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一阅读——悼念巴金
2005年10月17日
2005年10月17日，中国一代文学巨匠巴金19时零6分在上海逝世，享年101岁。巴金走了 留下了他始终表达着的良心 这不是一个作家的离开是一个时代的离开
巴金先生离开了我们。
公元2005年10月17日19时06分，在上海市华山医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巴金先生，永远离开了我们。
先生原名李尧棠，字芾甘，生于1904年。到今天，他洞察了一个世纪的世相人心，“五四”的血在他身上奔流了八十多年。
20世纪中国文化命运的见证人，中国社会命运的见证人，一个寻梦者、醒来者、反思者、批判者……随着10月17日的到来，似乎一切的褒贬都如风过峡谷，惟留呼啸之声。然而，我们不能忘记，先生曾经在20世纪的关键时期，数度感动过中国。
从前，他因为看清了旧世界的真面目，听到了年轻生命的痛苦呻吟，从黑漆大门的公馆里跑出来；在巴黎圣母院的孤寂钟声里，那心头的火从笔端喷出来，逼着他写起了小说。“我始终记住：青春是美丽的东西。”他的每一篇作品都在为人类的不幸命运而痛哭，都带给当时的青年一种向光明走去的心情。
当时的巴金，也许没有鲁迅的忧愤深广，没有茅盾的鞭辟入里，但他的强烈激情，强烈的对于青春冲力的渴望却让他成为“五四”青春精神的最好象征：把“人”从传统社会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不公正和不合理的秩序中解放出来。他是幸福的，那一代的“五四”青年是幸福的。
先生以文学与现代中国同行，一向是被称作大师的，然而这实在是一个美丽的误解。他始终崇拜的是革命家，他的理想本来是做一个改天换地的巨人，做一个以正义原则和自由精神重新整理地球秩序的英雄。在文学大师的光环下，他其实是一个热情磅礴的思想战士。
从1978年写下第一篇《谈〈望乡〉》，到1986年写完最后一篇《怀念胡风》，暮年的巴金先生，以四十万白纸黑字，再现了民族曾经噩梦的场景。一部《随想录》，就是一部“遗嘱”般沉重深刻的“忏悔录”。
“我明明记得我曾经由人变兽，有人告诉我这不过是十年一梦”。在彼时的中国，当世人奔赴物欲的盛宴如过江之鲫时，他却割裂了自己的伤口，一鞭一条血痕地解剖自己、指责自己。这个当代中国一度活得最痛苦最热情的老人，要从解剖自己入手，不让子孙后代再遭灾受难。
彼时的巴金先生代表了中国人“说真话”的勇气、“直面自我”的决心。20世纪的中国精神史，因为有了这种“求真意识”、“忏悔意识”，而奠定了新的高度。虽然，他用血和泪发出的警告，曾经被有的人看作杞人忧天。
柯灵先生曾将巴金先生的生平归结于两个字：一个是“真”字，“思风发于胸臆，言泉流于唇齿”，笃实坦荡，表里如一；一个是“爱”字，爱祖国、爱人民、爱自由、爱正义、爱一切美好和崇高的事业。巴金的朴素就是这样。他的力量就在于真实、简单、始终表达着良心。
如今，巴金先生远去了，世界的沧桑巨变再也不能进入他的视野。但就如他的朋友从前说的那样：巴金先生是一只雄健的鹰，他即使一言不发，也是一种威严，一种力量。在我们头顶的天空，始终有一颗被命名为“巴金”的行星闪光。
只要社会还需要蹒跚前进，只要文明还需要薪火相传，他当年许多探索性的思考和他 1 高一阅读——悼念巴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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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终表达着的良心，还会闪烁着先知般的光芒。
谨以此，悼念巴金先生。
这不是一个作家的离开是一个时代的离开
