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受经验 ——田野研究方法散思
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系
●吴毅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编《三农中国》第11辑，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8P93-97
一般的理解，学问即透过经验去建构理论，而后又以理论观照经验，所以，有人说做学问如磨镜面，目的在于更好地反映经验和验证理论，故而研习理论的一个目的便如锻造降魔神器，借此去捕捉事实，使之呈现出某种得以梳理的秩序。在这个意义上，作为理论对应物的经验便如与主体无涉的客观实在，其价值全然在于等待人们用理论的视界去发现、洞察、采掘和加工。
然而，读书经年方有感悟，犹如理论，经验也远非与主体无涉，人类自有智慧，进入知识时代起，便开始在实践进程之中为自己铺设一条通往理解的道路，沿着这条道路前行，才有对于经验的理解和解说。这条认知之路是一条不断被规训的路，其中充满理解方式与经验材料的相互融通和影响，而非以镜观物，反映物和被反映物的位臵清清楚楚。所以，就有人说经验也同样不是自在之物，而是使人生疑的人造之物，它通过特定的感知方式被呈现出来，等待着人们以某种解释进路去认识和理解，没有一定的观物方式和敏锐的问题意识，社会实在即使如神祗般矗立山端，人也可能视而不见。反之，茫茫大千世界中也总是能随处找到支撑某种解说的材料。由此，我得以体会，理解一旦开始，经验已非透明之物，理解经验的过程也就是将理解的模块和视界嵌入社会实在的过程，这种模块和视界本身即如眼镜，它帮助我们认知，也规训和局限我们的认知路径。所以，进入人的视野的经验不会是不渗入理论色彩的纯化液体，一定程度上，人们戴上什么样的有色眼镜，就将看到什么色彩的经验现象，并赋予其以相应的意义。因此，理论对于人们也就具有了福柯意义上的权力效应，它撑开人们的眼界，却也同时决定人们的观物方式，甚或也会遮蔽人们的视野，因为视野本身已经受到一定理论的框定。
这种体验在近年来的田野研究中感受至深。田野研究的价值在于以锁细、具体的生活事实去体察超离于事实的理论，然而，对于什么
是锁细而又具体的生活事实本身，却可能并不是一件十分容易认定的事情。记得在川东双村做村庄口述历史调查时，老农们对于解放初期土地改革的态度就引起过我的好奇。双村是一个十分普通的山村，在不甚发达的交通和通讯条件下，它较多地保留下传统农业型村落的特色，20世纪上半叶，这个村最为基本的特征是普遍贫困，这种普遍贫困用学术语言来表示，就是建立在“封建土地所有制”基础之上的社会特征远不如孙中山“大贫小贫”的解说来得直白。双村土改前的土地分布，根据人民公社时期留下的历史台账记载，地主户均17亩，中农户均15.7亩，差别不大。尽管如此，土改却仍然将阶级斗争嵌入了双村。土改之后的情况是，村里的“大贫”与“小贫”相互换了个位臵，彼此也更加平均。按理，这种均平的土改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农民的经济状况，否则，也就不好理解几十年之后包产到户同样受到农民欢迎的情景。但值得思考的是，像别的地方一样，土改仍然受到绝大多数农民的欢迎。为什么会这样？对于像我这样一个在青少年时期接受过阶级斗争教育，以后又亲历此一话语体系消解的人来说，这个在过去本不是问题的问题引起了我的追问。“为什么不是这样？从前，我们每家人都有土地，后来被地主夺去，现在，翻身解放，土地又回到了我们手上”，多个老土改以几乎同样肯定的语气回答我的问题。看起来，地主剥夺农民土地应该是农民生活中真实经历的一部分了，否则，他们不至于回答得那样的一致，所以，接下来的问题就应该是地主是如何夺走农民土地的。这种追问既是基于对传统阶级斗争的诉苦语式的依从，也是田野调查的深度挖掘所必须的，但此时我所期待的无疑应该是一个基于经验事实的回顾，而非那人人都熟知的理论拷贝。“你真是没完没了，比工作队还工作队”，面对这种刨根究底，被问者有些不耐烦，语塞之下一时不知该如何回答是好，这不是明知故问吗？“过去，我们无钱买地，现在，不花钱却得到土地，你说好不好？”“过去，贫穷耻辱，现在，贫穷光荣，过去，发财人瞧不起我们，现在，他们倒霉了，你说好不好？”被最追问得不耐烦的老农干脆改用这样的话回答了我。面对这样的反诘，疑惑没有解开，新的想法却随之产生，看来，要不习惯于记老帐的农民理清楚上一辈或者上几辈的“家庭经济变迁史”是有相当困难的，而要农民脱离那已经成为一种“事实”的知识去回忆那些可能构成这种知识背后的经历，并进一步分清楚在这些经历之中哪些是他们所曾“亲历的”，哪些又是“被建构出来的”就更加困难，所曾亲历的历史“实在”早已经被
