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文学教案
教学目的：本课程旨在使修学者全面了解先秦文学发展的基本面貌和特点，对先秦时期诗歌和散文等文学样式、重要的作家和作品有较深入的认识，培养理解、分析文学作品、文学现象的能力。
重点难点：《诗经》、《左传》等作品、屈原及其代表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孟子、庄子等思想家的文学成就。难点是《诗经》的现实主义创作、庄子怪生笔端的想象与虚构、楚辞巫祭文化与屈原香草美人的象征艺术。
第一讲 先秦文学概述
一、先秦社会的历史发展
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民族历史文化形成的最初阶段是在先秦时期，这是从远古经夏、商、周三代直至秦统一（前221年）之前的漫长的历史时期。
先秦文学就是指秦统一之前的中华大地上的产生发展的文学。
二、文学的起源
中国文学的产生可以上溯到文字产生以前的远古时期。远古时期产生的神话传说和歌谣，我们称为传说时期的文学。远古时期的神话传说反映了先民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中国文字究竟产生于何时尚难确定，据今所见数量较大，最古的文字是甲骨文和铜器铭文。甲骨文是占卜所用，文辞虽少，但可见卜者的愿望和捉摸不定的心理。上古巫史不分，甲骨文卜筮结果的记录，以及铜器铭文的事件记录体现统治者的意志和历史意识。甲骨文与金文是今天已知最早的文字，也标志着书面文学的产生。
三、先秦文学形态 诗、乐、舞紧密结合
诗歌是最古老的文学形式之一。最初的诗歌是和音乐、舞蹈结合在一起的，这是早期诗歌的一个重要特征。《吕氏春秋·古乐》记载了上古一个叫做“葛天氏”的部落歌舞祭祀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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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一曰“载民”，二曰“玄鸟”，三曰“遂草木”，四曰“奋五谷”，五曰“敬天常”，六曰“达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总万物之极”。
这八阙可能是现在所知的最古的一套乐曲，三人手持牛尾一边投足一边歌唱。有歌有舞。这套乐曲体现了上古时代诗、乐、舞三位一体的原始形态。
古代神话
一、上古神话的产生和记录
（一）神话的概念、产生和功能
1、神话的概念: 神话是人类认识发展的初始阶段的产物。马克思认为神话是“通过人民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人类发展成为能通过语言交流表达思想的人以后，自身的生产水平和认识能力仍处于低级阶段，对于威力强大的自然力和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以及某些发明创造等不能做出科学合理的解释，只能以自身的经历和体验把自然物、自然力和社会力加以神化和人格化，幻想出一些超自然的神和神的故事，经过不自觉的艺术加工，产生了神话。
2、神话产生的原因是由于原始社会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面对难以捉摸和控制的自然界,所产生的一种神秘和敬畏的感情,而一些特殊的灾害的自然现象,地震、洪水，还有人类自身的生老病死等等，也引起惊奇和恐慌，人们由此幻想出世界存在某种超自然的神灵和魔力，并对之膜拜，自然在一定程度上被神化。
3、神话的功能：神话对原始人很重要。首先，神话在维系人们的社会性上具有重大意义。其次，神话是把个人和集体联系为一体的一条精神纽带。再次，神话是先民们在对世界假想的把握中宣泄了不安的情绪。
（二）神话的保存
中国在远古时代可能有过丰富的神话传说，但经过口耳相传大部分没能够保存下来，只是在一些古代文献如《山海经》、《楚辞》、《淮南子》、《庄子》等古籍保存了许多零零星星的神话传说。
《诗经》、《楚辞》是两部诗歌总集，其中多有取材于神话的诗篇，如《诗 经》中的《商颂·玄鸟》和《大雅·生民》就记录了商部族始祖契和周部族始祖 后稷诞生的神奇经历。《楚辞》中保留的神话材料较多，尤其是《天问》这一篇， 作者运用了大量的神话作为素材，其中有些材料较他书所载更接近于神话的原始
2 面貌，因此很有价值。但由于作者采用了问句的形式，提及某个神话时往往只是 只言片语，过于零碎，有些难以理解。还有一些神话保留在一些史书之中，比如 《左传》、《国语》、《逸周书》等。
由于神话本身具有深刻而简明的寓意，它也受到先秦诸子的重视。诸子中以《庄子》援引神话最多。《庄子》自称“寓言十九”，其中有些寓言即是神话，另一 些则往往是古神话的改造，如鲲鹏之变、黄帝失玄珠、倏忽凿浑沌等。《孟子》、《墨子》、《韩非子》等书中也保留了一些神话材料。《吕氏春秋》和《淮南子》 分别成书于秦汉两代，由众人编纂而成，两书中都保存了不少神话。尤其是《淮 南子》一书，对神话的搜罗相当宏富，如《地形训》就有关于海外三十六国、昆 仑山、禹、以及九州八极等神话。中国古代著名的四大神话：女娲补天、共工触 山、后羿射日和嫦娥奔月，就是保留在《淮南子》中的。
二、古代神话的分类
（一）创世神话
1942年湖南长沙子弹库发现了战国楚帛书，“中间八行一段文章，讲的是开天辟地的创世神话，这是我们所见到的时代最早的创世神话文献。”帛书所载伏羲生四子，即春、夏、秋、冬四时之神，四神从一团混沌中开天辟地，使日月分明和四时运行，而日神与火神祝融奉天之意及炎帝之命统率四神，进一步完成创世工程，使天象由混乱到有序，这是南方楚文化所传开天辟地的创世神话，伏羲是开天辟地的始祖。
从这些创世神话中，可见中国先民已经在积极探索自然之物的本源问题，并将它与人类的关系联系起来进行思索。
（二）始祖神话
人类不仅对万物起源感兴趣，而且对于自身是如何产生的也努力探究。原始社会探索人类起源与祈求子孙繁衍、人丁兴旺观念相一致。新疆呼图壁岩画中心就是一高于真人的双头同体人像，其左右上下皆为裸体男子像及男女交媾图，表现出人们持有一种始祖观念和生殖崇拜思想。除此之外，中国传统文化中记载着伏羲与其妹女娲兄妹成夫妻而繁衍了人类的传说，大量少数民族传说以及考古发现的汉画像砖画也证实了这一点。汉画像砖上伏羲与女娲人首蛇身，或异体交尾，或同体异首，是人类的始祖。此外还有女娲抟黄土造人之说：
这是母系社会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状况遗留下的观念，是对女性生育作用的肯定，至于说贫富贵贱的产生是女娲造人时精心制作与粗制滥造的结果，则是后代阶级社会中命中注定天生贵贱观念的附会之说。
有关女娲的神话主要应是产生于母系氏族社会，女娲补天和造人的不朽功绩， 既反映了人们对女性延续种族作用的肯定，同时也是对女性社会地位的认可。
除了人类共同的始祖外，各部族又有自己的始祖神话。商民族始祖契是简狄 吞食燕卵而生，周民族始祖后稷的诞生和经历更具传奇色彩。后稷神话记录在《 诗经·大雅·生民》中：姜嫄因踩到天帝的足拇指印而受孕，顺利的产下稷姜 嫄觉得不祥，便把他丢弃在窄巷、树林、寒冰等处，但稷分别得到牛羊、樵夫、鸟的奇迹般的救助，成活下来，并迅速表现出种植农作物的天赋，最终成为周人 的始祖。这类神话几乎各部族皆有，而且不少在情节或结构上有相似之处。它们 反映了部族成员对自己祖先的追念，表现出民族自豪感。
(三)洪水神话
以洪水为主题或背景的神话，在世界各地普遍存在。学术界对洪水神话的成 因也提出了种种解释。曾经有过的洪水灾害是如此的惨烈，在人类心灵中留下不 可磨灭的印记，成为一种集体表象，伴随着神话一代一代地流传下来，提醒人们 对自然灾害保持戒惧的态度。
国外的洪水神话，大多是表现这样一个主题，即天帝对人类堕落的失望，洪 水是对人类的惩罚，而洪水之后人类的再造，反映了对人性的反省和批判。而保 留在中国汉民族古代文献中的洪水神话，则主要把洪水看作是一种自然灾害，所 揭示的是与洪水抗争、拯救生民的积极意义，看重人的智慧及斗争精神。在这些 洪水神话中最杰出的英雄当数鲧禹父子。
鲧为了止住人间水灾，而不惜盗窃天帝的息壤，引起了天帝的震怒而被杀。 他的悲惨遭遇也赢得了后人深切的同情和尊敬，如屈原作《离骚》就为他鸣不平： “鲧婞直以亡身兮，终然殀乎羽之野。”鲧由于志向未竟，死不暝目，终于破腹以生禹，新一代的治水英雄由此诞生了。 洪水神话集中反映了先民在同大自 然作斗争中所积累的经验和表现出的智慧。
(四)战争神话
黄帝和炎帝是活跃在中原的两个大部族的首领，分别兴起于相距不远的姬水 和姜水，他们在向东发展的过程之中发生了严重的冲突。
这一则神话中所言“诸侯”、“修德”等，很明显是出于后世儒者的附会。 但黄帝和炎帝在阪泉之野确实发生过一次残酷的战争，《新书·益壤》称当时的 战场是“流血漂杵”。而黄帝居然能驱使熊、罴等猛兽参加战斗，为这次战争增 添了神奇的色彩。这些猛兽可能是某些部落的图腾，它们分别代表不同的部落跟 随着黄帝参加战斗。阪泉之战以黄帝的胜利而告终，它导致了炎黄两大部族的融 合，华夏民族由此而正式形成，并发展成为中华民族的主要成分。这则神话实际 是对一次历史事件的记录和解释。
炎黄汇合后，另一次著名的大战是发生在黄帝和蚩尤之间：
蚩尤属于南方的苗蛮部族，他有八十一个铜头铁额的兄弟，这可能是暗示他们 的军队已经装备了金属盔甲，一些文献上提及蚩尤冶炼金属作兵器，这与当时冶 金术的发展程度是相适应的。这场战斗十分激烈，涉及风伯、雨师等天神，而风、雨、旱、雾等气象也成了相互进攻的利器。这两则神话不仅涉及古代的祈雨、止 雨巫术，还涉及一些具有重要文化意义的发明，内涵较为丰富。
黄帝正是在对内兼并和对外抗御的两场战争之中，大显神威，确立了他作为 中华民族始祖的形象。出于对中华民族始祖的爱戴，后世又把许多文化史上的发 明创造，如车、陶器、井、鼎、音乐、铜镜、鼓等，归功于黄帝，或是黄帝的臣 子。黄帝在神话中又成了一个善于发明创造的文化英雄。
（五）发明创造神话
黄帝之后，神话进入了一个英雄的时代。人们把自身发展过程中所积累的各 类重大发明，以及对各种自然、社会障碍的克服，都加在一个个神话英雄身上， 并把他们看作是本部族的理想的象征。自然神从而被人类自己的神所代替。它标 志着人类自身的主体性突出了，这是社会进步的结果，历史上相继出现了大量有 关文化英雄的神话，这些神话的主人公通常是人的形象，他们都有着神异的经历 或本领，他们的业绩在于创造和征服，如燧人氏、有巢氏、神农氏、仓颉、后稷 等等。
后羿是神话传说中弓箭的发明者，也是一个神射手。弓箭的发明是初民生活 中的大事，因此人们把无上的勇力和荣誉都赋予了这个弓箭的发明者。而后羿正 是凭着自己发明的弓箭和神技，为民除害，造福人类。羿最为辉煌的业绩，要数射落九个太阳。据《山海经·大荒南经》和《大荒东经》载：“羲和者， 帝俊之妻，生十日。”这十个太阳住在树上，轮流出现，“一日方至，一日方出” 。《楚辞·天问》王逸注引《淮南子》云：“尧时十日并出，草木焦枯”。于是 羿弯弓搭箭，“仰射十日，中其九日，日中九乌皆死，堕其羽翼，故留其一日也。” 人间的秩序又得到了恢复。十个太阳都是天帝俊的兒子，羿要射落九日，不仅需 要神技，还要有超人的胆略。
除了以上这些类型的神话外，还有一些神话显示了人类英雄突出的个性、勇 气，显示了人类对自身不可动摇的信念，如：
夸父为何要与日逐走，已不得而知了，但他那强烈的自信心，那奋力拼搏的 勇气，以及他那溶入太阳光芒之中的高大形象，构成了一幅气势磅礴的画面，反 映了古代先民壮丽的理想。而他渴死道中的结局，又为整个故事涂上了一层浓厚 的悲剧色彩。
三、古代神话蕴涵的民族精神
中国古代丰富多彩的神话，是远古历史的回音，它真实地记录了中华民族在 它童年时代的瑰丽的幻想、顽强的抗争以及步履蹒跚的足印。同样，它作为中华 民族的文化源头，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民族精神的形成。
首先，中国古代神话体现了深重的忧患意识。从《山海经》 中那些能带来灾异甚至能食人的半人半兽或半禽半兽的描述中，我们能看到先民 对生存环境的警惧之情。比如在女娲、羿和禹的神话中，无 不以相当的份量描绘了人类的恶劣处境，神性主人公们都能正视现实的灾难，并 通过锲而不舍的辛勤劳作和斗争，战胜自然灾难。神话特别强调诸神不辞辛劳的 现实精神，反映了先民对现实的苦难有着深刻的体验。这与奥林匹斯诸神的享乐 精神形成鲜明的对比。