马龙·白兰度于2004年7月2日去世，他得到《纽约时报》这样一段伟大而忧伤的评论：这不是一个演员的离开，这是一个时代的离开。
永远是这样——一个时代因为一个人的离开而离开。刚才，就在刚才，那个维系老人最后一系游丝的吊瓶宣布无能为力，一个叫巴金的老人离开了，转身带走一个时代，他顺着《激流三部曲》的余音飘向虚空，把史无前例的白话文小说文本革命抛在身后。谁承衣钵？是否再走一遍成都正通顺街那条石板路？是否能听见一个叫“李尧棠”的圆脸孩子的哭声？是否连夜开车去一趟黄龙溪，看一看那棵古榕树下还有无梅表姐的倩影？或者是否站在卢梭铜像下抚摸当年文学青年的铿锵志向：爱真理，忠实地生活，对自己忠实，对别人也忠实，你就可以做自己行为的裁判官„„
老人的死早没有悬念，他那古树一样麻木的身体根本无法得知沧桑世事，他灵魂的弥留只是为了链接我们和上一个世纪文学生活的某种血脉，或者是强撑着对我们进行有限的安慰；但当这样的死亡发生时仍然像一次雷击，断然割裂我们与20世纪经典写作方式的最后一丝关系，大师已死，最后一个大师已死！从此之后，我们只能故作时尚、故作科技地在网上刷屏，把鸡零狗碎当圣经，把东拉西扯当福音，巨大的悲伤是：总有一天，我们人人都会成为手机短信的写作高手，但无一能像巴金以及巴金那个时代的大师们一样为时代而写作。
没有人能够留住时代仓皇的脚步，该变的一定会变。我们生活在如此娱乐的一个时代，我们可以拥有“超级女声”，可以拥有“奔月行动”，可以拥有MSN向每一个角落倾诉情怀，我们是幸福的，但我们也是无助的，因为我们被迫生活得这么快速但无法得知目的地在哪里，我们只能拥挤在这块大众的船甲板上集体拼命呼喊：“我好HI，真的好HI啊1 必须对上一个世纪进行凭吊了，那是一个可以把革命、爱情、文学三位一体的时代，我们并没有如今眼花缭乱的声光世界，我们的感官王国没有遭遇这样丰富的刺激，但我们却有阅读，我们却可以在昏黄的烛光下、在撩人的湖畔、在潮湿的小阁楼里阅读大师们用文字对世界最精妙难言的组合，在他们对时代深刻入骨的描写中发现自己肌肉痉挛，热血上涌，泪流满面了。
那时候夹一套《家》《春》《秋》是这样的时髦，但现在我们恨不得夹一款路易·威登才敢上街；那时候谈论“梅表姐”是如此的感性，但现在知道“中江表姐”的都超过“梅表姐”；那时候冲破家庭的束缚是为了革命和爱情，但现在半夜敲响门卫大爷的熟睡是为了去“空瓶子”与情人约会„„
没有人能够拯救“阅读”的逝去，就像没有人能够拯救巴金的逝去，但我们仍然怀念那个伟大而忧伤的“阅读时代”——怀念当年一灯如豆下的温暖，怀念我们模仿大师们手笔给女友写下的一段又一段情书，怀念我们以为自己拥有某种信念的勇气，当然还有，怀念当年与我一样刚刚长出烦恼的青年在1986～1996期间在脖上围一袭围巾的傻样子。
这样的生活永远离去，这样的时代不会再来，我必须沉痛宣布：我们与整个20世纪的经典写作毫无瓜葛了，我们已不用阅读了，最后一个大师已死，带走最后一丝与上世纪的血脉关联，从此，我们要么自我放逐在文字荒原，要么去网上QQ聊天，去看慕容雪村、去看竹影青瞳、去看芙蓉姐姐写的东东吧。
一个时代离开，流沙从指缝滑下，永无阅读“革命和爱情”的未来。(李承鹏)
王安忆：执绋者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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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感情必须倾吐，有爱憎必须倾吐，否则我这颗年轻的心就会枯死。”我想，除去天赋于个人的气质之外，还是出于那时代的一种性情，这“必须倾吐”几乎是“五四”鲜明的表情
这是一个人，这是一个时代。