岁月所湮没，留下来的则是经过话语过滤和拼装的社会记忆，在这里，经验本身已经服从于标准化社会事件序列的记忆图式，于无形之中被理论所替代，这种替代甚至也没有被经历者本人所察觉和辨析，以至于被当作一种真实经历本身。不知道这可不可以算作是国家叙事解构村庄叙事，以运动和“诉苦”这样一些特殊的权力动员技术进入农民身体，改变乃至于重构村庄经验的一个案例。
可见，经验的厘定已经无法离开对理论的清理，不同的叙事框架完全可能切割出不同的经验实在，至少可能使人们对同一经验实在做出不同的理解。故尔，既使是田野研究的经验性描述，也还得不断地反思理论。是如早期西方人类学者那样透过对异文化的研究以进行某种社会进化的排序，还是如马林诺夫斯基那样以“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界”去描述和尊重被察知者，是如镜面观物那样坚持理论对于经验的透明性反映，还是如吉尔兹所倡导的那样去解读经验性文本背后所透射出来的相应文化–符号体系的关系，做理解对象的理解和在解释之上的解释，不同学术宗旨将使呈现在人们面前的经验现象的观察意义十分的不同。既然经验的完全复原没有可能，那么，我个人将更愿意做某种理解性的传递和表达，尽管这样仍然会不可避免地渗透进我对经验材料的特殊理解与处理，但我还是以为它较之结构化和数据化的分析可能更加贴近经验的母本本身，至少可能会少一些粗暴的切割、拼装和推测。
这样做无疑是一个重新学习学术化书写和言说格式的过程，我们早已经习惯于按照各种数据、图表和结构化的格式去书写与表达经验，目的在于证成它们的普适化和可推移性，但却忘了这样做也是以降低经验复杂性与牺牲殊异性为代价的，现在，我们正力图尝试以另一种新的方式——感受、体验与理解的方式——去重新地表达我们所触模到的经验，以传递出它的特殊性、复杂性以及意义的多样真实，目的则在于强调殊异与接近客观。这样做可能充满主观性和非规范性，在强调客观和规范性的主流学术表达范式仍旧纵横驰骋于学术疆场之时，不会没有风险，例如被臵疑为是否学术，是否具有代表性，如何推演，等等，但是，只要一想到作为学术基石的经验现象正在被各种在科学名义之下进行的统计的，但却可能是简单的；结构的，但却可能是不合适的表达方式肢解得破碎不全的时候，这种尝试本身却会产生如发现真实和解救人质般的按捺不住的兴奋，从而支撑着田野工
作者不辞辛劳与繁锁，继续去专注于经验的理解和言说。
对于经验的感受，田野研究的确具有独特优势。黄宗智曾经这样认为：“从方法的角度看，微观的社会研究特别有助于摆脱既有的规范信念，如果研究只局限于宏观或量的分析，很难免套用既有的理论和信念。然而，紧密的微观层面的信息，尤其是从人类学方法研究得来的第一手资料和感性认识，使我们有可能得出不同于既有规范认识的想法，使我们有可能把平日的认识方法——从既有概念到实证——颠倒过来，认识到悖论的事实。”（参见黄宗智《中国研究的规范认识危机》，载其著《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北京：中华书局2000版）。如果说黄宗智还主要是从自己对中国历史研究的感性体验层面言及田野研究对于解脱理论对于经验的束缚作用，吉尔兹则在方法论的意义上思考了经验研究的本体论价值，“地方性知识”的概念无疑在昭示一种方法论的缘起，其着眼点“不在于仅仅对异与同（difference and similarity）的逆向探讨，而在于从发生学的渊源去追溯其命名学甚至是思维论上的歧异。”在于强调经验本身所具有的特定性、情境性、具体性和互文性。由此，个案“深描”对宏观研究的关系就不再是所谓“饾饤之学”与“空疏之学”或“训诂之学”与“义理之学”的互较高低，而是不同哲学信念背景下两种观物方式的取舍，是对知识条分缕析的情景化阐释和一般性总体陈述的两种义理的追寻，是对描写的理解和描写的概括的不同主张。于是，我开始有些明白素来自居于象牙塔中，成天与奇风异俗为伍的人类学家近年来何以也会如经济学家那般张扬着闹入尘世，对现时人文社会科学的其他领域表现出方法上的扩张和输出，原来，正是借助于人类学式的体验和感悟，许多曾经被普世化过的真理重又具备了历史和地方性经验的特征，这即是感受经验所做的贡献。