其次，中国古代神话具有明确的厚生爱民意识。对百姓民众生命的爱护和尊 重，是中国文化的一贯精神，中国古代神 话在展示人类恶劣的生存境遇的同时，还为人类塑造了一些保护神，如前所说之 女娲、后羿等。此外，还有一些神话形象如龙、凤等，“见则天下安宁”（《山 海经·南山经》），它们的出现给人带来了祥瑞和安慰。这些都体现了人们对和自 然和谐相处的愿望，在本质上是对保护和发展生命的希冀。
再次，中国古代神话体现了先民们的反抗精神。生存环境的艰苦，激发了先 民不屈的奋斗精神，这种奋斗精神本身就意味着对于命运的抗争，由此而孕育出 一大批反抗自然，反抗天帝的神话英雄。前者如精卫以顽强的生命力，面对着难 以征服的自然，作顽强的拼搏。后者如《山海经·海外西经》中所载的刑天：
刑天与帝至此争神，帝断其首，葬之常羊之山。乃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操 干戚以舞。
即使断首以死，也要对着天帝大舞干戚，这种顽强的抗争精神是何等的壮烈！ 他所象征的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悲剧性格，成了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长河中的 巨浪。
二、上古神话的散失和演化
（一）神话历史化
中国古代神话的原始状态是十分丰富多彩的，但经过历史潮水的冲刷，如今 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大多只是一些零碎的片段。中国古代神话之所以散失，除了它没有受到文人的重视之外，神话的历史化， 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 所谓神话历史化，就是把神话看成是历史传说，通常的 做法是把天神下降为人的祖神，并把神话故事当做史实看待，构成了一些虚幻的 始祖以及它的发展谱系。这一文化现象在世界其他民族的文化史中或多或少都出 现过。
我国东方部族中很多是以鸟作为图腾的，其中也必然流行着不少有关鸟的神 话。而在这里，这些有关图腾鸟的神话则被改造为一系列的官名，并按照后世的 社会官僚系统组织起来。
（二）神话发展为仙话
中国古代神话发展变化的另一条道路，是被道教改造，成为仙话的一个来源。 仙话一般讲述的是通过修炼或仙人导引，以达到长生不老或幻化成仙的故事。在 仙话中，我们能发现不少古代神话人物。神话转变为仙话是有限的，它一般 集中在特定的几个人物身上，且有类似于修炼、服药、升天不死的情节。但仙话 的文化意蕴要比神话淡薄得多，在仙话中，那些神话人物所蕴含的民族精神、审 美品质，都被严重地削弱了。
（三）古代神话的影响
神话对文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神话为各类文学作品提供素材。中国神话以其广博精深的意蕴，生动活泼的表现力，为后世文学奠定了基础。 神话除了被后人直接载录之外，还为各类文学作品提供素材。在先秦散文中，《 庄子》一书以“意出尘外，怪生笔端”、“缥缈奇变”（《艺概·文概》）著称， 《庄子》说理的精妙和文风的恣肆，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神话。如《逍遥游》之 鲲鹏变化，《应帝王》之“凿破混沌”，这两则神话为全文抹上了变幻奇诡的浪 漫色彩。至于曹植采用洛水女神宓妃的形象，创作了脍炙人口的《洛神赋》，更 是利用神话素材进行的一次成功的创作。
用神话入诗的现象，在中国文学史上比 比皆是，如《诗经·大雅·生民》描述了后稷的种种神迹，楚辞《离骚》中各种 神灵纷至沓来。此后的诗人，尤其是浪漫主义诗人常常以神话入诗，如李商隐《 瑶池》诗云：“瑶池阿母绮窗开，《黄竹》歌声动地哀，八骏日行三万里，穆王 何事不重来。”就是对神话意象的妙用。
小说、戏曲采用神话作素材的也很多， 它主要是借助于神话的奇特的想象，利用神话形象或神话情节进行再创作。如唐 代李朝威的小说《柳毅》，创造了一个优美的爱情神话。明清神魔小说对神话的 采用和重塑，达到了此类文学的最高点，其代表作为《西游记》，孙悟空、猪八 戒以及他们的腾云驾雾、七十二般变化成了中国文学中最有影响的故事之一。从 孙悟空身上，我们不难看到“石中生人”的夏启、“铜头铁额”的蚩尤、“与帝 争位”的刑天以及淮涡水怪无支祁的影响。此外，如《聊斋志异》、《镜花缘》、《封神演义》、《红楼梦》中也有不少发人深省的神话情节。可以说，古代神话 作为素材，遍布在中国古典文学的每一个角落，它经文学家的发掘、改造，在新 的作品中重新散发出光芒，使文学作品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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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直接影响文学创作的思维方式、表现手法、欣赏效果等。神话作为原始先民意识形态的集中体现，凝结着先民对自身和外界的思考和 感受，包孕着浓郁的情感因素。这些神话意象在历史中固定下来，通过文化积淀， 在一代代人的心底流淌，并总是不失时机地通过各种形式，在后代文学作品中表 现出来。也就是说，神话对于文学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它是文学家的素材，更为 重要的是，那些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了神话原型的作品，都可以把作者或读者领 入先民曾经有过的那种深厚的情感体验之中，从而缓释现实的压力，超越平凡的 世俗。
神话作为原型的意义要比它作为素材的意义更为重要。当屈原在现实世界 中屡遭打击而悲苦无依的时候，他就毅然地转向古老的神话：龙凤结驷，巡游天 界，四方求女。是神话世界巨大的力量，使他从现实世界中超越出来，支持他的 人格，抚慰他心灵的创伤。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则不仅是将神话看作素 材，而是当成全部的精神寄托，是对这个不公平的世界的厌弃和对神话感情、神 话世界的皈依。正如荣格所说的那样，“一个用原始意象说话的人，是在同时用 千万个人的声音说话。„„他把我们个人的命运转变为人类的命运，他在我们身 上唤醒所有那些仁慈的力量，正是这些力量，保证了人类能够随时摆脱危难，度 过漫漫的长夜。”可以说，屈原、蒲松龄等作品都体现了神话原型的精髓和力量。
《诗经》
一、名称
《诗经》原名《诗》，或称“《诗》三百”。汉武帝“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置五经博士”（《汉书·武帝纪》），崇《诗》为经，称《诗经》。
二、篇数
《诗经》存目311篇，其中《南陔》、《白华》、《华黍》、《由庚》、《崇丘》、《由仪》乃所谓“笙诗”，有目无辞，故实有305篇。《墨子·公孟》：“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史记·孔子世家》：“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都说明《诗经》是可以配乐演唱的乐歌总集。
三、作者
《诗经》只有少数篇目可知作者，司马迁《报任安书》中所谓“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作也”，只能是一种臆测。现在可以断定的是，《诗经》的作者身份十分广泛，有上层的公卿大夫，也有中下层的“士”，“风”类诗歌的作者大多是下层的平民百姓，同时这类诗歌大多是集体创作的。
四、产生的地域
8 《诗经》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诗经》产生的地域甚广，大抵以黄河流域为中心，向南扩展到江汉流域，延及当时的中国大部。
五、产生的时代
确切年代已难一一确考。可大致确定作于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前11至前6世纪）约五百年间。“三颂”最早，商颂5篇，大约是殷商中后期的作品。国风中，豳风全部是西周作品，其他除少数产生于西周外， 大部分是东周作品。“雅”即正，指朝廷正乐，西周王畿的乐调。雅分为大雅和小雅。大雅31篇是西周的作品，大部分作于西周初期，小部分作于西周末期， 小雅共74篇，除少数篇目可能是东周作品外，其余都是西周晚期的作品。周颂31篇，是西周初期的诗。周颂不同于其他诗的体例，不是由数章构成，每篇只有一章。鲁 颂4篇，产生于春秋中叶鲁僖公时，都是颂美鲁僖公之作，《泮水》、《閟宫》 体裁近乎雅诗，《有駜》、《駉》则近于国风。可见颂诗演变之迹。
六、《诗经》的分类
《诗经》中的诗歌均为曾经入乐的歌曲，按音乐性质的不同，分为风、雅、颂三类。
“风”即音乐曲调，国风即各地区的乐调。《风》诗共有160篇。
“雅”即正，指朝廷正乐，是周王朝直接统治地区的音乐。《雅》诗共105篇，按音乐的不同分为《大雅》和《小雅》，他们大多是宫廷宴享的乐歌,大部分是西周时的作品。
“颂”是宗庙祭祀的舞曲，《颂》诗分为《周颂》、《鲁颂》和《商颂》，是宗庙祭祀的乐歌。共40篇。
八、用诗和传诗
诗三百最初主要用于典礼、讽谏和娱乐，是周代礼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行教化的重要工具。编辑成书后，广泛流行于诸侯各国，运用于祭祀、朝聘、宴饮等各种场合。在当时的政治外交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诗经》内容广泛，形象深刻的反映了西周至春秋中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以及世态人情、民俗风习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既是中国古典诗歌之祖，又是研究我国古代社会情况的珍贵数据，对后世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婚姻爱情诗
反映婚姻爱情生活的诗作，在《诗经》中占有很大比重，不仅数量多，而且内容十分丰富，既有反映男女相慕相恋，相思相爱的情歌，也有反映婚嫁场面，
9 家庭生活等婚姻家庭诗，还有表现不幸婚姻给妇女带来痛苦的弃妇诗。这些作品 主要集中在“国风”之中，是《诗经》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最精彩动人的篇章。 《诗经》中的情诗，从单相思至初恋、热恋、成婚或分手，广泛反映了那个时代男女爱情生活的幸福欢乐和挫折痛苦，充满坦诚、真挚的情感。如写单相思的《周南·关睢》，前三章表现了一个贵族青年对淑女的追求，和他“求之不得”的痛苦心情。末二章， 想象若能和她在一起，将要“琴瑟友之”、“钟鼓乐之”。又如写热恋中情人的约会。如 《邶风·静女》描写男女幽会：
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爱而不见，搔首踟蹰。
静女其娈，贻我彤管。彤管有炜，说怿女美。
自牧归荑，洵美且异。匪女之为美，美人之贻。 一个男子在城之一隅等待情人，心情竟至急躁而搔首徘徊。情人既来，并以 彤管、茅荑相赠，他珍惜玩摩，爱不释手，并不是这礼物有什么特别，而是因为 美人所赠。主人公的感情表现得细腻真挚。《郑风·子衿》则写女子对男子的思 念，这个女子在城阙等待情人，终未见来，便独自踟躇徘徊，“一日不见，如三 秋兮”的咏叹，把相思之苦表现得如怨如诉，深挚缠绵。这种对爱情的执著专一， 在《郑风·出其东门》中，则由男子直接说出：
出其东门，有女如云。虽则如云，匪我思存。缟衣綦巾，聊乐我员。 尽管在东门之外，有众多的美女，诗人却并不动心，想到的仍是自己所爱的 那个素衣女子。