这时代里，有着许多许诺，总是由一个年轻人告诉另一个年轻人。比如周冲告诉四凤；或者“过水”的女学生透露给潇潇；再抑或是涓生和子君一同憧憬；还有觉慧和鸣凤„„结果都是不成，非但没有拯救，反面使其更陷于无望。但是我们决不能将这看作轻许，它无疑是严肃和郑重的，并且许诺者寄予了自己一生的命运。巴老，您，就是其中的一个。虽然您不说，可是有您在，那时代就横陈在我们中间，携着它的声息，它就是可以追溯梭行，可用来教育我们，不许忘记责任。有您在，还不止是这些，更是——您标识出由那时代出发，路经的种种关隘。
那时代里，有一些人，就好像得了忘乡病，纷纷从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走出来。沈从文从湘西走出来；萧红从呼兰河走出来；丁玲去往延安；郁达夫游走南洋；您，走出巴山蜀水。这大约是出于一种朦胧的本能，要挣扎出灰暗的宿命，像您说的：“我祖父在我十五岁时神经失常，患病死去，我大哥在我二十七岁时破产自杀，那么我怎样活下去呢？”这苦闷的生活经验，却没有让您变成《寒夜》里那个委琐的小知识分子，而是养成一种激昂的性格：“我有感情必须倾吐，有爱憎必须倾吐，否则我这颗年轻的心就会枯死。”我想，除去天赋于个人的气质之外，还是出于那时代的一种性情，这“必须倾吐”几乎是“五四”鲜明的表情。多少压抑着的痛楚被清亮的歌喉叫嚷出来，然后期许着幸福。就像是一个从未享受过幸福的人所期许的一样，我觉得“五四”描绘的幸福景象多少带有空想成份。鲁迅先生的小说《幸福家庭》里面，那个写作的青年所勾勒的安乐，很快就被“白菜”的现实击破，是不是就指的这个？而即便洞察如鲁迅先生，大约也不能料及，“五四”的理想在后来几十年里的遭际。
后来，您说：“我错就错在我想写我自己不熟悉的生活”，这种“错”源于“我要歌颂新人新事”，于是，自一九四九年后，您没有写作出更多的小说。这检讨何止是在艺术规律，您在《随想录》中写到无数次的批斗会上，您喊着打倒自己的口号，记录造反派的批判词，然后再交上“思想汇报”，您是这样说：“六
七、六八年两年中间我多么愿意能够把自己那一点点‘知识’挖空，挖得干干净净，就像扫除尘土那样。”这心情很奇异地保持有“五四”的纯真，那就是您写于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旅途随笔》中的一句话：“就让我做一块木柴吧。我愿意把自己烧得粉身碎骨给人间添一点点温暖。”您，你们，一整个“五四”，就是如此急迫地要将自己献出去，献给你们期许过的、乌托邦式的幸福，不惜屈抑和压缩自己，但等发现这种收缩已经伤及你们信奉的理想，猛醒过来，你们便不留情地指向了自己。您用了一个词，“奴在心者”，说的人和听的人都是极痛的。再后来，您说到了丹麦安徒生的童话《皇帝的新衣》——“大家都说：‘皇帝陛下的新衣真漂亮。’只有一个小孩子讲出真话来：他什么衣服也没有穿。”巴老，您是不是想做回小孩子，直率地说出一个简单的真理？然而，事情就是这么不顺遂，我们走过这么长的路，吃这么多的苦，才又贴近理想的初衷。可是在您，这理想依然保持着鲜活，您说：“一个中国人什么时候都要想到自己是一个人。”相比较，我们却好像是倦怠了，不知是急于成熟导致的早衰，还是——我以为多少还是另有一种时代病症，冷漠在侵蚀我们的性格，我们好像羞于那么热情了，觉得所有的希望都不免是幼稚的。而，只要您在，就可以像一面镜子，照出我们的颓唐。
其实您已经说了很多，可我们都是不警醒的懵懂的人，又被今天的时代惯坏了性子——今天，时代渐渐地有些接近你们的期许，人们自由地恋爱，思想，和写作，对幸福的憧憬也渐渐合乎现实。可是，我们难免忘了来历，忘了先行者的牺牲；我们摘取前人思想的果实，将内瓤耗尽，空壳留下；我们自大地以为进步是从我们开始的，因为局限在自己的 3 高一阅读——悼念巴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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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野里，便觉得自己的生活最合理。那也是因为您在，我们才可能放心地任性地去背叛，去割绝，不必忧虑传承中断，无往可继。现在，我们要孤寂了，那一个时代逐渐成了追忆，没有依傍，要由我们独自担纲起自己的日子。我们能担纲得起吗？我们能像您那样自省，以告诫来者？我们孱弱的精神能承起您的热情，以传给来者？
