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宏观税收负担分析
【摘要】宏观税负是指一个国家的总体税负水平，一般通过一个国家一定时期政府所取得的收入总量占同期GDP的比重来反映。在我国由于政府收入形式不规范，单纯用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并不能说明我国的宏观税负问题。
关键字：宏观税负税收负担分析比较
政府总体收入占GDP的比重，我们不妨称之为大口径的宏观税负。这里的“政府收入”，既包括“税”，也包括“费”。各种收费、罚款均是依仗国家的职能而实现，具有税收的强制性、无偿性特点，其亦用于政府各部门支出，与税收的性质并无区别，尽管其分配过程没有纳入国家财政预算管理之中，但其税收意义上的负担却是有形的事实。因此，在这三个口径的税负指标中，大口径的指标最为真实、全面地反映政府集中财力的程度和整个国民经济的负担水平。
税收收入加上财政收入退库、社会保障基金、预算外收入、制度外收入这一大口径宏观税负进行比校分析，我国政府收入占ＧＤＰ的比重大约在２０％～２５％之间，这一水平已超过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接近世界平均水平。据财政部不完全统计，截至１９９６年，全国性及中央部门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有３４４项，地方收费项目多少不一，最多的省达４７０项，最少的省也有５０多项。全国各类基金项目共计４２１项，其中３７５项基金为省级政府越权设立。１９９６年全国收费、基金收入总额为３６２１．９亿元（不含社会保障基金１０１４．７亿元），扣除纳入预算管理以及取消的收费、基金数额，相当于当年财政收入的４６％。过多的收费侵蚀了税基，特别是在先收费、后征税，税“软”费“硬”的情况下，形成了“费挤税”、费大于税的状况，使税收收入占ＧＤＰ的比重下降。同时，收费过多过滥，加重了企业负担，使本已资金短缺的企业雪上加霜，抑制了企 1
业的发展，有可能导致企业未来纳税能力下降。并且由于税费不分，企业在抵制收费的同时，往往抵制纳税，加大了税收征管的难度。 从宏观税负绝对量和增速两个方面来看，当前中国的宏观税负处于历史较高水平。在2006年之前，中国的宏观税负呈现出先快速增长，之后呈缓慢增长的发展态势。在2007年，由于财政、税收的大幅增长造成了中国的宏观税负急剧提高。由于中国的税费改革进展缓慢，所以中国宏观税负的增加直接体现了中国的企业和居民税费负担的加重，这对于中国的宏观经济会产生较为不利的影响。在中国物价水平持续高涨的背景下，中国的宏观税负过高，难以刺激民间的投资和消费，也会加重企业和居民的负担。2005年《福布斯》发表的“全球2005税务负担指数”称，中国内地的税负在全球52个国家和地区中，仅次于法国，是全球税负第二重的国家，也是亚洲税负最重的地区。另外，在2007年发表的“全球税负痛苦指数”中，中国内地的税负仅次于法国和比利时，名列世界第三，仍然“稳居”亚洲第一。宏观税负是衡量一国财政收入的相对规模和政府收入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通常指一个国家在一定期限内税收收入占当期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反映了一国税收的总体负担水平。在我国，宏观税负的计算方法通常是狭义税收收入与GDP的比重。在OECD标准中，作为分子的税收收入包括狭义税收收入和社会保险基金收入两部分。
在“大财政”标准下，我们采用狭义税收收入、社会保险基金收入、预算外收入和土地收入之和，作为 “税收负担”指标的分子。由于，预算外收入中的一些税收附加收入具有税收的特点，所以应纳入税收管理。同样地，在“大财政”标准下，由于土地出让金的规模之大，理应纳入税负的计算中，才可以更加清楚地反映我国税负的真实水平。
计算中国宏观税负的不同方法对比：
² 税负指标1=税收收入/GDP；（传统标准）
² 税负指标2=（税收收入+社保收入）/GDP；（OECD标准）
² 税负指标3=（税收收入+社保收入+预算外收入+土地收入）/GDP；（“大财政”标准）
我国宏观税负水平在不同的标准下，差异显著。由于庞大的土地出让金规模，“大财政”标准下的税负水平远高于其在OECD标准下的统计结果。以2007年为例，三种标准下的税负水平从低到高依次为18.14%、22.44%和30.01%。“大财政”标准下的税负水平高于传统标准下的税负水平约65%。可以看出，传统标准下的税负计算方法使得我国宏观税负水平被严重低估。从变化趋势上看，不同标准下的税负变化趋势基本一致。税负水平在1996年达到最低点，此后则持续上升。尤其是“大财政”标准下的税负水平，1999年至2007年的上升速度明显高于另外两种衡量标准下其税负水平的增速。
总的说来，我国的税收负担与国际上其他国家的税收负担相比，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即名义宏观税负与实际宏观税负的分化现象：名义税负不高，实际税负过重。造成宏观税负分化现象的主要原因是转型期我国政府收入行为和收入格局的不规范。各级政府在组织财政收入过程中过分依赖非税收入方式，预算外收入规模一直很大，且增长迅猛，此外我国还存在数量庞大、难以估计、使用方向难以控制的制度外收入。据保守估计，2006年全国非税收入超过2万亿元，占全国财政收入的50%以上，不仅大大高于发达国家5%～15%的比重，也高于发展中国家20%～30%的比重。平新乔教授调研结果显示，2006年仅全国土地出让收入保守估计就超过1万亿元。④ 财政部资料显示，2004年全国非税收入总额约为1万亿元，相当于同期全国财政收入的39.8%.其中，中央非税收入占本级财政收入的11.2%；省及省以下非税收入占本级财政收入的74.8%.⑤ 而从发达国家政府收入格局看，政府履行职能所需资金大部分依靠税收渠道筹集，非税收入只
是税收收入的补充形式。例如，2004年加拿大联邦政府收入2 040.7亿加元，其中税收收入1 681.1亿加元，占本级政府收入的82.7%；社会保障金收入219.6亿加元，占10.7%；政府间转移支付收入6.2亿加元，占0.3%；非税收入127.8亿加元，占6.3%；而在美国，从政府总体来看（不考虑政府的级次），非税收入的比重大致只占政府财政收入的10%左右，而且大多集中在地方政府。⑥ 因此，只有将政府税外收费纳入分析范畴，才能准确把握中国转型期税收负担的真实水平及其内部结构特征。
税收的多寡、税负的高低，不仅关系到和谐社会建设的进程，而且直接影响政府和纳税人的关系。保持合理的宏观税负水平，政府应坚持取用有度、量力而行的原则，既有利于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和服务满足社会公共需要，又有利于涵养税源、藏富于民，既不断改善生活，又积极进行生产。合理的宏观税负水平是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保证，是生活稳定协调运转的保证，也是政府有效履行职能的保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