正是由于《诗经》中抒情主人公对爱情如此热烈执著，因而一旦爱情遇到挫 折，就感到特别痛苦。在《诗经》时代，男女爱情虽还不像后代那样深受封建礼 教的压制束缚，但已是“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娶妻如之何，匪媒不得” （《齐风·南山》）了。有时对婚姻自由的追求，也会受到父母的干涉。如《鄘 风·柏舟》即是写一个女子要求婚姻自主遭到父母干涉时所发出的誓辞： “髧彼两髦，实维我仪。之死矢靡它。母也天只，不谅人只。”这个女子如 此顽强地追求婚姻爱情自由，宁肯以死殉情，呼母喊天的激烈情感，表现出她在 爱情受到阻挠时的极端痛苦和要求自主婚姻的强烈愿望。
《诗经》中反映结婚和夫妻家庭生活的诗，虽不如情诗丰富，但也很有特色， 如《周南·桃夭》，诗人由柔嫩的桃枝、鲜艳耀眼的桃花，联想到新娘的年轻美貌，祝愿她出嫁后要善于处理与家人的关系。而《郑风·女曰鸡鸣》则写了一对 夫妻之间美好和乐的生活。诗以温情脉脉的对话，写出这对夫妻互相警戒，互相 尊重，互相体贴的感情，并相期以白头偕老的愿望。
在婚姻生活方面，《诗经》表现婚姻不幸的哀歌， 为数不少。《邶风·绿衣》中那位“心之忧矣，曷维其已”的妇女，因妾得宠而失位，无可告诉，只能在痛苦中煎熬。这类诗反映的是还维持着婚姻的形式和夫妻的名义，处于失宠、幽闭状态的不幸妇女的命运。
10 另一类则表现婚姻破裂后妇女被夫家休弃的悲惨结局，抒发弃妇的愤懑不平。《卫风·氓》和《邶风·谷风》 ，充满了对负心人的控诉，怨恨和责难，是《诗经》弃妇诗的代表作。《谷风》 中那位妇女初来夫家时，家境贫困，经过辛勤劳作，逐渐富裕起来，而其丈夫却 变了心，另有所娶，竟将其赶走。 《氓》以一个普通妇女的口吻叙述自己从恋爱、结婚到被弃的过程。全篇叙事和抒情相结合，巧妙地将事件过程和弃妇的思想情 感融为一体，在女主人公悔恨地叙述自己恋爱、结婚和婚后被虐、被弃的遭遇中， 表现出刚强自爱、果断坚决的性格。
二、颂歌和怨刺诗
古诗素有“美刺”传统，具有鲜明的功利性和实用性。《诗经》首开其端。其中庙堂和宫廷乐歌多歌功颂德之作，出自公卿列士和乐工之手，在《颂》诗中保存最多，《雅》诗中也有不少。有的颂帝王歌天命，有的颂扬文王之德。在《雅》诗和《国风》中，与颂歌异调的，是怨刺诗。亦即前人所谓“变风”、“变雅”。《毛诗序》指出：“至于王道衰，礼仪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汉书·礼乐志》也说：“周道始缺，怨刺之诗起。”这些话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怨刺诗产生的社会背景和伦理因素。如揭露和嘲讽统治者丑恶行径的《新台》：
新台有泚，
新台倒影好鲜明， 河水瀰瀰，
河水洋洋流不停。 燕婉之求，
本想嫁个美少年。 籧篨不鲜。
不料嫁了癞蛤蟆。
这首诗是卫国人讽刺卫宣公荒淫乱伦而作。卫宣公曾与其后母夷姜乱伦，生子名伋。伋长大后，卫宣公为他聘娶齐女，只因新娘子是个大美人，卫宣公便改变主意，在河上高筑新台，把齐女截留下来，霸为己有，就是后来的宣姜。卫国人对宣公的所作所为实在看不惯，便编了这首歌挖苦他。
三、农事诗
《豳风·七月》这是《国风》中最长的一首诗。豳地在今陕西旬邑、彬县一带，公刘时代周之先民还是一个农业部落。这首诗就反映了这个部落一年四季的农业劳动生活，涉及到衣食住行等各个方面，从各个侧面展示了当时社会的风俗画。《七月》：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觱发，二之日栗烈。无衣无褐，何以卒岁？ 三之日于耜，四之日举趾。同我妇子，馌彼南亩。田畯至喜。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载阳，有鸣仓庚。女执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 春日迟迟，采蘩祁祁。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七月流火，八月萑苇。蚕月条桑，取彼斧斨。以伐远
11 扬，猗彼女桑。 七月鸣鵙，八月载绩。载玄载黄，我朱孔阳，为公子裳。 四月秀葽，五月鸣蜩。八月其获，十月陨萚。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 为公子裘。二之日其同，载缵武功。言私其豵，献于公。 五月斯螽动股，六月莎鸡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 入我床下。穹窒熏鼠，塞向墐户。嗟我妇子，曰为改岁，入此室处。六月食郁及薁，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剥枣，十月获稻。为此春酒，以介眉寿。七月食瓜，八月断壶，九月叔苴，采荼薪樗。食我农夫。 九月筑场圃，十月纳禾稼。黍稷重穋，禾麻菽麦。嗟我农夫，我稼既同，上入执宫功。昼尔于茅，宵尔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谷。 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于凌阴。四之日其蚤，献羔祭韭。 九月肃霜，十月涤场。朋酒斯飨，曰杀羔羊，跻彼公堂。称彼兕觥：万寿无疆！
全诗8章，首章总写农业社会的两大主题：织与耕，即衣与食。前半写“衣之始”，后半写“食之始”（朱熹语）；2—5章承写衣，6—8章承写食，在结构上如此安排，确是相当严谨。
中国古典诗歌一向以抒情诗为主，叙事诗较少。这首诗却以叙事为主，首创“四季歌”的形式。在叙事中写景、抒情。通过诗人的娓娓动听的叙述，真实的再现了当时的劳动场面、生活图景和各种人物的面貌，以及农夫与公家的相互关系，构成了西周早期社会一幅男耕女织的风俗画。
四、感伤诗
因诗人感时伤世而作。《王风·黍离》: 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这首诗写一位东周大夫的故国之思。长于心理描写。全诗用赋的手法，直赋胸臆，写主人公看到过去曾经是繁华的都市现在是一片满目的荒凉与破败而内心极度忧伤的情状。开头“彼黍离离，彼稷之苗”是比、兴兼用，荒凉破败的景象即烘托了抒情主人公悲怆的心情，又比拟王室的衰败。那种“中心摇摇”、“中心如醉”、“中心如噎”以及呼天喊地的神情，历历在目，感人至深。后世据《诗序》所言，称故国之思、亡国之痛为“黍离之悲”。
这一节课，我们讲授《诗经》的艺术特点。综合起来看，《诗经》主要有以下主要艺术成就：
第一、赋、比、兴的手法。
赋、比、兴是前人总结的《诗经》的三种表现手法或是艺术技巧。与风、雅、颂合称“六义”。 赋就是铺陈直叙，即诗人把思想感情及其有关的事物平铺直叙地表达出来。比就是比方， 以彼物比此物，诗人有本事或情感，借一个事物
12 来作比喻。兴则是触物兴词，客观事物触发了诗人的情感，引起诗人歌唱，所以大多在诗歌的发端。对于赋、比、兴的解释，历来不同。朱熹的解释比较准确。他说：
“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 “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 “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诗集传序》）
其中，赋是最基本、最常用的手法。明谢榛说：“予尝考之三百篇，赋七百二十，兴三百七十，比一百二十”（《四溟诗话》卷二）可见用赋之广。当然，在《诗经》中更为出色的还是比兴。
先说比。在《诗经》中，有的通篇用比，如《硕鼠》；有时单用比，有时用博喻，如《卫风·硕人》写庄姜之美：
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这里用了一连串的比喻。这种写法千百年来脍炙人口，并为后世文人多仿效，如曹植《洛神赋》中用了“惊鸿”、“游龙”、“秋菊”“春松”之喻写洛神体态之轻盈，盖借鉴于此。
再说兴。“兴”的本意是“起”，在诗歌创作中，常常表现为托物起兴。它是一种借对自然界的事物描写，如鸟兽虫鱼、风云雨雪、星辰日月等，先开个头，然后藉以联想，引出诗人内心情感的表现手法。兴句多放在一首诗的开头，也有放在句中的。在《诗经》中，兴的运用大致有两种情况：
（1）、起象征、联想、比拟的作用。如《关雎》，以雎鸟成双成对和鸣，相依相恋的情景，引起诗人“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联想；《周南·桃夭》以盛开的艳丽桃花，象征新娘的年轻貌美。
（2）、起创设意境、烘托气氛的作用。如《秦风·蒹葭》开头的“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描绘了一幅清秋凄清的意境，渲染烘托了主人公求偶不得的失望心情。
在《诗经》中，又常常是比兴兼用。这一点在讲具体作品时再详细了解。赋、比、兴这三种艺术手法，对后世诗歌影响深远。它极大地丰富了中国诗歌的表现艺术，是中国诗歌民族风格的重要特征。
第二、句式和章法。
《诗经》以四言为主，其间杂有二言之八言不等。四言节奏感强，是构成诗经整齐韵律的基本单位。《诗经》多重章迭句。《诗经》中的重章，许多为整篇中同一诗章重迭，每章只更换相应的几个字。也有一篇之中有两种迭章，或是一篇之中既有重章，也有非重章。《诗经》中多用迭句、迭字、双声迭韵。《诗经》的重章迭句的复沓结构，造成反复咏叹，回环往复，增强了抒情效果，而迭字、双声迭韵的使用又增强了音乐美和形象美。《诗经》中的诗歌大多押韵。常见的
13 也是我国后世最常用的是一章之中只用一个韵部，隔句押韵，韵脚在偶句的押韵方式。还有句句用韵的方式。
第三、多种修辞手段的成功运用。
《诗经》中对各种修辞手法的运用已相当成熟。对偶，如《谷风》“就其深兮，方之舟之，就其浅矣，泳之游之。”《河广》“谁谓河广？曾不容刀，谁谓宋远？曾不崇朝。”文字变化多姿，声音和谐美妙，语句婉转流畅。夸张，正如刘勰所说：“是以言峻则嵩高极天，论狭则河不容刀，说多则子孙千亿，称少则民靡孑遗。”（《文心雕龙·夸饰》）指出《崧高》、《河广》、《云汉》等诗恰当地运用夸张，更富于表现力和感染力，产生了让人感觉更真切、更强烈、更深刻的艺术效果。其它手法如对比、排比、设问、顶真、呼告、拟人、借代等灵活运用，表情状物，不胜枚举。
第四、风、雅、颂不同的语言风格。
雅、颂多是严整的四言，极少杂言，国风中杂言较多；小雅和国风中重章迭句较多，大雅和颂中则较少；国风中有许多语气词，增强了诗歌的形象性和生动性，而雅、颂中则较少。这些差异说明雅、颂多出自贵族之手，体现“雅乐”的威仪典重。国风多来自民间，更体现了新声的自由奔放，比较接近当时口语。
这一节课，我们向大家介绍《诗经》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及影响。《诗经》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和深远的影响，奠定了我国诗歌的优良传统，哺育了一代又一代诗人，我国诗歌艺术的民族特色由此肇端而形成。
一、现实主义精神与面向现实的传统
总而言之，《诗经》 的内容十分广泛丰富。它立足于社会现实生活，没有虚妄与怪诞，极少超自然的 神话，祭祀、宴饮、农事是周代社会经济和礼乐文化的产物，其他诗对时政世风、战争徭役、婚姻爱情的叙写，展开了当时政治状况、社会生活、风俗民情的形象 画卷。《诗经》虽有少数叙事的史诗，但主要是抒情言志之作。《诗经》 可以说主要是一部抒情诗集，在二千五百多年前产生了如此众多、水平如此之高 的抒情诗篇，是世界各国文学中罕见的。从《诗经》开始，就显示出我国抒情诗 特别发达的民族文学特色。从此以后，我国诗歌沿着《诗经》开辟的抒情言志的道路前进，抒情诗成为我国诗歌的主要形式。《诗经》表现出的关注现实的热情、强烈的政治和道德意识、真诚积极的人生态度，被后人概括为“风雅”精神，直接影响了后世诗人的创作。
《诗经》对我国后世诗歌体裁结构、语言艺术等方面，也有深广的影响。曹 操、嵇康、陶渊明等人的四言诗创作直接继承《诗经》的四言句式。《诗经》其 他各种句式当时只是单句，后世演之，遂以成篇。同时，后世箴、铭、诵、赞等 文 14 体的四方言句和辞赋、骈文以四六句为基本句式，也可以追溯到《诗经》。总 之，《诗经》牢笼千载，衣被后世，不愧为中国古代诗歌的光辉起点。
《左传》等先秦叙事散文
这一节课，我们主要讲授殷商至春秋时代的散文。
