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时代困惑
时代困惑有三个方面，文学的困惑，知识的困惑，表达的困惑。
首先，是关于文学的困惑。蔡翔曾经写过《何谓文学本身》。何谓文学本身？这是八十年代的时候提出的一个口号。很多先驱者或者是先锋者提出，文学不能成为政治的工具，要有文学的自主性，要从意识形态的束缚下解放出来，要从单一的现实主义的创作规范中解放出来，要求文学抛掉过重的政治学社会学包袱，希望能够回到文学本身的审美要求中来。这就要求给文学与其他表述划定一个边界，这就是“纯文学”的由来。毫无疑问，这是对以往文学样态的一种突破。希望用纯文学的这样一种边界清晰的表述，能够推动中国文学的进步，摆脱以往的意识形态束缚，这个突破毫无疑问是重大的。当时大家都认为，写什么不重要，怎么写才是最重要的，形式创新被认为是文学的唯一任务。回过头来再看这二十年，当我们以形式创新为发展动力的这样的一段历史的时候，我们也要回过头来问一问，究竟何为文学本身？我们回到了文学本身没有？在技术的层面上，我们确实是回到了文学的本身。可以说全人类各个民族在几百年里积累的艺术经验，差不多都被操练了一遍。中国文学的这种形式探索的丰富性，广泛性和这种借鉴他者的勇气，在近二十年里得到了充分的表现。但是，文学本身并不止这些东西。文学本身还是有另外的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文学精神。也就是说，文学是有魂魄的，这个魂魄不仅仅是形式，更重要的是它的精神。什么叫文学精神？简单说就是真善美的统一。做到真善美并不那么简单，它必然要与假恶丑相对抗。所谓求真，那就是说，我们对真相、对真理那种穷天究地的不断的追问。上穷碧落下黄泉，上天入地奔如电，上下求索，九死不悔等等。这种追寻意味着是对谎言，是对遮蔽的一种反抗。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时代并不像我们耳熟能详的表述那样，有一些真相、有一些真理是始终被遮蔽着的。因此，求真本身，像鲁迅说的立意那样，并不是那么简单，是要得罪人的。求善，它是对人类的合理的生存方式，一种和谐生活状态的不断追寻。但同时它也就意味着我们对丑恶，对压迫的一种反抗。这样一种过程，它本身也充满着“要求说”和“不能说”的这样一个矛盾。求美，是对人类美好情感，或者是对人类生存终极意义的一种形式的展开。所以，人类的艺术史，它对真善美的认识始终是充满着不一致和争论的，朱光潜在论述康德的经验主义美学的时候，曾经举过一个例子，一艘轮船在海上航行，黄昏的时候，天边出现了很多彩云，海面上异常平静，这个黄昏的云彩显得异常美丽。这个时候旅客都跑到甲板上去欢呼这种美丽，可是美丽的云彩对于这个轮船上的不同的人来说，它的功能是不一样的。有经验的船工意识到，这样的云彩的出现，意味着暴风雨的来临，很可能就要发生海难。老练的船主意识到，这艘轮船有可能被倾覆而自己的财产将受到巨大的损失，他怎么样才能逃脱幸免。这个时候旅客正沉浸在对于美景的欣赏和欢呼中。换句话说，同样这个美丽景色的出现，不同身份的人感受是不一样的。因此，对真善美的理解是不同的。它为文学带来的问题就是，怎么样去坚持真的、善的、美的统一。学文学的都知道，历史上一直围绕着为人生和为艺术的争论，在三十年代还弄得很激烈。五四时期周作人曾经写过一篇《美文》，他认为只要写出了真，美就自然在其中。近二十年，唯美主义的思潮也在我们回到文学本身的表述中间占据了一个很重要的地位。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当我们强调唯美的时候，是不是遮蔽了什么，有没有注意到真和善。因此，这个问题实际上也一直都是文学本身或者说创作本身存在的困惑。这是第一，是从我们这个时代困惑中体现出来的。