我看见过鲁迅先生出殡的照片，您为先生抬棺，您是那么年轻，而且幸运。今天我，早已过了您为先生执绋的年龄，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有这样的幸运，就是为您执绋，送您！
记住一颗痛苦而伟大的心
一个百岁老人的去世为什么还能在我们的心头引起这么大的震动？因为这是一个痛苦而伟大的心灵的离去。现在甚至都很少有人提“心灵”了，因为在我们的日常世俗生活中难以感受到心灵的存在。但对于巴金，他的肉身早就没有实际意义了，他有的只是一颗心，像他翻译的高尔基的《伊则吉尔老婆子》里的那个英雄丹柯一样，把自己的心挖出来像燃烧的太阳一样照亮人们前进的道路。现在，这颗燃烧的心熄灭了。1982年，巴金曾在一篇“后记”中谈到自己近年来一直在思索的文学艺术的作用时，自问道：“文学艺术的作用，研究的目的是什么？”“难道我们在纸上写字只是为了表现自己？”然后自答：“一般人都承认文学的目的是要使人变得更好。”——这是高尔基的名言，也是他一生工作的宗旨。作家陈村说，巴金是那么本色的一个人，从年轻一直到年老，对写作、对人世间真善美的追求一直都没有停止过，他和很多人都不一样，是一个楷模。我们经常会被别的事情干扰，而巴金没有，他说过：“为了信仰，为了理想，我是可以牺牲我的一切的。”他以自己的一生证明了这句誓言。
巴金是不可能以单纯的文学角度去评价的。也曾有人嘀咕过他小说的文学成就和翻译作品的高下，但事实上，没有人能够像他那样用一颗燃烧的心去写作去翻译，所以，他最后成了一面旗帜，一个高不可及的榜样。1981年，茅盾去世后，巴金当选为中国作协主席，即便是他缠绵病榻十几年，也没人想取而代之。读过《随想录》的人都会感到巴金是当代中国活得最痛苦的老人。社会正在逐渐走向开放，人人都在追求事业成功、财富增长、名利双收，即便没有这些，花前月下、红泥小炉或粗茶淡饭之味也不是无妄之想。但巴金还在一字一句地写他的忏悔录。他沉浸在恶梦的恐怖之中，把自己作为箭垛，一鞭一血痕地解剖自己，指责自己，提醒自己不要忘记历史，不要忘记民族劫难。这种对世人的爱心与对自己的苛刻近乎信仰，可是在“后现代”的社会里，却变得多么不合时宜。人们在仪式上保持对老人的尊重，但他的警告被视为一种杞人之忧。
据说伟大的心灵都是孤独而痛苦的，他把这颗心带走了，给我们留下数以千万计的宝贵文字遗产，其中最重要的是：“说真话。” （《钱江晚报》记者 文敏）
巴金思想小词典
《激流》
巴金是一个作品适于青春期阅读的作家，而他最大的读者，是正值青春期的现代中国。《激流三部曲》因其描摹了个体意识的觉醒和反叛，而被整个时代阅读着。民国时期的巴金是一个畅销书作家——我这样说并无贬意。我只想说，巴金是一个独特的角色，恰巧出现在需要他的位置上。
《随想录》
巴金认为：“这是一笔心灵上的欠债，我必须早日还清。它像一根皮鞭
在抽打我的心，仿佛我又遇到五十年前的事情。写吧，写吧。好像有一个声音经常在我耳边叫。我快要走到生命的尽头了，我不愿意空着双手离开人世，我要写，我决不停止我的笔，让它点燃火狠狠地烧我自己，到了我烧成灰烬的时候，我的爱，我的恨也不会在人间 4 高一阅读——悼念巴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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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失。”
