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论
几十年来，对了解城市化的空间增长的理论的尝试在基于一个共同设想下进行，即人口聚集会自然而然地带来一种独特的生活方式以及对经济有利的集聚。最近概念上的描述已经将重点从城市的相对优势转移到了全球城市区域的竞争优势上。范围和视角的变化已不再缺乏为没有充分关注市场独特的政治功能而保留的固有特权以及权力斗争在世界不同地区城市空间的再生。对许多大部分位于全球南部并以多种多样城市化的逻辑性为特点的国家仍然知之甚少。
在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背景下，为了考察中国大都市地区将土地商品化和城市建成环境升级的积极参与，作为
一种对抗国家权力重组与提高城市竞争力的一种策略的实践，本研究超过对人口集中和聚集经济现有理论的范围。近十年来，在广州大都市城市空间再生的调查中，已经确定了一个重要的三极政治经济。具体来说，国家权力重组、城市用地开发以及政府融资三者的相互作用来促进城市化的空间增长。由于从中央向地方政府一个向下的责任转移，加上控制税收的向上的权力转移，为了社会和经济发展，将税收作为一个固定且机智的资产，迫使中国地方政府成为一个企业家来开发城市用地。土地商品化被一直追求在一个特殊的土地所有权制度下，城市土地是国家所有且财产权由地方政府执行。事实上城市用地的所有者——地方政府能够参与土地商品化，这不仅作为工薪阶层也是力量团体的一种工具。正在进行伟大城市转型的中国中心土地政策的重要性已被记录在案(Hsing, 2010; Lin, 2009a; McGee et al., 2007; Wu et al., 2007)。这项研究已经证明是什么改变了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并且其对土地商品化和城市空间再生的影响是什么。
广州的案例表明，从城市土地开发中生成的收入直接和间接地贡献的基金相当于市政预算收入的40%，并且超过城市固定资产建设投资的60%。城市用地的商品化与城市空间的再生，使地方政府又能力对抗从上级强加的国家权力的重新调节，并且显著加强了区域中城市的竞争力。因为中心城市重申它在区域中的领导地位，作为弱者的代价是强者变得更加强大，导致重组的区域经济更加不平均。中国的案例已证明一种显著的活力。即国家权力的重组、以用地为基础的政府融资以及以城市为中心的城市扩张，所有以自上而下的方式都会相互影响，导致以上的城市变革。
与感知观念相反，在中国背景下真正作用于城市化的空间增长，不是基于人口集聚的聚集经济的自然与自动操作，而是国家权力的主张、资本动员以及土地的商品化和开发。案例研究涉及中国南部主要的城市地区，在那里新自由主义与全球化的影响已经与其他许多地区相比更早、更容易地被辨析。进一步研究在广州大都市什么程度上的活力能被鉴别出来，并且它能够与中国其他受到相似的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的影响的地区进行共享，这些会非常有趣。在宏观层面上，这项研究的成果应该提供的重要见解不应当仅仅说明在中国城市变革的活力。也要考虑在南半球的一些国家的法律统治，在西方民主国家中，不完善的体制、权力操纵以及愈发明显的主张来塑造独特的城市化路径和轨迹的，对以上这些城市变革的活力的见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