一、散文的萌芽：甲骨卜辞和商周铜器铭文
1898年，在河南安阳小屯出土了大量的刻有文字的龟甲和兽骨，这些文字就是记载商代人占卜情况的卜辞，甲骨卜辞就是我国散文的最早源头。 历代出土的商周铜器铭文，人们称之为“金文”，又因其大多铭刻在礼器（如鼎）和乐器（如钟）上，故旧称其为“钟鼎文”，内容多为锡命、征伐、约契、祀典的记录。商周代铜器铭文比甲骨文更多地表现了统治者意志和历史的人生的主题意识，主要表现在铜器是统治阶级权力和财富的象征，在铜器上镂刻铭文，目的是纪念统治阶级的祖先，歌功颂德，记载人生重大的历史事件，以求永远传世。
二、记事叙事文之祖：《尚书》《春秋》
（一）《尚书》
《尚书》亦称《书》，西汉以后称为《尚书》。汉儒尊之为经，故又称《书经》。“尚”即“上”，《尚书》是上古历史文献的汇编。《尚书》主要内容是记录帝王或执政大臣的誓词、讲话、文告等，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尚书》据传为孔子编定，原为一百篇，《尚书》是我国第一部历史散文集。《尚书》的内容时间上与甲骨文、铜器铭文相近，却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文章结构和规模，更具散文的特征。汉代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说：“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点明《尚书》为上古时王者之言的汇编，揭示《尚书》主要是记言的特点。故唐代史学家刘知几在其《史通·六家》中概括了《尚书》记言的六种主要文体，“盖《书》之所主，本于号命，所以宣王道之正义，发话言于臣下，故其所载，皆典、谟、训、诰、誓、命之文。”
《尚书》是记言文之祖。《尚书》文字古奥，语言技巧超过甲骨卜辞和铜器铭文。《尚书》都是单独成篇，有完整的结构，对先秦历史叙事散文的成熟有直接影响。
（二）《春秋》
《春秋》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编年体史书。它采用“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晋杜预《春秋左传集解序》）纲目式的记事方式，仅以一万
15 六千余字记载了从鲁隐公元年至鲁哀公十四年（前722-前481），二百四十二年的历史。
《春秋》的内容为周王室及各诸侯国政治、军事活动如朝聘、会盟、战争及日食、地震、水旱灾等自然现象。
它只是标题式记述时、地、人、事，缺少对人物性格、行为、事件前因后果具体的描述，却将对人物、事件褒贬评判寓于记事之中，在修辞技巧上，表现出很深的功夫，一字之用竟会“寓褒贬，别善恶”，（如“天王狩于河阳”，“宋人弑其君杵臼”，“莒弑其君庶其”。同样是“弑”，“人”与“国”又有区别，“人”是少数人，“国”是国人）在谨严的措辞中表现出作者的爱憎，被人称作“春秋笔法”。司马迁曾指出 “贬损之义，后有王者举而开之。《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史记·孔子世家》）《左传·成公十四年》举君子曰云：“《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被后人指为《春秋》义法的五条标准。“春秋笔法”被后人无限夸大为字字寓褒贬，处处有大义。但也遭到了后代有识之士的谴责，“凡说《春秋》者，皆谓孔子寓褒贬于一字之间，”“此之谓欺人之学。”（宋郑樵《通志·灾祥略》）。“春秋大义”成为后世政治原则和伦理规范的理论依据，对后代的政治伦理思想和史传文学的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春秋》文句过于简短且语义隐晦，因此出现了一些解释《春秋》的著作，较著名的有先秦时产生的《左传》和汉代写定的《公羊传》和《谷梁传》，被人称作“《春秋》三传”。《公羊传》是战国时齐人公羊高撰，至汉景帝时由公羊高后人公羊寿及其弟子胡母生写定。《谷梁传》为战国时鲁人谷梁赤撰，至西汉时，传其学之人将它写定。公羊高与谷梁赤皆为孔子学生子夏的弟子。《公羊》《谷梁》主要从不同角度阐述《春秋》的“微言大义”，即所谓“书法”，也即“附经立传，经所不书，传不妄发。”对《春秋》史实增补不多。《左传》则是叙事生动，史实丰富的以《春秋》为纲的编年史。
《春秋》记事文字简略，长的不过四十多字，短的仅有一字，所以，其记事虽简而有法，却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叙事散文。有的仿佛一则新闻标题。比《尚书》明白易晓，文字表达力有很大进步，标志着散文发展的重大变化。
《左传》的文学成就。
一、《左传》的成书
《左传》是《春秋左氏传》的简称，又名《左氏春秋》。相传《左传》为传 述《春秋》而作，作者是左丘明，后人对此颇多疑义。
《左传》记事，起于鲁隐 公元年（722），迄于鲁哀公二十七年（468），并附记灭智伯之事（前454）。全书分六十卷，共十八万多字。
《左传》以详细丰赡的史料记叙了春秋时期各国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的重大事件和各方面历史人物的活动，反映春秋时期的社会现实。今人一般认为此书大约成书于战国早期，最后编定者是一位儒家学者。
三、《左传》的叙事特征
《左传》虽是一部编年体史书，却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左传》的文学成就体现在它的叙事、写人和记言上。《左传》以《春秋》的记事为纲，增加了大量的历史事实和传说，叙述了丰 富多彩的历史事件，描写了形形色色的历史人物。把《春秋》中的简短记事，发 展成为完整的叙事散文。《左传》发展了《春秋》笔法，不再以事件的简略排比 或个别字的褒贬来体现作者的思想倾向，而主要是通过对事件过程的生动叙述， 人物言行举止的展开描写，来体现其道德评价。《左传》还创立了一种新形式， 即在叙事中或叙事结束后直接引入议论，以“君子曰”、“君子是以知”、“孔 子曰”等来对事件或人物作出道德伦理评价。这种形式，更鲜明地表现出作者的 立场和感情，增强了叙事的感情色彩。《左传》确为先秦散文“叙事之最”，标 志着我国叙事散文的成熟。
第一，作为编年史，《左传》的情节结构主要是按时间顺序交代事件发生、发展和 结果的全过程。但倒叙与预叙手法的运用，也是其叙事的重要特色。
第二，《左传》叙事，往往很注重完整地叙述事件的过程和因果关系。
第三，《左传》对事件因果关系的叙述，还常有道德化与神秘化的特点。
第四，《左传》是一部历史著作，但作者有时就像一个故事讲述者，把事件叙述得 颇具戏剧性。
《左传》的写人特点
第一，《左传》中描写了各种人物，但《左传》的 写人还不像纪传体历史著作在一个专章中叙述一个人物的生平事迹，也没有像后 世小说那样塑造人物形象。 第二，《左传》广泛描写了各种人物，其中许多人物写得个性鲜明。《左传》有些 描写还展现了人物性格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表现了人物性格的变化。 第三，《左传》叙事中人物的行动、对话构成了表现人物的主要手段，而绝少对人 物进行外貌、心理等主观静态描写。
第四，《左传》还在复杂的战争 过程、政治事件中，大量描写细节。
我们讲授《国语》的文学成就。
一、《国语》的成书及体制
《国语》是一部国别史，全书二十一卷，分别记载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事，是各国史料的汇编。《国语》以记言为主，也记载这八国的史事，记事起于周穆王征犬戎，迄于赵、韩、魏灭智伯（约前967～前453年）。关于《国语》的作者，司马迁曾在《报任安书》中云：“左丘失明，厥有《国语》。”认为是《左传》的作者左丘明。然后人多有异议，一般人认为《国语》是汇编之书，非一时一人所作，约编定于战国时期。
三、《国语》的记言
《国语》以记言为主，所记多为朝聘、飨宴、讽谏、辩诘、应对之辞。《国 语》记言文字在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方面都很缜密，又有通俗化、口语化的特点， 生动活泼而富于形象性。当然，由于《国语》是各国史料的汇编，素材来源不一， 编者亦未作统一润色，其记言水平参差不一，风格也颇有差异
四、《国语》的记事
《国语》虽然记言多于记事，但《国语》没有单纯的议论文或语录，有一系 列大小故事穿插其中，因此表现出叙事技巧和情节构思上的特点，有时也能写出 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总的说来，《国语》也有对历史事件因果关系的叙述，但 不及《左传》普遍、完整。《国语》中许多事件的前因后果及经过都是一笔带过， 而把重点放在大段的议论文字上。但《国语》也有情节生动曲折，极富戏剧性的 叙事，如《晋语》前四卷写晋献公诸子争位的故事，献公宠妃骊姬的阴谋，太子 申生的被谗冤死，公子重耳的流亡等，都写得波澜起伏，精彩纷呈。其中有虚拟 的情节，如骊姬夜半而泣（《晋语一》），谗太子申生，骊姬夜泣及其谗言，非 第三者能知，显然是作者援情度理的虚构，刻画出一个口蜜腹剑，阴险狠毒的人 物形象。其中也有精彩的描写，如为分化朝中大臣，骊姬宠幸的优施与朝中重臣 里克饮酒，以歌舞暗示里克，将杀太子申生立骊姬子奚齐，里克夜半召优施，欲 中立以自保等（《晋语二》），描写细致入微，具体生动，表现出鲜明的个性特 点。更有一些滑稽的小插曲，写得生动活泼，如重耳流亡到齐国后，安于寄人篱 下的生活，其妻姜氏及从亡之臣子犯将其灌醉载之而行（《晋语四》），《左传》 只写到重耳桓，“以戈逐子犯”，《国语》中还写了重耳子犯相骂的对话，幽默 有趣，写出了重耳流亡集团的内部冲突。对晋献公诸子争位的叙述，展示了春秋 时期一场复杂政治斗争的生动画卷，描绘出一系列生动的人物形象，反映了《国 语》叙事的成就。
由于国别史的特点，《国语》有时的记叙某一国事件时，集中在一定篇幅写 某个人的言行，如《晋语三》写惠公、《晋语四》专写晋文公、《晋语七》专记 悼公事，《吴语》主要写夫差、《越语上》主要写勾践等等。这种集中篇幅写一 人的方式，有向纪传体过渡的趋势。但尚未把一个人的事迹有机结合为一篇完整 的传记，而仅仅是材料的汇集，是一组各自独立的小故事的组合，而不是独立的 人物传记。总之，由于《国语》以记言为主，虽然叙事和刻画人物有一定特色， 但文学成就比《左传》还是稍逊一筹。
《战国策》的文学成就。
一、《战国策》成书过程和纵横家思想
《战国策》凡三十三卷，杂记东周、西周、秦、齐、楚、赵、魏、韩、燕、宋、卫、中山诸国军政大事。时代上接春秋，下迄秦并六国。主要记载了谋臣策 士游说诸侯或进行谋议论辩时的政治主张和斗争策略。其中文章不是一人所作， 作者大多是战国后期纵横家，也可能有若干篇章是秦汉间人所作。最后由西汉刘 向编校整理成书，定名为《战国策》。
二、《战国策》的文学成就
第一、《战国策》的文学成就首先表现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全书对战国时期社会各阶层形形色色的人物都有鲜明生动的描写，尤其是一系列“士”的形象，更是写得栩栩如生，光彩照人。纵横之士如苏秦、张仪，勇毅之士如聂政、荆轲、高节之士如鲁仲连、颜 等等，都个性鲜明，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代表了士的不同类型。
第
二、《战国策》还以波澜起伏的情节，个性化的言行，传神的形态和细节来描写人物。作者不满足于平铺直叙，有意追求行文的奇特惊人，如《燕策三》记燕太子使荆轲刺秦王；《秦策一》中《苏秦始将连横》记苏秦落魄而归后的刺股和喟叹，荣归故里时的感慨，其家人前倨后恭的言行等，都反映了人物的内心世界和性格特征。。
第
三、《战国策》在写人上，一方面继承了《国语》相对集中编排同一人物故事的方法，另一方面又有所发展，出现了一个人物的事迹有机集中在一篇的文章，为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的成立开创了先例。如《齐策四·冯谖客孟尝君》，冯谖一生的主要事迹尽在一篇中，人物形象和性格得到了充分的展示。这类作品，显示了由《左传》编年体向《史记》纪传体的过渡。
第