巴金的《随想录》因其较早进行知识分子的自我拷问而被奉为经典。从“相对价值”看，巴金可以说是走到了同代作家的前面；从“绝对价值”看，这些拷问又因其轻飘而遭遇诟病——它们依旧在回避着某些东西，因而这种反思无法进行到底。这不能说不是一种遗憾，但是，所谓“绝对价值”是不存在的，即使是伟人，也不仅仅是历史环节中的一扣么？所以，令人遗憾的不是《随想录》，而是《随想录》之后的中国知识分子没有再向前迈出一步——我所说的“中国知识分子”，当然也包括巴金本人。
《全集》
巴金生活了整整一个世纪，他留下了规模庞大的《巴金全集》。面对《全集》的时候，我常常在想，还有哪些文字埋在他心底，并终将随他远去；我想那些被隐在这位世纪老人身后的文字可能更加重要，它们比《家》和《寒夜》更能唤起我们的阅读欲望。很多作品在时间中沉积下来，被后人目睹，但被时间剥夺的可能更多。而那些在无形中消弭的东西，或许更有资格成为人类精神世界里最宝贵的财富。
《日记》
作为百年中国的见证者，“巴金”这个词语所能提供的信息应当远远超出文学范畴，遗憾的是，巴括巴金在内的中国大作家迄今尚无一人撰写自传。从文学意义上，我尚不能准确说出他的哪部作品是最重要的，但从社会学和历史学的意义上，我认为《全集》中最重要的作品是他的日记。所幸巴金有记日记的习惯，它使我们在书案之外，依稀看到一个中国普通知识分子在百年风雨中沉浮的身影。由于巴金认为《日记》“没有理由出了又出，印了又印，浪费纸张„„这日记只是我的备忘录，只有把我当成‘名人’才肯出版这样东西，我要证明自己不愿做‘名人’，我就得把紧这个关，做到言行一致。对读者我也有责任。我出一本书总有我的想法„„”至今，巴金的日记没有出版单行本。
反叛
西方文学是在反叛标准化社会中捍卫人的价值与尊严中得到提高的，西方现代派文学因此与新的人文精神在融合后完成了自身的历史使命；而中国现代文学是在中国社会发展的过程中，由于新的伦理精神的缺失、价值体系完全破碎的情况下，起到了一种宗教祈祷的作用。今天再冷静地去看巴金的《家》《春》《秋》，给人的感觉依然是《红楼梦》这类故事的延续，“反叛”的最高形式就是“离家出走”，但出走后又怎么样呢？如果整个社会都在封建经济形态的笼罩下，个人的出走仅仅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反叛”，最终不能不以向旧势力的妥协而告终。1939年巴金翻译出版了普希金等诗人的作品集，命之为《叛逆者之歌》。可见他对叛逆性格的向往。
无政府主义
1927年的巴黎街头。刚刚逃离封建大家庭的巴金因为目睹了太多的黑暗，希望能够在巴黎寻找一条“ 救人、救世，也救自己的路”。当时，巴黎正在轰轰烈烈地开展营救在美国被诬告的两个意大利犯人的运动。其中一个犯人叫樊宰底，其“自传”中一句话打动了巴金“我希望每个家庭都有住宅，每个口都有面包，每个心灵都受到教育，每个人的智慧都有机会发展。”这句话对巴金触动极大，“我非常激动，樊宰底讲了我心里的话”，他给远在美国牢狱中的樊宰底写信问候，从此把樊宰底当作他的先生来看待。然而，如何实现这一梦想却是一个艰难的抉择。其时，适逢无政府主义在留学日本和法国的留学生当中风行，无政府主义的思想核心是反对任何形式的强权、强调绝对的个性自由。这与当时中国的反帝反封建的主流思潮相一致，在当时吸引了一批向往革命的青年人。所以，巴金当时的梦想无疑是樊宰底观点的翻版：“我愿每个人都有住房，每张口都有饱饭，每个心都得到温暖。我想擦干每个人的眼泪，不再让任何人拉掉别人的一根头发。”巴金曾经这样表达他读到无政府主义读本《告少年》和《夜未央》的心情：“我们把这本读得又破又烂 5 高一阅读——悼念巴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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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小书放在床头，每晚上拿出来读，一面读，一面拿眼泪来润湿它。这位大师虽然是我们所不认识的，然而他在精神上却是和我们非常接近，他呼喊我们前去为理想奋斗。”无政府主义是巴金精神历程中无法规避的一段回忆，他后来曾回忆：“我要是当时不相信无政府主义,也许不会写小说。”