第二，时代的困惑还体现为知识的困惑。我们要做文学的表达，必然要借用一些思想认识的资源，这个时代我们的认识资源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丰富，全世界所有的最新的思潮、最新的学说，都会在中国找到。是不是我们的认知能力就更强了呢？其实不见得。这个时代也可以说是我们在思想认识上的最混乱的时代，这种混乱性在很多的文学会议上都听得到。比如最近一些比较流行的话语就是说“历史已经终结了，因此文学也终结了”。可是，说文学已经终结的这些人，却不断地出现在各种文学会议上。既然说文学已经终结了，为什么还在就文学问题发言呢？文学不存在了，但是研究文学不存在的人恰恰就是一些文学批评界的活跃人士。这是很有意思的现象，这就是知识的困惑。现在大家都想阐释中国，却都陷入了阐释中国的焦虑，谁都没有办法令人信服地来解释当代中国，当代中国出现了很多没有办法解释的事情。文学创作上有四个主义的表现方法，古典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如果用一个简单的词来描述这几个主义的精神特征，可以说古典浪漫主义的主要特点就是激情，现实主义的主要特点就是批判，现代主义的精神特征就是痛苦，后现代主义精神特征就是游戏。我们简单化地用进化论来为文学划分等级，认为新的一定胜过旧的，后出现的主义一定是胜过前面的主义的。因此会出现关于“你的那个已经落后过时”，而“我这个是最新的最先进的”这样的一些写法和争论。可是难道创作就是为了这些主义吗？难道我们今天就不需要激情和批判了吗？难道后现代主义真的可以解释中国的事情吗？那么事实上是不是这样呢？其实未必。这也是我们在知识上、认识上的一些困惑。
第三个困惑，就是表达的困惑。当我们真的认为已经把全人类的各个时期的艺术表现手段都借鉴过来的时候，我们自以为在技术上已经很强大，可以信心十足的宣称我们的文学已经跟世界接轨，我们已经非常的现代化，其实在表达上依然是贫弱的。我们对当代生活的表述，由于有了知识的困惑，也就出现了表达上的困惑。我们说已经掌握了技术的时候，我们在表述我们自己的时候，其实是不清楚的，是困惑的。这两年文学界出现了关于“底层叙事”的热潮。蔡翔很多年前就写过一篇文章，叫《底层》。有人反驳说，知识分子凭什么能够为底层代言？这样一问把知识分子问得哑口无言，问得结结巴巴的。底层究竟是怎么回事？如果说，我们对这问题认识不清楚的话，那么我们很有可能又陷了五四以来关于现代性的表述，什么启蒙被启蒙，又陷入到这个泥潭里面。实际上当一些学者提出底层这样一个概念的时候，其实他们是有意想突破某些被遮蔽的话语，突破某一些知识的困境，或者是表达的困境，希望能够找到一种刺破现实的、反抗遮蔽的，恢复文学批判品格的、张扬文学精神的那样一种表述。但是由于底层叙事这个词本身就很含糊，近年来频繁地被使用是因为中国出现了惊人的两极分化。每个人对这个词的理解都不尽相同。底层写作也是同样，有人把它看成是一种题材现象，有人把它当作一种写作姿态。所谓“底层出场的同时，阶级也就退场”，因为它本身不清楚，很容易被吸纳到主流叙事当中去，变成 “底层人写底层”、“打工族写打工”，好像这就是底层表述，其实它已经歪曲了“底层叙事”原有的含义。这个困惑的症结在哪里？当我们寻求用底层来叙事的时候，实际上是在寻求一种表达，希望用这种表达的方式来突破我们的困惑。所以底层的问题，就是中国的问题。底层的困境，就是知识分子的困境。因此，所谓底层叙事，实际上就是大家的叙事。如果仅仅把底层写作当作一种苦难题材，一种关怀姿态，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它是我们为了寻求文学精神，寻求真善美统一的那样一种叙事。所以它不存在谁为谁代言的问题，因为它就是我们自己的叙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