四、《战国策》的“文辞之胜”，在语言艺术上取得了空前成功。春秋时期从容不迫的行人辞令，到此时已演化为议论纵横的游说之辞。其文章艺术风格 “辩丽横肆”，铺张扬厉，气势纵横。
第五、多用譬喻。借动物、植物或人们生活中习见的其他事物为喻，循序渐进地达到辩说的目的。还用大量的寓言故事、佚闻掌故来增强辩辞的说服力。寓言的巧妙运用，成为《战国策》文章的一大特点。
先秦叙事散文对后世文学的影响。
《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先秦叙事散文，对后代的文学创作产生 了深远的影响。它们的叙事传统和语言艺术对史传文学、散文和小说创作的滋养， 尤为明显。
第一，先秦叙事散文的体例、思想、写作艺术等对后世史传文学的创作有直接启发。 《史记》体例是在先秦编年史、国别史的基础上的创新和发展，而《汉纪》、《 资治通鉴》等，则是《春秋》、《左传》编年体史书的直接继承。先秦叙事散文 记述历史事件时直书其事、褒贬鲜明的特点，《左传》、《战国策》高超的写作 艺术，对后世史传文学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伟大的史传文学著作《史记》 就吸收了《左传》、《战国策》的写作技巧，对其中的一些史实略加改动便加以 运用。少数特别精彩的篇目，甚至不加改动就直接录入。司马迁、班固、陈寿、范晔等继承了《左传》开创的既叙述故事，又描写人物的形象生动的写史传统， 他们不仅是历史学家，同时也是文学家，其作品
19 既是历史著作，又是文学作品。 《左传》的叙事艺术，如对历史事件因果关系、发展过程的重视，对历史事件故 事化的描写，历史事件的叙述条理井然而又富于变化等等特点，在后代史传文学 中都有充分体现。《左传》简练蕴藉的语言风格，为后代史家所继承，而《史记》 的奇谲文风，显然与《战国策》的辩丽恣肆有直接的关系。总之，先秦叙事散文 是我国史传文学最初成就，其沾溉于后世，不言而喻。
第二，《左传》、《国语》、《战国策》 等，成为后世散文写作的楷模。秦汉以后，《左传》的文章一直为人们所喜爱， 尤其是唐宋以来的古文家，都非常推崇《左传》，并把它作为学习对象。韩愈《 进学解》说他“沉浸浓郁，含英咀华”的古代作品中，就包括《左传》。宋人把 《左传》与《史记》、韩文、杜诗相提并论，同作为文学范本。情韵丰富的《左 传》散文，也深为清代桐城派散文家所推崇。对《国语》语言艺术的赞誉，历来 甚多。柳宗元尽管曾作《非国语》批评《国语》的某些思想，但在其“序”中还 是认为“其文深闳杰异”，其为文即以《国语》为法。汉初散文，尚有战国遗风， 贾谊，邹阳等西汉前期散文家的作品中，更是可以明显看出《战国策》文风的余 绪。这种影响持续不断，在苏洵、苏轼等后代作家的散文中，还可以体味到先秦 叙事散文的神韵。《战国策》的文章，对汉赋的产生也起过促进作用。汉赋主客 问答的形式，铺张扬厉的风格，都可以看出对《战国策》的借鉴。
第三，先秦叙事散文的叙事艺术，对我国古代小说的产生发展及其独特的艺术个性 的形成，都有不可低估的作用。
首先，先秦叙事散文叙述历史事件中表现出的褒 贬分明的倾向性，对我国古代小说注重教化作用有直接的影响。并且，《左传》、《国语》等作品中用“君子曰”等对事件进行的评述，在文言小说如唐宋传奇、《聊斋志异》等书中被直接借鉴，就是在明清白话小说中，也有明显的痕迹。
其 次，先秦叙事散文奠定了我国古代小说基本的叙事结构。我国古代小说常按时间 顺序安排结构，串联情节，特别重视对故事起因、过程、结果的完整描写，并以 倒叙、插叙、补叙等方式追叙事件的起因，以预叙的方式暗示故事的结局。这些 都是《左传》等散文中就已形成的叙事传统。
第三，我国古代小说写人的基本手 法在先秦叙事散文中已初具规模。我国古代小说主要通过描写人物个性化的言行， 通过生动的细节描写来刻画人物，表现人物性格，而较少长篇的外貌描写、心理 描写，而这正是《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写人的共同特点。
第四，我 国古代小说和戏曲作品对历史题材的重视，也是受先秦叙事散文的启示。这不仅 是指诸如《东周列国志》之类以先秦叙事散文为题材的作品，同时，古代小说大 量采用历史题材，也和我国叙事文学最初成果是产生在历史著述中不无关系。
《孟子》《庄子》等先秦说理散文
《论语》的文学成就。
一、孔子生平。
孔子（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鲁国人。中国春秋末期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
二、《论语》
《论语》记载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反映孔子的政治思想，学术思想和教育思想，是研究孔子学说的重要文献。《论语》是由孔子弟子及其孔门后学辑录而成的，成书于战国初年。《论语》是语录体散文的典范之作，书中对话说理的形式已具有说理文的一些文体特征。《论语》短小简约，还没构成单篇的、形式完整的篇章。
三、《论语》的文学价值表现在：
（一）表现了孔子及其弟子的形象、性格；
（二）以形象的语言表达深刻的道理，富有启发性、哲理性，流传于后世，许多成为格言、成语；
（三）语言精炼平实，含蓄隽永，概括力强，且长于用各种语气词表达人物的思想感情。
本节介绍《老子》、《墨子》的文学成就
（一）韵散结合体——《老子》
1、老子生平。老子是道家学说的创始人。据《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老子，姓李，名耳，又名老聃，楚国苦县（今鹿邑县）人。约生活于前571年至471年之 间 曾做过周朝的守藏史。老子幼年牧牛耕读，聪颖勤快。晚年在故里陈国居住，后出关赴秦讲学，死于扶风 。约与孔子同时，但年长于孔子，孔子曾向他请教过周礼。老子平素“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后来看到周室衰落，就离周西去。出函谷关的时候，在关令尹喜的强求下，“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所终。”老子是隐士一类人物，神龙见首不见尾，汉代时人们对他的情况就不大清楚了，所以司马迁又说，当时有人认为，与孔子同时的楚国人老莱子，还有战国时的周太史也是老子。
2、《老子》。老子所著之书，世称《道德经》，也叫作《老子》，分上下两篇，共八十一章，五千余言。其最主要的内容是对“道”及其规律的论述。“道”是老子提出的一个哲学概念，它是宇宙的本原，也是宇宙间万事万物的根本规律。此外在《老子》中，老子还以其道的学说为理论依据，提出了他的独具特色的治国之道、用兵之道和修身之道。老子的思想博大精深，对于中国的思想文化发展至为深远，对于世界思想文化也产生了并正在产生着极大的影响。
3、老子的哲学思想
21 《道德经》一书是一个唯物主义体系，并具有朴素辩证法思想。它宣扬自然 无为的天道观和无神论。其唯物主义体系的核心是“道”，老子反对天道有 知，提出了天道无为的思想以及“道常无为，而无不为”的思想，即道是构 成万物的基础，道并不是意志有目的的构成世界万物，道是世界万物自身的 规律 。老子是我国人民熟知的一位古代伟大思想家，他所撰述的《道德经》开创了 我国古代哲学思想的先河。他的哲学思想和由他创立的道家学派，不但对我 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且对我国2000多年来思想文化 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4、从文学角度而言，《老子》一书主要是老子自撰，是一部以韵文为主、韵散结合的语录体著作。《老子》的文学性，主要源于哲学表述中反映的情感和具有诗意的语言。表现在：
它是以韵文为主，散韵结合的诗体散文，这是我国哲理性著作《易经》的文体的嬗变，也蕴含着《诗经》的风韵，是老子独创的一种文体。
作为议论文，《老子》采用了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相结合的方法，显示出独特的魅力。例如：“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老子》十一章）这段论述运用了归纳推理的方法，但却借助物象来表述，不仅说理透彻，而且鲜明的物象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可以引起丰富的联想。
（二）对话体——《墨子》
先秦说理散文在语录体的发展变化中逐步成熟。战国中期的《孟子》也是语录体，但《孟子》中有一些章节就一个中心论点反复论述，形成了对话体的论辩文。时代在孟子之前的《墨子》，和《孟子》同时代的《庄子》，显示出由语录体向专论体过渡的迹象。
墨子，名翟（约前468—376），相传原为宋国人，后长期住在鲁国，墨家学派的创始人，战国时期著名思想家。春秋战国之际，战乱频仍，兼并激烈，社会*，民生困苦。出身于社会下层的墨子，对此感受尤深，救世之心，更为迫切，他怀着“为万民兴利除害，富贫众寡，安危治乱”的理想，奔走于列国之间，宣传“兼相爱，交相利”的道理，反对大国进攻小国，谋求制止战争。并且提出了兼爱、非攻、尚贤、尚同、天志、名鬼、节葬、节用、非乐、非命等主张作为救世之策，同主张厚葬崇礼，亲亲疏疏，爱有差等的儒家张开了激烈的争论。与儒家学派同为战国时的显学。墨子不仅是个思想家，而且是个社会活动家。他把自己的门徒组织成民间团体，实践着艰苦的生活，也为制止战争而奔波。
墨子的思想体现在《墨子》一书中。此书是墨子与他的门人后学所著，《汉书•艺文志》载：“《墨子》七十一篇”，今存五十三篇。墨子尚俭务实，反对浮华，为文旨在说理，不事文饰。墨子的文章虽不华丽，但是，他注重说理，精研逻辑，为议论文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首先，墨子奠定了我国议论文的基础。墨子创制了结构完整的专论体议论文。墨子之前，论说性散文体制短小，一般是些简单的说明式、论断式的文字，而墨子首先创制了围绕一个主题，结构完整，条理清晰，推理严密的论说文。例如《辞
22 过》，围绕着指责当时的人主生活奢侈这一主题，文章分别从宫室、衣服、饮食、舟车、蓄私五个方面进行了论述，然后指出了节俭的必要性和过分的危害性。文章结构谨严，观点明确，论述清晰，是一篇独立的完整的议论文。再如，《兼爱上》、《非攻》、《节用上》等都是结构完整的专论体议论文。这种文体后来成为我国议论文的主要形式。
《墨子》中运用了多种议论文的体制。《墨子》既有专论体，如前面提到的文章，也有论难式的体制。所谓论难式，就是设为主客二人，一问一答来讨论问题。这种体式肇始于《尚书》，盛行于战国、秦汉时期，如《孟子》、《黄帝内经》、《太平经》以及汉代的大赋都主要用的是这种文体。《尚书》中的论难比较简单，是一个求教者和一个讲解者在对话。而在《墨子》中，提问者所提的问题，已经含有驳难的成分，对话具有辩论的性质，从而使得文章更具辩论性。如《三辩》、就是这样。《墨子》还运用了自问自答的议论体式，如《尚贤上》、《尚贤中》、《尚贤下》就是自问自答式的议论文。自问自答的议论体式，后人也经常应用。例如，中医的《难经》就是如此。《墨子》中还有散论体论文。所谓散论，就是一篇文章所论述的不是一个中心，而是把对于不同问题的不同讨论收集在一篇文章中。例如《耕柱》就是这样的文章。
其次，《墨子》的议论文具有逻辑谨严，推论清晰，语言质朴，简洁明快的特点。
第三，墨子对于不同对象，运用不同方法进行辩论。对于门人弟子，循循善诱，旨在使其提高认识。对于一般的认识不明者，或正面施教；或设喻启发，使其自己省悟。
第四，《墨子》尚质，不求文饰，但是，他也常常借助形象说理，某些语词、篇章也显得生动有趣。
《墨子》中议论文的体制尚不统一，这说明了当时的议论文体制正在发展阶段，还没有成熟，但另一方面又说明了墨子善于用多种方法来讨论问题，因而对我国议论文的发展，奠定了多方面的基础，而议论文的进一步发展，则有待于来者。
《孟子》散文的艺术成就。
一、孟子及其思想
