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荫浏的《中国古代音乐史稿》读后
杨荫浏先生是我国杰出的民族音乐学家、音乐史学家。暑假期间，我阅读了他的史学巨著《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一书，收获很大，感想颇多。
我的第一个深刻的感受是杨荫浏先生严谨治学的态度。史稿当中，所有的观点都不是作者的主观臆断，而是建立在可靠史料的支撑之上。书的页脚，几乎每一页都有几个注释。这些注释大多是对正文中所述音乐历史现象的史料。比如，谈及影戏，杨荫浏先生在宋代的相关论述中最早对其进行了介绍。中国影戏诞生的时间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将影戏诞生时间的上限上溯到周代的是顾颉刚先生。他所依据的是一些史料中关于傀儡的记载。这可以说是将影戏诞生时间推到最早的一个说法。实际上，影戏和傀儡并非是一个概念。影戏是二维平面的艺术，而傀儡是三维的、立体的艺术。傀儡有时候包含影戏，但这时候傀儡所取的涵义，乃是广义的傀儡。顾颉刚的论述并非准确无误的。
有一些学者根据史书中汉武帝和李夫人之事件，推断汉代就有了影戏。还有很多学者主张唐、五代说。持有这种说法的有江玉祥等人。还有就是宋代说。杨荫浏先生史稿中的对于影戏的论述，不是主观臆断。因没有确切的史料及实物的支撑，杨先生没有谈及影戏的诞生时间。对于这样一个重要的音乐史学问题，杨先生不会不想得到准确的答案，并交待给读者的。但科学的态度告诉我们不能轻易地去下一个结论。所以杨先生采取的较为谨慎的做法。他没有谈及影戏诞生的确切时间。他依靠《东京梦华录》中的相关记载，描述了宋代影戏的一些概况。通过注释，我们发现他所说的关于影戏的每一句话，都是有史料支撑的，没有任何一句话是他自己主观的臆断和猜想。
再如，关于原始社会的音乐的部分，作者的所有论述也都是建立在文献的基础之上的。关于《葛天氏之乐》、《朱襄氏之乐》、关于《弹歌》，等问题，作者在脚注当中，都对史料进行了介绍。
当今的学术界已经越来越关注学术规范的问题。杨先生以其严谨的治学态度，给我们在这方面作出了很好的榜样。值得我们好好地去学习、去践行。自觉地去抵制那些不正之风的干扰，使得我们的学术更加规范。也只有规范的学术和严谨的治学态度才能够滋生和哺育优秀的学术成果。而当今的有些学者，在写作的过程当中，对自己的论述不加解释，不加注释，仿佛书中的所有的内容都是自己原创一样。读者读后，无法分辨他的著作中哪些内容是建立在前人的成果之上，哪些成果是自己的创新。这对于学术的发展是很不利的。对于后学者把握学术发展的脉络也很不利。这应该引起学术界的重视。还有一些学者，抄袭别人的成果。那就更不应该了。目前，音乐学界也特别需要净化学术环境，培育良好的学术道德，以便音乐学科能够有更好的发展，涌现出更多、更优秀的学术成果。
我的第二个感触是杨先生能够自觉地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并用正确的世界观指导自己的音乐学研究。作为从旧时代生活过来的学者，杨荫浏先生的身上有着一些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可能在有些问题上，不能很好地贯彻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杨荫浏先生自己深深地注意到了这个问题。自觉地对自己的思想加以改造。在很多问题上，他都能够站在客观的立场上，能够站在劳动人民的角度上去思考问题。因此，他对于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人民群众所创造的民间音乐文化，有着明确的认识。他能够认识到民间音乐其实是宫廷音乐、文人音乐、宗教音乐的基础。正是民间音乐为宫廷音乐、文人音乐和宗教音乐提供了丰厚的营养，提供了鲜活的音乐素材。同时，他也能够自觉地站在劳动人民的立场上去思考音乐史上的问题。对劳动人民创造音乐过程中所付出的艰辛劳动和痛苦有足够的体察。比如，他在有关唐代音乐的记述中，曾经写到一个可怜的宫廷音乐家的遭遇。唐代的一个皇帝，自己写的曲子，节奏没有安排好。让这位乐师同他一起演奏，这位音乐家没能够很好地和皇帝合作。皇帝不怨自己，反而怒视着他。这位可怜的音乐家担心皇帝会杀害了自己。不到一个晚上就忧郁而亡。一个宫廷音乐家的命运竟如此悲惨，民间的普通的音乐家更是苦不堪言了。所以，我认为杨荫浏的史稿，是一部真正的人民的音乐史。是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所写的一部音乐史。
杨先生的《史稿》，文笔朴素清新，读来让人舍不得释卷。《史稿》中没有高深的语句、华丽的辞藻，娓娓道来，如同唠家常一般。我想，编写教材，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做到雅俗共赏，让人容易接受，这对于教育者和学习者都是有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