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是一位具有鲜明独创性的文学家，而每一个有独创性的文学家都会对生活有自己独特的观察、感受、认识和思考，从而在笔下形成一些自己特有的，几乎成为不自觉的心理习惯的，反复出现的意象，这些意象表现着他们独特的精神世界，构建着他们独特的艺术世界。
“夜”是巴金常常用到的一个意象。巴金散文中的许多篇章都是在夜的“背景”下完成的，《长夜》《静夜的悲剧》《秋夜》都或直接或间接地与夜相联系。“我把这周围望了许久。这些时候，眼前的景物仿佛连动也没有动过一下;只有空气逐渐变凉，只有偶尔亮起一股红光，但是等我定睛去捕捉红光时，我却只看到一堆沉睡的山影。”c
“灯”是巴金十分偏爱的一个意象。正是由于有“黑夜”的滞重,巴金对富含光明与温暖的意象———“灯”格外偏爱。1923年,年仅19岁的巴金离开家乡寻求真理,在船上的第一个晚上,他对未来充满了希望,透过小窗, “我看见远方一盏红灯闪闪发光,我不知道灯在哪里,但是它牵引着我的心,仿佛有人在前面指路。”并将自己的感触写了一首小诗: “天暮了, /在这渺渺的河中, /我们的小舟究竟归向何处? /远远的红灯呵, /请挨近一些儿罢!”在他的心目中,红灯就是光明、希望、温暖、友情的象征,灯成了他探索前进的航标。巴金的许多篇章都有“灯”的出现, 《灯》更是以浓墨重彩来写灯。《灯》先写眼前所见的灯“扫淡了黑暗的颜色”,给“我”鼓舞和安慰;引出回忆中的灯,在雪夜里给“我”指路,给“我”勇气;联想起灯给古今中外的人们带来光明、希望和勇气:海上的灯塔为航海的人点燃的指路明灯,爱尔克为弟弟的归来而点燃的亲情守望之灯,陌生人家的温馨之灯曾经燃起寻死的朋友的生活热望。巴金写《灯》时正是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战略相持阶段,日本帝国主义又发动了太平洋战争进行最后的疯狂的挣扎,作者所到之处都曾遭受日本侵略者飞机的轰炸,他曾多次亲眼目睹国土沦丧、百姓生灵涂炭的惨状,还有那黑暗腐朽的社会现实,心情自然是十分沉重。而在他当时所处的桂林,所谓的“巴金研究”对他的不理解乃至不公正的批判,也使他感到郁闷,大到国事、小到个人的际遇都使他感到沉重和愤懑。所以,巴金特别渴望有一盏“灯”能带给他战胜困境、憧憬未来、增强信念的希望和勇气。灯不再只是具有照明作用的具体事物,而升华为光明、希望、温暖、人间真情、不断进取的象征。巴金渴望光和热,为着追求光和热,他宁愿做一只扑向灯火的飞蛾,哪怕死在灯下, “在最后的一瞬间它得到光,也得到热了。”而且, “我若得到光明,就把它分给众人,让光辉普照世界。”与“灯”类似的意象还有“燃烧的心”。巴金对高尔基短篇小说的评价是“燃烧的心”。他赞美高尔基像他笔下的草原英雄丹柯一样,高举着自己“燃烧的心”领导人们前进。“每一个高尔基的读者,在他的作品中都会看到他那颗‘燃烧的心\',而且从那颗心得到温暖,得到勇气———生活的勇气和改善生活的勇气。”〔11〕在散文《秋夜》中,巴金借助幻觉以鲁迅先生燃烧的心来象征他的作品和他伟大的人格, “透过黑色的长袍我看见一颗燃得通红的心。先生的心一直在燃烧,成了一个鲜红的、透明的、光芒四射的东西。”“许多年轻人都曾从这颗心得到温暖,受到鼓舞,找到勇气,得到启发。”将鲁迅先生燃烧自己照亮别人的崇高精神活脱脱地表现出来。文章最后写到,鲁迅先生燃烧的心飞到空中变成了红日,强化了鲁迅精神与日月同辉、永远不死的意念。巴金善于在“夜”的黑暗中感受现实社会,但黑暗却蕴含着无尽的力量,可以用之寻到光明。巴金的散文正是做这种绝望时抗争的最有利的形式,它一方面用黑暗的色调表现他所认识到的黑暗现实,另一方面也抒发自己内心的焦虑,反抗绝望,要如同鲁迅说的那样, “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年轻人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正是为了光明的将来,巴金坚定地在黑夜中踽踽而行,寻找出口,迎接夜过去后斑斓的曙光。