理想主义
《随想录》的最后几篇文章，巴金提及当年的无政府主义者朋友，终于找到了一个词来赞扬他们，那就是理想主义者：“并不空谈理想?熏不用理想打扮自己，也不把理想强加给别人。他们忠于理想，不停止地追求理想?熏忠诚地、不声不响地生活下去、追求下去。他们身上始终保留着那个发光的东西?熏它就是——不为自己。”“很少见到这样真诚，这样纯朴，这样不自私的人。真是‘理想主义者’！”陈思和教授曾经断言，如果不是后来健康恶化阻止了他的写作的话，巴金先生会进一步写出他对自己信仰的许多真实看法。看来，“理想主义者”，既是巴金对他们的评价，也是对自己心中梦想的解读。 愿化泥土
1983年6月，巴金在《愿化泥土》一文中写道：“我惟一的心愿是：化作泥土，留在人们温暖的脚印里。”这是巴金晚年的心愿，这也是他的自信，因为他知道，自己的生命永远与作品同在，与读者同在。巴金在《〈愿化泥土〉前记》里再次声明：“我空着两手来到人间，不能白白地撒手而去。我的心燃烧了几十年，即使有一天它同骨头一道化为灰烬，灰堆中的火星也不会给倾盆大雨浇灭。这热灰将同泥土搀和在一起，让前进者的脚带到我不曾到过的地方。我说‘温暖的脚印’，因为烧成灰的心还在喷火，化成泥土它也可能为前进者‘暖脚’。”
燃烧
“我绝不停止我的笔，让它点燃火狠狠地烧我自己，到了我烧成灰烬的时候，我的爱、我的恨也不会在人间消失。” “我是一块木柴，我愿意让自己化成灰烬，给人间添一点温暖。” “我写因为我有话要说，我发表因为我欠债要还，十年浩劫教会一些人习惯于沉默，但十年的血债又压得平时沉默的人发出连声的呼喊。我有一肚皮的话，也有一肚皮的火，还有在油锅里反复煎了十年的一身骨头。火不熄灭，话被烧成灰，在心头越积越多，我不把它们倾吐出来，清除干净，就无法不做噩梦，就不能平静地度过我晚年的最后日子，甚至可以说我永远闭不了眼睛。”
讲真话 朱学勤认为：当巴老不号召人们说真话的时候，没有一个人要求他这样，当一个人以说真话为这十年生活的轴心，反复地说，不断地说的时候，不要说我，就是街头一个修自行车的老头都有权利对这位要求说真话的老人说一句：你就说一两句真话吧！他自己把要求提出来了，人们要求他兑现这个要求。“我提倡讲真话，并非自我吹嘘我在传播真理。正相反，我想说明过去我也讲过假话欺骗读者，欠下还不清的债。所谓的讲真话不过是把心交给读者，讲自己心里的话，讲自己相信的话，讲自己思考过的话。鲁迅先生给我树立了一个榜样。我仰慕高尔基的英雄“勇士丹柯”，他掏出燃烧的心，给人们带路，我把这幅图画作为写作的最高境界，这也是从先生那里得到的启发的。我勉励自己讲真话，卢梭是我的第一个老师，但是几十年中间用自己的燃烧的心给我照亮道路的还是鲁迅先生。”
勇敢
巴金曾经说：“我不是战士！我能活到今天，并非我的勇敢，只是我相信一个真理：任何梦都是会醒的。” 他是明白勇敢对于一个人深刻意义的，在《纪念友人世弥》里，巴金劝慰罗淑的丈夫：我想借用意大利爱国者马志尼劝赫尔岑的话来劝他：勇敢些，你要抑制悲痛，不要叫你的精神破碎。深入阅读他的作品，比如《家》，学者李辉的结论是：写《随想录》的时候，巴金说自己才突然发现自己也是觉新。他发现自己并没有像他所想象的那 6 高一阅读——悼念巴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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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能够像觉慧那样勇敢，那样大胆。因为觉新这个形象给青年人形象，就是激励青年人走出家庭，就是大胆，就是勇敢，而巴金认为自己在50年代、60年代那个时候，跟觉新一样委曲求全。“*”一结束，很多作家都开始重新写文章，但是巴金是第一个，而且是最全面地反省自己的。