1、孟子的生平。孟子，名轲，字子舆，战国时期邹国，今山东邹城市人；约生于公元前372年，死于公元前289年。相传孟子是鲁国贵族孟孙氏的后裔，幼年丧父，家庭贫困。相传，孟子的母亲十分贤惠，辛劳地抚养他长大成人，为了给孟子创造一个好的邻里环境，孟母曾三迁其家，最后找到一个读书人作邻居，使孟子终成大器，曾受业于子思的学生。学成以后，以士的身份游说诸侯，企图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到过梁(魏)国、齐国、宋国、滕国、鲁国。当时几个大国都致力于富国强兵，争取通过暴力的手段实现统一。孟子的仁政学说被认为是“迂远而阔于事情”，没有得到实行的机会。晚年时回到故乡，与万章等亲密的学生一起，“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一方面整理阐发儒家典籍，一方面把自己的言论、事迹编著成书。至今，我们了解、研究孟
23 子的思想，最主要的依据就是《孟子》一书。孟子是我国古代一位著名的思想家，他生于我国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的时代，是继承和发展由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的新儒家代表，是儒家第二大宗师，后世尊号亚圣。
孟子站在儒家立场加以激烈抨击。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思想，提出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被尊奉为仅次于孔子的“亚圣”。
是继孔子之后影响最大的儒学大师。
2、《孟子》七篇主要记录了孟子的言行和学说，是孟子和其弟子共同所著，是《论语》之后儒家的重要著作。《孟子》是通过对话展开论辩的说理文章，比论语篇幅加长、议论增多，有较强的文学性。
二、巧设机辟，善于辩论。
孟子不仅好辩，而且善辩。他的文章非常重视辩论技巧。他惯用的手法是预设机辟，欲擒故纵，诱敌深入，使对方不知不觉入其彀中，被迫就范。
三、长于譬喻，形象生动。
孟子还常常借助形象来说理，使抽象的道理变得触手可及。
四、多方修辞，表现力强。
五、语言晓畅，警策动人。
《庄子》文学成就。
一、庄子的生平及思想
庄子，名周，战国时宋之蒙（今河南省商丘县东北）人，据《史记》与《庄子》得知，他生活在齐宣王、梁惠王时代，与孟子同时而稍晚。
《庄子》一书反映了庄子的哲学思想，是道家学派的代表作，是我国古代重要的哲学著作。《 庄子》哲学思想源于老子，而又发展了老子的思想。“道”也是其哲学的基础和 最高范畴，既是关于世界起源和本质的观念，又是至人的认识境界。庄子人生就 是体认“道”的人生。“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齐物论》）精 神上冲出渺小的个体，短暂的生命融入宇宙万物之间，翱翔于“无何有之乡” （《逍遥游》），穿越时空的局限，进入无古今、无死生超越感知的“坐忘”境 界（《大宗师》）。庄子的体道人生，实为一种艺术 24 的人生，与艺术家所达到的 精神状态有相通之处。这种哲学思想的表现形式，具有明显的文学特质。
《庄子》本是学术著作，书中广泛地探讨了人生、社会、自然的各种基本问题，可是庄子才极高、学极博，思想博大精深，想象奇特宏丽，语言华美生动，使得《庄子》成为我国先秦诸子中文学成就最高的一部著作。鲁迅在《中国文学史纲》中说庄子：“著书十万馀言，大抵寓言，人物土地皆空言无事实，而其文则汪洋辟阖，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也。”
二、《庄子》的艺术特征
《庄子》最具文学性的特点是它的浪漫主义的表现手法。作为一个思想家，庄子在讨论严肃的学术问题，阐述自己的看法时，并没有像大多数学者那样，正襟危坐，不苟言笑，用缜密的思维，严谨的推理，明晰的语言来阐述自己的思想，而是带着强烈的感情，运用艺术形象来表现自己的思想，这就使得《庄子》一书具有了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
一、用寓言连缀成篇，以形象直接说理。
二、想象奇特，形象新奇。 三，拟容取心，善用比喻。
四、感情强烈，爱憎分明。
五，辞章华美自然，文风浩荡恣肆。
《庄子》代表作品《逍遥游》。
1、庄子天才卓绝，聪明勤奋，他追求自由的心灵只好在幻想的天地里翱翔，在绝对自由的境界里寻求解脱。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他写出了苦闷心灵的追求之歌《逍遥游》。
《逍遥游》的题意：“逍遥游”就是自由自在、毫无牵挂、不受任何约束的一种精神遨游。庄子的人生理想是追求绝对的精神自由和对现实社会的彻底超脱。他从齐物我、齐死生的观念出发，幻想出一个不受任何条件限制而绝对自由的精神境界，臆造出所谓“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的理想人格典型，声称“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变，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他把无人无我、效法自然、毫无人间烟火气的所谓“真人”，奉为堪称师表的“大宗师”，藉以表达自己的人生理想，沉浸在虚构的精神世界里，自我体验超脱世界的“逍遥”之乐，即所谓“芒然彷徨乎尘垢之外，逍遥乎无为之业”。当然，庄子的这种“逍遥游”，一方面是自己的理想追求，又隐现着耻与统治者同流合污的心态。
《荀子》的文学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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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荀子生平及思想
荀子，名况，又称荀卿。生活于战国晚期，赵国人。五十岁时，到齐国游学，于同侪中齿尊学高，“最为老师”，曾“三为祭酒焉”。后来有人向齐王进谗迫害，他就到楚国去了，曾担任过兰陵令。后来终老于兰陵。
战国晚期，兼并战争激烈异常，亡国乱君接连不断，面临国家安危存亡，大多数诸侯国的国君不去寻求富民强国治世的正道，而是“营於巫祝，信禨祥”，乞灵于鬼神。儒家学派的流裔鄙陋无能，只知墨守成规，对于当时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束手无策，而庄周这样的学者又无志于政治，对社会不负责任，“猾稽乱俗”。荀子对于这种情况非常痛心，“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兴坏，序列著数万言而卒。”系统地研究总结了各家学派的学说，吸取了它们的精华，融会贯通，自成一家之言，从而成为我国学术史上一位承前启后的博大学者。
二、《荀子》的文学成就
荀子的著作，汉时称为《孙卿子》，三十三篇。唐代杨倞为之作注，改称《荀子》。今存三十二篇，集中地体现了他的学说。荀子是我国先秦各个学术流派学说的集大成者，他的著作内容涉及哲学教育、道德伦理，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在文学方面，他也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首先，荀子对于文学的作用的认识，比起前人，大大进了一步。他提出，文学对于人的成长，具有养成作用。其次，荀子使议论文的写作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荀子》中的议论文论点明确，推论清晰，逻辑严密，结构谨严，说理透彻，具有极强的说服力。例如《劝学》，中心议题是鼓励学习，全文共分四部分，第一部分论述了学习的目的在于提高素质，全身远祸。第二部分论述了学习的根本态度应该是持恒专一。第三部分讲述了学习的方法、步骤和对待求教者的态度。第四部分进一步指出学习应该完全彻底，取得真正的成就。文章紧紧围绕中心论题，层层递进，次第展开，说理全面而又透彻，议论精辟而又生动，论据充分，气势雄宏，充分展现了荀子议论文的特色。
不仅单篇文章是这样，而且，文章中相对独立的部分也是这样。例如：《劝学》第一部分提出的分论点是学习的目的在于提高素质，全身远祸。这一部分又分为五层进行论述，每一层都能围绕这个分论点，从不同的角度展开论述，同样表现出了绵密严谨，全面透彻，详尽清晰的特点。
第三，使用譬喻，形象生动。
第四，荀子还大量地使用排比句，对偶句，以增强文章的气势。注意句子的音节结构，使得文章便于诵读；遣词用语更是千锤百炼，极具匠心。例如：
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故不积蹞步，无以致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螾无爪牙之利，筋骨之强，上食埃土，下饮黄泉，用心一也。蟹八跪而二螯，非蛇蟺之穴，无可寄托者，用心躁也。是故无冥冥之志者，无昭昭之明；无惛惛之事者，无赫赫之功。行衢道者不至，事两君者不容。目不能两视而明，耳不能两听而聪。螣蛇无足而飞，梧鼠五技而穷。诗曰：“尸鸠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仪一兮。其仪一兮，心如结兮。”故君子结于
26 一也。
这段话气势充沛，语句精炼，排偶工整，形象生动，节奏明快，简直是诗一般的语言。
《韩非子》的议论文
一、韩非生平及思想
韩非（约公元前280—233），出身于韩国贵族之家，是韩之诸公子。曾师事儒学大师荀况，与李斯是同学。战国末年，韩国屡遭强秦侵凌，丧师失地，韩非见“韩之削弱，数以书谏韩王，韩王不能用”，于是韩非“疾治国之不务修明其法制，执势以御臣下，富国强兵而以求人任贤，反举浮淫之蠹„„故作《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十万余言。”这些阐释法治理论的文章传至秦国，深受秦王政的赞赏。韩非至秦，上书秦王，主张率韩伐赵。李斯、姚贾出于嫉妒，在秦王面前谗毁韩非，说“韩非，韩之诸公子也，今王欲并诸侯，非终为韩，不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归之，此自遗患也。不如以过法诛之。”秦王因将韩非下吏治罪，后被李斯害死在监狱中。
韩非是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言人，他的学说对整个中国古代统治和传统文化有着深远而复杂的影响。从积极方面说，他站在法家的立场上，适应着历史的发展趋势，完成了专制集权的法治理论体系，成为中国专制的重要政治思想工具。韩非思想中的历史进化论观念、严刑峻法的主张、循名责实的思想，成为秦王统一天下以及历代君主励精图治、改革变法的思想武器，具有进步意义。从消极方面看，他的理论崇尚暴力，不讲怀柔，主张对下层百姓实行残酷镇压，则是反动的，容易激化矛盾，引起下层百姓的反抗，秦王朝的灭亡就是明证。汉代以后的统治者在确立封建伦理纲常和儒学为统治思想以后，韩非学说失去其显赫地位。有些统治者只能引用其术，韩非的学说被视为异端。
韩非的著作收集在《韩非子》一书中，《汉书·艺文志》载韩非子55篇，今本《韩非子》也是55篇。综合历代学者考证，《初见秦》、《有度》、《饰邪》3篇确非韩非所作。
四、韩非的文学成就
韩非对于文学的贡献首推议论文的写作。
（一）、议论文的成就
第一，他的议论文，逻辑谨严，议论透彻，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第二，韩非子的议论文，思想敏锐，辩锋犀利，具有很强的战斗力。第三，韩非的文章描写细致，剖析深刻，具有很强的表现力第四，韩非的散文具有冷峻的风格。
五、先秦诸子散文对后世的影响
第一、先秦散文确立了说理文的体制，尤其是成书于战国后期的专论体说理
27 文，在说理文的模式上、体制上、说理方法上，都对后代说理文有深远影响。先秦说理文主要是哲理散文和政论散文，他们都不仅依靠逻辑推理和抽象思辨来完成，还在文中贯注了浓烈的情感，运用了生动的感性形象。先秦说理散文中，寄寓深刻的寓言、譬喻，常有抒情因素。这种形象性和抒情性，是先秦说理散文自身具有了文学意味，对后代散文的发展有积极意义。