巴金是一个写梦的高手,对梦的描写的次数之多,恐怕在现代文学史上能出其右者不多。单是以梦为题的作品就有多种, 《南国的梦》同题散文两篇, 《梦》同题散文两篇,还有《海的梦》《西班牙的梦》《新年的梦》《我的梦》《寻梦》等,在其他作品中写梦的或与梦相关的就更多了。巴金的梦有的是美梦:羡慕“列子御风而行”,于是梦中腋下生出双翼,像一只鸟自由地在天空飞翔。或者即使没有翅膀,也用“两手鼓风”。在梦中,可以没有挂虑地微笑,可以不假思索地随口讲话。有时候梦见自己就要登上断头台,但没有任何悲痛,因为终于实现了为信仰而献身的强烈愿望。以至于巴金说, “我常常把梦当作我唯一的安慰。只有在梦里我才得到片刻的安宁。”美梦常被寄以理想,但是,巴金的梦更多的却是“噩梦”,即使梦中的安宁也难以寻到。巴金生长在一个封建官僚的家庭,他在母腹中的时候,正是父亲陷居京城之时,母亲在忧郁伤心、担惊受怕、忍气吞声中度过,母亲的忧郁的胎教注定了巴金天生忧郁的性格。巴金也一再倾诉:我自小就带了阴郁性,这阴郁性差不多毁了我一生的幸福。童年应该是无忧无虑的,可是从巴金10岁开始,家庭连遭不幸:10岁丧母,13岁失怙,二姐和十妹也先后病逝,一直照顾巴金生活的杨嫂在饱受疾病折磨后痛苦地死去。失去亲人,尤其失去双亲,给巴金幼稚的心灵蒙上了浓重的阴影。孱弱多病的身体,更加重了他多愁善感而又敏感孤独的性格。大家庭内部的尔虞我诈更使他看到生活中丑恶的一面,使他用一双忧郁的眼睛在观察这个复杂的世界,他的心境是抑郁的。巴金从小就不善言辞,他喜欢把一切都埋藏在内心深处,在内心深处集结的一个个痛苦忧郁的旋涡中,巴金一直苦苦挣扎,这种挣扎的结果便是一个个的“噩梦”。《死去》写了一个噩梦。当时在桂林掀起了一股“研究巴金”的“热潮”。所谓的研究,只是打着研究的幌子,以行批判之实,达到否定巴金的目的。巴金在梦中梦到自己死去,来了一群人围着他的尸体发出叽叽喳喳的议论:有的说他“思想错误”“作品浅薄”,有人说他活得无任何意义,还有一伙人围着他的坟墓开批判会,指责“你写的东西是有毒的”, “你没有给人们指一条路,你的思想永不能给人们指一条出路”,甚至还要扒出他的棺材,劈棺鞭尸,真是即使埋入坟墓也依然得不到安宁。这种无聊的中伤,有来自仇敌的诋毁,也有来自同一阵营里错误的攻击。巴金一向是真诚地把读者当知心的朋友,他说把心交给读者,但现在却遭到了读者的误解,所以成为一个“噩梦”。
在人的头脑中,特别是善于思考的思想者的头脑中,会拥挤着形形色色的感觉、观念,而真正能扎下根的却是那些潜伏在记忆深处的片断的意象,这些意象表现出作家独特的精神世界与艺术世界,它们组成一定的意象群,会带有作家某种稳定的情感和色彩,影响着作家对社会、对人生的关照态度和表现方式。巴金作为伟大的文学家,其意象系统有丰富的蕴涵和独特的情感色彩,这种强烈的情感色彩就是巴金深沉的矛盾感。巴金一方面想做一个救万民于水火的革命者,但柔弱的性格又使他不可能做到,于是他感到自己的生活像是昏暗、压抑的“黑夜”;但他又不甘心沉沦于这样的黑夜,所以他又会有梦想,其中既有洋溢着光明、令人感到温暖的梦,也有拂不开这浓重的暗夜的噩梦。巴金是中国现代一个伟大的思想者,但他又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在改革社会现状的热望与自身能力的微弱的冲突撞击之中,他深感困顿。他追求光明,但光明并没有完全的明朗,不足以让人有确定的光明的信念,似乎总蕴蓄着迷茫。巴金的这种感觉是与其人生体验相联系的。生活在巴金所处的急待变革的社会之中,在没有真正取得完全的胜利之时,总是不知道确切的结局,即使是伟大的思想者,也总会有一丝命运不定的感觉。然而,作为20世纪现代知识分子的先进代表,巴金又不同于中国文学史上那些吟唱着悲歌却只能沉浸在悲凉之雾中的悲观文人,他在同古人一样对民族国家甚至人类的痛苦、悲哀感同身受的同时,又能站得更高、看得更远,他始终忧郁而执着地相信,即使光明还很遥远,但总会到来。所以, “夜”“灯”“梦”这三个意象实际上组成了一个彼此有内在关联的意象群,共同构成了巴金的艺术世界。“艺术中使用的符号是一种暗喻,一种包含着公开的或隐藏的真实意义的形象,而艺术符号却是一种终极意象———非理性的和不可用言语表达出来的意象,一种诉诸直接的知觉的意象,一种充满了情感、生命和富有个性的意象,一种诉诸感受的活的东西。”巴金散文中的意象是与整个社会相濡染的,是扎深了根并生长于社会的现实土壤中的,具有时代的普遍色彩,它也折射着作家内心的丰富情感,这种情感是个人对社会历史、现实、文化的综合感知,是对未来殷切希望的回应,它在当时那样一个正在渐渐启蒙、觉醒的时代,也成为一种社会的情绪、时代的悲愤的浓缩。因此,巴金散文中的意象所带着的情绪超越了个人的狭小范围,与广大的历史、现实和文化相连,反映了一代觉醒者奋战前行的心理历程,显示出民族灵魂的苦闷、宏阔与深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