良心 牟宗三在《我与熊十力先生》一文中回忆说：有一次冯友兰往访熊十力，熊十力最后提到：“你说良知是个假定，这怎么可以说是个假定。良知是真真实实的，而且是个呈现，这须要直下自觉、直下肯定。”牟宗三评论说：“良知是真实、是呈现，这在当时，是从所未闻的。这霹雳一声，直是振聋发聩。哲学家康德说，有两项东西，即人的内心道德原则与天上的星辰，一样为人所赞叹和敬畏的。”巴金的意义在于一生都在维护人类的良心，尽管他曾屈服过、懦弱过，说过违心的话，做过违心的事，也被人指责过面对邪恶没有像闻一多一样拍案而起，面对耻辱没有像老舍一样自投清水，但所幸时光老人给了他一个长长的岁月，让他活下来继续追寻他生命的意义。他忏悔、他反思、他不遗余力地大声呼喊，他不知疲倦地躬行实践，他善良，但执拗，他平和，但坚韧，如冬日一只不熄的灯盏，给人以绵远而悠长的精神指引。“讲真话”字字千钧，字字是金，是巴金留给我们最可宝贵的财富。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如果说鲁迅是一个世纪的民族灵魂，可以说巴金是一个世纪的良心。
巴金箴言
关于名人——我最不高兴的是被人当作“名人”，仿佛很了不起，其实空无所有。好像很多人尊敬，其实谁也不了解你„„
关于人生——我只想把自己的全部感情、全部爱憎消耗干净，然后问心无愧地离开人世。这对我是莫大的幸福，我称之为“生命的开花”。
让我当一块木柴吧。我愿意把我从太阳那里受到的热发散出来，我愿意把自己烧得粉身碎骨给人间添一点点温暖。
爱真理，忠实地生活，这是至上的生活态度。没有一点虚伪，没有一点宽恕，对自己忠实，对别人也忠实，你就可以做你自己的行为的裁判官。
关于爱——是什么东西把我养育大？首先在我头脑里浮动的就是一个“爱”字。父母的爱，骨肉的爱，人间的爱，家庭生活的温暖。我的确是一个被人爱着的孩子。„„我爱着一切的生物，我愿意擦干每张脸上的眼泪；我希望看见幸福的微笑挂在每个人的嘴边。
关于旅行——其实我这个人也并不特别喜欢旅行，更不爱游山玩水。我爱写旅行记，不是为了别的什么原因，主要还是为了写生活。
关于祖国——我家乡的泥土，我祖国的土地，我永远同你们在一起接受阳光雨露，与花树禾苗一同生长。我惟一的心愿是：化作泥土，留在人们温暖的脚印里。
对我的祖国和同胞我有无限的爱，我用我的作品来表达感情，我提倡讲真话。
关于衰老——长寿不是一件好事，是一种痛苦。
说真话，面对镜子我并不感到愉快，因为镜子上反映出来的“尊容”叫人担心：憔悴，衰老„„好看不好看，我倒不在乎。使我感到不舒服的是，它随时提醒我：你是在走向死亡。
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的青年就不理解我了。我感到寂寞、孤独，因为我老了，我的书也老了，无论怎样修饰、加工，也不能给它们增加多少生命。
关于死亡——想到死亡，我并不害怕，我只是满怀着留恋的感情。
巴金，一个悲剧性的存在
我对巴金是怀有敬意的。他是一个富有良知，富有道德感、责任感，富有人类美好感情的作家，具有老一辈作家的那种修养和良知，而我觉得现在的作家不大讲究这些。这种 7 高一阅读——悼念巴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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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养，我指的不仅是文学方面的，而且包括道德、思想在内。巴金青年时候是个无政府主义者，他追求的是人类的、民族的自由解放的理想，他不像一般的作家，只是考虑所谓的文学，他的写作是超越文学的。因为他关注的是整个民族的改造，是人类的命运，所以他不在乎文体，并不讲究具体的修辞，他的风格也不是刻意追求的，而是坦白、率真的人生态度的自然体现。巴金年轻的时候能写出那样优秀的作品，正是在于他思想的开阔、对真理的追求、对人类幸福的追求。