第二、先秦说理散文大多分析透彻，议论纵横，而不同的作品又各具特色，风格各异，直接影响了后世作家的创作风格。如韩愈、苏轼的散文受孟子影响；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游仙诗、玄言诗、山水田园诗， 与庄子散文艺术有渊源关系；李白、苏轼、曹雪芹都受庄子影响；贾谊晁错刘禹锡王安石等人的创作中，也不乏荀子文章的风格；《韩非子》的风格在后代许多作家的议论文中也有表现如柳宗元、王安石的文章。
第三、先秦说理散文在语言艺术上的高度成功，丰富了汉语的表现力，为我国文学语言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后世常见的语言修辞手法，如比喻、夸张、排比、对偶等，在先秦说理散文中都已有成熟表现，直接影响了后世的语言修辞。先秦说理散文还为后代文学创作提供了大量的词汇和丰富的成语，其中有些还活在现代语言之中。
屈原与楚辞
本节讲授楚辞含义、结集及楚辞产生的原因
一、楚辞的含义
“楚辞”一词，最早见于司马迁《史记·酷吏列传》，说明这一名称形成于西汉初年。在漫长的传播过程中，它已具有三重涵义：
第一，诗体。指出现在战国时代、楚国地区的一种新的诗体。
第二，作品。指战国时代一些楚国人以及后来一些汉人用上述诗体所创作的一批作品。
第三，书名。指汉人对楚国人、汉人所写诗歌辑选而成的一部书。
二、《楚辞》的结集
《楚辞》一书，既非出自一人之手，也不出于一个时代，它是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人们逐渐纂辑增补而成的，自战国至东汉，历
三、四百年，共分五个阶段：
一、先秦
离骚
第一
屈原
九辩
第二
宋玉
纂辑者可能是宋玉。此为《楚辞》雏形。
二、西汉武帝时（前140前后）。增辑作品七篇：
九歌
第三
屈原
天问
第四
屈原
九章
第五
屈原
远游
第六
屈原
28 卜居
第七
屈原
渔父
第八
屈原
招隐士
第九
淮南小山
增辑者为淮南王宾客淮南小山，或即淮南王刘安本人。以上九篇作品的合集，是淮南王刘安以后、刘向以前的《楚辞》通行本。
三、西汉元帝、成帝时（前48～前8年间），增辑作品四篇：
招魂
第十
宋玉
九怀
第十一
王褒
七谏
第十二
东方朔
九叹
第十三
刘向
增辑者为刘向。
四、班固以后、王逸以前（100年前后），增辑作品三篇：
哀时命
第十四
严忌
惜誓
第十五
贾谊
大招
第十六
屈原或景差
增辑者已不可考，既不出于一人之手，也不在一个时期，而是在较长的时期里由不同的人一篇1篇地陆续增辑而成。以上十六篇作品的合集，就是王逸作《楚辞章句》时所据的十六卷《楚辞》本。
五、东汉后期（100～150年左右），增辑作品一篇：
九思
第十七
王逸
增辑者为王逸。王逸撰《楚辞章句》，并附入自己的作品《九思》，成十七卷，即后世流传的十七卷本《楚辞》。
逮及宋代，因其篇第混併，乃考其人之先后，重定其篇第，即：
离骚
第一
屈原
九歌
第二
屈原
天问
第三
屈原
九章
第四
屈原
远游
第五
屈原
卜居
第六
屈原
渔父
第七
屈原
九辩
第八
宋玉
招魂
第九
宋玉
大招
第十
屈原或景差
惜誓
第十一
贾谊
招隐士
第十二
淮南小山
七谏
第十三
东方朔
哀时命
第十四
严忌
九怀
第十五
王褒
九叹
第十六
刘向
九思
第十七
王逸
这就是宋代以后通行的《楚辞》版本。而《楚辞》一书的纂辑过程与篇目内容，也透露了“楚辞”二字的意义：即屈原辞赋以及宋玉以下汉人的伤悼屈原、以事名篇的拟骚辞赋（或骚体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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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楚辞产生的原因
楚辞，是战国时以屈原的创作为代表的新诗体。这种诗体具有浓郁的地域文化色彩，西汉末年，刘向辑录屈原、宋玉等人的作品，及汉代一些文人模仿这种诗体的作品。编成《楚辞》一书，这是继《诗经》之后我国又一部具有深远影响的诗歌总集。《楚辞》与《诗经》共同构成中国诗歌史的源头。在诗歌史上都具有重要作用。由于屈原的《离骚》是楚辞的代表作，所以楚辞又被称为“骚”或“骚体”。汉代人还普遍把楚辞称为“赋”。
楚辞的产生，既是楚文化与中原文化融合的产物，又是楚文化自身发展的产物。
第一、中原文化的影响。长江流域同黄河流域一样，很早就孕育着古老的文化。楚民族兴起之后，成为这一地域文化的代表。秦汉大一统，最终完成了南北文化的汇融，也由此形成了伟大的汉族。
处于南方长江、汉水流域的楚国，在文化渊源上和政治思想方面受中原文化的影响，与中原文化有一定的一致性。
第二、楚国的地理因素。楚国的经济条件要比北方优越，物产丰富（举《重耳之亡》中重耳与楚成王的对话为例），人们谋生比较容易，不必像北方人整天从事单纯维持生存的活动，有时间和精力从事更复杂的物质生产和精神活动，南方秀美的奇山异水也能陶冶人们浪漫的情思。和北方人比，较少受生活和礼教的压抑，这样，个体意识相应就比较强烈。丰富的物质生活条件，较少压抑而显得活跃的生活情趣，造成了楚国艺术的高度发展，在审美趣味上表现出不同于中原文化的特点。
第三、楚国风俗习惯的因素。当中原文化巫教色彩早已明显消退以后，在楚国，君臣上下仍然“信巫觋，重淫祠”（《汉书·地理志》）楚怀王曾“隆祭礼，事鬼神”，并且企图靠鬼神之助以退秦师（《汉书·郊祀志》）。民间的巫风更为盛行。可见在屈原的时代，楚人还沉浸在一片充满奇异想象和炽热情感的神话世界中。生活于这一文化氛围中的屈原，不仅创作出祭神的组诗——《九歌》和根据民间招魂词写作的《招魂》。而且在表述自身情感时，大量运用神话材料，驰骋想象，上天入地，给人以神秘的感受。甚至《离骚》中，也有“陈词”、“占卜”、“降神”，也借用了民间巫术的方式。
第四、楚地歌谣的影响。楚辞的形成，从直接因素来看，首先同楚地的歌谣有密切关系。楚国是一个音乐舞蹈发达的地区。《楚辞》等书中的《九歌》、《九辩》、《阳春》、《白雪》都是当时楚地的乐曲名目。它的体式与中原歌谣不同，不是整齐的四言诗，每句可长可短，在句尾或句中多用语气词“兮”。另外，楚辞虽脱胎于楚地歌谣，却已发生了重大变化。歌谣是配曲歌唱的，但楚辞有的篇目如《九歌》、《离骚》、《天问》等都很长，显然不适宜歌唱。汉朝人称楚辞为赋，取义是“不歌而诵谓之赋”（《汉书·艺文志》）表明读楚辞不象散文那样的读法，据古籍记载，需要用一种特别的声调来诵读。这大约类似于古希腊史 30 诗中的“吟唱” 形式。楚辞正是摆脱了歌谣的形式，才能使用繁丽的文辞，容纳复杂的内涵，表现丰富的思想感情。
第五、屈原的贡献。“不有屈原，岂见《离骚》”（《文心雕龙》）。楚辞是楚文化的产物，具体说来，又离不开伟大诗人屈原的创造。
屈原的生平、思想和作品
一、屈原的生平
屈原，名平。生活于楚怀王、楚顷襄王时代，
顷襄王三年（前296），怀王客死于秦而归葬，“楚人怜之，如悲亲戚”，楚人由是怪子兰劝怀王入秦，客观上则肯定了屈原判断之准确。子兰乃唆使上官大夫向顷襄王诽谤屈原，顷襄王怒而将屈原从汉北放逐到江南地区。屈原“上洞庭而下江”，辗转沅、湘一带，故都日远，长年不复，“被发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于无可奈何之际，自沉于汨罗江中。
二、屈原的思想
第一、忠君爱国。 他对楚国怀有“深固难徙”的钟爱，有一种超乎寻常的深沉眷恋情绪，本国没有希望，甚至遭祸殒身，但他仍然希望存君兴国；受到疏远、流放之后，他怨君更忠君，将“俗之一改”寄希望于君之一悟，因而有恋阙思君、表白陈情的倾诉，有抨击群小、以显己美的对比。
第二、独立不迁。 屈原廓其无求，头脑清醒，独立于世，横而不流，他追求正直、光明，鄙视周容、佞曲，即使备受摧残，穷困茕独，谣诼攻击，无人支持，也不改弦易辙。为了美好人格、操节的保持，他牺牲了欢乐、升擢，也牺牲了自己的宝贵生命，更牺牲了比生命还看重的“修名”。
第三、上下求索。 对理想、对真理、对美政的追求，执著不懈，不屈不挠。 第
四、好修为常。 屈原说过，“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一篇《离骚》，言修者凡十一，志行高洁，仍不断磨炼、提高、完善。 与众不同的是，屈原汲汲以求的是以上四项的“全能”，力图将执著不舍的深切眷恋、不屈不挠的斗争意志、坚韧不拔的求索精神、好修不懈的崇高品质，“完美”地结合在一起。这种超越现实的理想模式、完人模式，是屈原的伟大、独特之处，亦是其痛苦、悲剧之源。因为根据当时的环境、条件、气氛、屈原是无法进行“全能”操作的；若要操作，必有舍弃；若不舍弃其中一部分，则不仅不能实现、实施、尝试，而且连自身也难以保全，所以就一下子陷入了困境、难以解脱。屈原遭到接二连三的打击之后，面临的已不是“进与退”、“仕与隐”、“成功与失败”的选择，而是“玉碎与瓦全”的选择。屈原克服了短暂的思想动摇，始终坚持“全能”，决不轻易舍弃其中任何一项。因此以其生命与“修名”为代价，为我们自塑了一个完美的人格典型；屈原的悲剧，正源于自身无法解决的矛盾，而他的矛盾，正是他的人格的体现、他的“美”的张扬，而他，也就成了民族精神的完美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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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屈原的作品
《史记》本传中提到的有《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怀沙》5篇。《汉书·艺文志》载屈赋25篇，未列篇名。东汉王逸《楚辞章句》所载也是25篇，为《离骚》、《九歌》（11篇）、《天问》、《九章》（9篇）、《远游》、《卜居》、《渔夫》，而把《招魂》列于宋玉名下。对这些作品的真伪，历来说法很多。现在一般认为：《离骚》、《九歌》、《天问》、《九章》、《招魂》等二十三篇为屈原所作，《远游》、《卜居》、《渔夫》伪托的可能性大。
关于屈原作品的分类，姜亮夫分为三类解读：《离骚》、《九章》等为一组，大多有事可据，是屈原创作重心，带有自传性，乃情愫与事实之纠合而成篇；《天问》为一组，是屈原思想与学术造诣、批判精神的表现；《九歌》为一组，从民间祀神乐曲整理加工而来，是代人或代神表述，更多地显示南楚文学传统的痕迹。而《离骚》、《九歌》两组，构成屈原作品的基本风格。
《离骚》题旨与内容
一、创作时间
《离骚》是屈原最重要的代表作。全诗372句，2400余字，是中国古代最为恢宏的抒情诗篇。其写作年代，一般认为是在屈原离开郢都往汉北之时。《史记·屈原贾 生列传》说屈原因遭上官大夫靳尚之谗而被怀王疏远，“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 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也 认为《离骚》创作于楚怀王疏远屈原之时。
三、《离骚》的内容
尽管对《离骚》的写作年代和题旨有不同说法，一时难下定论，但仍可以这样明确的概括：这是屈原在政治上遭到严重挫折，面临个人的厄运和国家的厄运，对于过去和未来的思考，是屈原心灵历史的记载，是一篇崇高而痛苦的灵魂的自传。
首先从自叙平生着笔，历数内美，论修明志。他有众多的“内美”，如出身，姓同楚王；降生，幸逢大吉；得名，名嘉字懿。但“又重之修能”，通过江蓠、辟芷、秋兰、木兰、宿莽等香草的采集、佩带，说明后天的努力，博采众善，自我约束，锻炼与完善。同时，在汲汲自修的过程中，还带有春秋代序、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季节更替，日来月往，激发了诗人的敏锐感受力，乃至于一草一木的细微变化，也会引起诗人的时间忧虑，故《离骚》一则曰：“老冉冉其将至兮”，再则曰：“及荣华之未落兮”，三则曰：“恐鹈鴂之先鸣兮”，四则曰：“及余饰之方壮兮”，五则曰：“及年岁之未晏兮”，这比兴与直陈的交互表现，凝聚着诗人人生追求的可贵的时间意识。
其次，诗人全力揭露群小丑态。而其目的又是以明其节，以申其志，冀君明辨，所以对楚怀王的表白是通过对群小的抨击来实现的。屈原因信而见疑，忠而被谤，则自然会埋怨君王糊涂，听信谗言，不辨曲直，前后不一，变化难定。而