柯文说过，人们对于历史有三种言说的方式，即史家笔下的历史、经历者的历史和作为意识形态而存在的历史。经验的言说也是如此，田野调查者无疑应该以作为经历者的经验去解构和拆卸那种被某种外部逻辑所规训的“经验”，并以此去反思规训本身。因此，在当下可以被笼统称作“中国经验”的社会实在尚且被许多似似而非的大词所笼罩的时候，通过田野调查返回到常识，去感受经验的多相性、流动性、殊异性与模糊性就有了很大的用武空间，且已经渐具某种跨学科的方法性启示。
与数量化分析不同，田野调查所强调的是对于经验的质性理解，甚至不反对调查者本人对经验的个性化体验，这一点倒是与文学和美学存有相通之处，正因为如此，我们就更加强调田野调查的洞察功能、评论功能和揭示功能，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也强调它的演绎功能，而不强调（至少不着意强调）它的归纳和统计功能。田野调查也许不能告诉我们某种经验的宽泛性，却足以揭示其深刻性，广度和深度本来就是经验探讨所要追寻的两个基本维度，只要我们不是固执于后者在学术研究中的唯一正统地位，就应该承认，这一研究进路已经极大地丰富了人文社会科学把握经验的手段。其实，这也早已经不仅仅是把握的手段，更是表达的容器，因为对于经验的感受还得寻求合适于这种感受的文体表达，即如重视实践过程对于事物发展的重要增量作用，就得寻求诸如“事件–过程”那样的分析和言说方式，以展示实践在影响事物发展过程中的生产功能。对于经验感受的高度重视已经使叙述作为一种学术文体得以复兴——首先在历史学，而后又在社会学，人们已经意识到，结构主义的语体已经在不经意中将鲜活的、流动的、充满不可预知变数的人的活动变为冰冷、静态、抽象和线性的“经济”、“政治”“文化”的数字作业和规律逻辑的板块切割，而唯独缺少了人的灵动气息，同时也抹杀了历史的建构性。因此，要将人重新臵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中心舞台，重新展示社会历史的机变，也就应该为叙述在表达和传递社会实践之复杂、多相性和生产性方面的优势正名。所以，叙述已经不仅仅是展示经验之时空维度的一种形式，它本身也已经发展成为一种与结构主义表述方法并臵的研究方法——有人称之为叙述主义。让经验的复杂性和意义的多样性通过恰当的叙述呈现出来，实现叙述性的思考，以促进人类的自我意识，使之成为更加清醒、更富理性、更积极影响未来的主体，已经成为不同于一般量化社会实证理论的另一条得道的通途。在目前，我们借助于这一通途，也许会对诸多尚无以归类的中国经验的理解和建构更为合适，至少是有可能避免陷入那种以西方理论杆格中国经验，或者将中国经验西方化，然后再去自说自话地论证形则中土，实则西域的中国理论的词与物的对立。
以福柯的视界，权力无所不在，话语是一种权力，无法脱离话语传递的经验同样也是一种权力，因此，我们还应该对理论与经验这两者沟连的权力效应保持一种应该具有的警觉，若非如此，理论很可能
就是研究尚未开始之时潜意识中就早已欲求的理论，而经验也同样可能只是安排于潜意识理论框图中的按图索骥的经验。面对这样的“经验”，我不知道它们究竟是离不可复制的母本更加接近还是更为遥远，我也怀疑产生这种经验的处所究竟存在于田野还是早已存在于“调查者”的心中。这样说绝不是故意绕口，因为我发现，在当下，当个案式的田野报告正在成为一种时尚表达的情况下，一些个案研究其实只是徒具田野之名，却无田野之实，在这些研究里，理论到处都是，经验却无以现身，所谓田野，恐怕只是作者书房中那把摇椅的代名词。
写于2005年9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