毋庸讳言，在他善良、真诚的性格中也有相对怯弱的成分。他年青的时候表现出一往无前的对真理的追求，我觉得到后来他慢慢地丧失了，他变得不那么勇敢了。中年以后，他被纳入体制之内，于是表现出来的那种保存自己的方面不免考虑得更多一些，所以才会有后来他的《随想录》里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忏悔。他的反思我觉得是真诚的，勇敢的，然而是不彻底的。正因为这样，我不同意人们给予《随想录》这么高的评价。
《随想录》表现了一个老作家的良知，但是他在理性认识上，我觉得没有达到他理应达到的深刻。在反思“十年浩劫”的时候，他没有触到造成整个民族性灾难的根本性原因，并予以深入发掘。在他的文字中，夹带了不少当时流行的意识形态话语，缺乏自己的独立话语。我们理应向他提出我们这个时代的要求。
当然，巴金的反思比较早———比较早地反思了自己和民族的灾难，而且即使是这种不够彻底的反思，当时也有一些文字不能发表，而且在当时，被称为“左”的思想路线仍然有很大市场，甚至控制着局面的情况下，我们不可以对一个作家提出过于苛刻的要求，但我认为必须指出这一点。因为，这正是巴金留下的空白，亟待我们继续作出修正和填补的地方。在《随想录》中，巴金勇于自我解剖，的确是他比其他作家可贵的地方。我们的作家总是强调批判社会、批判别人，唯独不批判自己。巴金可贵的地方就是能从理性和情感的方面，对自己做出反省，我觉得这是非常难得的。他提议建立“*”博物馆，这是和《随想录》在同一方向上的努力，这也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是一个作家良知的表现，也是历史理性的表现。他执着于民族的苦难的记忆，这点非常难得。对于这段中华民族的黑暗历史，现在的作家没有几个像巴金这样刻骨铭心。他提出建“*”博物馆，正是要记住我们民族的苦难记忆，他要以自己的写作为我们的苦难作证———因为记住是不断深入反思的基础。
但是巴金没有后续的行动，所谓没有后续的行动就是该沉默的时候他没能保持沉默。而且，他的反思在《随想录》那里停顿下来了，此后的写作没有进一步深入和发挥，没有提供新的思想要素。巴金后来是一种仪式化的存在，我觉得是很遗憾的。整个20世纪90年代，我觉得巴金作为整个中国作家的代表，中国作协的主席，这个象征性身份一直保持到现在，他没有做出更多的他应该做的事情。自然，他身不由己。
回顾巴金一生，总体上是一个巨大的悲剧性的存在，从一个无政府主义的年轻的思想战士，真理的追求者，为人类幸福而写作者，成为一个纯作家、一个一度跟风的作家、一个理应保持沉默未能保持沉默的作家，或者说成为一个无法保持沉默的人，这一点我深表遗憾。我认为对巴老的最好纪念应该是挖掘他个人身上的悲剧性———他的《随想录》也清楚地记录了这个悲剧。因此对他的纪念应该回到青年时代的巴金。其实，巴金在“*”结束后每前进一步，从另一种意义上说，都是向青年时代返回一步。“*”结束之后，他努力一步步地找回自己。
巴金作为一个善良的、真诚的、富有良知的作家，也是反映我们道德存在的一面镜子。作家应该讲道德，而现在有把道德放逐的倾向。所谓道德，就是追求社会的自由、民主、公正、公平，追求人类的幸福；道德意涵了善良、真诚、热情、同情心、社会责任感。这是作为作家的起码的道德，也是最高的道德。巴金是一个具有人道主义关怀的作家，他永远把道德良知置于文学之上。纪念巴金，最急迫也是最切近的一点，就是努力恢复我们的 8 高一阅读——悼念巴金
2005年10月17日
文学的良知，民族的良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