32 抨击群小，既历举其罪过：竞进贪婪，不厌贪求；投机取巧，违背法度；背直追曲，苟合取容；嫉妒贤良，造谣中伤——这就是屈原所处的溷浊环境，他手指着群小，眼看着君王，既表白自己，又求君明鉴：美德善行，反而成了牵累；博采众善，反成罪过！自伤自叹之余，又将哲学视野从狭小的空间——楚国宫廷斗争飞越到悠久的时间：道不同，岂止不相为谋，简直冰炭不能相容；正直与邪曲怎能和平相处？小人得志，贤良受气，自古以来，不乏其例，有什么不能理解呢？既然为了理想与人格，受到打击与诬蔑，付出沉重的代价，也就不应该半途而废。所以再次表示：余心所善，九死不悔！即使忍尤攘垢、溘死流亡，即使郁邑侘傺、穷困失路，也在所不惜！因为为清白、为正义而死，正是前代圣人所嘉许的！这震憾人心的独白，是屈原用自己的生命、乃至自己的一切铸就的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宣言。
接着，《离骚》则从“为臣”的角度，转到“为君”的角度，给我们展示了一幅平民很少涉及的“君王世界”。为了使怀王醒悟，频频引证古代圣贤之遗训，又以亡国之君为鉴戒，导君先路，从而构成了古代统治者正反人物形象系列。正面有：汤、禹、周文王、周武王，三代开国之君之所以政兴名显，千古敬仰，是因为他们为政以德，圣哲茂行，具体表现为：谨慎敬畏，专心治国；遵循法度，毫无偏颇；举贤授能，黜退佞邪。反面有：启、羿、浇、桀、纣等，这五人之所以亡国危身，为天下笑，主要是为政失德，具体表现为：沉湎声色，康娱自纵；淫游佚畋，暴虐常违；菹醢贤能，听信谗佞。在两个系列中，屈原写正面人物虚而简，写反面人物实而详，有利于劝戒、开导怀王：盛衰之理在于人事，而人事又集中在最高统治者身上，而人君之德又集中在自我约束、自我节制、严格要求自己上。《离骚》还反复叙述尧、舜耿介得路，三后用人唯贤，尤于汤、禹、武丁、文王、齐桓公举贤授能，不拘一格，君臣相得，遂建功业而欣欣羡慕，反复称道。屈原的苦衷与渴求，于此可见。
再次，《离骚》通过上下求索抒发了自己“进”与“退”的激烈思想斗争。诗人虚拟了一个“知音” ——女嬃劝导自己，希望自己随和顺从，作一些让步，正所谓“退后一步，海阔天空”。但诗人不能接受劝告，故到古圣大舜那儿陈词，结果意气风发，驾龙乘凤，凭风飞行，寻求理想。这次行程声势浩大，仪从颇盛，有白龙、凤凰、日御羲和、月御望舒、风神飞廉、雷神雨师相助，不仅浩浩荡荡，堂堂正正，而且日夜兼行，风驰电掣。“纷总总其离合兮，斑陆离其上下”，天庭云霞的美好景观令人神往激动，但等待诗人的却是毫无精神准备的冷遇：天庭守门人漠然而视，不予理会，无法与上帝沟通相见。所以诗人再抑制不住内心的愤慨：为什么天上人间都是这样混乱污浊，压制贤良，嫉妒高才，贤愚不分，是非颠倒？气愤之余，又决不愿轻易放弃：“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从下文“三求女”来看，从“闺中既以邃远兮，哲王又不寤”之表喻与本旨对应来看，求女，即求君，求理想的实现。若从深层思考，屈原追求的，正是他的人生选择与价值取向：深固难徙的国家观念，君臣相得的美政标准，独立不迁的人格准则，好修为常的道德规范。
最后，《离骚》抒发了“去”与“留”的矛盾与斗争。诗人在求女失败、上天入地无路可走的时候，请灵氛占卜，其结论为：出必有合，于楚无望；诗人怀疑，又请巫咸降神，结论为：远逝择君，速去可成。诗人因“恋楚情结”而生犹疑，继而自念，感到恋楚有祸，国无知音。三层推进，如出一辙，反复渲染“必去”之理念，正是势在必行——于是诗人“历吉日乎吾将行”，诗人充分描写了
33 这次出行的准备、原因、路线、地点，尤其渲染其行色：车马之盛，仪从之众，山川之广，心情之怡，而末四句则如苦人得喜梦，乍然惊醒，写出行的结果：“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因留恋楚国、行而复止。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屈原作出去楚决定是他保美质、为美政的唯一出路；但强烈的乡国之恋始终使他狐疑犹豫，不忍去楚；在“势在必行”这个理论基础上作出的“行而复止”的伟大举动，是诗人剖明心迹、感悟其君的深刻而独特的一种方式，更是他的“恋楚情结”的必然表现。
本节讲授《离骚》的思想、艺术成就
一、《离骚》反映的思想
第
一、存君兴国的美政理想
既莫足与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导夫先路。皇天无私阿兮，览民德焉错辅。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
对屈原所说的“美政”，如果冷静的看，我们只能说这是超越现实的理想。诗人所推崇的“三王”之政，“尧舜”之治，实际上是儒家虚构的产物；他一再提出的以民为本、修明法度、举贤授能等政治主张，在春秋战国时代作为一般的原则虽然已经得到普遍赞同，但在实际统治中，也不可能得到真正的实行。而屈原却始终要求以他理想中的“美政”改造楚国，并以此照出楚国政治的黑暗，批判楚国君臣的昏庸和贪鄙。当他认识到美政不可能实现时，就宁可怀抱理想而死。我们决没有理由指责屈原的“偏激”，指责他的理想“不切实际”。因为理想本身是照耀人类前进的光芒，为理想而奋斗是人类不可缺少的、得以摆脱平庸苟生的伟大精神。
第二、深沉执着的爱国情感
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忽临睨夫旧乡，蜷局顾而不行。 对屈原的爱国精神，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屈原的爱国和忠君连在一起，二者密不可分，楚怀王已经昏庸胡涂，楚国已经毫无希望，所以屈原没必要那么深深地爱着他的楚国；另一种意见认为屈原的爱国是一种狭隘的观念。当时秦统一六国已经是大势所趋，屈原要“存君兴国”，是不现实的，只能是悲剧的结局。这两种看法都有一些片面性。爱国主义是一个历史范畴。我们只能把屈原的爱国精神放到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去考察。在那个时代，君国一体，屈原也只能把振兴楚国的希望寄托于楚王身上，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无可厚非。而且他的爱国还有爱民的因素在内，面对着“虎狼之国”的秦国的侵略，屈原对自己祖国和人民的前途忧心如焚，如果像苏秦、张仪之流那样“朝秦暮楚”，屈原完全可以名利双收。所以屈原的爱国，没有一点为自己的私家利益的因素，完全建立在为国家、为人民（包括楚王）的基础上，而且为了祖国和人民以死殉国，如此深沉执着的爱国感情，何等坚贞！何等纯洁！因此对屈原的爱国精神应该给以充分的肯定。
34 第
三、放言无惮的批判精神
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固时俗之工巧兮，偭规矩而改错。背绳墨以追曲兮，竟周容以改度。
屈原在作品中满怀忧愤，责数楚王之昏惑，揭露世俗之混浊，痛斥群小之邪僻，表现出可贵的批判精神。对此，班固评价说他“露才扬己”，“亦贬絜狂狷景行之士”；北朝颜之推说“屈原露才扬己，显暴君过”，他们是站在封建正统和儒教的立场上评价屈原的，这正好从反面说明了屈原的批判精神之可贵。如果当时屈原面对不幸的遭遇而委曲求全，一味退让，也就没有后世人们心目中伟大的屈原的形象和不朽的诗篇《离骚》了。应该说，屈原的那种放言无惮的批判精神，在中国古代奴气十足的专制社会里，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它对后世一些正直的文人有很大的影响，如司马迁、李白、韩愈等。他们正像鲁迅所说的，是“中国的脊梁”。
第
四、独立不迁的峻洁人格
屈原的独立不迁的峻洁人格，与他高贵的出身、不断的品德修养等因素分不开。诗人在《离骚》中抒写对真、善、美的执着追求，对假、丑、恶的无情鞭挞，倾诉了坚持操守、九死不悔的坚定意志，表达了不与小人同流合污的顽强决心。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当诗人意识到自己和他所属的群体——楚国贵族集团——完全处于对立状态时，不仅没有恐惧感，反而产生了一种自豪感。“鸷鸟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他在孤立中看到自己的高大，而对孤立他的社会投以蔑视。其峻洁人格，“虽与日月争光可也”！但还应该看到，屈原的峻洁人格在当时的楚国是超前的。超群意识与忠君意识的结合，不能不说是酿成诗人悲剧的一大心理因素。而从根本上说，诗人的悲剧乃是其主体意识的觉醒与其人格依附于君主的矛盾冲突的必然结局。
五、《离骚》的艺术成就
第一、灵均形象的塑造。在屈原作《离骚》之前，文学作品多属集体创作。《诗经》中虽有个别作品可知作者，但他们只是因时感时偶一为之，并非自觉专心致力于文学创作者。至于诸子之文，多系一家一派学说之荟萃，且大多不出于个人之手。屈原的出现，则意味着我国文坛上第一个自觉的从事文学创作的作家的产生。诗人以自我为原型，成功的塑造了一位光彩照人的抒情主人公的高大形象。这位名曰“正则”、字曰“灵均”的主人公，就是屈原自己。这位主人公有高贵的家世，奇特的诞生，非凡的气度，美好的品格，高尚的志趣，缤纷的服饰，独特的爱好，有高洁的人格，有对理想的执着追求，有九死不悔的无畏精神，有深挚的爱国感情和与邪恶势力绝不妥协的斗争意识。诗人用满腔的心血所塑造的这一主人公的形象，成为后世人们所景仰、敬慕的崇高形象。
第二、创作方法的突破。《诗经》奠定了我国文学史上现实主义传统的基础，古代神话则是浪漫主义传统的源头。屈原继承、发展了《诗经》、神话的优良传统，其《离骚》以现实主义为基调，而以浪漫主义为特色，二者的完美结合，不仅标志着创作方法的突破和发展，而且证明了屈原无愧为一位伟大的艺术家。诗
35 人以极富个性化的笔触，真实而深刻的揭示了战国后期那一特定历史时期楚国政治的黑暗和社会的混浊；通过灵均这一典型形象的塑造，真率的抒发了自己的理想和感情。而更令人赞叹的成就则是浓厚的浪漫主义特色：火样的激情，飞腾的想象，奇幻的意境，瑰丽的文采。这在诗中上下求索，四方神游的描写中，表现尤为突出。
朝发轫于天津兮，夕余至乎西极。凤凰翼其承旗兮，高翱翔之翼翼。 真所谓“东一句，西一句，天上一句，地下一句，极开阖抑扬之变，而其中自有不变者存。”（刘熙载《艺概·赋概》）任想象展开翅膀，飞腾于九霄云外，与风雷结伴，共凤凰翱翔，忽东忽西，变幻无穷；而一颗赤子之心深深眷恋着满目疮痍的祖国永不改变。
第三、表现手法的开拓。屈原继承并发展了《诗经》赋、比、兴的表现手法，对比兴手法的运用作出了重大开拓，为中国古典诗歌艺术的民族特色增添了异彩。诗人寄情于物，托物寓情，使主观之情与客观之物融为一体，创造出富于象征意味的艺术形象。这就突破了《诗经》以借物抒情为主要特点的比兴手法的局限。《离骚》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诗人创造出两类意象：美人、香草。美人的意象一般被解释为比喻，或是比喻君王，或是自喻。香草意象一方面指品德和人格的高洁；另一方面和恶草相对，象征着政治斗争的双方。总之，《离骚》中香草美人意象构成了一个复杂而巧妙的象征比喻系统，使得诗歌蕴藉而且生动。正如司马迁所评价的：“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实开后世诗人以情寄物，托物以讽的先河，促进了中国古代诗歌艺术的发展。
第四、形式和语言的创新。《离骚》打破了《诗经》的四言格式，创造了一种句法参差、韵散结合的新形式。较之《诗经》，扩大了结构，增加了容量，有利于表达丰富复杂的思想内容和热烈奔放的感情。大量采用楚地方言（如：羌、蹇等）和联绵词（如：陆离、婵媛、逍遥、相羊、委蛇等）、迭词（如：冉冉、岌岌、邈邈等）以及对偶等语言形式，增强了诗歌的节奏感、音乐美，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至于“兮”字的运用，则更令人注目。多置于句尾，隔句一用，切合感叹抒发幽愤感情的语气。极富抒情味和感染力。这一特点，可说是“骚体”的标志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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