对小说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这种风气也影响到了清代，尽管清代的文人对小说的态度不尽相同，但他们毕竟读了许多小说。清人徐时栋有一段议论：“史事演义，惟罗贯中之《三国志》最佳。乃至周、秦、列国、东西两汉、六朝、五代、李唐、赵宋，无不有演义，则无不可覆瓿者，大约列国、两汉，不过抄袭史事，代为讲说，而其人
7 不通文法，平铺直叙，惊人之事，反弃去之。”[1](P85)可以看出，这位徐时栋的确读过不少历史演义小说，而且他的见解也很有道理。
四、传播效果：从文学创作到实际应用
明清小说的传播效果可从四个方面看出，一是在文学创作领域的传播接受，二是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接受，三是海外的传播接受，四是统治者的禁毁从反面证明了小说传播的迅速广泛。在文学领域的传播接受又表现为这样几个方面。
首先一部小说成功之后，便带动了一批小说的创作。如《三国演义》的成功使历史演义小说的创作自明中叶后持续升温，自《开辟演义》至《洪秀全演义》，几乎历代都有历史演义小说以演其事。《水浒传》、《西游记》的成功不仅分别带动了英雄传奇小说和神魔小说的创作，而且还形成了创作续书的风气。明末清初《玉娇梨》、《平山冷燕》等才子佳人小说问世后，成为这一类小说的范本，在短短的的几十年间，出现了数十部才子佳人小说。一般来说，后出的小说往往以前面的作品为范本，甚至直接作简单的模仿和因袭。这也是后来的小说总体水平不高的原因。
其次是根据小说改变戏曲，近代戏剧研究者马二先生曾指出戏剧与小说有密切之关系，“《三国演义》一书，为历史戏资料之渊薮”，然后他列举了60余种由《三国演义》改编的京剧剧目。[10](P803)清人李斗《扬州画舫录》记载了这样一段趣闻：“程班大面冯士奎以《水浒记》刘唐擅场。„„黄班三面顾天一以武大郎擅场，通班因之演《义侠记》全本，人人争胜，遂得名。尝于城隍庙演戏，神前龟《连环记》，台下观者大声鼓噪，以必欲演《义侠记》，不得已，演至服毒，天一忽坠台下，观者以为城隍之灵。”[10](P782)《义侠记》和《连环记》分别是《水浒》戏和《三国》戏，可见当时演出之盛。
再次是将小说中的人物情节创为诗文，形诸歌咏。如有关《三国演义》的诗文，仅据《三国演义资料汇编》[10]所收，明清两代就有200馀篇。其中不乏像高启、李东阳、李梦阳、何景明、杨慎、徐渭、王世贞、李贽、袁宏道、屈大均、顾炎武、宋荦、沈德潜、张问陶等著名文人的作品。在这些诗文中，又以歌咏诸葛亮、关羽者最多，几乎占了三分之二。
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接受可从这样几个方面看出：一是以小说激励人心、鼓舞斗志并取得极好效果。清人徐鼒曾记载道：“李定国初与孙可望同为贼，有蜀人金公趾者，在定国军中，屡为说《三国演义》，斥可望为曹操而期定国为诸葛，定国大为感动，曰：‘诸葛所不敢望，关、张、姜伯约，敢不自勉！’自是遂与可望左。其后，
8 努力报国，殉身缅甸，为有明三百年来忠臣义士之殿。固由定国有杰士风，然非金公趾有以感动之，安能若此？”[9](P42)金公趾以《三国演义》为教材，竟然使一个盗贼变为爱国志士，这是小说应用接受的结果。二是将小说视为兵书，从而达到应用的目的。清人刘銮记载说：“张献忠之狡也，日使人说《水浒》、《三国》诸书，凡埋伏攻袭皆效之。”[9](P23)近代翻译家林纾则说：“前清入关时，曾翻译为满文(指《三国演义》)，用作兵书。”[9](P56)黄摩西说得更为详细：“张献忠、李自成及近世张格尔、洪秀全等初起，众皆乌合，羌无纪律，其后攻城略地，伏险设防，渐有机智，遂成滔天巨寇，闻其皆以《三国演义》中战案为玉帐唯一之秘本，则此书不特为紫阳《纲目》张一帜，且有通俗伦理学、实验战术学之价值也。”[9](P57) 明清小说的成就引起了海外读者的喜爱和关注，并迅速传播到了海外。其方式主要有三种：一是引进原本。如《三国志演义》于明隆庆三年(1569)就传到了朝鲜，崇祯八年(1635)明刊本《三国志传》被收藏于英国牛津大学。《水浒传》在巴黎国家图书馆里有五种不同的版本共十部，[4](P93)在日本内阁文库、东京帝大研究所及私人处也藏有明本五种。在英国博物院则藏有三种。《西游记》的明刻本国内都属少见，但在日本就有三种。二是对小说进行全译或节译，如在日本分别于康熙二十八年(1689)、乾隆二十二年(1757)和道光十一年(1831)出版了日文本《通俗三国志》、百回本《忠义水浒传》和《通俗西游记》。三是对原作进行移植改编和仿作，如韩国小说家金时习在十五世纪模仿《剪灯新话》作《金鏊新话》，越南诗人阮攸在1813年将《金云翘传》移植为诗体小说《断肠新声》，日本的著名通俗作家曲亭马琴在1831至1847年将《金瓶梅》改编为带有插图的《草双纸新编金瓶梅》等等。
小说的迅速传播引起了明清两代统治者的充分注意。明代统治者早在正统七年(1442)就禁毁过《剪灯新话》，以至于这部小说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受到了冷落。崇祯十五年又禁毁《水浒传》。进入清代后，统治者加强了对小说的禁毁，从顺治到同治，几乎每个皇帝都要发布“严禁淫词小说”的谕旨。举其大者便有康熙二十六年、四十年、四十八年、五十三年，雍正二年，乾隆三年、十九年，嘉庆七年、十五年、十八年，道光十四年，咸丰元年，同治七年等十余次。对违反者的处罚也极为峻刻。雍正六年，护军参领郎坤因在奏章中有“明如诸葛亮，尚误用马谡”之语，被加上“援引小说陈奏”的罪名，受到“革职，枷号三个月，鞭一百发落”的严厉处置。[11](P36)地方法令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同治七年，江苏巡抚丁日昌便开出了一个多达200余种的“小说淫词”禁毁书目。[11](P142-148)
9 结论
清代统治者的屡次禁毁，自然对小说的传播极为不利，使不少作品成为孤本，或仅在海外得以保存，甚至有少数作品至今没有下落。但从另一角度也说明，屡次发出禁毁令实在是无奈之举，不然禁毁一次足矣，何至于隔上几年便禁毁一次。实际情况是，优秀的小说作品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吸引了各个层次的读者，拥有了广大的读者群。朝廷愈是禁止，读者愈是要看。点名遭禁次数最多、禁毁措施最为严厉的《水浒传》，拥有的读者大概也最多，这就从反面证明了明清小说传播效果的强劲有力。
10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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